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墨子》的文学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墨子论文,价值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墨子》是我国先秦诸子学说中的代表性理论著述之一，同时也是一部重要的散文作品。但是，由于它语言质朴，文采较少，其文学价值往往为人们所忽略。笔者拟对此做一初步探讨。
一
任何著述包括文学作品的问世，都要反映现实的社会政治和一定阶级或阶层的需要，《墨子》也不例外。作为下层小生产劳动者的思想代表，与儒家“博学于文”的思想倾向不同，墨子主张文以用为尚提出“言必有三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上》。下引仅标篇名）。是为著名的“三表法”。和其他先秦诸子相似，在墨子那里，“言谈”与“文学”，并提，凡是人们所谈论的、用文字写出的知识和学问，都是“文学”，因而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作品自然也就包括其中了。墨子的“三表法”，将历史经验、人民群众的实践效果和实际利益当作立言著文的标准和依据，这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还是第一次，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远远超迈于当时的儒、道、法诸家之上。特别是他注意到人民群众的生活经验和利益，“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不仅是前无古人的，就是后来的一般文学理论家中也是少见的，它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民主性、革命性的精神”（施昌东《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述评》第44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墨子又过于偏激，走了极端。他一味追求实用和功利，认识不到著述活动中修辞的重要作用，对文采、藻饰采取了一种轻视的态度，甚至将其当作毫无价值的奢侈和累赘之物。《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楚王曾问墨家后学田鸠：“墨子者，显学也，其身体则可，其言多而不辩（辩，此谓言辞华美），何也？”田鸠答道：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立言不重辞采，是怕人们过多考虑文辞字句而忘掉义理，影响了实用。这不能说没有一点合理之处，但墨子却矫枉过正了。于是他力倡重内容，轻形式，以实用为本，轻视文章的修饰和文采。实际上，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是辩证统一、不可分割的，它们互为依存，并相渗透，一同发挥着作用。墨子尚用不尚文，一方面直接冲淡了《墨子》的文学色彩，不利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墨家学派的社会影响，并成为后来墨学中绝的原因之一。我们知道，孔子主张文质并重，既重视作品的内容，又注重语言的艺术性。孔子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这是对人而言，也是指著述活动。又《礼记·表记》引孔子曰：“情欲信，辞欲巧。”《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所以，就对文与质、内容与形式关系的认识来讲，墨子较孔子是后退了一步。
当然，文学艺术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环境、阶级地位、经济状况和文化累积水平的制约。墨子出身于下层社会，生活于“农与工肆之人”中间，深知稼穑之艰难，生产之不易，广大劳动群众为获取那少得可怜的生产和生活资料，早出暮入，终日劳作，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去读书识字，更谈不上欣赏、品味文章的辞采了。而墨子及其弟子为救世除弊，也是勤勤恳恳，夜以继日地奔走呼号。在这种情况下，其著述也就不可能过多地讲求形式，讲求文采和修饰。鲁迅先生说得好：“假使劳动太多，休息时少，没有恢复疲劳的余裕，则眠食尚且不暇，更不必提什么文艺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再者，当时主要的书写材料是竹简和缣帛，《墨子·鲁问》即有“书于竹帛”之语。在这两种材料中，竹简笨重，每片所载字数有限，而且书写前须经过裁段、剖削、“汗青”、“杀青”等多道工序，费时费力；缣帛轻便，但却价格昂贵。在物质财富远不如后世充裕的战国初期，以墨子师徒为代表的下层小生产劳动者，常常是缺衣少食，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难以保证，也就不可能有精力和财力准备太多的书写材料。这也是影响《墨子》文章修饰和辞采的一个因素。如果我们结合墨子的“节用”、“非乐”等主张来看，这一点就更清楚了。另外，纵观古代文学发展过程，墨子所处的时代，诸子散文从无到有，尚处于发轫和起步阶段，形式上一般都带有简约、朴拙的特点，文学意味稍浓的《论语》、《老子》亦是如此，因而我们不能根据战国中后期诸子散文的艺术水平，去简单、直观地批评《墨子》的文学价值。
二
《墨子》的著述宗旨，是要宣传墨家学派的思想主张，并使其深入人心，为社会所承认和接受，这就需要文章有一定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所以，墨子虽然不重文采，但却非常重视文章的布局谋篇，力求以内容取胜，用道理服人。于是，《墨子》就基本表现为有组织、有结构的论说文形式，而且初具规模。这是《墨子》散文一个最突出的特点，亦当是墨家能够与儒家一时并称“显学”的一个原因。翻阅《墨子》全书，尽管《耕柱》、《贵义》、《公孟》等篇还保留着语录体的对话形式，但其他大部分篇章则从实有的争论发展为概括性的论辩，已经有了代表中心思想的标题，同时篇幅增加，由简单的对话进而为理论的发挥。书中从《尚贤上》到《非命下》所提出的十大主张，几乎全是专题论述，比起论说文形式还不完备的《论语》，应该说是前进了一大步。这也是诸子散文迅速发展的一个标志。
对于论辩的作用，墨子是充分肯定的。他强调，言语“教天下以义”，其“功亦多”（《贵义》）。身处乱世，“求善者寡，不强说人，人莫之知也”。他主张“君子必以谏”，“虽不扣必鸣”（《公孟》），认为凡属贤良之士都是“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尚贤上》），要求“选择天下赞阅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置以为三公，与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尚同中》）。为了明辩其说，墨子特别讲求论辩的艺术和准则。他的“三表法”，既是立言的准则，又是论辩的方法。在《墨子》中，所有专题论述都是依照“三表法”完成的，首尾呼应，条理谨严，而且层层推演，由小及大，以此例彼。如《非攻上》：“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下面再由攘人犬豕鸡豚论到攻人之国，皆属亏人自利之事。整段文字朴实无华，但却明白易懂，其反对战争的立论主旨可以一览无遗。刘勰曾将《墨子》的文章风格概括为“意显而语质”（《文心雕龙·诸子》），可谓一语中的。
《墨子》多处采用对比方法，以求增强文章的逻辑性和说服力。如《非乐上》；“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则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民衣食之财将安可得乎？即我以为未必然也，意舍此。”也就是说，罢除音乐的目的，是担心它影响人民群众的衣食之财。又说：“今有大国即攻小国，有大家即伐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寇乱盗贼并兴，不可禁止也。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天下之乱也，将安可得而治与？即我（以为）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在墨子看来，时值天下大乱，寇乱盗贼并兴，各国之间攻伐不已，岂可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此处用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劳不得息这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来和吹奏音乐这样的生活琐事做一比较，又用国泰民安与击鼓奏乐做一比较，自然容易看出孰重孰轻。尽管我们不可能同意“非乐”主张，但是这两者的比较，又使我们情不自禁地倾向其说了。《墨子》中这些强烈的对比，收到了很好的论辩效果。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墨子》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诸篇，集中讨论和总结了论辩之学，世称“墨辩”。据近世学者考证，这些篇章出于墨家后学的手笔，不过，它们肯定是对墨子学说的继承和发展。《经》与《经说》四篇记述了许多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这有助于加强其语法运用和逻辑理论的严密性、科学性，推动了名辩之学的发展，并为后来《荀子》中《正名》等篇的撰著导夫先路。《小取》则全面分析了论辩的目的和方法，比“三表法”更为详尽，更有独到之处：“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或也者，不尽也。假者，今不然也。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此效也。辟也者，举也（他）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犹谓’也者，同也；‘吾岂谓’也者，异也。”这里明确指出，论辩的目的，是要弄清是非、治乱、同异、名实的区别和规律，分析利害，抉发疑难，并在此基础上描述客观事物的状貌，对各家学说进行比较和探究。其“以名举实”云云，则是论辩过程中应该遵守的原则。“或”、“假”、“效”、“辟”、“侔”、“援”、“推”，则是进行论辩的几种有效方法。“或”是或者如此，也就是并非全部如此。“假”是假设，且假设之事须非当前实有，却能用以说明事理。“效”是呈效，即提供某一事例作标准，以判断议论正确与否。“辟”同“譬”，也就是比喻。“侔”是相等，即把事义相同的判断性言辞排列在一起，以加强文章的力度。“援”是援引对方的论点来证明自己的论点。“推”就是推理，但须是同类事物之间的相互推理，不同事物间则不可相推。实际上，《墨子》已经多次成功地运用了这几种论辩方法。象上文所引《非攻上》“今有一人”一段文字，就是一个形象的比喻。
可以说，在古代论说性散文中，《墨子》具有一定典范性。所以胡适强调：“墨家注重论辩方法，故古代议论辩证的文体，起于墨子《非攻》、《非命》、《明鬼》、《尚同》诸篇。……此种辩证之论，正是古代哲人对文学理论的重要贡献，不应当忽视的。”（转引自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胡氏此论，还是极有见地的。
三
《墨子》为文简朴平实，不重文采，那么是不是对文章的修饰、词句的琢磨一点都不讲究呢？不是的。首先，《墨子》文章中有许多押韵的地方。这一点，曾经整理《墨子》的清代毕沅、苏时学等已经有所发现，但未能加以总结。《亲士》：“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则喑，远臣则唫，怨结于民心；谄谀在侧，善议障塞，则国危矣。”此处喑、唫、心为韵，侧、塞为韵。《七患》：“以七患居国，必无社稷；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七患之所当，国必有殃。”此处国、稷为韵，城、倾为韵，当、殃为韵。又：“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立也，用不可不节也。”这里仰、养为韵，食、事为韵，立、节为韵。《所染》：“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这里苍、黄亦为韵。《墨子》的这些语句，音韵铿锵，节奏明快，对后世作家用韵于散文之中，肯定有某种启示。
其次，《墨子》注意到文字的对称，有些地方使用了对偶、排比等修辞方式，从而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尚贤上》：“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贵不亲，不义不近。”此处既是对偶，又是排比，从中突出了“义”的重要性。又：“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这些对偶句子的运用，有助于彰扬“尚贤”之说。再如《尚贤下》：“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若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此处排比其辞，使文章气势宏大，说理透彻。《兼爱中》：“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以敖贱，诈必欺愚。”下面又谈到“天下之人皆相爱”，则“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文章从正反两方面论证“兼爱”的重要意义，层层递进，步步深入，充满了纵横气息。
第三，《墨子》多处引《诗》，同时略加变通。本来，墨家是反对孔子《诗》教的。孔子曾要求弟子们“诵《诗》三百”（《论语·子路》），并再三强调：“不学《诗》，无以言。”（《季氏》、《阳货》）其目的之一，是要让他们有一个好的语言修养，增美其辞，使文章有可观的文采。墨子则认为此举有碍于社会政治和生产的进行：“或以不丧之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若用子之言，则君子何日以听治，庶人何日以从事。”（《公孟》）然而有趣的是，为了增强语言的使用效果及文章著述的力度，《墨子》又爱引《诗》证事。这或许是墨子早年“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的一种收获吧！如《兼爱下》引《小雅·大东》“君子所履，小人所视”，又引《大雅·抑》“无言不雠，无德不报”；《非攻中》引《逸诗》“鱼水不务，陆将何及”。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引《诗》，常常在原文中加上几个助词。象“君子所履，小人所视”引作“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视”，加了一个“之”字；“鱼水不务，陆将何及”，引用时在“及”下加了一个“乎”字。这样做，加强了语言的口语化、通俗化，读来自然顺畅。和《论语》、《孟子》、《荀子》等一样，《墨子》的引《诗》以证，对后来文学作品穿插进大量诗词，并采取“有诗为证”的收尾形式，当起过一定的借鉴作用。
第四，《墨子》中的部分篇章已经将叙事、议论和抒情结合起来，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其中的上乘之作，当推《公输》一篇：为了止楚攻宋，墨子甘冒风险，前往楚国。在与公输盘和楚王的论辩中，他勇敢、机智、沉着，一会儿以恰当的类比或慎密的推理折服对方，一会儿又不失时机地给对方以深刻揭露和猛烈抨击，使之措手不及。整篇文章记述紧凑，通畅易读，很好地刻划出墨子这位道德高尚而又善于论辩的平民圣人的形象；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貌。这就为古代散文的创作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表现艺术和技巧。
最后，《墨子》中引入了一些寓言故事，从而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手法。如《尚贤上》：“譬之富者，有高墙深宫，墙立既，谨上（止）为凿一门。有盗人入，阖其自入而求之，盗其无自出。”《鲁问》：“譬有人于此，其子强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邻家之父，举木而击之曰：‘吾击之也，顺于其父之志。’”另外，《贵义》“子墨子南游于楚”一段，记述了汤与伊尹的历史传说，其故事性和寓言性也比较突出。不过，《墨子》中的这些内容主要是为论辩服务的，而且大半是现身说法或亲口问答，语言不浅近显露，缺乏深意，只能看作是比喻的一种扩大形式。故事开头所用“譬”字，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当然，这也是早期寓言的一个共同特征。
由上述诸例可以看出，荀子批评“墨子敝于用而不知文”（《荀子·解蔽》），是有点过于片面了。的确，墨子力倡尚用不尚文，反对华采丽藻，但是，无论在著述实践中，还是在理论总结中，他都没有绝对地否定文采、藻饰的作用，墨子明确说过：“诚然，则恶在事夫奢也。长无用，好末淫，非圣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为可长，行可久，先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说苑·反质》）这里的“先质而后文”，一方面是指在保证人民群众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之后，可以去“求美”、“求丽”甚至“求乐”，另一方面就著述活动而言，是说在作品的内容达到某一要求之后，可以进而在形式上讲求修饰和文采，增强语言的使用效果。今天看来，墨子的这一观点也不乏合理性、科学性的因素，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总之，作为一部先秦文献，《墨子》不仅有着巨大的思想价值，而且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对我国古代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的发展都有所贡献，在中国文学史尤其是散文史上占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应该受到人们的特别瞩目和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