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邓小平科技价值观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观之论文,价值论文,科技论文,毛泽东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7世纪到20世纪的三百年间，是科技事业加速发展，科技成果灿烂辉煌的时代，也是人类科技价值观与科技组织形式发生巨变的时代。著名科学社会学家J.D.贝尔纳指出，“科学史上的转折点随着世界大战而出现了。……这时人们认识到，不能让科学处于完全无组织的状态，也不能让科学依赖旧有的基金和偶而的施舍。人们明白，不论在平时和战时——从技术观点来看，这两种情况所涉及的问题没有什么根本差别——一个现代工业国的存在本身就有赖于有组织的科学活动。”①
随着科技活动规模的扩大，组织性的加强及其社会影响的增进，一个有别于古代社会和近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产生于现代社会之中：绝大多数现代国家领袖都异常关心并努力促进本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应用。
而东方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及其继承者邓小平的科技思想与政策，是20世纪人类科技宝库中的重要遗产。深入研究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科技思想及政策。不仅是科学社会学的历史性课题，而且是探索当代中国科技发展方略的重要门径。
一、工具主义的科技价值观
理性原则与价值原则是人类活动的两大原则。人类追求认识的真理性与行为的合理性，同时也时刻注视认识与行为的价值性。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是人类的价值观决定着人类认识及行为的基本意向，每一时代的人类认识与行为都不得不接受当时价值观的指引。科学技术作为人类认识活动的重要部分，同样也不可避免价值观的指引与制约，而现代国家领袖的科技价值观，往往对该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及政策有决定性的影响。
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科技价值观亦是左右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方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二者的科技价值观有其相一致的地方，也有其各自的特点。
毛泽东与邓小平都毫不例外地继承了中国古代最强大的科技价值观——经世致用的科技价值观，或者称之为工具主义的科技价值观。工具主义的科技价值观是当今世界科技价值观的主流，同时也是当代中国科技价值观的主流。这种科技价值观的根本特征是将科技视为发展经济、稳定政治、加强军事、教化人心等的手段与工具，它看重的是科技的实际效益与社会作用，而非科学技术本身。
毛泽东的工具主义科技价值观包含丰富多采的内容，并且随着革命的深入与建设的需要而不断发展。早在延安时代，毛泽东就对自然科学的重要作用有深刻的认识，1940年2月5日，毛泽东亲自出席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并在大会发言，从最一般的意义上阐述了自然科学的世俗功能与哲学功能：“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②
无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毛泽东都十分看重科学技术的政治性功能或革命性功能。在1963年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毛泽东谈出了科学技术的落后是中国近代被动挨打的重要原因，指出：“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③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把科学技术工作视为保持党的生命力，使其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把科学实验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并列，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④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也是毛泽东工具主义科技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早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即号召全党同志努力学习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方法，为全面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作准备。1958年，毛泽东又指出：“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⑤1963年，毛泽东在听取中央科学小组汇报科技工作十年规划时，更明确地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就无法提高。”⑥1964年，毛泽东更把赶超世界先进技术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要手段：“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⑦
在军事与战争问题上，毛泽东虽然历来主张人民战争并将人的因素放在首位，但是毛泽东并不否认军事科技可以出战斗力。1952年3月26日，毛泽东批示同意成立军事工程学院，在给学院颁发的训词中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对于我国的国防事业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这一切都不能离开复杂的专门的技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迫切和光荣的任务。”⑧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要研制尖端武器原子弹：“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侮，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⑨1959年，当赫鲁晓夫表示不愿意在核潜艇研制方面给予合作与支援之后，毛泽东坚定地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正是在毛泽东的军事技术出战斗力的科技价值观的指引下，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用不太长的时间研制出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军事武器，大大加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实力与国际地位。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工具主义科技价值观，并且由于新技术革命对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和冲击，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形势下，拓展了毛泽东的工具主义科技价值观，将这一历来主导中国社会主流的科技价值观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系统地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特别是由于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⑩
邓小平也异常注重军事科技对改进军队装备与提高战斗力的重要作用，指出：“科研要走在前面。不单是尖端武器、常规武器有科研问题，就是减轻战士身上带的东西的重量，同样有科研问题。”(11)并明确指示要从改进军队装备的战略需要出发，指导科研与生产：“军事方面要有一个规划，要从战略着眼，提出对装备的要求是什么？从而指导我们的科研和生产，提出科研和生产的任务。”(12)邓小平强调从军事装备的需要出发提出科研任务，同时紧紧抓住“通用”、“好用”、“顶用”、“有吓人的力量”这些实用的标准去衡量军事科研的成果：“型号要简化，凡是能通用的就要通用，不要太复杂，这个方针要定。”“所有武器，型号要减少。型号多，复杂，修理也困难。这是个政策，使军队好学、好用。”“武器要更新，方针是少而精。少是数量，精是一代代提高。量不要求大，有吓人的力量。”“首先把规模缩小，不能太多、太大、太宽。海军舰艇不一定是70万吨，50万吨，甚至40万吨也可以。问题是什么样的40万吨，要顶用。……飞机也是如此。”(13)
邓小平诚然强调科技的眼前实用价值，但也没有忽略科技的世界性、历史性的深远而巨大的作用，在一次接见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等人时指出：“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14)
邓小平与毛泽东科技价值观的另一个共同点是，他们在信奉工具主义科技价值观的同时，都不主张科技决定论。毛泽东认为常规武器的优劣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15)在新式尖端核武器原子弹产生以后，毛泽东甚至认为原子弹是纸老虎：“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16)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在新时期十分强调科学技术作用的同时，仍不忘告诫全军：“现在世界上有人说，什么都是技术决定，不要完全迷信这个。当然，我们也要讲究技术，不讲究技术是要吃亏的。但是把电子计算机看成能代替全部指挥职能，那不可能，那样人的能动性也就没有了。”(17)
邓小平与毛泽东的科技价值观诸多相通，然而二者的科技价值观仍有某些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不仅与二者独特的人生经历、精神气质和领导风格息息相关，而且与二者不同的文化积淀和所处的不同的全球科技大环境有关。
从总体上说，邓小平与毛泽东的科技价值观各有所长，就工具主义价值本身的深入理解上，邓胜于毛；而就超越工具主义之外的科技价值的广泛理解上，毛又高于邓。
二、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的提出
马克思与恩格斯曾高度评价科技进步对社会基础变革的影响：“蒸汽开辟了穿过阿尔卑斯山脉和波希米亚森林的道路，蒸汽使多瑙河失去了作用，蒸汽彻底摧毁了奥地利的野蛮，因而也就摧毁了哈布斯堡王朝的根基。”(18)“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汽的利用，机器的应用，这是从18世纪中兴起的工业用来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19)“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20)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悼词草稿》中还指出，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21)恩格斯本人甚至认为所有制最终受“全部技术装备”的支配：
“我们视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用以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说的。因此，这里面也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这种技术装备，照我们的观点看来，同时也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律等等。”(22)
恩格斯的论述虽基于西方古代社会与近代社会，却道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说明了科技的巨大社会历史作用。
与马克思恩格斯相比，毛泽东对于科学技术推进生产力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似乎估计不足。毛泽东晚年甚至不承认自己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论题。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1975年秋到1976年夏在中国展开过一场激烈的争论。“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各项工作进行全面整顿。科技工作的整顿准备了一个文件，起初题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后来改称《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这个准备向中央作汇报的提纲，初稿上就写了‘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修改稿上曾用黑体字写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说它是毛主席的话。当时这样写的根据，一是马克思多次讲过这样意思的话；二是当时流传，毛泽东1963年12月听取中央科学小组聂荣臻等同志汇报科技工作十年(1963～1972)规划的时候讲过这句话。不仅是流传，而且已被编入《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这类内部印行的资料中；不仅编入非正式出版物，而且正式文件《全国科技工作会议纪要》中也用黑体字印上了这句话。当时，文件、文章中用黑体字引用的只能是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话。当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的时候，出了一个问题，毛泽东说他不记得自己说过这样的话。邓说明马克思讲过这样的话。于是……遵照毛的几点意见进一步修改汇报提纲，包括将用黑体字印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删去。”(23)
毛泽东不能深切体会二次大战后新技术革命对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进，也未能正确预计科学技术在国际社会综合国力较量中举足轻重的作用。毛泽东这一认识的局限，加之其在中共党内的特殊地位，曾使中国“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24)造成毛泽东这一重大失误的原因是复杂的，有早年人生经历的局限，也有封闭的国际环境的制约，还有毛泽东本人认识上的盲目性与片面性。正如毛泽东本人《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所言：“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中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25)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是推进人类历史前进的两大车轮，过分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都将使历史车辆跛足而行，最终造成历史轨迹的回旋与扭曲。
在科技价值观方面，邓小平胜于毛泽东之处在于，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的科技价值思想，并将马克思的思想推进到新的高度。邓小平在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拨乱反正，为被否定的马克思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正名。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为了使“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更加深入人心，邓小平还从理论上深刻论述了这一观点与中国人民熟知的另一马克思主义观点——“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的内在一致性：“生产力的基本因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科学技术同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是什么关系呢？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我们常说，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这里讲的人，是指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26)
在1988年的两次谈话中，邓小平根据新的情况重新判断科学技术的重大作用，终于提出超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新观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对某些相关问题作出了突破传统框架的新论断：
“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嘛。”(27)
从毛泽东的“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到邓小平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从毛泽东精心指导农业合作化，到邓小平的包产到户并从生物工程寻求农业出路；从毛泽东的“老九”不能走，到邓小平的要把“老九”提到第一；这一系列的重大变化，不仅是因为时代主题与客观形势的深刻转换，而且也源于毛泽东与邓小平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历史功能判断的明显差异。
三、毛泽东的科学主义
然而，就科技价值观内涵的广泛性而言，毛泽东又高于邓小平。在作为科技价值观主流的工具主义潮流之外，最重要的科技价值观是“科学主义”。(28)科学主义的根本特征是不以经世致用为评定科技价值的标准，而以探索大自然奥秘为唯一矢的，探索之外，别无他求。科学主义是推进基础科学研究的精神动力，人类科学史上许多深邃超越的重大理论创造出于科学主义者之手。常见的科学主义者是兼具工具主义价值观的系统论者，他们往往在某些问题上持工具主义科技价值观，又在另一些问题上作科学主义的纯粹思辩。毛泽东即是兼具工具主义与科学主义两种价值观的思想家，他的工具主义价值观前文已述，以下仅讨论其科学主义价值观。
毛泽东与邓小平同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学生时代又均是资质聪颖、刻苦认真的学生，但二者早年的人生经历仍有较大的差异。邓小平在16岁时即告别学院式的读书生活，而踏上留法勤工俭学之路，从此开始了学习与工作不相分离，并以实践斗争为主的革命生涯。邓小平与毛泽东求学时代最大的差异即在于，邓小平没有经历较长期的学院式的读书生活。正如邓小平女儿在传记中所指出的：“这次求学不成（指1922年邓小平去法国塞纳中学求学——引者），使父亲想要继续读书的梦想最终破灭。除了以后曾在苏联进过‘中山大学’以外，他再也没有进过任何正规学校读过书。父亲的知识，都是他在以后的岁月中日积月累地自学而来。他的智慧，也都是在革命斗争中和切身实践中锻炼而来。父亲爱学习，终生爱学习。他从书本中学习，从工作中学习，从社会生活大课堂中学习，更从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学习。他从社会实践和革命实践中的所学所得，多于学校，胜于学校。”(29)毛泽东从终生来看，也许如同邓小平一样，从革命实践中的所得所学，多于学校，胜于学校，但毛泽东的早年情况却与邓小平不同，毛泽东曾有在湖南图书馆连续苦读半年的经历，更有在湖南第一师范长期与稳定的学院式读书生涯，这种早年的学院式读书生活，使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即养成既好研究社会实际事务又喜抽象理性思辨的独特思维模式，即使在抗日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毛泽东在指导中国共产党抗日之余，仍有兴趣写作《实践论》、《矛盾论》这样的抽象哲学著作。
毛泽东早年的学院式读书生活，及其所学的西方哲学原著，是使中国文化传统中十分薄弱的科学主义在其思想中扎根的基础。这从其下苦功攻读的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有关内容及批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虽是一本伦理学著作，却渗透着德国发达的思辨哲学精神，著作清楚地交待“理论”与“实践”的区别，“学”与“术”之关系，“科学统系中伦理学之位置。科学有二别：一主理论者，二主实践者。前者谓之学，后者谓之术。……。伦理学者，本人性全部之知识，而尤注重于其关乎精神关乎社会之两部，用以发展人类种种之生活，使达于完全。……术与学之区别如此，而不得以术为独立之新科学。何则？科学所以研究事物之性质，而事物之变化，……惟科学之书，亦时得附记其应用之术。如著物理学者，于蒸汽理论后，附记汽机之作用。此以技术为学说之余论，固甚当也。”(30)青年毛泽东深究了泡尔生上述“学”与“术”相区分的思想，并在泡尔生原著旁写出三条批语：“此言伦理学属于术”，“此言学与术之关系”，“此言术不得为新科学”。(31)可以肯定，泡尔生关于“学”与“术”的论述，也即纯粹科学与应用技术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思想，必定给青年毛泽东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
其实，不仅是留下印象。从毛泽东早期文稿中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已从内心深处认同纯粹科学理论的独立价值，对于与纯粹科学创造密切相关的个体独立见解及学术自由原则，极为推崇：“现代学术的发展，大半为个人的独到所创获。最重要的是，我是‘个性’，和中国的习惯——非死人不加议论、著述不引入今人的议论，恰成一反比例。我们当以一己的心思，居中活动，如日光之普天照耀，如探海灯之向外扫射。不管他到底是不是（以今所是的为是），合人意不合人意，只顾求心所安合乎真理才罢。”(32)
更进一步的是，青年毛泽东还运用西方“学”“术”相分的思想，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混杂无章、政教合一的弊端：“吾国古学之弊，在于混杂无章，分类则以经、史、子、集，政教合一，玄著不分，此所以累数千年而无进也。若夫西洋则不然，其于一学，有所谓纯正者焉，有所谓应用者焉，……界万有之学而立为科。”(33)
毛泽东后期的科学主义兴趣及价值观，溯源于此，当无疑问。毛泽东早期形成的认同纯粹科学理论的价值观，加上其钟爱的“一分为二”（矛盾分析）的哲学思想，便自然引导出毛泽东晚年一系列令人惊赞的科学主义兴趣及宏论。这些超越的科学主义思想与毛泽东注重现实，从实际出发的议论，恰成鲜明对比，二者构成毛泽东思想体系内两座双峰对峙的思想高峰：
1975年，在一次议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会议上，毛泽东凭借其科学主义的兴趣与一分为二的哲理，将思维伸向理论物理的前沿，向著名原子物理家钱三强挑战：“毛主席打着手势说：原子里头分为原子核与电子，它们是对立的统一。原子核里兴又分为质子与中子，它们也是对立面的统一。一分为二是普遍的现象。质子、中子、电子仍然是可以分的。现在实验上虽然还没的证明，将来实验条件发展了，将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
1964年，毛泽东与周培源、于光远的一次谈话中，科学主义的兴趣伸展得更广：“今天我找你们就是想研究一下坂田的文章。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什么东西都是既守恒又不守恒。本来说宇称守恒，后来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说它不守恒。重量守恒、能量守恒是不是也是这样？世界上没有绝对不变的东西。变、不变，又变、又不变，组成了宇宙。既守恒、又不守恒，这就是既平衡又不平衡，也还有平衡完全破裂的情形。……世界上一切都在变，物理学也在变。牛顿力学也在变。世界上从原来没有牛顿力学到有牛顿力学，以后又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34)
毛泽东酷爱历史，终生读史不息，其对自然史及科技史的关注与研究，并非均以现实问题为矢的，而在相当程度上出于科学主义的兴趣，这种超越现实的精神，在其《贺新郎·读史》一词中有明显的流露：“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35)
难能可贵的是，毛泽东的科学主义猜测，不只是有纯粹思辨的价值，而且作为一种科学哲理，可以为东西方许多自然科学家指示进一步探索的思想方向。1977年，在夏威夷召开的第7次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美国著名物理学家格拉肖鉴于毛泽东生前对自然界深层对立统一的信念与论述，提议将更深层次的物质命名为“毛粒子”：“今天，所剩下的真正的基本粒子的候选者只有夸克和五种不同的轻子，或许将来还会发现更多。我们究竟还要找到多少种夸克和轻子，才能看到有规律性存在的信号，才能察觉还没有想到的更深结构的线索呢？洋葱还有更深的一层吗？夸克和轻子是否都有共同的更基本的组成部分呢？许多中国物理学家一直是维护这种观念的。我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36)
毛泽东关注并探讨基础物理问题的深层思想，何祚庥先生认为是源于政治考虑：“为什么毛泽东会在繁忙工作之余，关注起粒子物理学的研究问题？我以为，这是因为毛泽东在那一时期，致力于探讨一个重大理论问题，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没有矛盾。……毛泽东提出‘基本粒子’有无矛盾的问题，是和那一时代的思潮，怀疑矛盾的普遍性是否适用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潮相联系的。”
何祚庥先生以政治兴趣解释毛泽东所以关注基本粒子问题，我认为若非牵强，亦属片面。各类事物有各具特色的特殊矛盾，从基本粒子的可分性矛盾出发，无论如何是无法推断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矛盾的，若仅从基本粒子有内在矛盾而推断或说明社会主义社会仍有矛盾，则太迂曲，亦无意义，似非毛泽东之风格。事实上，与其将毛泽东对基本粒子问题的关注归结为政治兴趣，不如将其溯源于科学主义价值观与纯粹哲学兴趣。这是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即已养成而终生不变的重要精神特征。
与毛泽东相比，尽管邓小平同样重视发展基础科学，但二者深层的价值思想不尽相同。如上所述，毛泽东不仅为国家、社会的实际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而重视基础科学，而且常从个人的纯粹理论兴趣出发探讨某些基础科学问题。邓小平则几乎完全从实际利益出发重视基础科学研究，他曾谈到，“有一位欧洲朋友，是位科学家，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你们目前经济并不发达，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我就回答他，这是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眼，不能只看到眼前。过去也好，今天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邓小平注重高科技对国际地位、民族形象、国家兴旺的正面效应，这是高科技的政治意义，他同时也关注高科技的经济意义：“发展高科技，我们还是要花点钱，该花的就要花。……在高科技方面，我们要开步走，不然就赶不上，越到后来越赶不上，而且要花更多的钱，所以从现在起就要开始搞。”
综上所述，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科技价值观各有特色，不仅带有不同时代的深刻烙印，而且反射出各自经历的独特折光。具体说来，邓小平在科学技术社会历史作用的认识方面，超越前人，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光辉论断；毛泽东则能将工具主义价值观与科学主义价值观兼收并蓄，溶于一体。两相比较，邓长于“用”，而毛胜在“理”，二者各有所长。
注释：
① [英]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71～73页。
② 毛泽东：《在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延安，《新中华报》1940年3月15日。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48～849页。
④ 《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
⑤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88页。
⑥ 引自龚育之：《一段历史公案和几点理论思考》，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1年，第11期。
⑦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49页。
⑧ 转引自《国防科技大学校史》，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⑨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24～725页。
⑩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4页。
(11) 《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论述选编》，八一出版社，1993年，第129页。
(12) 《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论述选编》，八一出版社，1993年，第144页。
(13) 《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论述选编》，八一出版社，1993年，第147～149页。
(1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3页。
(15)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437页。
(16)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138～1139页。
(17) 《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论述选编》，八一出版社，1993年，第129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21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81页。
(20)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第258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2～373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5页。
(23) 龚育之：《一段历史公案和几点理论思考》，《自然辩证法研究》，1991年，第11期，第1页。
(24)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3页。
(25)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29页。
(26)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5页。
(27)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1993年，第274～275页。
(28) “科学主义”一词，可作如下两种基本理解：(1)科学方法论意义上的理解，即指将科学的思想、方法推广到科学之外的领域的信念与观点；(2)科学价值观意义上的理解，即指“为科学而科学”的科学价值观，相应于文艺批评中的“艺术主义”或“唯美主义”。本文在第二种意义上使用“科学主义”。
(29)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01～102页。
(30)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116～117页。
(31)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116～117页。
(32)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368页。
(33)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82～83页。
(34) 于光远：《毛泽东和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研究》1993年，第12期，第53页。
(35) 臧克家、周振甫：《毛泽东诗词讲解》，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第91页。
(36) 转引自《自然辩证法研究》，1993年，第11期，第51页。
(37) 何祚庥：《毛泽东和粒子物理学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1993年，第11期，第52页。
(38)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9页。
(39)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3～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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