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莹[1]2003年在《中国新闻周刊议题构建现状分析》文中认为“议程设置”理论所探讨的是媒介内容与受众态度之间的关系，即媒介是如何引导公众关注某种现象，形成舆论或转变已有舆论的。“议程设置”理论归纳到最简单的一点就是：媒介对某事件的强化报道可以起到使该事件在受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得到提高的作用，或者说，媒介可以把受众的注意力导向特定的问题或争端上。在“议程设置”效果的形成中，媒体对议题的构建是其基本因素。媒体有目的地选择议题，按照一定的风格及价值观构造议题，使“议程设置”效果得以形成。这对媒介来讲无疑是一个有用的理论，因为，媒介的生命就在于影响力，而近一步说到支持媒介发展的所谓“媒介经济”，则完完全全是“影响力经济”，媒介必须将受众的眼光拉过来，使其注意到自己所营造的话题，才能给自身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从一种意义上来说，“议程设置”是舆论导向的一种手段，媒介通过反复、显着地关注和报道某件事来将受众的注意力引导到特定的方向，并影响受众的态度，甚至行为取向。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议程设置”也是媒介自身吸引受众注意力的一种手段，媒介对议程的建构过程以及议程所到得的效果都是媒介质量、水平的反映，也是媒介获得受众肯定，树立形象及权威，扩大影响，促进自身发展的有效途径。“新闻杂志”在我国是一种发展极为迅速的媒体，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议题构建”的应用表现非常突出，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产生了较好的效果。本文将尝试解释以下问题：议题构建为何能在我国新闻周刊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我国新闻周刊如何构建议题？我国新闻周刊的议程构建有何种现时特征？我国新闻周刊议题构建的未来发展会怎样
隆英豪[2]2007年在《我国新闻周刊封面故事研究》文中认为新闻周刊是近年来媒介市场的一支生力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它们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资源，培养了一批稳定的读者群，肩负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行走在实现主流媒体的道路上。《叁联生活周刊》是国内综合类新闻周刊的领跑者，由于拥有独特的新闻视角、独特的生活态度和国际接轨的新闻周刊样式，经过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第一新闻周刊”。鉴于封面故事对于新闻周刊的影响力，本文以《叁联生活周刊》为个案，研究新闻周刊的封面故事，以探讨新闻周刊能否胜任主流媒体的职责。论文分五部分：第一部分是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与意义，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并提出研究的问题和思路。第二部分是“新闻周刊”概念的界定和对《叁联生活周刊》发展历程的回顾。第叁部分论述了“封面故事”的概念及特征功能。第四部分是对2001年到2006年《叁联生活周刊》封面故事的内容分析，分析了其封面故事的内容构成、题材类型、报道方式等8个方面。第五部分是以2004年年末印度洋海啸报道为切入点，探究同一重大新闻事件在《叁联生活周刊》和《时代》周刊所呈现出的差异性反映，考察我国新闻周刊与西方主流媒体的差距。
吴立斌[3]2011年在《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及影响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中国开始重新崛起为世界性强国。但是,当代中国的崛起更多是经济等硬实力的崛起,而不是文化等软实力的崛起。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严重缺失,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还相当滞后,中国在世界上的文化影响力还相当有限,中国的对外舆论力量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还极不相称,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舆论环境塑造权还掌握在西方媒体的手中。以CNN、BBC、《纽约时报》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它们所传播的中国声音、中国形象,以及它们传播中国声音、形象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受众关于中国舆论的视听和认知,基本上掌握了当今国际涉华舆论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它们将中国发生的事情按照西方国家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进行报道传播,形成了涉华舆论传播的强势,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核心价值观、内政外交形成冲击和干预。这样一种发展态势向中国提出一个紧迫性课题:发展软实力,掌握国际话语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相适应地对外舆论力量,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性任务。这一战略任务能否完成考验中国能否真正崛起。历史与现实一再证明,只有硬实力与软实力同时崛起的大国,才能称得上是真正崛起的世界性强国。70年代所谓苏联的崛起(军事崛起),以及80年代所谓日本的崛起(经济崛起),都只是硬实力的崛起,都是不全面、不可持续的崛起,最终的结果是“一个解体、一个停滞”。媒体的国际竞争力表现为两个力——媒体国际传播力与媒体国际影响力。当代中国媒体经过30年的改革与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多介质、多层次、全方位的传媒体系。历史看,中国媒体的国际竞争力有了相当程度地提升。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媒体相比,中国媒体的国际竞争力还相当欠缺。在国际传播力方面,中国媒体的传播基础实力、传媒产业发展水平、信息生产能力,与世界传媒强国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尽管传播基础实力近年来有了一定改善,但是传媒产业水平、信息生产能力两方面仍相当落后。在国际影响力方面,中国媒体的国际受众接触率、国际公信力、“走出去”能力,与西方发达国家传媒相比,差距更为明显。中国媒体目前面临的一种尴尬局面是:“传而不通”,中国媒体拥有与西方一流媒体相差不大的全球覆盖率,但却只拥有为数不多的国际受众接触率、落户率、收视率、收听率、收读率;“通而不受”,在为数不多的接触率、落户率、收视率背后,更难见有实质性地中国媒体国际公信力和国际舆论引导力的提高。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媒体国际影响力发展所面临的这种“有覆盖率而没接触率,有接触率而没公信度”的情况,将长时期得到维持,中国媒体的国际竞争力仍亟待提高。制约中国媒体国际传播力、国际影响力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不是某个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众多交互性因素所产生的结果。这就需要我们深入仔细梳理制约中国媒体影响力发展的深层次、根本性原因,探究问题背后的问题,给出一个客观辩证的问题单。第一,以经济、科技为基础中国综合实力虽然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中国还不能拿出更多的资源去发展国际传播力。第二,在当代国际传播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中国媒体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有中国特色的、具有国际公信力地国际传播战略。第叁,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媒体传播体制,明显落后于国际传播发展现实,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中国媒体的新闻生产力,制约了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活动空间。第四,当代中国媒体所走的发展路线主要还是一种内向型发展路线,而不是一种内向型与外向型并重的发展路线。第五,中国媒体在进行国际传播时缺乏敏锐的机遇意识,面对突发性地重大事件时,还不善于进行危机传播,变危机为契机。鉴于以上五方面原因,笔者认为,中国媒体要想从根本上提高中国媒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必需通过两条途径:第一,大力发展中国综合国力,强化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力建设,推动中国媒体国际传播力建设跨越式发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着眼于当代中国发展现实和全球视野,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发,紧密联系经济全球化、传媒全球化、传播全球化的发展现实,适应当今世界传媒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趋势,适应当今世界信息传媒技术日新月异的新潮流,依托现阶段的中国媒体格局、媒体资源分布,以核心、骨干媒体为建设重点、为有效抓手,紧紧围绕骨干媒体,调动各种政治、经济力量进行传媒资源的重新配置与重新整合,坚持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建设并重,中央媒体与非中央媒体并重,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并重,坚持媒体国内发展与国际发展并重,大力提升中国媒体的基础设施水平、信息播发能力、产业经营实力、国际竞争力,加大经济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在未来5-10年,构建若干个语种多、技术先进、信息量大、受众广、影响力强、覆盖全球的跨国传媒集团,使我们的图像、声音、文字、信息更广泛地传播到世界各地,进入千家万户,实现我国重点媒体集团国际传播能力的跨越式发展,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相称的媒体国际传播能力。第二,实施国际传播新战略,打造中国媒体的国际公信力,提升中国媒体的国际话语权。不断地改变和创新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观念、传播内容、传播手段、传播体制和政策,提高中国媒体国际传播的针对性、感染力和实效性,在涉华舆论和国际重要舆论争夺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着力加强国际新闻事件的第一时间报道、现场报道、首发报道、独家报道、全面报道和权威报道,最大限度地提高新闻报道的时效性、独家性、权威性和全面性,最大限度地提高新闻报道的原创率、首发率、落地率,实现重大国际新闻事件报道“首发有我,首发用我”,创新国际传播艺术和技巧,善用国际受众听得懂、易接受的方式和语言,把中国的历史文化、民族精神、时代风貌、价值观念融汇于国际传播内容之中,大力推进传播内容的全球化和本土化,加大对对象国和本土事务的报道力度,努力推出一大批具有“中国视角、亚洲元素、全球视野”传播力作,积极创新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建设,打破束缚国际传播能力发展、国际传播能量释放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塑造中国媒体的灵活性、应变性和机动性,完善媒体报道机制与信息发布体制,加强媒体危机传播体制机制的持久性和柔韧性建设,为中国媒体的危机传播提供一个良好的体制机制环境。
赵若含[4]2014年在《新闻周刊的公共价值构建研究》文中指出公共价值的概念最早源于西方行政学领域,美国学者马克·摩尔关于公共价值的论述将传统公共管理引向了一个新的研究范式(公共价值范式),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公共价值研究扩展到经济与社会学等领域。2004年,英国广播公司BBC首次将公共价值(Public Value)写入其工作章程,并以此成为之后的核心理念。随着西方公共媒体在更大范围内的扩展,在媒体研究与实践领域,公共价值被越来越多地关注和讨论,成为公共媒体的核心理念之一。在中国媒介发展史上,我国新闻媒体随着历史与政治体制的变化,其社会功能与媒体价值也几经时代变迁。在我国当下的媒介环境中,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对主流价值的宣传功能是我国媒体的第一属性。而与此同时,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多元化与公众在社会治理中角色的逐渐凸显,我国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日益强化,在公共事务与公共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虽然我国目前没有成立公共媒体,这些具有公共意识与社会责任感的大众媒体事实上成为了实践公共价值的载体。在现有的媒介研究领域,对媒体宣传价值、社会价值研究者众,对其公共价值研究者寡,媒介的公共价值研究存在一定缺位。本文选取新闻周刊这种以深度报道见长,注重社会问题透视与观点挖掘的媒介形式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对其在历史上的几个价值演变时期进行梳理,从思想启蒙、多元利益博弈,宣传价值主导到公共价值成型的历史流变过程中,观察新闻周刊公共价值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的轨迹。与此同时,本文对媒介公共价值内涵进行了梳理与界定。目前,我国对媒介的公共价值内涵尚无统一权威的阐述,本文结合西方媒体公共价值与我国具体国情,阐述了在中国媒介语境下,媒介公共价值在内容指向与构建方式上的具体内涵,内容指向主要包括国际事务指向、政府与公共权力部门指向、社会群体与个体生活指向；具体的构建方式涉及搭建公共领域、表达公共话语、监督公共权力与培养公共理性。从这个研究框架出发,将新闻周刊的内容指向与构建方式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在十年的时间跨度内,对两份具有代表性的新闻周刊(《叁联生活周刊》与《中国新闻周刊》)进行抽样,从内容指向与构建途径两个维度进行具体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新闻周刊在公共价值构建上存在的不足与对策进行思考。
韩笑[5]2006年在《中国新闻类周刊封面报道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闻周刊是一种有着旺盛生命力的媒介形式,周刊的封面报道也意义重大。封面报道是杂志的第一卖点,其显着性和趣味性会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封面设计的独到和震撼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激发读者的阅读欲从而引起他们的购买欲望。本文选取了《中国新闻周刊》、《新民周刊》和《南风窗》叁家新闻周刊的封面报道作为研究对象,并运用新闻学和传播学理论对分析结果进行解读。论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笔者综述了当代中国新闻周刊的总体状况,对新闻周刊进行了界定,并从政治、经济、文化的角度分析比较了美国和中国的新闻周刊产生的背景。第二章,从内容框架、选题策划、版式设计和出版周期四个方面对当代新闻周刊特点做了介绍,并分别对《中国新闻周刊》、《新民周刊》和《南风窗》进行了总体分析描述。第叁章,用传播学研究方法对封面报道进行分析。主要对“封面报道”进行界定及对内容分析法进行综述。通过比较《中国新闻周刊》、《新民周刊》和《南风窗》的内容分析结果,进一步得出我国新闻类周刊封面报道的特点。并从色彩、图片、创意等角度对封面设计进行了分析,总结出各家封面设计的特点。第四章,笔者从议程设置、新闻资源开发、叙事学和新闻价值这些理论层面来解读内容分析的结果。在结语中,笔者对中国新闻周刊可以继续发扬的优点进行了总结,同时指出了周刊在发展过程中的不足。期望透过封面报道的研究给我国新闻周刊的未来之路有些启示。
黄琳[6]2012年在《新媒体生态环境下新闻周刊内容生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媒体技术带来的传播革命已成事实。那么，新媒体生态下我国新闻周刊的内容生产发生了什么变化？在新媒体生态下，我国新闻周刊是怎样的一种生存态势，是全面溃败还是直面挑战？新闻周刊的竞争优势从何而来？本论文围绕这些问题，通过实证调研及访谈，全面梳理了当下我国新闻周刊在新媒体语境下的新闻生产现状，并对未来发展提出了新的视角。本文的思路具体如下，首先对核心概念——新媒体生态做理论上的论述，围绕新媒体生态的内涵、特征，以及新媒体生态对新闻周刊的影响展开分析。第叁章对我国新闻周刊内容生产现状进行总体描述，归纳出我国新闻周刊几大媒介特征。第四章围绕“新媒体生态下我国新闻周刊内容生产创新”为主旨，具体考察了我国新闻周刊内容生产实践。实证研究和深度调研的结果显示，我国新闻周刊尽管不同程度地在新闻生产过程中使用新媒体技术，但总体上并不乐观，差异较大。基于第四章的具体调研考察，第五章从体制瓶颈与技术革命的宏观层面、媒介组织本身的中观视角，以及新闻生产传统的专业化和新媒体导致的生产社会化趋势之间冲突的微观考察，对我国新闻周刊生产创新的趋势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回答了新媒体生态环境下新闻周刊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的命题。在研究方法上，本论文值得一提的研究方式是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笔者通过个人关系网络，对中国大陆目前最主要的11家新闻周刊进行了便利抽样。抽样的过程中，主要考虑到叁个因素：周刊定位差异（政经、财经、文化类为主）、地域差异（北京、上海、广州为主）以及体制差异（中央媒体、地方党报系统以及体制外媒体）。共发放调查问卷100份，最终回收的有效问卷有72份。用实证分析的数据全面考察了新媒体生态下我国新闻周刊新闻生产现状，对于我国新闻业务，尤其是新闻周刊的内容生产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对于传统媒体内容生产的新媒体实践也有现实意义。
黄月琴[7]2010年在《反石化运动的话语政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是对转型社会背景下中国大陆近年发生的反石化运动话语实践的传播学考察,解析国内媒介对多个反PX事件所采取的建构策略、框架类型和再现机制,揭示媒介话语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冲突和话语权力之争。2007年至2009年,在厦门、漳州、成都和广州等地发生多起民众反对大型石化项目建设的反PX事件,形成一场以环境风险为主题的社会运动。大众媒介以及政府、公众等社会主体围绕这场反石化运动,展开了曲折而丰富的传播实践。本研究以反石化运动中的传播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文本生产的具体语境和社会过程,运用批判性话语分析方法和深度访谈、实地调研等经验性研究方法,来揭示反石化运动所包含的话语政治。本文研究发现,中国媒介对反石化运动的话语构建是制约性的、变迁性的和冲突性的。其原因,在于媒介的运动话语构建,如同公众表达行动本身一样,首先面临着权力控制的困境,又缺乏开展话语实践的合法性资源和价值共识。表现在：一、媒介欲将反石化议题纳入媒介议程,面临着刚性权力、宣传政策与组织把关等多方面因素的控制,需要采用一系列策略性仪式来消解、规避和抵抗这些控制,其中,寻求外部政治机会和权力缝隙、异地媒介突围、灵活运用环境风险框架降低政治敏感度,以及以专家知识分子作为权力支点是最主要的媒介话语策略。二、话语权力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贯穿着反石化运动的话语建构过程,使得大众媒介的框架呈现出多元化、差异化和变迁性特征。随着社会冲突的“行进”和事件的转换,风险框架、社会秩序框架、经济利益框架、公民权利框架、政治治理框架等多种类型的新闻框架被媒体采用,反石化运动的媒介话语呈现出碎片化的“马赛克”模式,新闻场域集合着官方话语、公民话语和科学话语等多个话语体系。在这些话语框架的背后,隐藏着公民社会与威权政治、发展主义和环境正义等多元而冲突的意识形态。叁、在反石化运动中,媒介内部出现立场和话语的分化,本地媒介和异地媒介、宣传性媒体和市场化专业性媒体、大众化媒介和行业性媒介、传统媒介和网络媒介之间形成利益、话语与意识形态的对峙和交锋,其过程和机制在“散步”这个“热点时刻”的媒介言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反石化运动中,部分传媒以新闻专业主义和民主自由意识形态的本土想象,对抗官方负面的政治化标签话语,再造了运动公众的形象与“散步”行动的意义,形成对支配性意识形态秩序的挑战,但是,这种挑战话语又贯穿着对权力的妥协和软化策略,渗透着习焉不察的国家主义和精英意识。国内媒介建构社会运动的话语差异和意义竞争,与转型期社会结构的失衡和公众话语权力的缺失紧密相关。强国家-弱社会的权力格局,发展主义及GDP意志的主导、利益表达机制的不畅都使公众的话语行动缺少制度性保障,难以在意识形态层面获得“承认”的权利,反石化运动的话语政治因而缺少合法性资源和共同价值基础。媒介对反石化运动的报道受制于意识形态之争,风险主题以及环境的善治没有得到足够讨论和推进,国内环境冲突问题继续再生产。而公众话语权的缺失以及群体利益表达的权力困境是制度性问题,须以民主政治的制度化推进来解决。
熊慧[8]2013年在《探析《叁联生活周刊》的营销模式（2005-2011）》文中指出本论文以营销学“4P”理论和整合行销传播理论为研究视角,以新闻周刊中的代表刊物《叁联生活周刊》为研究对象,试图从产品、定价、发行和渠道四个层面对《叁联生活周刊》的营销模式进行研究,在总结其独到的理念风格和模式的同时,也依据调查和研究,指出影响周刊继续良性发展的问题。论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概述新闻期刊研究现状,选择《叁联生活周刊》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以及研究思路与方法。第二章到第五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用四个章节分别从营销学的“4P”即产品、定价、渠道和促销四部分对《叁联生活周刊》的营销方式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其中,第二章研究产品策略集中阐述了《叁联生活周刊》的办刊理念、知识分子群体定位,以及独到的品牌定位；第叁章研究价格竞争策略,介绍了《叁联生活周刊》定价变化并分析其原因,得出刊物定价必须是在考虑成本、广告营收和竞争对手的情况下综合后产生；第四章研究分销渠道策略,从纸质版和数字版两方面来分析《叁联生活周刊》的发行渠道建设,得出面向市场的杂志在不断开拓邮局订阅量的同时,还需开辟自主发行并加强对代理商的管理；第五章研究刊物促销,根据整合营销传播理论来观察作为中国市场化运作的综合类周刊,《叁联生活周刊》在线上线下活动中的做法,描述其在形成刊物品牌效力中的作用。论文最后,也就是结语部分,从读者定位与内容设置契合度有偏差、地理位置对刊物内容和发行的局限、广告的另类侵蚀和活动营销效果有限四方面指出了《叁联生活周刊》在营销上的不足。
曹祖耀[9]2011年在《职业足球场域的行动逻辑》文中指出自1994年正式实行足球职业联赛以来的17年里,中国足球除创下短暂的黄金球市,更多的是有关球员的丑闻不断,假赌黑盛行,而且足球假新闻屡禁不绝;足协的权威饱受质疑,一直难以处理好与俱乐部和媒体的关系;各级行政权力仍染指足球,俱乐部与中国足协的利益纷争持续上演。我们不禁要问,中国职业足球为什么秩序这样混乱?那么,通过在社会学视野下来研究这一秩序状况的成因,无疑能激发我们的社会学想象力,为我们认识中国社会提供极佳的研究平台,同时为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利益矛盾以建设良性运行的社会主义新秩序提供智力支持。本研究将职业足球运动领域的混乱状况理解为一种“二元秩序”,意即“权利声称(表述)隐藏着社会不同意”,尽管各行动者发展出另一套实际运作的利益分配机制(即实践,它可能合理、合法,也可能相反)与之并行,但“实践”并不是冲突各方的一致认同,因而对社会整合是不利的。那么,就利益与社会秩序的关系研究而言,布迪厄提出的社会实践理论以其超越二元对立的理论特质被国内学界关注和运用。本研究运用社会实践理论中的博弈思想,在中国语境下对其中的相关概念工具内涵和适用做了调整和修正,并借鉴布迪厄提出的供给-需求分析模型,将职业足球运动置于中国社会空间之中来考察职业足球运动中利益博弈。通过访谈、参与式观察和文献法收集资料,本研究从理论上将职业足球运动建构成一个分析性的场域,并遵循场域的分析思路来探讨职业足球场域秩序的生成和变迁。研究发现,该场域中存在中国足协/足管中心、地方政府、企业(投资商、赞助商和推广商)、俱乐部、媒体和球迷五大类行动者,他们各自所关心的利益不同,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关系、政治资本和关系-政治资本是该场域中行动者在利益博弈中所使用的工具,因而各行动者所表现出来的行动逻辑也不一样:中国足协的权力经济逻辑,地方政府的行政逻辑,企业的经济交换逻辑,俱乐部的生存逻辑,媒体的商业逻辑,球迷的生活逻辑。通过对行动逻辑的考察,我们发现,中国足协/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与俱乐部及其投资人之间存在占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关系,与媒体之间存在基于各自对职业足球之价值与意义的认知不同而产生的利益矛盾关系,以及职业联赛的需求方和作为整体的联赛供给方之间存在由于供需不匹配而产生的利益矛盾关系。正是这些利益矛盾关系、起主要区分作用的政治资本以及各行动者资本容量的多寡共同决定了我国职业足球场域中现有的秩序状态,并掣肘中国职业足球运动的健康发展。通过对职业足球场域的实证分析,本研究认为,职业足球场域中的二元秩序是一种“局部秩序”,它能否转化为稳定而常态的场域秩序需仰赖于叁个条件:高层管理者有整饬旧秩序及旧的利益格局的决心和行动;管理者对足球的价值、意义的新认知和建构是否符合社会主流意识;司法的介入程度和打击力度。它们的共同特点在于都属于行政推动型改革,推进的力度则能进一步凸显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放权以及如何构建新的利益表达渠道和利益分配机制从而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信心与决心。而本研究对于认识当下中国经验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在于,有必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推进的过程中,充分重视利益失衡和利益断裂所引起的社会矛盾,通过建立起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来构建良性运行的新秩序。这一机制被附加了两个预设:价值预设指向特定实践场域利益格局调整的目标和价值,体现了一种规范性认识;工具预设指向利益均衡机制发挥效用的环境和动力,体现了一种工具性认识。
杜雨娟[10]2012年在《中国财经报道价值取向的流变探析》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财经信息的需求日益增加,财经新闻在期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类媒体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国家对经济结构的调整、金融体制的改革、住房体制的改革以及股市的创建和完善等一系列重大经济政策变革与调整,同时,受众也从最初的生产者转变为投资者,这些因素推动了财经报道的发展,也成为各个媒体对“财经报道”趋之若鹜的根本动因。《中国新闻周刊》由中国新闻社主办,创办于1999年9月,2000年1月1日正式出版发行。其办刊宗旨以为广大读者提供国内和国际的重大新闻报道为主,内容涉及领域广泛并且富有深度,重点在于挖掘新闻事件的背景和内涵,力争做到比报纸的新闻报道有深度、有质量；比月刊的新闻报道有时效、有权威、有观念,力争打造成一本既有新闻权威性,又富有知识性和趣味性的大众读物。笔者选择这样一本主流媒体的新闻周刊作为研究对象,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我国新闻报道中财经报道的流变过程。本文选取了从2000年到2009年这期间的周刊作为原始研究样本,以5年为一个时间段将其分为两个时期,从中抽取115期周刊共计567篇报道来具体分析财经报道的变化过程。对财经新闻报道价值取向的研究,对我国新闻工作者今后正确开展新闻报道实践有着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通过对新闻报道价值取向变化的分析,有助于新闻工作者在发展变化着的思想观念、新闻理念、经济政策等的指导下,用正确的价值取向来选择财经报道的题材和报道的内容,从而更好的进行新闻实践；同时,新闻媒体作为向读者提供信息服务的一个平台,本文通过对《中国新闻周刊》财经新闻价值取向的研究,可以帮助新闻媒体在新闻报道过程中更好的服务读者,满足受众的需求,从而实现媒体自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中国新闻周刊议题构建现状分析[D]. 许莹. 河南大学. 2003
[2]. 我国新闻周刊封面故事研究[D]. 隆英豪. 暨南大学. 2007
[3]. 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及影响力研究[D]. 吴立斌. 中共中央党校. 2011
[4]. 新闻周刊的公共价值构建研究[D]. 赵若含. 南京师范大学. 2014
[5]. 中国新闻类周刊封面报道研究[D]. 韩笑. 华中科技大学. 2006
[6]. 新媒体生态环境下新闻周刊内容生产研究[D]. 黄琳. 上海大学. 2012
[7]. 反石化运动的话语政治[D]. 黄月琴. 武汉大学. 2010
[8]. 探析《叁联生活周刊》的营销模式（2005-2011）[D]. 熊慧. 上海师范大学. 2013
[9]. 职业足球场域的行动逻辑[D]. 曹祖耀. 上海大学. 2011
[10]. 中国财经报道价值取向的流变探析[D]. 杜雨娟. 内蒙古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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