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银企改革中债务链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债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银行与企业改革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改革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一个长期困扰经济金融生活的顽症——债务链问题也迅速膨胀起来，矛盾更趋激化，已由过去单纯企业之间的“三角债”演变为企业之间、银企之间、银行之间全方位的债务拖欠。在拖欠链条中，银行与企业既是拖欠者，又是被拖欠者；既是受害者，又是受益者，犹如一群螃蟹被拴在一起，你咬我，我咬你，谁也放不开手脚。如何从根本上解开债务链。既是当前经济金融工作之急务，也是关系经济稳定，银企改革成败的关键一环。
（一）
在经济金融活动中，信用是维系一切经济金融行为的纽带，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直把建立企业、银行的健康、规范的信用关系作为改革重点，特别是《公司法》、《商业银行法》等相关法律的逐步健全完善，已初步形成了信用活动的法律保障机制和氛围。为什么在如此有利的条件下，债务拖欠问题不仅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而且愈演愈烈，甚至连最守信誉的银行都不例外？为了摸清这一问题，有必要对当前的经济金融形势和债务链所处的环境作些分析。
企业“三角债”与结构市场危机。当前，企业之间的债务拖欠比往年任何时候都要多，都要严重，据国家统计局1996年上半年经济形势报告显示，上半年，全国工业企业应收帐款净额比上年同期增长16.4%，与上年末相比资金拖欠新增370亿元左右，是近年来增长最多的一年，企业应收帐款占流动资金的比重超过四分之一。对于日益严重的拖欠问题，社会各界忧心忡忡，纷纷把原因归罪于银根紧缩和全面市场危机（也称全面市场疲软）。这一观点是不是正确？我们通过调查发现，企业货款拖欠呈两极分化状况分布，一方面，企业三角债主要集中在产品结构不合理，市场需求不足的企业，如中小型机械厂、水泥厂、普通家用电器、中低档产品的棉纺厂、印染厂等企业，尤其是“三无企业”（发展无前景、产品无市场、生产无效益）是“三角债”拖欠的主流。这部分企业在我国目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又连带形成了与之相关的原材料、基础工业等行业的货款拖欠，一些国营大中型企业首当其冲的成为“三角债”的受害对象。另一方面，凡产品结构合理，市场需求旺盛的企业货款拖欠就少。如生产名牌产品的化工企业，生产高质量、高附加值的录相机、冷冻箱、空调器厂家及部分生产精纺产品的纺织企业等，货款拖欠占相当小的比例。由此可见，企业“三角债”的增加并非根源于银根紧缩和全面市场危机，而是由于企业产品结构与市场需求衔接不够，市场出现结构性的疲软造成的。
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与银企债务危机。在国有商业银行转轨过程中，银行与企业之间存在的债务“死结”不仅使银企之间正常的信用关系难以建立，而且成为改革的沉重包袱。1995年末，全国大中型企业拖欠银行贷款达6000亿元，占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总额的22%以上，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8%，流动负债率为98%。与全国的形势一样，1995年末，荆州市四家国有商业银行逾期贷款、呆滞贷款高达55亿元，占贷款总量的48%，几乎与正常贷款“平分秋色”。从银企债务结构来看，银行最感头痛的债务有三块。一块是政策性贷款拖欠，包括银行垫付企业的政策性亏损贷款，企业铺底性资金占用，安定团结贷款等，这部分贷款长期被占用，没有正常的偿还渠道，财政不愿管，政策性银行管不了，商业银行背不起，大多形成历史包袱，处于损失状态。第二块是“三无”企业拖欠，这些企业大多负债累累，银行若甩掉不管，贷款就无法收回，若注入信贷资金，只能造成新的资金沉淀，旧债没还又添新债，银行左右为难。如沙市自行车厂原在银行贷款1000多万元，由于产品档次低，市场销路不畅，产品大量积压，银行为了维持该企业生产，又多次“输氧”追加贷款3500万元，其中很大一部分贷款由于产品积压没法还贷。第三块是企业在产权制度改革中悬空的贷款。一些企业借产权制度改革之名，采取金蝉脱壳，兼并联合，虚假破产等方式，逃债废债，给银行资产造成重大损失。1995年末，18个试点城市已经破产和即将破产的国有企业161家，这些企业的资产总额为57亿元，负债总额97.4亿元，其中银行贷款62.5亿元（占负债总额的64%），平均负债率为171%，破产企业中涉及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贷款43亿元，破产后清偿4亿元，平均清偿率为9.8%。又如荆州市荆南织布厂累计向市中行贷款4600万元，目前该企业已宣布破产，仅落实银行债务1100万元，还有3500万元贷款无法收回，变成呆帐贷款。以国有企业高负债和巨额沉淀贷款为集中表现的银企债务危机，已经把银行和企业的命运紧紧捆在一起。如果说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商业银行转轨前，银企之间的债务关系被大锅饭的资金供应体制掩盖下来，那么随着企业产权关系的明晰和商业银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机制的建立，银企之间的债务危机和矛盾已经凸浮到表层上来，债务危机能否得到有效缓解和正确解决，将给银企更深层次的改革和整个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极不利的影响。
商业银行转轨与局部信用危机。近年来，商业银行转轨进程已步入实质性阶段，在职能上由计划经济体制下承担政策性和商业性双重任务正在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下专营商业性业务转向；在资金管理上，由过去信贷规模管理正在逐步向以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为核心的新的管理方式转向。商业银行的资金管理体制和资产状况虽有较大改善，但由于长期以来资金通过非市场化渠道在企业中低效融通和配置，商业银行资金的粗放型运行具有很强的惯性，硬负债软资产的现状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改观。从荆州市的情况来看，1995年末，全市银行负债254亿元，其中各项存款占60%，金融机构同业往来占17%，系统内资金往来占80%，所有者权益占7.5%，其他负债占10.8%。排除所有者权益和其他非偿还性负债因素外，商业银行在一定时期需要偿还的硬负债比率达90%以上，其中居民储蓄存款这一私有金融产权就达40%。从资产方面看，全市银行信贷资产总额为160亿元，其中各项贷款占68%，金融机构同业往来占15%，有价证券及投资占3.6%，在人行存款及现金占2.9%，其他资产占11.8%。贷款总额中能够正常周转的贷款为52亿元，占总资产的33%，加上改革后商业银行加强了系统内资金的集中管理，上缴一、二级准备金增大等因素，综合匡算基层商业银行实际可支配的资产只有55%左右。基层商业银行90%的硬负债和55%的软资产，如此强烈的反差给商业银行的正常经营带来了很大的冲击，部分基层商业银行事实上已出现严重的支付危机和资金拖欠问题。一是高峰期存款兑付难，少数基层行由于资金硬头寸紧缺，在出现存款大量提取时，资金和现金出现暂时的脱供现象。二是拆借资金偿还难，一些商业银行资金调度十个缸九个盖，长期靠拆借资金保支付和临时周转，拆借资金缺口很难填补。三是偿还上级行借款难，上欠资金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四是汇差资金结算难，银行的信誉和经济效益受到严重伤害。总之，由于商业银行负债硬化与资产软化矛盾的加剧以及资金拖欠的增加，由此将埋下银行信用危机的隐患，特别是作为私有金融产权的城乡储蓄存款占整个金融资产份额的迅猛增加，更加大了这种可能性，如果私有金融产权大规模退出金融市场，而银行的资金又不能按时收回，难于保证存款及时支付，就会由潜在的资金拖欠变为现实的公开的信用危机。
（二）
为了解当前经济金融生活中银企债务链形成的机理和特点，有必要对结构市场危机、银企债务危机和局部信用危机的一般联系作些基本分析。从理论上讲，三者之间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被一个债务链条有序连结起来，首先，结构市场危机造成的企业三角债是债务链的源头，是形成银企债务危机和局部信用危机的重要媒体，银行在银企债务危机和局部信用危机的双重压力下又把高额负债转嫁给中央银行，而中央银行又通过扩大货币供给和储蓄存款迅速贬值等途径，在持续性的通货膨胀过程中，最终把风险转嫁给居民。由债务问题引起的系列危机，从现象上看，受害的是银行和企业，但它们都通过债务链条把包袱转嫁出去，最终的受害者是城乡居民，其拖欠链条如下图表述。
从银企债务链产生的客观环境和现实土壤来分析，银企债务链的形成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而是由新旧体制的各种经济关系和经济生活中的诸多变量相互作用，共同合成的结果，这些因素可以形象地概括为“五个错位”。
经济管理部门对产业产品结构的软调整与市场硬需求的错位。近些年来，国家虽然在调整产业产品结构上下了很大功夫，但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调整是乏力和不彻底的，导致产业产品结构布局始终慢于市场需求变化的节拍，主要表现为三个脱节。一是大结构与小结构的脱节。一方面，国家站在整个市场的高度，通过集中资金上重点项目、发展大中型国有企业等方式实施对产业产品结构的总体调整，力求宏观产业产品结构的布局合理。另一方面，地方从区域市场需求的角度，千方百计筹措资金上新项目，铺新摊子，追求区域经济产业产品的多样化。由于国家和地方在产业产品结构调整中，缺乏有效的约束、引导、协调机构，导致宏观和微观产业产品结构多层重叠，既加大了市场需求的矛盾，又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资金。二是保与压的脱节。近年来，由于资金投入渠道分散，融资结构日趋多元化，使国家宏观调控和信贷倾斜政策难于实现预期的效果，虽然国家年年在强调择优限劣，保大放小，但一些地方本来该压的小型企业，“三无”企业盲目与国家大企业争资源，争资金，大企业的设备被闲置，大企业的经营活动被拖欠捆住手脚，结果是小厂挤大厂，小企业拖大企业的后腿。三是产品创新与技改的脱节。许多企业的产品更新换代缓慢，市场需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生产的产品仍然是老面孔。有的企业虽然也在搞技改和新产品研制，但技改水平起点低，新产品档次与市场不对路，不仅老的滞销产品积压增加，而且技改转产后又出现新的积压和滞销，旧包袱没有甩掉，新包袱又背上，导致投入越多，拖欠积压越多的恶性循环。
城乡市场消费结构与资金再分配结构的错位。企业生产的产品最终要靠城乡居民消费来实现由产品向商品飞跃。近年来，由于城乡经济发展不同步，行业经济效益和职工收入存在较大差别等因素的影响，资金再分配结构出现了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资金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速度加快，从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二是城市居民出现了不同的收入阶层，资金由分散转向相对集中。这些变化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农村消费与城市消费、高收入阶层与大众消费的反差。据开展“双百”（100个城市居民、100个农民）抽样调查表明，城市居民可分充分消费、基本消费、消费不足三个阶层。充分消费阶层占城市居民的20%，收入占总收入的40%，这一阶层的许多人由于收入较多，已不仅仅满足于消费国货，相当比例消费的是进口高档家电、服装和日用品等。基本消费阶层约占城市居民的65%，收入约占总收入的55%，这部分人按照“先算后用”、“量入而出”的原则开展消费，大多倾向于消费价廉物美、大众化的商品。消费不足阶层约占城市居民的15%，由于收入少，只能满足一些基本生活消费。从农村市场上看，调查的100个农民，人均纯收入2000元，其中农业生产资料的支出1160元，占58%，购买日用生活用品的支出440元，占22%，留有储蓄400元，占20%。大部分农民生产消费仍大于生活消费，农民对日用工业品的购买力相对不足。由于消费结构与资金再分配结构的逆向分布以及部分城乡居民消费预期和现实购买力不足，不仅给市场商品销售带来了很多的影响，同时也是导致结构性市场疲软的重要原因。
银行与企业信用关系的错位。银企信用是以偿还为条件的价值特殊运动形式，但是这种信用关系无论是在银企改革前，还是改革后，都存在扭曲现象。在改革前，银企产权关系模糊，经营责任不明确，企业吃银行资金供给的大锅饭，没有资本金和债务的区别，没有负债意识，也不必担心贷款到期不能还本付息有什么后果；银行也缺乏收回贷款的内在压力和约束机制，银企之间不可能真正执行还本付息的信用准则，不可能在市场经济中真正建立规范的银企信用关系，很多沉淀的贷款相当于一定意义上的“政策性贷款”和“拨款”。银企改革后，银企产权关系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明确，银企之间规范的信用关系没有建立起来，少数地方和企业钻这个空子，利用承包、租赁、股份制改造、联营、合并、合资、有偿转让、破产等行为损害银行的利益，给本来就日趋严重的银企债务危机雪上加霜。
商业银行的商业化与资金非商品化的错位。随着商业银行运行机制的逐步市场化，客观上要求按照价值规律把资金真正作为商品来经营。资金作为商品应具备两个基本特征，即流动性和盈利性。现阶段，商业银行资金运行中这两个基本属性尚不完全具备，以流动性来看，商业银行信贷资金在运行渠道中阻力重重，发生多层渗漏、沉淀，真正能够良性循环的资金很少，流动性严重不足；从盈利性来看，银行盈利主要是通过贷款的收放来实现的，除了很多因素影响信贷资金预期收益的现实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存贷款利率的实际倒挂。如按照现行调整后的基准利率，一年期存款利率为7.47%，贷款利率10.08%，如算上百元存款实际费用率3.5%，实际倒亏0.89%。由于存贷款利率的实际倒挂，商业银行宁愿把资金用高息在系统内倒来倒去，也不愿把资金投入到企业承担较大的亏损风险，在一定程度上给银行之间的资金拖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银企商业行为不规范与法律软约束的错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和企业都是具有一定法律契约关系，并受市场价值规律和法律约束。若一方违约，可以诉诸法律，依法调整和规范相互的关系，维护各自应有的权益。但现实中银行和企业的法律意识比较淡薄，信用行为极不规范，口头约定，挂帐信用，要素不全信用等现象大量存在，极易形成拖欠、扯皮、赖帐。在经济生活中，由于银行和企业商业行为不规范或没有实行票据化、契约化，形成的挂帐拖欠约占拖欠总额的30%左右。
（三）
债务链问题是银企改革中的重点和难点，怎样才能彻底根治这一顽症，笔者认为应在深化改革的基础上，采取“调整结构，消化包袱，启动杠杆”三步走的办法，综合运用多方面的力量加以根治。
其一，加大产业产品结构调整力度，努力缓解结构市场危机，是解开银企债务链的基础。产业产品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宏观与微观，集约型与粗放型，工业与农业三个层次的结构失衡。现阶段，要进一步加大产业产品结构调整力度，重点抓好“三促”。一是抓大放小促调整。所谓抓大，就是抓住占有主导地位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和发展有前景、产品有市场、效益有保障的企业，在政策上给予倾斜，在资金上给予支持，使这些企业迅速发展壮大，使国家真正把握住国民经济发展命脉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动权。所谓放小，就是对于“三无”企业和一部分中小企业，通过产权制度改革把它们推向市场，绝不在政策和资金上加以人为的保护，让市场竞争机制优胜劣汰，该关停并转的坚持关停并转，该退出市场的坚决退出，优化市场竞争秩序和环境。二是技术改造促调整。采取财政、银行、企业“三家抬”的办法。加大企业的技术改革投入，使企业的生产设备和技术水平上档次、上台阶，产品结构不断优化，生产出更多更好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与国际、国内市场相衔接。三是优化农业结构促调整。农业既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又是产业结构调整的薄弱环节，为了解决农业生产中长期存在的小规模、低效益的状况，国家要在深化农村改革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兴建农田水利设施，增强农业抗灾保收能力；抓住时机大力发展农用工业，努力实现农业生产手段的现代化，推动农业生产向集约、规模经营转轨，实现城乡经济均衡发展。
其二，下大功夫盘活资金存量，逐步消化银企债务包袱，是解开银企债务链的重要保障。银企之间日趋沉重的债务包袱，不仅是债务链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解开债务链的一大阻力。但消化银企债务包袱不能以牺牲银行的利益为代价。在操作过程中要妥善处理好企业改革与银行改革，消化债务包袱与保全银行信用资金的关系。首先，银行作为企业最大的债权人，应积极参予企业的改组、联合、兼并、拍卖、转让、租赁、股份制改革等活动。国家应尽快制定银行业支持企业改革，维护信贷资产安全的具体政策和措施，统一协调好企业改革中保全银行资产的行为。其次，银行应实事求是对现有债权进行全面清查，分析债权结构，针对不同情况选择企业能承受、政府能接受、银行损失少的化解不良债权方式进行综合治理。(1)对资产大于负债，发展具有潜力的企业，采取“挽救政策”，银行派驻工作人员协助企业加强经营管理盘活资金存量。(2)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但资金不足，负债结构不合理的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债务，国家可采取“贷改投”，债权转股权的办法，减少企业债务，改善银行债权结构。(3)对产权制度变更的中小型企业可以实行拆股还贷、抵贷返租、债股置换、拍卖银行债权等办法，转移和保全银行不良债权。(4)对宣布破产的企业，银行要把住资产评估和债权落实关，尽量减少债权损失；对不可避免的债权损失，积极向上申报呆帐贷款核销或挂帐停息。(5)建立企业资产转让市场。当前，企业在产权制度改革中，资产转让往往由当地政府撮合和配置，价格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和强制性，没有体现国家资产的价值，应在改革期间建立一个规范化的企业资产转让市场，凡要进行资产转让的企业必须先由具备法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然后通过市场进行拍卖、招标、交换等依法流动转让，使企业资产价值通过市场充分体现出来。
其三，积极启动金融杠杆，增强银行服务功能，是解开银企债务链的重要手段。
1.利用信贷杠杆保优限劣，优化资金使用结构。银行要切实坚持压缩一般，保证重点的原则，对所辖开户企业认真进行分类排队，确定重点支持的对象，采取得力措施保证资金供应。对于一些大中型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集团急需的大额资金，一家银行解决不了的，可以联合多家银行推行银团贷款。同时，对大中型企业之间的“三角债”，可以有选择地注入启动资金开展专线清欠，并对清欠资金实行跟踪管理，专款专用，保证清欠资金在效益好的企业中流动，不发生挪位和渗漏，做到投入一点，盘活一片，即支持一、二类企业，又搞活一批拖欠资金。
2.发展创新金融工具，增强金融服务手段。银行要积极健全完善各种信用工具，特别是争取政府、企业主管部门的支持，在企业中推行银行承兑汇票，把企业之间的挂帐信用转化为约期付款的银行承兑汇票，使银行信用更好地约束商业信用，抑制商业信用的恶性膨胀。为了配合启动市场，银行还可开办一定范围的消费贷款，以解决目前高档消费品积压与部分居民希望消费但即期购买力不足的矛盾。如发展“商品房贷款”、“大宗商品分期付款销售”、“信用卡销售”等业务，以推销超储积压商品。同时，银行要积极帮助开户企业建立内部结算系统，使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能够有效地监控本系统资金收支情况，及时调度和清收拖欠资金，提高资金的周转效益。
3.健全完善金融市场，多渠道分流金融风险压力。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不仅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资金来源，而且能够极大地减轻银行资金供给压力。一是大力发展中短期资金市场，中短期资金市场不仅仅限于金融企业之间的同业拆借，还包括工商企业之间的各类短期融资，其交易内容包括：以抵押贷款为主的银行贷款，发展商业和银行承兑业务，推行票据贴现和再贴现，发行短期融资债券等，努力实现融资渠道多元化。二是积极发展股票和债券市场，推进居民金融资产多样化，分流居民的巨额储蓄，减轻私有金融产权对局部信用危机的压力。三是适当调低银行存贷款利率。由于长期以来利率基数过高，企业对银行是高成本负债，银行对储户是高成本负债，降低存贷款利率可以扩大社会公众对投资和消费的选择，降低银企的负债成本，既有利于提高银企的经济效益和经营积极性，也有利于适度分流金融风险。
当然，从根本上解开银企债务链仅靠以上努力是不够的，还需要国家站在宏观和全局高度采取相应的配套政策和措施。一方面，要进一步深化企业产权制度和金融体制改革，使银行和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担风险的经济法人。另一方面，要加快建立规范化、法制化、高效化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步伐，健全完善经济管理、商业信用、经济法规、检查仲裁等市场经济要素，增强政府、银行、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市场意识和法律意识，保证经济金融生活的健康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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