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国家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策论文,亚洲国家论文,收入差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亚洲国家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
(一)卓越的经济增长和扩大的收入差距
在过去20年里，亚太地区的许多国家在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人口方面表现卓越。从1990年到2010年，亚洲发展中国家以2005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7％，是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3.4％)的两倍多(图1)。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中国和印度(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空前的经济成就，二者的GDP年均增长率分别是9.9％和6.4％。
高速的经济增长导致了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与贫困人口的下降。1990—2010年期间，亚洲发展中国家以2005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1633美元上升到了5133美元。在同一时期，根据每人每天1.25美元国际贫困线计算的贫困人口比例从52％下降到了21％。这意味着7亿多亚洲人口脱离了贫困。17个国家贫困率的下降幅度达到了15个百分点。
图1 经济增长和贫困下降(1990—2010年)
CA=中亚；DA=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EA=东亚；LAC=拉丁美洲和加勒比；MENA=中东和北非；PAC=太平洋；SA=南亚；SEA=东南亚；SSA=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注：累计减贫率是2010年的加权贫困人口比例减去1990年的加权贫困人口比例。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数据包括中亚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东亚的中国；太平洋的斐济和东帝汶；南亚的孟加拉国，不丹，印度，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东南亚的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的PovcalNet(2012年3月9日截止)和发展指标在线数据库(2012年2月7日截止)。
但在经济高速增长、贫困大幅下降的同时，许多国家的收入差距也在上升。在29个有可比数据的亚洲经济体中，12个经济体的基尼系数在过去20年中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图2)。这12个国家的全部人口占亚洲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的80％。
图2 亚洲国家(或地区)基尼系数年增长率(％)：1990s—2010s
注：基尼系数的年增长率指的是1990s至2010s期间的年均增长。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地区用人均收入法计算，其他国家或地区则采用人均消费支出法计算。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的PovcalNet(2012年3月9日截止)，家庭调查数据(大多数太平洋国家和印度)，及官方统计出版物(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
图2与表1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上升最快，从1990年的32.4上升到了2008年的43.4，年均增长1.6％。①印度尼西亚的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29.2上升到了2011年的38.9，年均增长1.4％。印度的基尼系数从1993年的32.5上升到了2010年的37.0，年均增长0.7％。
历史上，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一直保持在较低的水平，特别是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地区(比如拉美)。与亚洲不同，许多拉美国家的收入差距在过去20年中缩小了，尽管其平均收入差距水平依旧高于亚洲(图3)。
图3 世界各国近年的基尼系数
注：图中每一标记代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尼系数。拉美和OECD国家的基尼系数根据人均收入估算，其他国家或地区(除亚洲的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台湾地区)的基尼系数根据人均消费支出估算。数据为2010年或最新可得到的。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的PovcalNet、ECD统计数据库、家庭调查数据及有关国家的官方统计出版物。
(二)不均等的概念：结果和机会的不均等
在讨论不均等时，我们有必要区分两个概念：结果的不均等和机会的不均等。经济学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个人如何利用可得到的资源，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去追求他们的福利最大化。实际研究通常以收入或支出来代表福利最大化的结果。但是，仅仅以收入或支出来度量结果是有局限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从非收入的角度(如教育和健康)来看福利并研究不均等和贫困。比如说，良好的健康状态给个人带来的好处就不能完全用收入来衡量。
结果不均等是经济过程的最终表现。当我们考察个人之间结果(如收入)差异的形成时，有必要区分个人的背景和个人的努力程度分别所起的作用(Roemer，1998)。这里个人的背景是指个人所不能控制的特征，如性别、种族、家庭与父母的情况(如父亲的教育或收入)或出生地。个人背景的不同所造成的结果差异反映的通常是机会的不均等。另一方面，给定个人背景，个人在劳动力市场或教育上努力程度的不同也会影响他们的结果。
区分机会不均等与结果不均等在指导公共政策方面特别有用。机会均等不仅在道德观念与伦理上极为重要，它也是社会繁荣的一个重要条件。公共政策必须把减少或消除机会不均等作为首要目标。正如我们将在后面讨论的，机会均等是包容性增长理念的核心(Zhuang，2010)。在本文中，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机会均等上，即确保每个人拥有公平地参与增长过程的机会，并能公平地享受增长的成果。父母的收入不均等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子女的机会不均等，这种不均等也需要政府干预来保证全社会享受公共服务和参与市场交易的公平性。
现实中，机会不均等和结果不均等之间的差别并非一目了然。社会中对于什么是个人背景因素、什么是个人努力的看法也往往不一致(Roemer，1998；Paes de Barros et al.，2009)。即便是这样，我们不难在低收入国家观察到许多限制大部分人机会的极端情形。这些情形包括缺乏体面的就业机会和基本的社会服务，及在就业和享受社会服务方面机会的不均等。在这些方面每个公民本应享有同等的权利，权利的差异就意味着机会的不均等。对于儿童来说，享受教育和医疗服务的权利差异反映了机会的不均等，因为它们不在儿童的控制范围之内。
(三)为什么要关注收入差距和不均等问题
不均等不但是发展本身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也会影响政府为减少贫困和保持增长所作努力的效果。让人们能公平地享受发展的成果，既能促进减贫，又能巩固未来增长的基础。
1.不均等对减贫的影响
不均等会阻碍减贫的步伐。图4比较了部分国家2008年的实际贫困人口比例与假定上世纪90年代以来收入差距保持不变情况下模拟的贫困人口比例。②对比的结果显示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减贫的反作用。特别地，如果收入差距没有扩大，则在2008年，印度的贫困人口比例将减少至29.5％，而非实际的32.7％；中国的贫困人口比例将下降到4.9％，而非实际的13.1％；印度尼西亚的贫困人口比例将缩小到6.1％，而非实际的16.3％。
对12个收入差距扩大的国家来说，代价就是2.4亿人口本来可以脱离贫困，但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他们仍在每人每天1.25美元的贫困线下挣扎，这占了发展中亚太地区现有全部人口的6.5％。
图4 实际与模拟的贫困人口比例：2008年
数据来源：模拟所用数据来自PovcalNet(2012年3月9日截止)和家庭调查的支出数据。
2.不均等对制度和增长的影响
不均等不仅妨碍减贫，也能通过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机制影响增长本身。
财富和收入的不均等会导致人力资本的配置不当。那些低收入家庭不能投资于人力资本或使财富增值的经济活动，从而无力摆脱贫困。原则上他们可以通过借贷来投资。但不健全的金融市场和其他的市场失灵通常会限制他们的借贷能力。比如，许多实证研究发现小企业的投资具有更高的潜在回报率，但由于资本市场的限制而无法实现(de Mel，Mckenzie and Woodruff，2008)。
收入差距的扩大让更多人处在财富分配的两个极端，也就是中产阶级的空心化。近年来，学者们一直强调中产阶级对于稳定和增长的重要性。例如，Birdsall(2010)强调中产阶级推动的经济增长更具有可持续性。经济上，这样的增长能够避免与利益高度集中相关的寻租及腐败行为；政治上，更容易管理种族和民族之间的矛盾。
实际上，学界对于不均等和制度之间的联系存在一种广泛的共识。不均等通过不同的层面(如从政治稳定性，到制度稳定性，再到产权)对制度的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尽管它们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也是广泛认同的(Zhuang et al.，2010；Nye，forthcoming)。同时，也有学者研究不均等对犯罪和暴力进而对投资环境的影响(Fajnzylber、Lederman and Loayza，2002；
zler and Demombynes，2002)。
最后，不均等的加剧会导致政治的不稳与反弹。政府迫于民众要求采取民粹主义政策的压力也会增加。为了应对日益高涨的社会诉求，政治程序可能会更倾向于那些在短期内惠及低收入人群，但在长期会阻碍增长和效率的政策(Alesina and Rodrik，1994)。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发生了系统性的分裂。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这都引起了普遍的关注。
要实证地检验不均等和增长之间的联系并不容易，因为存在着大量的其他干扰因素，而且经济分析经常受制于数据和方法。所以，毫不奇怪，实证结果有时会大相径庭(Kanbur and Lustig，2000；Barro，2008)。但是，Berg和Ostry(2011a，2011b)最近的研究提供了不均等和增长之间关系很有说服力的证据。他们的研究对长期增长和短期增长作了区分。启动增长与保持长期增长是不同的。很多国家发现在短期内启动增长相对容易，但在长期将它保持下去则很困难(Hausmann、Pritchett and Rodrik，2005)。 Berg和Ostry(2011a，2011b)的计量分析证明了不均等是解释长期增长的关键变量。因此，不均等不仅会破坏一般增长下的减贫效果，还会影响增长的可持续性。
二、衡量机会的不均等
(一)什么是机会不均等?
机会不均等是最近几年收入差距研究的一个新命题。从概念上，我们首先要区分机会是否存在与机会是否得到有效利用。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因为个人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机会不同，还是由于个人主观努力上的差异所造成?这一区分对制定政策具有很大的意义。这可以用一些例子来说明。
首先来考虑两个低收入的个人。其中一个尽管被提供了良好的教育和医疗条件，由于自身的努力不够而没能利用这些机会。另一个所受的教育不足，虽然愿意做出努力，但是收入仍然很低。前者的遭遇是由于努力不足，后者则是起因于外部环境的制约。这里的区别在于前者本来可以更加努力，而后者受到了机会不足的限制。
为什么从一开始就会出现机会的差异呢?让我们再考虑两个人，其中一人缺乏上学和就医的机会，因而他们两人在教育和健康方面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一些社会因素所导致的机会方面的歧视，也可能是由于某些特定地域没有提供这种服务。这里，歧视和不完全的服务覆盖都阻碍人们通过积累自身的人力资本来提高获取收入的能力。这就是机会的不均等。
不过，这不是机会不均等的唯一原因。再考虑两个人，他们有相同的教育和健康水平，同等程度的努力，但是其中一人却不被允许为获得收入而做出努力。这种排斥可能来源于劳动力或信贷市场上的歧视，也可能来自性别和种族歧视。这类社会排斥同样会造成机会的不均等。
因此，机会的不均等可能来源于由享受公共服务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人力资本(教育和健康)的差距，也可能来源于参加市场活动、获取收入的机会的不同。在这个例子中，最终的结果，即实际获取的收入，也取决于个人的努力。机会的不均等是结果不均等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
由个人背景造成的不均等在伦理上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起源于个人所不能控制的因素。相比之下，由个人努力不同所引起的不均等在伦理是可接受的，甚至是有用的，因为它是对个人努力的回报，可以刺激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从政策的角度，这两者之中需要更关注机会的不均等。
当然，在实际中很难将个人努力和机会因素区分开，尤其是在代与代之间。父母的收入状况虽然是他们自身努力的结果，但是决定着子女的机会。父母的收入不均等也是决定机会不均等的主要因素。
由于收入差距和机会不均等之间的联系，同时研究这两者就很重要了，政策制定者需要同时处理这两个方面的不均等。如果任何机会的不均等都会转变为更大的收入分化，并且收入分化又转化为下一代人之间的机会不均等，政策制定者就需要加倍努力，打破父母的收入与子女的教育机会之间的联系。
(二)亚洲的教育机会不均等
亚洲国家在普及教育和改善医疗方面做出了卓绝的努力，但是，巨大的不均等依然存在。
1.贫富家庭之间的不均等
在亚洲，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之间失学儿童的比例有很大差异(UNESCO，2005)。例如，在孟加拉国、印度、蒙古、缅甸和菲律宾，1999—2003年间平均失学儿童的比例大约为20％。最穷的1/5家庭儿童失学的可能性是最富裕1/5家庭的3倍。在柬埔寨和老挝，失学儿童平均比例大约为35％，最穷1/5家庭的儿童失学概率是最富裕1/5家庭的4—5倍。
近期对不丹、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的家庭调查的结果显示，教育指标的不均等具有持续性。从图5中我们可以看到：按照人均家庭支出衡量，不丹2007年最富的1/5家庭的儿童小学入学率是最穷的1/5家庭的2倍；在初中入学方面，两者相差5倍；高中入学率的差异高达25倍；与2003年相比，高中教育的差距明显扩大。在巴基斯坦，2008年最富的1/5家庭的小学入学率是最穷1/5家庭的2倍；在初中教育方面，两者的差别超过5倍；高中教育的差别则为27倍，比2002年略有增加。在菲律宾，2010年最富与最穷1/5家庭在小学入学率方面的差别不大，但在初中教育方面差别很大，高中教育的差别更大。
2.地域上的不均等
城乡之间在教育上也存在巨大差别(图6)。例如，不丹在2007年，巴基斯坦在2008年，农村的小学净入学率只有城市的2/3，初中和高中净入学率分别只有城市的1/2和1/3。菲律宾2010年城乡之间在小学和初中教育上的不均等程度很低，但高中教育很不均等，城市入学率是农村的1.5倍。
图5 21世纪第一个10年收入最高和最低的1/5家庭之间儿童净入学率的差距
注：净入学率指小学(初中或高中)学龄儿童中入学儿童的比例。不丹的初始年份为2002年，巴基斯坦和菲律宾为2003年；不丹的终止年份为2007年，巴基斯坦为2008年，菲律宾为2010年。
数据来源：家庭调查数据。
图6 城乡之间净入学率的差距
注：不丹的初始年份为2002年，巴基斯坦和菲律宾为2003年；不丹的终止年份为2007年，巴基斯坦为2008年，菲律宾为2010年。
数据来源：家庭调查数据。
3.性别方面的不均等
最近的数据显示，大多数亚洲国家已经实现(或者接近实现)了小学教育上的男女平等，只有阿富汗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例外。根据世界发展指标的最新数据，这两个国家的女孩和男孩小学入学率之比分别为0.69和0.82。与小学教育相比，各国在初中教育上的性别差异较大(图7)，但也取得了很大进步。东亚、中亚和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在初中教育性别平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南亚(斯里兰卡是个例外)以及部分东南亚和太平洋国家性别不平等仍然很显著。阿富汗女男初中入学率之间的比值下降令人担忧。
在高等教育方面，部分国家实现了性别平等。如马尔代夫和帕劳共和国女性的入学率是男性的2倍(图8)。但在许多国家女性的入学率远远低于男性，南亚国家尤其如此。
图7 女孩与男孩初中毛入学率之比：1991年与2010年
注：数据的基期为1991年，终期在2007—2010年之间。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发展指数在线数据库(2012年2月15日截止)。
图8 高等教育女性和男性毛入学率之比：2010年
注：数据在2001—2010年之间。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发展指数在线数据库(2012年2月15日截止)。
三、亚洲国家收入差距扩大的成因分析
(一)收入差距的推动因素和影响机制
在过去20—30年中，技术进步、全球化和市场取向的改革极大地推动了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但也对收入分配带来了严重的影响。综合起来，这些因素更有利于技术工人而不是非技术工人，更有利于资本而不是劳动力，更有利于沿海和城市而不是内地和农村。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许多国家收入差距的变化。
技术进步可以影响收入在不同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如果技术进步偏向高技能劳动者(即具有更高教育和更多经验者)，我们就会看到技能溢价(即技能劳动者相对于非技能劳动者的工资比率)的上升，这极可能扩大收入差距。技术进步也会改变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分配。如果它偏向资本，也会增加收入差距，因为资本收入主要流向富人而不是穷人，使其分配更不均等。
全球化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影响收入分配。贸易一体化会改变对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相对需求，进而影响相对工资。由于资本和技能之间的互补性，两者经常是共同参与生产，所以贸易会影响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分配。金融一体化会扩大对穷人的金融服务，但是它也会增加金融危机的风险，对穷人造成更大伤害。全球化会放大技术进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市场取向的改革是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但是也会对收入分配产生重大影响。贸易政策的改革通常是全球化的推动力。劳动力市场改革会改变劳动者相对于资本所有者的谈判能力，影响工资水平和收入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分配。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会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使资产回报更密切的反映要素的稀缺性，但也会对不同生产要素之间的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
全球化、市场化和技术进步对增长的影响通常在地理上分布不平衡，从而产生影响收入差距的一个新渠道——区域间的差异。这是因为这三大增长推动因素所促发的新的经济机会通常会首先惠及靠近贸易线路与海外市场的沿海地区(而非内地)及基础设施较完善的城市(而非农村)，从而影响收入在不同区域之间的分配。
上述三大因素的影响相互交织使分析变得非常复杂。尽管在概念上我们可以把它们厘清，在实证分析时却难以做到。因此，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将综合(而不加区分)分析上述三大因素影响收入差距的三个渠道：即人力资本回报率和技能溢价的上升，国民收入中劳动力报酬份额的下降，以及区域之间(包括农村与城市及地区之间)差距的扩大。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制度缺陷、市场扭曲和社会歧视等原因造成的机会不均等将使得技术进步、全球化与市场取向改革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二)技能溢价的上升
教育的不均等是收入不均等的一大重要来源。全球范围的实证研究表明，教育回报率近年来处于持续上升的趋势。例如，在OECD国家，未完成高中教育的个人的劳动报酬只有具有高中学历以上个人的23％。一个人如果接受过高等教育，他或她的收入可能比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个人的收入高出50％(OECD，2011b)。
亚洲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教育回报率随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并且两者的关系随时间变得更加紧密。亚洲开发银行的一项研究(ADB，2011b)发现，印度和菲律宾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工薪阶层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人实际工资的上涨快于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人，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同一研究还发现，教育在所有被分析的因素中对工资的影响最大。在印度，工资的基尼系数从1993年的40.5提高到了2004年的47.2，其中有一半的增长可以被个人的特征所解释，其中，教育可以解释50％。
许多研究所提供的直接或间接的证据都表明，技能溢价在亚洲发展中国家都在上升。Son(2010)发现，教育提高了个人被雇佣的几率。2003年，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人被雇佣的几率为57％，而具有小学学历的个人被雇佣的几率只有34％。这一差异在1997—2003年间有所扩大。由教育程度不同所导致的就业能力的差异在贫困家庭中更为突出。
针对印度、菲律宾和泰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大学教育与中学教育回报率的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中期这十年间有所扩大(Mehta et al.，2011)。这与高技能服务业的扩张有关，虽然它只占全部就业人数的7％～11％，却能解释教育回报率的40％～70％。
家庭调查数据有助于分析家庭户主的教育水平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图9显示，在8个亚洲发展中国家中教育不均等至少能解释20％以上的收入差距，而且这一份额在上升。在考察期内，8个国家教育不均等所解释的收入差距的份额都上升了，其中，中国最为显著，从1995年的8.1％上升到了2007年的26.5％。
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亚洲发展中国家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工资差距面临很强的上升压力。这是因为有偏向的技术进步所造成的吗?实证上要证明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技能溢价取决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毫不奇怪，研究者得到的结果也是两可的。技术进步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深远。政策制定者不可能也不应该逆转这种趋势，因为它带来了更高的生产率和增长。所以，解决收入差距问题要从减少人力资本的不均等着手。
图9 户主教育水平对收入差距的贡献度
注：收入差距的分解用的是GE(0)。中国的收入差距按照人均收入估算，其他国家按照人均支出估算。
数据来源：根据家庭收入与支出调查数据估算。
(三)收入中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
在过去20年，许多OECD国家收入中劳动报酬的份额处于下降的趋势，而资本报酬的份额则上升了。在美国，工业增加值中劳动报酬的份额从1992年的65％下降到了2009年的52.4％(图10)。就整个美国经济而言，国民收入中的劳动报酬的份额同期从68.7％下降到了64.2％。德国也是类似，工业增加值中劳动报酬的份额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上升至1993年的79.5％，随后下降至今。
图10 OECD主要成员国制造业增加值中劳动报酬的份额(1980—2011年)
数据来源：OECD统计数据库(2012年3月1日截止)。
图11 部分亚洲国家或地区制造业劳动报酬占增加值的比重
BAN=孟加拉国；PRC=中国大陆；HKG=中国的香港地区；IND=印度；INO=印尼；JPN=日本； KOR=韩国；MAL=马来西亚；SIN=新加坡；TPA=中国的台湾地区
注：各个时段代表的具体年份：Early1990s为1990—1992年，mid1990s为1994—1996年， early2000s为2000—2002年，mid2000s为2004—2006年。
数据来源：日本、韩国、中国的台湾地区和印尼的数据来自于OECD统计数据库；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的香港地区和巴基斯坦的数据来自于Felipe and Sipin(2004)；中国大陆的数据来自Baiand Qian(2009)；印度正规制造业的数据来自Felipe and Kumar(2010)。
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意味着工资上涨慢于劳动生产力的上升。其中原因有很多。第一是技术进步，特别是信息和通讯技术的进步大大提高了资本相对于劳动力的生产率及回报。第二是劳动者谈判能力的下降，这与劳动力政策的变动和这些国家或地区工会成员的减少有关。第三是全球化的推进和贸易开放导致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而劳动力密集程度相对较低的产业则留在了发达国家，后者的平均劳动报酬份额比前者要低(Jacobson and Occhino，2012；Arpaia、Pérez and Pichelmann，2009)。还有研究注意到全球化和贸易开放提高了劳动需求的弹性，进而降低了劳动者的谈判能力(Rodrik，1997；Harrison，2002)。
实证研究发现，亚洲也能观察到这种趋势。在图11中，所有国家制造业劳动报酬份额在过去20年中都有所下降。这些国家技术进步似乎倾向于促进劳动力的节约、偏向资本。这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些国家很高的资本积累有关(Felipe，2009)。其结果是许多国家增长的就业弹性近年来都有所下降(图12)。中国的增长就业弹性从1991—2001年的0.44下降到了2001—2011年的0.28。印度的则从0.53下降到了0.41。这种下降意味着为了实现每一个百分点的就业增长需要有更多百分点的经济增长，这种现象有时被称为“无就业的增长”。
图12 部分亚洲国家增长的就业弹性(1991—2001年和2001—2011年)
注：世界和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数为算术平均。
数据来源：国际劳工组织，2011。
增长就业弹性的下降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国2000—2008年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高达6.7％，马来西亚为5.5％，印尼、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和越南分别为3％～4％左右(APO，2011)。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劳动报酬份额下降意味着实际工资增长滞后于生产率的提高，部分原因是由于一些国家二元经济结构下存在着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劳动力的剩余削弱了劳动者的谈判能力，从而压低了工资，导致增长过程中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在印度，1990—2007年间正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7.4％，而年均实际工资增长仅为2％。在中国，Zhuang(1996)的研究显示，上世纪80年代如果把劳动力市场完全开放并取消对城乡劳动力转移的限制，城市的工资水平就会下降一半。
劳动报酬份额下降、资本报酬份额上升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这是由于财产分配的不均等，资本收入的分配比劳动工资收入更不均等。图13显示了一些亚洲及其他国家财富分配的基尼系数。财富分配比收入分配更不均等。
图13 财富分配的基尼系数
注：财富为净财富，包括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其中金融资产的可信度略差一些。
数据来源：Davies等(2008)。
图14 就业弹性与基尼系数的变化(亚太地区，1991—2011年)
数据来源：国际劳工组织关于趋势的计量模型(2011年10月)，PovcalNet数据库(2012年4月9日截止)，家庭调查数据(主要是太平洋国家和印度)以及国家统计部门的出版物(韩国)。
由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阶层更依赖于劳动收入，亚洲地区增长就业弹性的下降令人担忧。图14揭示了增长就业弹性与收入差距变化之间的关系。就业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密切相关性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努力探索促进就业的政策。
(四)区域间收入差距的扩大
由于经济活动在地理上的分布很不平衡，通常高度集中在某些地区，收入也是如此。一些国家或地区具有自然禀赋的优势，如肥沃的农业土壤，靠近有利于贸易的海岸线或者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一旦经济开始向其聚集，就会形成一个能自我维持的扩张与累积过程(Krugman，2008)。
1.城乡收入差距
在一些亚洲国家，城乡差距的增加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来源之一。2008年，中国全部收入差距中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达到了45％(图15)。库兹涅茨(1955)首先提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可能性。他的分析基于一个两部门的经济模型，即平均收入与收入差距都较低的农村和平均收入与收入差距都较高的城市。在这个模型中，收入差距由农村与城市各自内部的收入差距、两部门之间平均收入的差距以及人口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分布所决定。
图15 收入差距中城乡差别的贡献份额
注：收入差距分解用的是GE(0)和名义人均消费支出。
数据来源：根据家庭调查数据估算。
农村和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很可能受到前面所提及的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技能溢价的提高和地区差异的扩大(将在后面讨论)。而城市劳动力相对于农村劳动力所具有的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则会导致农村和城市之间平均收入的差距。但是城乡差距最有力的推动因素可能是经济集聚性及其对生产率的影响(de Groot、Poot and Smit，2008)。无论是哪些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过去20年中，亚洲城乡收入的差距扩大了，特别是在中国(图16)。
因此，农村和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以及城乡差距的扩大都导致了亚洲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的增加。那么农村和城市之间人口分布的变化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众所周知，亚洲的城市化速度很快。库兹涅茨以经验数据证明在城市化的初始阶段收入差距会上升，在后阶段则会下降，即两者之间呈倒U形的关系。Anand和Kanbur(1993)发现，即使只有城乡差别而农村和城市内部不存在收入差距，收入差距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也会呈倒U形。如果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比农村内部的更高，这种关系则会被进一步强化。这意味着，亚洲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正在进行中的城市化有可能是总体收入差距的有力推动因素之一。
图16 部分亚洲国家的城乡人均消费支出之比(1990—2010年)
数据来源：根据PovcalNet估算。
2.地区收入差距
在亚洲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地区收入差距也是总体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来源，中国和印度尤其如此(图17)。1990—2003年间，中国的地区差距与总体收入差距同步上升。
图17 部分亚洲国家省份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1990—2010年)
注：基尼系数按照人口作了加权。
数据来源：CEIC有关中国和菲律宾的省际数据以及印度统计和项目实施部数据。
人们普遍认为贸易的开放导致了中国沿海和内地之间差距的扩大。Lin(2005)强调，中国参与全球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国际贸易集中于东部沿海，这些地区与中国的主要国际市场如香港、欧洲、日本和美国之间的运输成本较低。而近年来地区差距的下降部分地要归因与中国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Fan、Kanbur and Zhang，2011)。
在印度，沿海地区同样比内陆发展得更快，尽管其他一系列因素如各地区本身的人力资本和公共基础设施水平的不同也是重要的原因(Kanbur，Gajwani and Zhang，2007)。私人部门通常在已经具有工业基础的沿海地区进行投资以降低成本，这就使投资变得更加集中。
更一般地说，市场取向的改革与聚集效应的相互作用在经济增长方面给了某些国家和地区很大的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东南亚和东亚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收入差距的扩大(Gill and Kharas，2007)。图18展示了一些亚洲国家全部收入差距中由区域差距所贡献的份额。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末期，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可以解释不丹、菲律宾和越南等国整体收入差距的20％～30％，解释中国、印尼、印度和斯里兰卡的10％～15％。
图18 收入差距中地区差距的贡献份额
注：收入差距分解用的是GE(0)和名义人均消费支出。
数据来源：家庭调查数据。
3.区域间收入差距的整体贡献
把城乡与地区收入差距综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总体收入差距的一半以上是由区域间的收入差距所造成的(图19)。
总之，地区间和城乡差距的扩大为亚洲的收入差距扩大提供了地理上的解释，而且这一因素非常重要，可以解释全部收入差距相当大的比例。区域间的收入差距是由贸易开放、技术进步和市场取向的改革与地理和基础设施的结构相互作用所造成的。
但是从政策的角度，我们不能因为区域间收入差距的加剧而放慢改革、开放和技术进步的步伐。相反，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增加对落后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及克服向发达地区移民的障碍。同样，城市化的进程不可能也不应该被逆转，因为它带来了更高的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需要考虑的是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应对由此产生的收入差距扩大。
图19 区域间收入差距占总收入差距的比例
注：区域间收入差距包括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估算时按地区和城市/农村对样本家庭进行分组。例如，如果一个国家有20个省，则会有40个组(20个城市组和20个农村组)。各个组之间的收入差距就是区域间收入差距。
数据来源：家庭调查数据。
四、应对收入差距扩大的政策选择
(一)综述
亚洲发展中国家最近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导致了贫困人口的大幅下降，但在很多国家，也带来了收入分配恶化的问题。在具有可比数据的30个国家中，12个国家的收入差距明显扩大，而这12个国家的人口占了亚洲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的80％。除了收入差距以外，非收入方面的差距也居高不下，表现在不同性别、不同居住地和不同收入的人群在接受教育和医疗服务方面机会的不均等。亚洲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仅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兴工业化国家“增长和公平并存”的发展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与近年来其他地区的发展趋势也不相同。比如，拉丁美洲地区收入差距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缩小的趋势。
亚洲国家经济得以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技术进步、全球化和市场取向的改革——同时也是这一时期许多国家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推动力。它们通过以下渠道影响收入分配。
1.技能溢价和人力资本回报率的提高。贸易和金融一体化、技术进步和市场取向的改革带来了大量机会，但具有较高教育水平拥有较好技能的人群得益更多，导致了人力资本回报率的上升。我们的分析表明，在很多国家，高达25％～35％的收入差距可以由个人之间人力资本和技能禀赋的差异来解释。
2.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比例的下降。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很多国家一样，技术进步使资本相对于劳动力受益更大。亚洲发展中国家劳动报酬份额持续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是相对于资本劳动力很丰富，从而压低了工资水平。由于资本的分配更加不均，于是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3.区域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城市和沿海地区由于基础设施和市场方面的优势以及集聚效应的作用，比农村与内陆地区能更好地利用新出现的机会。城市化进程强化了集聚效应的影响。我们的分析表明，在很多亚洲国家，30％～50％的收入差距是由增长不平衡而产生的区域间的收入差距所造成。
技术进步、全球化与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的力量与趋势不可逆转，也不该被逆转，因为他们是收入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原动力。但是政府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并逐渐缩小收入差距。这是因为持续的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影响社会的安定、政治的稳定、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也不利于制度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改善，导致人力资本的浪费，也容易产生对民粹主义政策的诉求。这些既不利于效率，也不利于公平。
鉴于上述考虑，本文认为亚洲国家应对收入差距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通过有效的财政手段以逐步缩小人力资本方面的差距，从而缩小劳动力报酬的差异。第二，通过有效的地区发展战略缩小区域(包括地区与城乡)之间的差距。第三，通过加速经济转型，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保证实际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同步上升，避免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的下降，并使其逐步上升。
(二)有效的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对应对收入差距扩大应该起关键作用。政府支出和税收对收入分配都会产生影响。亚洲国家在使用财政手段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方面有着充足的政策空间。这些政策包括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社保支出，减少全民价格补贴(如能源价格补贴)，同时增加瞄准性的转移支付。
1.财政支出
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人之间受教育程度和人力资本水平的不同所引起的。人力资本的回报是由市场决定的，政府干预将会降低效率。但是，如果政府通过加强对教育和医疗的公共投资并确保公民能公平地享受社会基本服务来降低人力资本的差距，这将是非常有效的。最近的研究表明，政府在教育和医疗卫生上的支出可以降低收入差距。让穷人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对拉丁美洲国家收入差距的缩小做出了很大贡献(Esquivel、Lustig and Scott，2010)。
增加教育和医疗费用开支。图20和图21显示了亚洲发展中国家在教育和医疗公共支出上的巨大差异。2010年，在33个拥有可比数据的亚洲国家中，15个国家的教育公共支出小于GDP的4％，其中包括中国、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和菲律宾。而 OECD国家教育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平均为5.2％。2009年，在41个拥有可比数据的亚洲国家中，20个国家的医疗公共支出不到GDP的5％，其中包括东亚、南亚和东南亚的大部分国家，而OECD国家平均为9.4％。这些数据表明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增加教育和医疗公共支出上还有很大的空间。
在现实中，即使政府提供教育和医疗服务，贫困家庭也可能因为经济上的压力(例如，让未成年人上学就要放弃让其工作而获得的收入)而放弃。针对这类问题，有些国家的政府通过有条件的转移支付来鼓励贫困家庭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例如，贫困家庭要想获得转移支付的条件是必须送孩子去上学。
图20 政府的教育支出：2010年
注：本图显示的是2002至2010年间最新公布的数据。地区平均值是算术平均。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发展指数在线数据库(2012年3月24日截止)。
图21 政府的医疗支出：2009年
注：地区平均值是算术平均。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发展指数在线数据库(2012年3月24日截止)。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条件的转移支付在拉丁美洲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被证明在提高贫困家庭的教育和健康指数上有明显作用(Schultz，2004；Schady and Araujo，2006)。在亚洲的孟加拉国、柬埔寨和巴基斯坦，有条件的转移支付一直在被使用，最近印尼和菲律宾也开始应用。财政上可持续的有条件转移支付以及不断改进的医疗和教育服务，将对减少与降低亚洲的贫困和收入差距起到重要的作用。
增加社保支出。社会保障对降低收入差距也具有重要的作用。社会保障不仅可以满足长期贫困者最低的生活需求，还能缓和外部因素对家庭或个人生计的暂时冲击。这种冲击不仅对经济福利会产生长期且显著的影响，还会影响到人力资本的积累。社会保障对贫穷脆弱的人们是一个应对机制，可以帮助他们通过投资人力资本来提高获取机会的能力和生活水平(Ali and Zhuang，2007)。
虽然亚洲发展中国家逐渐认识到了社保的重要性，但提供的社保服务仍然非常有限。在ADB(2008)中可以看到，与日本和韩国相比，很少有亚洲发展中国家能够提供充足的社会保障。一个重要原因是用于社保的资源非常有限(图22)。
图22 政府的社保支出：2008年
注：社会保障支出包括了与劳动力市场有关的支出，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小额贷款和儿童保护。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是算术平均。
数据来源：ADB(2008)。
各国在提高社会保障方面面临种种挑战，包括财政负担能力、瞄准性、制度和行政管理能力。财政负担能力是一个经常被提到的问题，但是研究表明提供基本的全民社保并不会超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支付能力(Ortiz and Yablonski，2010)。ILO(2008)表明，事实上所有的国家都有能力负担基本的社会保障。目前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社保只覆盖了54.8％的贫困人口，因此瞄准性是一个亟待改进的方面(图23)。至于制度和行政管理能力，则需要有更严格的审计和财务控制、更好的人力资源、更健全的电脑化管理以及提高透明度。
图23 穷人得到的社保的比例：2008年
注：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是算术平均。
数据来源：ADB(2008)。
变全民价格补贴为瞄准性的转移支付。增加教育、医疗和社保所需的开支可以部分通过减少其他支出来获得。亚洲大部分国家的基础设施并不完善，因此不能减少这一部分的投资。但是减少全民补贴而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保支出则是降低人力资本和收入差距的一个有效途径。
许多国家巨大的全民价格补贴占了财政的很大比例，但是富人在这些补贴中比穷人受益更大。典型的例子就是燃油补贴(图24)。例如，印尼2011年的燃油和电力补贴达到了GDP的3.4％，比当年的基础设施开支还多。据估计，最富裕10％的家庭得到了40％的汽油补贴，而最富裕50％的家庭则得到了84％(Ginting and Aji，2012)。
图24 燃油消费补贴占GDP的比例：2010年
数据来源：依据国际能源组织数据库中的化石燃料补贴数据(2012年3月30日截止)估算。
令人鼓舞的是，印尼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处理这个问题。2012年3月，印尼政府提出了一个修订的2012年预算法案来减少全民燃油补贴，并将节省的开支用于基础设施投资、提倡绿色增长以及增加对贫困地区和家庭的转移支付。虽然议会通过的仅是政府最初设想的一小部分，但这仍应该受到欢迎。
2.更广泛和公平的税收
对大多数亚洲发展中国家来说，面对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保支出的巨大资金需求，政府不可避免地需要增加财政收入。大部分亚洲国家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都不高。例如，孟加拉国、柬埔寨、缅甸、巴基斯坦和菲律宾2011年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 GDP的比例在12％至14％之间，而世界的平均水平接近25％(图25)。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来自税收。大部分亚洲国家可以通过扩大税基和加强征管来提高税收收入。
扩大税基。扩大税基可以通过减少各种税收免除条款、扣除项目和税收激励来实现。虽然亚洲国家的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和世界平均水平相当(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个税收入占GDP的比例却很低(图26)。
税收优惠是个税收入减少的原因之一。在中国，只有11类收入被征收个人所得税。对工资和薪金收入征收的是累进税，对其他收入(例如个人劳务所得、稿酬和租金收入)却按固定比例征税。在中国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税收制度改革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重要措施之一(State Council of China，2011)。
图25 亚洲国家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2011年
注：除文莱的数据是2010年及OECD国家和世界平均的数据是2009年外，其他国家的数据都是2011年。柬埔寨、中国、印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和塔吉克斯坦的数据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OECD和世界的平均值指的是政府收入减去政府补助。
数据来源：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发展展望数据库；世界银行发展指数在线数据库(2012年3月25日截止)。
图26 个税占GDP比例和最高边际税率
数据来源：IMF全球金融统计数据库；OECD税收统计数据库；CEPAL；KPMG(2011)。
公司所得税在一些亚洲国家也较低，部分原因是政府想要利用税收激励来吸引投资以及鼓励一些有社会价值的活动。但是，如果掌握大量资源的高收入利益集团为得到税收优惠而进行游说，税收激励会降低所得税的累进程度。而且这些做法通常也是缺乏效率的，因为那些受到资助的活动是企业本来就要去做的。因此，扩大公司税的税基也可以提高税收收入。
增值税收入占GDP的比例在一些亚洲国家也很低，因此是增加财政收入的一个潜在来源。尽管增值税是累退的，并且对降低收入差距的作用不大，但相比所得税和销售税，它对经济的扭曲更小且更容易征收。一些国家还没有征收增值税，例如不丹、马来西亚、马尔代夫和缅甸。对于已经征收增值税的国家，可以通过扩大税基的方法来增加其收入。增值税免税额和对生活必需品征收较低的税率是降低增值税累退性常用的方法。但是这两种方法成本较大且主要的获益对象并不一定是穷人。一个更有效的方法是直接对需要的人群进行转移支付。对于增值税税率比较低的国家，可以适当提高税率。
改进税收征管。提高财政收入也可以通过改善税收征管来实现。例如，菲律宾提高财政收入的一个主要限制就是其税收征管的不力(ADB，2009b)。繁杂的免征额、扣除项目和优惠不仅提供了更多的避税机会，还会增加税收征管及税收遵从成本。而且由于高收入纳税人通常有更大的空间转移收入以避免高税率，这种税收系统也被认为是不公平的。不公平的税收系统会降低个人和公司缴税的意愿。所以强化管理和治理也是提高税收收入的有效途径。
(三)缩小区域差距
亚洲国家的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降低区域之间的差距是一个重要的应对政策。
提高区域之间的连通性。缺乏足够的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是内陆省份或州参与国际贸易和吸引投资的主要限制。铺面道路占总道路的比例在泰国为100％(2000年)，然而在柬埔寨仅为6.3％(2004年)，在菲律宾为9.9％(2003年)，在缅甸为11.9％(2005年)，在老挝为13.5％(2008年)，在越南为47.6％(2007年)，在印度为49.3％(2008年)(图27)。亚洲开发银行的一系列研究都发现，在菲律宾、印尼和尼泊尔，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设施)的缺乏是抑制私人投资的主要原因之一(ADB，2009b；2010；2011b)。因此，改善基础设施是降低区域收入差距的关键措施。
在落后地区发展经济增长点。区域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沿海地区具有邻近海外市场的优势。这是无法改变的。但是经济理论的发展也认识到了集聚经济、规模报酬递增和产业集聚效应对区域发展的影响(Krugman，2008)。这意味着政府可以规划潜在的经济增长点并使用政策工具和公共投资来促进增长。各国出台政策刺激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为了提高效率，还是出于公平的考虑。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图27 亚洲国家(地区)铺面道路占总道路的比例
注：数据为2000—2008年间可获得的最新数据。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发展指数在线数据库(2012年3月21日截止)。
对落后地区进行财政支持以增加该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覆盖率。富裕地区对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对降低区域间收入差距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转移支付很可能会面对富裕地区的政治阻力，这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因为即使发展中国家的富裕地区也同样存在着很大的财政压力。财政转移支付较大的话，还会被看成是对成功的惩罚和对失败的奖励，有损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因此，财政转移支付应该精心设计并与受惠地区经济发展的目标和表现联系起来，还应以建立落后地区自身可持续的发展能力(如脱离极端贫困，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改善公共服务)为目标。
消除人口流动的障碍。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移民是降低区域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手段。移民和劳动力流动通常会遇到很大的阻力。阻力一方面来自官僚和行政上的障碍。例如，中国的户口制度限制了农村流入城市的移民享受城市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和社保)的权利。落后地区的劳动力缺乏必要的技术以及发达地区缺乏合适的就业机会也是阻碍人口流动的一个原因。养老金不能在地区之间转移也阻碍了人们到其他地区寻找更好的工作。而改善地区间的连通性，不仅方便货物的运输，也会促进人口的流动。
(四)就业友好型的经济增长
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通常伴随着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份额的下降，因此，减少收入差距的一个关键是如何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或提升劳动收入的份额。这就需要在产量增长时生产部门的劳动力需求曲线能相应移动。如果需求超过供给，工资将上升，进而提升劳动报酬的份额并防止收入差距扩大。因此，促进就业友好型的经济增长以便为更多的人创造报酬丰厚的就业机会是亚洲发展中国家应对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手段。
1.推进结构转型
在大多数亚洲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力数量相比其他部门仍然是最大的，这就造成了大量脆弱性就业的存在，而脆弱性就业是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原因(图28)。因此对大部分亚洲发展中国家来说，一个关键的挑战就是推进结构转型，以便把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制造业或服务业。这就需要使市场环境更有利于投资，改善基础设施，减少对企业发展的限制，鼓励创新以及进行产业升级。
图28 亚洲的脆弱性就业率
注：脆弱性就业率指的是没有薪金报酬的家庭劳动者和自我雇佣者占总就业的比例。就业率指的是1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加权平均根据2009年人口计算。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发展指数在线数据库(2012年3月21日截止)和亚洲开发银行，根据中国2011年统计年鉴估算。
近年在讨论亚洲发展经验时，增长的部门构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ADB，2007a)。2010年，印度制造业在GDP中的比例只接近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远远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图29)。在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远远低于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尽管一个国家的部门构成是由它的比较优势和一些其他因素决定的，但发展战略也有一定的影响。例如，印度已经开始大力发展制造业，中国开始提升服务业的比重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国际经验表明，制造业和服务业对经济增长都很重要，两者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是相互促进的。
图29 制造业和服务业占GDP的比例：2010年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发展指数在线数据库(2012年3月24日截止)。
结构转型也包括农业生产力的快速增长。这需要政府推行相应的农业政策以提高每公顷农业用地的产量。改善农村的灌溉、电力和交通条件，使新技术、改良的种子、农业推广服务和金融服务更容易获得都是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关键。如果对土地的占有和使用严重不均，推行土地改革政策以便贫困者更容易使用土地也很重要。在中国，农村的非农乡镇企业在提高农村收入水平和减少贫困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其他亚洲国家也可以鼓励这种企业的发展。
2.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中小企业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提供了大部分的工资岗位。但是中小企业却经常面对种种限制，特别在获得金融、人力和市场资源上。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表明，在菲律宾、印尼和尼泊尔，金融资源的可获得性在限制企业发展的因素中排列首位(ADB，2009b，2010，2011b)。在中国，金融和人力资本的可获得性也是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限制，而这些中小企业大部分在农村地区。
政府可以通过很多措施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如方便中小企业的建立，去除企业发展不必要的繁琐限制，解决他们在获取金融资源时的市场失灵。政府也可以帮助中小企业吸收新的技术，进入新的市场(ADB，2009a)。
国际经验表明，政府提高金融资源的可获得性的途径包括强化债权人权利，规范产权以方便用于信用抵押，发展信用登记系统以筛选借款人。政府还可以改善作为金融市场运行基础的有关信息的基础设施。
要帮助中小企业吸收新技术和进入新市场，政府可以提供有关改良的生产过程、产品和市场的信息，提供技术支持服务和职业培训。政府还可以培育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的联系，并鼓励产业的集聚，因为生产或销售类似或互补产品的企业总是集聚在一起。
3.消除要素市场的扭曲
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偏爱节省劳动力的资本密集型技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要素市场的扭曲：由于种种原因，如金融市场发展的落后或金融抑制，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不能反映其相对稀缺程度。例如，在中国，要素市场改革滞后于产品市场改革，利率控制使借贷成本很低，对于国有企业尤其如此。在1990—2010年间，中国的实际贷款利率在50个中等和高收入国家中是最低的(ADB，forthcoming)。资本的低成本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失衡的原因之一(Huang，2010；World Bank，2012b)。在印度，金融抑制也是正规部门资本成本相对于劳动力成本低的一个原因(RBI，2011)。
所以，消除要素市场的扭曲有利于创造就业。降低或消除金融抑制的一个关键措施是进一步发展金融部门。这包括通过逐步促进利率的市场化以降低或消除资本成本的扭曲；允许民营企业进入金融领域以鼓励竞争；强化规章制度和对金融机构的监管；谨慎地推进资本账户的开放；使汇率更有弹性等。印度在2011年11月实现了存款利率的市场化(RBI，2011)。
4.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建设
创造就业同样需要有效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支持。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制度应该保障工人的基本权利，并提供技能培训以提高劳动力的就业能力；另一方面，也不能给企业造成过度的负担从而伤害就业的创造。
关于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对就业有什么影响存在着非常大的分歧。一些人认为就业保护法律、最低工资制度和集体谈判这样的干预对保护工人的基本权利非常重要，但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些干预会提高劳动力成本，只能保护已经就业的人，使雇主不愿意雇佣新的工人或通过其他方式绕过干预(例如，以工资低社会保障少的合同工替代正式工)，因此会伤害就业创造。关于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并无定论(Felipe and Hasan，2006)。
许多国家近年来开始推行“有弹性的劳动保障系统”。这一制度给雇主在根据劳动力需求调整雇佣量方面以更大的灵活性，同时把对工人的保障通过国家政策或措施——如再培训或失业保险加以社会化(Auer，2007)。这一制度降低了企业的负担并给工人以更好的保障。在亚洲，包括韩国和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向这个方向改革，但其他国家发现这样的改革很难推进(Vandenberg，2010)。
总之，虽然许多亚洲国家在建立有效的劳动力市场制度上有很大的空间，但究竟采用哪一种形式或方法需要每个国家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来决定。对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建立刚起步的国家来说，可以参照已有的成功经验。对于劳动力市场制度已经存在，且被认为是过于苛刻、限制了经济增长和正规部门的就业创造的国家来说，需要重新审视那些造成限制的部分，加以改革。
5.公共雇佣项目
政府也可以通过公共雇佣项目向任何符合一定要求的个人提供就业机会、从事与公用事业有关(如修理道路)的劳动，并提供能保证基本生存要求的工资。作为一种应对经济衰退对就业影响的缓冲机制，这类项目近年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包括亚洲的孟加拉国、柬埔寨、印尼、韩国和斯里兰卡，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和墨西哥以及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和法国(Felipe，2009)。也有一些国家试图通过这类项目来解决长期失业问题。在亚洲，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印度的国家农村就业保证方案。
(五)走向包容性增长
在全球化、技术进步和市场取向的改革的作用下，亚洲发展中国家经历了一段令人瞩目的经济高速增长和贫困大幅减低的时期。但是，这些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也对收入分配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扩大。这需要亚洲的政策制定者加倍努力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就业、教育和医疗方面机会的均等，并缩小区域间的收入差距。如果没有这些政策，亚洲可能会面对强力的民粹主义诉求，这既不利于增长也不利于公平。
本文所概述的政策选择构成了包容性增长战略的关键部分。包容性增长大体上可以被定义为“基于机会均等的增长”，它需要三个政策支柱：持续的经济增长以保证为大部分人提供高效的就业机会；社会包容以促进机会的均等；社会保障以提高个人应对风险的能力并防止极端贫困(Zhuang and Ali，2010)。这一战略能够确保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有效地参与到发展过程中，并公平地受益于经济增长带来的机会。
令人鼓舞的是越来越多的亚洲发展中国家正在接受包容性增长的理念。从一些国家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来看，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和很多东南亚国家)都把包容性增长放在了其发展政策的中心位置。确实，整个世界都在接受包容性增长的理念。这将大大有助于消灭贫困、缩小收入差距，并让世界变得更加公平。
注释：
①衡量基尼系数可以采用0—1，也可以采用0—100。本文采用后者。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中国2008年的基尼系数为49.1，这是根据人均家庭收入计算的。本文中200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43.4，是根据人均家庭消费支出计算的。根据各国或地区经验，根据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比根据消费计算的基尼系数通常要高5—10之间。
②贫困标准按照2008年的国际贫困线每人每天1.25美元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