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专题讨论）——1.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探索——2.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现象——3.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热点——4.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特色——5.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突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专题讨论论文,热点论文,俄罗斯论文,法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探索
汪行福
汪行福，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汪行福（1962—），男，安徽省黄山市人，哲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复旦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英国是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研究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给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交流提供了便利；其次，英国是新左派、“撒切尔新自由主义”和“第三条道路”三种意识形态的诞生地，在当代政治思想中有着重大影响；最后，英国布莱尔政府作为美国霸权体系和反恐战争的坚定伙伴，使英国成为左派运动的中心之一。因此，英国一年一度的“马克思主义节”和“《历史唯物主义》年会”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左派活动家和马克思主义者，其规模和影响日益扩大。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复苏
近年来，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出现了复苏的迹象。2007年，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杂志《历史唯物主义》发表了多篇文章，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变化及其革命意义。卡罗·维尔塞龙指出，自福特主义出现危机以来，资本主义更多地是根据知识的地位和劳动的认知维度予以定义的。从这个角度说，马克思对劳动分工过程中的知识／权力关系的分析仍然是持续有效的。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即通常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中提出的“形式吸纳”（formal subsumption）、“实际吸纳”（real subsumption）和“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等概念，对当代资本主义的重新理解具有重要意义。当代资本主义是认知资本主义，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呈现为两种逻辑的矛盾：资本积累的逻辑把价值规律强加于一切知识，使知识越来越具有寄生性；同时，在劳动的逻辑中，知识在工人中的传播也是社会知识的积累，并为人类控制自我生存条件以及使生产服务解放的目标提供了积极的条件。“只有围绕这些矛盾，才可能提出对以知识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推翻认知资本主义的政治设想这样的本质问题。①
纳佛在《政治的马克思主义与价值理论》② 一文中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意义提出新的解释。他认为，必须把价值理论牢牢地置于政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框架之中。劳动创造价值指称的是劳动组织过程的政治事实，而不是产品生产中的劳动消耗之类的经济事实；价值反映的是劳动过程和社会生活规范的阶级斗争，而不是抽象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如果劳动与价值有着联系的话，也必然不是在作为劳动产品的价值概念之中。提出价值问题的第二种方式是把它考虑为塑造社会的性质、特别是劳动性质的社会形式”；“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关注权力，因而它使我们能够考虑价值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以及在资本主义中的变迁方式”。因此，重要的不是从经济学意义上，而是从政治意义理解马克思的价值理论。
意大利籍的自治社会主义者维尔诺认为，马克思“一般智能”概念为我们理解当代社会的积极前景提供了线索；“《大纲》中马克思的‘论机器’部分是分析和定义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文本”。然而，一般智能不仅体现在物化的机器中，而且体现在交往与劳动实践中。今天的一般智能已由马克思时代的机器智能发展到群众智能，这种发展应该理解为从抽象劳动到具体劳动、从对机器的消极服从到与生活世界融为一体的实践活动的转变。在以一般智能为基础的劳动活动中，技术与政治、生产与交往、劳动与实践之间界限已经打破，“它依赖于人更甚于依赖匿名和强制的权力规则；在生产中投入的是整个的人，人的思想和行动的结合。换句话是，每个人的‘生成性的存在’”。③ 因此，一般理智的生产为激进民主形式提供了现实的基础，不仅非物质生产包含着人类解放的条件，而且本身就是塑造新的政治生活过程本身。
对资本主义研究的另一热点是当代资本主义形态和特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克莱茵（Maomi Klein）的著作《休克信条：灾难资本主义兴起》④ 特别值得一提。它的新颖之处在于，以“灾难资本主义”来命名当代资本主义的积累体制。这一体制不仅把灾难作为资本扩张和集中的机遇，而且作为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当代资本主义利用一切灾难来加强资本的权力，如拉美和东南亚经济危机、伊拉克战争、卡特娜飓风、印度洋海啸等。因此可以说，资本与暴力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克莱茵的主要目的是想揭露新自由主义起源的田园诗般的神话，揭示这些经济政策从来就不是被民主地采纳与和平地贯彻的。”⑤ 在一定意义上，莱茵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传统是相通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揭示了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性和灾难性。资本的诞生就伴随着对内和对外的暴力。对外它通过征服、屠杀和对外国人的奴役，获取巨额的财富和市场；对内则是对公地的剥夺、把农民清除出封建庄园、把穷人驱赶到城市，为资本家提供大量劳动力。卢森堡也指出，资本为了自己的生存必须依赖更大规模的生产循环，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单靠经济手段是无法实现的，因此，资本积累需要诉诸超经济的政治力量，如殖民、战争等。但是，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不同在于，克莱茵强调超经济暴力不仅是资本主义的接生婆，而且自始至终都是资本主义维持其统治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不仅利用经济灾难来为自己开辟道路，而且还利用非经济的社会和自然灾难。但是，克莱茵的理论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即如果资本主义能够把一切灾难都变成自己发展的条件，如何消灭这一依靠灾难喂养的制度就成了问题。
二、新帝国主义研究
“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独霸天下，如何解读当代帝国主义就成为了热点。聚焦的问题是：新帝国主义是以民族国家资本主义为基础，还是以全球资本主义为基础？新帝国主义依赖于资本逻辑，还是依赖于权力逻辑？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还是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在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中，伍德的《资本的帝国》代表着前一种观点，哈维的《新帝国主义》代表着后一种观点。
大卫·哈维在《“新帝国主义”新在何处？》⑥ 一文中提出，建立一个符合当代资本主义积累体制和应对危机方式的帝国主义理论，需要整合资本积累的非空间因素与民族—国家间地缘政治经济冲突这两种因素，而帝国主义理论的逻辑应该优先于资本主义理论的逻辑。在他看来，伍德的理论局限性在于，她仍然沿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把新帝国主义视为资本逻辑的普遍化和彻底化到一个新阶段的表现形式。而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解释帝国主义，是一种非空间的线性发展理论，它无法把民族国家之间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斗争的空间因素结合进去。因为资本主义一开始就是全球性的，不仅资本积累时期需要诉诸帝国主义武力，而且在其发展的每一阶段，帝国主义权力都是它的条件。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和在全球范围内诉诸军事霸权既是为了掠夺中东的石油资源，也是为了建立一个符合资本积累需要的国际空间秩序。
伍德的理论也受到威廉·罗宾逊的批评。他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和跨国垄断不能被理解为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的新形态，伍德的理论实际上不过是过时的“民族国家中心论”的复辟，它没有认清新帝国主义与旧帝国主义的区别。美国新帝国主义的最大特点是，利用自己在跨国组织中的优势，拓展、维护和稳定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它对战争和他国干预不过是应对全球资本积累过剩这一棘手矛盾的极端形式。“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中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核心资本主义权力间的敌对与冲突与核心权力对边缘地区的剥削。”帝国主义不断向外扩张的冲动以及实现这种扩张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机制，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内在结构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帝国主义仍然是21世纪的关键概念。”⑦
三、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拯救
2007年是俄国“十月革命”九十周年，马克思主义如何在革命史研究以及一般史学研究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批判性，成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2007年出版的两本文集——《历史与革命：拒绝修正主义》和《书写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宣言。⑧
《书写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涉及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的影响是否衰落的问题。克里斯·维克汉姆和霍布斯鲍姆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衰落的命题是一种误导。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有着巨大的贡献，它与法国年鉴学派等以社会研究为取向的理论一道使20世纪史学得以现代化，使史学摆脱了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和实证主义偏见。但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确实在衰落，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后现代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史学讨论的一些基本问题边缘化了，如生产方式、社会结构、阶级斗争和革命问题等；二是在政治上，1989年的苏东剧变扭转了1968年法国“红色五月风暴”后形成的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和政治氛围。
《历史与革命：拒绝修正主义》一书主要针对革命史研究中盛行的修正主义倾向。这一倾向不仅体现在俄国革命的研究中，也体现在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研究中。修正主义史学否认革命的积极意义，强调革命的非理性、暴力和恐怖因素。它对革命史的研究建立在两个基本观点之上：第一，把革命的原因、动力和后果从长时段的社会史框架中移到短时段的偶发的政治史框架；第二，以集权主义作为理论框架来理解群众运动、意识形态和革命。⑨ 按照这一理解，革命是由突发性政治事件或由饥饿等原因导致的，随着社会物质条件的改善和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产生革命的条件将会消逝。但左派认为，革命不仅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世界，它也会指向未来；群众运动并不必然导致集权主义，它同样是20世纪民主化的主要推动力。
反对历史修正主义也是柯文·J·莫菲文章的主题。⑩ 他认为，资产阶级学者对苏联革命和斯大林的研究基本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它的核心是所谓“连续性命题”，即认为从早期布尔什维克到“古拉格群岛”的俄国历史是完全连续的，归根到底都是专制主义的历史，并因此得出结论，“苏维埃体制以及它的政党和意识形态统治在斯大林获得政权之前就已完全建立了”。(11) 资产阶级史学和受它影响的修正主义史学完全是片面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攻击的重要形式。然而，左派史学家在面对敌人的意识形态进攻面前却显得软弱无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应该建立自己的俄国革命研究团体，既对“十月革命”进行科学研究，也要挑战和回应这个领域流行的有害倾向，“新一代活动家们必然会问有关俄国革命的问题。我们不能把这一历史让给反共产主义者”。
四、社会反抗与乌托邦
近年来，西方左派思想界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乌托邦的复兴（Utopian revival）。2007年，杰姆逊的新作《未来考古学：乌托邦和其他科学幻想的欲望》(12) 可视为它的重要表现。杰姆逊认为，在当今世界，乌托邦的讨论本身就是一件具有政治意义的事情，因为不论是反革命右派还是后结构主义左派都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乌托邦，告别乌托邦成为新自由主义用来拒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重要话语策略。所以，处在“乌托邦的穷途末路”的情况下，需要仿效萨特在“冷战”时代提出的“反—反共产主义”，提出“反—反乌托邦主义”（anti- anti- utopianism）。乌托邦领域与现实政治领域一样是压迫和反抗相互斗争的领域。一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史也是一部“对未来殖民”（colonize the future）的历史。为了打破资本主义对未来话语的垄断，我们必须坚持乌托邦，因为“断裂是新的话语策略的名称，而乌托邦则是断裂必然采取的形式”。针对当前盛行“改变绝不可能”的意识形态，乌托邦的意义在于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不可能性”的权利。左派政治不仅要有对现实的焦虑，而且要有对“失去未来的焦虑”。这种对未来的焦虑必然与社会主义信念相联系，因为未来乌托邦如果脱离了社会主义的要求是不可设想的。
乌托邦问题的复兴不是偶然的，它既反映了人们对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不满。同样反映了人们对未来的困惑。在一个需要反抗而又没有具体解放前景的境遇下，乌托邦成了人类希望的寄放所。但是，即使如此，仍有一些左派学者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希望从现实中诊断出某种积极的可能性，其中，最突出的是哈特、奈格里所著的《帝国》和《民众》两书中阐发的后现代革命理论。他们认为，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解放的过程。随着帝国的出现，传统政治主体即作为主权者的民族国家和阶级已经衰落。然而，随着非物质劳动和民粹主义反抗形式的出现，资产阶级已经造就了自己新的掘墓人。民众将取代无产阶级成为新的革命主体，他们将以自发和分散的形式穿越帝国权力的堡垒，形成了一种新的追求民主与和平的生命政治形态。在后民族国家时代，由于人们不再把主权以及它的代表神秘化，人民的意志才第一次真正被自由和平等原则所支配。但是，坎菲尔德却对此持保留意见，认为这一理论对非物质劳动的理解过于浪漫化，缺乏真正的社会经济基础。第一，从事非物质劳动的劳动者只是劳动者中的很小一部分，根本不能代表当代社会劳动的普遍形态；第二，即使在非物质劳动中，劳动仍然与工资相联系，仍然受资本的支配。因此，“他们所讨论的非物质劳动的影响是幻想的，他们对价值理论的修正是误导和混乱的”。(13) 非物质劳动不可能承担哈特、奈格里赋予它们的解放使命。
总之，2007年度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给人们透露出来的重要信息是，当代资本主义仍然充满着矛盾，而如何超越这一社会形态，不仅需要在理论上做更多的准备，还需要在实践上继续探索。
［本文为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B103）和“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05FCZD008）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 Carlo Vercellone,“From Formal Subsumption to General Intellect:Elements for a Marxist Reading of the Thesis of Cognitive Capitalism”,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15,2007.
② S.Knofo,“Political Marxism and Value Theory: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ory and History”,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15,2007,p.84.
③ Paolo Virno,“General Intellect”,Historical Materialism,Vol.15,2007.
④ Naomi Klein,The Shock Doctrine: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Allen Lane:London and New York,2007.
⑤ Michael Hardt,“The Violence of Capital”,New Left Review,Vol.48,2007.
⑥ David Havey,“In what ways:‘The New Imperialism’ really news”,Historical Materialism,Vol.15,2007.
⑦ W.I.Robinson,“The Pitfalls of Realist Analysis of Global Capitalism:A Critique of Ellen Meiksins Wood's Empire of Capital”,Historical Materialism,Vol.15,2007,p.90.
⑧ Mike Haynes and Jim Wolfreys (eds),History and Revolution:Refuting Revisionism,Verso,2007.Chris Wickham (eds),Marxist History Writing for the 21[st] Centu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⑨ Matt Perry,“Rescuing History”,International Socialism No.,18 (2007).
⑩ Kevin J.Murphy,“Can We Write 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 Belated Response to Erie Hobsbawm”,Historical Materialism,Vol.15,2007.
(11) Evtuhov,Goldfrank,Hughes and Sites,A History of Russian:People,Legends,Events,Forces,Boston,Houghton Miflin,2006,p.645.
(12) Fredric Jameson,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s The Desire Called Utopia and Other Science Fictions,Verso:London and New York,2007.
(13) David Camfield,“The Multitude and Kangaroo:A Critique of Hardt and Negri's Theory of Immaterial Labour”,Historical Materialism,Vol.15,2007.
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现象
王金林
王金林，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创新基地，上海 200433
王金林（1962—），男，江苏省镇江市人，哲学博士，复旦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2007年度呈现出诸多新现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回归列宁、复兴马尔库塞、斯宾诺莎转向和更新马克思的经济存在论了。而回归列宁能否为激进主义实践注入新的政治能量，值得特别关注，因为这直接关乎激进思想与当代世界的未来。
一、“重新上膛”的列宁①
苏东剧变后，列宁主义的遗产成为左派理论与实践的巨大包袱。一些左派思想家甚至声称，列宁主义同斯大林主义一样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以此来撇清同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关联。在他们看来，苏联解体如果证明了什么的话，那也只是斯大林主义或列宁主义的终结，而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另一些左派则力图证明列宁主义同斯大林主义不是一回事，苏东剧变终结的只是斯大林主义而不是列宁主义。然而，无论左派如何安顿列宁，面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面解体，如何对待列宁主义的遗产，能不能像列宁那样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世界战争的条件下重新阐明一种新的革命方案，成为需要深入反思的时代问题。
2007年，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重新上膛的列宁：迈向一种真理政治》一书，正是这种反思的理论成果。它不是试图回避列宁，而是要复兴列宁，使列宁重新上阵。该书编者是巴京（Sebastian Budgen）、库维拉克斯（Stathis Kouvelakis）和齐泽克（Slavoj 
），作者有巴迪乌（Alain Badiou）、巴利巴尔（Etienne Balibar）、卡利尼柯斯（Alex Callinicos）、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奈格尔（Antonio Negri）、齐泽克等。全书十七篇文章共分四个部分：“复兴列宁”，“哲学上的列宁”，“战争与帝国主义”，“政治及其主体”。这些文章使列宁同当代问题如战争、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与现代性的成就以及社会民主的广泛失败等迎头相遇。在编者看来，正是列宁使马克思思想明显政治化，使之超出欧洲的局限，并把它付诸实践；当全球资本主义显得仿佛是人类未来的唯一可能性之际，当自由主义民主体系似乎已经成为社会最佳的政治组织之际，并且当想象世界的终结比想象生产方式上的微小变化更容易之际，关注列宁在当下就显得尤其迫切。正如当初列宁改造马克思思想使之适应于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一样，如今人们应当为当代社会重新阐明一种列宁主义的革命方案。这种革命方案将像列宁一样致力于奠基在真理之上的行动，并且坦然地接受这种行动带来的后果。该书试图证明，真理与党派并非如人们通常所以为的那样相互排斥；相反，在当前，真理只能通过一种完全党派的立场而获得陈述。依据列宁的说法，坚持真理与党性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互为条件的。在编者看来，具体情况中的普遍真理只有从一种彻底党派立场上才能得到表述。
该书编者指出，苏东共产主义的失败导致自由主义民主思想在全世界确立了自己的霸权，任何取代资本主义的设想都会遭到“古拉格群岛”恐怖重演的质疑。要对这种霸权提出有力的挑战，就必须超越失败与恐怖的概念，充分认识到在反对不平等与不正义的斗争中选择立场的必要性，也就是说要建立一种能够带来革命变化的政治；而这就迫切需要关注列宁，因为列宁曾经毫不含糊地确定自己的立场，并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与统治方式。
之所以要回到列宁而不是马克思，是因为虽然回到马克思已经成为某种学术时髦，但在这些回归中人们并不清楚自己回到的是哪一种马克思——是英语世界中文化研究的马克思、后现代派的马克思、弥赛亚主义的马克思？还是欧洲大陆被净化过的马克思、可以在学术界获得某种边缘地位的马克思、乃至作为经典作家的马克思？还是在华尔街上也会有人不时提起的曾经预言过当今全球化推动力的马克思？编者指出：“所有这些马克思们的共同点在于否定政治本身。”因此，回到马克思要么会陷入无聊的学术争论之中，要么遭到后现代主义的猛烈抨击，而“引用列宁则使我们能够避免这两种陷阱”。并且，聚焦于列宁，使人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他的独特贡献在于他在新的历史环境中重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列宁在很大程度上改造了马克思，使马克思理论脱离原初语境，把它置于新的历史条件之中，从而在历史过程中使之普遍化。只有回到列宁、“重复”列宁或者重新武装列宁，才能在当今社会中恢复激进政治的革命冲动。
二、马尔库塞的“海德格尔—马克思主义”②
在法兰克福学派诸位前贤当中，当年影响最巨、后来却几乎无人问津的思想家则非马尔库塞莫属了。20世纪60年代，激进学生曾以“三M”（马克思、毛泽东与马尔库塞）为思想偶像，马尔库塞的著作一时间洛阳纸贵。但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相比于其他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马尔库塞显然被边缘化了。原因也许在于马尔库塞思想中的现代性太盛，同后现代格格不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马尔库塞的影响从此销声匿迹了。近几年来，马尔库塞的文本逐渐呈现出一种复兴之势。2007年，美国灯塔（Beacon）出版社推出了一个最新读本：《必要的马尔库塞：哲学家与社会批判家赫伯特·马尔库塞选集》。该书号称搜集了“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一的最好文章”，是由马尔库塞亲炙弟子芬伯格（Andrew Feenberg）和另一位学者莱斯（William Leiss）共同主编的。该《选集》有一篇较长的导言，全面概述了马尔库塞思想发展进程，并对其“海德格尔—马克思主义”（“Heidegger- Marxismus”）作了简要说明，这对我们准确理解马尔库塞的相关思想不无益处。
在早期马尔库塞心目中，海德格尔著作乃是“哲学历史上的转折点”，意味着资产阶级哲学内部的自我超越，开辟了通向新的“具体科学”之路。马尔库塞试图运用这种“具体科学”去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被动性。他认为，海德格尔的本真性观点可以改造为一种新方法，从而以一种新的革命意识理论来完成马克思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依赖经济自我利益的推动力，而事实上革命并非仅仅因为经济原因而爆发。要分析个体通过改造世界而“生存”的“激进行动”，必须拥有一种更加强有力的理论工具。马尔库塞相信，他同海德格尔哲学的相遇使他获得了这样一种分析工具。
马尔库塞批判性地汲取了海德格尔思想，并试图把它同马克思主义综合起来。马尔库塞对海德格尔的根本异议涉及其世界概念。海德格尔试图揭示最终的世界结构本身，却把特定世界的特殊性当作社会学细节而不予以处理，这就模糊了共同体内部的差别。从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看，阶级差别最终比民族性更重要。本真性问题在马尔库塞那里变成了如何掌握历史时机问题，即如何响应阶级号召，以人类可能性来反对现存社会。
1932年，马尔库塞发表的著作《黑格尔存在论与历史性理论》对黑格尔所作的阐释虽然深受海德格尔影响，但却偏离了海德格尔存在思想，因为它主要是依据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概念（作为生产世界的人类力量）来处理历史问题。马尔库塞对黑格尔的阐释也深受海德格尔历史理论的影响。海氏建立了时间在构建世界中的核心意义。“现在”被赋予秩序与意义，正是依赖被先行把握的未来。但是在马尔库塞看来，海氏的时间性理论主要相关于个体，不能有力地解释历史如何在集体层面上被建构起来。
马尔库塞认为，这里黑格尔与马克思为海德格尔提供了一种重要补充与纠正。对他们而言，未来是一种从各种社会张力中形成的集体筹划，这些社会张力本身反映着不同社会团体的不同筹划。进步的筹划实现着人的潜力。这种潜力概念后来变成了马尔库塞社会“两个维度”（日常事实维度与可能性维度）理论的基础。这样，马尔库塞形成了新的革命概念来解释20世纪德国社会危机。
巧合的是，在1932年初次发表的马克思的《巴黎手稿》中，马尔库塞发现马克思把当代现代性危机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这同他对海德格尔与黑格尔的创造性解读明显相似。在他看来，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自然概念，而是更加接近现象学的经验概念；马克思所断言的人与自然的统一，可视为主体与客体的一种意向关联，一种“在世之在”。但是，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不同于现象学家，其“在世之在”具有一种彻底的历史性质，因为通过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将创造了这样一种人化自然，让人类最终自由自在。
可见，马尔库塞的“海德格尔—马克思主义”乃是他综合海德格尔存在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果，并成为其后期思想的基础。虽然他的这种理论努力后来遭到了海德格尔本人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双重批评，但随着马尔库塞的复兴，相信这一思想会引起新的讨论。
三、斯宾诺莎转向③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斯宾诺莎转向是近年来为人瞩目的一种现象。这种转向至少有两种意图：一是探讨马克思哲学同斯宾诺莎哲学的内在关联；二是揭示马克思哲学在斯宾诺莎哲学视角下可能呈现的崭新意义。在《观念的秩序与联结：马齐芮的斯宾诺莎转向中的理论实践》中，雷德（Jason Read）指出，近几十年来，许多哲学家在研究马克思哲学时纷纷转向斯宾诺莎。这一转向正是对马克思哲学的改变。比如，马齐芮（Pierre Macherey）对斯宾诺莎的解读，就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作为一种实践的哲学之物质性或有效性问题。这个“哲学的物质性”问题可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中清楚地看到。它涉及马克思思想中一个更大的问题，即思想（哲学）在上层建筑中的作用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不能理解它旨在改变的世界。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现实存在的”条件为名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并否定哲学。但哲学的“现实性”究竟是什么？是哲学同其历史条件与效果的重叠吗？这个问题被忽视了。许多教条马克思主义者与资产阶级哲学家都没有探讨甚至没有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与哲学被保持在一种分离状态之中。不过，阿尔都塞却是一个例外。他尝试跨越学术性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之间的鸿沟，提出了“理论实践”概念，探讨思维工作的局限性与效果。一方面，理论实践概念反对大多数（唯心论）哲学的历史，宣布哲学不是一种自主的实践，认为哲学受到其他因素与其他实践（如科学、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决定，哲学的问题与概念正是出自这些因素与实践。另一方面，理论实践概念并不把哲学工作作为单纯的思辨或空洞的措辞冲突而取消，而是指出哲学具有效果，对决定哲学的那些实践、政治与意识形态有相当实在的作用。因此，阿尔都塞争辩，马克思所提供的不是一种新的实践哲学，让劳动取代理性或精神，而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践，即一种新的从事哲学的方式。这种从事哲学的新方式的特征是哲学的极端他治，即其他形式的实践如经济、政治等对哲学的规定与改变。
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践观念不仅要求依据哲学的条件与效果来对哲学作一种唯物主义的再定义，而且论证了人们只有首先把哲学视为受决定的，才能理解哲学的改变效果。不过，在雷德看来，阿尔都塞理论实践概念对思维自主性的挑战存在两个问题：理论主义（即声称对一切知识的条件拥有无条件的知识）和决定论（即把思想还原到政治，还原到阶级斗争）。雷德在马齐芮的斯宾诺莎解读中找到了一种新的理论实践概念，可以避免这些缺陷。在斯宾诺莎那里，观念与事物不是具有一种平行的关联而是具有相同的关联，这种关联是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这种共同秩序并不使思想与物质同一，却使斯宾诺莎能够把思想当作一种生产，当作某种从给定概念与经验中生产知识的东西。因此，思维是受多元决定的，既受逻辑与观念的因果关系决定，也受影响（affects）与经验的因果关系决定。正是这种复杂的因果关系解释了知识与迷信、真理与错误等之间的差异与关联。这也是理解思想的有效性、理解思想改变其条件的方式之关键。思想能改变的条件不是依据其真，而是依据其同其他观念的因果关联。
在雷德看来，斯宾诺莎的唯物主义不是要描述终极性的实在性质，而是要承认哲学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有着确定的界限与效果，受到其他实践的限制。这样一种唯物主义哲学实践并不寻求远离世界的真正原则；毋宁说它是一种操作，在确定条件中行动，并从而改变世界。可见，斯宾诺莎哲学通过坚持思想的因果秩序为哲学的唯物主义概念提供了根据。因此，雷德认为，斯宾诺莎哲学可以提供一种新的资源，对哲学进行唯物主义的再评价。只有理解了哲学的被决定性并同时把哲学理解为一种特定的理论实践，哲学改造世界才有可能。
四、经济存在论的更新④
近二十年来，重读马克思成为一种学术时髦。这股思潮热衷于从“政治”或“伦理”维度来处理经济问题，完全忽视了经济的存在论问题。相形之下，当代著名哲学家南希（Jean- Luc Nancy）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在哲学“终结”之际坚持思考当下世界，主张更新马克思的经济存在论，即重新切入而不是放弃经济的存在论问题。
南希不像许多人那样相信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疯狂的自我毁灭的拟像与非实在性的世界中，相反他相信我们正处于新意识、新警觉与新质询的诞生之际。在他看来，当今支配性的经济自由主义不再具有以前资产阶级的征服信心，而是更加错乱，更加放纵，更加愤世嫉俗，也更加焦头烂额，因为它的实质被日益暴露出来，它自己无意义发展的可怕真理也被日益揭示出来。因此，世界范围的资本扩张，使资本在新自由主义形式中处于一种令人担忧的“错乱”状态。国家成了资本的一个工具。今天没有任何共同体真正置身于资本之外，马克思所宣布的资本全球化已经在进行中了。所以，资本分析远未结束——不仅是对资本的批判分析，而且是对资本的自我分析。这将动摇为积累而积累与为生产而生产的确定性。就此而言，现在也许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马克思思想在这方面对南希而言意味着两点：一是设定人的社会生产；二是揭露并抨击人剥削人。马克思人的社会生产概念对应于一种南希所谓的“共在存在论”（ontology of being- im- common），共产主义观念并不对立于个体或强加于个体，而是个体的构成。南希试图表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如何是对一种“共同性”（common）的揭示与要求。哲学在马克思之前（或在某种意义上，在黑格尔之前）从来没有真正把这一点作为基本主题来探讨。在“共在存在论”中，社会性（sociality）不仅被设定为构成性的，而且被设定为生产着作为“价值”生产者的人。马克思的“价值”一词的绝对含义是指那种通过劳动被纳入产品当中去的人性（humanity）无法衡量的价值——一种绝对价值或“尊严”。人在产品中成为人。人对人的剥削侵占了这种绝对价值，把这种价值转化为它的“现象”，即马克思所谓的“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并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对立于“使用价值”；它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它首要地被规定为价值本身（以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形式出现）之现象的与幻想的表现。政治经济学消除了这种绝对价值原则，目的是要有利于它的现象，即商品形式。财富于是逐渐意味着单纯的价值积累与增长，而不是价值本身的表达。
南希认为，这里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人既作为他自己的生产者也作为他自己的剥削者；二是绝对价值与把它转化为商品价值的可能性。这两个问题密不可分。剥削涉及占用人类所创造的绝对价值或人的尊严，使这种绝对价值或尊严被转化成商品价值。绝对价值是人本身，或人的人性（只要这种人性不是先行被给予的，而是必须自我创造的）。
这就涉及“异化”与“市场”概念。异化不再对应于先天的属性而被衡量，而市场也不能被简单地对立于绝对价值而受批判。共产主义并不意味着克服异化以便回到一种给定的人的本性（human nature），譬如自在的价值与人性（humanity），而是涉及“绝对人性”（absolutely human）的生产与创造。这就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逻辑。对马克思而言，资本的世界化对应于资本的“历史使命”或内在的“文明”功能，即把人性的生产推进到这种生产开始自相矛盾的临界点，资本主义生产作为一种过度生产在这个临界点上开始妨碍“绝对”的生产。所以，当前迫切需要从事一种有关经济的思想，而不是仅仅以“伦理”或“政治”的名义提出经济问题。相反，伦理与政治应当根据对经济的新探讨与对经济的“存在论”问题的更新来重新阐述。简言之，在南希看来，要在生产与创造绝对人性上有所作为，就必须重新切入经济的存在论问题本身。更新马克思经济存在论的“最深刻启示”正在于此。
［本文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07BZX00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 参见Lenin Reloaded:Towards a Politics of Truth,edited by Sebastian Budgen,Stathis Kouvelakis,and Slavoj ,2007,Durham,NC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并参见 Lenin Reloaded:the comic repetition of a tragic history,by Don Milligan,www.studiesinanti- capitalism,net
② The Essential Marcuse:Selected Writings of Philosopher and Social Critic Herbert Marcuse,edited by Andrew Feenberg and William Leiss,2007,Beacon.
③ Jason Read,“The Order and Connection of Ideas:Theoretical Practice in Macherey's Turn to Spinoza”,Rethinking Marxism,Volume 19,Number 4 (October 2007).
④ Jean-Luc Nancy,“Nothing but the World:An Interview with Vacarme”,Translated by Jason Smith,Rethinking Marxism,Vol.19,No.4,(October 2007).这次访谈在2000年首先以法语发表在法国杂志《声响》(Vacarme)上。
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热点
王凤才
王凤才，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王凤才（1963—），男，山东省诸城市人，哲学博士后，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7年是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值得记录的一年，不仅有象征性意义的事件，如“第二届马克思主义大会”、“马克思逝世125周年纪念会”，而且热点问题也异彩纷呈——《资本论》解读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卢森堡、列宁比较与历史修正主义批判，法西斯主义与右翼极端主义批判，新自由主义、金融资本主义与全球化批判，民主与国家理论研究，葛兰西知识分子理论研究，布洛赫表现美学研究，柯夫勒与批判理论关系研究，“计算机—社会主义”批判，地缘政治与世界新秩序等，它们共同展现了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立体场景。
一、葛兰西知识分子理论研究
以往人们比较关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与市民社会理论，2007年，德国学者将目光转向了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与通俗文学理论，较有代表性的是萨洛蒙（David Salomon）的《关心社会问题的知识分子》一文。他通过比较葛兰西与萨特的知识分子概念，指出了当前知识分子的困境与任务。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葛兰西与萨特的共同之点在于，他们都指出了制度在知识系统教育中的作用。但是，他们的知识分子概念是不同的：在萨特看来，每个人都是潜在的知识分子。所以，萨特将知识分子概念主要确定为人——他意识到自己与社会存在着对立，实践真理（及其所有规范诉求）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及其传统价值体系）之间也存在着对立。相反，葛兰西则质疑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传统划分标准，认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分不是绝对的，并从文化霸权理论出发探讨知识分子的功能，将知识分子概念扩展为在生产、政治、文化领域中起组织作用的人——既包括哲学家、艺术家、作家和新闻记者，也包括科学家、工程师、政府官员和政治领袖。更为重要的是，葛兰西还区分了“传统的”知识分子与“有组织的”知识分子——前者是指与旧的经济基础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包括在旧的市民社会中活动的广大知识分子；后者则是指新生阶级的知识分子。总之，葛兰西是从知识分子功能出发界定知识分子的地位，既肯定其阶级性，又强调其独立性。在他那里，知识分子不仅是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而且是有理想、情操和修养的人。
这样看来，与萨特相比，葛兰西的知识分子概念更具优越性。它不仅能够把握某些特殊历史类型的智力劳动，而且在社会关系中具有普遍的智力创造功能。因而，知识分子是能够为生产、再生产、颠覆社会权力关系作出贡献的智力劳动者。当然，“将知识与知识分子理论构造成历史理论，原因在于试图解决知识的特殊目的与普遍要求之间的矛盾”①。现代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崛起的独特产物，但资产阶级将社会生活置于资本增殖原则之下。于是，“资本主义的使用价值范式对现实的（和精神的）生活世界‘殖民化’，就使得现代知识分子陷入深层危机”②。这样，今日知识分子就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是传播、支持阶级解放的要求，并有助于其政治表达；二是研究实际的阶级状况，并阐发自己的战略战术。所以，必须积极创造普遍的合法条件。
随着现实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挫折以及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自我中立化，标志着人类解放史面临着一个新的转折点。在萨洛蒙看来，今日的阶级碎片化、矛盾复杂化、竞争关系尖锐化，对知识分子提出了双重要求：他们必须将社会解放的普遍要求与对弱势群体的具体关注结合起来，其先进性只能通过了解和促进现有的组织、运动、阶级团体及其蕴涵的革命意向得到体现。这样，今日知识分子就与传统知识分子以及19—20世纪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不同，而必须是关心社会问题的知识分子。③
二、布洛赫表现美学研究
作为在20世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所创新的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的《希望原理》一书在德国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在书中，他区分了马克思主义的“寒流”与“暖流”，认为“寒流”的优势在于将个性解放目标还原为社会经济标准，但他期望通过乌托邦远期目标的具体规定而强化“暖流”的意义。为此，凯斯勒（Achim Kessler）发表《论马克思主义暖流》④ 一文对此作了臧否。他指出，布洛赫美学与哲学处于一种共生性联系中，美学认知是两者统一的中心。换言之，布洛赫美学理论奠基于“尚未存在本体论”（ontologie des noch-nicht- seins）构想这个哲学基础上。这样，就布洛赫哲学思想而言，“前概念认知”就是对“尚未存在”的可认知性进行回答。按布洛赫理解，认知概念不仅是具体的，而且是结构性的和实在性的，并表现为“向具体实践过渡的认识类型”。所以，认知作为“生成的”知识，就同时作为现实的“钥匙”与“杠杆”而起作用。
在布洛赫那里，“‘尚未’就是某物的缺乏，并同时逃离缺乏；因为（自己）所追求的东西，正是（自己）所缺乏的东西”。他从自然历史过程的运动方向出发，将“趋向”这个本体论范畴描述为客观的东西向主体意向转化的最后阶段，并用“趋向”、“潜在”这些范畴来论证“非超验的超验化”原则的可能性，将“现实”描述为综合非同时性实在的“蒙太奇”（montage）结构，将“过程形态”确立为未来质料的“实在的综合”，因而现实不能被构造为封闭的“总体性”，而必须被构造为表现“中断的”开放关系。正如借助于“蒙太奇”一样，布洛赫一方面借助于“讽喻”（allegorie）和“象征”（symbol）来把握美学概念，并赋予“实在—讽喻”、“实在—象征”以哲学意义；另一方面，在解释“隐喻”（metapher）形式时，他又重新规定了内容与表述之间的关系：讽喻和象征不再仅仅显现为已知意义的符号，它们在尚未揭示出未知意义的符号中就显露出来。“真正的象征是与（作为客观实在符号的）完整显现拉开距离的内容本身。”这样，实在“中断的”蒙太奇结构，就表现为隐喻认知的出发点，或曰，蒙太奇是隐喻的基本构成原则。可见，布洛赫的隐喻概念与传统隐喻概念是不同的：隐喻不再归结为“相似”或“相近”，而是在“悖谬的隐喻”题目下被解释为“矛盾的谓语”。这样，“隐喻的悖谬部分”就成为布洛赫认知理论的出发点。
凯斯勒总结道，“美学与哲学的双重功能不仅表明它们之间的共生关系，而且同时表明，这种不可消解的关系处于美学认知的中心”。对布洛赫的美学认知来说，通过对认知概念的细分可以得出丰富的结论：从对“生成”对象领域的认知中拓展出来的认知实践与认知行为，又产生了与积极关涉实在世界过程联系在一起的过程塑造艺术观，其特殊的真实性要求被理解为“被把握了的知识”或“知识的把握”。在这个意义上，布洛赫将艺术观描述为表现美学。因为用这个概念可以表明，艺术观不仅把艺术品视为关涉实在世界过程的行为，而且认为艺术品赋予现实过程以行为动机和引导功能。这个观点一方面表明，现实作为已经完成的东西，存在于尚未完成的状态中；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艺术作品能够“保存”以它为基础的行为动机，并重新自由设置艺术品的接受理解。这样，美学认知就不仅是在艺术形式中被理解的东西，而且是在艺术行为中才形成的东西。如此一来，“布洛赫美学就被同时构造为认知理论与社会理论观点下的‘介入’。对于理解隐喻和认知方法来说，这个表现美学观是特别容易被认识的”。就是说，在布洛赫视阈中，美学的任务不是在艺术与自然的抽象美中对社会进行沉思，而是在历史和自然过程中的认知性“介入”。
总之，“在对每个实际妥协的拒绝中，对马克思主义暖流的不妥协的肯定，仍然拥有现实的基础。因而，布洛赫著作像从前一样，仍然具有创造作用与现实意义；他对蒙太奇、隐喻以及变化关系的重新规定，是对‘意义’的进一步研究；他的隐喻认知理论，首先为新的隐喻研究提供了重要成果；他的表现美学可以作为有助于理解艺术作品的文学艺术阐释方法。与早期浪漫主义的比较表明，在过去发现乌托邦痕迹甚至是合适的”。
三、柯夫勒与批判理论关系研究
2007年，是“无家可归的马克思主义偷渡者”柯夫勒诞辰一百周年⑤。为此，泽普曼⑥ 撰文阐发了柯夫勒与批判理论的关系及其贡献。
第一，社会理论与社会心理学的联姻。柯夫勒对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基础的批判，是与他对批判理论成就的承认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弗洛姆、马尔库塞所阐发的那样，一个试图为大众整合过程打上烙印的社会理论，必须服务于深层心理分析的解释模式。事实上，在20世纪50年代，柯夫勒就致力于社会理论与社会心理学的联姻，但对他来说，只有在对弗洛伊德的世界图景、人的形象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心理分析的社会理论转型才是可能的。与霍克海默、阿多诺不同，柯夫勒强调，为了分析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非理性主义，对弗洛伊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非理性主义要素进行肯定是必要的。当然，真正的批判理论应该探寻“社会矛盾发展、社会文化病理、个体纠纷的原因与解决的可能性”，以及“实现自主生活的可能性”。⑦ 所以，柯夫勒的深层心理学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现实变化的反应，是一种可以被普遍应用的学说。至于遗留下来的问题，可以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的进一步发展，如“一体化的马克思主义”⑧ 构想来回答。
第二，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再生产过程的心理分析。像许多理论家一样，柯夫勒也把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总体批判视为自己的任务，但其标志性贡献在于，以发达资本主义总体图景为主题，并加以经验补充。与马尔库塞一样，柯夫勒的后期资本主义理论也将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目光引向了资本主义自我稳定可能性，但还要回答：资本主义为什么以及如何重新陷入了与人的情感联系在一起的系统危机？据柯夫勒分析：20世纪，意识形态压抑形式很大程度上非理性主义化，并占据以前还是抵抗力量的人的心理领域，即“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权力关系延伸到社会成员的心理结构中”⑨；并通过商品形式的社会化延伸，使人的情感工具化。因而，所谓阶级中立（klassenneutral）的现代化与个人化趋势，可以被理解为不断深化的个人自我屈从过程，这一过程已经不需要通过机构对个人施加压力来实现，它已经被个人内化。这意味着，意识形态不是被人们接受而是一种体验。这种对现存意识形态的适应与接受，正是统治者所需要的。不过，个人体验与“被压抑的人的形象”（repressives menschenbild）相结合，才能使人在思想上接受统治。这样，从未经反思的日常实践中就产生了统治结构稳定的印象。这种印象源于阶级社会的发展，其中蕴涵着被统治者被压迫的生活体验。他认为，具体意识层面的砝码与现实经验的加工依赖于总体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状况，依赖于社会文化霸权结构，但也依赖于日常思维的解释需要。（日常实践中的）不同要素，被加工为一个“霸权的”世界图景：个体生存需要与客观要求统一。这样，柯夫勒对意识形态再生产过程的心理分析，就不可避免地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重构联系在一起。因为他系统地阐发了主体与客体的中介结构，并使人的心理状态与对抗性社会关系成为主题，强调社会条件对人的思维和心理造成的影响，从而再现了对现实病理学诊断的认识基础；同时他还试图揭示：哪些心理缺陷导致了对旧社会秩序的保留，并强迫自我工具化，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敌对性。
第三，“革命的人道主义”人类学构想。正是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人的需要是什么”这个问题的令人信服的回答，柯夫勒对这种关系（“在其中，人是低下的存在—奴隶”）的批判才获得了理论上的可靠性。柯夫勒在马克思实践哲学视阈中，将人类学解释为关于“人的可变性的不变前提”的科学，认为人的辩证形象并不指向抽象本质，而是追寻人的存在的普遍条件。因而，在“革命的人道主义”人类学构想中，最重要的方面在于，人具有一种自我创造社会生活空间的特殊能力，即建立在所有社会性基础上、以意识为中介劳动能力。柯夫勒说，如果人不同时追求爱欲的幸运的满足，那他就不能行动。在这个语境中，爱欲就是以社会文化为中介的“需求表达”。这就是所谓的“爱欲和行动辩证法”。不过，柯夫勒的本能概念与理性原则并不冲突，毋宁说，它被分析成在动机结构与具体表达形式原则统一的复合体中的不同要素的“和谐”。
通过对社会化过程不同形式的研究，以及对介于“爱欲和异化之间的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再生产过程的研究，柯夫勒克服了后期资本主义的“单向度性”观念；他关于批判性状态的描述越来越与政治启蒙视角之间的联结点追寻联系在一起；他对经济立场、社会权力、文化影响、文明压抑的决定论分析，至少能对左派产生激发作用。因而，柯夫勒又一次证明，如果不从人的历史存在出发，批判的社会理论的规范视阈就是不可能的。
四、“计算机—社会主义”批判
早在1993年，考克肖特（W.Paul Cockshott）、科特瑞尔（Allin Cottrell）就出版了《源自计算机的选择：关于社会主义计划与直接民主》一书；2000年，彼得斯（Allin Peters）也撰文讨论了“什么是、如何实现计算机—社会主义”问题；2006年，迪特里希（Heinz Dieterich）出版了《21世纪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之后的经济、社会与民主》一书。尽管他们的具体观点不同，但有着三点共识：劳动时间基础上的等价原则，内容广泛的国民经济计划，直接民主尤其是经济民主，并从中得出“经济关系变革向直接民主过渡”的结论。针对这种“计算机—社会主义”构想，德国经济学家泰施（Joachim Tesch）在《马克思主义创新杂志》撰文进行批评：
第一，考克肖特、科特瑞尔的计划模型虽然注意到了劳动不平等，并提出了关于简单劳动的三个假设：（1）劳动强度的差异，可以通过与直接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联系在一起的评价体系来考虑；（2）对国民经济计划而言，必须正确估计劳动力培训的不同消耗及其经济效果；（3）为调控消费品市场，可以根据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消耗的长短，按等价原则对某些产品征收消费税。但是，价值作为商品的社会实体是不能被直接理解的。而迪特里希则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阐发的“使用价值”、“劳动时间”、“价值”之间的关系简单化，错误地认为“使用价值就是满足需要的劳动能力，劳动时间是一个确定的时期，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生产是‘价值必要的表达方式或表现形式”’。
第二，根据彼得斯的看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是使生产与消费直接适应；而今天借助于计算机就能把握与安排人的需求，并通过生产、服务、分配的计划与组织来满足，故通过供需平衡来调节生产是多余的。这一构想的核心就是不再相信持续增长，由劳动时间评价构成第一序列目标、战略计划目标、详细计划目标、财政税收政策、消费品市场化、外贸计划化等。但是，不可解决的主要问题首先不是计算技术的功效性，而是和社会主义计划以及直接的或参与的民主相互联系问题。因此，“计算机—社会主义”构想明显“打上了行政管理的印记”。
第三，在考克肖特、科特瑞尔那里，公民委员会是根据随机原则确定的，而直接民主应该使居民在经济领域中的实际决策成为可能；迪特里希甚至幻想，国家财政或许直接包括在民主讨论过程与决策过程中。但这个尝试虽然正确，却是不能实现的。因为根本的经济权力并不在于共同体层面，而是在于联邦层面。因此，应将直接民主和参与民主明确区分开来：后者是借助于人民表决而纯粹参与的代议制民主；而前者的本质内涵是实际决策权。
考克肖特、科特瑞尔等人在未来所有制问题上陷入了巨大幻想，“计算机—社会主义”并不以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为前提，所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所有制的本质内容。考虑到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从货币经济向以劳动时间为基础的经济、向完全的国民经济计划、向完全的直接民主过渡，属于第二阶段，即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阶段。所以，当下应该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以商品—货币关系为基础的、辅以宏观经济计划与公有财产比例提高的、由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产生出具有广泛人民决策权的、真正的参与民主体系。至于何时才能向更高阶段过渡，即基于交换价值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解体，以及这一过渡会首先在哪些地区发生？这些问题都还没有答案。也就是说，“计算机—社会主义”在21世纪或许还不能实现，它只是未来共产主义的远景目标。⑩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BKSO45）、复旦大学国家创新基地项目（08FCZD010）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② David Salomon,“Der Intellektuellle der sozialen Frage”,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Nr.70,Juni 2007,s.12,s.15.
③ David Salomon,“Der Intellektuellle der sozialen Frage”,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Nr.70,Juni 2007,s.20.
④ Achim Kessler,Vom Waermestrom des Marxismus,in: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Nr.70,Juni 2007,s.168,s.170,s.178.
⑤ 柯夫勒（Leo Kofler，1907—1995），奥裔德国人，著名政治理论家、法学家、哲学家，德国左派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在德国，不仅有柯夫勒协会及其网站（http://www.leo- kofler.de/），而且有不少柯夫勒研究专家，如荣克（Christoph Juenke）等人。
⑥ 泽普曼（Werner Seppmann，1950—），（乌帕塔尔）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主席，《马克思主义》杂志出版人之一，《马克思主义创新杂志》顾问。
⑦⑨ Werner Seppmann,“Zur Aktualitaet einer kritischen Gesellsehaftstheorie:Leo Kofler”,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Nr.72,Dezember 2007,s.140,s.142.
⑧ “一体化的马克思主义”（intergrativer Marxismus），由德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家、美学家迈彻尔（Thomas Metscher，1934—）提出，它是一种包括本体论、认识论、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文化学等在内的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即包括（历史作为辩证过程的）本体论维度、（人与社会关系总体作为自然本性的）人类学维度、（统一理智概念的）认识论维度、（生产关系的）形态史维度、（世界形成、美学的）文化史维度、（反对压迫的表达、人权的）伦理与政治—实践维度。
⑩ Joachim Tesch,“Sozialismus aus dem Computer? -über aequivalenten Tausch,gesamtwirtschaftliche Planung und direkte Demokratie”,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Nr.69,Maerz 2007,s.88.
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特色
吴猛
吴猛，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吴猛（1975—），男，河南省平舆县人，哲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法国哲学研究。
与以往相比，2007年度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既与英、美、德等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相互呼应，又呈现出自身的两个特色：一是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资本论》成为研究热点；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多地被置入法国本土哲学视野中加以考察。
一
马克思青年时代的作品历来被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界所看重。在2007年，不仅《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样的文本受到重视，青年马克思的其他作品如《莱茵报》时期的作品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1842年，卡尔·马克思在《莱茵报》发表了一组关于林木盗窃问题的文章，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中，穷人的习惯法（采集或捡拾枯木枝）与林木所有者愈来愈具有侵略性的习惯法之间出现了分裂。达尼埃尔·本萨义德对马克思的这些作品进行了解读。在他看来，马克思这些作品给今天的人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剥削必定会产生对于世界的私有化和利己主义算计的冷漠逻辑的反抗，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如此。① 比埃尔·拉斯库梅则从另一个角度讨论了这些文本，认为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的工作的重要意义在于为日后的理论活动提供了批判性方法②。
阿莱桑德罗·波利尼试图理解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独特性，尤其是他的“逻辑”的独特性。马克思试图“离开哲学”，试图寻找它的外部，试图构建一种不合时宜的话语——一种完全不同于哲学话语的话语。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这个问题被明确提了出来。③ 波利尼希望构建一种允许在现代形而上学的展开中为马克思找到位置的系谱学，并彰显马克思思想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特性。
对于一般认为最能体现马克思思想独特性的概念“异化”，斯蒂芬·阿贝指出，马克思首次运用于资本主义分析、并在由马克思主义所激发的哲学与批判社会学中长期占据核心地位的异化理论，在近些年中被粗暴地冷落了。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不能将“异化”理解为一个本质主义的概念，恰好相反，它是非本质主义的。在他看来，虽然也有与“异化”概念类似的、在社会理论中表达规范性要求的批判性范畴，如“剥削”、“统治”、“压迫”，但与这些相比，“异化”概念配得上在哲学和社会学的反思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异化”概念的直接内涵就是生命与自身相违并在自身的痛苦与局限性中意识到这种失落。从这一点来讲，异化就体现为以各种方式对于反映和表达人的生存方式的个体行动的权利的剥夺。④
而在保尔·塞莱尼⑤ 那里，“共同体”也是能较好体现青年马克思思想之独特性的地方。塞莱尼的分析是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标明的一种紧张关系开始的：对个体行动自由（这是一种理想化的人际关系）和共同体中的家庭表象之间的紧张关系。在马克思那里，共同体的各类表象之间所能达到的平衡，并不意味着用一个无中介的社会取代一个被认定为异化的社会状态。共同体各类表象之间的平衡是指，这个共同体成为一个通过所有人都能参与处置的一个共同对象的中介而将个人联合起来，这样每个人都能够按照自己的力量占有这一对象。这既是对于以提高每个人的能力为原则的共产主义的确认，同时也是确认，共同体的构建不是作为分享而进行的，而是作为共同参与而进行的。于是，我们不能将共同体归结为“重新整体化”。
二
2007年是《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出版一百四十周年，《资本论》自然成了法国思想界讨论的热点之一。而在这些讨论中，“拜物教”问题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昂图瓦尼·阿图指出，“拜物教”理论构成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维度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正是这一理论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批判理论。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它与作为资本主义财富的基本形式的商品有关，更在于“拜物教”使生产力必须臣服于资本的统治。“拜物教”是和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紧密相联的，与资本主义生产领域中的劳动产品的增殖运动即财富的商品化或增殖运动是一致的。⑥
阿兰·比尔梳理了马克思界定“拜物教”概念的两条路径：生产关系与其物质支撑物相混淆的“物化”，以及由这些物质支撑物所具有的超越个人的人格化力量所造成的“神化”。他分析了《资本论》所提供的“拜物教”的不同表现形式，讨论了商品“拜物教”和虚拟资本的“拜物教”，认为“拜物教”概念标明了马克思的批判意图：在马克思那里，这一概念被楔入表征了资本主义特性的主体—客体矛盾的心脏之中。⑦
卢卡·巴索试图从“拜物教”的本质着手理解这一概念，认为不能把《资本论》中的“拜物教”概念理解为对存在物的歪曲认识，而应当将之理解为昏暗现实的呈现方式。它事关世界之构建，这种构建并非由一个静态的主体完成，而是与资本内在的主体性因素和“幽灵般的客体性”因素之间的动态关系密切相联。⑧
但巴索所肯定的东西在雅克·比岱那里成为了批判的对象。比岱对《资本论》第一部分进行了批判性分析，认为在分析商品关系的时候，马克思有一个“预定前设”，认为商品交换关系只能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内在包含的实践的动态层面产生。在比岱看来，这是一个“现代幻象”，而这一“幻象”出现在《资本论》的开端，在马克思思想中具有本体论地位，因此，无论人们是要全面理解马克思思想还是要重新构筑马克思主义的基础，都不能忽视这一前设。⑨
《资本论》的方法留给后人的一个困惑，就是它的方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让—路易·拉卡斯卡德认为，虽然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并未对辩证法概念加以界定，也没有清楚地说明自己和黑格尔及其逻辑学之间的关系，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毫无保留地接受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逻辑学。⑩ 不过对拉卡斯卡德来说，与其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关系争论不休，不如对这篇“跋”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进行准确的分析，对马克思在该文中所针对的黑格尔的“继承者”们进行区分，对他们的策略目标、哲学目标和社会政治目标进行全面理解。尤其是，应当把这篇“跋”放在当时工人运动的大背景中理解：当时距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合并为统一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只有两年多时间。
三
法国思想家对马克思思想的解读往往会成为一个“事件”。这固然与马克思对20世纪人类生活的巨大影响有关，但同时不可忽视的是，马克思思想与法兰西思想的气质有某种内在的共通性，因而两者很容易产生共鸣。
保尔·塞利尼(11) 指出，实际上不论从马克思的传统内还是传统外看，米歇尔·昂利（Michel Henry）(12) 于1976年发表的两卷本《马克思》(13) 都有着多面的、重要的贡献。昂利强调马克思将“主体”概念从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的“理性”概念中拯救出来，将主体建立在个体的生命活动或生活过程之上，而不是将之理解为抽象的、缺乏意义的人。但是，昂利对马克思的分析是基于某种建立在他自己关于主体性的身体的理论和关于生活的理论之上的关于“实践”的分析而进行的；他在分析社会关系总体时，并没有充分考虑到马克思对于关系问题的考察，没有考虑到马克思作为超越个人之物的现实（即经由个体而存在并在个体中存在）和个体间多重关系中的行动的理解；而且，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也并非如昂利所认为的那么简单，比如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不仅恢复了那个叫做辩证法的过程，而且在分析面对自然界的劳动者的身体和他的主体性时也是黑格尔式的。
除了昂利以外，阿兰·巴迪欧(14) 的思想和马克思也有很深的联系。阿尔贝托·托斯卡诺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梳理了这一关系，认为巴迪欧的思想经历了一次从列宁主义向“马克思主义少数派”的转折。与拉克劳、莫菲不同，巴迪欧的批判主要并不是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统治下的社会存在的“虚幻的构建物”或与之相关的东西，而是政治与政治家之间的关系。在巴迪欧看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已被同质化的或反个体主义的政治幻象所吞噬，只有承认政治家决不只是政治在其中填补事件之空洞的虚构之物，才能有效应对马克思主义在现实中遇到的危机。这样，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内部摧毁政治幻象，并非简单肯认政治斗争的多元化，而是实现可普遍化的个体性。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设想具有无法超越的特性，即设想一种不能还原到国家的、不进行统治的政治，因而巴迪欧不同于其他“后马克思主义者”，他坚持“重建马克思主义”，明确表示自己忠于某种“马克思主义政治”。(15)
与托斯卡诺的肯定态度相对，达尼埃尔·本萨义德则对巴迪欧强调政治家的个人行动和将反抗泛化的倾向提出批评，认为巴迪欧为我们展示出一个“无历史的主体”，这是巴迪欧对历史主义进行讨伐的一种方式；巴迪欧心仪的是一种“无党派的政治”，即主体化的完成，但由于他忠于无历史的事件和无内容的政治，因而有一种将反抗当作“公理”的倾向。而马克思尽管声称仅仅解释世界是不够的，但他一直基本上是作为一个哲学家在工作，试图以配得上他所思考的对象即资本的方式进行思考；在这一思考中，思想并不臣服于政治的兴衰，但与政治有着相互冲突而又不可分裂的关系，思想不断拷问着政治实践。(16)
伊莎贝拉·伽沃则借助对于阿尔都塞思想的研究，从另一个角度凸显了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张力。阿尔都塞的政治介入在他的哲学思想中留下了明显的印记，这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表现得尤其清楚。在《保卫马克思》中，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定义为对自己的前提了无所知的话语；而在《读〈资本论〉》的前言中，他在马克思文本的阅读中又植入了解释学的内涵：不再是为这一解读提供的材料、而是作者书写的文本本身才是先于对文本的解读的。伽沃对阿尔都塞的这两种观点都持批判态度，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概念旨在揭示那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社会总体内部复杂的和相互冲突的表象的总和，因而意识形态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并非如早期阿尔都塞所认为的那么简单；另外，在政治介入中经阿尔都塞重新定义的意识形态概念则有被孤立起来的危险，尤其是此时意识形态、与科学相对立，而问题是，科学实际上恰好是它的变形形式，并且是它唯一的社会中介。(17)
四
法国思想界在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当代价值时，几乎众口一词地将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比埃尔·达诺、克里斯蒂安·拉瓦尔和埃尔·穆乌德合著的《拯救马克思？——〈帝国〉、〈诸众〉和非物质劳动》(18) 就表达了这种倾向。在他们看来，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奈格里合著的《帝国》与《诸众》两书的出版，是激进哲学思想复苏的标志。但这种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具有内在的局限性：它在思考全球化时代的政治主体时会遇到困难；它有待于重新思考历史的“动力”问题；其“生产秩序变动”的概念具有片面性，等等。而根本的问题正在于，由马克思的名字所标明的东西，即对资本主义的严厉批判，是不能与作为关于宏大历史话语的马克思主义相混淆的。
伊曼努埃尔·卡善的研究也是从马克思本人的文本出发，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出发的。他在《马克思：行动与历史》一书中认为，马克思本人的主题是：历史与行动。马克思可被称为“历史中的行动思想家”，因为行动和历史的问题贯穿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之中。行动成为主题，意味着在马克思那里物的现存状态是无法容忍的，只是宣布废除这种现存状态的哲学是不够的，哲学应当思考能改变世界的行动；历史成为马克思的主题，则是因为它与改变世界有关——对世界的改变必定实现于历史中。这两个主题居于马克思哲学的核心，并且从根本上讲是相互依赖的。
让·维乌拉克试图在形而上学的体系和历史中为马克思思想定位。这里的“形而上学”概念，是在黑格尔思想的框架中界定的。在其中，“思辨”被理解为通过对个别性进行中介或扬弃，概念之普遍性实现自我创造。这种形而上学与马克思所讨论的下述问题是高度一致的：通过劳动者对价值的自我增殖过程的“实际服从”（subsomption réelle），资本主义生产机制被有效地系统化了。从这一点看，由思辨逻辑所界定的“资本主义”构成了形而上学的完成机制。(19) 这样，马克思就成了第一位遇到形而上学的“变易技术”并急切地提出对之进行超越的思想家。
［本文为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04JZD002）、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05JJD710126）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 Daniel Bensa
d:Les dépossédés ,Karl Marx,les voleurs de bois et le droit des pauvres.La Fabrique éditions,2007.
② Pierre Lascoumest Marx,du “vol de bois” à la critique da droit,Karl Marx àla “Gazette rhénane” ,naissance d'une méthode.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UF),2007.
③ Alessandro Trevini Bellini:《Sortir de la philosophie.Esquisse du〈matérialisme ontologique〉du jeune Marx》.
④ Stéphane Haber:L'aliénation:Vie sociale et expérience de la dépossession.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UP,2007.
⑤ Paul Sereni:《La communaute en question:une approche de concept de communaute chez le jeune Marx》.
⑥ Antoine Artous:Marx et le fétichisme:Le marxisme comme théorie.Editions Syllepse,2006.（虽然该著出版于2006年，但在2007年法国思想界对《资本论》的热烈讨论中，仍受到人们的关注。著名学者樊尚·夏波尼〈Vicent Charbonnier〉在《共产主义批判》2007年总第182期撰有讨论该著的专文《Fétichisme ou réi fication?》）
⑦ Alain Bihr:《La critique du fétichisme économique,fil rouge du Capital 》.
⑧ Luca Basso:《Fétichisme et constitution de la subjectivité dans Le Capital》.
⑨ Jacques Bidet:《Lecture philosophique du commencement du Capital:l' erreur de Marx et du marxisme classique》).
⑩ Jean- Louis Lacascade:《Hegel et ses épigones grincheux:analyse contextuelle de la post- face de la seconde édition du Capital de 1873 oùMarx définit sa position quant àHegel et sa dialectique》.
(11) Paul Sereni:《Y a-t-il une subjectivité monadique chez Marx? Bref retour sur la lecture de Michel Henry》.
(12) 米歇尔·昂利（1922—2002），生前是一位远离哲学潮流的思想家，从1960年直到去世，他一直在远离巴黎的法国蒙特利埃第三大学（UniversitéPaul Valéry）静静地教书、写作。
(13) Michel Henry:Marx:I.Une philosophie de la réalité & Marx:II.Une philosophie de l'économie Paris:Gallimard,1976.
(14) 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1937—），出生于摩洛哥的拉巴特，曾任巴黎高师哲学系主任。
(15) Alberto Toscano :《L' expatriation du marxisme ou le 〈tournant〉 d' Alain Badiou》.
(16) Daniel Bensa:《Alain Badiou et le miracle de l'événement》.
(17) Isabelle Garo:《Louis Althusser:l' idéologie,entre philosophie et politique》.
(18) Pierre Dardot:《Sauver Marx?——Empire,multitude,travail immatériel 》,Christian Laval,El Mouhoub Mouhoud.Editions La Découverte,2007.
(19) Jean Vioulac:《Marx critique du spéculatif》.
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突破
安启念
安启念，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安启念（1947-），男，山西省平遥县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苏联解体之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俄罗斯步入低谷，2007年尤为明显。与西方发达国家持续升温的“马克思热”相比，这一年俄罗斯新发表的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成果较少，许多论著只是涉及这一问题。归纳起来看，主要集中在“十月革命”、新版《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这三个方面，且有一些突破性的亮点。
一
2007年是“十月革命”九十周年，俄罗斯学术界虽然没有就此举行任何学术研讨活动，但相关的讨论却屡屡出现在《自由思想》杂志和《文学报》等出版物上。讨论主要围绕两个话题进行。
第一，“十月革命”发生的原因。近年来，俄罗斯出现了一种流行甚广的说法，认为1917年“十月革命”的发生是偶然现象，是以列宁为首的少数知识分子，而且是非俄罗斯族的知识分子（列宁有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四分之一的卡尔梅克血统，托洛茨基、捷尔任斯基、季诺维也夫是犹太人，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强加在俄罗斯头上的。有的人还利用来自西方国家的材料说，“十月革命”的发生是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为改变东西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对列宁给以资助并帮助他回国发动革命，条件是革命成功后退出战争。有人据此说列宁是德国间谍。许多文章对这种说法予以驳斥。其中最系统、理论色彩最浓的是《共产党人》2007年第5期发表的В．萨普雷金的长文《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是由人的前史走向真正人的历史道路上伟大的一步》。
萨普雷金从多方面对十月革命的客观必然性作了说明，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引用了许多十月革命反对者的话，证明革命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例如，十月革命的坚决反对者、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家Н．А．别尔嘉耶夫说：“过去，人民群众感觉到建立在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制度是不公正的，但他们温顺地、安静地接受了自己的痛苦命运。但是，这样一个时刻来到了：这时他们不想再忍受了，他们的整个心理状态发生了变化……。没有这样的心理上的变化，列宁就不可能实现自己的革命计划并夺得政权。”① 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家С．Н．布尔加科夫和С．А．弗兰克也说：“毫无疑问，俄国革命是由此前各种条件的总和所准备好了的”②，“革命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政变。它的意义更为深刻，因为它是由许多世纪作为‘阶级对立’的补充的人民与文化的异化过程所决定的”③。连白卫军的首领邓尼金也承认：到1917年，“真的需要从天上降一个响雷下来，以便迫使所有的人看清楚自己和自己的路”④。二是引用大量实证材料证明在1917年社会革命已经不可避免。例如，“十月革命”前俄国82.4％的人口是农民，其中65％是贫农，20％是中农，15％是富农。农民的状况可以用两个字概括——贫穷。由于贫穷和饥饿，俄国的新生儿26.3％在一岁之前就夭折了。20世纪初，80％的俄罗斯人是文盲，99％的工人和农民信教，除了政治上、经济上受沙皇和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压迫外，还要在精神上受教会的奴役。贫穷与苦难必然导致冲突和反抗。知识分子之所以要发动革命，原因之一是他们天然倾向于社会主义。占俄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是农民，他们世代生活在农民村社之中，而在村社中没有土地私有，农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在生产和生活中互助合作。在这样的土地上形成的传统不是自由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知识分子自身的贫穷。1917年4月，中学教师、大学中资历较浅的教师、一般工程师、城市的部分医生，40％年收入在1500—3000卢布之间，还有40％低于1500卢布。而在斯摩棱斯克省，65.6％的教师年收入只有480—504卢布，生活之困苦可想而知。鉴于上述情况，社会主义被众多的知识分子所接受。所以，“如果这个剥削制度因为某种原因而不在1917年‘死掉’，1917年发生的事推后一些时间也要发生”。⑤
第二，“十月革命”的性质。一些学者虽然承认“十月革命”的必然性，但并不认为它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俄罗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С．卡拉－穆尔扎的基本观点是，“十月革命”的哲学基础是“罩着马克思主义薄膜的农民的村社共产主义”。“十月革命”是由村社农民完成的，当时的工人与士兵都只是些换了服装的青年农民。他们在村社中、军队中和劳动集体中被高度组织起来动员起来了，精神状态和文化状态达到了顶点。“用葛兰西的话说，这些俄罗斯人把全世界劳动人民积攒了三百年的精神能量都吸收到自己身上了。”⑥ 是他们为自己选择了合适的政党，任命了指挥员。他们追求的是由东正教培育的村社农民共产主义。正是他们完成了“十月革命”，使苏联成为超级大国。然而，经过四五代人的更替，曾经支持了“十月革命”的俄罗斯人的文化特点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但苏联领导人没有正视这一变化，有所前进，最终导致了“十月革命”开辟的事业的失败。В．布罗夫同样对“十月革命”的性质作了分析。他在《文学报》上发表的文章《社会主义的？人民的！》认为，十月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俄罗斯人的人民革命。因而，“十月革命”不是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政变，不是少数人的密谋，也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它是全体劳动人民的、全体穷人的革命，首先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革命。革命的发生，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俄国农民的经济状况急剧恶化，他们急切希望结束战争。即使德国人确实给了列宁资助，这也不是决定性的因素。革命的基本要求是和平和土地，即退出战争和把土地交给农民。
与以往相比，俄罗斯学者对“十月革命”的认识深刻了许多。但它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被称作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学术界至今未得到认真研究。
二
2007年，俄罗斯出版了由著名哲学家巴加图利亚和马克思主义活动家赵哈泽主编的新版《共产党宣言》，包括《共产党宣言》，恩格斯写的《共产主义信条》、《共产主义原理》85条注释，此外还附有6篇研究论文和15个解说。从哲学的角度看，值得关注的是巴加图利亚写的如下三个解说。
——工人阶级。《共产党宣言》对工人阶级的定义是在1888年英文版一个注释中恩格斯写的这样一段话：“资产阶级被理解为接受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社会生产资料所有者阶级。无产阶级被理解为现代的雇佣工人阶级，这些工人因丧失了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而被迫为了活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⑦ 与这些定义相关，产生了一系列问题：“1.能把资本家社会的所有阶级都归到这两个阶级中吗？从这个定义来看，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中间阶层？……2.什么是21世纪的劳动阶级？3.如果说19世纪的劳动阶级是由于工业革命而产生的，那么21世纪的劳动阶级是由于什么而形成的？”⑧ 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发展，而最主要的是必须考虑现代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就马克思而言，最重要的是1883年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中提出了“总体工人”概念：“正如在自然机体中头和手组成一体一样，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了。后来它们分离开来，直到处于敌对的对立状态。产品从个体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社会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即结合劳动人员的共同产品。总体工人的各个成员较直接地或者较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因此，随着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本身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⑨ 十年之后，恩格斯在《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一文中进一步提出了“脑力劳动无产阶级”概念：“希望你们的努力将使大学生们愈益意识到，正是应该从他们的行列中产生出这样一种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⑩ 马克思、恩格斯经长期观察与研究提出的“脑力劳动无产阶级”概念，已经被当今的科学技术革命和信息革命所证实，它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制定现代的工人阶级概念，进而确定在向新社会形态的过渡中工人阶级政治统治的有关观点，非常重要。
——无产阶级专政。巴加图利亚按照时间顺序详细列举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论述，认为他们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借助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才能实行自己对社会的统治，甚至可以说，民主共和国是专门为无产阶级专政而准备的一种形式。而把列宁的相关论述，即“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科学的术语，这个术语规定了在这方面起作用的阶级以及叫作专政的那种特殊的国家政权形式，即不是依靠法律、不是依靠选举、而是直接依靠某一部分居民的武装力量的政权”(11)，“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12)，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加以比较可以发现，“无产阶级革命专政是直接依靠暴力与任何法律都无关的政权，这样的定义在马克思主义奠基人那里是没有的”(13)，故巴加图利亚认为列宁修改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解。
——革命的前景。无产阶级革命是否条件已经成熟，近在眼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曾出现过两次过于乐观的失误。一是《共产党宣言》发表之时，恰好欧洲爆发革命，似乎马克思、恩格斯的期待得到证实。但是革命很快失败，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使马克思、恩格斯不得不对自己的结论、期待重新审视。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说：“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14) 恩格斯在去世前不久也说：“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资本主义的基础“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15) 二是1857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第一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机会真的来了，“急忙对自己的经济学研究加以总结，着手建立未来《资本论》的第一个方案，急忙‘赶在大洪水之前’（即赶在可能发生的革命之前）制定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虽然只是以概要的形式”(16)。危机的确促进了工人运动的高涨，但并没有引发革命。这再次引起了马克思的反思，结果便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这段著名的话：“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7) 而恩格斯1853年4月12日致魏德迈信中的一段话：“我们的党有一天不得不出来执政，而归根结蒂是去实行那些并不直接符合我们的利益，而是直接符合一般革命的利益、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大众的压力下，由于被我们自己所发表的、或多或少地已被曲解的、而且在党派斗争中多少带着激昂情绪提出来的声明和计划所约束，我们将不得不进行共产主义的实验，并实行跳跃，但这样做还不是时候，这一点我们自己知道得非常清楚。这样做，我们会丢掉脑袋，——但愿只在肉体方面，——就会出现反动，并且在全世界能够对这种事情作出历史的判断以前，我们不仅会被人视为怪物（这倒无所谓），而且会被人看成笨蛋，（那就糟糕多了）。”(18) 经过巴加图利亚的研究发现，“当在革命的俄罗斯形成了类似的情况时，列宁在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中想起了这封信，让人把它找了出来。社会主义革命前提的不成熟，是在俄罗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性尝试所遇到的那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19)。也就是说，在革命前景问题上的“急性病”，是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失败的深层根源。
以上内容是新版《共产党宣言》的主要亮点。作者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又大胆创新且言之有据，不仅在俄罗斯难能可贵，对于中国学者也颇多启示。
三
关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研究是2007年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又一个亮点。其中，К．留布金、В．梅茹耶夫的观点最具代表性。
留布金在《俄罗斯哲学学会通报》上发表文章指出，马克思自己把他的哲学称为“实践唯物主义”，波格丹诺夫把它称作“社会唯物主义”，葛兰西称作“实践哲学”。马克思的哲学基础是把社会生活作为实践所作的解释。这是人的存在的哲学，整个都建立在种种存在主义问题之上。“在马克思看来，物质性原则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发展原则也有实践性。作为在理论上得到论证的客体，发展原则是在对发展所作的哲学总结中产生的，人这个从事对象性活动的生物在与发展的相互作用中赋予发展以意义。……对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活动（主客体的和主体际的相互作用）也即对实践活动所作的分析，决定着马克思对辩证法的理解的人类学色彩。马克思的辩证法不是对无限世界的某些有数的普遍规律的议论。马克思的哲学与这种形而上学没有任何一致之处。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的规律（或者原则）是人和世界、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规律，是人们的实践活动的规律。”(20) 早在20世纪70年代，苏联哲学界就有人把活动作为本体论原则来解释人所面对的自然界，但明确提出实践本体论思想，留布金在俄罗斯是第一个。
留布金还在《自由思想》上发表《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基础》一文强调，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基础不是物质生产的、技术工艺的决定论，而是纯粹属于人类学的人的本质在历史过程中的形成。马克思对历史有两种分期方法：第一种分期方法是著名的“三阶段说”，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21) 这种分析方法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说法十分相似。黑格尔把人类历史分为这样三个阶段：东方世界（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古代世界（许多人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所有人都是自由的）。按照马克思的思想，只是在第二个阶段，经济关系，也即与商品等物的生产相联系的关系，才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类历史将要走到社会劳动生产力的繁荣与人的全面发展相吻合这样一种形态，“这一未来形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意思，可以把它称作摆脱了物对人的统治、消灭了剥削和劳动的‘后经济的社会形态’(22)。它的基础，是创造性的活动，是信息和知识的生产。换句话说，‘后经济社会形态’的形成，也就是‘信息’社会的形成。‘人的生产’的范围与物质生活条件的生产（物质生产自动化了）相比，得到极大的增长。这也正是马克思预见到的伟大社会革命的真正的形成，被他称作‘共产主义的人’的那种人的发展”(23)。马克思的第二种历史分期方法是把人类历史分为“前史”（包括上述的第一种和第二种社会形态，即传统社会和工业社会）和“真正的历史”（包括后工业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有时把它们分别称作“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在人的史前时期，社会大多数人被迫从事异化了的物质生产劳动，目的只在于满足与动物一样的物质需要。人的历史开始之后，人们的活动变为自由的，变为人的本质的实现，不再具有经济的性质，异化劳动被消除了。综合马克思两种社会分期思想可以看出，“对马克思来说，历史分期的基础和不同历史阶段的区分标志，不是生产能力、经济结构或者类似于人均产品数量这样的数量指标，而是‘人的本质’的这样或那样的阶段（形态）。毫无疑问，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马克思的社会哲学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毕竟是从属性的，因为马克思的主要任务在于描述人类从异化和不自由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的条件及机制”(24)。就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理解而言，留布金所达到的理论深度显然是以往的苏联哲学所不可企及的。
与留布金观点相近，哲学家梅如耶夫从另外的角度阐述了他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他也主张“可以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称作实践唯物主义”(25)，但不是从本体论角度理解。他认为，马克思的学说是历史理论，然而什么是历史？对马克思来说，历史“不是‘宗教和国家的历史’，也不是被一些人看作马克思唯物主义观点实质的商品、货币和资本的经济史，而是‘人的历史’，是人生产自己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历史”(26)。马克思之所以关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历史，是因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有研究生产力发展才能研究生产关系的变化，只有研究生产关系的变化才能研究人的发展。马克思的宗旨是实现人的解放，人的解放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人的生产实践活动决定的。实践唯物主义对于马克思的意义，就在于它最终揭示了人的解放的现实道路。
实践唯物主义是近三十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但中国的研究基本上局限于把实践作为解释周围世界及其历史的方法论原则，没有把它与人的发展联系起来。在这一点上，梅茹耶夫的思想值得引起重视。不过，他的思想也有明显的片面性，因为他只看到了“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没有看到马克思认为人同时也是随着自己的实践不断变化的自然界的产物，因而没有看到自然史对人的解放的意义，没有在人的发展解放的背景下把实践与自然界的历史联系起来。这也表明，迄今为止，实践唯物主义仍然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之一。
注释：
① Бердяев，Н．А．，
．М．，1990．с．102.
② 
．М．，1990，с．42.
③ Там же，с．13.
④ Деникин А．И． 
．М．，1989，с．39.
⑤ Сапрыкин，В．“Русская ревалюция—великий щаг на пути от предыстории к подлинной истории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Коммунцсм．№．5，2007．с．21.
⑥ Кара－Мурза，С．“Мы ещё поберёмся！”
．№38—39，2007.
⑦ 在中文版的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中找不到巴加图利亚所引的这段话。
⑧ Макс，К．，Энгельс，Ф．
．с．151—152．М．2007.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581—5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1) 《列宁全集》，第30卷，第2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2) 《列宁全集》，第35卷，第2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3)(16) Макс，К．，Энгельс，Ф．．с．173，с．184．М．2007.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0—4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587—5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19) Мадкс，К．，Энгельс，Ф．．с．185—186．М．2007.
(20)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2) “后经济社会”研究在俄罗斯始于В．Л．伊诺则姆采夫。苏联解体后，伊诺则姆采夫就“后经济社会”（也即后工业社会）分别用俄文、英文、法文、中文出版了大量著作。相关思想参见伊诺则姆采夫：《后工业社会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3) Любутин，К．，Кондрашов，П．“Основания философии истории Маркса”，
，№6，2007.
(24) Любутин，К．，Кондрашов，П．“Основания философии истории Маркса”，，№6，2007.
(25) Межуев，В．М．，Маркс промцв марксцзма．М．2007.
(26) Межуев，В．М．，Маркс промцв марксцзма．с．73．М．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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