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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三个“解放出来”，突出了新形势下解放思想的三个主攻方向，明确了我们在思想方法、思想路线上所要扫除的三个障碍。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要求全党“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在党的基本理论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最近刚刚召开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了这三个“解放出来”。三个“解放出来”突出了新形势下解放思想的三个主攻方向，明确了我们在思想方法、思想路线上所要扫除的三个障碍。学习贯彻“七一”讲话和十五届六中全会精神，必须发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自觉做到和坚持这三个“解放出来”。
从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
“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这是要求我们的一切思想和行动都要与时俱进，跟上时代。任何落后于实践和时代的观念、做法和体制，都不应该成为我们前进的障碍。时代变了，思想就要跟着变。环境、条件和任务不一样了，就要采用最合适的办法，创建最合适的体制。“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只有不断地从一切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我们才能轻装上阵，不断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从各种“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什么叫改革？为什么要改革？说到底就是我们的某些做法、体制不合时宜了。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对于组织和调动有限的资源，集中力量建立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解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问题，起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其内在的弊病日益突出地暴露出来。改革成为时代的呼唤、人民的要求。我们党顺应这样的要求，实行改革开放的大政策，对传统的体制进行了革故鼎新的大手术，使我们的体制一步一步向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和转变，从而获得了新的生命活力。
伴随着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相继冲破了一系列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
过去，我们一直以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为骄傲。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小平提出：现在经济建设的摊子铺得大了，感到知识不够，资金也不足。因此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根据这一思想，1979年6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了“采用国际通用的各种合理的形式吸收国外资金”的重要政策。吸引外资，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有人担心吸收外资会不会损害国家主权。但1984年邓小平给第一个为吸收外资而组建的企业——中信公司成立5周年而写的题词就是：“勇于创新，多做贡献”。创新、贡献这两个词，或许就是对种种疑虑的最好回答。事实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取得了巨大成就，它缓解、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通过建立外商投资企业，引进了先进的管理经验，造就了一批新型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水平；它还加强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接轨，带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并且为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准备了条件。
股票、证券，从来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但随着改革的发展，1984年，在北京诞生了我国第一家由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造的股份制企业——北京天桥百货股份公司。同年，上海飞乐音响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向公众发行50万元股票，成为我国第一家向公众发行股票的股份公司。1986年11月，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范尔霖率团访华。他给邓小平带来了两件特殊的礼物：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一枚证章和一本证券样本。当时，范尔霖还有点忐忑不安。股票、证券交易，在中国是长期被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邓小平会收下这种礼物吗？但使他十分高兴的是，在会见中，邓小平不仅收下了，而且还回赠了一张5元面值的飞乐股票。邓小平的这一举动，无疑把股票、证券从资本主义的专利中解放了出来，大大推动了我国股票证券市场的建立，促进了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完善。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针对股票、证券市场问题上仍然存在的一些不同意见，进一步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试”的结果如何？非常清楚：如果没有一个健全完善的股票、证券市场，就不可能有健全完善的市场经济。
经济结构调整。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外延、粗放的方式，不断地上新项目、铺新摊子。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再继续沿用这一方式，国家财力将无法承受，资源的消耗及缺口也相当惊人，与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趋势也不相适应。因此，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依据邓小平的思想，提出了更新发展思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十五大进一步要求，在优化经济结构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真正走出一条速度较快、效益较好、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子。根据这一方针，我们把经济增长方式从主要依靠不断扩大新规模，转到对现有企业挖掘、改造、改组和扩建上来；从主要追求产品数量和增长速度，转到注重产品质量和品种，提高经济增长的实际效益上来；从偏重依靠增加财力、物力和人力投入，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向结构优化要效益，向规模经济要效益，向科技进步要效益，向科学管理要效益。发展的观念转变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也在不断提高。
无数的事实都证明，人类社会是一个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时事在变，条件在变，环境和任务也都在变。万事皆变，我们就不能简单地“以不变应万变”。邓小平说，所谓解放思想，就“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党的十四大也说，解放思想，“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改变因循守旧、不接受新事物的精神状态”。原有的观念、做法和体制，如果在发展了的新形势下仍然是科学、合理、有效的，我们当然要坚持。但如果确已时过境迁、不合时宜了，我们就没有必要抱着不放，被它束缚住手脚。“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只有正确地分析变化中的形势，努力掌握变化的主流和方向，不断地从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体制、方法等等中“解放出来”，我们才能适应不断发展中的时代趋势。
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
“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这是要求我们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过去，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曾经遇到过生吞活剥、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个别原理、个别词句的现象。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结果并没有真正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相反，还由此形成了一些错误的观念。由于它貌似马克思主义，有时还很能吓唬人。我们要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作用，就要正本清源，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全面、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如果仍然停留在这样那样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我们就无法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无法解决党的建设和其他工作中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所以，解放思想，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提高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坚决地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
对生产力的认识和态度，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所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力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和进步的决定性力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但是这样一个基本的观点，却曾经被“左”的思想搞得面目全非。“四人帮”鼓吹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硬把社会主义与贫穷联系在一起，谁一说发展生产力，就被当成“唯生产力论”批判。这种“左”的东西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却严重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这个基本的问题上拨乱反正，一次又一次地指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发展生产力，重视发展生产力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江泽民同志又进一步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正是由于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甚至曲解中解放出来，摆正了生产力的位置，我们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进一步，什么是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曾经依据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作出过一些分析和构想。这些构想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也有一些内容，与现实之间有着一定的差距。比如，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很难以完全纯粹和统一的形式实现全社会的占有；很难完全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和社会生产；更不可能消灭商品生产和货币关系。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因为马恩他们的构想基本上是一种理论的抽象，舍弃了大量复杂、具体的社会现象；他们本人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各种预测都带有“未来学”的特点；他们的研究是以当时资本主义发展比较典型的英国、德国、法国等为范例进行的，而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面对理论与现实的差异怎么办？是让现实服从理论，还是随着实践发展理论？邓小平的回答是：“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邓小平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切实的要求和规范，特别是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我们的思想从长期存在的教条式理解中解放了出来，大大提高了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如果没有这种“解放出来”，改革开放就不可能迈开步子，中国社会也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大的变化和发展。
在劳动和劳动价值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他们所处时代的特点和社会实际出发，批判地吸取古典经济学派价值理论的合理成分，创立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并进而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一百多年过去，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党已经执政50多年，改革开放已经20多年，我国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特别是我们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当代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所有这些，都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这就需要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加深对生产劳动、经营管理劳动、科学技术的作用、社会必要劳动、资本有机构成、收入分配等方面的研究。只有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作出新的解释和回答，才能把今天我们在改革开放中遇到的许多新问题真正说清楚。
马克思主义是指南，就不能当成教条；是科学，就要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它。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我们决不能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上，或者停留在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上。”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正确的态度只能是：“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是改进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的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关键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用唯物的而不是唯心的、辩证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方法观察事物、解决问题。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不是马克思主义，但它很容易侵入到我们的头脑中，自觉不自觉地在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中表现出来。如果不加以清除，就很可能误导我们的工作，影响我们的事业。所以解放思想，从思想方法上来说，就是要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要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犯主观主义的毛病。要善于按辩证法办事，用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看问题，防止任何片面、停滞、僵化的观点。解决了思想方法问题，我们就犹如掌握了一把万能的钥匙，能够更加顺利地打开各种理论和实践的大门。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于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过程。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我们曾经把资本主义的范围无限扩大，用形而上学的办法解释它们的差别。比如，在农村，把农民发展家庭副业统统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甚至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规定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谁多养了几只鸭子，就要挨批挨斗，被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改革开放的兴起，冲破了这种形而上学的束缚，使农民自主经营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农村经济乃至整个经济才迅速活跃了起来。农村最初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也被指责为单干、复辟资本主义。但农民的实践，一步步证明了这是一种误解和偏见。1980年邓小平就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1982年的中央1号文件，第一次肯定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的性质。1983年的1号文件，进一步肯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的伟大创造，马克思主义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思想解放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才普遍推开，给希望的田野带来了勃勃生机。
计划与市场，我们曾经长期把它们对立起来，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而市场经济则等于资本主义，两者水火不相容。但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一步步冲开了计划经济的缺口，证明了发展市场经济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1979年11月，邓小平就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但这个重要的谈话，当时并没有公布，党内没有传达，《邓小平文选》第一版中也没有收录。直到1994年11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修订再版，这篇谈话才得以问世。一篇重要著作沉默了整整15年，说明中国走向市场经济之路是一个多么艰辛的探索过程。在党的文件中，1982年首次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就彻底扫除了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形而上学观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打开了广阔的道路。同年，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提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他个人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经过长期的探索之后，党的十四大终于正式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起了画龙点睛、豁然贯通的作用。
如何对待财产问题？这是当前以及今后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我们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把人们的经济地位、占有财产特别是生产资料的状况，当作划分阶级和衡量政治态度的主要标准。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个人的财产也不断增加。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整个社会的富裕程度将会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拥有的财产也会进一步增加。这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搞社会主义，就是要使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都成为社会的主人，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坚决破除了在财产问题上的形而上学观点，明确地提出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这一思想，坚持了辩证的观点，坚持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利于消除人们在发展生产力中的种种顾虑，有利于促进社会财富的迅速增加，也有利于正确认识社会各个阶层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总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也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统一的整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冲破长期形成的“左”的思想的束缚，冲破各种陈旧观念的束缚，冲破停滞、僵化的思维模式的束缚，才不断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事实证明了江泽民同志所说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解放思想没有尽头，实事求是要一以贯之。面对不断前进的伟大实践，我们一定要更加自觉地做到三个“解放出来”，努力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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