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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素有重商的传统，但商代的商品贸易情况怎样？长期以来，史学界研究不多，今以古代文献、甲骨文和考古资料为基础，对商代商品贸易的组织管理、类型、特点、运输工具、范围、路线等作一探讨，不足之处，敬请专家指正。
一、商代商品贸易关系的初步形成和组织管理
商人在史籍中以擅长经商而著称。商的先人王亥即曾率领族人外出贸易，《山海经·大荒东经》有“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夺仆牛”，《周易·旅》上九也有同样的记载：“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咷，丧牛于易”。《尚书·酒诰》记载周的统治者允许殷遗民在农事完毕后，“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可见入周后，由于传统习惯殷人仍被允许经商。殷人重商与他们的重利思想密切相关，《礼记》有云：“有虞氏贵德，夏后氏贵爵，殷人贵富，周人贵亲，”《礼记》一书虽系晚出，但此话确不可移，实有所据，《尚书·盘庚》篇就记载殷贵族贪图财富，说他们“兹予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盘庚为此奉劝他们“无总于货宝”，事实上商的统治者如殷纣王却：“实鹿台之钱，盈巨桥之粟”，其贪财求富之心昭然若揭。
商代贸易情况，甲骨文和考古资料中也有记载：
1、戊寅卜，内，呼雀买，勿雀买。《合集》10976
2、……弗买……。《合集》21776
杨升南先生认为这里的“买”是动词，当是购买之意（注：杨升南：《商代经济史》第602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意思是占问是否让雀购买某物。雀，据最新研究是商王派驻今江西吴城地区的最高首领（注：李家和等：《说雀》，《江汉考古》1990年第1期。）， 他常向商都安阳进贡物品，有些物品是作为臣下向中央的进贡，有的则是为中央政府进行商品贸易，这些东西包括了稀有动物、占卜用龟、冶炼用的青铜矿石和海贝。很多论著在谈及商王向南用兵的目的时，往往强调是为了开辟青铜运输路线，掠夺铜矿，似乎军事掠夺是获得铜矿的唯一途径，事实上，却忽视了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相当一部分青铜是通过贸易所得。
商代商品贸易已初步进行了组织和管理。首先，商代已有了职业商人，上海博物馆有一饕餮纹青铜鼎，腹内铭文为一人荷贝立于舟中。张光直先生曾有文章专门研究商代的徽号，他认为一部分族徽表明其从事的职业，而这一族徽即表明该族的职业是商人（注：张光直著，毛小雨译：《商代文明》第216页，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 这一观点是族徽研究的重要突破。此说，在甲骨文中还有一些佐证。
3、……贾事王……。《合集》777反
4、……王贾以
，十一月。《合集》1090
辞3是说商贾为王事操劳， 而“王贾”的出现则说明了殷代出现了专门为王经商的商人。
其次，商代已有专职官员管理商业贸易。商代甲骨文有一字，以往多释为“贮”，李学勤改释为“贾”字（注：李学勤：《兮甲盘与驹父》，《新出青铜器研究》第144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甲骨文常见有某地之商贾，如“亳贾”（《合集》18341）等， 还有记载向商王室贡纳龟甲的署辞，如“贾入七十”（《合集》10964反）、 “贾入十”（《合集》19409反）等。
甲骨文中常见“多贾”的记载：
5、癸丑卜，于丁巳延多贾，易日。《合集》32107
6、癸丑，贞：多贾其延，侑升岁于父丁牢，又一牛。 《屯南》3673
7、癸丑卜，贞：翌乙卯多贾其延陟鬯自……。《合集》19222
8、壬申，贞：多贾以鬯蒸于丁卯惟……。《屯南》2567
以上5、6、7、8四条卜辞中大意是讲多贾用酒一类的东西祭祀先人，“多贾”显然是一种身份。它和商代的多射、多马、多亚、多马羌臣一样是负责某一方面的官，“多贾”即是负责商业之官，从以上卜辞还知道多贾参与祭祀，地位之高，由此可见。
再次，商代已有了临时性质的交换场所。据史籍记载，姜太公在未遇周文王之前曾在商代的军事重镇朝歌经商。《尉缭子·武议》记载：“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孟津”，《战国策·秦策》姚贾说：“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可见太公望曾在朝歌做牛肉生意。尽管我们在考古资料中还找不到市的证据，但商代应有一定的交易场所，《公羊传》解诂云：“因市井而为市”，或许正反映了那时的交易场所是随机而设，还没有形成固定和专门的场所。
最后，商代中后期已初步形成货币制度。
商代早期是否有了货币，由于受材料所限，无法知晓，到了中后期，我们通过甲骨文和考古资料获知商代已形成了货币制度。商代的货币分为二类，一是贝，主要指海贝及青铜贝。对于商人是否以海贝为货币，历来争论很大，从目前材料来看，商人已用海贝充当了一般等价物，我们看到商代货币已有了计量单位，甲骨文、金文中常有“贝朋”或“贝若干朋”的说法，这说明“朋”是商代的货币单位，研究者认为， 10贝为一朋。而且商代青铜贝的出现，标志着商代货币的日趋规范。 1953年安阳大司空村发现有三枚青铜贝，1971年11月在山西保德县发现铜贝109枚，对此，朱活先生认为“不是装饰品， 而是目前发现的我国最早的金属铸币”（注：朱活：《商代铜贝》，《古代新探》第14—19页，齐鲁书社，1984年版。）。同时，商代金文中还有赏贝的记载：
9、庚申，王在阑，王格，宰椃从，锡贝五朋，用作父丁尊彝。《三代》10、64
10、丙午，王赏戍嗣子贝二十朋，在阑宗，用作父癸宝鼎。《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
11、丁卯，子见在太室，百□一，
琅九，侑百牢。王赏子黄瓒一，贝百朋。子光赏□贝用作己（尊）盘。举。《文物》1986年第1 期
以上赏贝从五朋到百朋，被赏者然后用贝去购买青铜铸造铜器，这说明商代贝作为一般等价物，已经使用于流通领域。
商代还以玉为货币（注：王国维：《说珏朋》， 《观堂集林》第160—163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理由是，在殷墟考古中曾有玉贝的出现，表明确实曾以玉为质料制造货币。从文献看，《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王大肆搜刮钱财，“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这里的钱指“货”，即《盘庚》篇中的“朕不肩好货”，也即同篇中的贝玉，《盘庚》篇说：“兹予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甲骨文“宝”字即是从贝从玉。史载纣王死时以玉环身自焚而亡，《逸周书·世俘解》记载：“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八）万”，说明当时玉确实曾经有一段时间充当货币。
二、商代商品贸易的类型和特点
商代商品贸易的类型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以贡和赏为特征的官营商业贸易。甲骨文由于主要是商代王室的档案，因而反映的情况多是上层统治者的记录。商代已有贡纳制度，于省吾先生认为“甲骨文有工字无贡，贡乃后起之分别文”（注：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第73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工表示贡纳之意，如：
12、其祝，贡父甲三牛。《合集》27462
13、贞：光其贡。《合集》4484
14、贞：犬延无其贡。《合集》4633
甲骨文中还有专司贡纳之官，名曰“多工”：
15、□丑卜，宾贞：翌乙……黍蒸于祖乙……王占曰：有祟……不其雨，六月……午夕月有食，乙未
多工率条遣。《合集》11484正
16、甲寅……史贞：多工亡尤。《合集》19433
17、……多工……尤……《合集》19434
以上15、16、17三条卜辞告诉我们，多工受到商王的关照，地位较高，明显是一种身份，按照甲骨文的辞例，应是管理贡纳的官吏。
甲骨文中贡纳的术语，除了贡以外，还有致、入、来等（注：杨升南：《卜辞所见诸侯对商王室的臣属关系》第153页， 《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贡纳的物品也种类繁多，如畜牧产品：
18、贞：象致三十马，允其幸羌。《合集》500
19、戊辰卜，雀致象。
己巳卜，雀致猱。《合集》8984
贡纳的物品更多的是贝、玉、齿（象牙）、龟等珍奇：
20、辛酉，贞：呼师般取珏不……。《合集》39525
21、允有来齿自商。《合集》17300
22、沚戛至十石。《合集》39680
23、雀入龟五百。《合集》9774反
另一方面，商王也对诸侯、方国、贵族等进行赏赐，赏赐的种类有牛、羊、马、玉、贝等，如：
24、乙卯卜，亘贞：勿锡牛。
贞：锡牛《合集》9465
25、庚寅[卜]，□，贞：锡多女又贝朋。《合集》40073
古代文献中，也有有关的赏赐记载：
《竹书纪年》：（武乙）“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王赐地三十里，玉十珏，马八匹（《太平御览》卷83引）这一记载表明商代后期还出现了赏赐土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
从以上我们看到，商王朝中央和地方之间商品贸易是以贡和赐为媒介的，尽管这种交换形式较为特殊，但却是当时商品贸易的主要方式，也是商品贸易的主要特点，商代商品贸易的这种国家垄断成为后世“工商食官”的滥觞。
第二：民间贸易的初步形成。民间贸易虽然在甲骨文中缺乏记载，但通过对古代文献和考古资料的研究，我们认为商代民间贸易已初露端倪，其理由如下：
首先，职业手工业者的出现，导致商品交换成为必然。《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商灭亡以后，周的统治者实行分封制度，“授民授疆土”，分鲁公以“殷民六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这些六族、七族的名称都是以从事的职业来命名的，如六族中的索氏、长勺氏和尾勺氏分别是绳索之工和酒器之工，七族中的陶氏、旋氏、繁氏、锜氏、樊氏、终葵氏分别是陶工、旌旗之工、马缨之工、釜工、篱笆之工、锥工的称呼。张光直先生研究了商代的族徽，考释出了屠夫、做简筒者、制船者、制车者、制旗者等多种职业（注：张光直著，毛小雨译：《商代文明》第216页，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考古资料中， 我们也发现很多制陶的窑场有一定的分工，如郑州铭功路窑场，只烧制泥制灰陶，而考古发现的平民墓中生活用陶器占了随葬品的绝大多数，因此，专业的细致分工，迫使百姓必须购买这些日常用品，以满足生活需要。
其次，商代平民墓中出土了来自远方的随葬海贝。殷墟西区发掘的939座中小墓中，有340座随葬有贝，殉贝在100 枚以上的都是中下层人物墓（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1958年—1961 年殷墟发掘的中小墓302座，其中83 座有贝随葬（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年—1961年）》第258页， 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上述出土贝全系海贝，而这些海贝经科学检测，产于南海及福建、台湾、海南岛等地，大陆却不产此种海贝，因此，推知这些海贝相当一部分应由贸易而来。以上两点虽然有推测的成份，但古代文献中姜太公在朝歌做牛肉生意的记载，说明那时确实存在民间贸易，同时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两点推论的正确性和合理性。
三、商代贸易的交通运输工具
商品贸易自然离不开交通运输工具。作为交通工具商代主要有舟船、牛车、马车、步辇、象六种，目前，可考知用于商品贸易的仅只是舟船和牛车两种。
先看舟船，甲骨文中有用舟的记载：
26、乙亥卜，行贞：王其寻舟于河，亡灾。《合集》24609
27、□亥卜，行贞：王其寻舟于滴，亡灾。《合集》24608
“寻舟”，于省吾先生认为即“繂舟”（注：于省吾：《殷代的交通工具和驲传制度》，《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 1955年第2期。），是用绳索引舟的意思。
28、□午卜，惠大事析舟。惠小事析舟。 惠吴令析舟。 《合集》32834，
“析舟”是“系舟”之意（注：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第 283—285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考古工作者在殷墟妇好墓中发掘一物叫“铜多钩形器”，此器与今日船锚无异，其用途是一只系船用的铜锚（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第113页， 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商代统治者对舟船的供给十分重视：
29、贞：有禽不得其得舟。《合集》11460甲正
30、……来舟。《合集》11461
31、禽不其来舟。
贞：禽来舟《合集》11462正
以上三条卜辞证明商王已有船队，而船的供给很多是由地方诸侯如禽供给的。甲骨文中有一字，于省吾先生隶定的“洀”，系古盘字（注：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第93—94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河中有两舟前后而行，也表明商代已有了船队。船队中，还有商王的专门用舟，甲骨文中有“作王舟”（《合集》13758）的记载， 《史记·周本纪》说武王伐纣观兵孟津渡黄河时，“白鱼跃入王舟”中，这都说明商王既有专用船队，也有专用舟楫。
《盐铁论·本义篇》云：“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联想商代殷墟发现的青铜器、玉器、龟、贝等远离殷都，要到达安阳需要跨越许多大河，如长江、淮河、黄河等，其贸易用舟也是自然的，所以上海博物馆的殷代饕餮纹鼎上一个人挑着许多贝站在船上，理应是用船去远方贸易的生动体现。
牛车用于商品贸易的历史较早。《世本·作篇》有：“胲作服牛”，《吕氏春秋·任数》有“王冰作服牛”，《管子·轻重戌》讲商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山海经·大荒东经》云：“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王国维已证明“冰”、“胲”即指王亥，仆牛即服牛，他对服牛的理解是：“盖夏初或当以人挽之，至相土做乘马，王亥作服牛而车用之益广”（注：王国维：《观堂集林·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王国维遗书》第8页，上海书店，1983年版。）。商人用牛车做运输工具远道贸易先人已用之，商灭亡后，亦还“肇牵车牛远服贾”，可见，用牛车贸易已较为普遍。
四、商代商品贸易的范围和路线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商代的政治疆域仅局限于一隅，但是，近年来，随着商代遗迹、遗物在全国各地不断被发现，这一传统观念正被逐渐打破。众多的商式青铜器、玉器、陶器等的发现，表明当时商代文化交流的频繁和范围之广泛。我们认为在文化交流的类型中，商业贸易和战争应当是主要的两个方式。
商代商品贸易的范围，按地域层次划分，可分为三个区域：
直接统治区域内的贸易：这个区域在商代后期是指今河南省北部、河北省南部、山东省西部和山西省南部，也就是商的王畿地区。该地区内分布有同姓贵族、诸妇和各级官僚，他们对商王有贡纳的义务。如“妇好有贡龟”（《合集》10133），王室的贵族见于甲骨文的有吴、 射、 古、 师般等， 吴曾向商王室交纳贡品， “吴入二十”（《合集》9220反），“吴入五十”（《合集》13338反）。
商王朝控制区域内的贸易：这里面主要有商王分封的诸侯，地域包括今天的河南省南部、山西中部、陕西关中地区、四川成都平原、湖北大部、江西北部、湖南北部、安徽大部、江苏北部、山东大部、河北中北部、京津地区和辽宁西部等（注：李民、张国硕：《夏商周三族源流探索》第19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甲骨文中所见封国有侯光、沚伯、雀男、竹侯、犬侯等，他们与商王朝形成了固定的贡纳关系：
32、沚戛至十石。《合集》39680
33、雀入龟五百。《合集》9774
34、妊竹入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第136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殷墟妇好墓》图版75∶1
商代文化影响区域内的贸易：根据考古发现，我们认为这一范围北起内蒙古的克什克腾旗，西南到四川、云南，南达广东，西北到达新疆地区，最东到山东半岛近海。在这个区域内分布着许多方国，这些方国对商王朝或服或叛，其臣服方国对商王室有贡纳关系：
35、奚来白马五。《合集》9177
36、今者奚来牛。《合集》9178
37、危方以牛其登，于来甲申。《合集》33191
38、令鸣致多方牛。《合集》39835
在商代贸易的范围内，商代商品贸易的路线以安阳殷墟为中心，可做以下推测：
西北方向：在今甘青地区，殷商时代分布着辛店文化、卡约文化和寺洼文化，该处出土的青铜器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著名的殷墟妇好墓中出土了590多件玉器，这些玉器有青玉、白玉、青白玉、墨玉、 黄玉等，经过鉴定，证明玉料多来自新疆的和阗（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第114—115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这说明商代安阳殷墟通过今关中地区、甘肃到新疆已有一条玉石之路，这为以后陆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西南方向：在今四川省，1980年到1981年考古工作者在广汉县三星堆发现了“三星堆文化”，出土遗物如青铜器、玉器明显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影响。有关安阳殷墟青铜的来源，有多种说法，但有一种观点值得我们重视，即青铜原料采自云南，此说以青铜器铜同位素比值的测定为依据，指出，铅同位素比值在采冶、铸造及锈蚀过程中，都不会发生改变（注：金正耀：《晚商中原青铜的矿料来源研究》，《科学史论集》第287页，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因此， 可以获得原矿产地的线索，经过研究，作者得出结论：“中原青铜器的异常铅矿料采自永善、昭通、巧家一带的矿山可能性极大，这不仅是因为这一带矿山的铅同比位素比值最低，和中原青铜器的异常铅同位素比值吻合；而且这一带地区位于古代中原进入云南的交通道路上，又是云南乃至我国的重要金属矿产区”（注：李晓岑：《商周中原青铜铜矿来源的再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2卷第3期，1993年。），对此， 李学勤先生认为那时中原往西南存在这样一条线路：“中原商文化向南推进，经淮至江，越过洞庭湖，同时溯江而上，穿入蜀地，再向南达到云南的东北部”（注：李学勤：《商代通往东南亚的道路》，《比较考古学随笔》第20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东南方向：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化主要有吴城文化、湖熟文化等，出土的青铜器受到了商代的明显影响，江西瑞昌铜岭商代早期铜矿发现后，很多学者著文认为商代对南方征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要确保南方铜料的供应。尤其是江西大洋洲大墓的发现更是震惊世人，出土青铜器具有明显的商代中期作风。殷墟出土的玉器，质料虽产自新疆、辽宁等地，但其琢玉风格却受到了浙江良渚文化、辽宁红山文化的影响（注：郑振香：《殷墟玉器探源》，《纪念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第324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关于殷代占卜龟甲的来源， 胡厚宣先生认为：“殷人占卜用的龟甲多来自南方、西方的长江流域。……尤以南来为多”（注：胡厚宣：《殷代卜龟之来源》，《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四册，1944年。）。商代龟被鉴定有四种：田龟、中国胶龟、兴地龟和马来龟，除了田龟产自北方外，其它三种本地不产。卞美年先生认为中国胶龟产于我国南方的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岛和台湾等省。以上考古资料告诉我们，商代东南地区贸易路线是由安阳南下至今湖北盘龙城，进入江西，然后有一支转向东入浙江，另一支则进入广东。
东北路线：东北地区相当于殷商时期的文化，主要有朱开沟文化，分布在内蒙古中南部，北至河套及以东地区，南达晋北、陕北，东达河北张家口，西抵贺兰山脉，该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商代文化特色，1973年在内蒙古的克什克腾旗天宝出土了一件商式青铜器，这是目前最北具有殷商特色的一个出土地点。郑振香先生也认为殷墟玉器曾受到辽西红山文化的侵润，据此我们推测，当时的贸易路线是从安阳北上，经今河北省进入内蒙古河套地区和辽宁西部。
总之，商代的商品贸易已达到一定的规模，形成了商人这一职业阶层。当时的贸易分为官营和民间贸易两种，其中官营商业中已有专门的组织机构，管理着以贡和赐为特征的商品交换。商代已初步形成了货币制度，当时的商人手持货币，利用舟船等作为运输工具，引重致远从事贸易活动，其活动的范围已遍布大半个中国，因此，我们认为，商代商品贸易已较为发达。我们相信，随着商代商品贸易研究的深入，将会大大推动我们对商代文化交流的认识。
1999—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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