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观、群、怨”说与《孔子诗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说与论文,诗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22X（2010）03－0111－05
在孔子诗学思想中，“兴、观、群、怨”说是其最著名的论断。《论语·阳货》记孔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① 这一论断是在周代传统的诗教基础上形成的，《周礼·春官·大师》言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1](P796)，又《周礼·春官·大司乐》言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颂、言、语”[1](P787)。孔子继承了这种诗教的传统，在向弟子讲授学诗时提出了“兴、观、群、怨”说，这可以说是孔子论诗的纲领，其突出的特点是强调诗歌的政治和道德功能及诗歌的认识作用，其次才是审美的功能与作用。
《孔子诗论》的作者、时代及文字释义，学术界仍在探讨之中，有些问题分歧还较大。不过，就《诗论》的内容而言之，它是孔子及后学诗学思想的反映，是孔子及其学派早期论诗的文献。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诗论》的诗学思想有“兴、观、群、怨”说的影响，或直接涉及或间接体现了这一思想。
诗“可以兴”之“兴”，甲骨文字形为四只手或两只手抬一物之状，所以《说文》曰“兴，起也”，古今学者对于“兴”的阐发都是建立在这一词义上。其实，“兴”有两种：一是“赋、比、兴”之“兴”。它是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把“兴”确定为《诗》的一种艺术表现方法，作为艺术表现方法的“兴”，前人多有解说，譬如郑众曰：“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2](P271)“托事于物”、“取譬引类”、“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都是艺术表现手法。朱熹曰：“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3](P1)讲的也是艺术表现手法。二是孔子所言的诗“可以兴”、“兴于诗”之“兴”。它是从接受的角度把“兴”理解为一种启发心志、思想、情感的力量，侧重于诗的功能和效果。在这一点上朱熹等宋儒的理解最为接近孔子的原义。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解释“兴于诗”曰：“兴，起也。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入。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于此而得之。”[4](P104－105)诗“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启迪的是读诗者的好善恶恶之心。对于诗“可以兴”之“兴”，朱熹理解为“感发志意”[4](P178)，即感发读者的思想情志。无论是“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还是“感发志意”，都是强调接受者获得了思想情感的启迪。
由此可知，孔子所说的诗“可以兴”以及“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之“兴”，主要是囿于后一点，即强调诗歌的“感发志意”启迪人的心性，培养人的人格的功能和目的，当然也不能排除作为中介的诗歌艺术形象。既然“兴”为“感发志意”，那么《诗经》文本作为“兴”的对象，就必须含有“志意”。所以，儒家认为《诗经》文本是“言志”和“无邪”的。《尚书·尧典》提出“诗言志”[5](P131)；《孔子诗论》② 孔子曰“诗亡离志”；《荀子·儒效》云“诗言是其志也”[6](P84)；《礼记·乐记》云“诗，言其志也”[7](P1536)，都是从《诗经》文本的视角，看到了《诗》的“言志”特征。既然如此，人们阅读和接受《诗经》文本，则必然有所感悟、有所启发，这就是“兴”。孔子认为《诗经》内容纯正无邪，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朱熹《论语集注》解释此条曰：“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4](P53)《诗经》可以感发善心、惩创逸志，这也是“兴”的启发、教育的功效，所以《诗经》可以成为“兴”的本体，可以作为“感发志意”的对象。
在《孔子诗论》中，正是因为孔子及其后学认为《诗经》的创作含蕴着诗人之“志”，所以兴起和感发了接受者之“志”（也包括情）。《诗论》的说诗不像先秦一些说诗、赋诗者那样断章取义，远离文本的内容，而是注重文本内容的发掘，在解说文本内容的基础上，有所感发，这就是“兴”。“兴”就是《诗经》文本中诗人的思想情感启发接受者的思想情感，它也是创作者和接受者的交流互动。因而探求诗人之志和感发说诗者之志，就成为了《诗论》的重要内容。
其一，《诗论》探求诗人之情志，是“可以兴”的基础。《诗论》第1简提出：“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言。”三句是说：诗的本质是言志，乐的本质是主情，文是靠语言表现的，这是《诗论》论《诗》的纲领观点。诗与志、乐与情、文与言三者既有区别，也是统一的。在先秦，诗与乐本是相辅相成的，虽说诗言志、乐主情有所分别，但二者仍是相互渗透的，因而诗也具有情感性的特征。
既然引起“兴”的对象是《诗经》中所蕴含的诗人之“情志”，《诗论》必定要有所发掘。《诗论》直接提到“志”的有以下几条：
少旻多疑矣，言不中志也。（第8简）
□志，既曰天也，犹有怨言。（第19简）
其离志必有以逾也。（第20简）
蓼莪有孝志。（第26简）
第8简，《少旻》为今本《小雅·小旻》，《诗论》批评其“言不中志”。第19简，□字残不识，但评论的是“志”。第20简，原注曰：“大意为若废去礼赠的习俗，这个使人们离志的事情太过分了。”第26简，《蓼莪》为今本《小雅·蓼莪》，被评为“有孝志”。不管如何解释，《诗论》都是非常重视对诗人“志”的发掘。而更多的不是直接出现“志”字，而是具体阐释文本中的诗人之“情志”。《诗论》发掘诗人“情志”处很多，仅举几例：
木瓜有藏愿而未得达也。（第19简）
忠。邶柏舟闷。谷风背。蓼莪有孝志。隰有苌楚得而悔之也。（第26简）
孔子曰：蟋蟀知难。中氏君子。北风
不绝人之怨。子立不（第27简）
《卫风·木瓜》的“藏愿”，《邶风·柏舟》的“闷”，《邶风·谷风》的“背”，《小雅·蓼莪》的“孝志”，《桧风·隰有苌楚》的“悔”，都是体悟诗中“情志”。《唐风·蟋蟀》抒写的是时光易逝，世事艰难，不可沉湎于欢乐的感慨，《中氏》应当表达的是君子的情志，《邶风·北风》充斥着悲怨之情，这也是在观测诗人的“情志”。
其二，兴起了解说者之“情志”。由《诗》之文本所引发的解说者的思想和情感，均可谓之“兴”，即朱熹所谓“感发志意”。如《孔子诗论》中的下举数例：
多士，秉文之德。吾敬之。烈文曰：乍兢唯人，丕显唯德。於呼！前王不忘，吾悦之。昊天又成命，二后受之，贵且显矣。（第6简）
怀尔明德曷，诚谓之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诚命之也，信矣。孔子曰：此命也夫。文王唯裕也，得乎？此命也。（第7简）
孔子曰：宛丘吾善之，猗嗟吾喜之，鸤鸠吾信之，文王吾美之。（第21简）
以□□之故也，后稷之见贵也，则以文武之德也。吾以甘棠得宗庙之敬，民性固然。甚贵其人，必敬其位。悦其人，必好其所为。恶其人者亦然。（第24简）
孔子曰：吾以葛覃得氏初之诗，民性固然，见其美必欲反其本。（第16简）
这里许多是说诗者发表的感兴式的言论，像“吾敬之”、“吾悦之”、“吾善之”、“吾喜之”、“吾信之”、“吾美之”，都是《诗》之文本所引发的内心感受的抒写；像“贵且显矣”、“此命也夫。文王唯裕也，得乎？此命也”、“悦其人，必好其所为。恶其人者亦然”、“民性固然，见其美必欲反其本”，都是就《诗》之文本而引发的感兴式的议论，都可谓是感发了解说者的“志意”。似此，都可谓是在诗人“情志”的基础上兴起了说诗者的主观感想，亦即“感发志意”。
诗“可以观”，是从诗歌具有认识作用的角度而言的。“观”是读诗的基础，有“观”才有“兴”、“群”、“怨”。对于“观”，郑玄注曰：“观风俗之盛衰。”[8](P2525)朱熹注曰：“考见得失。”[4](P178)是说可以从诗中观察到社会的风情，考察到社会政治和人情的得失。另外，赋诗言志、赋诗观志已经蔚为春秋时代的社会风尚，受其影响，“观”也当有观志之意。把诗歌作为认识社会与人情的对象，是中国古代很久远的传统，如《礼记·王制》所言“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7](P1328)，《国语·周语》邵公谏厉王弭谤所言“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9](P9)，都是如此。所以，《汉书·艺文志》曰：“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10](P1708)是说古代有采诗、献诗及以诗作为了解民情民风和政治借鉴的传统。这一传统注重的就是诗歌的认识作用和诗歌的社会功能。孔子的“可以观”，自然是继承了西周以来陈诗观风和献诗益政的传统。
《孔子诗论》非常明显地继承了诗“可以观”的思想。如第3简：“邦风其纳物也，溥观人俗焉，大敛材焉。其言文，其声善。”“邦风”所涉及的社会生活是广泛的，各种事物无不纳入，因此可以从广阔的范围来观察民俗。“大敛材”，原注曰：“简文‘敛材’指邦风佳作，实为采风。”《诗论》是把《国风》看成“观风俗”之诗。“其言文，其声善”，是说“国风”文采佳，乐调美，可见艺术性和审美性也是为《诗论》所肯定的。
《诗论》的“溥观人俗”，原注为“即普观民风民俗”。“人俗”涵盖的范围应当是很广的，大凡民俗、民风、民情、民性都应属于“观人俗”的范畴。《诗论》对“邦风”的考察多属于“观人俗”的范畴。譬如对于《关雎》，《诗论》曰：
关雎之改，樛木之时，汉广之智，鹊巢之归，甘棠之保，绿衣之思，燕燕之情，害曰终而皆贤于其初者也。关雎以色喻于礼。（第10简）
关雎之改，则其思益矣。（第11简）
好，反纳于礼，不亦能改乎？（第12简）
两矣，其四辛则喻矣。以琴瑟之悦，嬉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第14简）
《周南·关雎》写的是“君子”对“淑女”的爱情。《诗论》“观”到“人俗”的“好色”，是从“民性”出发承认了人们的心理情感需求，但出于儒家“以礼节情”的观念，因此有“好色”之情“反纳于礼”、“关雎以色喻于礼”、“终而皆贤于其初者”之论。正如《毛诗序》所言“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2](P272)，“民情”、“民性”可以“观”，然终归要“止乎礼义”，以正风俗。
其实，第10简的“鹊巢之归，甘棠之保，绿衣之思，燕燕之情”，也涉及到“观”的问题。《召南·鹊巢》描写的是贵族女子出嫁，《诗论》除“鹊巢之归”，还有第11简的“鹊巢之归，则离者”和第13简的“鹊巢出以百两，不亦有离乎”，“离”原未定，后多释为“离”，通“俪”，匹配之意。《毛传》曰：“百两，百乘也。诸侯之子嫁于诸侯，送御皆百乘。”[2](P283)此乃观的是出嫁的风俗，也涉及到礼俗。《召南·甘棠》是褒美、敬爱召伯的诗篇，《毛序》解曰：“《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国。”[2](P287)《诗论》除“《甘棠》之保”，还有第15简的“及其人，敬爱其树，其保厚矣。甘棠之爱，以召公”和第24简的“吾以甘棠得宗庙之敬，民性固然。甚贵其人，必敬其位。悦其人，必好其所为。恶其人者亦然”，观的是民性的好恶和民情的向背。《邶风·绿衣》应是思悼亡妻的，“《绿衣》之思”，即思念亡妻。《邶风·燕燕》是送别诗，“《燕燕》之情”即别人之情。第16简又曰：“绿衣之忧，思古人也。燕燕之情，以其笃也。孔子曰：吾以葛覃得氏初之诗，民性固然。见其美，必欲反其本。夫葛之见歌也”第20简：“币帛之不可去也，民性固然”，其所“观”也都是民情、民性的问题。
当然，《孔子诗论》的“观”，仍有浓重的道德和政治倾向，而且多体现在颂诗和雅诗上。这不仅因为儒家思想体系的中心讲的是道德和政治，也因为颂诗和雅诗大多是道德和政治的产物，所以出现这种倾向也是必然的。譬如第2简：“讼平德也，多言后。其乐安而迟，其歌绅而
，其思深而远，至矣！大夏盛德也，多言。”《诗论》原注曰：“平德则可以理解为平成天下之德。”大雅体现的是“盛德”。第5简：“是也。又成功者何如，曰讼是也。清庙王德也，至矣。敬宗庙之礼，以为其本，秉文之德，以为其业，肃雍……”第6简：“多士，秉文之德，吾敬之。”这两简都是“观”《周颂·清庙》的，体现的是“王德”、“宗庙之礼”和“文德”。第7简：“怀尔明德何，诚谓之也。”此简评论《大雅·皇矣》的“明德”是诚信之美德。第9简：“天保其得禄蔑疆矣，馔寡，德故也。”此简言《小雅·天保》，原注曰：“守德如旧。”以上提及的德、礼都可谓是观诗的视角。其实这种视角的最终目的仍是为了政治，孔子在《论语·为政》曾讲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德、礼是为政治民的根本。所以“礼”也是《诗论》关注的一个视点，除了前面提到的“敬宗庙之礼”、“关雎以色喻于礼”、“反纳于礼”，还有第25简的“大田之卒章，知言而有礼”。此外，《诗论》也有直接涉及到政治的，譬如第1简：“行此者其有不王乎？”此句前残，不过应是就诗而论王道。其论《小雅》，第3简：“多言难而怨怼者也，衰矣少矣。”第8简：“雨无正、节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耻之。”此乃“观”到《小雅》反映了政治昏暗、风衰俗怨的状况。
诗“可以群”，是从诗歌的功能来说的，它可以和谐群体、凝聚群体。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曰：“群居相切磋。”[8](P2525)此言“群”的方法：沟通交流。朱熹《论语集注》曰：“和而不流。”[4](P178)此言“群”的作用：和谐而不流散。孔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群”也是君子的一种道德素养。朱熹《论语集注》曰：“和以处众曰群。”[4](P166)《论语·子路》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对“群”的本质规定就是“和”。《荀子·荣辱》也曾言：“以群则和，以独则足。”[6](P43)“群则和”也是讲群体的和谐。诗“可以群”，就是从诗歌之中感受这种和合群体的和谐精神，通过艺术的陶冶来强化人们的群体意识，从而达到群体的和谐与社会秩序的稳定。
《孔子诗论》也体现了诗“可以群”的观念。譬如第4简：“曰：诗其犹平门，与贱民而豫之，其用心也将何如？曰：邦风是也。民之有罢惓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将何如？”前者评论的是“国风”，后者当是“小雅”。“民之有罢倦也，上下之不和者”正反映了那个时代政治情况。“上下之不和者”是以群体和谐的观念去批评“小雅”的时代，这正是儒家要求群体和谐的社会理想的反映。第23简：“鹿鸣以乐词而会，以道交见善而效，终乎不厌人。”《鹿鸣》是宴飨诗，表现的是欢快和谐的旨意，所以说“以乐词而会”。孔安国释诗“可以群”为“群居相切磋”，“以道交见善而效”，应是此意，即群居而互相切磋善道至德，交流思想，沟通情感。孔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论语·卫灵公》）也是说群居要切磋道义。
诗“可以怨”，是说诗可以抒发哀怨的情感。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曰：“怨刺上政。”[8](P2525)上政是怨刺的对象，这种理解全然出于政治观念。固然，《诗经》中存在着大量的讽怨诗，可谓是“怨刺上政”，但是“怨”的情感指向不惟是上政，还有征夫之怨、怨妇之怨、谗人之怨、伤时叹命之怨等等。朱熹《论语集注》曰：“怨而不怒。”[4](P178)此乃怨情的表达模式。以孔子中庸思想来看，他的“怨”是不会过于激诡的，其“《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是中和的情感表达模式，朱熹的理解还是有根据的。不过，事实上，《诗经》的怨情表达不尽是平和的，也有“怒”。孔子的诗“可以怨”，应当是包含了比较广泛的怨情，既有“怨刺上政”，也有无涉“上政”的个人怨情。孔子诗“可以怨”的意义：一是肯定了怨情是人的合理情感的一种存在；二是肯定了文艺对社会干预和批判的作用。
《孔子诗论》明显地体现了诗“可以怨”的思想，这主要反映在对《小雅》和《国风》的评论中，而且还是比较广泛的反映。
首先，《诗论》明显地看到《小雅》具有多怨的特点。譬如以下两简：
（小雅）多言难而怨怼者也，衰矣少矣。（第3简）
十月善諀言。雨无正、节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耻之。小旻多疑矣，言不中志者也。小宛其言不恶，少有悸焉。小弁、巧言，则言谗人之害也。伐木（第8简）
两简均是就《小雅》而论。《小雅》的一些篇章是世衰德微的产物，所以说“衰矣少矣”。因此《小雅》“多言难而怨怼者也”，即多反映世道艰难并宣泄着怨愤之情。后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所云“《小雅》怨诽而不乱”[11](P2482)，《汉书·礼乐志》所云“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10](P1042)，大意均同。第8简所举的例子都是《诗经》中的讽怨诗。《十月》即《十月之交》，《毛序》曰：“大夫刺幽王也。”[2](P445)“善諀言”之“諀”有诋毁、诽谤之意，而根据此诗内容来看，确有“怨刺上政”之意。《雨无正》，《毛序》曰：“大夫刺幽王也。”[2](P447)《节南山》，《毛序》曰：“家父刺幽王也。”[2](P440)“皆言上之衰也，王公耻之”，都说的是上政上德的衰微，使王公贵族感到耻辱，这也是怨刺诗。《小旻》，《毛序》曰：“大夫刺幽王也。”[2](P448)“多疑”应指疑虑“上政”，“言不中志者”似刺为王谋政者言志相背。《小宛》，《毛序》曰：“大夫刺幽王也。”[2](P451)“其言不恶”是说他的怨言并无恶意；“少有悸焉”，“悸”大概从诗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来。《小弁》、《巧言》，《毛序》亦称“刺幽王也”[2](P452，P452)。“言谗人之害”，从诗的内容看，都是抒写因谗人的迫害而引发的怨愤之情。《伐木》后有阙文，但从全组臆测也应为怨刺。《后汉书·朱乐何列传》李贤注引蔡邕《正交论》曰：“逮至周德始衰，《颂》声既寝，《伐木》有‘鸟鸣’之刺。”[12](P1474)可见《诗论》把《小雅》这八首诗列为一组来评论，是因为它们的内容类型是相近的，都是怨刺诗。还有第9简也是评论《小雅》中讽怨诗：“祈父之责，亦有以也。黄鸟则困而欲反其古也，多耻者其
之乎？”《祈父》，《毛序》曰：“《祈父》，刺宣王也。”《郑笺》曰：“刺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2](P433)《诗论》言此诗责怨祈父是有因由的。《黄鸟》，《毛序》曰：“《黄鸟》，刺宣王也。”[2](P434)此诗实是居于他乡者怨愤自己受到排挤而欲返归故乡，“困而欲反其古”，正是此意。
其次，《诗论》对于《国风》之“怨”也有涉及。如第17简：“汤之水其爱妇悡。”原注曰：“‘其爱妇悡’的词意当合于《王风》的《扬之水》，是说《汤之水》中所表达爱怀，也是妇人的离恨。”《扬之水》是征夫思妇与怀归之作，其中应当抒写是征夫的“爱妇”和别愁离恨，这是征夫之“怨”。第18简：“因木瓜之报，以喻其怨者也。”但今本《卫风·木瓜》不见怨情。第19简：“既曰天也，犹有怨言。”对于评论的诗篇，当今学者颇有争议，有《鄘风·柏舟》、《鄘风·君子偕老》、《邶风·北门》等说。但不管是哪篇，其“有怨言”是无疑的。第27简“北风不绝人之怨。子立不”，此评论的是《邶风·北风》。《毛序》：“《北风》，刺虐也。卫国并为威虐，百姓不亲，莫不相携持而去焉。”[2](P310)所以诗有“怨刺上政”之意。还有第25简：“有兔不逢时。”《有兔》为今本《王风·兔爰》，此诗确是感叹生不逢时，可谓怨世叹命之作。
可见，《诗论》对“怨”的情感意蕴解读，多与政治和道德有关，但也有多样性的表现。这是因为：一是《诗经》文本本身的怨情就具有多样性；二是儒家的思想体系本身注重政治和道德。二者决定了《诗论》对怨情的解读。
总之，“兴、观、群、怨”说是孔子论诗的纲领，也是解读《诗经》的方法和原则。“兴、观、群、怨”说偏重于诗歌的政治功能和道德功能，其最终目的是要“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社会秩序和人格修养是其关注的重点，而对文学及其审美的体验只是包孕其中。《孔子诗论》则继承了“兴、观、群、怨”说，它除了承袭着偏重政治和道德功能的特征之外，还有较为广泛而细致的解说，使我们能够更为具体而深入地理解“兴、观、群、怨”说的内涵。
收稿日期：2010－01－26
注释：
① 以下所引《论语》均出自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1983年版。
② 《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用马承源主编本，上海博物馆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以下所引《诗论》主要来自此书，有些文字改为通行字，个别争议较多文字仅择一家之说，恕不一一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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