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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3月15～17日，亚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APEC ）第五届投资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来自APEC成员国的政府官员、企业家、学者以及WTO、OECD等国际经济组织的代表共二百多人出席了会议。 在开幕仪式上，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助理马秀红、日本经济合作部国际贸易政策局长官Norio Terada先生、上海市副市长陈良玉分别作了重要讲话。
这次会议以“通过持续的外国直接投资（FDI ）重获经济发展动力”为主题，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亚太地区的投资环境”、“有关投资的宏观管理和公司治理结构”、“风险投资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APEC地区的投资自由化方案”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一）亚洲金融危机后FDI对APEC 各国经济稳定增长的促进作用
与会代表一致肯定了外国直接投资对各国在经济增长、就业、技术进步、出口等方面的积极促进作用。特别是亚洲、拉美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直接投资的长期稳定性成为各东道国克服金融危机、恢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秘鲁中央银行的Teresa Lamas女士分析了金融危机后拉美地区的投资环境和直接投资在拉美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拉美地区的外国银行贷款和外国机构持有的国债迅速下降，而流入拉美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却保持了稳定增长。1998年拉美吸引了600 亿美元的直接投资，1999年上升到700多亿美元。FDI大量涌入拉美国家的原因是：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拉美国家坚持经济结构和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积极采取鼓励私人投资的政策。9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实行的结构改革内容包括：给外国资本和投资者国民待遇；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自由化；改善劳动力市场；改革养老保障体系；私有化；金融自由化与加强银行监管并举等。根据拉美和秘鲁的经验得出的主要启示是：第一，金融体系和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必须与严格的金融监管协调一致；第二，积极有效地吸引外资政策有利于减少国际危机的影响
汉城国立大学的Tarho Bark教授着重分析了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的亚洲国家投资环境。他认为亚洲国家从1997年危机中总结的经验是，外国直接投资与资本流动的其他形式如银行贷款、证券投资相比，对一国的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起更重要的作用。由此分析得出的政策含义是：（1）一国经济越开放，其经济就越稳定；（2）简单的外资管理规则有利于吸引更多的直接投资；（3 ）为了从外国直接投资中获得最大的利益，东道国政府应努力为外国投资者提供良好的竞争环境；（4 ）吸引外资政策应建立在长远发展的目标基础上。
在谈到如何改善各国的投资环境时，与会者认为，应从三个方面入手，即经济环境、政策环境、社会环境。良好的经济环境包括：稳定健康的财政货币政策，低通货膨胀，高经济增长，高劳动生产率等。政策环境的因素包括：政治法律体系，市场准入，宏观和微观的治理结构，基础设施，发展教育和人力资本等等。亚太经合组织认为，各成员国有义务在改善投资环境方面作出不懈努力。
（二）完善宏观和微观的治理结构是改善投资环境的重要方面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贸易、投资自由化使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加深，客观上要求各国在投资的宏观管理和企业制度方面符合最基本的国际准则。
关于投资的“公共治理”（public governance ）虽然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但其基本含义是政府通过制定公共政策，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外部经营环境。其主要内容包括：完整有效的法律体系，管制政策的公开性及其透明度，保证适度的市场竞争，健康的金融体系，降低政府管制成本、提高管制效率，通过立法和其他措施为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会计、审计、年度报告的标准。
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是最近两年各种国际经济组织讨论的热门话题。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下，良好的企业制度是一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特别是随着资本流动加快，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要求各国的企业制度有良好的规范性。1999年4月，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部长级会议（OECD）通过了《公司治理结构原则》。1999年6月，OECD 与世界银行发表了“公司治理结构备忘录”，并成立了“全球公司治理结构论坛”，旨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有关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标准和框架。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建立必要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以保证企业所有者和利害相关者的根本利益，使企业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中，改善本地区的公司治理结构已成为各国经济体制和结构改革的重要内容。 前不久， 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PECC）的专家小组就有关亚太国家和地区“公司治理”问题、改善机制、具体的行动方案等广泛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在上海APEC投资研讨会上，会议代表就如何提高“公共治理”和“公司治理”能力方面作了主题发言。他们认为，“公共治理”和“公司治理”是保证一国经济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政府机构改革，加强组织建设，重视人力资源开发，是提高“公共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提高公司治理能力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在法律和法规的建立和实施方面，应强调保护少数股东的利益，重视公司信息的披露和透明度，根据变化及时修改《证券法》。在提高司法体系的效率和有效性方面，保证司法独立，建立争端解决机制。在教育和培训方面，应对社会的各种角色如总经理、股东、投资者、中介机构、政府管理者进行有关“公司治理”方面的培训。
（三）风险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企业界的代表认为，90年代以来，风险资本成为美国新经济的推动力之一。风险投资的主体是风险投资基金、企业家和私人投资者。它具有高风险、高投资回报、多元化的投资组合等特征。风险资本在高新技术产业的成长中起“孵化”作用。统计表明，美国47%的风险资本投资在硅谷地区。从投资的行业看，美国风险投资比较集中的行业有计算机软件（18.5%）、电信（14.7%）、商务服务（12.8%）、网络及其设备（10.2%）、商业零售（10.1%）、新闻媒介（8.1%）。1999 年美国的风险投资高达356亿美元。美国风险资本之所以迅速发展， 并成为美国高科技发展的最活跃因素，主要得益于其健康的风险投资环境。一系列重要因素包括：一批敢于冒险的企业家，有经验的经理阶层和专业人士，股票期权制度，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和充裕的风险资本基金，政府对风险资本市场的适当卷入，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有力的社会支持体系（如律师、会计师等），信息传递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对于大部分亚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成员国而言，风险投资刚刚起步，但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风险投资对亚太成员国中小企业的成长起重要的促进作用。为了推动风险投资在亚太地区的健康发展，APEC成员国代表认为，应努力建立健康的资本市场；强调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法律环境，特别要有对新企业的鼓励政策；建立完备的信息系统；在风险投资发展的初期阶段，各国政府能够发挥更大的推动作用。
（四）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代表Masataka Fujita 就外国直接投资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了主题发言。目前，世界有6 万家跨国公司控制着50万家海外分支机构。90年代末，外国直接投资加速发展，从流量看，1998年比1997年增长了40%，1999年又比上年增长了25%。1999年，世界外国直接投资流量达到827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
1999年，发达国家吸引的FDI占全世界的75%。 美国和英国继续成为世界最大的直接投资母国和东道国。去年英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海外直接投资母国。 另一个新变化是， 瑞典第一次成为世界第二大FDI东道国。1999年，欧盟与美国之间的直接投资量有明显的扩大， 流入欧盟的FDI高达269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14%。 在日本长期经济衰退的影响下，日本的海外投资地位持续下降。在经济重建和收购与兼并自由化的因素促进下，日本公司成为欧美公司的主要兼并对象。1998年，外国公司在日本的收购与兼并额为30亿美元，1999年急增了4倍多， 达到140亿美元。
1999年，发展中国家吸引了198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FDI 流量比上年增长了15%。值得注意的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自1986年以来，首次取代亚洲成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吸引外资地区，达到970亿美元。 其中，巴西吸收外国直接投资310亿美元。亚洲1999年共吸收910亿美元的FDI，中国仍然保持了发展中国家最大引资国的地位， 年FDI 流量达400亿美元，但比上年下降了8%。在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下，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均有大幅度下降。90年代中期以来，韩国调整了吸引外资的政策，加上韩国进行的结构性经济改革，外国企业在韩国的收购与兼并活动异常活跃。1999年，流入韩国的FDI 增长了55%，达到85亿美元。
1999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扩大主要是跨国公司大量收购与兼并（M&A）的结果。特别是跨国界收购与兼并再次创历史最高记录，1999 年宣布的跨国界收购与兼并额达11 000亿美元，比1998年增加了4500亿美元。
从投资的产业结构看，初级产业部门的直接投资下降，服务业投资继续上升已成为全球发展趋势，在制造业的投资份额保持相对稳定。发达国家金融服务（银行、保险、证券和其他金融机构）和贸易的FDI 存量和流量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一直保持领先地位。发展中国家的房地产和化学是两个吸收外资最多的部门。
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资本、技术、就业、出口、经济增长等方面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但各国从FDI中获得的利益存在很大差别。 因此，有效的外资政策和良好的投资环境有利于改善一国FDI利用效率。
（五）APEC投资自由化的进展
贸易与投资自由化是亚太经合组织的首要目标。1994年茂物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共同决心宣言》，提出发达国家成员不迟于2010年、发展中国家成员不迟于2020年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时间表。为了推动亚太区域内的投资自由化，1994年11月雅加达会议，APEC提出了《非约束性投资原则》（NBIPs ）作为成员国投资自由化的指导性文件，并同时成立了“投资专家小组”（IEG）负责具体的督促、 指导、协调工作。《非约束性投资原则》涵盖了促进投资自由化的所有重要领域，如投资法规和投资政策的透明度、对成员国投资者的非歧视原则、国民待遇、投资鼓励措施、降低业绩要求、征用和补偿、利润汇回与货币自由兑换、争端解决、外国投资者的进入与滞留、避免双重征税等。
1995年《大阪行动计划》（OAA ）进一步明确了亚太地区建立“自由和开放”的投资自由化目标：（1 ）通过逐步实行投资的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确保投资政策和法规的透明度，使成员国的投资体制向自由化的方向发展，改善APEC所有成员国的投资环境；（2 ）通过技术支持和技术合作促进区内的投资活动。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大阪行动计划》制定了成员国“集体行动计划”。在政策透明度方面，要求成员国及时修订“各国投资体制指南”，建立有关投资管制和投资机会的信息网络，提高统计报告和数据的准确性。在改善成员国投资环境方面，要求各国在短时间内，建立APEC民间投资的对话机制，通过技术合作与培训实现投资目标。
在过去的5年中， 亚太经合组织在推动区域内投资自由化方面取得了一系列进展。 APEC 成员根据“投资原则”制定“单个行动计划”（IAP），IAP是亚太经合组织推进投资自由化的中心环节，成员国必须每年逐步朝着自由化方向修改“单个行动计划”，直到2020年实现完全的投资自由化目标。
为了有效地促进成员国投资政策和法规的透明度，APEC贸易与投资委员会定期出版和修订《APEC投资体制指南》，该指南要求21个成员按照统一的格式填写问卷，问卷包含以下内容：（1 ）外资体制背景； （2）外资管理框架和投资促进；（3）投资保护；（4 ）投资促进和鼓励政策；（5）国际投资协定和其他国际投资指南的签署情况；（6）对外国投资在本国发展趋势的评价。《指南》详尽地阐述了APEC成员的投资体制，有助于对各成员投资自由化的进展情况进行监督和比较。
APEC“企业咨询委员会（ABAC）”，为企业和政府之间建立了固定的对话渠道，通过对成员国进行企业调查、政策咨询、专题研讨等系列活动，倾听企业的声音，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APEC“投资专家小组”不仅提供经常性的政策咨询、行动计划的落实检查，而且组织一系列的培训项目，提高成员国政府官员的管理水平。此外，APEC在投资自由化方面还与其他国际经济组织如OECD和WTO保持长期的对话与合作。
投资自由化既是目标，也是发展过程。在考虑到APEC成员国间巨大差异的前提下，“投资专家小组”起草了供“单个行动计划”参考的投资政策“选择清单”（Menu of Options）， 给各成员国在制定和修改政策时提供具体指导。与最初的“投资原则”相比，“选择清单”的内容更详尽具体，范围更广泛。重要的是它根据本地区投资开放的程度和经济环境的变化，不断进行修改。在第五届上海投资研讨会上，一些代表提议，应在“选择清单”上增加信息技术领域和技术转让有关内容；强调电子商务的规范管理和非歧视性；促进亚太地区电信和因特网的放松管制和私有化；提高投资争端解决公平与效率；在提高政策透明度方面仍有很大的改进余地。
（六）关于中国参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思考
1.改善投资环境
中国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是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需要，对我国保持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我国西部开发战略的实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都需要进一步引进外资。为了改善投资环境，提供更优惠的外资政策，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实行了一系列新举措：提高政策法规的透明度，加快外资审批速度，逐渐落实外商的国民待遇，完善涉外法律体系，减少政府对三资企业干预的同时加强监管等。我国改善投资环境仍需要进一步加强的方面包括：第一，市场竞争机制的建立和维护。减少市场扭曲，使各类企业在平等的基础上竞争，这在一定程度上比给予特殊政策更重要。第二，教育体制的改革应与经济发展相协调。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提供高质量的人力资源是一国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战略要求各国人力资源开发上的创新。90年代末，决定跨国公司投资因素中的惟一重要转变是，越来越多的公司重视寻求那些能够提供“创造性资产”的投资地点。所谓“创造性资产”是指存量资金及物质资产等有形资产和基于知识的无形资产，如管理、技能、组织产生更多资产的能力。尤其是那些能够提供从技术优势到特殊劳动力等人力优势的国家，对跨国公司更具吸引力。简而言之，一个国家或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将决定其在未来竞争格局中的地位。第三，提高信息网络服务的全面性和可靠性。第四，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建立和改善我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已成为世界各国改善投资环境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国际社会正紧锣密鼓地加强公司治理结构的国际规范。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我国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解决国有企业亏损问题的基础性工作，它有助于改善我国微观制度环境。
2.积极推动APEC经济合作目标的平衡发展
贸易投资自由化、贸易投资促进和经济技术合作是APEC实现发展目标的“三根支柱”。到目前为止，APEC在贸易投资自由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而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更为有利的贸易投资促进和经济技术合作进展滞后。1996年虽然通过了《加强经济技术合作框架宣言》，但缺乏由构想转入行动的机制。为此，中国政府应加强与发展中国家成员的合作，利用现存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协调机制，提出具体行动方案。
3.更好地利用“两个资源”、“两种市场”
改革开放是双向的。在积极吸引外资的同时，也应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培养中国的跨国公司。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累计实际吸引外资3078亿美元，而累计的中国海外投资只有60亿美元。造成这一极大反差的原因，有企业国际竞争力不高的因素，也有政策障碍。企业国际化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中国企业在自己的家门口也面临着国际竞争的压力。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已成为必然。应从战略发展的角度思考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问题，并制定和实施鼓励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政策。只有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才能提高中国产业的竞争力和国家的竞争力。随着亚太地区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发展，中国利用了大量外资，却没有充分享受到消除成员国贸易、投资障碍的好处。中国与APEC成员国有广阔的经济技术合作前景。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将是我国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根本所在。
[来稿日期：2000—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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