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盛唐之音”到盛世悲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盛唐论文,之音论文,盛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按照盛唐诗选家殷璠的说法，从唐睿宗景云元年(710)至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前，是声律风骨尚未大备的时期。②此一阶段，沈佺期(?-713?)③、宋之问(656?-712?)、李峤(645?-714?)、杜审言(645?-708)虽已初步建立了律诗的格式，然或被贬或卒，都一一离开了诗坛；而盛唐代表诗人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等人还未崭露头角。就在这新旧诗风交替的间隙，王湾在《次北固山下》④中以“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⑤这一风格壮美而又富有展望的新气象，吹响了“盛唐之音”的前奏。开元十五年后，盛唐时代的主要诗人开始登场了，他们多怀跻身朝阙、参与国政的政治热情，高唱着“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的理想之歌，或决策于朝廷，或立功于边塞，大有一展宏图之志，诗歌风格上则表现为高昂明朗的感情基调、雄浑壮大的气势力量，学界多称之为“盛唐之音”。 但是，“盛唐之音”到开天之际即已发生一定的变化。开元二十四年(736)，张九龄罢相，不独标志着所谓的“盛世”已初露黑暗专政的端倪⑥，而且也使此前诗坛一味的高唱、宏响中混入了不安的和声。次年，张九龄在荆州所作的《感遇诗》表现出对忠直朝士命运的担忧和不平⑦。接着，这种情绪也波及与张九龄关系密切的王维、王昌龄等人，他们或归隐、或出为外职，开始远离险象环生的权力中心，情怀也由原来的踌躇满志变为对羁身名宦的隐忧⑧。可以说，是较为了解朝政的上层士大夫，最先在盛唐诗坛上唱出了对国事、时世忧虑的歌声。但是，由于他们自身的认识局限，这忧虑尚不激切。天宝元年(742)，李白应诏入朝，才使得张九龄、王维等人诗中的这种忧思激化成对长安政坛黑幕的全面曝光。他在天宝三载(744)春将去朝时所作《灞陵行送别》诗中用“紫阙落日浮云生”，暗指朝中邪佞蔽主、谗毁忠良的政治局势。他在朝中和离开长安后不久所作《鸣皋歌送岑征君》、《玉壶吟》及《古风》其十五、二十四、四十六等作品中，则从多个侧面讽刺、谴责朝中混浊不清的现状。由于其矛头已经直指皇帝，所以不能只看作是盛唐志士对朝廷不能用贤的讽谏，而是表明李白也开始对“圣代”“明主”持保留和怀疑态度，遂离京而去。 与此同时或早于这些上层士大夫对盛世国运的忧虑，开天间另一些久不擢第的布衣诗人，也发出了“明代遭弃”“自伤不早达”的悲鸣。虽说玄宗朝已经为广大寒士提供了广阔的仕进道路，但皓首穷经，并不能保证仕途一定得意。所以，在开元中，就已经有不少诗人将这种怀才不遇的郁愤发为悲声。高适家境贫寒，但身逢圣代，亦与其他盛唐志士一样渴望风云际会、建功立业，可是当他“西游长安城”“屈指取公卿”时，却失意而归，于是他又悲愤地喊道“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别韦参军》)。此后，他无可奈何地长期混迹渔樵、托身畎亩，不断慨叹“逢时事多艰，失路心弥折”(《蓟门不遇王之涣郭密之因以留赠》)、“微才应陆沉”(《淇上别刘少府英》)、“自从别京华，我心乃萧索。十年守章句，万事空寥落”(《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科场失意使他看到世态的炎凉。诗人越来越孤独，愈来愈感伤，竟至悲哀地唱道：“寂寞向秋草，悲风千里来。”(《宋中十首》其一)此时与高适同游者亦多系同病相怜之人，他们“相逢俱未展，携手空萧索”(《和崔二少府登楚丘城作》)，反映了盛唐大批贤士牺牺惶惶、不知何适的怅惘和悲凉。所以，在颇能代表盛唐诗风的《河岳英灵集》中，我们不但可以听到王维“吾谋适不用，勿谓知音稀”(《送綦毋潜落第还乡》)的旷达之音，亦多能感受到圣代不遇的悲愤之辞。如，孟浩然是：“才名日高，天下籍甚，竟沦落明代，终于布衣，悲夫!”⑨薛据是：“自伤不早达，因著《古兴》诗云：‘投珠恐见疑，抱玉但垂泣。道在君不举，功成叹何及。’怨愤颇深。”⑩王季友也是：“白首短褐，良可悲夫!”(11)可见，在盛唐诗坛，诗人们的积极进取中亦夹杂着蹭蹬下僚的悲鸣，而且这种悲鸣愈来愈激切。 如果说开元中科举制度尚带有相当程度平等竞争的性质，那么到开元末年则开始颓坏，弊端日显。李林甫当政，嫉贤妒能，强压才士，遂于天宝六载(747)导演了一出“野无遗贤”的丑剧，暴露了科场的欺骗性(12)。而当时的士子们也什什伍伍，大开干谒请托之风，以至贡举失公，伤风败俗，一些清贫、刚直之士就成了科举制度的牺牲品。 在参加了那场由李林甫操纵的“野无遗贤”的考试之后，元结直书其事，揭露个中阴谋，但他不愿“依托时权”，且以“丘园洁白之士”与友共勉(《喻友》)(13)。天宝七载(748)，他又游历京师，鉴于当时“丐名位于人，丐颜色于人”的科场丑态，愤然作《丐论》以讽当道而归。后来，他又在乾元三年(760)编选的《箧中集序》中慨叹道：“呜呼!自沈公(千运)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无禄位，皆以忠信而久贫贱，皆以仁让而至丧亡。异于是者，显荣当世。谁为辩士，吾欲问之。”(14)说出了当时大批出身贫贱而又耻于干谒的寒士们的心声。生于神龙、景云间的沈千运，家贫，性正直，天宝中数应举不第，在濮中作诗以寄感慨。他用“圣朝优贤良，草泽无遗匿”的反语，揭露那次受骗的应征，又以“五十无寸禄”，终将“栖栖去人世”的惨痛事实，把豺狼当道血淋淋的真相展现在世人面前，最后喊出了“始觉前计非”(《濮中言怀》)(15)的悲愤认识。同样，于逖亦身世孤清冷落，怀才不遇，落拓后则以“有才且未达，况我非贤良。幸以朽钝姿，野外老风霜”(《野外行》)(16)的愁苦之音，抒发其怨而不怒的消极反抗情绪。张彪和孟云卿这一对表兄弟，俱奔走仕途郁郁不得志，前者以“衣马久羸弊，谁信文与才。善道居贫贱，洁服蒙尘埃”(《北游酬孟云卿》)(17)，倾吐内心的坎壈不平；后者更是“含酸欲谁诉，辗转伤怀抱”(《古别离》)(18)，满腹酸楚。显然，这些盛世失意者的呼号，也是“盛唐之音”所掩盖不了的。而且，正是他们的愁苦之音，使我们看到了常人所忽视的唐代开元天宝间所谓“盛世”“明代”那灰暗阴冷的一面。 当然，由于处世观的不同，盛唐诗人对于仕途受挫的心理反应亦不相同。其中，受儒家积极入世观影响较深者，如杜甫，多能屈己求人，汲汲于功名仕进，表现出矢志不渝的进取精神，发为歌吟，孤愤悲慨；元结及一些刚直贫贱之士，则落拓回乡，愤世嫉俗，声情激切而高古；而另外一些受佛道思想浸淫较深者，如王维、孟浩然，则走向山林、田园，或在禅悦的境界中消磨自己的锐气，或借自然界的胜景寄寓他们洁身自好的情怀，诗境冲淡、空灵，流露出一种寂寞和失落。至于那些科场失意后远走大漠者，亦非人人得遂心愿。边塞上、军旅中日渐黑暗的内幕，使得许多边塞诗人，亮开啼血的歌喉，唱出了一曲曲悲伤、愤激的征戎之歌。高适的“边兵若刍狗，战骨成埃尘。行矣勿复言，归欤伤我神”(《答侯少府》)，较早写出了战争的残酷。其《邯郸少年行》中的“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则写游侠豪雄而不见赏的凉薄心态。而陶翰的边塞诗中更是充溢着悲愁苦寒的气氛：“大小百余战，封侯却蹉跎。……雄剑委尘埃，空门惟雀罗。”(《燕歌行》)“孤城出瀚海，落日照祁连。怆然苦寒奏，怀哉式微篇。更悲秦楼月，夜夜出胡关。”(《出萧关怀古》)此时边塞诗中这种越来越浓烈的悲怨情调，恐怕也是用“盛唐一味秀丽雄浑”(19)和“盛唐之音”概括不了的。 其实，那种认为盛唐诗歌一味表现为高昂明朗的感情基调、雄浑壮大的气势力量的观点，首先是曲解了盛唐诗人所追求的“风骨”的审美内涵。不用说陈子昂对唐代理想诗风的期待是以“汉魏风骨”为规范的(20)，而且盛唐人所激赏的“风骨”也是承汉魏而来。建安作品中弥漫着一种身处乱世难以得遂心愿的慷慨悲凉，风格苍健、孤深。盛唐人虽处太平盛世，却也有与建安诗人在意气、襟怀上的相通，即渴望建功立业、风云际会。他们虽然满怀热切希望，但是，或“自伤不早达”，或“运命唯所遇”，这种仕途多舛、功名难就的郁愤，就发为耿耿之气、凛凛之骨，表现出更为感动人心的风骨美。如，高适称薛据的作品是“纵横建安作”，说自己与友人同游梁宋所作诸什，是“周子负高价，梁生多逸词，周旋梁宋间，感激建安时”(《在宋中别周、梁、李三子》)。岑参则说杜华未仕时的作品有风骨：“得君江湖诗，骨气凌谢公。”(《敬酬杜华淇上见赠，兼呈熊耀》)殷璠谓薛据：“为人骨鲠有气魄，其文亦尔。”(21)评高适则云：“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故朝野通赏其文。至如《燕歌行》等篇，甚有奇句，且余所爱者，‘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吟讽不厌矣。”(22)殷璠在列于《河岳英灵集》卷首的常建诗作的评语中，更直截了当地指出：“高才而无贵仕，诚哉是言。曩刘桢死于文学，左思终于记室，鲍照卒于参军，今常建亦沦于一尉。悲夫!”(23)殷璠所最深爱者、所叹赏者如斯，可见，其所谓“气骨”者，实亦包括这种渴望建功立业却又几经蹉跎的悲慨之美。另外，被殷璠许为“诗笔双美”的陶翰，“既多兴象，复备风骨”，选入的作品也无一篇表现出建功立业后高昂、明朗、开阔的情怀(24)。确切地说，殷璠和其他盛唐人所追求、欣赏的“风骨”美，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在世运日渐黯然，政治理想日渐破灭后慨时伤世的“盛世悲鸣”。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盛唐诗歌刚健凛然的风骨，才更得“建安风骨”的艺术真味。 法国著名文学史家丹纳说过：“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内容丰富，并且人们知道如何去解释它，那么我们在这作品中所找到的，会是一种人的心理，时常就是一个时代的心理，有时更是一个种族的心理。”(25)而开天诗风由“盛唐之音”转为“盛世悲鸣”，正是整个社会心理的反映，更是盛唐诗人文化心态集体演变的结果。因为“没有什么能够比心态研究更能指出个人的集体性的一面了，确切地说，分析一种心态就是分析一种集体性。”(26)盛唐诗人的主体，本来就是一批来自社会中下层的庶族寒士，他们的心态无论是从文化渊源还是从时代特质上看，都具有很强的“集体性”。 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就指出了士应具的文化特质。孔子说：“士志于道。”(《论语·里仁》)孟子亦云：“君子志于道。”(《孟子·尽心上》)虽然“道”的含义较广，在各个时期士的心态中的体现也不一样，但就其实质而言，“道”总可看作“士”的信念的集中概括，规定了士的社会使命和群体意识。然而，儒家为士所设计的理想人格，在唐前各朝均未得到圆满实现。汉代统治者本想笼络士阶层，却难以摆脱以豪族为核心的原始宗法关系的羁绊，政治总为地方大族势力所左右。汉代实行的选官制度如察举、征辟及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均以地方大族推举官吏为基本精神，带有较浓的氏族贵族平等议政的痕迹，中下层文士难以与上层权贵融为一体，所以谈不上实现“士志于道”的政治理想。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剧烈变化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士阶层新旧交替的时期。一方面，随着土地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以家族关系为核心的原始宗法关系，逐渐转变为君臣关系为核心的封建宗法关系。当作为士族集团主要组成部分的高门甲族还在享受特权的时候，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已经易换；另一方面，庶族寒士生气勃勃，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方面，开始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初盛唐时期的诗人主体也正是随着这一社会结构的剧变而产生出来的新兴力量。他们无特权可以依恃，无家世可以炫耀，迫切需要在新的社会结构中寻求政治地位，实现自古以来文士梦寐以求的“士志于道”的政治理想。因而，他们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政治热情。李唐统治者，也正是认识到这些寒门文士与门阀士族、关陇豪强不同的文化特质，渐重士流，广开才路，并标榜“犹股肱之佐元首，譬舟楫之济巨川”(27)，为寒士们越来越强烈的参政意识推波助澜。(28) 开元名相张九龄并非出自名门望族，正是怀着“致君尧舜、齐衡管乐”(29)的政治理想步入政坛的。孟浩然，史传说他“隐鹿门山，以诗自适”(30)，然他绝不是遗世独立、“为隐居而隐居”，而是在“隐居”的名义下，为应试求仕做准备。他在《书怀贻京邑故人》中就说：“维先自邹鲁，家世重儒风。诗书袭世训，趋庭绍未躬。昼夜常自强，词赋颇亦工。”希望自己能像扬雄一样因词赋而见赏于人主。(31)王维早年也是“强学干名利”(《赠从弟司库员外絿》)，他在开元二十三年(735)献给张九龄的诗中说“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献始兴公》)，就表明了他与张九龄相同的政治理想。李白虽然爱好隐逸，企慕神仙，但也不甘心隐遁终生，他的政治理想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32)。至于出身“奉儒守官”世家的杜甫，更是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热望，向长安进发的。可以看出，盛唐诗人多是以“致君尧舜”为人生追求的，他们的这种普遍心态中，继承着先秦以来“士志于道”的文化基因。 但是，“致君尧舜”只代表了盛唐诗人心态的集体性的一面，而“一种心态不仅仅是指众多个人在想同样的东西这一现象，在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身上，这种思想都以不同的方式打有‘其他人也在想同样的东西’这样一种印记”(33)，盛唐诗人实现其政治理想的行为，也是“以不同的方式”，彼此之间存在着个体心态的差异性。 概言之，盛唐统治者为庶族士子提供的入仕途径主要有三：一是科举选士，二是立功边塞、封侯进身，三是走“终南捷径”。盛唐诗人面对这几条出路时的心态又各有差异。 科举制度是唐代统治者对庶族士子社会地位法律化和制度化的认定。由于它是伴随着南北朝后期大族田庄的瓦解，与个体家族经济的普及而产生的，带着小农个体家庭经济的特点，其基本精神是平均主义的竞争，适应要求通过平等竞争参政的庶族士子的口味，自然成为干进者竞趋之鹄的。然而在众多的科举名目中，为盛唐人“所趣向”的“唯明经、进士二科而已”(34)。剔除诸如秀才科贞观后因事废绝、制举不定期等客观因素，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士子们的一些微妙心理。首先，明经、进士两科均须习诵儒经，其中明经专习儒经；进士在考诗赋外，也需加试经策。而当时的士子，大多自认是儒生，自认为佛道的较少。从明经、进士进身，对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较深又以儒家标榜“士志于道”之“士”自居的盛唐诗人来说，自然是天经地义的正途。其次，“明经每岁及第将二百人，其数倍蓰于进士”(35)，故为一般急于求禄资生的士子所热衷。但据《新唐书·选举志》载：“大抵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方其取以辞章，类若浮文而少实；及其临事设施，奋其事业，隐然为国名臣者，不可胜数，遂使时君笃意，以谓莫此之尚。”(36)考中进士诚为当时士子跻身执宰之要津。因而，长于诗赋又不甘心死守儒经且以“致君尧舜”为一己之任的高尚志趣者，往往以考中进士为荣。 同时，梦想立功边塞、封侯进身者，在盛唐也不乏其人。促使文人产生这种价值取向的因素有两个：一是李唐王室固有的胡化特征影响的结果。唐室初起于太原，源出关陇集团，本身就具备“尚武”“任侠”的文化传习。(37)唐太宗、武后为了稳固政权，虽也重文，使之有所减弱，但自唐初就沿用的府兵制却使社会上的尚武习气一直未绝。按照府兵制的规定，一般卫士作战有功，都可以获得勋级、勋田。而一般官吏，只有五品以上才可以请受官人永业田。(38)因此，从军边塞便也对急于建功立业的寒士产生了相当大的吸引力。二是玄宗朝安疆拓边政策的必然结果。玄宗颇好边功，甚至有些穷兵黩武。开元前期对外战争较少，到开元后期就日渐增多了，文武重臣出将入相也较司空见惯，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盛唐文士从军边塞的风气。而且，此时战争的地点多在边境，这些地方作为“胡化”特征的“尚武”“任侠”风气本就很盛。因此，盛唐边塞诗中的侠少形象便比比皆是。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当时以布衣从军的诗人多为科场失意者。前文已述，盛唐诗人大多是在儒风熏陶中成长起来的，习经诵诗以求功名乃是他们的正途。只有在科场失意、功名难就的情况下，他们才会将过去只是欣赏而已的“任侠”精神改作己求。因而，盛唐一代文士由科场向往边功，显然是科场无奈后对人生取向的重新调适，也是盛唐特定的政治、文化因素对文人心态影响的结果。 如果说盛唐诗人从科举进身由其平等竞争意识决定，梦想立功边塞是出于科场无奈后的价值新取向，那么，他们试走“终南捷径”更多是投机心理所驱使。《新唐书·隐逸传序》曾经列出古之三种真隐士：“古之隐者，大抵有三概：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放草野，而名往从之，虽万乘之贵，犹寻轨而委聘也；其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于俗，虽有所应，其于爵禄也，泛然受，悠然辞，使人君常有所慕企，怊然如不足，其可贵也；末焉者，资槁薄，乐山林，内审其才，终不可当世取舍，故逃丘园而不返，使人常高其风而不敢加訾焉。”(39)然细检两唐书《隐逸传》，有唐一代如上述之“真隐”者竟绝少。但自唐初以来，历代皇帝却总爱履践孔子的名言：“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40)既可借此点缀升平，又可以用所谓的“高士”“隐者”，来平衡、抵消由于仕途奔竞给官场风气造成的负面影响。高宗、武后频频“访道山林，飞书岩穴，屡造幽人之宅，坚回隐士之车”(41)。玄宗则更喜隐者道士，据统计，他从在东宫时至天宝初，共征隐者道士达七人九次之多(42)。殊不知，此风一开，竟为许多通过正途入仕无望的盛唐士子提供了一个投机取巧的晋身机会。正如《新唐书·隐逸传》所云，“唐兴，贤人在位众多，其遁戢不出者，才班班可述，然皆下概者也”，剩下的多是些“假隐自名，以诡禄仕”的“放利之徒”，他们“肩相摩于道，至号终南、嵩少为仕途捷径，高尚之节丧焉”。(43)如，吴筠举进士不第，索性当道士，再由“终南捷径”直取宫廷，是成功的一例。但是，此途也并非人人能走。因为隐居首先要有相当强大的经济基础作后盾。鲁迅说得好：“假使无法噉饭，那就连‘隐’都隐不成了。”(44)孟浩然虽终身布衣，然“先人留素业”(《南山下与老圃期种瓜》)，有座“植果盈千树”(《田园作》)的庄园，才能在中年以前隐居故园，读书吟诗，为应试作长期准备，也能久滞长安干谒求仕，直至“百镒罄黄金”(《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才罢休。虽说盛唐时均田制已遭破坏，庄园经济已较普遍，但庶族士子中真正能够拥有庄园别业者仍不多，更不用说土地很少又需纳王税的寒士了，这些人要想走“终南捷径”就很困难。如王昌龄就曾自述未走“终南捷径”之苦衷：“昌龄岂不解置身青山，俯饮白水，饱于道义，然后谒王公大人希大遇哉？每思力养不给，则不觉独坐流涕，啜菽负米。”(45)原来他是因经济不逮，隐居不起，只好走科举一途。其次，要“隐居以求仕”，还须大噪其名。因为只有“名往从之”，才可能“禄往从之”。吴筠之所以能够成功，是他曾有意“使人君常有所慕企”。他从开元中就不停游历名山大川，“在剡与越中文士为诗酒之会，所著歌篇，传于京师”，最终使“玄宗闻其名，遣使征之”，(46)大获成功。然而，即便具备以上两个要素，也不能保证人人如愿。开天之际，綦毋潜和储光羲都是欲隐居以求仕的，最后结果却相差甚远。綦毋潜归隐江东，于天宝五年(746)夏，自洛阳赴长安，准备去干谒给事中房琯，李颀作诗为其送行，劝他“此行倘不遂，归食芦洲鱼”(《送綦毋三谒房给事》)，没想到綦毋潜却成功了，不久即授宜寿(今陕西周至)尉。而储光羲在长安隐居终南山田庄，不时往来两京之间，且与王维、裴迪常相唱和，但到綦毋潜赴宜寿尉任时，仍失意隐居，过着幽独寂寞的生活。可见，盛唐文士走“终南捷径”实为一种投机心理在作祟，但也反映了作为新兴政治力量的庶族寒士不甘寂寞的积极入世精神。 综上，盛唐一代文士的总体文化心态是以“致君尧舜”为政治理想，且由于盛唐前期的政治、文化政策的吸引，他们可以选择多种入仕途径，求仕过程中也就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信心和热情，发而为诗也就成为高昂、激奋的理想之歌。 然而，盛唐文士这种渴望跻身朝廷、“致君尧舜”的政治热情并未持续多久，到开元后期尤其是天宝年间，理想与现实的强烈碰撞，使他们开始思考自身在所谓“盛世”“明代”的命运，功业难就、壮志冥寞的愁怨和愤懑，渐渐取代了早年的幻想和热情。 首先，开元中前期入仕的庶族士子在仕途上大多未能如愿。 对盛唐文士政治命运而言，唐玄宗于开元九年(721)九月起用张说为相颇具深远意义。因为张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是享有盛名的文坛领袖。玄宗命他为相，意在借其才华或声望粉饰太平、大兴文治。而且张说出任执宰后，亦能“善用己长，引文儒之士，佐佑王化，当承平岁久，志在粉饰盛时”。(47)一时间以文学知名的徐坚、韦述、贺知章、孙逖、张九龄等人，都被他提拔擢用了。然而，即便是这样一个能文能武且与玄宗私交甚厚的开元名相，也未能完全实现其政治理想。到开元十四年(726)四月，张说即被宇文融、崔隐甫和李林甫弹劾入狱，史传说他在狱中“坐于草上，于瓦器中食，蓬首垢面，自罚忧惧之甚”(48)。玄宗念他曾为侍读，于国有功，只是免除了他的中书令职务，其余依如故职。但到开元十五年(727)二月，在宇、崔等人的继续排挤下，玄宗令其退休，在家修史，永远离开了政治中心。再如张九龄，是以文学见知于张说的，张说罢相后，他亦出为冀州刺史。张说逝世后不久，玄宗想起张说的推荐，迁张九龄为中书令，张九龄遂成为朝中的首席宰相。张九龄用相，也以“践台阁，掌纶诰”(49)为己任，当时许多文儒之士，如王维、卢象等，都被他援引入朝，委以要职，在开元年间形成了继张说为相之后又一个文人朝士群体。但是，同时在朝的李林甫，“自无学术，以九龄文行为上所知，心颇忌之”(50)，遂与武惠妃相勾结，使张九龄背腹受敌，处境维艰。张九龄作《咏燕诗》申述其情，然“终退斥”(51)。另外，张九龄在献给玄宗的《白羽屏赋序》中，也流露出将被玄宗见弃的忧虑。到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还是没能避免被李林甫排挤出朝的政治命运。 如果说张说罢相，“连坐迁贬者十余人”(52)，文人朝士的政治命运虽有所影响，但仍未完全失势，那么张九龄被李林甫排挤出朝，则标示着开元盛世辉煌一时的文人参政的高潮成为过去。首先，张九龄至荆州后，自感一生宏图无望，在《登荆州城楼》中怀想昔日功业，徒感伤悲。痛定思痛之后，他也只能表示对运命遭际的困惑不解：“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感遇》其七)其次，张九龄的罢相在此时已入仕的诗人群体中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53)王维在“所思竟何在，怅望深荆门”(《寄荆州张丞相》)的情况下，不久即半官半隐，明哲保身。崔颢在长安太仆寺任上，感于杨氏兄妹得宠，常作乐府诗讽之。崔国辅在京作左补阙，亦是“无复直言”，借宫怨小诗，影射玄宗的奢侈腐化。其他像王昌龄、李颀、常建等中下层诗人，则或被外放远贬，或主动弃官归隐，在边塞诗、山水诗中抒发对权奸当政的愤懑，也都远离了政治漩涡。 依传统观点分析，盛唐文士这种心态的变化主要是李林甫当政、朝事日非的结果。但如果深入一层考察的话，又反映出玄宗朝为政观念的“吏治和文学之争”。汪篯先生曾经指出，玄宗朝在用人策略上存在着“吏治和文学之争”。姚崇用事之时，注重吏治才干，对文辞不太看重，对文学之士如张说、刘幽求等人加以排斥，“似乎还隐含着用吏治与用文学的政见不同”。张说的观点恰与姚崇相反，以文词擢拔人才，且“也以‘无文’来排斥人”。而后来，“倾覆张说的崔隐甫、宇文融、李林甫三人都不由进士词科进用，而皆以吏干知名，可见朝臣结党，已经明显地分为吏治和文学两派了”(54)。张说和张九龄为相期间，也是玄宗注重文治，“文学”一派在朝中占上风的时期，文士的心态较高昂、开朗，李林甫当政则代表重“吏治”一派得宠，以文学入仕的诗人便遭排挤，心态也就低沉、失落。(55) 其次，透过初盛唐朝廷“广开才路”的表象，我们还可以发现，庶族寒士真正参与国政的希望仍是十分渺茫的。 如前所述，科举诚然是盛唐寒士实现政治理想的要道，但此时朝廷选官的主流却并不是科举取士，而是流外入流和门荫，且后者对世族子弟更为有利。据统计，在开元初年之前的九十五年间，科举取士总数仅有2058人，而开元初年规定的官员总额就达18805人，其中内官2620人，外郡县官16185人。即使满打满算，唐初中第士子个个寿延长久、官运永亨，科举出身的也只能占官员总额的11％。(56)事实上，开天中入仕的主要管道乃是流外入流和门荫。开元十七年(729)，国子祭酒杨玚就曾上言：“窃见入仕诸色出身，每岁尚二千余人，方于明经、进士多十余倍，则是服勤道业之士不及胥吏之得仕也。”(57)颇为举子鸣不平。而且就科举一途而言，亦非庶族寒士所独享，世族子弟参加科举考试具有更大的优势。其因有二： 第一，世家大族往往具备悠久的家族传统和深厚的文化积淀，考场上容易取胜。遍查隋唐正史列传，出身卢、李、郑、王、裴、韦等世家大族中人，大多“通经术”“善属文”“涉文史”、“博览经史”，这些旧士族为了维持其显赫的门望，迫切希望借助科举致身通显。比如赵郡李揆“代为冠族”，“门地、人物、文章，皆为当代所推”，“故时人称为‘三绝’”(58)。崔湜、崔涤等“昆仲数人，并有文翰，列官清要”，每“自比王、谢之家”，以门第、出身、官历自矜(59)。清河崔群、京兆韦处厚，均“以文学饰身，致位崇极”(60)。萧颖士先祖是“南迁士族”，“自梁涉唐，多著名迹。终古蕃盛，莫之与比”，然“贞观之后，群从凋零，垂拱以来，无复大位”。而他本人凭借“孜孜强学，业成冠岁”，最终“射策甲科，见称朝右”(61)。可见，初盛唐“科举之设”，不但使“草泽望之起家”，而且“簪绂”亦“望之继世”(62)。后者一旦参加，便大有排挤前者之优势。而且唐代考试要查三代，严格“考核资绪郡县乡里名籍，父祖官名，内外族姻”(63)。严禁“选人诈冒资荫”，对于犯者，唐太宗曾“敕令自首，不首者死”(64)。可见唐代尚未做到“取士不问家世”(65)“一切考诸试篇”(66)，门第的高低，对能否中第仍有很大影响。同时，新权贵把持科举，“贡举猥滥，势门子弟，交相酬酢，寒门俊造，十弃六七”(67)。对庶族士子极尽排挤打击之能事。如玄宗朝御史中丞张倚的儿子张夷，“不辨菽麦，假手为判，时升甲科”(68)。天宝十二载(753)，杨国忠子杨暄举明经，“学业荒陋，不及格”，礼部侍郎达奚殉畏杨国忠权势，最后只好“置暄上第”(69)。再如进士王如泚，其岳丈“以伎术供奉玄宗”，遂向玄宗请求准其进士及第，“上许之，付礼部宜于及第”(70)。当时，“榜出，率皆权豪子弟”(71)的现象时有发生，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二，科场高中还只是得到了进身资格，要真正进入仕途，还须经过吏部铨选。“是时仕者众，庸愚咸集”，“大率十人竞一官”。(72)由于竞争非常激烈，世家权贵便大开干谒请托之风，“贵者以势托，富者以财托，亲故者以情托”(73)，为达到世袭做官的目的而压抑寒门子弟。因此，庶族寒门之士要想走科举取士一途，就不像原先想象的那么容易了。加之，门荫入仕人数并不比科举出身少，而授官品位又高于科举出身。同时，其他做官途径也往往“悉用势家亲戚”(74)。所以，唐人会发出“入仕之门太多，代胄之家太优”(75)的愤激之语，盛唐诗中出现诸多仕进无门的愁苦之音，便不为无因了。 诚如前文所述，梦想立功边塞，是盛唐诗人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又一条途径。然而，从开元初到天宝末的四十三年间，中下层文士出将入相的却寥寥无几。开元中张说、张九龄都曾出使过边塞，但他们是入仕后奉朝廷之命巡察驻军的，真正想由边塞军功进入朝廷的中下层文士，似乎只有王昌龄、高适、岑参等寥寥几人。那么盛唐诗人为什么大多不能实现建立边功、封侯进身的政治理想呢？我认为，这首先与此时朝廷军事政策上的变动有关。由前文可知，唐前期实行的府兵制奖励军功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但府兵制从武后朝即开始破坏。张说在开元十年(722)向玄宗建议停止府兵番上，改用募兵制代之。而募兵者则是职业军人，也不需再授大量勋田，对兵士更少加以军功。同时，唐玄宗为了加强周边设防，逐步完善了节度使制度，节度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有极大的自主权，也可以自辟僚属。但是，李林甫人相后，为了“固位”，“志欲杜出将入相之源，尝奏曰：‘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帝以为然。”(76)从此，高仙芝、哥舒翰，以至安禄山、史思明等蕃将，都得以久负边防重任，专断一方。他们大多行伍出身，文化不高，受儒家思想浸润较少，对入幕的文士也很少委以重任，只是附庸风雅而已。所以，开元末和天宝年间，中下层文士要想由边塞直取朝廷，也就比登天还难了。王昌龄《从军行》即云：“虽投定远笔，未坐将军树。早知行路难，悔不理章句!”岑参《日没贺延碛作》亦云：“悔向万里来，功名是何物？”真是梦做得越美，梦醒后便越感凄凉。 再看走“终南捷径”的，在天宝年间亦鲜有成功者。前文已述，初盛唐诸帝“坚回隐士之车”的主要目的是点缀升平、表演太平戏，并不是真心要起用所谓的世外高人。自初唐至盛唐，许多“隐士”被征召后，又被送回了山林，或领半薪，或赐米帛，只是当了名义上的朝官，皇帝的真实用心显而易见。李林甫当政后，出于巩固相位之本能，更是害怕草泽之士入朝，遂于天宝六载导演了一出“野无遗匿”的丑剧，文士要走“终南捷径”也就更难了。《旧唐书》说李白入京是由吴筠推荐的，有学者即据此认为李白是天宝间“隐逸求仕”成功的一例，实不足信。据考证，李白此前未与吴筠“同隐剡中”，更谈不上是吴筠之荐。他天宝初得以入朝，实际上是因诗赋大名为朝廷所知。(77)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整个盛唐时期，庶族士子大都没能实现参与国政、“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而且，他们的文化心态整体上呈现出渐变的趋势：由开元中前期的渴望风云际会、建功立业，向天宝中后期的仕途蹭蹬、理想失落的渐变；由他们年青时对“圣代”“明主”的厚望，到中老年对功业难就、壮志冥寞的怨愤的渐变。这种文化心态的渐变，就盛唐诗人个体而言，虽有或快或慢、或多或少的差异性，但对整个盛唐诗人群体而言，却又带有极强的社会性和普遍性，是整个一代士子在开元天宝年间这个貌似能实现政治理想的“盛世”“明代”，为追求自身社会价值而努力奋斗的心灵历程的反映，也是盛唐诗风由前期的“盛唐之音”，向中后期“盛世悲鸣”的转变的内在心理机制。 不过，我们还要认识到，盛唐诗人“致君尧舜”政治理想的集体性失落，不只是开天年间具体的社会政治制度束缚或者权奸当道压制才士的结果，从更深层次看，也是因为他们作为“志于道”的文士、儒生天生具有一些政治弱点，更是这些新生庶族士子的文化特质，与以君臣关系为核心的封建国家集权体制之间矛盾冲撞的结果。 首先，盛唐士子大多是随着南北朝后期社会结构的改变而产生的新兴政治力量，其文化心理中积淀着传统知识分子“士志于道”“以道自任”的价值取向，因而他们大多以“致君尧舜”为政治理想。但是由于庶族士子尚处于新生期，他们身上不但尚留有春秋战国以来“士”的先天性弱点，也未能克服作为新兴政治力量所不可避免的政治上的不成熟性(78)，这也使得他们在追求自身政治利益、实现政治理想时往往受挫。 儒家经世致用的人生哲学，是历代士子的安身立命之本，但它对政治理想的设计，又与重道德伦理之修养紧密相关，是以“仁”的境界为一生终极目标。先秦儒家总是提倡以“仁”为“政”，这就导致了后来儒家的政治思想大多注重对伦理的教化作用，对个人自身修养的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外在的事功。这体现在盛唐文士身上，便是重“文学”、重“礼义”，而少“吏治”才干。尽管盛唐文士在申述政治理想时都自视甚高，以“致君尧舜”为一己之求，也曾强调他们能“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窃比稷与契”(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不过大多缺乏能适应封建集权体制高度发展时期从政的才能。诚然，张说、张九龄对“开元之治”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他们是在武则天时期培养和选拔出来的，当时仅有文学而无政事，是很难跻身上层朝臣之列的。因此，他们二人除了具备文学才华，同时也有一定的经世治国之术。(79)而开元时期科举出身的文学之士，由于玄宗喜好粉饰太平，张说大量提拔文士，其中一些人也因文学才华而做到中书舍人一类的高官，因而“掌纶诰”、替皇帝起草诏书，便成为大多数文士一生所期盼的最大荣耀和最终理想。如杜甫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为政治理想，他一再强调的“事功”则是“奉儒守官”，意欲承“先臣绪业”，以文学见知于圣上，他在仕途遭挫时虽然也曾对儒家不恭过：“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但是，他仍“不敢忘本，不敢违仁”(《祭远祖当阳君文》)。可以说，是儒家重自身修养而轻外在事功的传统，桎梏了盛唐不少文士。因为在科举制度下，尤其是初盛唐之际渐重诗赋之后，进士和以进士为鹄的文士们普遍“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80)，“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81)。由于当时大多数文士不太精研历史和治术，他们对政事自然也就不太内行。而开元中期以后，政事日益纷繁，边境日益紧张，原先的一些制度需要调整，不少问题亟待解决，这些都是当时大多数文士所无力也不愿解决的。因而，玄宗朝“吏治”与“文学”之争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平心而论，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初盛唐重“吏治”才干的一派官吏显然较少文学之士的空想和天真，狄仁杰、姚崇、宋璟乃至李林甫等人，在主持朝政期间，对各项制度进行调整，使唐王朝的繁盛达到了顶点，政治事功不可磨灭。也许这也是唐玄宗最终弃文士而重用“吏治”一派的一个潜在因素吧。 其次，盛唐文士作为新兴的庶族士子群体也存在着自身的政治文化弱点，这是由其历史局限性决定的。隋唐之际产生的庶族士子，无疑比魏晋南朝士族子弟具有更为强烈的参政意识，但他们在政治上又表现出“独立意识”的丧失。从春秋战国一直到南北朝后期，士阶层均未与皇权完全合流，但隋及唐初科举制度的推行，使得在政治歧路上摇摆了一千多年的士阶层开始与封建专制政治合流了，使得士阶层摆脱了以前忽而是“公卿、大夫、士”中的“士”，忽而是“士、农、工、商”中的“士”那样若即若离的尴尬地位，此时的士子大多盛谀“王者无外，谁为方外之臣；野无遗贤，谁为在野之客”(82)。杜甫每以“杜陵野客”“野老”自卑、自贱，盛唐隐士们亦不敢废君臣之大伦，“致君尧舜”更成为时人的口头禅，都标志着此时士子对先秦儒家所持“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一古老观念的彻底放弃，丧失了士阶层应有的政治独立意识。因而，他们在追求政治理想时，就不能不受皇权意志的任意摆布，容易成为封建国家政治机制中的牺牲品。(83) 而且，为了保持君权统治的稳固性，唐代统治者一方面必须平衡社会各集团之间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防止个别集团冒进，独享政治经济利益，另一方面，统治者还要利用具有不同政治特点和治理能力的官吏。有唐一代，朝廷利用科举擢拔庶族士子又不排斥旧士族、新勋贵，即是出于平衡各集团利益的政治目的。具体到盛唐时期，所谓的“吏治”与“文学”之争，实际上也主要是玄宗本人根据政局变化交替利用两派官吏所导致的结果。开元前期，玄宗重用姚崇、宋璟和张嘉贞等人，是“重吏”，意在用这些直臣、干才来纠正武后、中宗、睿宗朝腐败、混乱的官场秩序。开元中期，玄宗重用张说，贬去张嘉贞，是他在政治上转向“重文”“尚文”的表现；同时，玄宗又开始追求物质享受，遂重视财政，于是他在重用张说“右文”的同时，又起用了宇文融推行“括户”，使经济有所起色，国力大增。开元中后期，张说的继承人张九龄，与宇文融的后继者李林甫，互相倾轧，二人及各自所代表的朝官派别，在官场上也就时有浮沉，此消彼长。整个开元时期和天宝前期的朝廷政治生态及其变化，实际上反映了唐玄宗对“文学”与“吏治”这两派官员都难以完全割舍的心理。 因此，盛唐诗人在作品中所发出的“盛世悲鸣”，就不仅仅是由当时的一些具体历史因素引起的，也具有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深刻的文化意蕴。它反映了封建社会高度集权政治下，新生的庶族文士主观和客观、理想与现实的明显反差和强烈冲突。不过，正因为盛唐时期存在过诗人们对政治理想的热切憧憬、积极追求，而后又纷纷遭挫，并最终失落这一心路历程，又有盛唐诗人们开始对自身政治命运沉浮的感性认识，后来的文士们才有了对“道”与“术”、“才”与“命”甚至“君”与“臣”关系等必须面对的切身问题，作进一步思考的历史材料。中唐韩孟等人“不平则鸣”的创作观念的提出，元白等人对李杜坎壈命运的同情，后来元明时期文士，一方面对开天盛世美化和憧憬，另一方面又对“明代”遭弃的盛唐诗人的悲声有所共鸣，都从正反两个方面透露出他们对自身遭际的徒叹无奈和黯然神伤。因为直至明清，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都仍然未能跳出封建政治文化体系之外，仍是在“尊君卑臣”的牢笼中挣扎，其政治上、文化上的最终的悲剧命运就难以避免。由此观之，盛唐文士政治命运的悲剧，乃是隋及唐代中前期新旧社会结构剧变时士人群体旧悲剧的尾声，新悲剧的序幕，对后来的封建文化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如果我们今天还是一味强调和关注开天时期诗歌中所反映的“盛唐气象”和“盛唐之音”，忽视对同时存在的“盛世悲鸣”的研究和思考，又怎能认识到盛唐一代文士为实现政治理想所走过的痛苦历程的深层文化意蕴和重要历史意义呢？ 注释： ①本文所言“盛唐时期”，主要指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 ②殷璠《河岳英灵集·叙》云：“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傅璇琮主编：《唐人选唐诗新编》，第107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③本文所标唐代诗人生卒年，均据周祖撰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④据傅璇琮、陶敏著《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王湾此诗当作于开元二年(714)或稍后，第511页，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 ⑤本文所引唐诗，除非特殊说明，均据《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文中不再一一出注。 ⑥中唐名臣崔群即云：“世谓禄山反，为治乱分时。臣谓罢张九龄，相李林甫，则治乱固已分矣。”(《新唐书·崔群传》) ⑦如张九龄在《感遇》其四、其六等作品中，均以“孤鸿”“鸿鹄”喻高洁忠直之士，以“燕雀”、“双翠鸟”指奸佞阴毒如李林甫、牛仙客之流，慨叹当时朝中风波险恶，每有贤臣遭受暗算之虑。 ⑧详本文第三部分。 ⑨⑩(11)(21)(22)(23)(24)殷璠：《河岳英灵集》，傅璇琮主编：《唐人选唐诗新编》，第172页，第166页，第139页，第166页，第152页，第115页，第142-146页。 (12)参见陈贻焮：《杜甫评传》上卷，第104页、第10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3)(14)元结著、孙望校：《元次山集》卷四，第52页，第54页，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版。 (15)(16)(17)(18)元结：《箧中集》，傅璇琮主编：《唐人选唐诗新编》，第302页，第304页，第308页，第306页。 (19)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第7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20)陈子昂：《修竹篇序》，陈子昂著、徐鹏校：《陈子昂集》卷一，第15页，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版。 (25)[法]丹纳：《〈英国文学史〉序言》，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册，第23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26)[法]保罗·韦纳：《概念化历史》，[法]勒高夫(Le Goff，J.)等主编、姚蒙编译：《新史学》，第9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27)唐太宗：《求访贤良限来年二月集泰山诏》(贞观十五年，641)，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二，“举荐上”，第518页，中华书局2008年版。 (28)参见任爽《科举制度与盛唐知识阶层的命运》，《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 (29)徐浩：《唐尚书右丞相中书令张公神道碑》，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四百四十，第4491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30)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孟浩然传》，第5050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31)参见陈贻焮《谈孟浩然的“隐逸”》，刊《光明日报》1954年8月22日《文学遗产》第17期。 (32)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李白著、瞿蜕园、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卷二十六，第152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33)[法]保罗·韦纳：《概念化历史》，[法]勒高夫(Le Goff，J.)等主编、姚蒙编译：《新史学》，第97页。 (34)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十五《选举三》，第354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 (35)徐松撰、赵守俨点校：《登科记考·凡例》，第4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3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上》，第1166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37)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第1-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38)杜佑：《通典》卷第二，《食货二》，《田制下》，第29-31页，中华书局1988年第一版。 (39)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六《隐逸传叙》，第5593-5594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40)刘宝楠：《论语正义》卷二十三《尧曰》第二十，第763-764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 (41)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二《隐逸传叙》，第5116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42)参见陈贻焮《唐代某些知识分子隐逸求仙的政治目的——兼论李白的政治理想和从政途径》，《北京大学学 报》(人文科学)1961年第3期。 (4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六《隐逸传叙》，第5594页。 (44)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隐士》，《鲁迅全集》第六卷，第23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45)王昌龄：《上李侍郎书》，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三百三十一，第3352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45)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二《吴筠传》，第5129页。 (47)(48)(52)刘昫等：《旧唐书》卷九十七《张说传》，第3057页，第3055页，第3055页。 (49)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六《李林甫传》，第3237页。 (50)刘昫等：《旧唐书》卷九十九《张九龄传》，第3099页。 (51)孟棨：《本事诗·怨愤》，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第17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53)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唐纪三十》“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第6825页，中华书局1956年版。 (54)汪篯：《唐玄宗时期吏治与文学之争——玄宗朝政治史发微之二》，《汪篯隋唐史论稿》，第682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55)参见杜晓勤《“吏治与文学之争”对盛唐前期诗坛之影响》，《文史哲》1997年第4期。 (56)参见张邦炜《略论唐代科举制度的不成熟性》，中国唐史学会编：《唐史学会论文集》，第225-22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57)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十九，《选举考》二，第272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58)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六，《李揆传》，第3559页。 (59)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一百八十四，《贡举》七，第1378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 (60)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九，《卫次公等传》“史臣曰”，第4194页。 (61)萧颖士：《赠韦司业书》，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三百二十三，第3276页。 (62)王定保：《唐摭言》卷九《好及第恶登科》，第97页，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版。 (63)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十五，《选举》三，第360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 (64)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唐纪》八，《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上》，“贞观元年(627)”条，第6031页，中华书局1956年版。 (65)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氏族略第一》，第1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 (66)脱脱等：《宋史》卷一百五十五，《选举》一，第3612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67)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四，《王起传》，第4278页。 (68)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六三八，《贡举部·谬滥》，第2090页，中华书局版。 (69)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唐纪》三十二，《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下之上》“天宝十二载(753)”，第6920页。 (70)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卷三，《制科》，第18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71)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卷三，《方正》，第214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7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十五，《选举志》下，第1175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73)章如愚：《群书考索·续集》卷三十八，《官制门·选举》，第1144页，广陵书社2008年版。 (74)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十五，《选举志》下，第1176页。 (75)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第十八，《选举》六，《杂议论》下，第441页。 (76)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六，《李林甫传》，第3240页。 (77)参见李宝均《吴筠荐举李白入长安辨》，《文史哲》1981年第1期；郁贤皓《吴筠荐举李白说辨疑》，《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 (78)参见拙著《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第一章《渊源之一：士庶力量之消长及诗人心态之变化》对初唐庶族寒士人格缺陷及发展之论述，第16-31页，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 (79)当然，他们在某些方面仍表现出政治上的不成熟性，如张说反对过括户，张九龄曾请不禁私铸钱，且对许多具有变革旧制的措施持消极态度。 (80)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唐纪》三十，“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中之中，“开元二十五年(737)”条，第6826页。 (81)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九，《杨绾传》，第3430页。 (82)阙名：《驾幸宣辉门观试举人赋》，《全唐文》卷九百六十一，第9981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83)参见任爽《科举制度与盛唐知识阶层的命运》，《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