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与新时期：一个百年文学的不解纠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纠葛论文,新时期论文,不解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7年，在美国出版的《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序言中，波士顿大学的教授梅尔·戈德曼（Merle Goldman ）引用了本杰明·施瓦茨（Benjamin,Schwartz ）曾说过的一个设想：如果中国当前对文化和文学的控制一旦放松，五四潮流还会再一次出现。（注：参见《国外中国文学研究论丛》第108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出版。 ）就在这一年的岁末，《人民文学》发表了短篇小说《班主任》，喊出了一声震撼当时人们心灵的“救救孩子”的呼喊，这声呼救恰恰与开创了“五四”新文学方向的《狂人日记》取了同一个声音。由此至80年代，中国真的又出现了一次“五四”式的思想启蒙浪潮。那时，中国知识分子是如此兴奋地欢呼中国文学“恢复和发展了‘五四’文学传统”，钱理群、陈平原和黄子平是那么令人信服地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主题是鲁迅开创的“揭示国民性”主题。于是，本世纪初诞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几十年的折磨变更之后，到本世纪末期的80年代，似乎又回到了“五四”文学的出发点上。
这是一种令人悲喜交集的文学局面。面对着20世纪中国文学这样一次重要的重复，我们有必要去追索“五四”文学与80年代文学的内在联系、它们的相似与差异，探讨它们偏偏出现在世纪初期与世纪末期的原因，这对于追问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些问题，是个有益的思路。
一
“五四”文学与80年代的文学都带着浓重的文化启蒙意识，这种启蒙意识一面表现在为价值重建而对旧思想旧意识的严厉批判上，一面则凸显出中国知识分子试图通过救人实现救社会的良苦用心。中国知识分子为现代政治寻觅意识形态支援的内心倾向，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精神主题与政治宗旨的紧张纠葛。
就中国文学而言，古代向现代性质的转变是伴随着晚清开始的文化启蒙而开始的。出自于“改良群治”、救人心，启新知的启蒙意识，从1899年起，梁启超依次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力倡译印政治小说。“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注：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识语》。）这种将文学功能夸大到涵盖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观念，是当时一批在政治变法失败后却不肯放弃心中共和制的改良革命家的共识。梁启超就认为一部文学著作出版，会使“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注：任公：《译印政治小说序》。）而严复、夏曾佑也说：“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类似于这般从重建社会政治秩序出发而倡导文学革命的意识，为开始实行转变的中国文学压上了文化启蒙与政治重建的沉重使命。这双重的使命，又恰恰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在苦苦寻求民族现代道路中的一种“情结”。
20世纪初的“五四”文学完成了传统中国文学的变革，这个变革是在一场发展异常迅猛的新文化运动中发生的。1915年9 月创办的《青年杂志》（即《新青年》），开始聚集起一代中国新的知识分子群体。《新青年》一创办便宣布其宗旨之一是“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修身治国之道”，（注：见《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修身治国”，表明了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来号召思想革新的《新青年》，一开始便将思想启蒙与政治重建看作一体，后来陈独秀更直接了当地点明：“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指科学与民主），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五四”时期，刚刚走向中国思想舞台主角位置的知识分子普遍怀着一种社会／政治关怀，这是与传统士大夫的良知心态相关联的关怀。那时，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救亡图存的历史关头，一面是共和失败、政治争斗纷起、北洋政府重新实行封建专制；一面是专制基础的伦理道德和价值信仰因王权政治的崩溃失却了制度的附丽而丧失了权威的规范力；还有则是世界潮流的冲击带来了新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及世界大战爆发、外国列强的压迫暂时放松而民族资本乘机中兴。这一切，构成了当时社会结构和价值系统的紊乱、紧张和危机。在这样的历史局势中，焦虑于为民族寻找一条现代出路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很难像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思想启蒙者那样有一个统一目标，一种直指僧侣文化的一致性文化行动，他们被注定要在政治制度、伦理道德、知识信仰等各个领域左冲右突、四处出击。而社会／政治关怀的“情结”面对着一团纷乱的政治局势，则催促了“五四”知识分子重建政治秩序的强烈愿望，但对于近代政治界“三次革命”，“虎头蛇尾”结局的理性思考，又使他们认识到必须去清除“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的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的污垢，（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黑暗政治和民族危机的刺激，变革社会的最终关怀，民主革命失败的教训，促使五四先驱者举起了思想启蒙的大旗。所以，当胡适出自于“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注：胡适：《我的歧路》。）而提出“文学改良”时，陈独秀便以“文学革命”给予呼应，并明确表示：“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在这种理论先导和政治图谋下产生的中国新文学，其胚胎中便孕育着政治功利的因子，纠葛着精神主题与政治宗旨的紧张关系。
事实上，中国新文学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且最有实绩的一翼，其精神主题与政治宗旨纠葛不清的状态，也并非仅仅由于理论倡导才产生的。作为“为自我而存在”的创造社，是当时自称为“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社团，但他们也并不像自己所说的那样，“以唯真唯美的精神来创作文学和介绍文学”。（注：郁达夫：《创造日宣言》。）他们一面宣称“不能言亦不屑言”“现代中国的腐败的政治实际，与无聊的政党偏见”，（注：郁达夫：《创造日宣言》。）一面则宣传“法国的大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德国的反拿破仑同盟，意大利的统一行动，都是些青年的文学家演出来的活剧”，（注：见《创造周报》第三号，1923年五月二十七日。）宣扬“一切志在改革社会的热忱的艺术家也便是纯真的革命家”。（注：见《创造周报》第十八号，1923年九月九日。）在创造社成立之际出版的三种创造丛书中，就包括一部《革命哲学》。同样的，语丝社也是历来被认为较少政治色彩的文学社团，《语丝》的发刊词就明确写着“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但这个群体那种“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的共性，（注：见《〈语丝〉发刊词》1924年十一月十七日《语丝》第一期。）分明深藏着社会／政治关怀的种芽，到底是抑制不住的。“语丝”成立一周年时孙伏园的《〈语丝〉的文体》一文中这样写道：“昨日谈话会上，林玉堂先生主张扩大范围，连政治社会种种大小问题一概都要评论，……语丝同人对于政治问题的淡漠，只限于那种肤浅的红脸打进黑脸打出的政治问题，至于那种替政治问题做背景的思想学术言论等等问题还是比别人格外留意的。说得加重一点，倒是语丝同人最热心于谈政治。”
“替政治问题做背景”和“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这可以说是中国新文学诞生的动机和出发点。理解了这个问题，我们便不难理解创造社为什么会在20年代中期发生突兀性的转变；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文学会越来越走向了阶级的文学，越来越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一支有生力量，越来越消失其作为意识形态特殊领域的独特的独立性；同时也不难理解现代文学史上如此之多的文学论争，会带进一种非敌即我、非我即敌的战争般的思维方式。这不是什么“救亡主题”压倒“启蒙主题”的问题，而是中国新文学自它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着一种文学自身的精神主题与中国现实赋予它的政治宗旨之间的纠葛，在否定传统的“文以载道”的同时，新文学也无奈地构成了自身的“文以载道”，由“代圣贤立言”变为“代政治宗旨立言”。
二
这样，在中国新文学这里，政治从一开始就是文学自身的重要构成，新文学不能不呼应它的倡导者们借思想文化解决民族问题的紧迫愿望和强烈政治要求，不能不介入那中国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由此，社会暴露、社会问题揭示成了五四新文学创作最重要的主题，无论是揭示底层的不幸、表同情于被污辱者被损害者的叙事；还是在现实挤压中作着焦灼、苦闷的个性呼叫；或者是对于整个黑暗社会的诅咒，都贯穿着那个时代反封建争民主的时代主旋律，都在实质上表现出人们对现实不满的批判情绪。陈独秀在演讲中所说的“文学的白话文”就是“反对一切不平等的阶级特权”，（注：见《我们为什么要做白话文？——在武昌文华大学讲演底大纲》，《晨报》1920年2月12日。 ）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当时文学创作的普遍意向。
这种政治功利自然会冲淡文学精神主题的建构，但并不意味着五四新文学精神主题就此而消失。事实上，一个清醒的文学家尽管带着社会／政治关怀进入创作中，他也无可避免地要从生存经验、从个体与生存环境的精神关系中来获取现实的初生状态，感受那社会文化内部的时代骚动，由此折射反映出某种思想、某种道德意志和情感的形成、迷误或它的尚未定型的对现实的摸索，在精神层面上提供社会转变的信息。正是文学的这种特性，才使得许多优秀的文学之作超脱了政治赋予它的使命，超越了意识形态的社会批判。五四新文学为什么历来被认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有实绩的部门，其中的重要缘由即是它相当程度地游离了纯粹的政治宗旨和目的，而呼唤着一种新的人文价值，把价值重建、思想启蒙旨在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思路，调转到解决国人生存和精神困境的根本出路上来。当时许多作家，都把自己的精神痛苦与中国命运联成一体，创作中既带着对制度根深的探索，又融入了个体乃至民族的精神创伤，这因此也造成了五四新文学精神主题与政治宗旨的紧张纠葛。
鲁迅的创作乃是这方面的典型。鲁迅也是相信文化革命要比政治经济革命更能改革社会的人，他的创作深寓着那个时代的社会本质，也带着五四先驱者们社会／政治关怀的深刻烙印。鲁迅原本是极其推崇自由具有超越性、普遍性价值的“精神界之战士”，其救国的前提思想是“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这种“立人”的理想，正好与要“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的新文化前驱有着共同的合作基础。然而，鲁迅那要将“奴隶”改造成“人”的理想光辉，在一铁屋熟睡着并不感到即死悲哀的国人面前，却显得如此暗淡无光，更加上他本人自“小康之家坠入困境”以来的生命体验，鲁迅内在的精神苦痛和悲哀实际上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乃至“惟一的愿望”，是让自己的生命“暗暗的消去了”。（注：鲁迅《〈呐喊〉自序》。）但他毕竟不想将自己“苦的寂寞”传染给当时“正做着好梦的青年”，不愿抹杀当时《新青年》“毁坏这铁屋的希望”，他出自于救国救人，也出自于遵奉新文化前驱的“将令”，同时也因为自己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他便以白话小说开始呐喊，并且是有意识地用它去“改良社会”、“改造国民性”。这样，我们在鲁迅的小说中，就能从政治上从现实中读到鲁迅对于旧制度吃人本质的高度概括、觉察到鲁迅对于近代中国政治革命失败的教训总结，看到在“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压榨下农民的麻木迟钝，想像到个性主义者失败了政治、经济革命基础的悲剧，但更重要更深层的则是读到一个个体生命和一个民族融为一体的精神苦旅，一种对于中国人乃至人本身相当冷峻苦楚的精神解剖。例如读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我们自然也会与“狂人”一起，在千年史书的字缝里读到“吃人”二字，看到新文化阵营对旧家族制度的彻底否定，但我们又分明能从那处处隐伏着杀机、“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的恐惧中，从那由“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组成的食人网络里，从狂人自己也许在无意之中也“吃了妹子的肉”的心理自罪中，体察到世界的狰狞，看到善人与弱者对于比自己更弱者的残忍，看到一位青春时代觉悟的人对“革命”期待受到挫折时的精神悲剧。从人性的审视角度，鲁迅的创作已经超越了“前驱”的企图，隐喻和呼唤着一种现代人的价值和观念。
但除了鲁迅等极少数作家的创作，五四新文学创作的精神开掘是不自觉的。当时新文学阵营的作家更关注的是社会问题，是底层社会现实的贫困和苦难生活。我们都知道，五四新文学是在西方文学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但在五四时期，西方文学已弥漫着“世纪末”文风，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思潮已成了西方文坛的主角，迷惘、怀疑、颓废、悲观与焦虑，表现出了西方文学在精神困境中的左冲右突。这对于新文学的作家们来说，他们也是心中有数的。（注：参见《〈小说日报〉改革宣言》。）然而，五四新文学则很少引进借鉴当时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而将介绍借鉴的目光，投向东南欧、北欧的写实主义文学，主要是俄国、波兰、芬兰、瑞典、捷克、保加利亚、希腊以及亚洲的日本的文学。以《新青年》、《新潮》、 《小说月报》三个杂志做个统计， 翻译小说共155篇，其中属于西欧法、德的作品仅32篇，作家12人； 而诸如《现代小说译丛》、《欧洲大陆小说集》、《星火》、《雪人》、《空大鼓》这些综合选集，所收的绝大多数也是俄国、日本及其他小国的作品，当时《小说月报》还专门出了《被损害的民族文学专号》。新文学对于外国文学的这种选择，是从反映社会、改良社会这个目的出发的，因为这些国家，或是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或是受到强邦侵略压迫，现实情形与当时中国处境颇为相似，他们的作品所发出的呼号与申诉能在新文学作家中产生共鸣，他们在社会现实中的挣扎、抗争与精神苦痛，会给处于新文化革命冲动中的中国作家予同感和仿效。
总之，五四新文学所担负的启蒙，意在变革中国，这种意在变革中国的文学启蒙，深寓着五四作家内在的政治关注。尽管很多新文学作家带着强烈的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理想色彩，表现出一个时代激越的精神渴求，但那大多是作为对旧制度旧礼教的非人道的反拨与彻底否定封建主义的武器和力量，并没有因此而建成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体系。“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注：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种相互矛盾的各取所需的对“改造”武器的抉择，注定了五四新文学启蒙必须在政治宗旨与精神主题上纠葛不清。
三
1978年被称为中国人的“激情岁月”，这一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党的工作重点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上，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样，中国知识分子一百年来孜孜不倦地寻求一个现代中国的努力，仿佛在接近世纪末期时找到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依托。1979年，当久违近20年之久的全国文代会召开第四次大会时，许多作家都高声欢呼：“就像1919年的‘五四’运动掀起的新文化运动一样，它是又一次中国的文艺复兴。”他们表示：“横下了心，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了社会主义事业，为了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不致半途而废，除了坚决战斗，别无出路。”（注：《开辟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新时期》第74页、7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年8月出版。该书收集了中国第四次文代会上的部分发言。）“文艺复兴”、“思想解放”、以及这种与陈独秀“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相同的信心、意志和表述方式，都给人一种重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印象，就连国外学者也都将中国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比附成又一次的五四运动，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史景迁教授就认为，80年代初中国“新散文、新诗歌、新型研究团体和新杂志的纷纷出现，不同于21年前的‘百花齐放’运动，倒更接近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或者晚清读书人在上海和日本所发起的运动。”（注：史景迁：《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第372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
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知识先驱者们在眼见了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张勋复辟等历史动乱后，转而以启蒙主义来唤醒国民、打倒封建主义，以“科学与民主”寻求创造一个现代的中国，那么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所极尽全力参与和推进的思想解放运动，则是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等民族灾难之后，再次举起五四的启蒙主义旗帜，清除封建主义，打倒封建专制，再次以“科学与民主”努力为现代中国的历史道路清除前进的障碍。
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可以肆无忌惮地强行其文化专制主义，这表明封建主义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依然有根深蒂固之处。在“文革”结束后的历史反思中，中国知识分子还来不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更深刻的反省，他们更直接的体验和认识是政治上的“极左”与封建主义有内在联系，文化大革命等政治事件的发生有其社会心理基础，他们首先看到的是五四启蒙任务的尚未完成。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中国文化界在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现代文学研究和鲁迅研究等领域，均提出五四启蒙任务“中断”、现代中国缺少欧洲百年文化启蒙的历史阶段、“反封建主题并未延续下来”的观点，认为“‘五·四’运动的中断确实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悲剧”，“启蒙至今不失去它的意义”。（注：参见当时李泽厚、刘再复、王富仁、刘晓波等人的文章。）这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心中百年不死的思想启蒙意愿，就凭借着80年代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诉诸于历史的实际活动，再度展开而去，在20世纪末期继续20世纪初期自己未能遂愿的精英启蒙使命。
像五四时期一样，启蒙思想依然是最充分地体现在文学的时代主题上，知识精英所使用的思想武器也依然是“科学、民主”式的人道主义，是西方人文主义关于人的理想。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半期，文学和五四期的文学一样，是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最主要形式。那时文学对人的命运不同程度的关注，对人的价值的呼唤，对人的本质的理性化的发掘，都带着明显的反封建的五四文学的立场。在经过了严酷的几回历史遭难之后，中国作家再度召回了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将“极左”政治、现代中国前进的障碍与封建主义联系在一起，俯瞰和批判窒息人的社会环境和非人的“极左”政治，以及封建文化的网络、桎梏及其深远的思想意识影响。无论是“伤痕文学”对践踏人性的控诉，还是“历史反思”文学对人的政治异化的揭示， 也无论是社会心理小说对种种“现代阿Q”和“现代看客”的剖析，还是乡土文学对人情人性之美的呼唤，80年代的作家都努力学着用鲁迅式的话语，述说着对人的尊严和人性的期待，以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批判奴化保守，启迪民众觉悟，阐发着五四文学开创的“立人”思想。与此同时，理论界将50年代的“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再次鲜明地提了出来，重新展开讨论，强调“以人的思维为中心”，并扩展到关于“文学主体性”的论争，思想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理论也渐成气候，理论界努力于用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来替代使中国当代文学带来灾难的“阶级斗争工具论”。1987年，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所长何西来先生在总结新时期文学创作时这样说：“人道主义的勃兴，人的重新发现，是主体意识觉醒的标志，也是新时期文学的最重要的特点。”他说，“人道主义的复苏，是春江水暖时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和实践的一种有力的反拨。”他认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命题，并不错的。不仅不错，而且还应当加上一句：也是归宿点。……把人道主义作为一种价值判断的历史尺度，是完全可以成立的。”（注：何西来《文艺大趋势》第25页、27页、28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8月出版。）
与五四期的文化启蒙一样，80年代的思想启蒙也是针对现实的政治而提出来的。五四时期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剧，而封建王权的政治结构业已崩溃，民族的政治危机严重，民族自强自立的历史要求迫切，正是在这种政治文化的背景下，知识分子先驱者发起了新文化运动，着重于解决与政治危机相联系的精神问题，因此，五四文化中各种相距甚远的内容庞杂的思潮，都被《新青年》归总到思想启蒙和改造国民人格的总目标下。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现实的政治也是处在一个风口浪尖上，国际上东欧政治局势开始动荡，国内是10年的“文革”，把政治思想都搞乱了，中国正处于拨乱反正、澄清历史是非的时刻，“两个凡是”的政治影响还占据着一定的社会地盘，政治危机性仍然存在。这样，启蒙主题与解决现实的政治问题便又极紧密地结合在一块，甚至可以说是现实的政治诱发了80年代启蒙主题的产生。但不同的是，五四的启蒙主义，是为重建社会政治秩序而寻觅意识形态的支援，是要在彻底批判否定现存的意识形态基础上，力图由价值重建引发建立一套现代中国的政治秩序；而80年代启蒙思想再度兴起，则是与现存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相一致的，是80年代意识形态权力叙述的一部分。粉碎林彪、“四人帮”后，中国政治上倡导“思想解放”，提出“清除封建思想影响”，以打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坚冰与障碍，那时文化思想领域对于封建主义及其思想意识的批判，文学人道主义的不断拓展，总是诉诸于现实政治的演化，保持着与主流意识形态直接对话的权利和紧密合作的关系，作为当时最引起“社会轰动效应”的“伤痕文学”和“历史反思文学”，其对于人的关注和对人的价值的呼唤，就更多的是在政治层面上展开的。所以，文学在80年代初成为承载意识形态最新信息的载体，扮演着文化与政治的双重角色，纠葛着政治上拨乱返正与精神上思想启蒙的主题。作家一面坚持“文学是一种精神活动，它面对的是人，特别是人的精神活动、精神生活。没有精神上的自由驰聘就没有文学”；（注：王蒙：《我们的责任》，见《开辟社会主义文艺繁荣新时期》。）一面坚信“文学与革命是不可分割的”，（注：王蒙：《我们的责任》，见《开辟社会主义文艺繁荣新时期》。）在作家们心中的文学信念，仍然是“我们想恢复文艺反映社会生活这个起码的职能！我们想让人们记住惨痛的历史教训！我们想让人们分辨良莠、识别是非！我们想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恢复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念！我们想让人民认识到中国的现状，认识到前进道路上的坎坷和光明。”（注：白桦：《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见《开辟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新时期》。）
经过这一番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替政治问题做背景”和“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这不仅是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文学的动机和出发点，也是世纪末期思想解放运动中文学的动力和指向，联系近百年来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来看，文学的这一政治宗旨一直与文学自身的精神主题纠葛在一起，构成了新文学百年发展中一个难以克服的内在紧张。这种“紧张”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被政治意识形态的权力所瓦解，使文学成为了意识形态政治叙述的重要组成，但这种“瓦解”由于其制度性地割裂了文学与世界、与生存最核心的精神关系，实际上并无能为力铲除文学这一内在的“紧张”。因而，当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到来之际，中国新文学便又自觉的将自己与五四诞生期联系起来，作出再度启蒙的努力，这一次的努力因了有主流意识形态的共鸣，也由于刚刚从政治恶梦中醒来的作家尚未意识到精神主体解放的艰难，所以便充满了理想浪漫的色彩，洋溢着某种文学功利的喜悦，而未曾发生过五四期鲁迅式的“苦闷的象征”。但新文学精神主题与政治宗旨的紧张却暗暗地加剧了，这直到20世纪最后的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在世纪末的自省中才意识到了这个百年纠葛，才发现五四提出的许多问题，至今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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