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的“两个滞后”与农地转用的长期压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地论文,中国论文,压力论文,两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城市化的三个维度及对钱纳里定律的补充
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体现为一个综合性的变化过程，涉及人口统计、空间形态、经济结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诸多领域。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十九世纪末以来，城市人口数量与占比呈现快速上升趋势，目前世界上有超过一半的人生活在城市。
(一)城市化的三个维度：工业化、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
对于城市化的内涵，不同学科研究的侧重点有所差异。经济学主要从产业结构和人口福利的角度出发，研究各类生产要素从农村向城市、从农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其中，包括农业劳动人口的转移。科林·克拉克(Colin G.Clark)在1940年著作《经济进步的条件》中提出，城市化是第一产业人口不断减少，第二、第三产业人口逐渐增加的过程。[1]蔡继明等(2012)认为，城市化初步表现为城市区域的空间扩张和人口数量增长，进而衍生出城市社会关系问题和社会福利公平分配问题。[2]最为经典并广为接受的城市化定义来自人口学，指的是人口的城市化。具体包括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两个方面，而人口增长的途径又有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性增长和城市新出生人口的自然增长。[3]地理学家更关注城市所带来的空间格局变化，提出城市化是居民聚集方式和经济布局空间形态的调整过程，其变化趋势是日益集中化。在城乡经济和人文关系中，城市的中心和枢纽地位日益突出，成为第二、第三产业的集聚地和消费、生活的集中区。陈胜昌等(2005)指出，城市化未来方向将是以大城市为龙头，城市圈、城市群和城市带同步发展。[4]
此外，其他一些学科也对城市化做出了不同的解释。例如，人类学家对城市化的关注集中于社会规范的调整，历史学家则将城市化视为世界文明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学家认为城市化是城市生活方式不断成为主体、乡村生活方式逐渐边缘化的过程，对城市化的研究则聚焦于社群网络的密度、深度和广度。
由于本文的研究主题所限，我们主要从城市化的产业内涵(工业化)、人口内涵(人口城市化)和空间内涵(空间城市化或土地城市化)三方面进行分析。事实上，这是同一城市化历史过程的不同侧面，彼此之间联系紧密。
(二)钱纳里定律及其空间维度补充
自钱纳里和塞尔奎(Chenery和Syrquin，1975)利用1950-1970年的数据构造了一个“世界发展模型”，并据此得出了经济发展的标准结构(见表1)。[5]他们依据人均GDP水平，将工业化进程划分为工业化前、工业化和后工业化三个大的阶段，并对每个阶段进行了细分，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人口城市化的关系。
钱纳里定律侧重分析经济发展与人口城市化问题，它并没有分析经济发展中的城市空间扩张与土地非农化。如果将空间维度纳入该分析框架，我们就可以得出关于工业化阶段、人口城市化率和空间城市化的一般性假说。也就是说，虽然在资源禀赋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城市化的不同阶段，土地扩张和空间布局的特征会有所不同，但总体而言，都呈现以下基本规律：
在前工业化阶段，农业是主导产业，在经济驱动下，农用地会得到大范围开发，从而带动耕地数量的增长和农业发展。与此同时，人口城市化开始缓慢启动，城市空间也开始扩张，但其所带来的土地非农化速度普遍滞后于农地开发速度。
工业化初期阶段，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第二产业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城市人口也开始较快增长，进而带来用地需求的上升和土地非农化，耕地数量增速会逐步放缓乃至出现负增长。
进入到工业化中期，在工业化的强力带动下，人口城市化进程加快，土地非农化问题变得特别突出，城市空间会快速扩张，耕地数量会快速减少。
进入到工业化中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人口城市化速度减缓，土地非农化矛盾也会稍有缓和，但这一趋势仍会持续，以支撑城市化的持续推进和服务业的发展，如果政府不科学规划、严加管控，土地非农化问题甚至会更加突出。
二、中国的工业化定位与阶段划分
如何认识中国的现有发展水平，中国大致处于工业化的哪一阶段呢？对此，国内外存在广泛争论。下面介绍三种不同的估计方法，它们虽对我国城市化所处的阶段有些认识差别，但总体而言，差别在5年-10年之间。
(一)麦迪森估计：中国在2015年前后进入后工业化时期
安格斯·麦迪森采用购买力平价方法，以1990年美元(即国际元②)为基础，对中国的GDP及人均值进行了估算。[6]估算的基本结果是：1952年中国的人均GDP为538国际元(按2000年美元计算为661美元)；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为978国际元(按2000年美元计算为1201美元)；2003年为4803国际元(按2000年美元计算为5900美元)；2015年中国的人均GDP预测值为8807国际元(按2000年美元计算为10818美元)；2030年中国的人均GDP预测值为15763国际元(按2000年美元计算为19362美元)。③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对中国的工业化阶段进行了大致如下划分：计划经济时期为前工业化时期；改革开放到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为工业化初期；1993-2002年为工业化中期；2003-2013年为工业化后期；在2014年以后我国将进入后工业化时期(见表2)。
(二)社科院估计：中国2010年以后进入工业化后期
2012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1995-2010)》(工业化蓝皮书)，采用钱纳里的工业化衡量指标(人均GDP、三次产业结构、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增加值比重、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人口城市化率)，选择阶段阈值法去除了指标量纲，在此基础上，用加权合成工业化水平和进程的综合指数。这一指数考虑多方面因素，应该说更为客观全面，但在一些具体的评价方面也存在一定缺陷。[7]
依据该指数，社科院课题组对全国四个时点、四大板块、七大区域和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工业化水平进行了评价(见表3)。从这份报告的结果来看，中国整体上在2010年以后开始进入工业化后期，并且从所评价的四个时点(1995、2000、2005、2010年)来看，普遍比“麦迪森估计”晚一个时期。但是，由于我国的区域发展差距巨大，我国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涵盖了从工业化初期后半阶段到后工业化时期。④
(三)基于世界银行和OECD数据的再评估
作者参照OECD对中国2011年真实人均GDP估计值(购买力评价法)，利用世界银行的美元系数进行了换算，然后根据中国的人均GDP指数(不变价)进行倒算，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在2009年前后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⑥
按照OECD的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结果，2011年，我国的人均GDP为7518美元(现价美元)，大约为美国的17%。[8]据此测算，按照购买力平价，我国的人均GDP约为5890美元(2000年美元)。这个结果表明，我国已经超越了5280美元(2000美元)的划分标准，进入到工业化后期。按照人均GDP年均增长6%推算，我国进入工业化后期的时点大致为2010年。
在此基础上，作者又做了两项工作：
第一，向前倒推。根据麦迪森关于中国不同阶段的人均GDP增速(购买力平价值)分析，将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年份的GDP值进行了还原，得到的结果是：1978年我国人均GDP为784美元(2000年美元，以下同)，介于660美元～1320美元之间，处于前工业化阶段；1988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320美元，进入工业化初期；1999年超过2640美元，进入工业化中期；2010年超过5280美元，进入工业化后期。
第二，向后预测。那么，中国的工业化后期会持续多久，什么时候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呢？为此，需要对中国的人均GDP增长做出简单预测。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按不变价格计算，1978至2011年我国人均GDP年均增速约为6.15%。考虑到世界经济形势以及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特征，我们将2013-2020年的人均GDP增速调整为5.5%。以2011年我国人均GDP(PPP，2000年美元)5890美元为计算基点，2020年我国人均GDP将达到10013美元，首次超过9910美元，进入后工业化时期。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作者对中国的工业化阶段重新进行了划分，并对不同阶段的城市化规模和城市化率进行了总结(详见表4)。对比这一分析可以发现，相比基于麦迪森估计的阶段划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相对推后了5至8年；相比社科院的估计，这一分析提前了3至5年，但对于中国已经在2010年前后进入工业化后期的评价是一致的。在阶段划分的基础上，作者对中国的工业化、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两个滞后的基本结论。
三、中国的人口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
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与钱纳里标准(代表工业化国家城市化发展一般规律)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中国的人口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从中可以看出，进入到工业化初期以后，中国的城市化率普遍比钱纳里标准低10个百分点以上。这一结论也可以通过中国与近邻韩国的城市化进程比较得到进一步验证。
对比韩国的城市化进程我们可以发现另外一个现象：虽然人口城市化率提升最快的阶段都是工业化中期，但相比韩国，中国的人口城市化率提升“次快”的阶段不是工业化初期，而是工业化后期，并具有某种长期“延滞”特征。对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不同地区的发展差距巨大，涵盖了从工业化初期到后工业化时期的各个阶段。这种解释有一定道理，但可能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我国存在着对城市化的各种“制度性压抑”(城乡二元分割的一系列制度，如土地、户籍、社保、福利等)，这很可能是主因。
实际上，与韩国类似，除了前工业化、工业化初期阶段外，日本在工业化中期以来的人口城市化率也普遍比同阶段的中国高10个百分点以上(如表5所示)。
上述特征意味着，在城市化一般规律的作用下，中国在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的城市人口增长压力，将会明显大于韩国、日本及其他先发工业化国家。
四、中国的人口城市化滞后于土地城市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城市人口增长、城市化率提高的同时，城市空间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并且，人口城市化的速度明显滞后于土地城市化。这点可以通过中韩两国的比较来验证：在进入工业化后期之前，中国就出现了大规模的耕地占用和土地城市化；韩国是进入工业化后期、后工业化时期，才出现了最大规模耕地占用。由于城市化占用农地的“不可逆性”，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意味着，为了实现同等规模的人口进入城市，我们需要占用更大面积的农地。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导致了两个相互关联的结果，即城市用地增长弹性系数过高和人均占地面积过大。
(一)城市用地增长弹性系数超出合理范围
在衡量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关系的协调性方面，有一个指标就是城市用地增长弹性系数(城市用地增长率/城市人口增长率)，这个指标的所谓国际公认标准为1.12。
无论是用建成区面积，还是用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来衡量，我国城市用地增长弹性系数都超出了合理范围。从年均增速来看，2000年以后我国的土地城市化速度大约高于人口城市化速度2个百分点。
虽然从趋势上看，近年来似乎有向合理水平回归的趋势，但考虑到以下两点，我们应该审慎客观地看待这一结果：第一，如前所述，我国的人口城市化率是有“水分”的，统计上的城市人口包含了“半城市化”或“被城市化”的镇区人口和农民工，按照户籍人口城市化率重新计算，问题会更加突出；第二，我国存在大量违规用地和建设，肯定会有一部分未纳入建成区面积或城市建设用地统计。由于第二个问题统计起来比较复杂，作者在此针对第一个问题进行分析。
在此，我们采用“非农业人口”标准计算城市户籍人口规模，考虑到绝大多数非农业人口生活在城市，因此，这一替代应该不会影响基本判断。我国的非农业人口从1981年的2.02亿增加到1996年的2.91亿，到2011年这一数字为4.69亿。据此，我们计算出2011年非农业人口分别为1996年的2.32倍和1.61倍，从而得出了新的城市用地增长弹性系数。通过比较计算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按照户籍人口计算的城市用地增长弹性系数要大很多，从而进一步偏离了国际标准水平。
(二)人均城市用地超出合理范围
1.人均城市用地面积
2000年，我国城市人均土地面积为117平方米，2008年则增加到134平方米。[9]那么，人均134平方米的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是什么概念呢？从横向对比来看，发展中国家平均为83.3平方米，远低于我国。[10]一些欧洲国家只有82.4平方米，而他们的城市化水平比我们高得多；美国的城市居民人均占地面积为130至150平方米，但其人均土地面积是我国的10倍。[11]
从我国实际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与国家规划标准来看，我国的土地城市化也是过度的。根据2012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新建城市的规划人均城市建设用地标准在85至105平方米，这被认为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合理水平。⑧这意味着，我国现在人均建设用地面积超出我国合理水平30至50平方米。
2.容积率水平
目前，我国的城市容积率大约为0.33，而国外的一些城市则达到和超过了2.0。土地闲置是造成我国容积率低下的重要原因(天则所课题组，2007)。[11]但另有研究认为，2003年我国大陆660个设区市城市建成区平均综合容积率为0.50左右，城市居住区的容积率仅为0.9至1.2。[12]
尽管从直觉上讲，我国部分大城市过于拥挤的问题已经比较突出，但刘彦随等(2005)研究认为，我国一些超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与世界上的同类城市如纽约、东京等相比，在综合容积率上存在较大差距。[12]因此，综合考虑我国国情，城市综合容积率可达0.60，居住区容积率可高达1.80。
五、城市化加快发展趋势下的农地转用压力
(一)中国人口城市化衍生的建设用地需求
根据诺瑟姆曲线规律，在城市化率超过30%之后、达到70%之前，城市化将长期处于快速提升阶段。我国的城市化率为52%左右(大致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开始进入城市化加速阶段的中后期(我国城市化率将在“十二五”时期内超越世界平均水平)，城市化发展速度虽然较前一阶段(从1996年超过30%提高到2011年超过50%)可能会有所下调，但仍会处于年均提高1%左右的较快发展时期。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2010至2030年期间，我国的城市化率年均提高0.975个百分点，城市人口增加近3亿，年均增长近1500万。其中，前一阶段(2010至2020年)年均提高1.18个百分点，城市人口增加1.86亿，年均增加1860万；后一阶段(2020至2030年)年均提高0.77个百分点，城市人口增加1.11亿人，年均增加1110万。这一时期，我国城市化率增速是世界增速的2.36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2.53倍。[13]
参考上述人口增长趋势的判断，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对我国的城市建设用地需求进行了系统测算(结果如表7所示)。⑨结果显示，到2020年，为了满足城市居民对住宅、交通条件和城市绿化环境日益提高的需求，并保障工业、商业和公共服务业等的工作条件，城市化新增的土地需求量达到804亿至1212亿平方米(8万至12万平方公里)；到2030年将达到1472亿至2183亿平方米(14万至22万平方公里)，约合2亿至3亿亩。
(二)未来的城市化进程需转用农地2亿亩以上
满足未来城市建设用地需求的来源可以归为四类：已占用的城市建设用地整理、农用地、未利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
1.城镇区域内的建设用地整理潜力有限
毫无疑问，城镇建设用地集约节约利用是首要选择，它是一种内涵式的土地利用战略。在城市建成区方面，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占地面积为130多平方米，而国外发达国家则人均为80多平方米。在我国，城市建设用地整理最早针对的是城市废旧工厂、破产企业用地，目前城市地区土地整理的重点是棚户区改造(国有土地)和城中村改造(集体土地)。但客观而言，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仅为6000多万亩(2008年)，因此，城市建设用地存量的调整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并且成本高昂。作者估计，到2030年这部分挖潜能够满足500万亩的城市建设用地需求。
在独立工矿用地方面，还可以通过工矿复垦的方式间接置换城镇建设用地指标。根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到2020年，我国将通过开展工矿废弃地复垦补充耕地690万亩，其中一部分可以转换为城镇建设用地指标。此外，考虑到我国独立工矿用地(各类开发区)存在着2000万亩以上的闲置，乐观地估计，通过这部分土地的有效处置，到2030年也能满足1000万亩的建设用地需求。
综上，我们认为，到2030年通过城镇国有建设用地的存量优化可以整理出大约1500万至2000万亩城镇建设用地指标。
2.一定程度的耕地占用和减少在所难免
在耕地保护方面，我们也面临一个难题。在我国主要的人口聚集区和城镇周边地区主要分布的是耕地，这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选择结果。因此，我们国家客观上面临这样一个难以调和的矛盾：一方面，要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要维护粮食安全；另一方面，要满足城镇化、工业化对建设用地日益强烈的需求。从目前来看，到2020年，我国城镇建设用地挤占耕地的空间大约只有2500万亩，并且，我们估计耕地“红线”政策会延续到2030年，耕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总量估计也会控制在3500万亩～4000万亩以内。
3.通过其他农用地占用满足建设用地需求不太现实
如前所述，在城镇周边主要的土地类型为耕地，而耕地之外的其他农用地(牧草地、林地等)则多分布在偏远地区。更重要的是，随着国际国内对生态环境问题、碳排放问题的日益关注，国家会日益加强其他农用地的保护。实际上，国家已经实施了多年的“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政策。因此，虽然在我国农用地中，其他农用地占了主体，但通过这个途径满足城镇建设用地的需求规模应该在2000万亩～3000万亩以内。
4.利用城镇周边未利用地直接补充城镇建设用地
根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2006至2020年，我国计划通过引导开发未利用地形成新增建设用地125万公顷(1875万亩)。照此速度按每年125万亩计算，2010至2030年，通过这种途径能形成2500万亩城镇建设用地指标。
5.将未利用地转换成耕地间接补充城镇建设用地
理论上讲，通过开发西北、东北地区的未利用地(及部分牧草地)增加耕地资源，从而间接增加城镇建设用地指标，是解决城镇建设用地短缺的重要途径。根据有关估计，以西北为例，如果南水北调西线工程(170亿立方米调水)得以顺利完工，西北地区就可以增加2000万亩左右的耕地，根据现有供水规划，西线一期工程的供水将使大柳树灌区新增500万亩农田；远期如果再增加调水量(增加400亿立方米)，就可以在西北地区新增近1亿亩耕地。通过开发新增耕地实现18亿亩耕地的总量平衡，进而可以增加建设用地指标。但这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入，也需要克服环保主义者的阻挠。
根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2006-2020年，我国计划通过引导开发未利用地形成新增建设用地139万公顷(2080万亩)。粗略估计，到2030年，我国可以通过这种途径形成4000万亩左右城镇建设用地。⑩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耕地补充最终还需要通过占用城镇周边的耕地来“落地”。
6.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综合整治
相对上述几种途径而言，通过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综合整治弥补城镇建设用地短缺的潜力较大。首先，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利用粗放，因此，通过土地整理形成城镇建设用地的空间较大；其次，随着城市的扩张与基础设施的完善，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空间距离与时间距离被大大压缩，原来的农村地区能够越来越多地承担城市的某些功能。作者估计，到2030年通过这种途径大约能形成1亿亩左右的城镇建设用地，约占集体建设用地存量的40%。
通过对上述四类途径所能供给的建设用地规模进行初步估算，按照未来二十年我国完成城镇化过程需要2.5亿亩新增建设用地标准，在上述几个途径中，除了城镇国有建设用地整理和直接占用未利用地(合计4000万至4500万亩)，不需要农地转用外，其他几个途径都必须经过农地转用这个环节。也就是说，到2030年前后，我国因城市化发展需要转用的农地规模在2亿亩以上。
六、总结与建议
本文在分析城市化概念和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对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及其特征进行了回顾和总结，提出了“两个滞后”基本判断，即我国人口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人口城市化滞后于土地城市化。“两个滞后”意味着，相对于已经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历程的先发经济体，对于进入工业化后期的中国而言，未来20至30年城市人口增长压力更大，城市空间扩张的动力更强。人口城市化的加快推进离不开土地资源保障，到2030年前后，中国城市化引致的建设用地需求高达2.5亿亩。未来城市建设用地需求主要依靠农地转用来满足，这一规模将超过2亿亩，占总量的80%。
鉴于以上形势，中国不得不面临一种两难处境：一方面是以往农地过度转用所带来的负外部性日益凸显，国家必须严控农地转用；另一方面，以往的人口城市化“欠账”过多，为了让每个愿意进城的农民能够在城市有尊严地生活和工作，国家必须通过农地转用来提供城市建设所需土地。解决上述矛盾的关键是改革我国行政垄断的农地转用制度，抑制政府过度征地的冲动，引入市场机制，以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
①作者对他所依据经济发展水平(1964年美元)进行了换算(2000年美元)。在以下有关韩国的案例分析中，我们使用的都是2000年美元的不变价，而不是名义值。
②1990年以美元为标准的购买力平价(PPP)是目前覆盖范围最大、使用起来最便利的PPP，它包括了154个国家，其中70个国家是联合国主持的国际比较项目参加国。
③实际上，麦迪森采用的主要是OECD的经济核算技术来考察中国官方统计。他认为，虽然认为中国官方高估了1978-2003年的经济增速，但如果采用市场汇率办法评估，中国的经济规模又被严重低估了。他采用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中国2003年GDP相当于美国的74%以上、日本的两倍以上，并且，即使基于保守的假定，中国也会在2015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根据2012年的中美GDP名义值，中国仅为美国的53%。从中可以看出，麦迪森对于中国的经济是特别乐观的。
④其中，北京、上海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期，这点几乎没有异议，但是，机械地套用产业结构、工业结构和农业人口比重来评价工业化阶段，有时容易得出错误结论。例如，海南从发展道路上具有特殊性，一是控制重化工业发展，着力发展服务业，由此必然导致“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增加值比重”较低；二是由于独特的土地和气候资源，海南适合发展现代农业，由此导致农业就业人口比例较高。正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特殊性，才会得出海南的工业化发展阶段落后于云南、贵州的结论。事实上，2011年，海南的人均GDP大约是贵州的1.79倍、云南的1.51倍。
⑤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具体阀值为：0为前工业化时期；1～16为工业化前期的前半阶段；17～33为工业化前期后半阶段；34～50为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51到66为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67～83为工业化后期的前半阶段；84到99工业化后期的后半阶段；100为后工业化时期。
⑥2012年，我国的GDP总额达到519322亿元人民币，按照年末汇率中间价换算，我国的人均GDP超过了6100美元(名义值)，大约相当于美国的12.7%。作者按照世界银行的GDP折算系数(0.78)，对我国2012的人均GDP进行了推算，我国人均GDP大约为4758美元(2000年美元)，从这一结果来看，我国大体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一阶段，或者说是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的过渡阶段。但国际上测算工业化发展阶段往往采用的是购买力平价方法，包括社科院蓝皮书也采用了购买力平价标准。
⑦对于前工业化时期，实际上根据麦迪森的统计，早在1600年，日本的人均GDP就接近了660美元(2000年美元，以下同)，到1820年已经达到816美元，但一般认为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工业化的起点。进入工业化初期以后，日本经济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期，1936年人均GDP就超过了2640美元，开始步入工业化中期，1941年甚至达到了3532美元的阶段性峰值。但受到二战的影响，日本经济出现了绝对倒退，1946年人均GDP跌至1896美元，此后便开始恢复。
⑧首都的规划人均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应在105.1平方米～115.0平方米/人内确定。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以及部分山地城市、人口较少的工矿业城市、风景旅游城市等具有特殊情况的城市，应专门论证确定规划人均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且上限不得大于150.0平方米/人。
⑨此处参考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2012年度重点课题《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的问题与对策》的研究成果，作者陈伟系该课题负责人。由于相关测算图表、文字量较大，鉴于本文篇幅所限，故此处只直接引用结论，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详细资料。
⑩也有乐观的估计认为我国可以通过开荒增加8000万至1亿亩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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