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径”说“园”——来自现象学语境中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象学论文,语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TU98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4339(2012)06-0529-06
源——一种哲学，以身体作中介联结世界与我；
圆——一种模式，以循环为体验蕴含生命永动；
缘——一种关系，以四者观空间探求赋形机制；
援——一种引入，以主体做阐释揭示时间谜底。
中国古典园林作为我国传统建筑艺术之精华，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精湛的造同技艺体现着古代哲学思想及空间营造理念。近年来，随着建筑学界对其研究之风日盛，许多当代西方哲学及建筑理论都被指出在中国古典园林中得到了体现。鉴于此，陈从周曾于《说园》中提醒道：“今不能证古，洋不能证中……以今人之见强与古人相合，谬矣。”[1]诚然，对于那些园史不究、本源未求的误读与附会实不足取，而另一方面也应看到，西方当代理论的发展为开拓中国古典园林的研究提供了诸多启示。
2001年12月17日，现象学建筑师斯蒂文·霍尔(Steven Holl)于北京的一场演讲“网师园，一个超现代建筑的微缩模型”[2]，将现象学与中国古典园林的关系带入人们的视野。现象学与中国古典园林所蕴含的我国传统哲学虽分属不同时代与文明下的产物，然而哲学作为探究世界与人之本源的学科，又岂可仅以时代或地域界定。况现象学是关于本质的研究，其本身虽不是“建筑术”，但引入建筑领域后却成为一门“致力于建筑活动描述以及建筑活动规律之本质直观的学说……是对内在建筑活动、构造意识的反思考察”[3]。因此，在现象学语境中对中国古典园林进行形而上的探寻可谓以他山之石，攻己之玉，而由此展开“文有据，典有征，古今中外运我笔底”[1]32的探求，也正与陈从周“园林重‘借景’，造同与为学又何独不然”[1]32的后之所悟相合(见图1)。
图1 中国传统哲学与现象学语境中的园林路径
一、源——境心相遇
冯友兰曾云：“西洋近代史中，一最重要的事，即是‘我’之自觉。‘我’已自觉之后，‘我’之世界即中分为二：‘我’与‘非我’……于是主观客观之间，乃有不可逾之鸿沟。”[4]然而，这一源自笛卡尔(Rene Descartes)的西方近代哲学认识论却在现象学理论中发生了转向。现象学认为，人与世界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调谐”、一种原始的“同谋关系”[5]。而这种先天的“相互敞开的存在性活动”曾出现在白居易的《白苹洲五亭记》中：“大凡地有胜境，得人而后发；人有心匠，得物而后开。”此处述及的“境心相遇”正是中国古典园林诞生之源。
对于包括园林在内的中国传统艺术而言，历来不乏“意与境”、“情与景”、“心与手”等“物我”关系的辩证言说：“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故二者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也。”[6]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理想的“意与境”、“物与我”的关系，王国维谓之“浑”[6]176化，朱承爵释为“融彻”[7]。以之视中国古典园林，其所追求的最高目标正是人之“意”与园之“境”的“物我”化一。而反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sein and zeit)中所指的“(人)在世界中存在(in-der-welt-sein)”[8]，究其根本亦为人与世界、物与我之统一性。在现象学看来，人与世界是一个相互蕴涵的系统，世界在我中实现自己，我是世界本身的表达。这种“物我”互释关系与《人间词乙稿序》中“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6]176的表述如出一辙。由此，现象学为消除主客观之间二元分离的全部努力，与中国古典园林欲通达“物我未分”、“浑然一体”所做的种种探寻，在哲学之源上可谓异曲同工。
尽管现象学关于人与世界的表述在中国古典园林的物我关系认知中得到了体现，但如何在园林创作中完成“物我化一”的重任，则关乎园林的建造之源。计成在《园冶》总论“园说”开篇即书“凡结园林”，此“结”字似乎要指证——园林关乎于“造”，但更关乎于“结”。造园之核心要务是将园林里一切异相要素——山水、林木、建筑等相联“结”[9]。而在中国古典园林中，起此联结作用的正是园林之“径”。园之“径”由廊、路、桥等组成(见图2)，《园冶》在述及“廊房基”时曾特别指出，此乃“园林中不可少斯一断境界”，这话颇有意蕴，仿佛从旁印证了“结”园之“径”在园林建造中的原初地位。
图2 园林之廊、路、桥
《广雅》释曰：“径，过也。”此言明了“径”之初意，细品之不难发现，“径”实则蕴含着其所承载的人身体运动、体验之过程。王阳明曾以“知行合一”之说对“心即理”哲学予以阐释：“要实见此道，须从自己心上体认，不假外求始得。”[10]意指不是依靠概念化、符号化的理性思维，而是须投身其境、亲身感知，切身领会才能实现世界与本己的合一。而现象学中关于“身体”与世界的重要阐释恰与此暗合，现象学认为，“世界是由我的身体投射的世界，是在我的身体的超越性运动中显现出其结构与关联的世界，而我的身体则是世界的一个视点，一种能力或一种‘计划’”[5]42。也就是说，我在世界中认识自己以及世界借助我宣告自身存在的过程，是借由身体的运动和感知实现的。由此，反思中国古典园林之“径”，当赫然发现其不仅是联结园中各客观要素之“路径”，更是引领身体运动和感知，进而实现“意与境”、“物与我”、“人与世界”浑化为一之“途径”。因此，在现象学语境中，园之“径”作为我国古代哲学及艺术观在造园实践中得以物化体现的关键，当无愧于园林建造之源的核心地位。
二、圆——非断而连
现象学借由身体的运动和感知来实现物我化一的哲学阐释，将中国古典园林之“径”带入人们的视线，由此，我们将进一步对园之“径”的模式展开深入探寻。事实上，“路径的种类也很有限，从一点到另一点，或者返回到起点”[11]。中国古典园林路径的基本模式大体属于后者(见图3、图4)。清人郑绩在《梦幻居画学简明》的“论忌”中指出，造园切忌“路无出入”，“路无出入者，塞断不通也。水隔宜接以桥梁，石遮当留以空淡，或旋环屋畔，或掩映林间，似断非断，不连而连。前有去，后有来，斯之谓有出入”[12]。此阐明了园林路径所追求的“非断”“而连”、“前有去，后有来”的循环模式。而细考园林之“园”，其本为“圜”之简写错用，“圜”通“圆”，亦有环绕之意，这与园林路径之模式刚好暗合。
图片来源：童寯．江南园林志．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
图3 狮子林路径之圆环模式
图片来源：童寯．江南园林志．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
图4 沧浪亭路径之圆环模式
在中国传统哲学及艺术理论中，关于“圆”与“环”的论述层出不穷。《庄子·杂篇·寓言第二十七》中“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13]，此万物禅替之“相环”。《文心雕龙·章句第三十四》中“环情革调，宛转相腾。离合同异，以尽厥能”[14]，此万象相腾之“环动”。这些圆环意在通过展现万物之迁化与循环，将人类生命之促狭化人自然生死无限的轮回中。列子言明“古者谓死人为归人”，而庄子的“齐物论”也正是以人的生命终将化归于万物的观点，化解人对死亡的恐惧，使生命融入循环复活的永恒。
人对生死及自身存在方式的认知，或是所有哲学确立“物我”关系的最初依据。在现象学中，对人的存在也有过相关描述，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在《空间的诗学》(La Poétique de l'espace)中写道：“在存在中，一切都是循环，一切都是迂回、返回、长篇大论，一切都是一连串的逗留，一切都是歌曲结尾的无穷反复。”[15]并且，他提示人们注意让·塔迪厄(Jean Tardieu)在《看不见的证人》(Le Témoin invisible)中“为了前进，我绕着自身旋转”、“在内部，再没有疆界”的表述[15]234。在此不是要分辨中国古代哲学与现象学关于人存在的循环模式有何异同，而是试图揭示“有时候，一个形状引导并封闭着最初的梦想”[15]262。在中国传统哲学看来，“造园这一‘假借’空间之事，一直就是为了化解死亡大化的时间恐惧”[16]。而中国古典园林路径的环形模式同时也是现象学中生命存在无始无终之循环模式的体现。
前文曾论述过现象学借由“身体”实现人之“意”与园之“境”二者的浑化，这里不禁要继续追问，园林路径引领身体所做的现实中的运动循环，何以能够使人在意识中与时间永动、生命循环的认知相结合？对此，胡塞尔认为，直观行为是起奠基作用的意识行为，可分为感知和想象，或称当下行为与当下化行为，而想象又奠基于感知[17]。“感知”(wahrnehmen)原意为“认之为真”。梅洛-庞蒂进一步指出，感知和运动是分不开的，“动觉”即运动中的感知又奠基于身体。由此，现象学认为，“心灵的实在性奠基于物质性的身体，而不是后者奠基于心灵”[5]11。这即是中国古典园林将意识中的生命周期循环通过路径承载身体做循环运动来体验、实现的现象学阐释。
三、缘——婉转曲折
在对中国古典园林“径”之模式进行现象学探寻后，我们继而将目光投向园林路径之空间形态。《园冶》在述及园林之“廊”时言道：“宜曲宜长则胜”(见图5)，此不仅是对廊形态的评判标准，亦为园林路径空间之诉求。在现象学看来，园林路径所追逐的长而曲，溯其根源可以一“缘”字蔽之。此处的“缘”作发生联系讲，指园林路径与现象学中海德格尔所论述的“四者”之间的联系。“四者”即大地、天空、诸神和人(即“终有一死者”)，海德格尔称之为“四重整体”(das geviert)，认为其出自一种本源的统一性，而这种统一性“聚集”(versammelung)为“物”(thing)，即蕴涵于物中[18]。也就是说，在现象学视野中，中国古典园林的路径作为一“物”，聚集着“天地人神”四重体，或者说园林路径将“天地人神”“缘”聚于自身之中。尽管西方哲学对于“天地人神”的阐释与中国传统哲学并不相同，但海德格尔“四重整体”的概念却为我们提供了启示，或许以中国传统“天地人神”观探求古典园林路径之空间赋形机制能够有新的发现。
图5 廊长而曲之形态
上文曾提到，园林之“园”本作“圜”，《说文》释曰：“圜，天体也”，在《吕氏春秋》与《易·说卦》中亦分别有“圜，天道也”以及“乾为天，为圜”的表述。“圜”之释名体现了园林与天之“缘”，在后人对园林的研究中，也向来不乏关于园林与中国传统观念中“天”之间关系的哲学讨论，就具体的园林路径空间形态而言，亦追求“虽由人作，宛自天成”的境界。此“天”并非仅为现象学“四者”中的“天空”，而是泛指自然、天然，《园冶》中计成为汪士衡设计的“寤园”之廊取名“篆云”，因其形态似“篆”似“云”，这表明园林路径的“随形而弯，依势而曲”，曾有意缘随如“云”之类的自然形态，于偶然与无痕中通达莫测之天然，以此实现“人工”与“天工”合化为一的“浑然天成”。
至于园林路径与“地”之缘则更为紧密，《园冶》“廊房基”中“廊基未立，地局先留”，明确指出路径空间形态的确立要尊重基地的原有格局，唯有保留“蹑山腰，落水面”的自然地局，路径才可“任高低曲折，自然断续蜿蜒”[19]，依随地貌之自然变化，在路径与大地的浑然合化间，模糊人工绳墨之痕迹，以接近中国传统艺术之神性。
《易·系辞》中“阴阳不测之谓神”，此“神”被注释为“神也者，变化之极，妙万物而为言，不可以形诘者也”[20]，这里明确指出了中国之“神”的莫测性与变化性。中国之“神”与西方宗教的人神之“神”和柏拉图的精神之“神”完全不同，园林路径的空间形态正是通过形诘天象或因借地局的自然“变化性”，将中国哲学与艺术之“神”不可端倪的“莫测性”凝结于自身中，以空间形态长而曲的“神变”，暗合中国之“神”发动生命永续的玄机。
以上探讨了园林路径空间形态与“天、地、神”三者之“缘”，此处在谈及园林路径与“人”时，有必要引入“缘”字的另一解读，来自“缘”之古义，即沿、顺、随，“园说”中“径缘三益”之“缘”乃此意。如前文所述，园林路径与“人”是物我化一的。“人”的身体在路径的承载下，“缘”随“天、地、神”的意象空间，展开运动和体验，进而实现人对世界、自我和生命的认知。这一过程即是园林路径聚集“天、地、人、神”四者的方式，亦是园林路径空间赋形的核心要义。
四、援——绵延无尽
园林路径将中国传统“天地人神”观缘聚于自身形态之中，而这一空间现象背后易被遮蔽的是其对于时间问题的阐释。以另一“援”字概括，“援，引也”[21]，即对于中国古典园林而言，路径实为空间对时间的引述。时间一直是现象学探讨的核心，梅洛-庞蒂认为，尽管时间与空间二者不可分割，然而时间性先于空间性，“空间综合和物体的综合是以这种时间的展开为基础的”[22]，而对于时间之重要性的认知也同样体现在中国古典园林路径的安排中。园林路径往往追求“曲径通幽”的意象(见图6)，其不仅为表现曲折的路径本身，更试图洞悉隐秘在幽邃空间深处的时间谜底。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文学作品《小径分岔的花园》(the garden of forking paths)曾以迂曲的空间意象暗示“时间自有比空间更值得恭敬的存在理由，由此，时间才可能居于相关空间之上，才有能力对‘这个’空间进行至上而下的时间评价”[16]103。此处的“‘这个’空间”与死亡时间相关，亦是中国古典园林需要在现世就地化解死亡恐惧所要面对的时空难题。
图6 曲径通幽
西方文化通过凝固死亡发生的瞬间，使生命化为时间的永恒，而中国传统哲学及文化则选择将身体的死亡转为与万物迁化来实现生命时间的无穷永动。因此，对于中国古典园林路径而言，唯有借空间不尽之表象援引时间无限之意象。《园冶》提及“廊”追求“蜿蜒无尽”[19]91，“无尽”二字值得细品，它不仅指园林路径“或蟠山腰，或穷水际，通花渡壑”空间曲折之“无尽”，仿佛还隐含着时间绵延“无尽”之端倪。再反思中国古典园林欲通过路径而实现的“山重水复”之体验，山水景色的“重”与“复”之中亦有时间循环不已、周而复始的意蕴。同样，在园林路径的引导下，空间景象连续展开、“层出不穷”，这里的“层”本为“層”，且与“曾”通用，由此，在空间之“层”与时间之“曾”二者间也存在时空的互指。至于计成《园冶》中的“因借”理论，似乎更是可以视为表面空间借景，实为时间引入的双重“因借”。
事实上，时空合化现象中蕴藏着一个重要的媒介——主体(人)，这里的“时间”非自然流逝的时间，而是主体由空间意象而产生的“时间意识”。此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在时间问题上与现象学理论暗合的层面，即时间与主体(人)的密切关系。现象学认为，客观世界没有时间，时间只能在身体与事物的关系中产生[5]74。虽然“我永远意识不到我是时间的绝对创造者，我构成了我体验到的运动，我觉得是变化本身在移动，从一个瞬间转变到另一个瞬间或从一个位置转变到另一个位置”[22]351。然而，这种纯粹自然流逝的普遍时间并不是唯一的时间，时间应该是对于时间的意识，换言之，“应该把时间理解为主体，把主体理解为时间”[22]528。在此意义上，时间与主体相互阐释，甚至“时间就是某个人”[22]528，“实在的意义是时间性”[22]513。以之观中国古典园林，园林路径中所蕴含的时间同样由主体(人)分泌，并且阐释主体。人在园林路径的引领下运动、感知、体验，将空间意象与对生命的认知合化为一，进而获得对于时间的意识。而与此同时，这一关乎人自身存在的时间阐释被援引入路径空间中，由此，中国古典园林得以成为生命存在秩序的体现。
五、结语
在现象学语境中探讨中国古典园林路径的哲学源起、循环模式、空间形态及其所蕴含的时间意识，并非炫耀理论无关现实的先锋性，也不局限于园林创作领域，而是看重中国古典园林路径设计对当代建筑创作所具有的跨领域、创造性的现实指导意义。现代建筑大都被功能、效率制约，因此，多推崇简明、顺畅的路径。然而，中国古典园林和现象学理论没有将路径仅仅视为交通流线，而是将其视为关乎物我认知、生存模式、宇宙观、时空观的重要元素来塑造，它决定了人对建筑的体验以及对自身的认识，成为建筑创作中不可忽视、简化的一部分。至于中国古典园林及其所蕴含的中国传统哲学观与现象学理论之间的潜在关联也并非一种偶然的巧合，这种联系背后实则蕴涵着时代发展与社会文化变迁背景下深层的哲学、文化和社会基础，对此的深入探求将使我们今天在开展建筑及园林创作时对本质进行反思，并从中发掘创作灵感，而非陷入对历史的简单模仿，这即是本文的真正意义所在。
收稿日期：2012-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