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世的悲哀：张爱玲的日常生活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常生活论文,悲哀论文,哲学论文,张爱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俗世中的欲望运作方式
张爱玲小说文本对繁富的日常生活景象的展示给众多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沉溺于宏大叙事（民族国家、历史、革命）之中的主流作家不同，她构筑的文学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以日常生活为主体的世界，与迫在眉睫的时代的重大问题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暖昧关系。她的创作高峰期与日军占领上海的沦陷时期恰好叠合，但人们从她的作品中很难找到抗战救亡等主题（应该考虑到，在沦陷区的出版物中表现出反日倾向是一种禁忌，但张爱玲本人也缺乏抒写这类宏大叙事的兴趣），甚至连隐微的暗示都很难觅见。这儿谈论的日常生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载体和基础，没有它，任何轰轰烈烈的政治社会变迁就根本不可能发生。与动荡不宁的社会政治格局相比，日常生活呈现出较为恒定、持久的特性。但张爱玲小说中的日常生活世界并不仅仅只是吃喝拉撒、婚丧嫁娶等活动平面化的境像，在剔除了流行的政治话语的重彩浓墨后，她刻意展现的是人生超越特定时空限制的基本体验型式，并藉此喻示出她自己独特的人生价值取向。
我们先从张爱玲对中国人日常生活方式的观察入手。在那篇洋洋洒洒、以外国读者为对象的散文《中国人的宗教》中，张爱玲从中国文学中弥漫着的悲哀和虚无情绪入手，精要地描述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以及它与信仰基督教的欧洲人所禀有的人生态度间的巨大差异。在她看来，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人一旦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便大大地作乐而且作恶，闹得天翻地覆”。[1]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人却不是这样：
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认为人一年年活下去，并不走到哪里去；人类一代一代下去，也并不走到哪里去。那么，活着有什么意义呢？不管有意义没有，反正是活着的。我们怎样处置自己，并没多大关系，但是活得好一点是快乐的，所以为了自己的享受，还是守规矩的好。在那之外，就小心地留下了空白——并非懵腾地骚动着神秘的可能性的白雾，而是一切思想悬崖勒马的绝对停止，有如中国画上部严厉的空白——不可少的空白，没有它，图画便失去了均衡。不论在艺术里还是在人生里，最难得的就是知道什么时候应当歇手。中国人最引以为自傲的就是这种约束的美。[2]
这堪称一种世故练达的人生态度，早已褪尽了蛮野鲜活的气息。的确，由于彼岸世界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处于可有可无的位置，因而能够在现世中求得“快乐”，获得“享受”，“活得好一点”等等，自然而然成了中国人此岸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而要顺利达成这一目标，关键是要有分寸感，不能让感性欲望肆意妄为，必须使它的运作方式受到规训，使其内在化，让他们明白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臻于自我约束的境地。
这种人生态度在张爱玲创作的时代格外鲜明地显现出它的价值。那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乱世，战争、革命使古老中国文明体系彻底趋于瓦解、崩溃。这给人们的生活平添了空前险峻的压力和幽黑的背景。张爱玲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3] 乍看之下，人们或许只会将它作为一个年轻女子不无撒娇意味的作秀，一种急于出人头地的大胆袒露，但它背后潜藏着更为深远的思虑。她接着说：“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4] 整个大地都将撼动，生存的根基将被连根拔起，因而未来不但是云遮雾绕，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而且凶兆频现。在这种情形下，只有捏拿得住的当下的生存才是最可靠的，而如何在其间求取舒适与快乐才是最可贵的——这种至高的人生智慧，也是人生意义之所系。
由此可见，张爱玲在创作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试图为身陷乱世中的人们找到安身立命和一种欲望得以迂曲满足的方式，而这又是通过对现代都市人艰窘的生存境遇的精细描摹达成的。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男主人公振保的情爱经历典型地体现出张爱玲笔下人物为人处事的主导方式。振保早年留学英国，学成回国时他在情感世界上却还是一片空白。不久，一个偶然的机遇他与朋友王士洪的妻子王娇蕊双双坠入了情网。娇蕊在伦敦就学时便是个交际花，但这次她对振保动了真感情，并下决心和远在新加坡经商的丈夫离婚。但在这一关键时刻，振保退却了。从表面上看，振保没有家累，应该说没有什么无法逾越的障碍，但他最终还是怯步了。
人们要问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振保甘愿割舍这一段真情呢？
依照作品的交代，他主要是不想让母亲伤心，不想触犯保守的社会氛围。如果振保率性与娇蕊成婚，在众人的目光中他便失掉了为人处事应有的“分寸”和“约束”。此外，振保在潜意识中从来没有打算娶娇蕊。依照中国传统的伦理准则，娇蕊无疑是个轻浮妖冶的女人，这在振保和她第一次相遇的场面中便描写得淋漓尽致。娇蕊这样的女人虽然不适合做妻子，但作为一个情人却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小说开篇的几句话便将男人心目中的这两种类型的女人点染得分外鲜明：“振保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他说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5] “圣洁的妻子”和“热烈的情妇”间的差异体现了中国社会里公共生活与个人私生活间不可弥合的巨大鸿沟。与娇蕊的关系对振保而言至多是一场艳遇，一场不太沉重的情感游戏。世俗利益的算计浇灭了爱的火焰，他开始循规蹈矩地结婚、生养子女。富于反讽意味的是，正因为有了先前那浓烈的情爱经历的衬托，振保的婚姻生活显得极为苍白、灰暗、乏味。为了排遣心头的郁闷，他开始在外面嫖妓，而妻子的不忠行为更使他恼上加恼，索性成天在外鬼混，活脱脱成了一个浪子。难道此刻他真的脱胎换骨，奉行着张爱玲所说的欧洲人在丧失对上帝信仰后那种“闹得天翻地覆”的生活方式？难道他真的偏离了中国人生活的常规，在异常的生活中觅得了新奇的体验？没有。这只是短时间的偏离，他根本没有那么巨大的心理能量。最后，振保还是乖乖地回到了原有的生活轨道上。他总得考虑到周围人的目光，那是他生活的主要场域。张爱玲在小说结尾只用一句话便交代了这一预料之中的逆转：“第二天起床，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6] 这句话貌似平实，但将振保的人生转折写得颇为惊心动魄。浪子是回头了，继续做“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7]
振保这类人物，尽管个人生活中不乏种种曲折的“传奇”，但最终都毫无例外地显露出为现世生活制约的本相。学者李今将他归于“城市俗人群”中的一员，认为他们的特性表现在“具有较多的人性，讲求实效和世俗的算计，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或性的目的而奋斗”。[8] 这里你找不到完整、率真、酣畅的情感联系，一切都像是盆景中经过了精心修剪的虬枝，曲曲折折，歪歪扭扭，遮遮掩掩，吞吞吐吐。民国时期名躁一时的“性博士”张竞生认为，“人类本性，爱之，必爱到其极点；恨之，必恨到其尽头。这些才是真爱与真恨。爱之而有所不尽，恨之而有所忌惮，这些不透彻的爱与恨乃是社会人的普遍性，而不是人类的本性。”[9] 而这正是张爱玲着力描摹的在俗世中挣扎的都市人欲望的运作方式。正因为它如此曲折、迂回，张爱玲在早年便发出了如下警句式的喟叹：“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10] 欲望遭受如此的阻遏，它使原本流光溢彩的生活变得灰暗无趣，也使人们难以品尝到生命的大悲大喜。
这便是张爱玲搭建的日常生活的平台，它上演的是一幅幅灰暗的人生戏剧。对她笔下那些人物而言，生存由第一需要成了惟一、绝对的需求，它遮掩、屏蔽了其他的向度，包括精神价值和情感的追求。为了生存，他们的欲望不得不屈从于社会秩序和伦理法则，不得不妥协、退却、忍让、割舍。在此，日常生活并不是一个自由的场域，它有着自身一整套复杂的规则，本身便构成了一种体制性的存在。在貌似亲和的氛围中，它铸造出极富压抑性的锁链，将一切与其相悖的因素无情地摒除。
二、对理想主义和超验价值的拒斥
正是在对人们日常生活中欲望运作方式进行精细考察的基础上，张爱玲奠立了她的日常生活哲学。它将振保等人虚与周旋的世界确立为惟一的实在，并将从中获得最大程度的世俗欲望的满足视为至上的价值目标。而为了维系这种单向度的日常生活哲学的有效性，必须拒斥理想主义和超验价值的侵扰。
张爱玲选取的切入点是她本人的战争经验。尽管其描写的重心是上海与香港两城市民的日常生活，但这不排除它涉及到战争等重大灾祸。她与茅盾、巴金等主流作家的差异并不完全在于表现的题材，而在于描写的态度。她并不想探索战争的政治或意识形态涵义，战争的震惊性体验为她洞观人性提供了一个绝好的窗口。张爱玲敏锐地察觉到，人们在战争的惊惶中“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事实是如此。”[11] 而这是热衷于守护神圣的精神价值的人们最不乐意想到、见到的，他们会想出各种理由、找出各种证据进行反辩，但张爱玲觉得这才是生活不加掩饰的真相。
在这种情形下，只有在俗世中成功地生存的人才配得到最高的褒奖。从此出发，“适者生存”自然而然地登上了价值序列的最高秩阶，张爱玲的话可谓一语中的，“可是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12]
在那个时代，在那个高扬革命、民族解放、个性自由的年代，这句话似乎上不了台面。但张爱玲并没有这种顾忌。在她的眼里，俗人并不是杀气腾腾的恶棍，只不过他们的言行举止以现世的生存为最高鹄的。她论及的“上海人”是现代世界中俗人的楷模，他们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13] 而这一“奇异的智慧”正是俗人的标签，它使他们在俗世中最大限度地求得欲望的满足，尽管从审美角度着眼，它显得相当猥琐，卑微，染带着病态的细巧。
自然，俗人也有他们的感情，但不会是那种动天地、泣鬼神的无条件的爱。张爱玲冷眼观察这种不计后果、不计成本、全身心投入的爱，并用嘲讽的语气写道，“无条件的爱是可钦佩的——唯一的危险就是：迟早理想要撞着了现实，每每使他们倒抽一口凉气，把心渐渐冷了。”[14] 而她脍炙人口的《倾城之恋》便对理想中的男女之爱作了无情的颠覆与嘲谑。
单从这篇作品标题中的“倾城”来看，它似乎喻示着将描述一个男子追求绝色女子的传奇式经历。从汉语语源学考察，“倾城”与“倾国”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成语，指绝色的女人，她能使男人（尤指君王）如痴如醉，为了得到她，男人心甘情愿地将其他的一切（包括国家）置之度外。因而绝色的女人常使一个国家倾覆。这一现象从政治、伦理的角度成了古代君王放纵情欲、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典型例证，但从审美的角度上看，它体现出一种情感上的极致状态，让人在作道德上非议的同时也心生几分艳羡。然而，这种对女性无条件的爱在张爱玲的笔下消失得无影无踪。范柳原和白流苏两人，“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人，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5] 他们之间在香港浅水湾所作的只是一连串的高级调情，将两人粘合在一起是特殊、具体的生存境遇，并没有炽热燃烧的情欲。他们在那堵“灰砖堆成的墙壁”前的那番谈话再清楚不过地展示了这一点。范柳原说，在文明的末日，他们如果还能在此相遇，那时候“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16]
正如李欧梵先生指出的那样，这些话是一种富有反讽意味的表述，“真正的爱只有在世界末日才有可能，在那个时间终端，时间本身便不再重要。”而从这番话中可顺理成章推出如下结论，“在现代世界里，爱是没有最终结局的，因此也就根本无所谓什么‘永恒的爱’。”[17] 海誓山盟的爱的表述尽管只是深陷于情爱热狂中的男女的谵语，但它祈愿式的语句再清楚不过地传达了当事人在那一瞬间的心愿，渴望刹那间的爱成为永恒。而范柳原上述的表白接连用了两个“也许”，这种犹疑不定的假设语气足以使一切狂热、无条件的爱欲趋于瓦解，趋于消亡。最终使范柳原和白流苏结成夫妇的只是香港战事导致的机缘，一种现实生活中事先没有预料到、但又合情合理的现实选择：“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也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8] 在此，原本无条件的“倾城之恋”被彻底改写，那炫目的光晕消散了，余下的只是俗人在特定状况下的无奈选择，诗意的光晕在此荡然无存。
但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张爱玲是否展现了日常生活经验，而在于她是以怎样的方式来谈论、描述这一切的，她是否带着“问题”意识来看待这一切，并进而洞悉其背后深层的动因。人们发现，张爱玲实际上是采取了与日常生活认同的姿态，通过对政治与社会问题的规避，默认了现实世界的既定秩序和法则——这不能不被视为是一种保守主义的价值倾向。
日常生活就其表象而言繁富多彩，但它并不是纯然的表象，它不可避免地包蕴了一定支撑其运作的体制、结构。张爱玲几乎从来没有从正面谈论过政治问题，但从她对日常生活的迷恋与陶醉实际上（不管她是否清醒地意识到）隐含着这样一种态度，这种态度与倾向， 正如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所描述过的那样：它“倾向于把在偶然的具体形式下出现的整体环境接受下来，好像这就是世界的适当秩序，它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毫无问题的。”[19]
由于取消了批判性的问题意识，张爱玲在谈论人的俗世生活时，回避了社会、政治等敏感而尖锐的问题，转而从普泛性的人性与人的生存状态入手。在那篇回应傅雷批评文章而写的《自己的文章》中，她将“人生飞扬的一面”和“人生安稳的一面”作了鲜明的比照：
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带有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20]
显而易见，张爱玲清楚地意识到人生有许多动荡、不同寻常的时候，有多少逸出日常生活轨道的时候，但她着意强调的还是人生安稳的一面。在她眼里，当时出现的许多作品之所以不成功，就是因为它们一味弘扬“人生飞扬的一面”， 而忽视了作为前者底子的“人生安稳的一面”：“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21] 而作为“这底子”的正是人恒常的世俗性。
此外，张爱玲不仅凸现世俗性的优先地位，而且还赋予了它一种神性的光晕，一种大地母亲的造物主的地位：“而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女人将人类飞越太空的灵智拴在踏实的根基上。”[22] 实际上，这已不仅仅是对世俗人性的感慨，而且已经衍化成了以日常生活经验为基点的人生哲学观念。
从这一对人性与世界的蓝图出发，可以顺理成章地引伸推导出一种政治上的无为主义态度：既然人性是恒定的，任何有目的、有意识的社会变革实际上都是不必要的；至多它增添了一点自欺欺人的亢奋。在这一观照世界的方式中，依照曼海姆的看法，“现实，即‘此时此地’，不再是被体验为‘邪恶’的现实，而是被体验为最高价值和含义的体现。”[23] 既然现实中就蕴含着最高的价值，那变革还有什么必要和意义呢？
张爱玲的这种倾向，用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理论加以分析，从最直接的层面说，这是一种传统主义的行为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为人类所固有，“其最初的形式与神秘意识有关，‘原始’人固守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这与对带来变化的神秘的邪恶的恐惧密切相关。”[24] 相比之下，保守主义的情形要复杂得多，它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反应，而是“具有意义取向的行为，它总是以包含着不同时期、不同历史阶段、总是变化不居的不同客观内容的意义复合体为取向”，是“一种与孤立个体的‘主观性’相对立的客观的精神结构复合体。”[25]
对于沉醉在这活生生细腻感受之中的张爱玲，说出下面一番话一点都不让人奇怪：“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26] 这儿所谓的“清坚决绝的宇宙观”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人们所倡导的理想主义和超越于尘世生活之上的神圣价值。它是一种宏大叙事话语，竭力将零散的日常生活捏合为一个整体，为人们提供未来的目标，赋予一种意义。尽管它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但从总体构架来看，它具有超验的性质，无法从日常生活中直接推导而出。而张爱玲观察世界的方式正好与此截然相反，她认为：“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27] 即便在战争这样的非常状态下，张爱玲依然沉浸于那亘古长驻的世俗性之中。她并不关心战争的是非曲直，也不关心时局的演变，战争只是作为一个总体的背景而存在，映入张爱玲眼帘的还是那些俗人真切的小悲小欢，当然其中有和平时期所没有的鲜血、恐惧，但这些俗人对战事的态度，“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睡，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28] 没有人是英雄，而被误杀的佛朗士教授也不是英雄，他只是一个枪下的冤鬼。
突如其来的战争打乱了日常生活的恒定节奏，但它并不能取消日常生活本身；相反，紊乱的生活景象却更为浓缩、集中地体现出日常生活底部无从改变的根性。下面是一次空袭后的情景，张爱玲将它描绘得极为生动：
门洞子里挤满了人，有脑油气味的，棉墩墩的冬天的人。从人头上看出去，是明净的浅蓝的天。一辆空电车停在街心，电车外面，淡淡的太阳，电车里面，也是太阳——单只这电车便有一种原始的荒凉。[29]
“原始的荒凉”一语道尽了世俗生活的真谛。这里张爱玲采取的一种将历史事件自然化的态度，社会历史中由特殊境遇引发的灾祸在这幅画面中被抽空了其丰富复杂的社会、政治内涵，留下的是它超社会、超历史的自然化的形式。在这一观照世界的方式中，人间灾难的缘由不是语焉不详，便是被一笔带过，它们被纳入了那循环往复、无穷无尽的生活之流，在每一个个体面前显得那么恣肆狂放，诡谲莫测，个体从中得不到任何慰藉，孤独与死亡是他们人生途中最终的路标。张爱玲强调看重“人生安稳的一面”，日常生活哲学拒斥亢奋的理想主义、革命和超验的神圣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对世俗生活持倾心赞美的态度。在她的笔下，世俗世界是人生活的全部，是人无法逃避的舞台，无法超越的畛域，而她所描绘的那些普通人，“没有脱俗的理想，没有过人的理性，没有超人的毅力，没有超凡的美德，他们只不过按照世俗的要求，按照自己的常识处世行事，好与坏都被性格的平庸限制着，干不出惊人的事件，只配领略平淡无奇的生活”。[30]
综上所述，张爱玲对都市生活体验的描绘及其特有的感受方式与曼海姆所论述的保守主义的某些特征不谋而合：“它对质的东西的检验，它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经验方式，它在本然而不是在应然的基础上对事物的经验， 它与对历史发展的直线性经验相对的对想像空间关系的经验……它对‘有机’联合体高于‘阶级’的偏爱，以及其他。”[31] 尽管张爱玲对政治、社会问题一直避而不谈，也不想卷入政治漩涡，主观上也未必有心想站在某一特定的思想倾向或主义那儿，但她的作品所流露出的感受方式产生的客观效果不能不是保守主义的。
张爱玲完全沉浸于这个经验的世界中，而这个由日常生活经验所构成的世界并不是开放的，它具有一种强烈的封闭性，对一切超验的、神圣的东西拒之不纳，这在张爱玲谈自己创作的文章中也说得非常明确，“和恋爱的放恣相比，战争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有点强迫自己”。[32] 在这里，革命和战争一样，无由无头，成了一种从天而降的灾祸，人们只能被迫承受它，在里面不可能有任何积极的主体性创造因素。就这样，在张爱玲的经验世界中，革命也被自然化了，陌生，狰狞，隐隐地威胁着日常生活。
三、异乎寻常的震惊体验
的确，张爱玲笔下的人物从头到脚都浸渍在世俗生活的氤氲中，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没有超凡人圣的意志、卓越的才干和令人钦佩的品德；他们充其量只是一群在人生的旅途中驮着沉重的负荷疲惫地跋涉前行的普通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生活历程会一成不变，会没有一丝一毫的波澜，会没有几回突发性的异想天开。而正是他们那些逸出了日常生活轨道的举止言语，他们的心血来潮，使我们在震惊之余有机会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他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体悟到他们人性最深处的奥秘。
《封锁》便是向人们提供了这一震惊体验的典范性文本。一辆行驶中的电车因遇空袭而停在路中，陷于前不着店后不着地的尴尬境地。令人诧异的是，张爱玲所塑造的那些平日里精于算计的人物竟会在封锁的短暂时段里，演绎了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情感剧。吕宗桢和吴翠远两人，一个是银行的会计师，一个是大学的英语教师，他们在才智上都远高于常人，但就其性格、意志而言，他们依旧是张爱玲笔下那些不脱世俗根性的普通人。两人在电车厢里萍水相逢，但一见如故。先是一番半真半假的调情，两人的话题一下突进到隐秘的个人领域，最后竟不知不觉地谈论起婚嫁大事来。他们俩并不是天生的情种，不是勇敢无畏的人，但就在那一刻，平日里被压抑、蜷缩在暗角里的欲望一下苏醒，变得异乎寻常地兴奋。他们俩好像一下置身于世外桃源，禁忌松弛了，不可能变为可能，奇迹活生生地挺立在眼前，像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他们好像一下飞翔起来，目光变得澄彻无比，一下看清了自己往昔生活的乏味、卑微。
但那仅仅只是稍纵即逝的白日梦，吕宗桢倾刻从亢奋的高处坠落下来，一下回复如初，封锁开放的铃声惊破了吕、吴两人的白日梦，吕宗桢回到了车上原来的座位，在吴翠远的眼里，这意味着“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33]
张爱玲在《封锁》中描述的实际上也是这样一种相类似的震惊体验。它是在上海所打的那个盹里发生的，那个盹孵化出了“不近情理的梦”。正因为不近情理，才称得上梦；也正因为不近情理，才会给人些许震惊。尽管它稍纵即逝，但它显露出日常生活中不为人关注的暗角，一个隐伏着的裂口。张爱玲的作品从整体而言无疑描绘的是俗世中人们的生活常态，她曾说：“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34] 这似乎是一种借口，为她在作品中摒弃那些非常态的生活，拒斥理想主义和超验价值寻找充足的理由。然而，从她这句话的语气和陈述方式来看， 张爱玲并不是斩钉截铁，完全不容置疑的；相反，她留下了一定的余地，在有意无意间安置了一个缺口：那些非常态的人虽然不多，但毕竟还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和常人一样有着血肉之躯。
张新颖在谈到张爱玲作品中不时浮现的那些怪异的意象时认为：“这一类因素的介入，在文本的层面上，破坏了上下文之间联系的紧密性，造成了叙述的停顿或中断；在文本所指涉的现实层面上，以给予读者‘震惊体验’的方式，质疑和动摇了日常生活的逻辑、规则和秩序，乃至最后造成日常生活本身的断裂。”[35] 日常生活秩序的这一中断使另一个先前被重重遮蔽的世界的凸现成为可能：它是由人的自然欲望主宰的世界，它的满足与实现不再为日常生活的法则所拘囿，而臻于酣畅淋漓的极致状态。这种超俗的境界正是张爱玲笔下的人物不愿接受，也万分畏惧的。
乍看之下，张爱玲在《封锁》中提供的是一个反面例证，它表明体制化的日常生活并不是那么坚不可摧，那么铁板一块，它呈现出众多的漏洞与缝隙；然而，这类异常事例并没有成为对日常生活的结构产生颠覆效应的变革力量。和上文所引的波德莱尔诗中的那个稍纵即逝的陌生女人一样，它无法改变日常生活的基本型式和人们的欲望满足方式。那一异常的瞬间的确让人们瞥见了在俗世之外另有一个世界，但它们如海市蜃楼一般邈不可及。在经历了心灵的动荡之后，打开了的欲望大门又关上了，人们的心理趋于平静，更加顺从于现实生活的秩序与法则，隐隐闪现的罩着诗意的世界就此失落，就此被遗忘。从这个意义上说，此类震惊体验的出现与迅速消解反过来增强了日常生活原有的无所不包的巨大力量，成为它难以被超越、突破极富说明力的例证。
综上所述，张爱玲从她特有的日常生活哲学观念出发，通过对都市人在动荡岁月中日常生活场景细致详尽的描绘，展示出了她心目中人类具有普遍性的生存境遇。然而，这种对日常生活的展示以及寄寓于其中的旨趣，带有极大的局限性。 她凭藉其日常生活哲学所揭示的人性形态实际上只是生活中的一个侧面，而她极力拒斥的理想主义和超验价值，在人类生活中却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实际上，如果没有理想主义和超越现实世界秩序的价值形态，社会就失去了变革的动力，就将陷入死水一潭之中而不能自拔。而正是在对待人类精神深处蕴含的理想主义和超验价值关怀等方面，张爱玲的日常生活哲学显露出了它固有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