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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4)05-0015-07
价值哲学作为对价值问题的哲学沉思，旨在揭示价值的本质及其实现方式，因之它有两个不可或缺的工作：一是价值的现象学考察或价值的本体论研究，这属于前提性工作，通过此番逻辑分析，提供一套用以陈述价值是什么和怎么样的范畴体系和话语系统，这一工作表明价值哲学乃一分析的学科；二是价值的社会实现方式研究，这属于将价值还原为社会历史活动的工作，它要解决价值“应该怎样”的问题，此项工作表明价值哲学又是一规范的学科。分析与规范是价值哲学的两个学科要求。规范性的学科要求与价值要还原为社会历史活动的学科主张相一致，借以完成此项工作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价值哲学的现代转向。
一、价值哲学的社会哲学转向
社会哲学能否为价值哲学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的问题实际上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社会性状、制度体系为价值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何种样式的社会环境与条件的问题。通过研究社会的结构性变迁，把握人类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继而向后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价值结构的变迁及其实现方式的转变。价值原本是作为功能附着在物质的、精 神的存在物以及关系之中的；或者作为理念存诸于活动主体的动机或偏好之中的。价值 哲学的社会哲学转向要求价值哲学要深入到现代社会的生产、交往和生活中去，因为价 值哲学乃是植根于人类生活深处的对价值现象的理论自觉。
1.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动力考察
如果“价值”这一概念仅用来指称与人相关的价值现象的话，那么可以说，一切价值都与人的需要相关，(注：需要、欲望、需要意识是相互关联但却有区别的概念，有学者未加区分视为同一个范畴。此种思路可能导致两种逻辑结果：一是把需要、欲望和需要意识视为实体范畴，继而把价值看作是完全物质化、量化、可计算的“成分”，结果 取消了价值的主体性即意义内涵，取消了人类活动的基于生物性(物质性)之上的社会性 和精神性特质。二是把需要归结为主观性的欲望和需要意识，视价值为主观体验，使价 值成为无法衡量、不可让渡的“主观效用”，这种逻辑的极端形式有可能是将一些虚假 的、过量的、奢侈的需要意识或欲望视为合理的存在，从而使需要越过了身外的自然、 人自身的自然规定给人的界限。现代社会诸多价值失落与危机固然与人们所面对的环境 有关，但更根本的问题可能是人的生活方式出了问题，做人的方式出现危机。事实上， 需要与需要意识(欲望)是不同的。需要是指生命的一种存在状态，表现为不足、匮乏、 释放的状态，以及由此造成的由外向内、由内向外的摄取和外化的指向。当生命机体经 验到这种状态和指向时，就会形成一种需求。人无论怎样地超越自身，构造可能世界， 他都无法改变人在存在状态上的有限性这一点，惟其如此，人的需要一定是有边界的。然而，人在把有边界的需要变成需求、欲望这些需要的主观状态时，常常使原本有边界的需要变成了倍加的、日益膨胀的心理能量，加之人有一种在现实满足需要之前预先满足的特质，这种预先满足乃是一种想象体验，而非真实体验，会加诸一些少有的或根本没有的成分，这种想象满足又一次扩张了需要的原初广度与力度。关于需要的这样一种思考模式具有前两种模式所没有的优势：从考察需要的合理性限度得出价值实现方式的合理性问题。也即在多维价值主体中考察价值合理性问题，多维价值主体既包括人(个人、组织、类)，也包括自然。澄明需要的存在论层面与认识论层面的区别与关联，旨在揭示人是如何在需要从有边界的存在变为无边界的欲望的，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人的没 有边界的活动的。)需要的强度决定着人类创造价值和消费价值甚至浪费价值的力度， 人类寻找实现价值之社会方式的过程，实质上也是寻找满足需要之方式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再生着人的需要强度、需要的分化形式。在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自然经济，直接限定了人的活动空间和意义空间，人的生活世界是极其狭小的，生活意义也是极为有限的。活动空间的有限性与社会关系的简单化同生活世界的疏松化相一致，换言之，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的生活密度和速度是疏稀和缓慢的。需要的疏松与简单直接限定了人的活动的方式及其强度，人们为直接的需要而生产，生产与需要之间具有直接对等性，效率概念还远没有成为社会整个价值体系中的一个重要价值原则。尽管在桑巴特那里，早在古罗马以至整个中世纪，交换经济已经相当发达，甚至已经或分散或集中地出现了商品经济，但总的来说，W——G——W依然是主要的交换形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幽雅生活方式”，显示出人们的生活是自然而然的，时间更多地具有自然意义而不是社会意义。当人们用以交换其产品的市场逐步扩大，直至政府通过制度安排使大批以土地为惟一生产资料的农民为生计而流入城市充当廉价劳动力时，束缚在土地之上的人身依附关系转变成了以商品交换为纽带的物的依赖关系。市场的扩大，特别是国际市场的逐步确立，使交换活动变成了经常的必然的事情，似乎一切都需经过交换才能成为可能似的。与之相适应，W——G——W的交换模式也被G——W——G′所替代。在考察由前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动力时，决不能低估G——W——G′交换模式的重要作用，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了经济的范畴而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 。商品交换的普遍化和日常化，在生产和消费之间设置了必不可少的两个环节：分配与 交换。分配是所有权的分割，交换是所有权的转让或再分配。一当生产、分配、交换、 消费作为必要的逻辑环节被关联起来并形成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逻辑过程的时候 ，活动与需要之间就省去了直接性和对等性。二者要借助于不是它们自身却又与它们密 切关联的形式即抽象的符号形式而“悬置”起来，这种抽象的符号形式就是货币。货币 除去在市场化的条件下所具有的五种职能外，更为重要的社会作用是使生产和消费进入一个完全符号化的世界。货币就其实用性而言可能具有收藏、审美等价值，但它却不能 直接满足人的实际的需要。惟其货币什么都不是才可能什么都是。首先，它是财富的符 号形式。在信用和商品流通已被给定的情况下，一定数量的货币就是一定数量的价值物 即财富，至于这种财富以何种形态出现似乎并不重要，而是随着货币所有者的优势需要 的变化而定。于是，货币的积累形式就有了除了实际的有形财富的积累之外的无形财富 积累的功能，而作为财富积累之替代形式的货币积累与有形的财富积累不同，它可以超 越时空，超越财富之具体形态的限制，它可以在适当条件下兑换成一种他所需要的价值 物。其次，它是需要的符号化形式。尽管作为需要之主观表达形式的需求意识即欲望通 常以无限的形式出现，但作为客观状态和指向的需要却总是有限的，因为人是一个以实 体为基础的有限存在物，由此决定，在特定时空和特定阶段，人的需要总是限定的，可 以计量的；需要的类型、强度及其满足方式都是具体的历史的。有限的、合理的需要可 能被激发到超出其合理的边界而变成贪欲，“贪欲(Pleonexia)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一 种罪恶，现在却成了当代生产活动的动力”。[1](P286)贪得无厌是说想象占有已经远 远超过了实际上已被限定的占有。然而，当活动和需要之间有了诸多环节而不再直接对 等的时候，欲望即可以借着财富和享受的替代形式即货币而储存起来。货币不仅意味着 财富，也意味着消费和享受。需要可以借着货币超越时空的特点而把自己储存起来、积 累起来，以便在将来的某个时段、某个场合或分散或集中享受。由于在创价与享受之间 给定了需要以极大的想象空间，就可以在实际的需要之外加诸许多甚至无限的享受遐想 即想象享受。想象享受要比实际享受来得饱满。由于这样一种机制，亦即因打破为具体 的需要而生产，使得因具体的需要简单而有限造成生产简单而低下这样一种状态，变成 了为无限的货币、为无限的想象享受而生产，于是，原本有限的需要就以意识或想象的 形式被放大了，变得极为强烈而持久，人对具体财富的占有变成了对货币和无限享受的 追求。“活动有限，欢乐无限”、“有限世界，无限风光”。其结果是，原本有限的需 要一旦被激发起来并变成无限的追求时，人的创造欲、掠夺欲、占有欲和享受欲就会成 倍地增加。被成倍地增加了的欲望又以原动力的形式推动着市场的发展，激发着人们去 寻找能够带来效率的经济组织方式，并试图最终带来无限的财富与享受。市场经济既为 人们的欲望的无限激发提供了舞台，又被这种被激发起来的欲望推动着。一旦作为动力 系统的需要(欲望)被建立起来，找寻满足需要的社会途径即寻找追求收益最大化的工作 就被提到了首位。
2.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社会环境
能够提高活动效率从而带来财富的社会途径便是市场经济这种经济组织方式与运用。市场为使资源能够有效配置提供了最大化的社会空间和制度安排(规则体系)，它降低了交易费用，通过博弈取得合作剩余，所以致此，乃在于借助普遍有效的游戏规则使交易活动变成了可预测的、稳定的、可靠的活动。“市场的要素是秩序、可预测性、稳定性和可靠性。”[2](P59)马克思曾不无批判地指出了市场的作用：“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 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惟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 ，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 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 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3](P199)市场作为各个经济主体进行交易的公共活动空 间，既提供了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场所，从而使追求利益最大化成为可能；又为实现经 济交易领域的自由与平等提供了规则保证。因此，秩序价值、自由价值、平等价值、经 济价值乃是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原则，其中自由价值和平等价值又具有基本价值的作用 ，同时也是人类价值中的最高价值。“因为，自由是形成真正的团结一致的土壤，是使 之开花结果的空气。竞争的效果是鼓励、发现、传播好的方法，而排除坏的方法。”[4 ](P350)一如前述，市场本质上并非简单的有形的交易场所，而是规约交易并使交易取 得成功的一套规则，交易场所只是交易规则显现其自身的物质空间。实际上，政府作为 有限而有效率的、在制度供给和制度安排方面占据优势的集团，其使命即在于提供有效 率、实现正义的规则体系，规则体系规定了自由、平等、竞争、获利的可能性空间，制 度创新的实质就是以规则形式寻找实现自由、平等、竞争的基本价值的可能性空间。
3.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科技支持
提高效率是人类活动的主要动机(注：效率不完全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它除了用来描述客体性的成果，亦即作为要素形式出现的投入为少而产出为多之外；还有社会意义，这就是社会时间的节约，马克思说，社会时间的节约甚至在生产的更高阶段上也是最重要的经济规律；效率特别还有主体性的人学意义，这就是活动者所感受到的快乐与幸福程度。因此，仅把效率定位于产品生产的扩大以及经济收益的增长、消费欲望的刺激以及消费数量的增加，显然是有问题的，自然资源的稀缺和人类生活的质量应该成为衡量效率是否成立的尺度。社会发展与人的进步始终是衡量效率的最基本也是最高的尺度，“有增长而无发展”便是失去社会尺度的效率形式。)，但这决非易事。因为提高效率意 味着在原有框架内无法实现的东西由于新的规则或新的技术而变成现实，它意味着，在 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多种组合方式之中找到了一种较之从前为有效的配置方式，这 种配置方式或者作为过程、或者作为结果被视为是有效用的。之所以被视为有效用，要 么是节约了成本，包括体力和智力，要么是增加了产品的数量。在这方面，科学技术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技术是人在自己与自然之间完成的一种设置，通过这种设置，要么 降低了人类在直接劳动上的体力压力和危险系数，要么提高了单位时间内的劳动产品的 数量，现代高科技更是发展到了高、精、尖的程度。科学技术本质上是一套用以描述自 然现象、社会现象和心理现象之显现规律的知识体系，以及用以保证某物之能够出现或 探测某个事物之构造的物理设置和操作系统。在现代社会除了货币之外，就是科学技术 在社会生活中愈来愈重要，以至于成为意识形态中的重要内容，并愈来愈支配人们的生 活观念和生活方式，人们愈来愈依靠科学而生活，而不是科学地生活，这就是科学技术 的价值二重性。
于是，开始于15～16世纪、兴起于17～18世纪、发展于19～20世纪的现代化运动就获得了三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作为动力系统的需要体系、作为社会环境的市场经济、作为手段支持的科学技术。现代化就是一个在强烈被激发起来的欲望的促使下、借助市场经 济这种经济组织方式、靠着科学技术的支持而发动起来的一辆欲望战车，一旦被推动起 来便难以停歇下来，其过程与结果远远超出了自然、人类与社会所能承受的价值底线( 注：现代化不止是科技、工业、农业和军事现代化，换言之，器物层面只是现代化的表 层或物质方面的内容，人的精神世界、生活方式、生命体验乃是它的文化内涵。毋宁说 ，现代化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运动过程，有其显明的社会结构、运作规则、社会性状及社会后果。现代化、现代科技、市场经济、生产与消费是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价 值哲学不能不关心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问题，特别是隐藏在创价背后的代价问题。实现价值哲学的现代转向决不是一种主观情愿的事情，是由价值哲学的主旨所决定的。
二、现代化、现代性、现代主义：价值哲学现代转向中的价值问题
现代化、现代性与现代主义是三位一体的过程。现代化是一现实的社会运动过程；现代性是在现代化过程与结果中表现出来的社会性状，诸如世俗化过程造成的信仰危机、物质化过程造成精神价值的隐匿、社会维系方式上的原子主义倾向；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欣赏、音乐中的非连续性、断裂、间断和蒙太奇效果；现代主义意指在现代化运动肇始之时以及后来的发展中形成的思想体系，包括理性层面的哲学探讨，也包括日常生活层面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审美的自我意识与反思；对喜好声像同步与蒙太奇的叙述结构的拒斥；对实在的自相矛盾、模糊不清和开放的不确定性特征的探索；对喜欢强调解构、消解人性化主体的整合人格观念的拒斥。”[5](P10)
现代化起自于较之从前更为强烈的占有欲、表现欲和消费欲，这种强烈的欲望既表现在个体身上，更表现于类的理念与行为中，“人定胜天”一旦成为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 而被确立下来，通过人造对象显现其自身的冲动就变成了类的冲动，然而类的这种非理 性之举一旦与科学技术关联起来，便获得了社会理性与科学逻辑的美誉，其实类的集体 无理性要比个体无理性的危害为大。当现代化在上述三个必要条件的推动下变成现实的 运动时，个人与国家的认识、理念、政策、偏好、行为均被统摄到这个运动中，批判与 反思的空间完全被取消了，即便是一向具有反思与批判精神的哲学家也大都站到了为现 代化提供哲学辩护的行列，或在不自觉中为现代化作了哲学论证。
1.“世界是无限的”哲学命题及其后果
西方传统哲学有两个鲜明的哲学传统：第一，是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承诺，即世界不但是无限的且存在着先验的本质，然而这一命题仅仅是哲学上的前提设定而已，它是无法被证明的，要在理论上证明这一点就必须以另一个承诺为前提，这就是第二，人类具有足够的认识力把握这个无限的世界并澄明其本质。然而，人在存在状态上的有限性经验无法令人信服地证明前述两个承诺的现实性。以休谟和康德为代表的不可知论，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可知论的另类形态——唯心主义可知论在两个承诺上的争论，无论 孰优孰劣、孰胜孰败，均不能超出传统哲学的域限而具有实践论和价值论的意义。因为 ，哲学意义上的“世界无限论”并非就是实践论上的无限性，“世界”这一词的本真涵 义就是“生活的边界”。人类在其本性中无论蕴涵着怎样的超越自身而达于“无限”的 原始冲动，它都无法真正实现这一点，尽管存在这种趋势，而这种趋势是不能作为根据 的，并由此得出世界是无限的，进而得出人类在实践论上也是无限的结论。然而，在现 代化的背景下，哲学上的命题却变成了现实运动中的理念。人在实践论上的无限性特质 是通过改变现实的有限界而达于无限界的，人愈构成并不断扩大人化自然，就愈是证明 人是无限的存在物。它造成两个可怕的后果：其一，既然世界是无限的，那么可供改造 和利用的质料一定是无限的，人类无论怎样地对待这个“无限的世界”都不为过，“稀 缺性”尚没有成为一个概念，更没有成为人类善待自然与自己的理念，由此便造成了其 二，人类常常超出身外的自然和人自身的自然规定给人类的实践论界限，去从事貌似合 理实质上可能带来更大风险的活动。
2.实体性思维及其后果
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经历了由实体性思维经由关系论思维到实践论思维方式转变的心路历程，其中实体性思维方式成了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主流形态，这与当时的自然科学的发展不无关系，哲学逐渐走向科学化、知识论。物理学与化学的发展要求对物体要作表层与深层的区分，以便弄清分子、原子之间的结构与功能。在哲学上表现为，事物被分成表面的现象和内部的本质，一如原子的表层结构与内部结构那样，借助适当的工具和实验便可把握本质。实体性思维方式实质上就是机械论和物质主义的思维方式，进言之就是物质原子主义或物质还原主义思维方式。此种思维方式造成的后果是：其一，既然一切均由相同的最为原始的物质粒子构成，那么一切事物都可以进行拆分与合成，而分解一切与合成一切正是科学的惊人之处，它使一切神秘的东西都无所遁其身，即便是上帝和信仰也是如此，人的全部生活就是一种同化与异化的过程。其二，它使功利主义价值观成为政府价值观和日常价值观的主导形态，也成了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的价值观基础，“赞许科学的另一个根据可见于清教精神气质的第二大原则：功利主义原则……‘知识应按其有用性来评价’，因为不论什么行为，只要它能‘使人类的生活变得甜蜜’，能够改善人类的物质生活，在上帝眼里就是善行”。[6](P109)
现代化运动中哲学基本问题的确立与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与现代化运动过程及其结果中的价值观以及价值问题常常具有必然的联系，这种联系经常被人忽视。
1.主客体认知模式与人类中心主义
有一种哲学主张，认为古希腊哲学主要是关于客体的哲学，近代哲学是关于主体的哲学，马克思哲学是主客体统一的哲学。至于这种哲学概括其合理性有多大我们不拟讨论，只想指出，应该说古希腊哲学的前苏格拉底时期主要是关于“物理世界”的哲学沉思，但苏格拉底把哲学的旨趣从天上转移到了人间，实现了由自然哲学向伦理学的转变，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伦理学推进到科学的程度。所以，可以有较为充分的理由说，古希腊哲学始终是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类的关联中言说的，强调的是自然和社会要求于我的东西，是由外向内，再由己推人，真可谓是“内得于己外得人也”。在此种背景下，说古希腊哲学主要是关于客体的哲学倒不如说关于人与社会系统的哲学。近代哲学的主体哲学转向，除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使然之外，更主要的是由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科技水平、认知方式决定的。市场的发现及其广泛使用激发了人的占有欲、消费欲和表现欲，人们愈益感到人类是有理性因而有力量的族类，人类可以借着它的理智及其物化形式——科学技术创造一切，而科学技术几乎可以分解一切又可以合成一切的神奇功效，强化了人类可以战胜一切的幻想。然而，无论人怎样地幻想都无法取消自然的先在性，无法否认自然不同于人类的想法和做法的那一面。自然与人类的这种不一致甚至矛盾并没有使人真正地理智下来寻找人类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却激发起了人类的斗志，养成了非要战胜自然的“倔强性格”。“自然天然不能满足人，人天然要求自然满足人。”在哲学的形态上，古希腊那种主客体原始合一的哲学形态被主客体分离的哲学所替代。在主客体认知模式的支配下，无论是英国的经验论还是大陆的唯理论都在苦苦地追寻人的“认识与对象相一致”的所谓真理，科学技术把这种寻找真理的过程变成了在人与自然完成的一种物理设置。真理偏离了它的本真形态，真理不再是一个存在论和价值论概念，而变成了认识论、知识论和信息论范畴。由于缺少了规范性这一价值向度，主客二分的认知模式和技术的设置方式，不但没有使对象以其自身的真理形式显现其自身，反而击碎了对象的真理，设置不再是设置而变成了错置。这种错置使人类深陷貌似摆脱自然的羁绊而实则孤立无援的境地。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表现在科学上变成了学科上的命题与理念：人类是追求幸福与快乐的存在物，一切价值均以人的体验为准，边际效用概念基本上取消了价值物的客观性和评价的社会尺度；成本、价值、价格均与劳动的付出相关而与生产资料无涉。“我思故我在”、“我劳动故我在”、“我消费故我在”获得了内在的逻辑性，“我改造着并快乐着”，这就是评价一切的尺度。
2.“内在技术”与“外在技术”
中心主义有两种形态：人类中心主义和个人中心主义，前者的极端形式是人类对其他存在的无视，后者的极端形式是对他者(他人、组织与社会)的无视。当然，假如人类中心主义和个人中心主义始终处在极端形式，那它有朝一日是通过失去对象而失去自身，为着保证最底限度的秩序，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发展起了以所谓公共理性为基础的制度体系，在操作的层面上，就是正确处理自由、民主与平等的关系。最底限度的制度以符号的形式被摆放在那里，成为人们共同分有的理念，这种理念似乎已从灵魂深处被拔根出去，人们愈来愈依赖于身外的制度，哪怕成本再高，也无须双方当事人通过直接的对话解决，而是借助交纳费用的形式仰望法官给予解决，法的理念之根由个人转向拥有法律技术的裁决者。福柯说，自近代以来，人们愈来愈依靠“外在技术”而不是“内在技术”来整合社会；吉登斯把制度远离人的灵魂、意志而成为与人相对峙的过程称之为制度的抽离化。[7]
3.消费与时尚、奢侈与浪费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市场经济既是节约经济又是浪费经济。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组织方式旨在通过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提供一种能够带来收益的激励机制，而任何收益都必须通过消费来实现。于是，市场经济就担负着三重功能：提供充足的消费品；通过广告媒体以及其他促销手段刺激人们的购买欲和消费欲；借助前两者塑造消费者。但是如果消费者仅以一个简单的消费者出现，出于单纯动机满足衣食住行用或知识的需要，致使供给与需求出现严重不平衡，当需求远远低于生产水平时，各种样式的刺激消费的文化活动就会出现，甚至使“如何拉动内需”成为政府极为关注的事情，消费社会的出现乃市场经济发展之必然，同时也把人们带进一个日益符号化的世界。由于市场经济改变了简单商品交换的模式W——G——W而成为G——W——G′，而G是符号化的存在，与之相关的事情也不同程度地以符号的形式存在，广告便是典型的符号形式。广告借助语言上的所指超出了商品这种能指的内容界限，而把消费者带进一个想象消费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所指原本就加诸了许多想象的成分，这种想象成分也许是实际的商品中少有的或根本没有的。由于广告的感官功能和附加信息功能(注：“商品自由地承担了广泛 的文化联系与幻觉的功能。独具匠心的广告就能够利用这一点，把罗曼蒂克、珍奇异宝 、欲望、美、成功、共同体、科学进步与舒适生活等等各种意象附着于肥皂、洗衣机、 摩托车及酒精饮品等平庸的消费品之上。”([英]迈克·费瑟斯通著：《消费文化与后 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使商品的使用价值与需要 之间的必然联系日益模糊起来，有时甚至变得毫不相干。“记号的过度产生和影像与仿 真的再生产，导致了固定意义的丧失，并使实在以审美的方式呈现出来。大众就在这一 系列无穷无尽、连篇累牍的记号、影像的万花筒面前，被搞的神魂颠倒，找不出其中任 何固定的意义联系。”[5](P21)
其实，消费甚至浪费能以时尚形式出现，也有人学基础。每个人生活在社会之中，也就是参与社会结构分配的过程，为证明自己、显现自己，在消费社会，人们愈来愈能够较为娴熟地使用符号替代技术。在一般人看来是一种平常的物质消费或知识满足，而消费者却可以把它设计成显现其地位、情趣、修养与个性的显现物，消费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获取话语权力并使用这种权力获取收益的过程。信息与意义变成了流动的存在物，它们和物体的关系愈来愈不固定，信息的真假、意义的高低被模糊和抹平。于是，在消费、时尚、浪费之间获得了不庸置疑的逻辑必然性，浪费也变成了为“拉动内需”做贡献、为显示其地位和时尚作代言的社会认同形式，节俭、朴素变成了无能、生活底下的代名词和象征。浪费获得了普遍的认可和合法性。人们尚没有来得及考虑消费是否奢侈、过量、虚假的时候，消费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就是进入一个更加过量和奢侈的消费阶段。增长的恶性循环与浪费的恶性循环已经构成了一个没有首尾的圆圈，惟其是恶性的圆圈因此它是一个怪圈。其危害是明显的：劳动力的流动；职业的不稳定；普遍的不安全；资源的急剧消费(大量的消费品其使用价值尚没有完全实现甚至还没有实现就变成 了废品)。[8](P20—21)
三、价值哲学现代转向中的人性要求
价值哲学既是分析的又是规范的，分析的要求表现在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问题进行提升和概括；规范的要求表现在对现代价值问题要给出价值判断并提供可能的解决理念与路向。
1.价值对待关系与改造利用关系
人类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就目前的看法来说有三种：实践关系(改造与被改造)、认识关系、价值关系。价值关系的提出超越了旧唯物主义以及前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机械论性质，但在实际的研究和实际的活动中，价值关系的贯彻是不彻底的。因为价值关系并不限于价值是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根本目的这一范围，它还包括理念层面的价值对待关系，甚至可以说，价值对待关系才是人类与周围世界真理性内容的原始前提，关于这一点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作了深刻论述，只是我们没有重视过。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以思辩的形式论述了自我意识在其自身运动中建立起来的与其对象的三种形态的关系：
(1)扬弃的自我肯定关系。自我意识要确证自身的存在须有另一个和它不同的对象存在，它感到这个对象不是它自身，这是差别，然而这差别恰成了自我意识过度到对方去的条件，它只有过度到对方去才能显现自身。这种过度不是否定性关系，而毋宁说是扬弃关系。
“自我意识有另一个自我意识和它对立；它走到它自身之外。这有双重的意义，第一，它丧失了自身，因为它发现它自己是另外一个东西；第二，它因扬弃了那另外的东西 ，因为它看见对方没有真实的存在，反而在对方中看见它自己本身。
它必定要扬弃它的这个对方；这个过程是对第一个双重意义的扬弃，因而它自身就是第二个双重意义；第一，它必须进行扬弃那另外一个独立的存在，以便确立和确信它自己的存在；第二，由此它便进而扬弃它自己本身，因为这个对方就是它本身。
这个对于它的双重意义的对方之双重意义的扬弃同样是一种双重意义的返回到自己本身。因为第一通过扬弃，它得以返回自己本身，因为通过扬弃它的对方它又自己同自己统一了；第二但是，它也让对方同样地返回到对方的自我意识，因为在对方中它是它自己，于扬弃对方时它也扬弃了它自己在对方中的存在，因而让对方又得到自由。”[9](P123)
(2)“对立的自我意识的斗争”。在这一状态下，“每一方都想要消灭对方，致对方于 死命”，这是一个拿自己的生命冒险的活动，“它们自己和彼此间都通过生死的斗争来 证明它们的存在”；“每一方必定致对方于死命，正因为它自己为此而冒生命的危险， 因为它不复把对方看成它自己[的一部分]；对方的本质在它看来乃是一个他物，外在于 它自身，它必定要扬弃它的外在存在。对方是一个极其麻烦的、存在着的意识，它必须 把它的外在存在看成纯粹的自为的存在或绝对的否定”。[9](P125—126)
(3)“主人与奴隶”。在此种状态下，主人通过直接支配奴隶的劳动而间接同劳动对象发生联系，通过让奴隶劳动“这种中介，主人对物的直接关系，就成为对于物的纯粹否定，换言之，主人就享受了物。那单纯的欲望未能获得东西，他现在得到了，并把它加以享用，于享受中得到了满足……主人把奴隶放在物与他自己之间，这样一来，他就只 把自己与物的非独立性相结合，而予以尽情享受；但是他把对物的独立性这一面让给奴 隶，让奴隶对物予以加工改造。”[9](P128)
如果把黑格尔的自我扬弃的主体——自我意识置换成具有生物性、社会性和精神性的人，就会发现，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通常具有上述三种关系形态，而只有第一种关系才是显现真理的形式，因为存在论意义上的真理乃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和谐关系。价值对待 关系先于实践关系，人作为主体应包含对象于自身内，是自己显现自身的一个必要环节 ，实际上也是包含自己于对象之中，只有使自己成为其他生命形式的必要环节，你的存 在才得到了确证。对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不无深刻地指出， 到了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 然主义。”人道主义是价值根据，自然主义是事实根据，价值根据必须立于事实根据之 上，价值根据是事实根据的意义所在。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是一物两体的关系。自然主 义的内涵指向于人之外的自然也指人自身的自然，两种自然形态并非分属于不相干的领 域，实际上它们被统摄于一个更高一级的自然之中，应遵循同一个游戏规则。如果人类 仅把人道主义囿于只对人有利这一狭小领域，人道主义就始终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行为的 价值辩护，其结果是人之身外的自然以其否定性的形式把它的真理呈现给你，作为一种 惩罚，这是自然之真理形式被遮蔽的直接形式。人道主义作为普适性原则，只有被普及 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的领域中去的时候，自然才能真正成为显现真理的形式 。
2.“一”的迷失与追寻
人是追求“一”并不断变换“一”的存在状态的存在物。作为宗教形态的“一”给信 徒供给一种用以降低风险与不安的信仰承诺，通过统一的宗教仪轨和祈祷活动获得一种 终极性的关怀；作为哲学形态的“一”是哲学家用以解读世界的本体论承诺，是哲学家 将其思想贯彻到底的本体；作为制度形态的“一”是社会用以规约人的思想和行为继而 达到社会整合之目的符号承诺，通过公共理性使思想和行为能够相互认同，使信用成为 可能、活动可以预期；作为伦理形态的“一”为人们的信、知、请、意能够通约和过渡 从而使生活获得说明和意义支持奠定基础；作为生活形态的“一”是人与人之间、人与 自身之间的相互认同、相互信赖、相互关怀，是使生活变得有意义的感性基础。人类创 设出诸多形态的“一”，其共同目的在于把无限的意义注入到有限的世界中去，以解决 人的未完成性和超越性。人的生活世界不能没有“一”，就像一个人不能没有理想一样 。然而现代化运动却抽掉了“一”的宗教形态、伦理形态、生活形态得以存诸的根基， 留存下来的只有作为财富和享受之符号化形式的货币了，尽管货币存有极强的整合和公 度能力，但它承担不起为人的生活提供包括终极关怀在内的意义系统。“一”的迷失与 追寻是走向后现代社会的人们所共同面对的难题。
“一”的迷失的直接表现就是，人类在其行进的途中失去了价值目标，陷入没有关联的孤立化的状态，依照德国当代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说法，它标志着风险社会的来临，他称之为自反性现代化的过程：现代化自身蕴涵着使这种运动偏离自身的特质从而具有把它引向其反面的趋势。过分地追求享受，哪怕是奢侈的、过量的、虚假的享受，造成生活方式的扭曲，怪病丛生、灾害不断；过度地占有和虚荣，使人们拼命地参与社会结构的分配，除了把对方视为你死我活的对手之外，没有其他的内容，社会认同已经变得可有可无；由此造成自我认识、自我认同的危机，因为自我认同是通过社会认同实现的。人类脱离了曾是它母体的自然；个体愈来愈脱离它生存与其中的社会，好象这个社会与他没有关系似的。
人类在走向进化的途中，什么是生活、什么是好的生活、该怎样幸福地生活，始终是它考虑的问题，也是价值哲学的永恒主题。
收稿日期：2004-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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