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旅游资源类型结构与地域分布——以《三才图会#183;地理》与《名山胜记》为数据来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名山论文,资源类型论文,地域论文,地理论文,来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0-0585(2011)03-0477-09
修订日期：2010-07-29
1 引言
有关古代旅游资源的研究是历史旅游地理研究的重要方面，对于认识古代旅游文化与服务当今旅游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目前西方学者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关注海滨胜地、乡村度假屋与矿泉疗养地，运用定性或定量的方法探讨上述对象的景观变迁及其对旅游者行为的影响。Gilbert于1939年即对英国海滨胜地的发展进行了研究[1]。Towner探讨了欧洲乡村度假屋与矿泉疗养地的发展，认为16世纪及其以后由于休闲需求的增加，乡村度假屋由城市边缘向郊外扩散，欧洲旅游的发展集中表现在矿泉疗养地的旅游的发展上[2]。国内学者在古代旅游资源的研究上也取得了一些成果。龚胜生研究了中国宋以前矿泉的空间分布特征，并探讨了宋以前医疗保健、旅游与宗教对矿泉的开发利用[3]。吴必虎通过对中国古代诗词中山地的描述与地名记载的统计分析，探讨了中国古代山地景区的空间分布特点[4]。陈国生分析了如何利用方志对古代旅游资源进行挖掘与保护的问题[5]。此外，有关古代旅游资源的研究也散见于旅游史、旅游文化与旅游文学等的有关研究之中。龚胜生等对旅游资源的地域分布做了定量分析[3，4]，但目前有关古代旅游资源的地域分布以及类型结构的研究主要还是定性的。2004年以后，河南大学出现了一批研究旅游资源的硕士学位论文，这些论文分别对历史时期特定地区旅游资源的类型、特点及其对旅游活动的影响等进行了研究，也主要是定性研究，且少关于旅游资源的地域分布的研究。目前关于明代旅游资源类型结构与地域分布的研究也局限于定性的描述及特定地区的研究。
对某一历史时期旅游资源类型结构与地域分布进行定量的、全国范围的(非特定地区的)研究有赖于文献资料对旅游资源的翔实记载。有明一代，旅游实践与理论都有所发展，且“地理学在中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6]，出现了专门记载与推介旅游景点的书籍，为上述研究提供了条件。成书于晚明时期的《三才图会·地理》与《名山胜记》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两本。本文以《三才图会·地理》与《名山胜记》中所记旅游景点为对象对晚明全国范围(两京十三省①)的旅游资源类型结构与地域分布进行定量研究，通过图表与统计分析，探讨晚明旅游资源类型结构与地域分布特征及其形成的原因，以期有助于加深对明代旅游文化的认识与促进对传统旅游资源的挖掘。
2 数据来源
2.1 《三才图会·地理》与《名山胜记》
《三才图会》为晚明王圻(1530-1615年)、王思义(王圻之子，生卒不详)所编类书，书成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前后。《三才图会》图文并茂，为较为通俗的民间读物，其中的十六卷“地理”，主要内容为晚明两京十三省的主要旅游景点的地理位置、历史背景、主要景观及其特色的介绍，是名副其实的旅游指南书与旅游景点名录。明人唐国士说，王圻“游足迹殆半天下”，他与王圻“由江而淮，由淮而洛，抵神都(洛阳)以续食，所经覆视纸(地理图)上毫发不爽”[7]。虽“毫发不爽”有夸张，但足见《三才图会·地理》是在一定的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成书的。再者，有学者认为，“明代类书之作繁多，然图文并茂者，仅王圻父子之《三才图会》及章潢之《图书编》二书，王书之浩博远胜章书。”[8]因而该著具有较高的旅游地理文献价值。
《名山胜记》又名《游名山一览记》，为晚明何镗(1507-1585年)、慎蒙所编的专门的旅游指南书与景点名录，书成于万历四年(1576年)，为雅俗共赏的读物，其内容主要为晚明两京十三省的主要旅游景点的地理位置、历史背景、主要景观及其特色的介绍，以及与这些景点相关的名人游记。《名山胜记》实为慎蒙在何镗《名山记》(《古今游名山记》)的基础上“删繁削冗，复纂诸通志之所未及者以补记文之缺，并入前贤之题咏”[9]而成，其中“《名山记》者(占)十之六，而增通志及别集所得记文者(占)十之四”[10]，并“使都(城市)之略者益之，以详何之所记”[9]。可见，《名山胜记》不仅是《名山记》的增删，更为重要的是补充了城市旅游景点，成为名山与名胜记，使之在旅游指南书与景点名录的意义上更为完整。因而该著也具有较高的旅游地理文献价值。
一般说来，“凡是能够造就对旅游者具有吸引力环境的自然事物、文化事物、社会事物或其它任何客观事物，都可构成旅游资源”[11]。简而言之，旅游资源就是旅游吸引物。但需进一步说明的是，旅游资源可以分为潜在的旅游资源与现实的旅游资源两大类。潜在的旅游资源是可以开发并有可能成为旅游景点的旅游吸引物，现实的旅游资源则是已经得到开发并成为旅游景点的旅游吸引物。显然，对历史时期的旅游资源的研究只能是对现实的旅游资源的研究，即对当时已经得到开发并成为旅游景点的旅游吸引物的研究；也就是说，历史时期的旅游资源是指现实的旅游资源。明代以前，少见有旅游资源或景点的专门记载，有关记载主要散见于地理总志或方志中的“形胜”“山川”“古迹”“景致”等条目。明代地理总志(如《大明一统志》)或方志(如《南皮县志》)中当然也有这些条目方面的记载。虽然这些条目中记载有不少“胜景”，但编著地理总志或方志的主要目的不是用于做旅游指南与景点名录，而是用于资治、教化与存史，其中方志就兼有地理志和地方史的特征[12]，其中所记“胜景”不一定是旅游资源。“胜景”成为旅游资源还必需具备一定的通达性、设施与知名度。因此，现在无从确定地理总志与方志所记“胜景”中哪些是旅游资源。而《三才图会·地理》与《名山胜记》所记“胜景”都是旅游资源，是编著者依据当时的“胜景”的知名度与旅游实际状况筛选出来的，其中一些来自实地考察，其中一些则是来自地理总志或方志、名胜志与游记。明代旅游的发展使游记与名胜志大量涌现。游记对旅游资源的记载是零散的。名胜志对旅游资源的记载有不同的空间尺度。像万历年间(1573-1620)田汝成等的《西湖游览志》、邬鸣雷等的《麻姑山丹霞洞天志》为小尺度空间的景点(区)的旅游资源的记载，万历年间曹学佺的《四川名胜志》、张鸣凤的《桂胜》则是一省或一府范围的中等尺度空间的旅游资源的记载。现有文献中，以上两类名胜志所记区域加起来也不能涵盖全国，且成书时间与资源标准各异，不便对资源数量进行统计。类书《三才图会·地理》与名胜志《名山胜记》则是少见的全国范围(两京十三省)的大尺度空间的旅游资源的记载，本文主要是对旅游资源类型结构与地域分布进行全国范围的研究，因此以《三才图会·地理》与《名山胜记》所载旅游景点为数据来源。
2.2 晚明景点旅游资源总数
在现代旅游资源调查中，旅游资源的数量统计主要是以旅游资源单体为单位。旅游资源单体是“可作为独立观赏或利用的旅游资源基本类型的单独个体，包括独立型旅游资源单体和由同一类型的独立单体结合在一起的集合型旅游资源单体”[13]。以上概念主要用于微观尺度(景点)的资源调查与评价。这里以景点为单位(景点包括资源单体和单体组合)，从宏观尺度(两京十三省)对晚明景点旅游资源进行统计。《三才图会·地理》所录两京十三省景点约260处，其中有图、文描绘的景点221处，仅有文字描绘的景点约39处。《三才图会·地理》是民间通俗读物，具有大众旅游指南的性质，其所录260处景点可以认为是晚明旅游景点中知名度最高的部分。《名山胜记》所录两京十三省景点约1317处，其数量比《三才图会·地理》所录景点数量大得多，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名山胜记》为雅俗共赏的读物，既是大众旅游指南，也是文人士大夫旅游指南，其所录1317处景点可以认为是晚明旅游景点中知名度较高的部分。又由于二著成书时间接近，景点文字描述相似，所录景点分布范围也都为两京十三省，在计量上可相互补充。取《三才图会·地理》所录景点与《游名山胜记》所录景点的合集，将同一景点分成多个景点记载的合为同一景点，去掉重复的景点与没有确定地点或附着物的“景点”，共得景点1260处。
以上所得1260处景点是旅游景点中知名度最高与较高的部分，为全国主要景点旅游资源，可以将这些看作是全国所有旅游资源的主成分，从而反映全国所有旅游资源类型结构与地域分布状况。明代旅游虽然为中国古代旅游发展的高峰，但尚无专门的旅游资源开发可言，旅游资源的发展变化比现在缓慢；因此，《三才图会·地理》与《名山胜记》虽然分别成书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前后与万历四年(1576年)，但大体上可反映晚明70年(约1573-1644年)的旅游资源状况。总之，《三才图会·地理》与《名山胜记》所选录的旅游景点不可能出自一个公认的评价标准，而主要出自编著者的评价，其局限性是明显的，但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晚明旅游资源的状况。
3 晚明旅游资源类型结构
3.1 旅游资源分类
明人已具有一些旅游资源分类的意识。在《名山胜记》(万历四年刻本)中，旅游资源(景点)分为“名山”“岩洞”“泉石”与“古迹”四类，但只有“古迹”类单列，其他三类合在一起。“古迹”主要包括古代建筑与设施、古人活动的遗迹遗址等景观。其中古代建筑与设施包括古代寺观、祠庙、楼阁亭台、园林、关隘、碑墓、道路桥梁等景观。在明人张岱(1597-1679年)的《夜航船》卷二《地理部》中，旅游资源(景点)分为“古迹”“山川”“泉石”与“景致”四类。其中“古迹”所指与《名山胜记》类似。“山川”主要包括山与河、湖、江、海、溪、涧、池等景观；“泉石”主要包括石、泉、井等景观；“景致”主要包括“八景”、“十景”、别业、海市、神灯(磷火)等景观[14]。在明代地理志或方志中，旅游资源主要归入“山川”“古迹”“景致”“寺观”“陵墓”等条目。这种分类虽然比较笼统，但对于认知、分析与说明明代旅游资源的状况有一定的作用。
现代旅游开发中一般将旅游资源分为地文景观、水域风光、生物景观、天气与气候景观、遗址遗迹、建筑与设施、旅游商品、人文活动等八大主类，主类下有多种亚类，亚类下有多种基本类型，构成旅游资源分类体系[13]。从内容看，明人对于旅游资源的分类当然远不及现代旅游资源分类具体，也不全面，如明人旅游资源中不包括旅游商品，也不包括休闲旅游资源(如文艺、节事活动等)。从目的看，明人对旅游资源的分类主要用于景点记载与旅游指南，如《名山胜记》中的景点分类；现代旅游开发中资源分类主要用于资源调查、评价与开发，但“旅游资源的多样性和不同资源之间所存在的不可比性，决定了任何分类都将无法穷尽、覆盖或涵盖全部资源类型”[15]。鉴于对明代旅游资源的研究要以历史文献为基础，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认知，因此可结合明人与现代旅游开发中资源分类的方法对晚明旅游资源进行大致分类。
3.2 晚明旅游资源类型结构
以晚明两京十三省1260处旅游景点为样本，按其所属省级行政区与所属类型进行细分(景点为多种资源组合的，按主体资源所属类型进行细分)，结果为表1、图1。
(1)旅游资源以山岳与古迹景观为主
由表1，晚明旅游资源类型丰富，不仅包括古迹、岩洞、泉石、河湖、洲岛及其他主类景观，而且古迹景观中还包括寺观、祠庙，碑、墓，楼阁、亭台、堂轩，宅、巷，池、井、石，桥梁、津渡、栈道，关隘、驿站，辅助设施，古城，遗址遗迹及其他亚类景观。由图1，山岳型景观占优势，为资源总数的二分之一强，余下依次为古迹、岩洞、泉石、河湖、洲岛、其他。以自然景观为主的旅游资源，包括山岳、岩洞、泉石、河湖、洲岛，共约占资源总数的79％；以人文景观为主的旅游资源，主要为古迹，约占资源总数的20％：以自然景观为主的旅游资源占绝对优势。这一旅游资源类型结构反映了明人耽于山水的旅游偏好。“子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16]受这一文化传统的影响，山水历来都是中国古代文人与士大夫关注的旅游对象。明代，尤其是晚明，游山览水成一时之风气。明人陈献章认为，富贵非乐，只有湖山才是乐[17]。这句话反映了“山水”在文人与士大夫心中的旅游地位。明人王慎中所谓“登高望远，揽山水之奇变，娱耳目于清旷寥廓之表……天下之乐宜无此踰者”[18]，也是把游“山水”看作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明代后期，政治黑暗，禁锢士人的程朱理学(官方哲学)也遭到注重人的主体精神价值的“心学”[19]的冲击，文人、士大夫被引向归趣天真，委心自然，他们视游山览水、声色美食之娱为政治失意的人生之慰藉。僵化的科举体制导致大批文士游离于权力结构之外，因而终日嬉游于山水之间，借以发其清恬闲旷之趣[20]。另一方面，明人在旅游概念的认识上更多的是把旅游当作冶游(野游)看待，即把旅游当作一种野外旅行活动看待，因而在旅游景点的推介上，倾向于“山水”或“湖山”。这里所说的“山水”或“湖山”，实际上包括山岳、岩洞、泉石、河湖、洲岛等，成为晚明旅游资源最主要的部分。
图1 晚明旅游资源类型结构
Fig.1 Typical composition of tourism resource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图1中，“古迹”虽然只占旅游资源总数的20％，但山岳、岩洞、河湖、洲岛等景点旅游资源中多有古迹。由表1也可知，“寺观祠庙”景点仅19个，这主要统计的是单列景点。“天下名山僧占多”，如果包括名山中的寺观、祠庙，其实际数量也是可观的。这一资源结构反映了明人偏爱古迹，乐游寺观。如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就偏爱问奇吊古，“遇佳山川而游”[21]。名山与古迹往往又与寺观联系在一起，所以明人说，“好古多游寺，怀山喜见僧”[22]。由表1还可知，“古迹”中，“楼阁、亭台、堂轩”等建筑物占优势，其次为“遗址遗迹”与“辅助设施”。“楼阁、亭台、堂轩”为人文活动(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的重要场所，“遗址遗迹”为人文活动的废弃场所或遗存，“辅助设施”主要为建筑物的附属或某种特殊用途的设施与工具。“遗址遗迹”常与传说相连，带有神秘色彩；“辅助设施”多较为奇巧。这也反映了明人追求神秘与奇巧的旅游偏好。
(2)南直隶与湖广旅游资源类型最丰富
从省级行政区旅游资源类型结构看，由表1可知，南直隶与湖广②旅游资源类型最为丰富，包括表中所列全部资源主类与亚类；其次为四川，包括表中所列除“碑墓”外的全部资源主类与亚类。明代长江流域气候温暖湿润，自然景观丰富多样。宋以来，经济重心南移至长江中下游流域，长江中下游流域人文活动较之以前也更丰富多样。南直隶、湖广与四川主要地处长江流域，经济文化较为发达，交通便利，在自然与人文条件上都具有比较优势，这为旅游活动的开展与旅游资源的开发创造了条件，因而自然旅游资源与人文旅游资源类型都较丰富。浙江、福建与广西虽然资源主类不缺，但“古迹”中的资源亚类不够丰富。表1所列“古迹”资源亚类共10个类型，福建仅有1个类型，广西仅有2个类型，浙江布政使司仅有3个类型。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虽然自然旅游资源禀赋较好，但其中一些地区开发相对较晚，历史时期人造景观的积淀并不具有优势。贵州资源类型最少，无“洲岛”，无“古迹”，主要是因为经济文化欠发达、交通不便，但这也与其资源总量小有关。山东虽然文化发展久远，明代山东经济、文化、旅游也较发达，但表1中所列山东“古迹”类旅游资源甚少，一方面是因为山东“古迹”多藏于名山(如泰山)之中，另一方面明代山东省内旅游交通线路也较少，阻碍了资源的开发。
4 晚明旅游资源地域分布
4.1 两大旅游资源带与三大旅游资源区
以谭其骧先生主编的《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明时期全图(二)”[23]为底图，以府(州)级行政区为空间尺度单位，以府(州)治为主要标注点，将旅游景点按数量等级标注在地图上，则晚明两京十三省1260处知名旅游景点分布如图2所示。晚明旅游资源分布广泛，但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并形成“北京—西安—成都”与“南京、杭州—桂林”两大旅游资源带。长江中下游流域经济文化较为发达，交通便利，在旅游资源形成的自然与人文条件上有比较优势，其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都较丰富。“北京—西安—成都”景点资源带大致处在中国第二级与第三级地形阶梯、第一级与第二级地形阶梯(成都)交界处。在地形阶梯交界处，地形复杂多变，多奇峰峻岭，形成许多名山旅游资源。“南京、杭州—桂林”景点资源带则大体与第三级地形阶梯东北—西南走向山脉的分布一致，因而在这一地带也有较多名山旅游资源。晚明旅游资源又主要集中在桂林府(治临桂，今桂林)、应天府(治南京)、杭州府(治钱塘，今杭州)、成都府(治成都)、西安府(治长安，今西安)、苏州府(治吴县、长洲，今苏州)、汉中府(治南郑，今汉中)、永州府(治零陵)、顺天府(治北京)等地，并形成了“应天府-杭州府”、“桂林府—永州府”、成都府等为中心的三大旅游资源区。这些府集中了约晚明两京十三省景点的四分之一。这些府的自然环境较好，府治历史悠久且大都为全国性或区域性都会，在旅游资源形成与开发条件上有优势，因而旅游资源富集。桂林府知名旅游景点最多，为45处。桂林府远离全国经济文化中心，其府治临桂还算不上全国性的大都会，旅游资源富集主要缘于“桂林山水甲天下”的资源禀赋优势。“应天府—杭州府”为中心的地区旅游资源最为富集，除自然条件较好外，还缘于“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的人文优势。有明一代，“应天府—杭州府”为中心的地区一直是全国经济文化重心所在。四川虽然在地域空间上相对封闭，但成都府历史文化积淀较深厚，并具有“天府之国”的自然与人文优势，因而旅游资源也富集。
4.2 不同类型旅游资源的地域分布
图2 晚明(1582年)旅游资源地域分布
Fig.2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resources in the late of Ming Dynasty
山岳型旅游资源的地域分布与旅游资源总体的地域分布大体一致，其分布特征形成的原因前文已述及。岩洞型旅游资源主要分布在湖广、四川与广西；泉石类旅游资源主要分布在南直隶、湖广、四川、陕西与山东。河湖类旅游资源主要分布在湖广、南直隶与四川。以上旅游资源分布状况主要是自然地理条件决定的。湖广、四川与广西，多天然溶洞；南直隶、湖广、四川多矶石，陕西、山东自古多泉，如明代山东济南已有“七十二泉”[24]之说。古迹类旅游资源则主要分布在南直隶、四川、湖广、河南、陕西与北直隶(相当于今北京、天津以及河北大部和河南、山东的小部分地区)等地区。这些地区历史文化积淀相对厚重，因而古迹类旅游资源富集。
5 结论
旅游资源的类型结构不仅取决于区域环境，而且取决于旅游者行为偏好与审美情趣。明人耽于山水，好怀古，乐游寺观。明人所喜爱的“山水”并非自然之山水，而是人文化的山水。正如明人钟惺所说，“一切高深，可以为山水，而山水反不能自为胜；一切山水，可以高深，而山水之胜反不能自为名。山水者，有待而名胜者也：曰事，曰诗，曰文。之三者，山水之眼也”[25]。只有被人事与诗文人文化了的山水才能成为名胜。人文山水成为晚明旅游资源的最主要部分，古迹与寺观成为晚明人文旅游资源的最主要部分。这一类型结构与中国传统的旅游资源的类型结构相一致。晚明是一个“天崩地坼”的时代，资本主义萌芽，各种思潮激荡，封建统治式微，但晚明旅游资源的类型结构与传统旅游资源的类型结构的一致，说明传统旅游文化具有稳定性。这一结构特征一直影响到今天旅游资源的开发，人文山水、古迹、寺观依然是旅游资源中最具魅力的部分。晚明旅游资源的类型结构也受明人对旅游资源认识的影响，作为现代旅游资源重要组成部分的文艺与节事活动、旅游商品等，在明代有旅游资源之实，而无旅游资源之名。这不是由于《三才图会·地理》与《名山胜记》的局限，而是在明人意识中，旅游资源主要是用于观光游览的吸引物。
明代(主要是晚明)虽为中国古代旅游发展的巅峰时期[6，26]，但旅游资源的开发仍处在自发阶段，主要还是旅游成景，即游人多了自然就成了旅游景点。由于晚明旅游资源的开发仍处在自发阶段，旅游资源的类型结构与地域分布格局主要取决于自然、经济条件与人文活动，自然、经济条件优越，人文活动频繁的地区则旅游资源富集且类型丰富；旅游资源的地域分布与地域经济、文化的发展大体为正相关关系。而现代中国旅游资源的开发则向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扩散，成为促进落后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举措。
注释：
①即京师(北直隶)、南京(南直隶)及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浙江、江西、湖广、四川、广东、福建、广西、贵州、云南等布政使司，为明廷实际管辖区。明代政治版图还包括奴尔干都司、朵甘都司、乌思藏都司及哈密诸卫等地，这些地区属羁縻性质。
②南直隶大致相当于今江苏、安徽、上海两省一市；湖广相当于今湖南、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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