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悟空形象演变与人的社会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与人论文,悟空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孙悟空在大闹天宫与西天取经中的不同表现，研究者们已经从多种角度进行了分析， 其中一些观点已经经不起历史检验而遭到淘汰，如金丹大道说、阶级斗争说。就目前来看， 孙悟空形象研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这样几种：其一是结合书中一些回目与诗赞的用语 ，认为孙悟空是人心的幻相，其大闹天宫、被压于五行山、西天取经隐喻了放心、定心、修 心这一过程，转变原因是“作者并不赞成孙悟空‘只为心高图罔极，不分上下乱规箴’，不 希望否定整个宗法等级制度”（注：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4页。）
；其二是认为孙悟空是明代新兴市民阶层的象征，大闹天宫 是新兴市民阶层对封建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冲击，西天取经则是市民势力还不足以改变 现实的结果（注：吕晴飞《<西游记>的主题思想》，《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
；另一方面，从新兴市民势力在反封建主义人身关系的摇摆态度上，认为孙悟 空政治态度“始终具有两重性”，大闹天宫是斗争为主，间有妥协，西天取经则是妥协为主 ，还有斗争（注：张锦池《西游记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页。
）；其三是认为孙悟空具有新兴市民阶层的英雄好汉特点，大闹天宫是为了全面 展示孙悟空的英雄品格，为其提供一个“精彩的出场和出色的亮相”，西天取经则“不妨可 以说是英雄好汉的闯荡江湖”，同时“崇高的历史使命感所唤起的精神力量使孙悟空成为不 同寻常的英雄”（注：林庚《西游记漫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第31页，第51页。
这三种观点都具有合理性。前二者以演绎推理见长，试图结合作品与历史，给“游戏中暗 藏密谛”（李卓吾评本《西游记总批》）做出阐释；后一种以归纳总结取胜，易于接受而且具 有很强说服力。本文并不完全赞同这三种观点。在吸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 试图从孙悟空作为个体与社会整体相互作用的关系出发，即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对孙悟空形 象做系统的阐释，同时兼及对以上观点的评析。
一、孙悟空大闹天宫是其作为自然人与社会相冲突的结果
孙悟空在向龙王借兵甲、闹幽冥界之前，基本上还处在自然人阶段。孙悟空是天地精华所 孕的一个石猴，与世德堂本以前的老猴精、修炼猿等形象相比，这里强调的是孙悟空是自然 之子，是以自然人形象出现的。而自然人，正是人出生后的本初状态。人天生有与同类相近 的本能，所以孙悟空出世后的最初阶段，是与群猴共居于花果山，这儿便是他的家；人天生 有渴望自由、越超生死的本能，于是孙悟空离家远走，飘洋过海求学于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 洞。这里就相当于他的学校，“学言语礼貌，讲经论道，习字焚香”（注：文中原文均引自吴承恩《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学会了七十二变和 筋斗云。但是显然孙悟空只学会了高超的本领，而对人情世故则知之不多，否则他也不会被 赶回花果山。所以从孙悟空出世到他学艺后回到花果山，体现的是个体从自然人开始的正常 发展。
个体要想进入社会，成为社会人，必须经过社会化。社会化也就是通过个人和社会的相互 作用，适应社会并吸收社会文化，从一个具有自然属性的生物人发展成为具有社会属性、为 社会所接受的社会人的过程。社会化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首要课题。现在一般认为社会化是 终生的事，但是在二十五岁左右，个人的社会化基本完成。其中，家庭、学校、社会是其经 历的三个主要阶段。显然，在最初两个时期，孙悟空获得了同类的拥护与爱戴，学会了一些 本领与技能，也学会了一些与人打交道的基本礼节，但是对社会整体文化的了解，与社会尤 其是上层人士交往的经验，孙悟空则近于空白。所以孙悟空开始与社会交往时，矛盾与冲突 亦相伴出现。
没有等级意识、贵贱观念，也不懂得要服从权威的孙悟空并不认为自己是“地上妖仙”， 身份卑贱，自称是龙王的近邻，索要兵甲，又到冥府“强销名号”，这就大大违犯了孙悟空 所在世界的规矩，影响了所在社会秩序的稳定。所以以玉皇大帝为首的社会统治阶层在利益 受损害的情况下，以先礼后兵的方式请孙悟空加入到社会团体中来，试图通过社会分工与角 色定位来使其加入社会体系。这是上层社会希望以和平方式来促使孙悟空社会化，即服从现 有规则与权威，遵从当时已有的道德法律、风俗习惯，维护上层社会的利益。第二次不得已 封孙悟空为“齐天大圣”也是这个意图。至于孙悟空两次上天为官，又两次反下去，最后大 闹天宫，可以说是其自然本性作用的结果。对社会官僚制度与价值观念的不了解，使他不清 楚“弼马温”与“齐天大圣”在社会中的真正地位。这是导致他两次上当受骗的原因。这在 书中体现 得很清楚：孙悟空初见玉帝时是“躬身”答礼，自称“老孙”，玉帝传旨说其“不知朝礼” ；孙悟空养马时，“昼夜不睡，滋养马匹”，后来才知道“乃后生小辈，下贱之役”，“尊 性高傲”的孙悟空才大怒而去。第二次反下去的情形也基本类似。
所以孙悟空大闹天宫，基本上是作为自然人与社会相冲突的结果。孙悟空被制住，按照第 一种观点，即作者不希望孙悟空以下犯上，不希望否定整个宗法等级制度。这里与其说是作 者的意图，倒不如说是历史的必然。从社会发展来看，个体与社会对抗中，个体难以控制社 会；在自然性与社会性冲突中，自然性通常受制于社会性。这与被统治阶级的起义绝不是一 回事，因为前者是个体存在而后者需要群体的力量；这也绝不是要否定个体对社会的作用， 它可 以使社会有所改变，但绝不会从整体上支配。所以孙悟空作为自然人与社会发生冲突，其自 然性受制是必然的结果。如果按照恩格斯在《致裴·拉萨尔》中的观点，“主要人物是一定 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 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到的”，根据孙悟空作为自然之子和体现出的勇 敢、自尊、追求自由、机智等特点，联系明代商品经济出现、市民阶层兴起和个性解放思潮 涌现等社会现实，认为孙悟空与新兴市民阶层有许多共同之处，是新兴市民阶层的代表，这 在推理上是可行的。至于说这一时期是斗争性为主间有妥协性，则属推理后的推理，在书 中得不到充分的证据。
一般来说，自然性与社会冲突时，自然性必须受到限制，否则就会危及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但是在大闹天宫一节，孙悟空具有的自然性，表现出的反抗精神和斗争意识，却是孙悟空 性格中最光彩的部分，此节也是孙悟空最值得后人称道的部分。这是为什么呢？持第一种观 点的曾这样解释，即主观上想维护社会秩序，客观上则张扬了人的自我价值和对于人性美的 追求。这种解释有道理，但这又为什么呢？从社会学角度，这种现象只发生在一种情况下， 即社会存在已具有很大的不合理性，自然人会本能的拒斥、反对而与之冲突。也只有在这种 情况下，人的自然本性才会受到欣赏与赞扬。结合明代中后叶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对自 然人性的束缚，结合当时官僚群体的腐败、无能与社会的混乱、黑暗，是很好理解的。观点 近似于第一种的杨义认为，“大闹天宫隐喻着野性生命力的爆发和宣泄”（注：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页。）
，这种说法只注 重 个体一面，不从“野性生命力”与不合理社会对抗中看待其价值与意义，显得有些偏颇。至 于林庚先生通过与元代话本《好儿赵正》、《二刻拍案惊奇》中《神偷寄兴一枝梅》以及《 七侠五义》中五鼠闹东京相比较，认为孙悟空与赵正、神偷懒龙、白玉堂在行为、性格上具 有很多相似性，认为孙悟空是源于市民阶层的英雄好汉，这一说法非常有价值。因为它与以 往研究相比，更注意从文本出发，注意到孙悟空首先是一个典型形象所具有的种种细节特征 ，然后通过归纳与比较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至于认为孙悟空大闹天宫是为了精彩的出场 ，笔者更倾向于从艺术效果而不是创作动机的角度来看待这一点。
二、取经是孙悟空社会化的过程
社会化一般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强制型与社会认同型。显然，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悟空开 始西天取经，最初是强制性的，不过也不完全是被迫，诚如林庚先生指出的，孙悟空也渴望 着 有机会再显身手。这种说法从孙悟空心理着手，当然有道理，但是被迫的成分也不能因此而 抹杀。
之所以说孙悟空最初取经是被强制性社会化，主要有这样几点原因：其一是不去取经就仍 然被压在五行山下，完全失去自由；其二是取经没多久，孙悟空就被戴上了“令他头痛”的 金箍。金箍可以视为社会约束力量的象征，观世音就明确告诉唐僧：“他若不服你使唤，你 就默念此咒，他再不敢行凶，也再不敢去了”。林庚先生对紧箍咒作用的解释是通过它来赋 予唐僧师父的尊严与权威，同时可以被猪八戒利用对孙悟空进行报复。应该说，它们是不矛 盾的，因为社会制约力量绝大部分是借助于唐僧来体现的；其三孙悟空所在取经团体基本上 是由过失者组成的，孙悟空是在押犯，另外三个连同小龙马都是流放犯（唐僧前世为如来二 徒，名唤金蝉子，因不听说法，轻慢大教而受贬转生），取经带有集体“戴罪立功”来赎罪 的性质。观音菩萨则是这一团体的直接领导，她监督、帮助他们完成取经；其四，取经这种 活动作为社会化形式是必须进行的，而且定要经历一定数目的灾难，凑不够的话观世音还会 策划几个来充数；此外他们的经历还必须得到一些官方的证明，即所历各国的关文。
孙悟空最初取经是强制性的，但在漫长的过程中，在各种“人际”交往中，孙悟空某些方 面慢慢发生了变化，即开始自觉地认同某些社会规则。
孙悟空的转变基本上是从第三十一回开始的。孙悟空取经开始于第十四回，当他发觉无意 中给戴上了金箍后，拿出金箍棒，“望唐僧就欲下手”，又宣泄对观世音的不满，“等我上 南海打他去！”第十五回悟空一见菩萨，就“对他大叫”，说观音“生方法儿”害他，而且 扬言要放弃取经，一句中连用了四个“我不去了！”；第十六回悟空烧了观音的留云下院； 第十七回悟空指责观音纵容熊精作恶，偷了袈裟，“今特来问你要的”；去制服妖精时还与 菩萨讨价还价。从第二十二回孙悟空表现了与社会认同的倾向。此回孙悟空见菩萨，便是“ 端肃皈依参拜”；第二十三回教训八戒，“既是秉正沙门，须是要吃辛苦，才做得徒弟”； 第二十四回又教育唐僧，“只要你见性志诚，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第二十五回在五庄 观甘心替师父挨打，体现出“孝意”。诚如事物发展总具有曲折性，社会化进程自然也不会 一 帆风顺。在第二十六回孙悟空对观音的话持怀疑态度，刨根问底的询问甘露是否有效；第二 十七回遭师父错怪被逐后，要求褪下金箍，返回了花果山；第二十八回打死许多猎户，重新 挂起“齐天大圣”的旗帜。第三十一回则是个转折点。在这一回中，孙悟空第一次撒谎，“ 他倒不是赶我回来，倒是教我来家看看，送我来家自在耍子”。孙悟空对小猴们说的话，表 明他已有了社会人才具有的一个特点：虚荣，要面子；悟空与八戒过海时要求“下海去 净净身子”，认为“这几日弄得身上有些妖精气了。师父是个爱干净的，恐怕嫌我”，这表 明悟空已自觉接受了社会某些观点，已有意识地与自己的以往区别开来。仍在这一回，孙悟 空指责嫁给黄袍怪的宝象国公主是“不孝之人”，说“孝者，百行之原，万善之本”，一副 儒家口吻。
第三十一回后的孙悟空可谓通情达礼，人情世故都已懂得，而且通晓儒道佛经典，经常对 唐僧及世俗社会中的国王说教。像第三十二回给唐僧讲解《心经》；第三十六回讲修炼之法 ，甚至还做了一首诗。在第四十七回告诫车迟国国王，“望你把三教归一：也敬僧，也敬道 ，也养育人才。我保你江山永固。”第五十七回悟空再次受逐，就不像上次那样回花果山， 而是去紫竹林向菩萨诉苦。对观音、玉帝、如来等权威人士，悟空的态度也与以往大不相同 。像第四十二回行者磕头道：“弟子不敢在菩萨面前施展。若驾筋斗云啊，掀露身体，恐菩 萨怪我不敬。”态度何其恭敬。虽然对玉帝仍是“唱个大喏”，但已知道“该低头时就低头 ”，以致于在第五十一回中葛仙翁嘲笑悟空“前倨后恭”。很具有代表意义的是第九十二回 悟空对六只犀牛角的分配，书中道，“孙大圣更有主张”，让星官拿四只犀角去“进贡玉帝 ，回缴圣旨”，一只留给当地政府镇库，“我们带一只去，献灵山佛祖”。虽然后来阿傩、 伽叶索要人事时，这只犀角却没了踪影，但是这充分显示了孙悟空在人情世故方面，早就今 非昔比了。
社会化包括“人格的发展”、“社会性的发展”、“社会态度的形成”以及“社会角色的 获得”等具体内容。结合以上众多细节，我们知道孙悟空基本上已经社会化了。至于社会化 后是否具有独立人格，某些人可能存在疑问。实际上，心理学上的人格，也就是我们通常说 的个性。个性不同于自然性。自然性是人出生后所具有的本性，个性则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 条件下具体个人所具有的意识倾向性以及经常出现的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和。个性是个 体与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形成的，与社会化不仅不矛盾，甚至社会化本身也是个性发展的过程 。
应该说，社会化了的孙悟空是保留了其自然天性中的许多美好品质的，如勇敢机智、追求 自 由、重视自我，同时性格中又增加了责任心、使命感，懂得协调、能够忍让等层面，形成了 完整的自我意识。这时的孙悟空应该说是“外圆内方”，他仍然具有斗争精神、反抗意识， 但是他学会了把握方寸，改变了处世方式，是确保生存无忧的情况下的“大胆放肆”。 像第三十五回诅咒菩萨“一世无夫”，书中用的是“心中作念”而不是说出；第八十七回在 凤仙郡，孙悟空见三年亢旱，民无以为生，欣然表示要送一场大雨。待上天要求才知道凤仙 郡侯三年前冒犯玉帝，所以大旱无雨，以示惩罚：“行者闻言，大惊失色，再不敢启奏。走 出殿，满面含羞”。再如抵达西天后阿傩、伽叶索要人事，悟空先是“忍不住叫嚷”，要去 告状而被劝住；待发现是无字经文，行者又去告他们“掯财不遂，通同作弊”，而佛祖当 面一番驳斥之后，孙悟空也就哑口无言，没了下文。
最后一回中悟空与唐僧等回到灵山，被如来封为“斗战胜佛”，这可视作孙悟空社会化过 程结束的标志。正如中国传统有“成人礼”，西方有“割礼”风俗一样，历经磨难终于取得 真经的孙悟空，其灵山封职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仪式，它标志着以自然人身份进入社会的孙悟 空，在经历了西天取经这一社会要求完成的社会化形式后，成为了一个具有个性同时也被社 会认可与接受的社会系中的一员。
三、游戏与乐观：孙悟空社会化的主要途径与特点
传统观念认为孙悟空是儿童文学中不朽的典型形象，是很有道理的。无论是“神魔皆有人 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页。）
，还是“以戏言寓诸幻笔”（注：任蛟《西游记序言》，取自《<西游记>资料汇编》，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第265页。）
，研究者们多注 意到了《西游记》中大量的游戏笔墨。实际上，孙悟空从出生到收场，其经历的主要特点就 是游戏。可以说，孙悟空是在游戏中完成他的社会化进程的。林庚先生也指出，“孙悟空一 路西行，所经历的一切都莫非兴致盎然的游戏”（注：林庚《西游记漫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页。）
对孙悟空来说，玩是最重要的。第二回刚学会七十二变，就与众师兄“演变化耍子”；第 十八回在高老庄借宿，“顺便拿几个妖怪儿耍耍”；第六十八回在朱紫国要“做个医生耍耍 ”。至于孙悟空与八戒互相捉弄，孙悟空与大小妖精斗智斗勇，包括大闹天宫等等，从语言 行动到形象，无不体现着游戏的特点。像与二郎神追逐中比变化；变成牛魔王骗红孩儿；钻 到 妖怪肚子里去折腾；像车迟国假冒三清临凡，用尿充作圣水；平顶山“装天”，骗精细鬼 、伶俐虫的宝贝……这样的例子在书中随处可见，不胜枚举。游戏中常见的打斗、追逐、装 扮 以及模仿，在这里都有淋漓尽致的展现。在游戏中，孙悟空与大小妖精都呈现出孩子般的天 真可爱。而游戏，对少儿来说，正是社会化最主要的途径。因为游戏是集体性活动，人物角 色互相关联，是社会现实内容的一种缩影。儿童在参与游戏时，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 在与其他角色交往中，锻炼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借助于角色分工，可以提高自身能力，增 强自我意识；在学会协调、合作的同时，通过对角色的评价认识他人，认识自己，评判能力 得 以形成和发展。相关的自制力、协调力、自信心、责任感以及同情心、独立性等等都可以在 游戏中得到加强。
游戏，是孙悟空社会化的主要途径，乐观，则是孙悟空游戏中体现出的主要特点。诙谐调 笑、轻松乐观，是孙悟空的一贯态度，书中在第六十六回借功曹之口称他为“人间之喜仙” ，也是强调他乐观的一面。像第四回天兵天将来捉拿，“猴王不惧呵呵笑”；在五庄观镇元 大仙要“下油锅扎他一扎”，行者却“暗喜”，可以洗澡了；第七十六回八戒被妖精捉去， 悟空不急着解救，而是扮勾司人骗他的私房钱。类似的例子还很多。诙谐幽默的游戏态度， 聪敏的天性，高超的本领，随机应变的能力，使得孙悟空总是能绝处逢生，也总是能保持轻 松乐观的态度。应该说这是与少儿的游戏特点相联系的。既然是游戏，就是审美的、非功利 的，没有利害冲突自然轻松愉快；既然是少儿，还处于“少年不识愁滋味”的阶段。用林庚 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童话中的乐观情调便是这人生初始阶段上健康的精神状态的生动写照 。因为童年并不知道什么真正的悲哀，它陶醉在不断生长着的快乐中，为面向无限的发展所 鼓舞，这是个体生命史上不断飞跃的时期”（注：林庚《西游记漫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8页。）
。林庚先生是从《西游记》所具有的童话性 角度解释的。二者并不冲突。
四、孙悟空作为个体对社会的反动
“社会化过程的第一个方面——接受社会经验——说明环境对人的影响；它的第二个方面 说明人通过他的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这种解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的理解的一个最重 要的方法论原则——人既是社会关系的客体，同时又是主体。”（注：[苏]安德列耶娃《社会心理学》，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84页。）
孙悟空作为主体对社会 的反动作用体现在哪里呢？
正如有些研究者指出的，自《西游记》问世以来，明清研究者注重的是“幻中有理”，把 它 做“寓言”来从儒、佛、道等角度进行推理；五四前后的学者如胡适等强调的是它的“幻中 有趣”，认为那些儒道佛的解说“都是《西游记》的大仇敌”，“《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 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他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他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 玩世主义”（注：转引自《名家解读西游记》，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而建国以后的许多学者注意的都是“幻中有实”，强调的是它的现实性。 从这也就可以看出，建国以来的《西游记》研究一大重点就是孙悟空对社会的反动。
《西游记》中的神魔世界是现实生活的投射，社会现实的种种黑暗往往也在书中有所体现 。像“甚不用贤”的玉帝，借传经掯财作弊的佛祖如来，用“一千一百一十一名小儿心肝 做药引”的比丘国国王……要么昏庸无能，要么荒淫无道，要么贪婪自私，他们代表的大大 小小的统治者，正是人间君王的幻化。神佛中唯一较受称赞的观音菩萨，也会纵容手下作恶 （其留云下院的长老与妖精来往，要谋袈裟害唐僧），也会假公济私（如来给他三个取经用的 箍儿，她只用了一个给悟空，另外两个分别用来收熊精给她护山，收红孩儿作善财童子）。 书中大大小小的妖魔鬼怪，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仙家下凡的，在人间为非作歹，最后却可 以凭借与上层社会的关系逃脱惩罚，如玉兔、鹏怪；一种是民间自有的，如红孩儿，他 们是上层恶势力与地方恶霸的幻化。至于书中百姓所受的各种苦难、贫富不均现象等，更直 接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以上这些是学者们直接提到的现实性的表现，它与孙悟空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以上绝大 部 分内容是借助于孙悟空的所见所闻展现出来的，而且孙悟空伸张正义、扶善除恶，替百姓说 话、为国家去害的英雄品格，成为书中恶势力的最好参照物，起了反衬的作用。以神佛的统 治者玉帝和如来为例，玉帝掌管神鬼人世界，表面威风八面，经孙悟空这“地上妖仙”一闹 ，也就“大惊失色”，毫无办法，只得到处求援；“管四大部洲，无数众生瞻仰”的如来“ 还是妖精的外甥”，孙悟空状告其弟子索要人事时，为了护短，而且说以前念过一遍经，“ 只讨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回来。我还说他们忒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玉帝、 如来尚且如此，其手下的状况就可想而知，难怪孙悟空在取经过程中对王权、道佛普遍持嘲 讽戏谑、满不在乎的态度，像第四十四回将三清的圣像扔进“五谷轮回之所”，让乌鸡国国 王挑担，用马尿给朱紫国国王配药，让灭法国国王落发，还直接在第七十一回中宣称，“我 老孙比那王位还高千倍”。
在对佛道及王权的态度中，孙悟空对道与王权是直接的、毫不留情的贬低，对于佛教则是 间接的、微妙的讽刺。像以上所讲的如来的护短与贪婪，这是明显的；运用得较多又没有那 么明显的，是《多心经》的作用，这是书中反复强调的，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唐僧常常是在 念诵此经时被妖怪捉走的；构成与《心经》对比的是孙悟空高超的本领，每次都是悟空而非 《心经》替他解除灾难。那么《心经》连同佛教，甚至于宗教，在书中都不能显示出有什么 价值。取经对孙悟空来说，更重要的是过程中与妖魔斗智斗勇，而不是取经后的修成正果。 从这一点上来说，本文赞同林庚先生的说法，“佛教的因素主要的便体现在小说的故事情节 的基本框架上，也就是西天取经为整个故事设置了一个最终目的并由此展开了整个故事过程 ”。也就是说，《西游记》作为一部以佛教为题材的小说，最终宗教因素被世俗化倾向超越 。而书中王权、佛道神圣性、严肃性的被消解，一方面缘自神魔的“皆有人情”，一方面就 要归因于孙悟空诙谐调笑、戏谑嘲讽的态度。
可以说，展现、解救生活中百姓的苦难与不幸，反衬、讽刺统治阶层及地方恶霸的昏庸无 能、贪婪凶残，取消宗教及王权的神圣性、严肃性，是孙悟空对社会反动作用的主要体现。 不仅如此，联系明代中后叶理学对人性的束缚，政治混乱、腐败的现实，联系商品经济的活 跃与市民阶层的兴起，个性解放思潮的涌现和“心学”的巨大影响，我们就可以理解孙悟空 的“真心”、“童心”，其强烈自尊、重视自我、追求自由、“不受人气”的个性在那样一 个社会的价值与力量。
孙悟空形象是有变化的，是有丰富内涵的。但无论从哪一个角度，都不能本末倒置，都应 该 首先注意到孙悟空是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形象。不从个体与社会互动这一根本视角考察，而 只抓其一方面，会有片面之嫌；而只追究作品背后的“奥秘”，则易有过度阐释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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