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2002年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政策论文,实证论文,效应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中国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截止2002年底，城镇“登记”的失业人口已达770万，还有410万下岗职工，创下中国过去5年来城镇失业率的最高记录（张左己，2003）。而实际失业率更高，根据莫荣和姚裕群（2002）的估计，中国的实际失业率已达7％；农村有1.5亿的剩余劳动力尚待转移；每年还因为人口的因素新增1000万劳动力。就业问题始终与经济的增长紧密联系的，也是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最近几年来，我国政府调控经济的最主要的手段是财政政策，并且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为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淡出而争论不休的时候，分析已有的效果并为以后政策的实施，特别是在如何更好地促进就业方面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学者们在研究财政政策效果时，一般是关注经济增长了几个百分点，或者对私人投资是否具有挤出效应，对于就业问题的关注，只有马栓友（2001）计算出1998—2000年期间，积极的财政政策分别促进非农业就业增长0.57％、0.73％和0.70％。夏杰长（2000）则提出财政可以在经济增长、结构调整、人力资本政策和失业保障制度建设等方面采取一定的措施，用来缓解一定的失业问题。
本文主要评估在1998—2002年，政府所实施的国债项目投资、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和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所创造的就业岗位。本文采用乘数理论，通过计算出来的简单政府支出乘数、转移支付乘数和税收乘数来估算出上述措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而估算出增加的就业人数，最后对结论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财政政策如何促进就业的一些建议。
乘数原理以及前提条件
凯恩斯主义学派主张在经济萧条、有效需求不足时，政府应扩大支出，减少税收，增加国家投资和公共消费，以期达到“有效需求”，从而促进充分就业。政府的支出之所以能促进经济增长，是因为有乘数效应的存在，即国民收入的变化与带来这种变化的投资支出的比率。乘数效应的发挥又是以各经济部门的关联性和消费需求的增长为基本条件的：比如政府增加对基础部门的建设开支，必然会导致对本部门资本品需求的扩大，从而导致资本品部门就业人数的扩大和收入的增加；收入的增加引发对消费品和劳务需求的增加，进而消费品部门的产量与就业就会扩大，如此循环下去，整个经济得以增长，从而引起国民收入多倍的扩张，就业人数也就增加了。由此得知：乘数能发挥作用，关键在于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越大，通过乘数的作用导致的就业人口增加就越多。这就是乘数原理。
乘数发挥作用，还必须满足一定的前提条件：①经济中存在闲置的资源和过剩的生产能力，否则，投资的增加不可能引起生产和国民收入实质性的增加，只会引起物价上涨。根据调查，我国制造业的生产能力使用率一般只在60％左右，有近40％的生产能力的存量未投入使用（林义夫，2002）；②从IS-LM模型中，可以得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会互相影响，共同作用于国民收入，但是一般说来，在经济紧缩时期，由于货币政策传导环节多、时滞长，货币政策的效果并不明显，我国这几年经济实际运行和相关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所以本文忽略了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因此，可以运用乘数原理来推测政府支出对我国1998年至2002年的国民收入总量的拉动作用，从而估算由此创造的就业岗位。
乘数的估计
（一）边际消费倾向的估计
要计算乘数的大小，关键在于求出边际消费倾向的数值。从计量的角度来讲，估算边际消费倾向的数值有两类方法。一是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设的消费函数，即不考虑滞后因素的影响，以现期绝对收入作为主要解释变量。二是考虑滞后因素的影响，以现期收入和前期消费作为主要解释变量。本文在现有数据的基础上，用最小二乘法分别建立上述两种模型，发现第二种消费函数存在着严重的序列相关，因此被舍弃，而按照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设建立模型的参数检验获得通过。
假定人均国民收入Y与人均消费支出C存在下列线性关系：C=b+cY，回归后得出方程为：
C=45.024+0.446Y
（t[，b]=1.994）（t[，y]=25.198） R[2]=0.975 F=634.959
S.E.of regression=37.1334D.W.=2.375
所求得的系数b是边际消费倾向，即人均国民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之间的关系，该值为0.446，人均国民收入Y每增加1元，人均消费支出C便增加0.446元。从回归结果来看，回归系数的t检验和方程的F检验获得通过，D.W.值接近2，说明不存在序列相关，R[2]值说明方程的拟合度非常高。
数据说明：由于资料的限制，我们只拿到1984年到2001年的样本数据期，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国民收入，用人均居民消费水平作为消费支出，同时为了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我们使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来处理同期的数据，基期为1978年。（如下表，单位：元）
年份人均GDPGDP调整值人均消费水平消费水平调整值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1984 695590.48 354 300.77 117.7
1985 855667.44 437 341.14 128.1
1986 956703.97 550 405.01 135.8
1987 1103757.03 485 332.87 145.7
1988 1355784.59 693 401.27 172.7
1989 1512743.36 762 374.63 203.4
1990 1634786.71 803 386.61 207.7
1991 1879879.27 896 419.28 213.7
1992 2287725.57 1070 475.13 225.2
1993 2939
1153.00 1331 522.16 254.9
1994 3923
1264.66 1746 562.86 310.2
1995 4854
1363.10 2236 627.91 356.1
1996 5576
1475.91 2641 699.04 377.8
1997 6054
1589.81 2834 744.22 380.8
1998 6307
1700.45 2972 801.29 370.9
1999 6547
1819.62 3138 872.15 259.8
2000 7084
1998.87 3397 958.52 354.4
2001 7543
2145.34 36111027.02 251.6
在运用回归方法估算边际消费倾向时，边际消费倾向被假定在观察期内是不变的，但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历了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人们的消费观念不断变化，边际消费倾向也在不断变化，特别是90年代后期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得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降低，所以用一个不变的消费倾向去估计乘数的数值是不准确的。因此，我们还借助边际消费倾向的定义，用表一中每年消费的增加额和收入的增加额计算出了1998至2001年的边际消费倾向，它们分别是0.52、0.59、0.47、0.46。由此可以看出，在最近的几年中，边际消费倾向有下降的趋势，特别是最近3年的数值与用回归方法计算出来的数值接近，因此，我们用b=0.45来代替2002年的边际消费倾向。
（二）简单政府支出乘数、税收乘数和转移支付乘数的估计
在计算政府支出乘数时，必须把税率的变动考虑在内，因为人们用来消费的是可以支配的收入。设简单的政府支出乘数为K，那么K=1/[1-c（1-t）]，c为边际消费倾向，t为平均税率。由于边际消费倾向已经求出，平均税率t可以由每年的总税收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得到，那么各年的政府支出乘数如下表（单位：亿元）：
年份税收收入国内生产总值平均税率政府支出乘数
1998 9262.80 78345.2 0.12 1.85
199910682.58 82067.5 0.13 2.04
200012581.51 89403.6 0.14 1.67
200115301.38 95933.3 0.16 1.64
200217003.58
102398 0.17 1.60
由税收乘数公式T′=-c/[1-c（1-t）]和转移支付乘数公式TR′=c/[1-c（1-t）]可得，1998年到2002年的税收乘数和转移支付乘数分别为：-0.96、-1.20、-0.78、-0.75、-0.72和0.96、1.20、0.78、0.75、0.72。当转移支付增加和税收减少时，其作用和增加政府支出一样，都能通过乘数作用使国民收入增加。
积极财政政策对就业的贡献
（一）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估计
理论上认为只要把各项乘数与各项支出相乘，就可求出各项措施所引致的国民收入的增加量，然后，再用增加的收入量计算出各项措施所占经济增长率的百分比。即：
Y=K×I+T′×T+TR′×TR
数据说明：所有的数据在运算时都经过当年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处理过。（如下表，单位：亿元）
年份GNP GNP国债 出口 社会国债投资出口退税社会保障 总的
增长率投资（I）退税（T）保障（TR）的贡献率的贡献率的贡献率贡献率
1998 78345.2 7.8％
1000436.2
1622.48％ 0.56％ 0.21％ 3.25％
1999 82067.5 7.1％
1100626.7
3602.86％ 0.96％ 0.55％ 4.37％
2000 89403.6 8.0％
1500 1050 482.43.05％ 0.99％ 0.46％ 4.5％
2001 95933.3 7.3％
1500 1080 507.72.75％ 0.91％ 0.43％ 4.09％
2002 102398
8.0％
1500 1267
768 2.5％ 0.96％ 0.58％ 4.04％
（二）积极财政政策对就业数量的拉动（如下表，单位：万人）
年份GNP的增长率新增就业人数财政政策的贡献率财政对就业的贡献
1998
7.8％3573.25％
149.0
1999
7.1％6294.37％
387.6
2000
8.0％564 4.5％
317.9
2001
7.3％9404.09％
525.8
2002
8.0％7154.04％
361.0
结论分析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1998—2002年间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创造了1741.3万个就业岗位，其中国债投资的贡献最大。而马栓友等人计算出来的1998—2000年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分别促进非农就业增长达0.57％、0.73％、0.70％，显然，本文的数值要大一些。那么差异是怎样形成的？首先我们分析乘数大小的问题。正是因为在1998年到2002年的实践中我国的货币政策的影响并不大，所以本文建模使用简单的乘数原理，马栓友等人考虑了货币政策的因素，使用了IS—LM模型，但实际上两种方法计算出来的乘数差区别不大，例如，1998年至2000年期间，以政府支出乘数为例：他们的估算结果如下：2.19、2.16、2.15，本文的结果为1.85、2.04、1.67，另外高铁梅等人运用可变参数模型计算出来的结果为1.74、1.87、1.91。按照乘数原理来推算，在支出相等的情况下，乘数越大，增加的国民收入越大，从而就业的人数越多，也就是说，本文的计算出来的就业人数应该小于马栓友等人的结果。出现问题的原因可能如下：①所计算的口径不一样，文计算的就业人数包括了农村的就业人数，因为国债投资的一部分投向了农村，因此会促进农村的就业，而马栓友等人计算的是非农就业的人数。②在资金数字使用上不同，例如1998年底实际到位的国债投资是627亿元，而本文使用的是1000亿元，这种处理会影响当年投资对经济的贡献率，但从长期看，并不影响最终的结果，因为国债资金的投入毕竟会全部到位。③在计算过程中，关于1998年的新增就业人数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数字不一样，为了一致，本文采用的是中国统计年鉴的标准。
但是考虑到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的严重供求失衡问题，这无疑是杯水车薪。因为仅仅每年由于人口因素新的劳动力增量就是1000万，这还不包括巨大的劳动力存量：下岗、失业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可以确定的是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就业问题无疑是政府面临的首要目标。我们要说明的是如果今后政府还继续实行财政政策的话，那么提升政策的效率，即怎样实施政策才能在创造就业岗位方面取得更好的效果，就值得进一步深思。
政策建议
从上文的分析来看，财政政策的作用取决于支出数量的多少和乘数的大小。而要继续加大对国债投资的数量，恐怕有一定的困难，由于连续地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我国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也由1998年的10％上升到2002年的18.3％，已逼近国际公认的20％的警戒线。按照这种趋势推测，以后的国债投资数目不会有大的增加了。因此，改变乘数的大小才是关键。除了消费倾向影响乘数外，还有投资结构、社会保障制度和税收政策等因素，它们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作用于乘数。改变乘数大小，提升政策效率，其实就是一个综合、平衡各影响因素的过程。因此，我们建议：
（一）可以适当改变国债投资的方向，加大对小城镇和农村的基础建设力度，向企业技术改造倾斜。
到目前为止，我国国债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中西部地区开发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和技术改造上，主要的资金还是投在前三项上面，而在1998—2002年期间用于技术改造的国债资金只有405亿元支持重点企业和重点行业。国债投资的作用在于通过基础建设启动企业闲置的生产能力，从而拉动有效需求扩大就业。且不说生态环境建设中的退耕还林、治理荒山和荒漠等项目与企业闲置的生产能力有多少联系，单单分析基础设施建设、中西部地区开发建设项目，就会发现它们是以大中城市为重点的建设，内容多为高速公路、高等级铁路、桥梁、港口及现代化机场资金高度密集项目，这样的建设继续下去就有资本深化，排斥就业的倾向。有的学者（邓金堂、连建辉、王雪苓，2002）甚至质疑这些项目是否能够有效利用现有闲置的生产能力。相比之下，县乡镇级和农村的基础建设则相对滞后，项目主要为全国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和中西部地区国家级贫困县出口路建设。这种以大中城市为重点的基础建设使得经济资源分配不均匀，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城乡差距，据统计，199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是8.5％，农村居民是4.3％，到了2002年，城镇居民增长率是13.4％，而农村居民只有4.8％，差距的扩大减少了消费，因为在目前的经济技术水平下，工业品和消费品供给中有相当大部分是与农村消费结构相适应的，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加并没有启动城镇居民对现有消费品的需求，而农民的收入增加对拉动有效需求的力度又不够。加大对小城镇和农村的基础建设力度，不仅可以发挥小城镇在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的作用，减缓城乡差别，而且可以借此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全面启动农村经济的增长，从而进一步带动农村投资需求的增长，增加农村和当地的就业机会。
解决有效供给不足，对企业技术改造应继续增加国债投资。由于我国的供给结构调整滞后于消费结构的变化，使得部分消费潜力无法通过相应的供给而发挥出来，消费需求也就没有明显增长。近几年的国债投资并没有很好地改善这种状况。1999年，在605种主要商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121种，供过于求的商品484种，而2003年上半年，全国600种主要商品供求排队分析调查结果显示，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87种，供过于求的商品513种。因此，可以增加对企业技术改造的国债投资数量，解决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的匹配的问题，实现经济增长与就业的良性循环。在进行国债技改时，要注意投资项目与企业投资需求具有高度一致性，可以不再局限于重点行业与重点产品，适当关注其他行业。
（二）采取适当的财税措施提高消费倾向。
要走出消费压抑—市场疲软—投资压抑—就业减少—收入减少—消费进一步压抑的不良循环，重点是改变收入分配方式和刺激消费意愿。一般来说，富人的消费倾向低而储蓄倾向高，穷人的消费倾向高但实际消费能力弱，所以应尽量发挥财税政策减少贫富差距的功能。对于城市居民来讲，可以考虑适当降低中低收入阶层的所得税率，增加其消费能力。由于农民的收入偏低，除了进行费改税的措施外，还应加强政府在转移支付中的作用，尤其是对农村的转移支付，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同时，我们应看到收入的增加只是为消费水平的提高奠定基础，消费意愿的增强才是动因。人们的消费意愿之所以不强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政府机构精简、国有企业改革和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改革降低了人们的收入预期，提高了支出预期。政府除了培育消费热点外，关键在于能提供一个合理的消费预期，以稳定人们的预期收入和预期支出。因此，建立和完善一个合理的、注重再收入分配功能的社会保障体系无疑会有助于增强人们的消费信心。在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可以发行专门的社会保障公债和征收社会保障税来充实社会保障基金。
（三）加大财税政策对小企业和第三产业的扶持。
研究表明：不同规模的企业对创造就业的贡献各不相同。企业在就业创造过程中净就业创造率与企业规模呈现一定的负相关性。根据国外的经验，在就业创造过程中，就业人数在500人以上的大中型企业贡献较小，就业人数在1—19人之间的小企业对就业创造的贡献最大。（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欧美国家政府都设立有小企业管理局，加强对企业发展的规划、指导与管理，同时给予积极的财税政策的扶持，如美国小企业管理局每年向小企业提供290亿美元的财政贴息贷款，增加中小企业产品在联邦政府采购中的分量，将小企业的所得税率降低10个百分点，废除小企业的预交税规定。因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除了从财政支出专门拨款设立小企业基金外，还可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方法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扩大就业渠道。
国家统计局2003年公布的第2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公报显示，我国从业人员正逐渐由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第三产业成为今后扩大劳动就业的新的主要途径。2001年末，我国从事第三产业的产业活动单位共有539.5万个、从业人员9379.9万人，比1996年分别增加81.3万个、552.6万人；从事第二产业的单位160.9万个、从业人员11790.2万人，比1996年分别减少7.5万个、1849.6万人。与农产品、工业品尤其一般工业消费品普遍过剩相比，第三产业的许多部门如邮电通讯、居民服务、金融服务、科技服务、法律服务以及教育、体育、卫生等领域有效供给严重不足，发展潜力很大，我国持续的经济增长也为其发展提供了支持。因此，发展第三产业的来促进就业越来越受到专家学者们的重视。在这方面，财税政策可以发挥的作用有：给予某些国家支持的行业以税收优惠或减免或补贴；提高国债在第三产业基础设施建设上的使用比例，如继续加大对教育部门的基础建设经费的投入；同时，特别注意运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的第三产业。
标签：边际消费倾向论文; 积极财政政策论文; 政府支出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收入效应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实证分析论文; 消费投资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有效需求论文; 国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