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报体”及其改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4)06-0166-07 “学报体”之称，最早由作家狄马提出，见于其随笔《汉语是怎样被伤害的》[1]和杂文《“学报体”文章为什么没人看》[2]，时在2008年。其后至今，随着两文的广泛传播①，“学报体”被越来越多的作者、读者乃至办刊者熟悉并作为贬义词使用②。2013年12月21日，《文汇报》以《高校学报能不能好好说话》的醒目标题报道：“近日，在《复旦学报》和《华东师大学报》联合举办的‘加强高校文科学报学术建设’高峰论坛上，《复旦学报》主编、中文系教授汪涌豪直接提出‘学报体’应引起反思的观点，引起了与会的全国十几家权威学报类期刊主编的关注和热议。”[3]不久后，刘晓虹有关此次论坛的述评也写道：“‘学报体’的问题是本次讨论会的一大热点。所谓‘学报体’是近年来外界对于学报文体风格的一种批评，有新创刊物公开声明拒绝‘学报体’，也有学者将所谓‘学报体’归类于‘部落式的黑话’。”并以较长篇幅介绍了与会者的共鸣与争鸣[4]。此次会议可以看作我国社科期刊界、学术界对“学报体”之说的第一次集体性的回应。 由此可见，“学报体”已经进入汉语当下词汇。 那么，何谓“学报体”？何以会出现“学报体”贬称？如何公允评说“学报体”短长？怎样改良“学报体”现状？这些互相连带的问题，自当引起我国期刊界、学术界的重视。 一、“学报体”名实之辨 狄马在他的两篇文章中，尽管屡申“学报体”文章之惹人厌恶，却没有对“学报体”作出明确定义。又由于作者不是学术期刊界人士，对于行中的种种“委曲”并不深知，故文中所举的一些的反面例子亦未必恰当，如“这些机构和团体或者拿一些无聊的命题，比如杨贵妃是不是处女，武大郎卖的炊饼究竟是什么东西，咖啡为什么要加糖……来转移这些作家、学者的注意力，或者以不胜其烦的注释、索引和关键词来消耗他们的时间”[1]“现在大多数所谓‘学人’脑子里除了猪肉、职称和房子，哪有什么‘问题意识’”[2]等等，就明显有失偏颇。但尽管存在这些不足，两文批评锋芒的积极意义仍是显见的：它们以激烈的论议直斥当下学术期刊论文存在的问题，如同两份“病相报告”，颇有助于“引起疗救的注意”，因此引发了持久的呼应。 无论狄马的文章还是后来的相关讨论，所涉的“学报体”范围，都不仅限于高等院校社科学报，还包括了高校以外的社科学术期刊。一言以蔽之，今之所谓“学报体”，是指发表于我国社科学术期刊上的文章所体现出的某些不良共性。其所以被冠以“学报体”之名，是因为目前我国高校社科学报“数量约占全国2800种社科学术期刊的一半，但数量急剧增长的高校学报其整体发展却开始与学术水平的进步脱节。尤其是世纪之交以来，更是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与问题。声誉滑坡，越来越不尽人意，引起了各界关注”[5]。导致“声誉滑坡”的首要原因，便是发表在社科期刊上的文章，内在学术质地较差而形式“衣冠楚楚”的越来越多。这样的情形，并非为高校社科学报所独有，而在整个社科学术期刊中有着大同小异的表现，只是“学报体”不幸地成了全行诸多通病的代称。 汉语中有关学术写作或文艺创作的“体”，义项约有数端：可以指题材内容，如“宫体”“新乐府体”；可以指体裁样式，如“纪传体”、“札记体”；可以指风格气象，如“李长吉(李贺)体”、“柳(柳公权)体”。不同语境下，“体”的概念可能是单指的，如“贾浪仙(贾岛)体”；也可能是多指的，如“杜少陵(杜甫)体”。当下语境中的社科“学报体”的“体”，就往往既指社科学报文章的题材内容，又指社科学报文章的风格气象，前者是其“质”，后者乃其“相”，故可合谓之学报文章的“质相”。 本来，无论在写作中还是在创作中，“有体”素为作者们所重视，下笔有了“体”的必要自律，才会“循绳墨而不颇”而不致作品非驴非马；“创体”更是作者有非凡创造力的表现。司马迁创为史著的“纪传体”、柳公权创为书法的“柳体”、梁启超创为报章散文的“新文体”等等，皆是明证。正因为如此，古往今来，“某某体”之称，大多是褒义性的。作为贬义词的“某某体”，颇为少见。如宋人严羽《沧诗诗话·诗体》所举的几十种诗体中，只有南朝“伤于轻靡”的“宫体”、唐人韩偓“皆裾裙脂粉之语”的“香奁体”等数种为论者所轻。 较多的“某某体”在我国作为贬义词使用，出现于近廿年间，尤其多见于“网络时代”以后的新世纪。如起源于琼瑶小说以及“琼瑶剧”的情景对白，因“语言绝对删简就繁、宁滥毋缺”而被称作“琼瑶体”；紧跟时政、套话连篇的旧体诗词被称作“老干体”；用语粗俗、毫无美感的打油诗被称作“薛蟠体”；直白得不像诗歌的口水诗被称作“羊羔体”；拙劣模仿《红楼梦》文风的文章被称作“红楼体”；用煽情标题吸引读者的纪实类文章被称作“知音体”等等。“学报体”之为当下贬义词之一，殆同此类——各“体”之称不一，皆为“病体”则一也。 但又应该看到，我国社科期刊界“学报体”之作为“病体”，与上举当代诸例又有不同：“薛蟠体”之类贬称，对应着其本有的“劣根”；“学报体”却并非与生俱来便是“病体”，而是由“正体”演变为“伪体”的结果。守正发展之体谓之“正体”，离本病变之体谓之“伪体”，语出唐人杜甫诗句“别裁伪体亲风雅”和金人元好问诗句“正体无人与细论”③，笔者以为借以说明“学报体”今昔的某些不同，大致不差。 庄子说：“名者，实之宾也。”[6](P27)我国“学报体”之“实”，早在学术期刊发轫之时即近现代之交就已奠基，并在此后不断得到充实、改进。无论人们视之为舶来品，还是视之为传统学术现代化的产物，都持肯定性评价，只是未有“学报体”之称。揆情度理，无论内在的学术质地，还是外在的表达形式，社科学报文章都应当有其“体”；它如果无“体”，何以区别于中小学作文练习中的议论文？何以区别于非学术期刊登载的只能作为研究资料的文章如文件、报道、总结、汇报、体会、知识等等？其“体”之应时而立是当然的，其体之与时俱进是必要的；可以衍生出“变体”、“兼体”、“新体”等等，唯不可病变为“伪体”。令人感慨的是，在学术艰难生存的过去数十年间，发表在社科学术期刊上的文章，大多以良好的质相为读者所敬重。而到了“学术繁荣”的当今，由于种种原因，乏善可陈的文章在社科学术期刊上日益增多，以至于成为一种时代性的“文弊”，“学报体”的贬称随之进入汉语词汇，尽管它不免以偏概全，却被人们接受了。 因而，循名责实以论，我国社科期刊自创立至今，事实上存在着作为“正体”的和作为“伪体”的两种“学报体”文章，前者应当得到护持，后者应该受到贬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公正评价百年来有过什么样的“学报体”，又如何继承其“正体”之长而革除其“伪体”之弊。 二、“学报体”文章“正体”之长 正如仲伟民所言：“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从诞生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百余年来，学术期刊作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发布的主要平台，在本身获得了长足发展的同时，也为学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和不可磨灭的贡献。对此从学术部门到政府都有十分中肯的评价。”[7]考察评量我国社科期刊走过的风雨历程，不能无视这一基本事实。也正是在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社科期刊既形成了以大学学报和社科研究机构学刊为两大主体的基本布局，也确立了“学报体”文章的“正体”，只是它长期以来“有实无名”而已。 “学报体”文章“正体”之长，大抵表现有四： (一)分学科门类表述高深问题研究新得 近代以来的大学，既是培养专门人才之地，又是探究专门学术之所。蔡元培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正是指后者而言。大学以外的各种研究机构所承担的使命，更在钻研专门学术一端。梁启超《学与术》云：“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其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8](P271)“学报体”文章无论偏于阐“学”还是偏于探“术”，都注重“分类”——学术科属明晰而不杂乱(无论综合性社科期刊，还是专业性社科期刊，大多依据学科、专业或专业方向的划分设置相关栏目。所谓“跨学科研究”和“交叉研究”的文章，并非消解了学科界限，而是整合了学术资源和学术方法)；都有一定的“高深”性——学术研究层次必在一般性的知识梳理和常识验证之上；都不能没有“新得”——文章内容不是老生常谈而有不同程度的新意呈现(主要包括“首创”、“拓展”和“纠失”)。“正体”社科学术文章，莫不有这样的基本定位。 (二)举充分依据细密论证大小论点 绝大多数“学报体”文章兼有说明文和议论文的双重质性，说明对应着关于现象、事实的陈述，议论对应着关于本质、事理的判断。无论陈述还是判断，都不仅强调“言而有序”，更强调“言之有据”。无论多么鲜明的“立”与“破”、多么“自出机杼”的新见，都必须建立在充分实证的基础之上，即胡适所说的“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只可说七分话，不可说八分话，更不可说十分话”④，否则便是违背学术通则的无据游谈。又因为“学报体”文章讨论的是高深问题，故需要作者在证据的搜集、鉴别和使用等环节上，付出非同一般的心血和精力。“正体”社科学术文章，莫不有这样的基本自律。 (三)以人文关怀给力社会发展 治学有精神基座，为文有文化立场，以学术研究“鉴往”、“匡时”、“救弊”、“正心”、“报国”等等，是我国现当代学人尤其是社科界学人的普遍追求。这样的追求，既响应着时代的急切呼唤，又承续着“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由此决定，大多数“学报体”文章一方面注重对高深问题作出学科化的精密求证，另一方面注重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国家、民族、人类发展的各种需要。前者是“学报体”文章科学求真精神的主要体现，后者是“学报体”文章人文求善精神的主要体现。以西北大学学术期刊群为例：首创于1913年的《学丛》杂志既规定所载文章须有基本的学术质地：“凡与学术无关者，概不刊入。”(凡例)又疾呼所载文章须有社会责任担当：“嗟乎！民国新造，干济需才。世运值迍邅之秋，学术有陆沉之慨，内忧外侮，险象环生。莘莘学子，其亦舰斯编而兴起乎？求实用，祛清谈，化党见，谋公益。改良社会，毋泥占而不通今；宏济时艰，毋见小而失大体。绵文武之遗泽，宏汉京之雅化……”(序一)[9]1943年创办的《西北学术》发刊词强调所载文章应有文化使命感：“借以发扬我民族之精神，融和现世界之思想，且特别研究民族发祥地之西北数省，以冀对西北建设有所赞益，其意义至深且大也。”[10]当今《西北大学学报》的办刊宗旨是：“守正创新，服务科研，传播学术，有补于世。”其中的“有补于世”被解释为：“尽可能保证刊发的论文富含文化正能量，有助于促进社会进步。”[11] (四)有较多行文规范服务内容表达 我国早期社科学术期刊上的文章，不仅内容显得驳杂⑤，编排方式亦过于随意。内容由“杂”到“纯”，形式由“乱”到“整”的不断进步，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目前通行的“学报体”文章，一般由标题、署名、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作者简介、中文摘要、英文摘要、关键词、正文、注释、参考文献共12个部分组成。形式要素多且规范程度高，往往是“学报体”文章给予读者的第一印象。一些论者嫌其“繁琐”，斥之“烦人”。笔者的看法是：第一，并非发表在社科期刊上的所有文章，都必需上述形式要素一应俱全。第二，对现有的“标准化”行文规范予以合理的简化、调整是必要的，但省却太多则不可，因为这些要素、规范，有的出于国家有关标准⑥，有的出于学术传播、交流之需，有的出于对国际学术期刊先进经验的借鉴，有的出于编辑部办刊实践中对文章体式的不断改进⑦，它们的具备，为读者和有关机构对文章的检索、浏览、归类、编目、统计等提供了很多方便。 三、“学报体”文章“伪体”之弊 “伪体”本指违背风雅传统的诗歌或品格不纯正的文章，其“伪”集中表现为专事形式摹拟而无充实内容。笔者之所以借这一文学概念专称当下“学报体”文章中的一部分，是因为它们与传统“伪体”诗文颇多相似：都产生于“源清流浊”的演变过程中；都存在内容与形式之间的讽刺性反差；表面上都是文风问题而实质上都是学风问题。 关于“学报体”文章的“伪体”之弊，各界人士已有较多述论，兹主要归纳为三点： (一)形式完备而内容贫瘠 从形式上看，此类文章都称得上“有模有样”。滑稽的是，它们像包装过度的礼品盒，一旦打开，其中的“货色”就不仅让人失笑，还生出被忽悠感。狄马尖锐地指出：当下的“伪体”社科学术文章作者因为欠缺“问题意识”，便“只能下笔千言，离题万里，说些大而无当、玄而又玄的‘鬼话’自欺欺人”[2]。其具体做法是：“1.简单的东西复杂化；2.感性的东西概念化；3.熟悉的东西陌生化；4.个性的东西平面化；5.腐朽的东西神奇化。”[1]征诸事实，大致不差。在“伪体”社科学术文章中，既看不到“新题生发”，也看不到“旧题拓展”。其中的等而下之者，甚至不能“掌握大量材料，把道理运用于材料，做到摆事实，讲道理，使观点和材料统一起来”[12](P84)。大量的没有“问题意识”却有“完备形式”的文章堂而皇之地亮相于社科期刊，不仅造成了无谓的人力、物力浪费，更严重地矮化了学术刊物的文化形象。 (二)“八股化”程度严重 行文方式过于趋同而缺乏必要的个性，是此类文章“八股化”的主要表现，以致形成了“千文同面”的情形。例如，以“某某背景下的……”“某某视域下的……”“某某语境下的……”为标题的食洋未化的文章，大量见载于社科期刊，而“分层级论述”的方式亦大多近似。又如受到汪涌豪等批评的一些论文：“文体上禁锢为一种固定的三段式，且句子冗长，语言晦涩，让学人读之生厌，大众望而生畏。”另一些遵循“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论文：“先提出问题，再依次按照综述文献、做出假设、数据来源与处理、模型与方法、计量、发现和结论、政策含义八个部分展开，仿佛‘新八股’。”[4]呆板雷同的“新八股”⑧文风，蔓延在我国社会的许多领域已久⑨，对此一些行业推出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改进办法，值得社科学术期刊界借鉴。 (三)缺少淑世情怀 狄马斥责一些“学报体”文章作者“麻木自私”，盖因其文章“可以使住房面积增加、课题经费充足，职称和官(学)位提高，但这对一个时代的世道人心有什么影响呢？于社会的治乱安危有什么好处呢？”[2]姚申赞扬《复旦学报》1978年第1期发表夏征农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一文“推动了其后不久的真理标准的讨论”，感慨“类似的好文章今天已经很少见到”。王学典认为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学报体”文章要回应当下，然而“现在的文章，让人感觉不到你在场”[13]。之所以“不在场”，是因为作者的为文热忱，不在于为人间求真扬善而在于“著述都为稻粱谋”，故而对于关乎民族文化命脉的深层历史问题和关乎民生忧乐、国家兴衰的重大现实问题，没有或很少有探讨的兴趣。种种缺少淑世情怀的“伪体”社科文章，无论形式上多么“规范”，其文字都透着一种与“人间痛痒”无涉的冰冷感。 四、“学报体”文章的改良 “学报体”文章大量见诸我国社科期刊，是客观存在。无论“正体”还是“伪体”，都其来有自。“正体”仍待不断完善，“伪体”尤须尽快除弊。笔者十分赞同陈尚君和胡范铸的看法：第一，学术论文有其特有的表达方式，故“学报体”未必全然是负面的评价。第二，“学报体”目前是贬义词，应努力将其改良为肯定性概念，乃至催生出“新学报体”[13]。 变“学报体”贬义为褒义，催生出“新学报体”，需要社科学术界和期刊界多方措手、立体改良。笔者以为，改良的总原则当是“返本拓新”——返“正体”之本，拓“承变”之新。目前之最紧迫并最可行者，约有“三变”： (一)变文章评价由“重量轻质”为“重质轻量” 我国高校、研究机构以至更多的行业在业务能力考查、科研成绩考核、纵横项目结题、职务职称晋升、获取硕博学位等环节对学术文章刊发数量、“级别”的过度要求⑩，实际上颠倒了学术之“质”与学术之“量”的关系，由此滋长了急功近利学风，导致越来越多的“低水平重复”的学术文章面世。对这种颠倒的再颠倒，不仅必要，而且亟需。只有这样，大量的“充数论文”、“学术垃圾”才会日益减少，直至退出社科期刊。著名作家丁玲曾有“一本书主义”之倡，意在强调作品的量少质优，得到了陈忠实、熊召政等作家的积极响应。学术文章的产出，亦同此理。我国部分高校借鉴国外惯常做法而实施的“学术代表作”评价制度(11)，是扭转学术文章粗制滥造之风的一种有益尝试。尽管它有待完善，但大方向的无误是毋庸置疑的。 (二)变文章体式由“一体独大”为“众体并茂” 目前“学报体”文章的体式，大多与“篇幅长、要素全”的学位论文近似，姑且称之为“重性论文”。而学术性的随笔、札记、演讲、杂感、对谈、通信、短评等可以大体归于鲁迅所称的“轻性论文”(12)的体式，则甚少为社科期刊所采用。这是很不合理的，因为学术文章质地的良莠，与篇幅的长短和体式的大小并无必然关系。中国学者陆机的《文赋》(辞赋体)、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诗话体)、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演讲体)、朱光潜的《谈美书简》(书信体)、钱锺书的《管锥编》(札记体)和外国学者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对话体)、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散文诗体)等名著或名篇，都没有采用“重性论文”体式，就足以说明问题。任遂虎所言甚是：“学术文体之除了学术论文这个‘大户’之外，还应当而且事实上也具有其他诸多的‘小户’文体。……在学术期刊上适当刊登除论文外的其他体式灵活的学术文体，不失为一条改变学术单一、空气沉闷的可行之道。”[14] (三)变文章语言由“重质轻文”为“质文双重” 此之谓“质”与“文”，分别指文章的学术质地与语言美感。有义理、重考据，是为行文的“重质”；讲辞章、求美感，是为行文的“重文”。质文双重的文章，方有“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15](P229)的良质美相。文学作品如此，学术文章亦如此。闻一多、冯友兰、钱锺书、高尔泰等大家的学术文章，就是质文双重的典范。而当下不少“学报体”文章之所以“行之不远”，不仅因为没有新意或论证不足，还因为不肯在修辞上下功夫，遣词造句十分粗放，以致“在辞章拙劣的文章中间，人们所读到的永远只是干瘪的词汇，刻板的句法、章法。即使这种文章把意思大体表达出来了，也会因为它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而拒人于千里之外，使人不愿意亲近”[16](P139)。狄马用“枯燥、乏味和做作”[1]概括当下一大批“学报体”文章的语言面貌，不算冤枉它们。我国目前的社科学报每年刊载的文章数量，已经超过18万篇[5]，其中能以“质文并美”而成为大学语文教材范文者寥寥无几，这在几十年前是不可思议的。改变这种状况，使“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17](P837)的文章从社科学报上撤退，让更多具有“准确、鲜明、生动”的语言美感的学术文章活跃于读者眼前，既需要文章作者强化语文意识，提高语文能力，又需要期刊编辑在把关文章学术质地的同时，也能把关文章的“语文指标”。通过作者和编者的共同努力，“学报体”文章语言由“重质轻文”转变为“质文双重”，是能够较快实现的。 收稿日期：2014-04-20 注释： ①其中《“学报体”文章为什么没人看》又载《大众日报》2008年10月17日，后入选《2009年中国杂文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1月版。两文发表后，网络转载极多，尤其频见于网络日志(博客)。后并收入随笔集《一头自由主义的鹿》，中信出版社2014年1月版。 ②如学者翟业军答“支点文学网”记者刘卫东问：“卫东，你看过我很多文章，曾经也表扬过我的文章彻底的是‘非学报体’，我是很鄙视那种‘学报体’的。”见翟业军博客2012年4月25日访谈。又如发行量很大的《读写月报(高中版)》“征稿启事”声明：“谢绝说教，谢绝论文体、学报体、知音体和读者文摘体。” ③杜甫《戏为六绝句》其六：“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其一：“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 ④1946年春，女作家刘修业撰成《吴承恩年谱》，付梓前征求胡适意见，胡于当年3月2日和7日两次致信作者，引文出自第二封中。 ⑤如西北大学《学丛》杂志分论说、讲演、杂纂、纪事四大栏目登载文章，其中纪事版块所刊发者，多为校内外重要消息、校方重要公告等。 ⑥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7714－87)的“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对出版物文后参考文献的著录项目与著录格式作出了具体规定。 ⑦以《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为例，从1997年第4期起，始有作者简介；从1999年第2期起，始有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和文章编号；从2000年第1期起，始有英文摘要。 ⑧关于“八股文”的是非功过及其行文方式与学术文章结构的异同，学者们尚有不同看法，参见种项戎《也谈“八股”与学术论文》(《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6期)、谢文郁《八股文与学术论文》(《中国研究生》2009年第6期)等。拙文取当代约定俗成之义。 ⑨如高考议论文的“新八股”结构模式：开头概述材料，引出中心论点；中间主体部分分三或四段，每段首句提出分论点，形成排比段，然后加以论证；结尾照应开头，深化中心。新闻界的“新八股”，主要表现为各体文章的“同面孔”和“假长空”。甚至有好事者整理出长达两万多字的《新八股文——文件讲话套词套话大全》发布于网上。 ⑩例如在“核心期刊”上至少发表三篇学术论文，才有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资格，早已成为绝大多数高校的“刚性”规定。 (11)基本做法是：在职称评定或工作考核中，由学者自己提交1至3篇(部)代表作，由专门委员会予以评价打分。这种评价方式可与传统的量化评价方式结合使用，以求尽可能公正地考量该学者的学术能力和业绩。 (12)鲁迅1933年11月12日致杜衡的信中提出“轻性论文”概念，并感慨“轻性的论文实在比做引经据典的大论文难”。见林非主编《鲁迅著作全编》第4卷第54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