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精英与上海抗战——以“一#183;二八”事变期间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方论文,为例论文,事变论文,上海论文,上海市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K26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873（2007）04—0150—12
20世纪30年代，上海政治舞台上出现四大有势力的资产阶级团体，时称“四大金刚”。上海资产阶级凡对政府有所陈言和主张，“每由四团体或五团体联名（四团体为上海市商会、地方协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五团体再增一航业公会）”②。其中上海市地方协会，其前身为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是以上海金融工商界领袖人物为主组成的一个地方精英组织，是当时上海极有权威的民间组织。③ 最近20多年来，随着抗日战争研究的深入，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在“一·二八”事变期间的抗日救亡活动逐渐得到史学界的关注。④ 学术界一般把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看作是一个资产阶级团体，但在其会员构成上却众说纷纭，⑤ 对于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在淞沪抗战中的作用的评价也不一致。⑥ 本文拟以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报告书为基本材料，结合当时的报刊资料、当事人的日记和忆述文章等，对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会员构成及在“一·二八”事变期间的活动进行论析，进而对其与当时政府的关系作一简要探讨。
一 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成立及其会员构成
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是由“壬申俱乐部”发展而来的。为应付财政危机，1932年1月，孙科政府决定暂时挪用公债还本付息基金以敷军政费用。⑦ 消息传出后，立即遭到上海金融工商界的一致反对。1月13日，由史量才召集，沪上各银行家、实业家以及部分文化教育界人士在哈同路（今铜仁路）史量才寓所集会，抗议南京政府挪用公债基金，他们决定成立一“永久之会”来反对政府的予取予夺。⑧ 14日晚上，他们又在巨籁达路657号刘吉生家（今巨鹿路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所在地）集议，决议把此“永久之会”定名为“壬申俱乐部”（1932年为农历壬申年），并通过组织大纲，同时决定推派张嘉璈、秦润卿、李馥荪、王晓籁、史量才、杜月笙、张啸林等7人为代表与南京政府代表谈判。⑨ 18日，在刘吉生家里，他们选出了“壬申俱乐部”理事，史量才为理事长，李馥荪、杜月笙任副理事长，钱新之、王晓籁、虞洽卿、张公权等为理事。⑩ 从此，“壬申俱乐部”频频集会，讨论国事。从1月13日起到一·二八事变爆发，“壬申俱乐部”共开过4次会议，他们邀约市长吴铁城、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戴戟等市政要人参加，对取缔抗日救国会等紧要时事进行磋商，寻求对策。（11）
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同日，“壬申俱乐部”在威海卫路（今威海路）43号公馀俱乐部聚会，与市长吴铁城共商沪局。（12） 30日晚，壬申俱乐部同人在刘鸿生企业银行大楼开会，决定设立金融、外交、给养、救济四组。（13） 1月31日下午，“壬申俱乐部”在企业银行集会，决定正名为“上海地方维持会”，并推起草员9人起草会章，是为地方维持会第一次大会。（14）
1月31日晚，地方维持会在企业银行大楼开第二次大会，当时出席者共32人，一致推史量才为会长，王晓籁为副会长，虞洽卿、张啸林、杜月笙、刘鸿生、钱新之、林康侯、徐新六、朱吟江、秦润卿等九人为理事，陈光甫、胡孟嘉、徐寄庼、张嘉璈、黄炎培、穆藕初等21人为会员，设事务所于圣母院路二号旧梵王宫（今瑞金一路小学），后迁至巨籁达路敦丰里（今卢湾区妇产科医院）。（15） 2月1日，上海地方维持会决议改名为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设立秘书处，以黄炎培为秘书长，“就市民地位，从事于慰劳将士、救济难民、调剂金融、维持商业及其他必要工作，以地方秩序恢复之日为止。”（16） 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会章规定，“本会设会长一人、副会长二人、理事十五人，由会员推举之。”该会设立之初，仅设副会长一人、理事9人，但随着战事的逐渐展开，会务活动繁忙起来，人手不够。在2月19日地方维持会大会上，由会长史量才提名，增选杜月笙为副会长，增补张嘉璈、胡孟嘉、唐寿民、穆藕初、朱子桥、胡筠秋、郭顺等7人为理事，这样，理事共增加到15人。会员增加也比较快，成立大会时，会员仅有32人，至举行闭会典礼时，会员已经发展到94人。根据有关资料，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人员构成情况如下：
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会员籍贯、社会任职一览表（以1932年为准）
姓 名
籍 贯 主要任职姓 名
籍 贯 主要任职
史量才 江苏溧阳 申报馆总经理、上海日报贝淞荪 江苏吴县 中国银行副行长
公会会长
王晓籁 浙江嵊县 上海市商会主席、中央造裴云卿 浙江上虞 同春钱庄经理
币厂副厂长
中汇银行董事长、法租界
杜月笙 江苏上海 总商会主席委员、法租界叶扶霄 江苏吴县 大陆银行经理
公董局董事
虞洽卿 浙江镇海 三北轮埠公司总经理、上刘吉生 浙江定海 中国企业银行常务董事
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长
张啸林 浙江杭县 法租界总商会会长、法租张慰如 江苏上海 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理事长
界公董局董事
秦润卿 浙江鄞县 福源钱庄经理、上海钱业荣宗敬 江苏无锡 申新纺织厂及福新面粉厂总
公会主席理
林康侯 江苏上海 中央银行监事、全国商会聂潞生 湖南衡山 怀丰纺织新局董事兼总经理
联合会主席委员
朱吟江 江苏嘉定 嘉定银行董事长、通和银何德奎 浙江金华 公共租界工部局会办
行董事长
大中华火柴公司总经理、
中国企业银行董事长、中 大振航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刘鸿生 浙江定海 华码头公司经理、上海水冯炳南 广东高要 长
泥公司经理、章华毛麻纺
织公司经理
徐新六 浙江杭县 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邹秉文 江苏吴县 上海商品检验局局长
钱新之 浙江吴兴 四行储蓄会经理袁履登 浙江鄞县 上海宁绍商轮公司总经理
交通银行总经理兼上海分 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上
胡孟嘉 浙江鄞县 行经理、上海银行公会主颜福庆 江苏上海 海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院长
席委员
和兴实业公司、闸北水电公
张嘉璈 江苏宝山 中国银行经理 陆伯鸿 江苏上海 司、内地自来水公司、和兴码
头堆栈经理
浙江兴业银行董事兼地产部
胡筠秋 安徽绩溪 华比银行华经理蒉延芳 浙江镇海 经理、上海房地产业同业公会
主任委员
穆藕初 江苏上海 上海华商纱厂交易所理事朱博泉 贵州贵筑 上海绸业银行董事
长
唐寿民 江苏镇江 中央银行理事兼业务局总郭 乐 广东香山 永安百货公司经理
经理
郭 顺 广东中山 永安纺织公司董事兼经理查良钊 浙江海宁 长江水灾赈灾委员会常务委
员兼灾区工作组总干事
姓 名
籍 贯 主要任职姓 名
籍 贯主要任职
朱子桥 浙江绍兴 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委员汪伯奇 安徽婺源 上海新闻报馆经理
黄炎培 江苏川沙 申报馆设计部长沈梦莲 江苏奉贤 浦东商业储蓄银行监察人、松
江电气公司董事
陶乐勤 江苏嘉定 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秘书沈籁清 浙江绍兴 大陆银行副经理
郭秉文 江苏江浦 实业部工商访问局长、华冯幼伟 广东番禺 新华信托储蓄银行董事长
美协进社主任
徐寄庼 浙江永嘉 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王伯元 浙江慈溪 中国垦业银行常务董事兼总
上海市商会执行委员、行经理
李馥荪 浙江绍兴 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张絅伯 浙江宁波 明华商业储蓄银行总理
杨志雄 江苏上海 吴淞商船学校校长 齐云青 河北高阳 中国农工银行总经理
胡筠庵 安徽绩溪 中国棉业贸易公司经理 卢涧泉 浙江桐乡 交通银行董事长
胡筠庄 安徽绩溪 德华银行华经理孙衡甫 浙江慈溪 四明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
胡筠籁 安徽绩溪 胡筠记证券号股东兼经理 陈行
浙江绍兴 中央银行理事兼副总裁
及经纪人
孙仲立 安徽寿县 中孚银行总经理楼恂如 浙江鄞县 敦余泰记钱庄经理、中华劝工
银行经理、钱业公会执行委员
胡笔江 江苏江都 中南银行总经理周宗良 浙江宁波 周宗记颜料号经理
上海立大面粉公司及申大面
陈蔗青 湖南湘乡 盐业银行经理 顾馨一 江苏上海 粉公司经理、上海市商会执行
委员
俞佐庭 浙江镇海 恒巽钱庄经理 方液仙 浙江镇海 中国化学工业社经理
陈光甫 江苏镇江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俞凤韶 浙江德清 上海轮船招商总局营业科科
长
吴蕴斋 江苏镇江 金城银行经理 徐静仁 安徽当涂 福利民铁矿公司总经理
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
姚慕莲 浙江嘉兴 商办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李祖夔 浙江定海 华安商业储蓄银行常务董事
董事长
闸北保卫团团长、闸北慈 （曾任）中国驻法国总领事、
王彬彦 江苏武进 善团、闸北救火联合会主何尚平 福建闽侯 里昂中法大学校长
任
俞叶封 浙江钱塘 上海杭州饭庄经理 金芝轩 浙江镇海 四达公司、四达工业厂经理
闻兰亭 江苏武进 上海市商会执行委员、上李应生广东中汇银行监察
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
陈松源 浙江鄞县 振和染织厂经理尤菊荪 江苏无锡 安利洋行机器棉花部华经理、
进顺烟叶公司股东兼经理
林义顺 广东澄海 国民政府赈灾委员会委员刘伟军广东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
张翼枢 湖南醴陵 法国哈瓦斯通讯社远东分应子云 浙江鄞县 泰利洋行任职
社经理
姓 名
籍 贯主要任职 姓 名
籍 贯主要任职
褚慧僧 浙江嘉兴 上海法科学院院长 窦耀庭窦耀记店主、中国营业公司华
经理
潘序伦 江苏宜兴 主计处主计官兼会计局局徐采丞成生花厂经理
长
徐永祚 浙江海宁 会计师梁士纯全国青年协会干事
庞京周 江苏吴江 上海医师公会副会长、同钱志翔江南银行经理
德医学校校长
牛惠生 江苏上海 在上海执行医师职务杨习贤天隆花纱号经理、隆茂纺织公
司经理
（曾任）北京政府善后会 广昌商业公司经理、源利工程
汤斐予 江西泰和 议副议长、临时参议院副陈伯权公司经理
议长等职
陈立廷 山东福山 上海青年会总干事 蒋云逵不详
主要资料来源：《海上名人传》编辑部编《海上名人传》，上海文明书局，1930年；上海通志馆编《上海市年鉴》（民国二十四年），“名人录”；樊荫南编《当代中国四千名人录》，香港：波文书局1936年版；中国征信所编《上海工商人名录》，1936年；许晚成编《上海人名录》，上海龙文书店1941年版；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金普森、孙善根主编《宁波帮大辞典》，宁波出版社2001年版。
从上表来看，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会员构成有3个特点：
第一，以金融、工商界人士为主体。在有资料的93位会员中，在金融实业界任职的有69位，约占74％，其中在金融业任职（包括兼职）的有44位，占会员总数的1/2弱，他们中的大部分是中国、中央、交通、“北四行”、“南三行”等沪上各大银行的经理、理事长或理事，张嘉璈、钱新之、秦润卿、陈光甫、李馥荪、胡笔江、胡孟嘉、徐新六等江浙金融集团的实力人物，均是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成员，他们中有9人担任理事，在地方维持会的决策与行动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工商界任职的会员，几乎全是沪上工商实业界的头面人物，虞洽卿、荣宗敬、刘鸿生、穆藕初、郭乐、郭顺、顾馨一、方液仙等人物，其影响不囿于上海一隅，在全国也是屈指可数的经济实业巨子。应当看到，有一些会员，虽然主要任职不在金融工商领域，但在经济领域却有着诸多投资，如会长史量才，不仅握有《申报》、《新闻报》的大部分股权，而且还是中南银行的常务董事和大股东，并投资民生纱厂、五洲药房、中华书局等实业，在金融、实业、舆论三界有着相当大的影响，会长之职，实是众望所归；青帮头目杜月笙，以走私鸦片、开设赌场起家，1927年后也开始涉足金融工商活动，创立中汇银行，担任大达轮船公司等30余家金融工商企业的董、理事长，俨然社会名流。从地域上来看，会员绝大多数是江浙籍，广东、江西、山东等客籍会员为数甚少。可以看得出，江浙财团构成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主干。澳大利亚学者马丁认为，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是一个以资本家为主的地方精英组织，（17） 从上述分析来看，这一论断是比较恰当的。
第二，会员来自社会各界，且几乎全是社会的中坚人物。如前所述，金融、工商界人士构成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主干，但这并不能掩盖会员构成的广泛性。从上表可以看出，除金融、工商界外，会员还来自新闻、教育、法律、会计、卫生、慈善等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并且几乎都是各行各业的知名人物，如任总秘书的黄炎培，是中国职业教育的开创者之一，在当时教育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潘序伦、徐永祚是当时企业或团体争相邀揽的知名会计师，为审核账务的公认权威；颜福庆、庞京周、牛惠生等人是闻名沪上的医学权威；朱庆澜（子桥）是名震一时的慈善家；褚慧僧是上海著名的法学家。值得一提的是，市民地方维持会还掌握着当时上海乃至全国最大的舆论工具，那就是由史量才和汪伯奇分别任董事长的《申报》和《新闻报》，这就为地方维持会和后来的上海市地方协会进行比较广泛的社会动员提供了可能。此外，王晓籁、杜月笙、虞洽卿、陶乐勤、何德奎等会员还在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纳税华人会担任着重要职务，这样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势力就延伸到华洋两界，而杜月笙、张啸林两位青帮大亨的入会，无疑又使维持会得到上海帮会势力的有力支持。因此，可以说，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是一个很有能力、极具政治能量的社会组织。
第三，与上海市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等三大团体有很大的交叉。上海市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政治经济生活中很有势力的三大团体。上海市商会是各同业公会和各商店、工厂、公司推派代表组成的，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是银行业、钱庄业的同业组织，而地方维持会的很多成员本身既是各金融实业的领导决策者，同时又是各同业公会的代表。这样，很多会员就兼有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会员、上海市商会会员、银行公会或钱业公会会员等多重会员身份。会员一身数兼，对于四团体协调合作、共同开展活动是大有助益的。
总之，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是在日本入侵造成上海市政府权威“暂时缺位”的背景下，（18） 由上海金融、工商、文化等社会各界的地方精英组成的一个民间团体，由于它拥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掌握着影响广泛的舆论工具，并且得到帮会势力的支持，因此，在接下来的淞沪抗战中日益显示出它的能力与影响来。
二 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支援前线、稳定后方的活动
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围绕着其发起宗旨，承担起支援前线将士、稳定后方秩序的全面任务，它发动市民为前线军队捐款捐物，救济不断增加的战区难民，同时，采取各种措施，稳定金融和工商业，“尽可能维持上海华界的基本经济活动”。（19） 具体来说，其活动又可分为以下诸端：
（一）迭电政府，为前线军队乞援
淞沪战事爆发后，南京国民党最高当局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幻想通过英美等国从中斡旋，达到与日本妥协的目的，因此对十九路军抗战不仅不予以支持，反而处处梗阻，极力破坏。国民党当局为求妥协而故意陷十九路军于孤军奋战的险恶用心，引起上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2月4日，史量才、虞洽卿、秦润卿、杜月笙、黄炎培等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会员联名致电南京国民政府，通电谓：“十九路军连日血战，各公团迭电请援，迄未见复，全市惶恐，究竟政府通令各军抵抗以后，对于悬沪孤军有何援应方法？上海三百万市民几濒于绝境，无上海即无全国，置十九路军而不援，岂特弃我三百万市民。试问全国失此经济中心，今后将何以自立？”（20） 对国民政府妥协退让行为的愤懑、痛恨、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在社会各界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于2月上旬同意由张治中率领第五军支援淞沪抗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民党政府放弃了淞沪作战“适可而止”的方针，相反，它依然幻想通过外交途径促使日军停止战争，不仅不给十九路军以实际的支援，反而借口国难严重停发该军军饷。另一方面，日军却向上海大力增兵，至2月25日，侵沪日军达到57，000多人，超过了侵占东北三省的总兵力，敌我悬殊造成中国军队伤亡惨重，在战场上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在此危急时刻，2月26日，地方维持会又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军政部长何应钦：“连日沪战剧烈，为开战以来所仅有。前线诸军，浴血苦斗，而敌军继续而来，深知政府早经筹划增调援师，同人鉴于情势急迫，敬恳准予赶速抽调，星夜赴援，多一兵增进一分力量，早一刻免失一分土地，死生成败，在此关头。临电不胜盼切！”（21） 但国民党政府却置之不理，拒发援兵。28日夜，地方维持会又发出“十万火急”电，电文称：“十九路诸军，苦战逾月。顷敌人一面以大军压迫前方，一面从浏河杨林口登陆。孤军死守，万难支撑。地方民众，叠电乞援。第五军虽到，众寡强弱，仍见悬殊。现危险已达最后时期，京沪线东段一失，全路震动。诸公即不为第十九路军第五军计，其如大局何？敢蘸血泪，为最后陈请，盼飞电示复！”（22） 但仍得不到国民党政府的任何积极回应。
因援军不继，众寡悬殊，3月2日，中国军队被迫撤离淞沪。冰冷的事实让地方维持会会员哀伤不已，他们对政府的失望达到极点。3月3日的《申报》发表时评，果敢地指出：“倘若今后政府仍不能下最后之决心，以民意为依归，则政府自弃于人民，断不为人民所拥护，断无久存之可能。”（23）
（二）慰劳将士、救护伤兵
慰劳将士主要由慰劳组负责，该组成立于1月30日，最初称给养组，2月2日改为现名，由王晓籁、杜月笙、林康侯、穆藕初、张啸林、张子廉等11人负责。慰劳组的第一次慰劳是在1月30日，张啸林、穆藕初、许克诚、张子廉偕同医师庞京周及看护30余人，乘坐满载绍酒、牛肉等慰劳品的四辆卡车和装满救护药品的三辆卡车，前往真如十九路军总部进行慰劳。当了解到十九路军每日最缺者为白米三百石及若干咸菜时，地方维持会立即决议承担七千石军米的供给，并由穆藕初出面联系，由上海临时救济会具体办理此事。（24） 从2月2日至2月24日，地方维持会共送到前线7010石军米。（25） 此后，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就积极与十九路军联络，了解军需，并通过《申报》等各种途径发动社会各界捐助。如《申报》刊出消息：目下十九路军“所需者即运货汽车、汽油、机器脚踏车、跑鞋及药品等”，半天后，“上海全市大大小小车辆几乎完全捐空，齐向军中输送”。（26）《申报》登出《前方将士无以御寒》的消息后，5天内，市民就捐助全新棉衣裤3万多套送往前线，而当时十九路军三个师总人数不过2.9万余人。总之，不论是食品、衣被等生活必备品还是水泥、钢筋、沙袋、通讯器材等军事用品，只要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说“抗战需要”，上海市民就罄其所有尽力捐输，以致地方维持会经常无处可放捐献品，不得不借助报纸电台发表如下声明：“昨天本报（或电台）说十九路军需要××……，以各界同胞捐赠数量太多，早已超过实际需要，该会亦无地方代为保管，请大家从现在起不要再捐了。”（27） 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用汽车把市民捐献的这些军需品和慰劳品运往前线，据当时报载：“在真如见运货汽车，相望于道，镇上狭隘之街市，几全为此类慰劳车所拥挤，各种物品如脚踏车、机器脚踏车、橡皮手套、粽子等，均堆积如山。”（28）
上海市民的捐款热情也很高。2月1日，一位不具名的读者给申报馆送来支票一万元，并附信一封，内称：“当此国难之际，宁受生命财产牺牲，虽死足荣。”（29） 此后，市民的捐款源源而来，至2月8日，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救济组收到高达五万元的捐款，其中2000元为外籍人士所捐。（30） 2月10日，史量才在其寓所召开理事会，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秘书长徐名鸿应邀参加，会上一致认为日本可能会增兵，我军必须作好长期作战的准备，上海市民也必须坚持长期支援。理事会决议：募集救国捐，输财纡难，正名救国，以示与寻常募款不同。（31） 会后，黄炎培起草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募集救国捐启》，在《申报》刊出后，又制成传单散发给市民。当时上海市民纷纷捐款，至5月31日地方维持会救济组登报停止接收捐款捐物止，在短短的3个月时间里，地方维持会共募得救国捐27.6万余元。（32） 但此后市民的捐款热情仍然不减，据地方维持会经济组收付股统计，自2月17日起至12月6日止，地方维持会共收到救国捐计银九十三万一千六百十八圆五角六分，这些钱款“半数拨作抗敌将士慰劳费，半数拨作受灾民众救济费”。（33） 市民源源不断的捐款，对于停发军饷达8个月之久的十九路军来说，无疑是一种有力的支援。
此外，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还与银行公会等团体合作，共同支援前线。2月初当第十九路军前方将士亟待接济之际，上海银行公会出面商请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垫借款10万元，转交第十九路军。事后宋子文借口“该项垫款本部事前并未接洽，又无支出方案，无从拨还”。地方维持会就同上海银行公会数度向财政部交涉，以理力争，迫使宋子文最终同意与中中交三行另订借款协定，以资了结。（34）
救护伤兵是地方维持会的另一重任。当时，由于国民政府拒发援军，加上敌我双方兵力悬殊，中国军队伤亡比较严重，至战事结束，伤员达9700余人，其中十九路军伤员达6300余人。（35） 救护、照料伤兵非军队所能完全胜任，这一任务就落在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等上海社会各界的身上。由中国银行、孔祥熙、杜月笙、倪葆春、丁梦星等实业和社会人士捐资，地方维持会共创办临时伤兵医院7所（36），由颜福庆、牛惠生、庞京周等著名医师主持医务工作，收治伤病的官兵。2月19日，地方维持会委托上海市临时救济会组织了伤兵慰问教育团，负责去各伤兵医院进行慰问、AI写作家信、赠阅书报等工作，颇受伤兵欢迎。3月25日，在黄炎培、江问渔的协助下，地方维持会救济组主任胡筠秋、胡筠庄、蒉延芳等人，“为纪念一·二八抗敌将士之光荣历史起见”，办一·二八抗敌残废院，收容参战伤残人员，“以慰忠勇将士”。（37） 此外，地方维持会还大力资助宋庆龄、红十字会等社会团体或个人创办的伤兵医院，慰劳受伤官兵。为补充军队兵源的不足，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还号召国民参加十九路军，造成全民皆兵、全民保国的基础。（38）
（三）救济难民
淞沪战争最直接的后果之一是造成上海数十万市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沦为难民。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救济组，则“专为救济难民食品及衣被而设”。（39） 该组下设总务、供应、会计、运输、调查、卫生、遣送等7股（40），后因战火中难民失踪颇多，又添设登记股，“专备难民家属来所报告，以便代为寻觅失踪者之下落”。（41） 当时，救济组的救助难民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与其他社会团体和租界通力合作，共同救助难民。淞沪战起，随着难民逐渐增多，难民收容所也急剧增加，一时间，竟多达200多所。（42） 这些收容所都是临时仓促组成，设备、物资、医疗等等方面，不敷需求，并且各自为政，纠纷不断，自然，“力既分散，收效自微”。（43） 于是，救济组就根据一西人顾问提议，不再专门设立收容所，其主要力量用在源源不断地为各收容所补充医务人员、提供食品、日用品和医疗器械等方面。（44） 如2月6日，救济组与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洽商，最后商定两会分工合作，救济组出经费和食品，由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在闸北、虹口等“轰战区域”和宝山、太仓、昆山、青浦、嘉定等县设立难民收容所。（45） 2月13日，救济组又拨款五千元函送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专门用于遣送避居租界的难民。（46） 为改变全市难民收容所各自为政的局面，3月24日，地方维持会又召集仁济堂、市民联合会等团体及其所办难民收容所，成立难民收容所联合会，以协调全市难民收容所的行动。（47） 可以说，地方维持会救济组已经成为全市收容所的居中策应机关。（48）
此外，救济组还积极与租界合作。2月16日，救济组与公共租界工部局就难民卫生达成分工合作协议。（49） 在营救被日军逮捕的难民方面，租界当局也予以配合，令警务处尽力加以营救。（50）
第二，积极利用宣传媒介，动员市民救助难民。救济难民工作复杂庞大，仅靠一个或几个社会团体是不够的，所以救济组积极运用宣传媒介尤其是《申报》来动员各界群众参与难民救济工作，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淞沪战争爆发之时，正值严冬，寒风凛冽，大雪飘飞，难民大多只身逃出，衣被无着，救济组立即在《申报》等报刊登出此消息，希望市民“推己饥己溺之怀，慷慨捐资财以及旧衣破絮，多多益善”。（51） 市民立即响应，三天内募集棉衣、棉被各一万余条。（52） 2月9日，《申报》登出地方维持会租借的难民救济医院——小沙渡路劳工医院缺乏医药用具的消息后，在沪的中西大医药机构纷纷捐献。随着战事的展开，难民逐日增多，维持会深感“供应方面有增无减，不免捉襟见肘”，遂借《申报》布告市民：“所望各界人士源源资助，使救济工作不致中断，亦后方之要务也。”（53） 之后，市民捐款源源而来，至2月24日，会计组收到捐款达15万元。（54）
第三，遣送难民。淞沪战役后期，尤其是庙行战役后，战事日烈，伤兵难民剧增，导致各难民收容所人满为患，而后方医院也因伤兵过剩难以收容生病的难民。在这种情况下，“人数既多，供应綦难，且长此麇集，终将束手无以应付”，“故宜分别遣送内地，使各谋生路，以减少上海之危机”。（55） 于是，一方面与其他慈善机关合办难民收容所11处，努力救济难民，（56） 另一方面，从2月下旬起，地方维持会救济组遣送股由正副主任杨志雄、杨管北向轮船招商局租借轮船，开始大规模地遣送难民回原籍。前后凡四次，遣送难民二万人左右，（57） 这就大大减轻了战时上海沉重的难民压力，对稳定上海后方秩序具有非凡的意义。
第四，加强难民的职业指导。救济组认为，各处收容所内因战失业之难民，“民生堪虞，尤有介绍安插使维生活之必要”。（58） 于是，该组专门设立职业指导股，并征得中华职业教育社附设的中华职业指导所的同意，由该所派员在职业指导股进行职业指导及训练介绍之工作，由江问渔、潘仰尧主持其事，于3月20日开始办公。（59） 职业指导股一方面派人到各工厂“接洽需要熟练工人事宜”，以使各收容所收容的失业熟练工人得有职业，另一方面创办贩卖部，由该股贷款给无业的难民让其从事小买卖，并创办工艺部，由该股指导难民从事小工艺制作。（60） 此外，在一些场合，该会还大力向各界呼吁，希望各界雇用人员及工人时，“多多乐用难民”。（61） 加强难民的职业指导，让难民获得一定的谋生手段，对稳定当时上海的社会秩序和战后市民生活重建，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四）调剂金融、稳定工商业
澳大利亚学者纳拉莫尔认为，虞洽卿、刘鸿生等上海最有影响的资本家集结起来组成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援助19路军和尽可能地使上海拥有一个照常进行商业活动的环境的愿望”，换言之，他们积极响应史量才的倡议是“出于对保护经济的关心，因为这与他们利害攸关”。（62） 因此，稳定金融和工商业不仅关系到当时的市民生活，还关系到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成员的切身利益。
当时银币和纸币并行，市民经过历次内战的教训，认为纸币不可靠，对中央、中国、交通银行的纸币尤其不信任，他们都纷纷把纸币兑换成银币，以致出现挤兑现象，闹得人心惶惶。从1月30日起，上海银钱两业宣布罢市，停止营业，公共租界内的钱庄均不兑换五元以上的纸币，洋元兑换极低。（63） 这种情况下，史量才在地方维持会理事会上倡议，南北八家银行（指的是“北四行”和“南四行”（64））带头做好兑现工作，得到一致赞同。（65） 中央、中国、交通三家国有银行也起而响应，决定无限制地兑换纸币。（66） 地方维持会副会长、市商会会长王晓籁则召集烟兑杂货业同业公会理事，一致决定不得拒收纸币，并不得压价，使纸币和银元等价通用。尽管当时各银行已因战事而停业，但烟兑业却可以将每日收得的纸币到银行换取银元、银角。（67） 在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帮助下，3月15日，上海银行公会组织了“银行联合准备委员会”，筹集资金以帮助金融界渡过难关。（68） 经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等地方团体的努力，挤兑之风逐渐平息。
米、棉、煤三项是与上海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必需品。抗战开始后，米店、煤炭店、棉布店曾停业几天，市民生活受到一定影响。2月2日，史量才指使人在“本埠新闻”专栏发布了“本埠民食无虞，存米足支二月”的头条消息，以稳定人心。2月3日，米、棉、煤三业开市，地方维持会与市商会、米业等同业公会讨论，决定开业后照原价开售，不得涨价，并保证货源不断。（69） 此外，地方维持会还向各同业公会许诺，准其向银行贷款，到各地购买原料，以保证工厂的照常开工。（70） 可以说，这些措施实施后，上海的市民生活得以安定，他们不仅不想逃离上海，还更加积极地响应地方维持会的号召，投入慰劳与救济工作。
（五）联络军、政、民三方，协调行动
在南京政府消极抗战的影响下，上海市政府基本上放弃了援助前线的任务，因此，协调各方面的抗日意志、统一行动，就成为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等社会团体的重任。当时，杜月笙、钱新之等人与政界要人宋子文、孔祥熙、吴铁城等过从甚密，地方维持会遇有急事需要政府通融或周旋时，多由他们出马。每周，史量才都要和杜月笙等人晤谈一次，以了解政府的抗日动向。为联络其他各界人士抗日，地方维持会总秘书黄炎培参加了由各抗日团体联合组成的抗日救国联合会，被推为常务理事。为了解军队所需，地方维持会积极与十九路军联系。1932年3月，在抗日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派张治中率第五军支援十九路军，上海地方维持会就派黄炎培等人与张治中联络。此外，史量才、黄炎培等人还经常与宋庆龄、杨杏佛等国民党左派进步人士定期联系，交换情况，共商对策，对民众联合抗日、军民共同抗日局面的出现起了重要作用。
（六）其他活动
除了慰劳将士、救济难民、稳定金融工商业等战时必要活动外，“为纠正国际间视听及唤起民众共同御侮起见”，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还设立交际组，宣传国难，揭露日军侵沪真相；为救济被日本纱厂解雇的工人，地方维持会还与其他团体联合成立了“上海市失业工人救济会”，并提供给失业工人600石米来糊口；为了研究当时复杂的国际关系，维持会还聘请顾维钧等人成立外交研究委员会。
总的来说，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在战争期间承担起全面的行政、财政和援军的任务，（71） 为十九路军以弱势兵力屡屡打败装备精良的敌人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当时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战事结束后，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曾动情地说：“回想上海抗日战事之时，赖地方维持会诸君努力，实在感激！”（72） 国联调查团来上海时，美国代表麦考益曾不解地问市商会代表王晓籁：“据人谈，中国政府无统治全国能力，但此次事变，华人领袖办理救济难民事宜，收效甚广，并闻有市民维持会等组织，此种良好成绩，抑由人民主动，抑经政府指导发生？”（73） 从中不难看出，地方维持会通过支援前线、稳定后方已经在当时获得崇高的威望和实际的权威，以致时人称之为“上海最有权力的机关”，“虽然不是法团，但其实际力量则超越一切”。（74）
三 结论
一·二八淞沪战争的爆发，打断了上海市政府的正常工作，市政府暂时停止了行政权力的行使。对于这一点，市政府公务局长沈怡在其回忆文章中曾谈到：“在战争进行期间，市政府各局已无事可做，但为配合军事，须紧急处理的事情却着实不少……当时铁老（指的是市长吴铁城——引者）和俞秘书长日以继夜地忙着对外，内部的事务由各局少数几个人分负责任，人数不多，但办事效率颇高。”（75） 而战事爆发后，社会局长麦朝枢则以“时局严重应付困难”于1月31日提出辞职，并令各科赶办结束，以便移交，（76） 3月13日，市长吴铁城又向国民政府提出辞职。（77） 尽管这些辞职都没有获准，但由此可以看出，上海市政府并没有完全担负起一个政府在战时应当承担的职能。市政府权威的缺位及其由此造成的统治真空，却被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等社会团体所填补。他们通过慰劳将士、救护伤兵难民、稳定金融和工商业等活动，既支援了前线作战，又稳定了后方秩序，在此过程中，他们以市民和民间团体的身份履行了政府的部分职能。对此，市长吴铁城在地方维持会闭会礼上毫不讳言：“当时政府毫无准备，贵会出而辅助，俾军事得有月余之持久，而难民之救济，将士之慰劳，更见条理井然，成效显著，使社会之活动力，各得充分发挥，其成效之宏速，比政府所作为者尤大。”（78） 在闭会礼上，穆藕初也说，“本来此次非常祸变，所有办理之事，大都应由政府所当办理者，本会勉为应付，亦以吴市长主张官民合作，有以促成之。”（79）
从形式上看，市长吴铁城称此次支援淞沪抗战采用的是“官民合作”的形式，但实际上，地方政府虚弱不堪，在大多数场合不得不依赖地方维持会等社会团体的力量。如在救济工人失业问题上，市政府“曾再三讨论救济办法，但无计所出”，（80） 2月19日，上海市社会局致函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救济组，要求该组拨米六百担以援助沪西纱厂失业工人，该组以前曾声明“凡失业工人，概难兼顾，且非分内之事”，但念该局声明“此举系暂举，以后不再援例请求”，地方维持会才勉强同意。（81） 从市党部来看，经过九·一八事变后的权威危机和内部分裂，市党部往昔领导民众运动的风光不再，它虽然“感于战时救护伤兵难民之重要，并战地情报交通之紧急”，但“心有余而力不足”，无力领导各团体从事上述工作，只得派全体工作人员加入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战地难民临时救济会等社会团体。（82）
可以说，九·一八事变以来，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冲击下，国民党中央和地方政权的权威衰落和统治危机，为上海工商界参与地方治理提供了契机和比较宽裕的空间。（83）
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在战时的活动，固然是“出于他们对上海经济的关心，因为这与他们利害攸关”，（84） 但也与上海市民意识的觉醒和地方自治的传统有关。上海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居民来自五湖四海，但是随着移民居住条件、工作和生活环境的稳定，随着上海政治和经济地位的抬升，移民逐渐对移居地产生认同感，进而超越乡土认同和迁入地认同之间的巨大鸿沟，产生一种新的身份感。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则强化了市民“上海人”的意识和身份感，使得他们逐渐超越狭隘的私人和团体的利益，把自身的命运与整个城市的发展与进步联系起来；上海地方自治运动的开展，则培育了市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社会主体意识，“市民自治”的理念已经深深地烙印于上海市民的集体记忆中。可以说，市民上海身份的集体认同与地方自治传统的历史惯性，是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成功进行战时动员的关键所在，也是在政府缺位后的战争环境中上海社会正常运转的动力所在。
注释：
①这是1946年2月21日杜月笙在上海市地方协会复员筹备会上所作报告中对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评价。见《上海市地方协会报告书》（1947年5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卷宗号Y—1—234。
②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恽逸群文集》编选组编《恽逸群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页。
③关于上海市地方协会的研究，可参阅拙作《史量才与上海市地方协会》，《学术月刊》2002年第1期；《杜月笙与上海市地方协会》，《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④论著较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王金铻《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余子道：《抵抗与妥协的两重奏——“一·二八”淞沪抗战》，广西师大出版社1994年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抗日救亡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陈丽凤、毛黎娟等的《上海抗日救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等。
⑤一说认为是由金融工商界人士组成，见萧小红：《抗战前后中共路线的转变与上海城市的社会团体》，《史林》2005年第1期，第97—108页；一说认为是由工商界和文化教育界上层人士组成，见马荫良：《一·二八抗战中的地方维持会与史量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抗日风云录》（《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1页；一说认为是由资产阶级及知识界爱国人士组成，见姜逸峰等：《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41页；一说认为是由上海各行各业的领袖人物组成，见刘惠吾主编《上海近代史》（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60页、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民国政治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4页、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03页；一说认为是工商界、实业界和地方社会人士组成，见余子道：《抵抗与妥协的两重奏——“一·二八”淞沪抗战》，广西师大出版社1994年版，第138页。
⑥很多论著认为地方维持会在支援抗战、稳定后方方面做出重要贡献，有的论著甚至认为地方维持会是“领导上海人民抗日的力量”之一，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抗日救亡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页，但也有部分文章认为地方维持会在战时主要是“以互卫自卫为主”，见黎照寰：《上海地方协会的回忆》，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49页。
⑦关于停付公债本息风潮，可参阅王晶：《1932年的公债风潮：国民政府与上海金融界关系述评》，《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3期。
⑧《黄炎培日记》，1932年1月13日，原件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⑨《黄炎培日记》，1932年1月14日；吴景平主编《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关系研究（1927—1937）》，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9—150页。
⑩（12）《黄炎培日记》，1932年1月18日。
（11）（1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抗日风云录》（《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页。
（13）2月2日，地方维持会召开大会，决定改外交组为交际组，给养组为慰劳组。“大会记录节要”，《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报告书》（1932年），原件存上海图书馆。
（14）“大会记录节要”，《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报告书》（1932年）
（16）“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简章”，《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报告书》（1932年）
（17）[澳大利亚]马丁：《青帮和国民党政权：杜月笙对上海政治的作用（1927—1937）》，《上海研究论丛》第9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页。
（18）（19）[澳大利亚]布赖恩·马丁著，周育民等译《上海青帮》，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63页。
（20）《地方维持会为十九路军乞援》，《申报》1932年2月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90页。
（2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91页。
（22）“文牍辑要”，《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报告书》（1932年）
（23）《如何创造更伟大之历史》，《申报》1932年3月3日
（24）“慰劳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报告书》（1932年）
（25）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335页。
（26）张世福主编《宋庆龄与中国抗日战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68页。
（27）章君谷：《杜月笙传》（第3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1页。
（28）苏高中电讯社编《沪案真相二编》，苏州小说林书社1932年3月版，第34页。
（2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抗日风云录》（《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上），第214页。
（30）华振中、朱伯康合编《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神州国光社1947年版，第474页。
（31）（3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抗日风云录》（《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上），第216、219—220页。
（32）（36）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332、360—363页。
（33）“办理救国捐会计经过情形”，《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报告书》（1932年）
（34）吴景平、王晶：《“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事变期间的上海银行公会》，《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121—145页。
（35）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抗日救亡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页。
（37）《一·二八抗敌残废院》，《申报》1932年3月25日。
（39）《市民维持会亟待捐款》，《申报》1932年2月23日。
（40）“本组系统表”，《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救济组工作报告》（1932年）。
（41）《维持会工作报告》，《申报》1932年2月10日。
（42）（5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抗日风云录》（《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上），第221页。
（43）（55）《敬告办理救济战地难民机关》，《申报》1932年2月13日。
（44）（48）（56）（57）（58）“救济组工作记略”，《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报告书》（1932年）
（45）《维持会救济会分工合作》，《申报》1932年2月7日。
（46）《维持会拨款遣送难民》，《申报》1932年2月14日。
（47）《难民收容所联合会成立》，《申报》1932年3月25日。
（49）《地方维持会注意难民卫生》，《申报》1932年2月16日。
（50）《市民地方维持会救济工作》，《申报》1932年2月17日。
（51）《万五千人饥寒待拯》，《申报》1932年2月7日。
（53）《市民维持会亟待捐款》，《申报》1932年2月23日。
（54）《王淑贞为难民烹饪》，《申报》1932年2月25日。
（59）“救济组工作记略”，《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报告书》（1932年）
（60）《地方维持会办理难民职业指导》，《申报》1932年3月21日。
（61）《难民收容所联合会成立》，《申报》1932年3月25日。
（62）[澳大利亚]T·纳拉莫尔：《国民党与报界：〈申报〉个案研究（1927—1934）》，《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3页。
（63）《林康侯谈金融恐慌》，《申报》1932年2月1日。
（64）“北四行”和“南四行”是当时上海两个主要的私营银行集团，“北四行”指的是中南、金城、大陆、盐业银行，它们发行的是中南银行的纸币；“南四行”指的是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上海银行和四明银行，它们发行的是浙江兴业和四明银行的纸币。
（65）（66）（67）（69）（70）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抗日风云录》（《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上），第222页。
（68）Brian.G.Martin:The Shanghai Green Gang,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p152.
（71）[澳大利亚]布赖恩·马丁著，周育民等译《上海青帮》，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63页。
（72）“大会讲谈录要”，《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报告书》（1932年）
（73）《国联调查团今晨分道入京》，《申报》1932年3月26日。
（74）新中国编译社编纂《中国内幕》第5集，新中国报社1941年版，第60页。
（75）沈怡：《铁老在上海》，《吴铁城回忆录》，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印行，第204页。
（76）《社会局长麦朝枢辞职》，《申报》1932年2月2日。
（77）《吴市长辞职》，《申报》1932年3月13日。
（78）《市民地方维持会昨日举行闭会礼》，《申报》1932年6月4日。
（79）《市民地方维持会昨日举行闭会礼》，《申报》1932年6月4日。
（80）《市政府积极救济失业工人》，《申报》1932年3月10日。
（81）《市民维持会亟待捐款》，《申报》1932年2月23日。
（82）上海市通志馆编《上海市年鉴》（民国二十五年），E，第14—15页。原文写做“上海地方协会”，系失误。
（83）关于这一问题的具体探讨，参阅拙作《试论九·一八事变后上海的党政危机及其影响》（待刊）。
（84）[澳大利亚]T·纳拉莫尔：《国民党与报界：〈申报〉个案研究（1927—1934）》，《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