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整体性与世界性认识——西方史学家历史观念的一个共同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整体性论文,史学论文,世界性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法分类号】K09
在当代，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运用全球观点来撰写世界史已是西方史学家的一种共同趋向，而这种趋向在西方由来以久。
一、古典史学家对世界历史的认识
在西方，希罗多德被认为是第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史学家，他的著作虽然冠以《希波战争史》之名，但是他的视野与笔触，远远地超越了战争与政治的狭窄主题，涵盖了当时所知世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他的笔下，不仅当时世界各地的山川形势、气候物产得到描述，而且各个民族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语言文化、风土人情、服饰习惯、婚姻嫁娶、丧葬礼俗等，都得到了注意。他不是站在城邦的立场上来写历史，他的眼光和思想已经超越了城邦、帝国的狭隘界限。他不以希腊为世界的中心，也不把希腊以外的民族视为蛮族，他赞美东方的古风民俗，对东方文化和希腊文化一视同仁。正如史学家狄奥尼修斯所言：“希罗多德把历史提高到更高和更值得尊重的阶段：他决定写关于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民族的事情，但是他在自己的叙述中把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故事，欧罗巴和亚细亚的都结合到一起。”（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62页。）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希罗多德的世界史只是地理统一性的世界史，而非历史统一性的世界史。
此后，人们从罗马征服世界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人类历史的统一性，反映这种人类历史统一性的世界史便应运而生。公元前2世纪， 产生了古代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波里比阿。通过对罗马建立地中海霸权的全面叙述，波里比阿意识到，随着罗马的不断胜利，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单写个别的孤立的国家的历史或个别的史事、战争的历史，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只有将各事件与总体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起揭示出来，指出其相似点和不同点，才有可能认识历史的全貌。”（注：波里比阿《通史》，罗埃布古典丛书，伦敦1992年版，第1卷，第1节，第7—9页。）波里比阿这种新的视野和心胸，使他能够高层建筑、统观全局，对罗马征服迦太基、吞并希腊、进而统一地中海的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史实进行整体而连续的叙述，从而使《通史》一书具备了世界史的意义和规模。实际上他所撰写的世界通史是一部当时的国际关系史，以罗马政治制度的演变及其武力扩张为中心，主要叙述那些和罗马发生关系和纠纷的民族，反映它们之间的冲突和融合，所以《通史》一书还不是一部贯彻始终的世界通史。
总之，在古代，由于交通非常落后，各地区的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极为有限，他们心目中的世界，只能是以他们生活的地区为中心而构成，还不可能对世界有真正的了解。古代具有世界眼光的史学家撰写的历史著作，可以称得上是“世界史”的，都不外乎是描述以各自文明为中心的“世界历史”。
二、中世纪基督教史学家对世界历史的认识
公元4—5世纪，西方史学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折，正如柯林武德所言：“那时历史的观念由于基督教思想的革命性的影响而经过重新塑造。”（注：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2页。）在关于世界史的观念上，此时兴起的基督教史学不仅征服了古典史学的人本观念，而且也征服了希腊罗马史学中的地域观念。在基督教史学家看来，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因此他们不以任何局部的、特殊的历史为满足，要求写一部贯彻人类始终的世界史，一部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民族都包罗在上帝目的规划之中的世界通史。对此，苏联史学家科斯敏斯基指出：“基督教为了以宗教为基础把全人类联系到一起，竭力要超出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的界限，因此，它是世界史理论继续发展的沃土。”（注：叶·阿·科斯敏斯基《中世纪史学史》（上），东北师大历史系1986年内部排印本，第23页。）
在基督教世界观的基础上，圣·奥古斯丁创立了他的世界史理论——“善恶两元”及两种城市（国家）的学说。他从东方古老的波斯教的教义出发，提出：“世上众多人种，宗教德行、语言、武器及服饰虽各不相同，其实也不过只有两种社会。依圣经所记，我们称之为两种城市，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的。”（注：圣·奥古斯丁《上帝之城》，载《西洋史学名著选》，李弘棋编译，1984年台北版，第12页—115 页。）前者代表善与光明，后者代表恶与黑暗，宇宙中这两种力量抗衡的结果，必然是善战胜恶，上帝之城降临人间。历史的任务就是要追溯光明战胜黑暗的历史过程。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不再是人类的目的，而是由上帝所预定的，整个人类无一例外地朝着上帝规定的目标行进，不管你是哪一个民族。上帝之城是由所有的民族组成的，它的城楼高居于所有的民族之上。奥古斯丁的观点，不但完善了自赫西奥德开始在西方史学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关于历史发展的观点，而且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意义和方向性，肯定了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
在中世纪，基督教编年史学家不仅把奥古斯丁的学说付诸于构筑世界历史的实践，而且进一步发展了他的世界史理论，如德国史学家鄂图在奥古斯丁学说的基础上，糅合了当时流行的神学的目的论和政治的世界史编写的《双城史》，就是一部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所撰写的世界史。不仅如此，基督教编年史学家以《圣经》作为判断事实正误的标准，把世界历史划分为七个时期，并说明划分的各个时期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意义，以及基督教纪年方法的创造。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的世界史所要写的是“一种意义较为深刻的、普遍的东西的历史，一种格外普遍的东西的历史”，它要溯及人类的起源，述及各个民族如何产生，又如何扩展到全球的各个角落，并要记述文明兴衰的历史。即“基督教的启示便赋予我们一种对整个世界历史的观点，是上帝的无时间的和永恒的视野里所看到的那种从世界过去的创造到它在未来的结局”（注：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2页。）。这就不同于古典史学家波里比阿在《通史》中所确立的世界史体系。
但是，在新航路发现以前，历史学家们所写的已知的世界历史都存在着局限性：一是地理知识的局限，二是民族和宗教意识上的局限。历史学家把属于本民族或属于同一宗教地区的历史作为历史的主体或中心，如以罗马为中心，或以基督教世界为中心，而忽视或蔑视已知的异族和异教地区的历史。
三、15、16世纪以来西方史学家对世界历史的认识
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历史著述开始于西欧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运动时期。这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的发生和迅速发展以及由此出现的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上一系列历史性的重大转折相联系的。15、16世纪新航路的发现，海上交通的空前发展，东西方之间和大陆之间闭塞状态的打破，大大丰富了人们的地理知识，使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大为开阔。对中世纪教会和神学思想的批判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又逐步把人们从宗教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些都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克服前人的某些局限，把世界历史著述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创造了条件。
文艺复兴时期对基督教神学的世界通史体系进行猛烈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构筑新的世界史发展理论的历史学家是法国的让·波丹。他在《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一书中表明：“它叙述的是在社会中导致人类生活变动的人类种种行为”的以人为中心的世界历史进程的新学说。首先，波丹抛弃了中世纪传统的四大帝国的世界史分期法，而从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出发把世界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笃信宗教和富于智慧的东南方民族（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占优势阶段，以城邦国家、殖民扩张、法律制度为特征的希腊和罗马统治阶段，以战争和科学技术为特征的北方诸民族阶段。让·波丹的分期学说是一种处于萌发中的西欧中心论。其次，他抨击了古代所谓黄金时代“世道人心江河日下”的社会历史倒退观，指出世界历史是一个不断走向进步的过程。第三，他认为，世界各地区由于贸易而不断增多的联系，广泛存在的人类共和国的观念以及诸民族的法律，世界历史的发展具有统一性。但是，从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世界史理论和著作来看，人文主义史学家还没有完全摆脱神学的束缚，他们撰写的仍然是某一些国家或某一些城市共和国的历史，其间出现的世界史著作也屈指可数。
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理性主义史学家的创始人伏尔泰所著《论各民族的风俗与精神》一书，是近代意义上的第一部真正的世界史著作。首先，它抛弃了在《圣经》基础上构筑起来的、以基督教文明为中心的传统的世界史体系，建立起以人类文明为中心的新的世界史体系。伏尔泰明确指出：历史不是神话故事，不是地球一隅的上帝选民的故事，《圣经》也不再是用来解释历史的最高权威，全部的人类文明史在时间上都要早于《圣经》的记载，而且范围要远远超出基督教徒或犹太人所知的地域。他论述了东方诸国，如迦勒底人、印度人和中国人的文明史，具体说明了基督教神学所构建起来的世界史体系是何等地错误百出，开始倡导研究人类文明本身的世界史。其次，开创性地运用比较方法，从宏观的角度来综合考察人类文明史。在书中，伏尔泰的视野遍及世界，从波斯到阿拉伯各国，从印度到中国，从日本到秘鲁，“当伏尔泰用中国的茶碗喝着阿拉伯的咖啡时，他感觉到他的历史视野扩大了”（注：转引自瓦·索柯洛夫《伏尔泰》，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8页。）。正是从这种全球角度观察世界，使他能够开创性地运用比较历史研究的方法，得出了与以前截然不同的新见解。如把欧洲各国的社会制度、民族精神与风俗习惯同其他国家进行横向比较，得出欧洲并非一切都走在前面。其三，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围，综合研究作为整体的人类历史的各个方面，揭示了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他打破了在他以前以政治军事史为主要内容的编年史传统，强调历史研究还应包括诸如宗教、哲学、文艺、科学、礼仪以及风俗习惯等内容。他还综合考察了世界各文明中心的历史，指出作为一个统一体的整个人类是不断进步的，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具有共同规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代国际史学界提出的研究“总体史”或“全球史”的口号，实际上是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时代编年史传统的复兴。
继此之后，德国受启蒙运动理性主义思潮影响的哥廷根学派历史学家，也致力于世界历史的著述。如格特尔的《世界历史要览》开始摆脱了德国史学家只注意研究德意志民族史、地区史和教会史的局限性，提出了把世界史作为一个整体运动新的世界史体系。被称为“世界史之父”的施吕策尔的《世界历史概略》进一步发展了格特尔的理论，他认为新的意义的世界史，不是世界各民族历史的简单汇编，而是“人类的历史”，“是迄今为止只为哲学家所撰写的那种新型的历史”，它的真正目的是要说明“地球和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是怎样从过去演进到现在的”（注：施吕策尔《世界史》，哥廷根1792年版，第4页。）。 他强调世界史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注重从宏观的角度来对它加以考察，认为波斯帝国以后已显露出世界史的整体特征，但他更重视美洲的发现在世界史发展过程中的意义。在他的思想中，已初步认识到新大陆的发现结束了各地区的相对隔绝状态，世界史开始走上了整体的发展道路。
19世纪上半叶，西欧的急速进步冲昏了西方人的头脑，他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大肆宣扬西欧诸民族地域人种的优越，把西欧一隅的进步视为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这些观念表现在世界史理论和编纂上，就形成了一种典型的西欧中心论。被称为“近代史学之父”的德国大史学家兰克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具体历史事件中系统地阐述西欧中心论。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书中，兰克认为西欧是一个经历了数千年历史的统一体，贯穿在这个统一体中的历史运动是拉丁和条顿民族的相互斗争和融合。种族优越论是兰克的西欧中心论的理论基础。兰克太重视西欧了，一生几乎为西欧每一个民族都撰写了一部历史。而对西欧以外的各民族，特别是东方各个民族持鄙视态度，断言：“历史教导我们说，有些民族完全没有能力谈文化……我相信从全人类的观点看来，人类的思想……只是在伟大民族中历史地形成的。”（注：兰克《世界之谜》，纽约1981年英文版，第154—164页。）拉丁和条顿民族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而其他国家和民族只是这一主流上无足轻重的附加物而已。1881年，已是高龄的兰克撰写的《世界通史》就是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史，目的是要揭示在西欧各民族力量的冲突和斗争之背后所展示的世界历史发展态势。他认为政治思想是每个民族现实生活实际的抽象，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政治，并表现着自己的特殊的思想。世界史就是这样的各个民族之间的斗争，因此他的著作十分关注国际政治关系。由于兰克的努力，在西方世界史编纂史上形成了以政治、军事、外交为主要内容的波里比阿—兰克型的国际关系式的世界史编纂传统，对以后的世界史编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后来，由于美国和苏联的崛起，西欧中心论又演化为欧洲中心论或欧美中心论。1932年出版的美国史学家海斯、穆恩、韦兰三人编的《世界史》一书系统地阐述了欧洲中心论的观点：“从伯利克里和凯撒的时代直到现在，历史的伟大戏剧中的主角，都是由欧洲的白种人担任的。”作者认为欧洲不但是世界历史的主角，而且是世界文明的摇篮，进步的源泉。自15世纪以来，欧洲各国就一点一点地把他们的文明传播到全世界，甚至把强迫黄色、棕色和黑色皮肤的民族采用欧洲人的方式说成是白种人的负担：“要引导千百万的陌生人走上欧洲文明和进步的道路，是一个负担，而且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注：海斯等《世界史》（下册），三联书店1975年版，第1059—1060页。）这种观点对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0世纪初期，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西欧中心论”，受到了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开始崩溃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和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西欧中心论的统治地位也随之动摇。对资本主义前景暗淡的忧虑促使一些西方史学家对前一世纪的历史信念提出疑问，因而开始以新的眼光对待欧洲历史以外的历史和西方文明以外的文明。另一方面，随着西方史学向专门化的发展，对各国、各地区、各时代、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日益深入缜密的研究，也必然要提出在此基础上对人类历史进行综合考察的问题。形态学派历史学家适应这一发展，从历史的综合比较研究中得出他们不同于兰克的世界历史的观点。
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把世界历史看作是多种文明的生长和衰落的历史，而不是单一文明发生和扩散的历史。如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打破了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历史进步发展的观念，否定了各种关于世界历史是一个统一的走向进步过程的学说，开始探讨世界各种文化的兴衰。他把世界上的各种文化视为有机体，它们都要经历一个起源、生长、衰落与解体的过程。他把世界分成八种文化，它们都经历了相同的阶段，但各自又保持独特的内容，当文化达到全盛时期，便衰退为文明，文明是一种衰亡的结局。其他七种文化都已衰亡，而作为最后一种的西方文化现也处在衰亡的阶段，这就是风行一时的文化形态学说。抛开作者的悲观论，就其视野和体系而言，它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宏观的世界史编纂模式，为世界史研究从一元走向多元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不仅进一步开拓了考察世界史的视野，把斯宾格勒的八种文化发展为二十几种文明（社会），而且还采用了多个文明的横向比较的方法，以阐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尤其是汤因比提出了“希腊模式”、“中国模式”与“犹太模式”，这三种模式为我们认识世界历史提供了一把钥匙。与斯宾格勒的悲观论不同，汤因比认为没有一种已知的文明在过去或现在都是命中注定要衰亡的，决定的因素在于它对于自然和人为环境挑战所作出的反应，从而论证了西方文明尚可继续保持创造性的活力而避免解体的命运。由于他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使西方人睁开眼来看世界：世界历史不是西欧文明的扩大，在西方之外，还存在着许多文明，他们同样也为人类的发展作出过贡献。通过对“西欧中心论”的批判，汤因比强调了研究世界历史应具有整体历史观。他的研究世界历史的整体历史观直接推动了从全球文明的宏观历史角度论述世界历史著作的产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世界进入了全球一体化的新阶段，因此运用全球观点来撰写世界史已成为一种趋势。在当代西方，主张打破传统的西欧中心论，提出运用全球观点来研究和撰写世界历史的是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
面对20世纪以来整个世界范围内，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所发生的急剧变化，巴勒克拉夫强烈地感到人类历史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从西欧观点解释事件，已经不够了，我们必须尝试采用更加广阔的世界史观点，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所有的时代”（注：巴勒克拉夫《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1955年英文版，第27页。）。《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一书就把矛头指向了传统的西欧中心论。正是通过批判传统的西欧中心论，巴勒克拉夫积极倡导建立一种全球历史观。他不仅认为欧洲在今天的世界历史格局中已非中坚力量，而且认为自中世纪以来，如果看不到欧洲与广大世界的联系，看不到亚洲、阿拉伯、拜占廷和斯拉夫民族的作用和影响，也就无法理解西欧的历史和整个世界的历史。当代世界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欧洲优势的衰退，以及欧洲退出世界的重心，欧洲已不是世界历史的主宰者，正在兴起的亚洲将在不久的将来把欧洲抛在后面，太平洋时代将取代欧洲时代。他预言：“到了二十世纪后期或二十一世纪，欧洲将注定会沦于类似于十八、十九世纪曾经加于非洲、部分亚洲和新大陆的殖民地地位（注：巴勒克拉夫《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1955年英文版，第208页。）。
巴勒克拉夫要求建立的是一种全球历史观，而不是以某一新的地区来取代欧洲的一种新的全球历史观。这是因为，世界上各个地区的各个民族和文明都处于平等的地位，都有权利对之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容许将任何民族或文明的经历只当做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因此，“在形成了今天这样结构的世界上，印度、中国和日本的历史，亚洲和非洲其他国家的历史，如同欧洲的历史一样，都是至关重要的”（注：巴勒克拉夫主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3页。）。所以他要建立的这种全球历史观，“不仅放眼世界，展示全球，而且不带成见和偏私，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注：巴勒克拉夫主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3页。）。总之，历史是不断变化的，历史学应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只有这样，它才能适应当代人们的需求。他主编的《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当代史论纲》和享誉世界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便是采用全球观点来考察全球文明史的代表性著作。
60、70年代以来，西方许多历史学家纷纷采用全球观点来研究和叙述世界史，其中较有建树、颇具影响的是当代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一书中，他指出：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是本书显著的特点，“它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本书的观点，犹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而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伦敦或巴黎、北京或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注：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全球通史》继承和发扬了启蒙时代世界主义者的优秀的世界史编纂传统，又糅合了当代的学术思想，尤其是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思想，打破了以兰克为代表的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史的传统框架，不是从欧洲一隅而是从世界历史的整体运动出发来展开其世界史。与巴勒克拉夫相同，他认为采用全球观点来考察世界史是为了适应全球一体化发展这个新时代的需要。“同样重要的是，人类历史自始便具有一种不容忽视、必须承认的基本统一性。要确切认识西方的历史或非西方的历史，没有一个包含这两者的全球性观点是不行的；只有运用全球性观点，才能了解各民族在各时代中相互影响的程度，以及这种相互影响对决定人类历史进程所起的重大作用。”（注：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55页。）由于世界史的舞台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地区，所以，他探讨的不是世界历史的中心西欧或欧美这一统一体内诸有影响的力量的运动、矛盾斗争和融合，而是探讨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全球这一统一体内诸有影响的力量的运动、冲突对抗和交汇（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十字军征服、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法国革命、科学和工业革命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以兰克为代表的世界史编纂模式的扩大化，或全球化。
《全球通史》大量运用比较历史研究方法，通过多种层次、多种因素的纵横的历史比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前存在的各种偏见，较客观地论述了各民族对世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正如史学家亨利·皮朗所言：“唯有比较方法可以减少史学家间种族的、政治的与国家的偏见。史学家局限于国家民族史的狭小范围内，其种族的、政治的与国家的偏见，不可避免地使其陷于泥淖之中，无法真正了解其所研究的历史，这是因为他无法使历史相会通……沉湎于欣赏自己的民族，必然夸张其创造性……比较方法使历史以真面目出现。原来被认为的高山，不过是一丘陵，原来被引为荣耀的民族天才创造的事件，不过是模仿精神的表现。”（注：亨利·皮朗《历史学家正在做什么？》，《我们时代的历史哲学》，1959年版，第98—99页。）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历史研究不是坐在书斋中潜心求索的纯学术，而是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他认为，由于世界技术革命的步伐超过了社会革命的进程，整个世界陷于多重危机之中，不但美国的太阳并不明亮，而且整个世界前景也并不那么美好。他在《全球通史》中以古鉴今，目的是要使人们觉悟到技术革命和社会革命之间的时间滞差，从而为改革当前的社会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通史》堪称一部“救世箴言”，一部当今世界的“资治通鉴”。
综上所述，从希罗多德到斯塔夫里阿诺斯，编纂世界史的努力从未间断过。由于历史的局限，不同时期的历史学家对于他们所在时代的历史叙述有这样那样的偏见，唯心史观、基于民族偏见或文化偏见而形成的关于东方历史即将消逝或必然长期停滞的宿命观点，仍然阻碍着世界历史这一学科的发展。但是，历史学家把已知的地理范围视为一个世界，把记述历史的范围扩大到他们当时已知的世界，并且把发生在这个范围内的历史记录了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为这个已知地理范围所写的历史，表述了世界历史是在不断消除各民族的闭关自守状态中迈步的，是在不断摆脱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观念过程中前进的。这是西方历史学家认识世界历史的共同趋向。
收稿日期：1998－12－10
标签：世界历史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基督教教义论文; 人类文明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全球通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