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中“多余的人”形象的演变_多余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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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余人”是19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形象，出现在当时诸多优秀作家的代表作中。从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莱蒙托夫塑造的“当代英雄”毕巧林，到赫尔岑的《谁之罪？》中的别里托夫、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和拉夫列茨基等，“多余人”的形象逐渐变得鲜明和丰满。尽管这些俄国作家笔下的多余人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个性气质和思想观点也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是贵族知识分子中的先进代表，空有抱负却没有用武之地。这种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的相似性使他们构成了现实主义文学不朽的“多余人”形象系列。

一

“多余人”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记》中，后来被俄罗斯文学界和批评界用来称谓具有类似奥涅金的性格气质和历史命运的那一部分贵族知识分子。“多余人”之“多余”是指贵族知识分子相对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关系而言，他们具有思考能力，智慧过人，但却无法脱离他们委身于其中的社会现实并采取行动，或者，按照赫尔岑所说，他在其所安身立命的环境中是“多余的人，他并不具有从这种环境中脱身出来的一种坚毅性格的必要力量”①。他们受到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启蒙，善于独立思考，对社会、生活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都试图发现生活的真理和寻找内心的和谐与自由，但是却屡屡受挫，以至于无法适应现实生活而被现实生活拒之门外。

“多余人”之所以会“多余”，是由当时的时代特征和知识分子自身的特点决定的。19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正处在一场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之中，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浪潮席卷俄罗斯，特别是1812年卫国战争和1813至1814年的俄军西征对俄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青年贵族军官接受了欧洲的民主思想，又在西征中亲眼看到了西方先进的文明、民主的制度和发达的生产力。在他们的影响下，贵族知识分子纷纷成立自己的组织团体，普遍对俄国社会的现状表示不满，并开始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失败使贵族知识分子社会变革的热情消退，沙皇政府则变本加厉地加强控制。在这一动荡的历史过程中，贵族知识分子始终充当着这个时代的思考者和领路人的角色，试图唤醒俄国人的自我意识和独立精神。他们向来喜欢追问“谁之罪”和“怎么办”，因为他们“固有一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追求精神理想，不满足于平庸的物质生活”②。他们总是幻想用自己的知识和思考去解决社会现实中的种种实际问题，但结局往往是不幸和无可奈何。这种特点决定了俄罗斯贵族知识分子彩虹般美好理想和生活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也就是“多余人”之“多余”的根源。所以，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当贵族知识分子的软弱、犹豫不决和无力积极干预生活成为社会前进的障碍时，具有清醒的理智和实践能力的平民知识分子就取代了他们。由此可见，时代特征和俄罗斯贵族知识分子的特点共同促成了“多余人”作为客观人物的出现，而“作家只不过反映了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一种典型罢了”③。所以，19世纪的“多余人”是当时的俄罗斯社会现实与贵族知识分子之间冲突的结果，是俄罗斯贵族知识分子对现实生活进行的一种反应方式，是他们在那种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的一种生存状态，体现了现实主义作家对当时时代特征和人物特点的理解与把握。

二

20世纪的俄罗斯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苏联。从20年代中期开始，俄国人民便处在动荡的政治旋涡之中，在斯大林模式的一言堂意识形态话语的高压下，失去了个性、自由和思想。之后，在漫长的几十年间，大部分俄罗斯知识分子都经历了短暂的欣喜、彷徨与怀疑、失望与痛苦，最终选择的是逃亡或精神的放逐。面对一元化语境，背负社会责任和历史十字架的俄罗斯创作知识分子要用自己的作品说话。作家们让笔下的主人公成为知识分子，成为“把自己放在人、人类、民族、人民、无产阶级、生物或其他类似存在的位置上的思想家”④，让他们依靠自己渊博的知识来分析、思考、领悟、改变这个世界。

我们惊喜地发现，“多余人”和一系列类似“多余人”的形象出现在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中，从不同侧面反映了20世纪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一方面，这是由于俄罗斯文学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不断延续的缘故。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虽以反传统的面目出现，却表现出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整合俄国文学、外国文学文化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另一方面，这是由相似的时代特征造成的。在封闭、压抑、不自由的历史环境中，俄罗斯知识分子既遭到当局的压制，又遇到被统一的舆论所催眠的民众之不理解，然而他们依然坚持自己的良心和社会责任感，坚持思考。第三，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俄罗斯敏感而具有良知的创作知识分子修正压抑的生存环境的一次尝试。作家们尝试通过揭示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来反观社会现实。于是，新“多余人”出现了。

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作家安·比托夫在《普希金之家》中成功塑造了廖瓦·奥多耶夫采夫的形象。“普希金之家”即位于圣彼得堡涅瓦河畔的俄罗斯科学院普希金文学研究所，作品主人公廖瓦·奥多耶夫采夫就是这个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他从小受到正规的学校教育，失去了个性和独立的思想，只会按照别人的和现成的思维模式去思考。他的父亲从一开始就把严酷而丑陋的真相隐藏起来，只教他虚无空洞的理想主义，让他一直生长在幻想世界里。“解冻”时期的一天，他素未谋面的祖父突然回到家里。祖父莫杰斯特·普拉托诺维奇·奥多耶夫采夫喻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出现的精神贵族、知识分子精英。他个性自由，执著地为自由而斗争，曾因反对当局对人的精神压迫而被判流放。多年的流放生活并没有把他变成精神奴隶和顺民。流放归来后，老奥多耶夫采夫依然坚持其反对僵化的体制的立场，提出不同于官方的异端思想，因而被驱逐到生活的边缘。通过与祖父的交流，廖瓦尝试着抛弃幻想，去思索人生和寻找真实的自我。但是，幻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让廖瓦变得迷惘，他只从祖父那里接受了一些他认为必要的思想。廖瓦有才能，会思考，善推理，但沉湎于童话式的理想而不懂生活。他曾是一个有才干的年轻人，但充斥社会的恶与危险却慢慢地消磨了他的天赋，他变得害怕思考、害怕表达自己的思想，害怕成为当局批判和打击的靶子。他的创作也是虚幻的，是对虚假现实的模仿。类似廖瓦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当时的苏联还是很多的，这与“解冻”前后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这就是著名诗人叶·叶甫图申科所谓的“二十大的孩子”。

“解冻”思潮虽然试图以文艺的“解冻”带动社会的“解冻”，以自由思想的启蒙反抗意识形态的压制，但最终却没能如愿。“解冻”仅仅停留在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及其社会结果的层面上，却未对斯大林建立的僵化的苏联体制存在的深层原因加以追究。从这个意义上讲，“解冻”也仅仅是短时间的“解冻”而已，它并没有达到彻底反思的目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加紧控制。而当时该集团对西尼亚夫斯基、达尼埃尔、布罗茨基等持不同政见者的政治制裁很容易让人联想到30年代的政治运动。60年代末至70、80年代的所有这些事件都清楚地证明了苏联官方的社会理念与强权体制的不可分离性，以及相应的将苏联体制视为社会进步的最高形式、人类历史最为理性和可控制阶段的虚妄性⑤。在这种源自“波将金村庄”⑥ 的崇尚虚假的社会现实之下，廖瓦的真实思想是不可能被承认的，相反还会招来祸端，他只好回避、放弃，慢慢地失去自我，成为一个多余人。廖瓦的形象突破了苏联官方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的窠臼，使知识分子恢复了思考能力和对生活的洞察力，回到知识分子体悟生命、探索真理的存在主义状态之中。耽于幻想的廖瓦尚可苟活在充满虚伪和假象的尘世，而学会了思考的廖瓦却看清了生活的真相，变得更加害怕思考，甚至不见容于整个社会。

三

同样，在《地下人，或当代英雄》、《命运线，或米拉舍维奇的小箱子》等小说中也出现了一系列知识分子形象，他们是对廖瓦这一“多余人”形象的发展。比如，马卡宁在《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中刻画了一幅20世纪“当代英雄”的肖像。小说所反映的时代是苏联解体前后的社会生活。彼得罗维奇是一个在苏联停滞时期“受迫害的有才华的作家”，因作品得不到承认，无法出版，而面临生活的窘迫境况。为了谋生也为了保持自我，他避开一切正式的工作，蛰居于生活的边缘。他在一个筒子楼里当上了看门人，替出远门的客人看家。其实，彼得罗维奇并不是没有可能发表作品，只要他肯妥协、肯修改作品，他也许早就成为一个著名作家了。在改革到私有化的进程中，有的地下人学会了媚俗，遇到了好的机遇，争先恐后地“往地面上窜，刚醒过闷来就开始捞取、攫取、获取昼光下的名声(并且成了名声的奴隶，成了历史的残废)”，而彼得罗维奇却依然如故。他不需要给自己找补些什么。即使有人想给他出书，他也都婉言谢绝，因为他已经不想发表作品、不想当文学的附属品了。他的边缘生活让他独立，让他满足。然而，彼得罗维奇的看门人工作很快也失去了。住房实行私有化后，他被赶出了筒子楼，进了精神病院。彼得罗维奇虽有才华却无处施展，在苏联时期和苏联解体后都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与新旧秩序始终格格不入，因而成为一个生活在边缘的人，一个地下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一个与时代无法相融的人。但是，与19世纪“多余人”无力逃脱周遭的环境相比，他没有像奥涅金一样在尘世中堕落，而是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性，与现实世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的“多余”是主动选择的结果，是他在世界中为自己选择的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生存状态。因此，他只是一个与“多余人”类似的人物。准确的说，他就是一个“边缘人”，是作者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与发展。这部小说的副标题为“当代英雄”，取自莱蒙托夫的同名小说，大概就有此意吧。

接下来，再来看看第一届俄语小说布克奖得主哈里托诺夫对“多余人”进行的新阐释。他的获奖作品《命运线，或米拉舍维奇的小箱子》的主人公之一——利扎文是一名教师，正直善良，而又多愁善感，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但是生活并没有因此而厚待他：他的父亲因为某一政治事件的牵连受到批判，忧郁而终；母亲为丈夫的去世而痛苦不已；他在火车站救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女人，却被别人误会，给他打了小报告，以至于他不得不靠出卖自己获得解脱；看到薇拉老太太的悲惨遭遇，他更加厌恶势利的人们，开始躲避人，不与人交际，经常独来独往。经历了一次次的打击，利扎文变得迷惘了。到底这个世界还有没有真、善、美？为什么人们都变得如此现实和丑陋？在对现实生活几乎彻底失望后，无奈的利扎文只好整日埋头整理、思考和分析米拉舍维奇的手稿。不久后，母亲也去世了，家里了无生气。后来，他搬了家，换了工作。为了躲避他人，他情愿到图书馆工作，因为在这里他不必与人交往，他是自由和安全的，拥有个人的独立空间，可以尽情地想象和思考。他继续着对米拉舍维奇的研究，与他对话，思考生活和生命的意义。同时，利扎文也逐渐地陷入一种由于过度疲劳而引起的精神病人的虚幻状态中。由于对现实生活感到失望，利扎文觉得现实生活已经没有意义了。他整日浑浑噩噩，出门就会感到不适，只好每天躺在长沙发上懒得起来。一个叫柳霞的女人常来看他，照顾他。利扎文决定与她结婚。虽然他试图追求爱情和幸福，但是却不知他与柳霞之间有没有真正的爱情。他挣扎着生活，身体也日渐衰弱。

利扎文作为一个人物形象带有明显的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印记，可以说，他身上同时有着奥涅金、毕巧林和奥勃洛莫夫的影子，是一个苏联体制下多余的人。主人公利扎文生活在“专横暴虐地支配人的行为和良知”、用“超越人的良知所能容忍限度的经济和仕途的盘算乃至专业利益”⑦ 来对待知识分子的时代。在外部环境的压迫下，他们只能思考，却从不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变成铅字，也不与公众交流，甚至不再有固定的工作，“把住房、职务、有影响力的岗位、杂志的版面”都留给别人，自己蜗居在窄小的房子里，靠打点零工过活。尽管置身于这种生存状态，利扎文仍然清醒地认识到了俄罗斯知识分子自19世纪以来形成的远离具体生活实践的缺陷。利扎文认为，“所谓高尚的知识分子先生们的不善实践”⑧ 令人生厌，他们不干预实际的事情，却把知识分子应有的立场都让给了那些无赖坏蛋。于是，他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周旋于体制与自由之间，对外部环境做出让步，甚至把虚伪作为苏联知识分子可悲的求生方式和自我保护手段。可见，利扎文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形象，他的身上一方面有“多余人”的影子，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在积极努力改变他周遭的环境，努力探求知识分子自身的特点和生存之道，尝试着使自己不“多余”。正是这些对知识分子的探讨使利扎文的形象具有了一种自我剖析、自我颠覆的特性，使其突破了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多余人”形象的框框，带上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特色，得以后现代化。

米拉舍维奇作为小说的第二主人公，也具有“多余人”的气质特征。十月革命时期，年轻的米拉舍维奇因被牵连进一起谋杀案而入狱。出狱后，他搬到外省小城斯托尔贝涅茨市居住，并在那里开始了文学创作。米拉舍维奇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青年时代曾经呼唤革命，并实践革命。然而，米拉舍维奇亲眼看到社会动荡中自发势力所引发的暴力及其对法制的破坏，亲身感受到了世态炎凉。他以知识分子特有的敏感捕捉到了社会动荡对人的愚化和人们道德的滑坡，却又无能为力。在经历了一系列人生变革之后，特别是认识到社会动荡中的暴力和“革命”新贵们主张的欺骗性之后，他开始思考，换了一种全新的、有点类似于隐士和圣愚的生活方式，遁入自己的理想世界。他生活在世俗世界的边缘，冷眼看着这个世界，成为一个局外人。

四

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的这四个主人公对社会现实的反应并不完全相同，廖瓦的堕落、彼得罗维奇的逃避，利扎文的失望与挣扎，乃至米拉舍维奇的精神放逐都反映了俄罗斯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状态。他们永远找不到自己的立足点。因为，知识分子脚下的立足点“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他们的价值是精神上的……本领、知识、方法、技能和才干只是游移不定的、转瞬即逝的财富。”⑨ 所以，他们在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下，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并因此而失望、逃避、精神放逐，成为多余的人。但是，他们的“多余”又与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多余人”不尽相同。19世纪上半期的“多余人”不具有形成一种坚毅的性格所必要的力量，无法从其安身立命的环境中脱身出来，不得不浪迹于上流社会。后现代语境下的“多余人”则呈现出个性化的趋势，呈多元化发展。

在前面分析的四个主人公中，廖瓦与传统的“多余人”形象最为接近，他对现实不满，尽管多次尝试却依然无力从其周遭的环境中逃离出来，只能被动地苟活于世间。因此，有批评家称“廖瓦是比托夫笔下的当代英雄，是毕巧林和普希金《青铜骑士》中的叶甫盖尼的杂糅”⑩。他的“多余”呈现在无助的个人与蛮横的专制当局间的冲突之中，其实质就是无力改变现实以及因此而产生的逃避、失望的心理。他与奥涅金、毕巧林等人物一样，成为时代的“多余人”。相形之下，马卡宁笔下的彼得罗维奇就显得理智而独立，他依靠自己的主观判断去感悟世界，当他意识到这个世界与他不相容、而他又无法改变世界的时候，他选择了躲避一切，成为边缘人。哈里托诺夫笔下的利扎文是这个四个主人公中最具自我意识的形象，一方面，他想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多余状态，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在现实面前低头，但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理想。他的身上似乎永远具有两个悖论似的特征：其一是外界使他成为“多余人”，其二是他自身又在不断地消解这种“多余人”特征。正是这种悖论让他成为一个后现代化“多余人”。米拉舍维奇则深感自己与社会生活的格格不入，并因此而逃避和遁世，完全与现实世界脱离开来，陷入理想世界之中。他们面对现代社会的种种压制和弊端无可奈何，只好选择处在“多余人”的状态，独善其身，冷眼旁观。一个多世纪以来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传统和经验给他们提供了参考，让他们学会了如何生存，如何在自己与现代社会之间寻找平衡。因此，相比之下，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的“多余人”在自己的生存状态的选择上表现出了更多的主观色彩。诚如杜勃罗留波夫所说，“跟着时序的流驶，跟着社会意识的发展，(多余人——作者注)这个典型也在改变它的形式，对于生活形成了另外一种关系，获得新的意义。”(11)

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的“多余人”形象不仅成功地继承了其现实主义文学在人物塑造上的传统，还将传统与后现代主义创作理念和形式手法结合起来。后现代主义文化向来以多元化观念标榜自己，总是尝试取消一切事物的界限。这一观念表现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就演化成为“反英雄”、去身份属性的趋势。在上面分析的几部小说中，这种去属性化的演化趋势开始(在廖瓦的形象上)是不着痕迹的，接着便愈演愈烈(在彼得罗维奇、利扎文、米拉舍维奇形象上)，人物形象的典型性特征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他们的个性化特征。此外，这些从俄罗斯文学传统中走出来的人物形象又要借助于后现代主义小说理念和形式手法来塑造。比如，作为知识分子，利扎文在小说中的思考始终是独立于作者意识之外的、对话式的、开放而动态的；他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和思维虽然背离当时的强势意识形态、背离人的正常生存状态，却使他拥有相当大的话语空间和自由度——在无意识的作用下，他可以顺利地逃离作者的权力范围，成为具有巨大颠覆力的人物。米拉舍维奇这个人物以一种虚幻的形象出现在利扎文的意识中，消解了苏联官方文学人物形象固定、面孔单一的定势。《地下人，或当代英雄》在相对独立的篇章之中漫游，廖瓦身上也折射出一种特殊的作者与人物的关系。从这些人物的思想与表现可见，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在延续“多余人”形象的同时，在“多余人”形象的塑造上也进行了创新，让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实现了有机的结合。

因此，可以说，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并不是什么无根之水、“坏文学”(12) 和虚无主义的时尚(13)，而是坚实地站在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扬弃和发展的一种文学新流派。肇始于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多余人”形象始终与时代脉搏紧紧相连，得以“后现代化”。

注释：

①赫尔岑：《赫尔岑论文学》，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63页。

②弗兰克：《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徐凤林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3页。

③蒋路：《俄国文史采微》，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年，第421页。

④利奥塔：《知识分子的坟墓》，见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谈瀛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16页。

⑤Лейдерман Н.Л.и Липовецкий М.Н.Современнαя русскαя цмерαмуре.кн.2:семцесямые оы ( 1968—1986) .М.,Эдиториал УРСС,2001,с.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