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类看法 西方人谈中国传统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方人论文,中国传统文化论文,另一类论文,看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总不愿意说太多自己文化的坏话。俗话说的“要面子”，本身即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但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在总体上又是如此悬殊地落后于西方文化。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内在的炽热民族自尊与外在的冷酷列国它强，既逼迫我们不得不从事中西文化比较，又使得我们在着手这个工作时，沉浸于一个非常难堪的心绪里，置身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中。
这里选择了几位西方名人，介绍他们关于中国文化特征的论断。我个人以为，一个想要追赶世界文明主潮的文化，更需要的是听到别人对自己的批评。从感情上说，我们愿意听的也许是西方哲人颂扬中国文化的话，人们多以此来证明新的世纪必将具有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特征。但也不妨听听另一类看法。
孟德斯鸠（Montesquieu，一六八九——一七五五）是通行现代社会的“三权分立”理论的创始人。在孟德斯鸠笔下，中国文化的特征是“专制”。他写道，中国政府只有使用棍棒才能让人民做些事情，政府与其说是管理民政，毋宁说是管理家政。中国的专制主义，在祸患无穷的压力之下，虽然曾经愿意给自己带上锁链，但都徒劳无益；它用自己的锁链武装了自己，而变得更为凶暴。“因此，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论法的精神》，商务版，129页）
对于中国的这种专制，也有人大唱赞歌，比如与孟德斯鸠同时代、同国籍、同知名度（各在不同领域）的伏尔泰和魁奈。
伏尔泰（Francois-Marie de Voltaire，一六九四——一七七八），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精神导师。他即十分推崇中国的政体，称中国的“政体实际上是最好的，是世界上唯一完全按父权建立起来的帝国”。（Philosophical Dictionary，NY，1962，p.169）
魁奈（Francois Quesnay，一六九四——一七七四），法国重农学派领袖，因《中国的专制主义》一书又被誉为“欧洲的孔子”。在这部书里，魁奈长篇大论地驳斥了孟德斯鸠对中国专制的批评。他不是否认中国的专制，而是不同意孟德斯鸠对这种专制的态度。魁奈认为，中国的皇帝是世界上最好的统治者，历代皇帝的专制与贤明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古老、最大、最人道、最繁荣，一直存在至今的国家。”（China，A Model for Europe.1946，pp.239—252）
如果对文化作广义的理解（包含制度和观念在内的一切总和），说专制是中国文化特征之一，并且这种特征对中国历史的作用主要是消极的，无疑是正确的。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制度是专制，应该变革，是“五·四”以来中国有识之士的共识。在这一点上，孟德斯鸠是对的，而伏尔泰和魁奈则是错的（尽管他们在其它方面自有不可磨灭的伟大之处）。我特别奇怪的是，一生反法国专制王朝、一生受法国专制王朝迫害（两次入巴士底狱，长年流亡）的伏尔泰，会颂扬中国的专制王朝。他不知道，他的思想与行动，若是碰在任何一个中国皇帝手下，早就被满门抄斩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伏尔泰的这一失，大概只能归因于他对中国文化的不够了解而产生的过于理想化。
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一七四四——一八○三），德国浪漫主义的先驱。他说，在中国，一切都缺乏对真正自然关系的追求，只能使人失去真正的感受，一切都“就范于政治文化，从而无法摆脱政治文化的模式。”（《德国思想家论中国》，江苏人民版）
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一九○八——一九八六），法国作家，她的丈夫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萨特（Jean-Paul Sartre，一九○五—一九八○）。她对中国文化的“泛政治化”特征有着更具体的限定。她说，中国文化“实质上是文官和朝臣的文化”。（Force ofCircumstance，1965，p.332）
“泛政治化”这个词，我是从台湾的报刊上学到的。台湾报刊上经常用到“泛政治化”这个词，而且大都带有某种贬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精采的词，非常欣赏它。我更欣赏在使用这个词时赋予它的那种贬意。“泛政治化”确实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对其的“不敬”并“远之”，标志着文化上的觉醒。
政治文化，就是政治挂帅、权力至上，就是“一切为了权力”、“有权就有一切”，就是一切都被政治权力所垄断、所操纵。说中国文化特征是政治文化，并不是说每一个（当然也确实是有很多）中国人都热衷于追逐权力、都擅长于玩弄权术，而是说每一个中国人都逃脱不了权力的追逐、都避免不了权术的玩弄。政治无孔不入，权力无所不在，经济、科学、艺术无不屈从政治权力，父子、夫妻、长幼、男女无不重现君臣关系（连中医给人开药方，也要有“君”有“臣”）。在这种文化中，许多人患有“政治过敏症”，原本与政治毫无牵连的言和（或）行，都被拉扯进政治。写“清风不识字”的秀才，被砍了脑袋；抱怨“东风吹来乌烟瘴气”的工人，被取了性命。
与中国文化特征是政治文化（或称为官场文化）相对应，西方文化特征是经济文化（或称为市场文化）。在前者，政治决定经济，市场被官场化；在后者，经济决定政治，官场被市场化。（官场市场化，不是指“金权一体”、“官商合流”，而是指政治家与选民的关系就像市场中卖主与买主的关系。政治家“出售”自己，要靠媒体广告，要靠形象包装，要靠产品——政策——品质，以赢得选民手中的“钞票”——选票）。
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一七七○——一八三一）认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从古到今都维持着原状，“无从发生任何变化”。（《历史哲学》，三联版，161页）
斯密（Adam Smith，一七二三——一七九○）在比较欧洲和中国时指出，欧洲在不断前进，而中国则总是在原地兜圈子，虽然中国早先是世界上最富饶的国家，是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勤勉的国家，但许久以来，“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版，182页）
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一九○○——）提出一个“悖论中的悖论”：停滞的中国竟是在西方社会结构中起着定时炸弹作用的那么多发现和发明的施主。他用了一个很贴切的比喻，来描绘这个“悖论中的悖论”，他说，中国“像旋转砂轮那样连续不断地迸发出火星来，它们点燃了西方的火绒，而砂轮仍在支承上继续转动，不摇晃，也不消耗。”（《李约瑟文集》，辽宁版，273，275页）
托尔斯泰（Lev Tolstoy，一八二八——一九二○）也认为中国是停滞的，但他认为这种停滞优越于西方的进步。在一九○五年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人们经常谴责中国的停滞，但如果我们将它与西方所取得的成就加以比较，就可发现，这种停滞要比西方文化的“敌意、过敏、无休止冲突的状态好上一千倍。”（Tolstoy's Letters.Vol.II，NY，P.654）
停滞不等于安定。于停滞相对应的，是进步；与安定相对应的，是动荡。中国和西方的历史都已经证明，从大体上说，停滞带来的是动荡，进步带来的反而是安定。就中国文化（不管是先哲的观念还是君王的制度）的理想而言，追求的是安定。这是一点不错的，丝毫不应责怪。应该责怪的，是以停滞作为实现安定理想的唯一操作手段，甚至干脆就将停滞认同为安定。事实上，中国几千年，乱多于治，大乱小乱上乱下乱内乱外乱时而交替、时而并发，社会难以持久安定。这是历史的教训！安定只能用持续不断的进步来换取，只有这样的进步才能使国民享受着真正的安定。
艾蒂安·白乐日（Etienne Balazs，一九○五——一九六三），被费正清誉为“欧洲最伟大的中国学学者之一”。他写道，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他们散布在一片广阔的土地上，每一个农民家庭就“成为单独的、互相孤立”的“细胞”。（《中国的文明与官僚主义》，台北久大版，230页）
我曾经提出过一个“经济仿生”的概念（Fu，Hongchun，“Economicbionics”.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 plinary Economics，Vol.5，No.1〔1994〕，pp.3—10），因此我对于白乐日用“一群分散的单细胞”来形容中国文化特征，很感兴趣。比起很多中国人自己经常爱说的“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白乐日的说法更具有经济学意义（白乐日本人对于“细胞”和“散沙”倒没有加以区别，行文中是将两者混同使用的）。
从生命科学的观点看，多细胞生物比单细胞生物高级；多细胞生物中，细胞间功能分化越是细微、越是复杂，其生命形态就越是高级。中国几千年，一直是小农自然经济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大多数家庭都重复着男耕女织的模式，相互之间没有来往。如果说中国是一群分散的单细胞的话，那末，西方就是一个通过市场使细胞间功能高度分化又高度聚合的多细胞生命体。
分散的单细胞的生命活动，只是取决于它与自然环境的联系，而不是取决于它与其它的单细胞的联系。在一个多细胞的生命体内，各个细胞的生命活动则是首先取决于它与生命体内其它细胞的联系。分散的单细胞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和改造能力，都不如多细胞生物。分散的单细胞如果发生拥挤，在环境恶劣时，相互之间就形成你死我活的争战。多细胞生命体内的各个细胞，相互之间则是生死与共的依赖。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并且擅长“窝里斗”，而西方人却是既富有个人主义又富有团队精神，两种文化的这种差别，其经济上的原因即在市场的有无及其发达程度的高下。
这也可以解释经常听到的一句话，“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不如虫。”就单个的细胞来说，高级生命体（比如人体）内的某个细胞不能离开这个生命体而独立存活，但单细胞生物却能够维系其生命。也就是说，在分散的细胞水平上，单细胞生物比高级生物有更强的生命力。这不是说中国人和西方人在人种上的差别，而是说中国和西方不同的文化所造成的不同社会结构。在西方发达的市场体系中，精细的专业化使人们长于一点不善其余（若论唤牛耕地，中国的老农们肯定要笑爱迪生、爱因斯坦们是“白痴”了），但广泛的交往与交换却使整个社会在各个领域能长足发展，这是任何一个中国小农家庭所不能比拟的。
说中国人“单细胞”也好、“散沙”也好，并不是说中国人相互之间完全没有来往、完全不能协同。只是这些来往和协同主要地不是基于经济上“互通有无、等价交换”的内在欲望，而是基于其它（最主要是政治）的外在强迫。“八年抗日战争”是一个正面的例子，“十年文化革命”是一个负面的例子。
孟德斯鸠说，贸易会很自然地激起人们的信实，但它却从未激起中国人的信实，中国人在从事贸易的时候特别表现出，虽然他们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论法的精神》，商务版，316页）
康德关于中国人经商骗人的描写，小说似地，有情景、有形象。他说，中国人可以把碎块的绸布料缝结成一整块，其手艺之精巧，就连那些最为小心谨慎的商人也难以看出破绽；他们还用铜丝修补联结破碎了的瓷器，使其乍一看上去简直天衣无缝；因为食品均按重量出售，所以，他们往鸡素囊里填沙子。“类似这些骗局一旦败露，他们也并不感到羞愧，而只是从中看到自己手段的不高明。”（《德国思想家论中国》，江苏人民版）
黑格尔的批评更尖锐，更推至一般化。他说，中国人“以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朋友欺诈朋友，假如欺诈不能达到目的、或者为对方所发现时，双方都不以为可怪，都不觉得可耻。他们的欺诈实在可以说诡谲巧妙到了极顶。”（《历史哲学》，三联版，174页）
说“中国人最会骗人”，对于自诩“几千年礼仪之邦”的我们，是不能接受的。许多西方人也与孟德斯鸠、康德、黑格尔唱“对台戏”。比如德国哲学家赫尔曼·凯泽林（Hermann Keyserling，1880—1946）就说，中国人“最为彻底地讲究礼节并且最有操守。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最为诚实。”（The Travel Diary of A Philosopher.N.Y.1925）
我不同意说“中国人最会骗人”。罗素也曾指出，他坚信，“在相互欺骗的比赛中，一个英国人或美国人十次中有八九次能胜过一个中国人。”（The Ploblem of China，London.1960,P.204）但我也并不认为孟德斯鸠、康德、黑格尔等人关于“中国人骗人”的说法完全是无中生有。在这里，值得我们检讨的问题是，为什么别人会留下“中国人骗人”的印象？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在中国文化里找到某种答案的。
我在一篇论文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把人们可以享用的财富比作一个蛋糕的话，那末，西方文化认为这个蛋糕的尺寸是可以变得更大的，质地是不均匀的。而中国文化则认为这个蛋糕的尺寸是既很小又很难变大的、质地是均匀的。由此出发，西方文化重消费（因为可以吃更大的蛋糕）、重生产（因为可以做更大的蛋糕）、重交换（因为可以得更合个人口味的蛋糕）。而中国文化则不重消费、不重生产、不重交换，单单只重分配（因为你少我就多、你死我就活），就是孔子所说的，‘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载台北《今日经济》，一九九四年十月号，43—51页）
联系到“骗人”的话题上说，也就是，中国文化认为，在人们的相互交往中，一个人要满足自己的私利，必然要以损害别人的利益为手段、为代价；在市场交换中，要么骗人，要么被骗。因此，最好是不要私、不要利、不要市场。这就是中国文化“贬私”、“轻利”、“抑商”的缘由。用个比喻说（前面说过比喻总是不精确的），对于发生车祸，中国文化是要消灭一切车辆，要人们一律步行；西方文化则是在增加车、路、交通规则的数量并改进其质量上下功夫。结果是，事实上根本消灭不了的私（这是人的天性），要么对别人假装出已经消灭（这就是骗人！），要么进一步通过损害别人而得到满足（骗人加害人！）。因为没有将“私”引导到“必须为别人服务才能得到满足”的有效的手段与规则。换句话说，中国文化缺乏“双赢”的概念（台湾人现在经常讲“双赢”，这也是文化上觉醒的一个可喜标志）。而“双赢”在西方是有经济学的依据的。举个简单的例子：A有苹果却不喜欢吃苹果而喜欢吃梨，B有梨却不喜欢吃梨而喜欢吃苹果。交换的结果，两个人都是既满足了自己的私利也满足了别人的私利。这就是“双赢”！
黑格尔说，中国文化的显著特征是，“凡是属于‘精神’的一切（在实际上和理论上，绝对没有束缚的伦常、道德、情绪、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一概都离他们很远。”（《历史哲学》三联版，181页）
很明显，如果将“文化”限定为“凡是属于‘精神’的一切”（不包括“凡是属于‘制度’的一切”。这也确实是当今很流行的一种见解），那末，黑格尔的意思就是，“中国没有文化”。
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一八五六——一九五○）于一九三三年到中国访问，在接受上海记者采访时，发表了对于中国文化的意见。他说，中国没有什么文化可说，因为文化的意义，照科学的解释，是人的一切可以增进人类幸福的行为，尤其是对于自然界的控制。“在中国，除开乡村的田地里还可以找着少许文化以外，再也没有什么文化可说的了。”（《萧伯纳在上海》，四川人民版，111页）
说“中国没有文化”，多数中国人（以及多数对中国有所了解的外国人）是不会同意的，笔者即为这多数中国人之一。可是我们并不能谴责黑格尔和萧伯纳对中国太不客气，只是信口雌黄、一派胡言乱语。
理解黑格尔和萧伯纳上引两段话的关键，在于他们有关文化的特殊定义。黑格尔的定义是西方标准，也就是说，中国没有西方文化。这是事实，不必争辩。萧伯纳的定义即“人的一切可以增进人类幸福的行为，尤其是对于自然界的控制。”笔者并不支持萧伯纳这个关于文化的定义。但如果限定于萧伯纳的定义（前提）之内，我以为，萧伯纳关于中国文化特征的结论是能够成立的。也就是说，如果将“增进幸福、控制自然”视为文化的一个部分（萧伯纳的不当在于他将此视为文化的全部）的话，那末，中国文化里这一部分的缺失，确实是非常严重、非常突出，与西方文化相比完全够得上称之为“特征”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欣赏萧伯纳的洞察力并感谢他的直言不讳。
我对于文化定义的理解，倾向于最广义的那种，也就是文化无所不包、什么东西都可以算是文化的一个构成分子。但我并不认为文化中的任何一个构成分子都能够完全代表这种文化。比较能够代表这种文化的，是其中既有传统又占主流的成分（特别是在统治地位的观念与制度）。在这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化特征是“专制”、“泛政治化”、“停滞不前”、“无内聚力”、“不诚实”、“没（西方）文化”，虽然难听，但都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不难在我们自己的文化里找到令我们自豪的成分，也不难在西方的文献中读到让我们喜笑颜开、手舞足蹈的夸奖。但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工作，主要还是应该查自己的短处、听别人的批评（而且它们大都也并不是恶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