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墨子的文学价值_文学论文

论墨子的文学价值_文学论文

略论《墨子》的文学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墨子论文,价值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墨子》是我国先秦诸子学说中的代表性理论著述之一,同时也是一部重要的散文作品。但是,由于它语言质朴,文采较少,其文学价值往往为人们所忽略。笔者拟对此做一初步探讨。

任何著述包括文学作品的问世,都要反映现实的社会政治和一定阶级或阶层的需要,《墨子》也不例外。作为下层小生产劳动者的思想代表,与儒家“博学于文”的思想倾向不同,墨子主张文以用为尚提出“言必有三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上》。下引仅标篇名)。是为著名的“三表法”。和其他先秦诸子相似,在墨子那里,“言谈”与“文学”,并提,凡是人们所谈论的、用文字写出的知识和学问,都是“文学”,因而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作品自然也就包括其中了。墨子的“三表法”,将历史经验、人民群众的实践效果和实际利益当作立言著文的标准和依据,这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还是第一次,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远远超迈于当时的儒、道、法诸家之上。特别是他注意到人民群众的生活经验和利益,“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不仅是前无古人的,就是后来的一般文学理论家中也是少见的,它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民主性、革命性的精神”(施昌东《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述评》第44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墨子又过于偏激,走了极端。他一味追求实用和功利,认识不到著述活动中修辞的重要作用,对文采、藻饰采取了一种轻视的态度,甚至将其当作毫无价值的奢侈和累赘之物。《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楚王曾问墨家后学田鸠:“墨子者,显学也,其身体则可,其言多而不辩(辩,此谓言辞华美),何也?”田鸠答道: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立言不重辞采,是怕人们过多考虑文辞字句而忘掉义理,影响了实用。这不能说没有一点合理之处,但墨子却矫枉过正了。于是他力倡重内容,轻形式,以实用为本,轻视文章的修饰和文采。实际上,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是辩证统一、不可分割的,它们互为依存,并相渗透,一同发挥着作用。墨子尚用不尚文,一方面直接冲淡了《墨子》的文学色彩,不利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墨家学派的社会影响,并成为后来墨学中绝的原因之一。我们知道,孔子主张文质并重,既重视作品的内容,又注重语言的艺术性。孔子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这是对人而言,也是指著述活动。又《礼记·表记》引孔子曰:“情欲信,辞欲巧。”《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所以,就对文与质、内容与形式关系的认识来讲,墨子较孔子是后退了一步。

当然,文学艺术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环境、阶级地位、经济状况和文化累积水平的制约。墨子出身于下层社会,生活于“农与工肆之人”中间,深知稼穑之艰难,生产之不易,广大劳动群众为获取那少得可怜的生产和生活资料,早出暮入,终日劳作,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去读书识字,更谈不上欣赏、品味文章的辞采了。而墨子及其弟子为救世除弊,也是勤勤恳恳,夜以继日地奔走呼号。在这种情况下,其著述也就不可能过多地讲求形式,讲求文采和修饰。鲁迅先生说得好:“假使劳动太多,休息时少,没有恢复疲劳的余裕,则眠食尚且不暇,更不必提什么文艺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再者,当时主要的书写材料是竹简和缣帛,《墨子·鲁问》即有“书于竹帛”之语。在这两种材料中,竹简笨重,每片所载字数有限,而且书写前须经过裁段、剖削、“汗青”、“杀青”等多道工序,费时费力;缣帛轻便,但却价格昂贵。在物质财富远不如后世充裕的战国初期,以墨子师徒为代表的下层小生产劳动者,常常是缺衣少食,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难以保证,也就不可能有精力和财力准备太多的书写材料。这也是影响《墨子》文章修饰和辞采的一个因素。如果我们结合墨子的“节用”、“非乐”等主张来看,这一点就更清楚了。另外,纵观古代文学发展过程,墨子所处的时代,诸子散文从无到有,尚处于发轫和起步阶段,形式上一般都带有简约、朴拙的特点,文学意味稍浓的《论语》、《老子》亦是如此,因而我们不能根据战国中后期诸子散文的艺术水平,去简单、直观地批评《墨子》的文学价值。

《墨子》的著述宗旨,是要宣传墨家学派的思想主张,并使其深入人心,为社会所承认和接受,这就需要文章有一定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所以,墨子虽然不重文采,但却非常重视文章的布局谋篇,力求以内容取胜,用道理服人。于是,《墨子》就基本表现为有组织、有结构的论说文形式,而且初具规模。这是《墨子》散文一个最突出的特点,亦当是墨家能够与儒家一时并称“显学”的一个原因。翻阅《墨子》全书,尽管《耕柱》、《贵义》、《公孟》等篇还保留着语录体的对话形式,但其他大部分篇章则从实有的争论发展为概括性的论辩,已经有了代表中心思想的标题,同时篇幅增加,由简单的对话进而为理论的发挥。书中从《尚贤上》到《非命下》所提出的十大主张,几乎全是专题论述,比起论说文形式还不完备的《论语》,应该说是前进了一大步。这也是诸子散文迅速发展的一个标志。

对于论辩的作用,墨子是充分肯定的。他强调,言语“教天下以义”,其“功亦多”(《贵义》)。身处乱世,“求善者寡,不强说人,人莫之知也”。他主张“君子必以谏”,“虽不扣必鸣”(《公孟》),认为凡属贤良之士都是“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尚贤上》),要求“选择天下赞阅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置以为三公,与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尚同中》)。为了明辩其说,墨子特别讲求论辩的艺术和准则。他的“三表法”,既是立言的准则,又是论辩的方法。在《墨子》中,所有专题论述都是依照“三表法”完成的,首尾呼应,条理谨严,而且层层推演,由小及大,以此例彼。如《非攻上》:“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下面再由攘人犬豕鸡豚论到攻人之国,皆属亏人自利之事。整段文字朴实无华,但却明白易懂,其反对战争的立论主旨可以一览无遗。刘勰曾将《墨子》的文章风格概括为“意显而语质”(《文心雕龙·诸子》),可谓一语中的。

《墨子》多处采用对比方法,以求增强文章的逻辑性和说服力。如《非乐上》;“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则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民衣食之财将安可得乎?即我以为未必然也,意舍此。”也就是说,罢除音乐的目的,是担心它影响人民群众的衣食之财。又说:“今有大国即攻小国,有大家即伐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寇乱盗贼并兴,不可禁止也。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天下之乱也,将安可得而治与?即我(以为)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在墨子看来,时值天下大乱,寇乱盗贼并兴,各国之间攻伐不已,岂可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此处用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劳不得息这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来和吹奏音乐这样的生活琐事做一比较,又用国泰民安与击鼓奏乐做一比较,自然容易看出孰重孰轻。尽管我们不可能同意“非乐”主张,但是这两者的比较,又使我们情不自禁地倾向其说了。《墨子》中这些强烈的对比,收到了很好的论辩效果。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墨子》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诸篇,集中讨论和总结了论辩之学,世称“墨辩”。据近世学者考证,这些篇章出于墨家后学的手笔,不过,它们肯定是对墨子学说的继承和发展。《经》与《经说》四篇记述了许多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这有助于加强其语法运用和逻辑理论的严密性、科学性,推动了名辩之学的发展,并为后来《荀子》中《正名》等篇的撰著导夫先路。《小取》则全面分析了论辩的目的和方法,比“三表法”更为详尽,更有独到之处:“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或也者,不尽也。假者,今不然也。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此效也。辟也者,举也(他)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犹谓’也者,同也;‘吾岂谓’也者,异也。”这里明确指出,论辩的目的,是要弄清是非、治乱、同异、名实的区别和规律,分析利害,抉发疑难,并在此基础上描述客观事物的状貌,对各家学说进行比较和探究。其“以名举实”云云,则是论辩过程中应该遵守的原则。“或”、“假”、“效”、“辟”、“侔”、“援”、“推”,则是进行论辩的几种有效方法。“或”是或者如此,也就是并非全部如此。“假”是假设,且假设之事须非当前实有,却能用以说明事理。“效”是呈效,即提供某一事例作标准,以判断议论正确与否。“辟”同“譬”,也就是比喻。“侔”是相等,即把事义相同的判断性言辞排列在一起,以加强文章的力度。“援”是援引对方的论点来证明自己的论点。“推”就是推理,但须是同类事物之间的相互推理,不同事物间则不可相推。实际上,《墨子》已经多次成功地运用了这几种论辩方法。象上文所引《非攻上》“今有一人”一段文字,就是一个形象的比喻。

可以说,在古代论说性散文中,《墨子》具有一定典范性。所以胡适强调:“墨家注重论辩方法,故古代议论辩证的文体,起于墨子《非攻》、《非命》、《明鬼》、《尚同》诸篇。……此种辩证之论,正是古代哲人对文学理论的重要贡献,不应当忽视的。”(转引自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胡氏此论,还是极有见地的。

《墨子》为文简朴平实,不重文采,那么是不是对文章的修饰、词句的琢磨一点都不讲究呢?不是的。首先,《墨子》文章中有许多押韵的地方。这一点,曾经整理《墨子》的清代毕沅、苏时学等已经有所发现,但未能加以总结。《亲士》:“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则喑,远臣则唫,怨结于民心;谄谀在侧,善议障塞,则国危矣。”此处喑、唫、心为韵,侧、塞为韵。《七患》:“以七患居国,必无社稷;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七患之所当,国必有殃。”此处国、稷为韵,城、倾为韵,当、殃为韵。又:“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立也,用不可不节也。”这里仰、养为韵,食、事为韵,立、节为韵。《所染》:“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这里苍、黄亦为韵。《墨子》的这些语句,音韵铿锵,节奏明快,对后世作家用韵于散文之中,肯定有某种启示。

其次,《墨子》注意到文字的对称,有些地方使用了对偶、排比等修辞方式,从而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尚贤上》:“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贵不亲,不义不近。”此处既是对偶,又是排比,从中突出了“义”的重要性。又:“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这些对偶句子的运用,有助于彰扬“尚贤”之说。再如《尚贤下》:“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若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此处排比其辞,使文章气势宏大,说理透彻。《兼爱中》:“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以敖贱,诈必欺愚。”下面又谈到“天下之人皆相爱”,则“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文章从正反两方面论证“兼爱”的重要意义,层层递进,步步深入,充满了纵横气息。

第三,《墨子》多处引《诗》,同时略加变通。本来,墨家是反对孔子《诗》教的。孔子曾要求弟子们“诵《诗》三百”(《论语·子路》),并再三强调:“不学《诗》,无以言。”(《季氏》、《阳货》)其目的之一,是要让他们有一个好的语言修养,增美其辞,使文章有可观的文采。墨子则认为此举有碍于社会政治和生产的进行:“或以不丧之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若用子之言,则君子何日以听治,庶人何日以从事。”(《公孟》)然而有趣的是,为了增强语言的使用效果及文章著述的力度,《墨子》又爱引《诗》证事。这或许是墨子早年“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的一种收获吧!如《兼爱下》引《小雅·大东》“君子所履,小人所视”,又引《大雅·抑》“无言不雠,无德不报”;《非攻中》引《逸诗》“鱼水不务,陆将何及”。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引《诗》,常常在原文中加上几个助词。象“君子所履,小人所视”引作“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视”,加了一个“之”字;“鱼水不务,陆将何及”,引用时在“及”下加了一个“乎”字。这样做,加强了语言的口语化、通俗化,读来自然顺畅。和《论语》、《孟子》、《荀子》等一样,《墨子》的引《诗》以证,对后来文学作品穿插进大量诗词,并采取“有诗为证”的收尾形式,当起过一定的借鉴作用。

第四,《墨子》中的部分篇章已经将叙事、议论和抒情结合起来,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其中的上乘之作,当推《公输》一篇:为了止楚攻宋,墨子甘冒风险,前往楚国。在与公输盘和楚王的论辩中,他勇敢、机智、沉着,一会儿以恰当的类比或慎密的推理折服对方,一会儿又不失时机地给对方以深刻揭露和猛烈抨击,使之措手不及。整篇文章记述紧凑,通畅易读,很好地刻划出墨子这位道德高尚而又善于论辩的平民圣人的形象;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貌。这就为古代散文的创作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表现艺术和技巧。

最后,《墨子》中引入了一些寓言故事,从而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手法。如《尚贤上》:“譬之富者,有高墙深宫,墙立既,谨上(止)为凿一门。有盗人入,阖其自入而求之,盗其无自出。”《鲁问》:“譬有人于此,其子强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邻家之父,举木而击之曰:‘吾击之也,顺于其父之志。’”另外,《贵义》“子墨子南游于楚”一段,记述了汤与伊尹的历史传说,其故事性和寓言性也比较突出。不过,《墨子》中的这些内容主要是为论辩服务的,而且大半是现身说法或亲口问答,语言不浅近显露,缺乏深意,只能看作是比喻的一种扩大形式。故事开头所用“譬”字,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当然,这也是早期寓言的一个共同特征。

由上述诸例可以看出,荀子批评“墨子敝于用而不知文”(《荀子·解蔽》),是有点过于片面了。的确,墨子力倡尚用不尚文,反对华采丽藻,但是,无论在著述实践中,还是在理论总结中,他都没有绝对地否定文采、藻饰的作用,墨子明确说过:“诚然,则恶在事夫奢也。长无用,好末淫,非圣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为可长,行可久,先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说苑·反质》)这里的“先质而后文”,一方面是指在保证人民群众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之后,可以去“求美”、“求丽”甚至“求乐”,另一方面就著述活动而言,是说在作品的内容达到某一要求之后,可以进而在形式上讲求修饰和文采,增强语言的使用效果。今天看来,墨子的这一观点也不乏合理性、科学性的因素,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总之,作为一部先秦文献,《墨子》不仅有着巨大的思想价值,而且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对我国古代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的发展都有所贡献,在中国文学史尤其是散文史上占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应该受到人们的特别瞩目和高度重视。

标签:;  ;  ;  ;  ;  ;  ;  

论墨子的文学价值_文学论文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