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性视域下“消灭私有制”的内涵及其中国化指向论文

整体性视域下“消灭私有制”的内涵及其中国化指向论文

整体性视域下“消灭私有制”的内涵及其中国化指向

包炜杰 周 文

摘要: 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的基本方法,对于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解读与研究更要坚持这一基本方法。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所有制领域的探索历程,长期以来在所有制问题的认识论上存在着 “所有制崇拜”和 “所有制歧视”这两种极端倾向,这种思维意识上的偏见往往会造成过分夸大所有制的 “决定性作用”,而忽视了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建设性作用。私有制作为社会的、集体的所有制的对立物而出现,最初表现在小生产中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拥有私有权,这是以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大工业的出现,这种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将解体。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最终将通过危机的强制方式来解决,那种忽视生产力和社会意识基础而片面追求 “消灭私有制”的做法,既不符合社会历史客观发展的趋势,也遮蔽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义。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整体性;生产资料所有制;消灭私有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总结了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九个方面的内容,并高度评价《共产党宣言》 (以下简称“《宣言》”)的时代价值。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之作,这一著作涵盖诸多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诸如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关于人民民主的思想、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等,其中,作为全部社会关系基础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成为《宣言》中绕不开的关键问题。

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消灭私有制”的文本语境与内在限定

回顾学界近40年来关于“消灭私有制”的争论,之所以产生分歧,从根本上说是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消灭私有制”的整体语境,没有准确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指称的“意义”为何。因此,要理解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提出“消灭私有制”的论断,首先要结合《宣言》的上下文,理顺经典作家的分析思路,阐明“这个意义”的具体内涵。

1.分析框架:从“前提预设—内嵌过程—推导结论”把握“这个意义”

梳理《宣言》文本发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这隐含了一个前提预设和一个内嵌过程,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指向了该命题的前提预设和内嵌过程。

从前提预设来看,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更是社会形态演进的主要特征。从原始社会的自然关系到奴隶社会的工具关系,从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关系,贯穿社会形态更替的最本质特征正是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在内的生产关系的变化,从这一角度来看,“废除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的特征。”“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从内嵌过程来看,资产阶级私有制消灭了先前各种形态的所有制关系。资本主义私有制相对以往的小私有制而言,它实现财富的集中和垄断,“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这一点是针对共产主义是否需要消灭资本主义以前的小私有制而提出来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已经消灭了以往的小农私有制、手工业者私有制和封建地主私有制的小私有制。从这一点来讲,共产主义并不直接消灭小私有制。因此,在文本语境中,推导结论是共产党人要实现共产主义,就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的对象不是别的私有制,而正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2.核心思想:消灭生产资料不公平“占有”而非消灭一切

针对那些把“消灭私有制”看作是“消灭个人的生活资料”的指责,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阐述得十分透彻,“消灭私有制”是为了消灭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导致的不公平状态,而不是为了消灭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消灭私有制”的核心是消灭“占有”以及利用“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因为在资本为资产阶级独占的情况下,无产阶级遭遇的正是剩余价值被剥削、劳动异化的悲惨处境。“我们决不打算消灭这种供直接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这种占有并不会留下任何剩余的东西使人们有可能支配别人的劳动。”

综合上述两方面论述,那些忽视了生产力和社会意识基础而片面追求“消灭私有制”的做法,既不符合社会历史客观发展的趋势,又遮蔽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义。“消灭私有制”的提出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但是,“消灭私有制”无疑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因而不是一蹴而就的,盲目追求公有制的体量和数量恰恰适得其反。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评述“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时重申了无产阶级解放对物质条件的依赖性:“无产阶级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在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最初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展,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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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论设想:“自由人的联合体”

第一,两种形式的私有制以及“否定的否定”。“政治经济学在原则上把极不相同的私有制混同起来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区分了两种形式的私有制,一种是“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另一种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通过“否定的否定”来深刻地揭示两种私有制的关系:“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在此基础上,他阐明了“否定的否定”的结果,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未来形态:“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第一个否定对应的正是《宣言》中所阐述的“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第二个否定对应的则是“消灭私有制”所指称的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这里,“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作为马克思关于“消灭私有制”后所有制形态的设想,其意不是要重新建立个人私有制,而是要建立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

所有制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消灭私有制”到苏联斯大林时期在列宁合作社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两种基本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从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到“一化三改”后的“一大二公三纯”,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所有制领域的探索从未停止。但是需要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设想与社会主义实践的现实条件之间存在着差异,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践中,忽视生产力客观基础而片面强调“消灭私有制”的做法反而出现了很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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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角度来理解“自由人的联合体”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这一点作了补充说明,在产品生产方面,“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产品分配环节,“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其中的分配方式在于“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在这里,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共产主义经济形态设想的“公有制”的痕迹。

最终以“公共的生产资料”取代“私有制”,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基本判断。归根到底,共产主义运动是为公而不是为私的。“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以生产资料之“公”消灭生产资料之“私”,意在于让更大多数的人民能够获得自己的劳动所得,因而使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成为共产主义运动在经济层面的首要议题。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 ⑬⑭⑮⑱㉒ 《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4、414、414、421、414、416、415、412、415、422、308、411、435、304、430—431、414 页。

二、两部“被遗忘”的准备著作:《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与《共产主义原理》

基于前文的分析,已经基本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消灭私有制”的理论初衷以及核心思想。然而,理论的呈现和展开有赖于客观的物质条件以及实践的发展,历史上苏联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经济走向僵化,我国建国初期在生产领域片面强调“一大二公三纯”导致了“共产风”、“大锅饭”、“经济短缺”,因此,“消灭私有制”何以在社会主义实践中“落地”成为一个不得不回应的现实问题。那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消灭私有制”的前提条件又是如何思考的呢?他们是否认为可以直接“消灭私有制”呢?尽管《宣言》中并未直接涉及这一问题,但是可以从《宣言》的两部准备著作即《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挖掘出经典作家关于这一问题的直接回答。

1847年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会议期间,恩格斯为同盟起草了第一个纲领稿本《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会议结束后,恩格斯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的基础上撰写了新的纲领草案《共产主义原理》,并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进行讨论。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委托起草一份准备公布的理论和实践的纲领性文件,于是,在吸收《共产主义原理》基本思想的基础上,《宣言》问世了。1848年2月,《宣言》第一个德文单行本在伦敦出版。由此可见,恩格斯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是《宣言》的重要准备著作,也就是说《宣言》的主要思想均来自于这两部著作。而在这两部著作中,恩格斯关于“消灭私有制”的前提条件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对于公有制经济而言,逐渐破除了“公有制崇拜”,并不断深化对“公有制为主体”的认识。改革开放初期,刘国光就曾用“三破三立”来形容所有制结构领域的改革,即“破除越大越公越好的旧观念,确立由生产力性质决定所有制结构的新观念”、“破除越‘纯’越好的旧观念,确立多种所有制同时并存、相互交融的新观念”、“破除越‘统’越好的旧观念,确立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分离的新观念”。这反映的恰恰是传统体制下人们对于公有制的制度迷失,但是传统公有制条件下商品短缺、效率较低是其不可忽视的弊端,因此只有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来推动公有制经济的现代转型,才能重新激活其生产力。与此同时,在改革的过程中,我国所有制结构出现重大调整,突破了原有的“消灭私有制”——完全公有制的话语框架,深化了关于“公有制为主体”的认识。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范畴,公有制为主体,一是指量上占优势,即公有资产应该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二是指质上有控制力,即国有经济应该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应该起主导作用。

第一,能不能一下子“消灭私有制”实现财产共有?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恩格斯在回答第十五个问题即“你们是否打算一下子就用财产公有来代替今天的社会制度”时指出,“我们不想这样做。群众的发展是不能命令的。这种发展受到群众生活条件的发展的制约,因而是逐步前进的。”无独有偶,恩格斯在回答《共产主义原理》第十七个问题即“能不能就把私有制废除”时说道:“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现财产共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今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

第二,“消灭私有制”的社会基础问题。恩格斯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第四个问题中就财产公有的基础作了说明,他认为:“第一,建立在通过发展工业、农业、商业和垦殖而产生的大量的生产力和生活资料的基础上,建立在因使用机器、化学辅助手段和其他辅助手段而使生产力和生活资料无限增长的可能性的基础上。第二,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在每一个人的意识或情感中都存在着某些原理,这些原理是颠扑不破的准则,是整个历史发展的结果,是无须加以论证的。”由此析出,恩格斯强调“消灭私有制”的前提在于:一方面是物质基础,要建立在生产力和生活资料无限增长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则是社会意识,需要厚植关于共产主义的道德理想,“启发并团结无产阶级。”

每一种社会都有其存在的制度条件,用以维系不同阶级的对立状态。农奴制度维系了农奴的被统治状态,封建专制制度则维持了封建主和小资产者的关系,对于资本主义的制度条件而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正是这种生产资料不公平的占有即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造成了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本身就是集体的产物,而且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活动才能完成运动,“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资本本身就是属于社会的,因此,“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消灭私有制”正是为了消除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奴役和压迫,让劳动回归劳动本身,从而实现摆脱资本奴役的自由。

三、《资本论》的辩证法及其对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消灭私有制”关涉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是马克思毕生研究的重要范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以贯之的。早期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哲学层面揭示了作为社会权力的资本对劳动的异化进而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宣言》则从科学社会主义层面论证了“两个必然”的社会历史规律,阐明无产阶级的政治主张,进而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马克思晚年的集大成之作,《资本论》从政治经济学层面区分了两种不同形式的私有制,阐述了资本主义积累下所有制变革的历史趋势以及关于未来社会所有制的进一步设想。因此,从《资本论》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论述中更能准确清晰地把握马克思对“消灭私有制”这一论断的进一步思考和真正意蕴。

最终废除私有制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宣言》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种“自由发展”强调的是克服因资本主义分工方式而造成个人的片面性,取而代之的应是“整个社会共同地和有计划地来经营的工业”

第二,资本主义积累下所有制变革的历史趋势。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与劳动日益对立。在资本的积累过程中,所有权与劳动相分离,最终造成了“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成为那些能不断地重新占有别人无酬劳动的人的财产”,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在创造价值的同时创造了剩余价值,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是资本家的财产,它从来不属于别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所有制变革的历史趋势。私有制作为社会的、集体的所有制的对立物而出现,最初表现在小生产中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拥有私有权,这是以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大工业的出现,这种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将解体,“它的消灭,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在此基础上,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这里,正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最终将通过危机的强制方式来解决。

第三,从“消灭私有制”到“重建个人所有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的辩证法。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他看到了股份制作为“个人所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的可能。他在《资本论》中论述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时指出,随着股份制度的出现,“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的扬弃。”马克思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设想中“扬弃”和“否定的否定”,正是辩证法在《资本论》中的鲜活运用。他在《资本论》第二版跋就“辩证法”作了肯定。他指出,虽然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是,“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愤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因此,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整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来看,马克思科学运用辩证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透彻分析,才有了从“消灭私有制”到“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进一步思考。

生产计划的功能是完成公司月计划的接收,并以此进行全厂生产计划的分解,生成制丝批次计划及卷包开台计划的排产与调度,指导和监督各生产车间展开生产。

四、从“消灭私有制”到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

生活在别处——刘玉堂的沂蒙农村题材小说………………………………………………………………………………宿美丽(3.54)

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所有制领域的探索历程,长期以来在所有制问题的认识论上存在着“所有制崇拜”和“所有制歧视”这两种极端倾向。这种思维意识上的偏见往往会造成过分夸大所有制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了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建设性作用。反观现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实践围绕着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两个方面,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所有制问题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实际,逐渐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因此,对于“消灭私有制”及其话语指向的所有制问题应作新的认识。

护理后,护理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均低于常规组患者,组间各数据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情见表1。

第二,对于非公有制经济而言,不再停留在“消灭”的层次,而是重新认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非公有制经济包括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个体经济及各种混合经济中的私有成分。从上世纪80年代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开始,非公有制经济激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学界曾围绕非公有制经济是否是社会主义经济展开了激烈讨论,党的十五大提出的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式宣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1978年以来,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以民营经济为例,习总书记去年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用“五六七八九”来概括民营经济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这些都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经济实践已经超越了“消灭私有制”的话语框架。

第三,继续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进一步推动“国民共进”。在我国,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问题,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缺一不可。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经济结构中存在“主—从”关系,这一点表现在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上;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内在规定了竞争主体的平等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同样遵循这一原则。因此,“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当前对待不同所有制经济关系问题的基本方针。在现实中,非公有制经济在市场准入等方面确实还存在着一些困难,习总书记在民营经济座谈会上将其概括为“三门三山”,这些现实困难使得非公有制经济对于“消灭私有制”、“私营经济离场论”等类似论调格外敏感。因此,在我国舆论引导中仍应强调“两个毫不动摇”和“国民共进”。

注释:

总之,现代企业为实现持续发展目标并获得更大经济效益,做好财务预算编制管理与执行管理工作是基础,对业务运营模式进行合理规划,最终实现预设的财务管理目标。应严格落实财务预算编制流程并加强对相关部门的管理,进而为预算编制工作有效开展奠定基础。并加强预算的执行情况,建设相关制度或体制或加强人员培训等,为预算目标早日实现贡献力量。

⑫⑲⑳㉑㉓㉔㉕㉖㉘㉙ 马克思: 《资本论》 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第 96、876、874、874、677、676、873、874、22、22 页。

⑯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3、374页。

高纯锡样品通过辉光放电质谱法无标定量分析,其分析结果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的分析结果符合性好,反映出这种检测方法是合理的。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辉光放电质谱法对样品的前期处理流程相对简单,不易引入二次污染,因此保证了分析结果的准确度;同时,在定量分析方面,该方法即便在没有系列标准光谱样品,不依靠分析曲线的情况下也能实现定量分析,使分析条件和分析成本大大降低。整体看来,辉光放电质谱法用于检测高纯锡材料,其灵敏度高、检出限低,能够同时测定多个元素,是现有标准方法的有效补充。

㉗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4—495页。

㉚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3页。

㉛ 刘国光:《在改革的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5期。

㉜ 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1月2日。

进入姑苏院子王府形制的大门后,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山水照壁,引人入胜,但是作为景观空间序列伊始,又把院内景观先藏住,含蓄委婉。绕过照壁,视野开阔起来,是“一池三山”的景观格局,把自然山水的形态、风水中的风和气引入这个入口空间中。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17DZJ011)

中图分类号: F0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54X(2019)06-0023-05

作者简介: 包炜杰,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周文,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433。

(责任编辑 陈孝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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