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我们如何面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4)05-0064-10
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一个半世纪之前的德国，曾经像“幽灵”一样在欧洲的大地上徘徊 。关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条件，恩格斯在1883年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 文第一版序言(该序言写于1882年)所加的一个注中曾作过如下说明：“科学社会主义的 产生，一方面必须有德国的辩证法，同样也必须有英国和法国的发达的经济关系和政治 关系。德国的落后的——40年代初比现在还落后得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阶段，最多 只能产生社会主义的讽刺画。只有在英国和法国所产生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受到德国辩证 法的批判以后，才能产生真正的结果。因而，从这方面看，科学社会主义并不完全是德 国的产物，而同样是国际的产物。”[1]作为“国际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反映了一个 时代具有国际普遍性的问题和呼声，因而自它产生之后就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开来， 并深刻影响了19世纪下半叶和整个20世纪人类历史的进程，从而获得了“世界历史性的 意义”[2]。一切不抱偏见的人们都已承认，马克思主义是近代以来最具社会效用和实 践意义的思想体系。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一国到多国的弥散、从理论到实践 的飞跃，赢得了其他任何思想体系都不可比拟的荣耀和辉煌。
然而，如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所经常昭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 、径情直遂的。“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 的行动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反映就 是深刻的瓦解、混乱、各种各样的动摇，总而言之，就是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极端严重的 内部危机。坚决地反对这种瓦解，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基础而进行坚决顽强的斗争，又成 为当前的迫切任务了。”[3]列宁近一个世纪前在《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 点》(1911年1月5日)一文中所说的这段话，仿佛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局势又具有了极强 的现实针对性。
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的这一个半世纪，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 这些变化归结起来不外乎两大类：一类是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学说得到检验和证实的 变化，如资本主义的跨国化发展和全球化趋势，可以说，当年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全球 扩张必然造成的种种“从属”现象，以及存在于“生产的国际关系”和“国际分工”中 的不平等交换关系，在今天已经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另一类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没 有预见到的新变化，如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像他们所设想的那样，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首 先爆发并取得胜利，而是在一些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发生的，而这些国家在进行社 会主义革命后，由于种种原因，都程度不同地出现过失误和挫折，乃至在上个世纪80年 代末90年代初发生了苏东剧变的“逆转”，使社会主义的前途和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受到 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苏东剧变之后的一段时期里，马克思主义陷入低潮。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国内，各种 贬低乃至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迅速蔓延。国际上，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冷 战的结束，资本主义昔日强大的竞争对手失去了制度支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对抗也趋于 淡化，经济全球化及其所推动的政治合作与文化交流普遍开展，市场经济制度和西方民 主制度似乎获得了全球的合法性。日裔美籍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使其声名鹊 起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1993)中，以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为背景，描绘了 一幅资本主义在全球全面胜利的图景，宣称历史已经证明资本主义是人类所能够选择的 最好的、从而也是最后一种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作为制度而言已不再是对资本主义的一 种有效的替代选择，资本主义将成为历史上最后一种政治形式。“我们也许正在经历历 史的终结……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发展正以西方的自由民主作为最终的政体在世界上 的普及而结束。”这种论调，代表了西方世界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情绪，也迎合了西方 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在国内，20世纪90年代的思想理论界可谓风云际会，保守主义(民族文化本位论)、自由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次第登场，而马克思主义者则没有在这种思想交锋中充分而坚定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至多在“新左派”那里获得了某种“同情的理解”。在学术上，马克思主义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无论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还是作为马克思精神遗产的当代继承人，上述情境 都不能不引起我们深切的忧虑和思考。
二、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合乎时宜的”
苏东剧变之后，有人不断喧嚷，现在马克思主义已经终结，实行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 已经稳操胜券。然而，这种胜利的宣言，在20世纪末现实资本主义面临的困境和危机面 前，迅速地褪去了颜色[4]。欧美出现了广泛的马克思复兴热。在千年之交的重要时刻 ，马克思就被西方多种媒体评选为“千年思想家”或“千年伟人”。这样的结果对于那 些庆幸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的人来说或许是出乎意料和不情愿的，但它毕竟是事实。
事实上，在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最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不少在西方甚至 在世界范围影响卓著的社会科学家都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直接就自 称或被别人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从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葛兰西、柯尔 施，到盛极一时的法兰克福学派，再到当代公认的国际著名学者，如法国的德里达、德 国的哈贝马斯、英国的吉登斯和美国的詹姆逊等，都对马克思主义持积极肯定的态度， 或者至少是持同情理解的态度。还有不少学者或思想家从不同角度肯定了马克思学说的 科学价值及其在当今时代的现实意义，这里不妨列举一些。
美国学者约翰·卡西迪在《马克思的回归》一文中认为，马克思是研究资本主义的学 者，这是他理应得到的一种评价。马克思写下了关于全球化、不平等、政治腐败、垄断 化、技术进步、高雅文化的衰落、现代生存的萎靡不振的性质等动人的段落，现代经济 学家们又碰到这些问题，他们有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步马克思的后尘。在他看来， 马克思的一个将经久不衰的知识成就，就是对资本主义如何运转的阐述。现在，资本主 义正把全世界变成一个独一无二的市场，欧洲、亚洲和美洲的民族国家正日益发展成为 这一市场内相互竞争的贸易集团。当代的经济学家倾向于使用比马克思更为枯燥乏味的 语言，但他们的中心思想是相同的。卡西迪写道：“不管他(指马克思——引者)有什么 错误，他确实是一个通晓我们的经济制度的人。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他的作品就值 得拜读。”[5]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哲学教授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也认为，“我们仍然 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并且，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那么马克思主义将仍然 是合乎时宜的。”他毫不隐晦地说：“同那些宣称马克思主义在现时代已经逐渐过时的 人相反，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在为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当代发展提供理论来源，并且 包含着仍然能够帮助我们争取改造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来源。因此，我认为，马克思主 义仍然具有对现时代进行理论概括和批判现时代的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至少仍然是 当代进步的或激进的政治学的一部分。”[6]美国著名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弗里德里克· 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说得更明确，“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或者更 恰当地说，是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科学。这意味着庆贺‘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宣 告资本主义和市场体系决定性胜利的做法是不合逻辑的。”他甚至强调，“马克思主义 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唯一科学；其认识论方面的使命在于它具有描述资本主义历史起源的 无限能力。”[7]“在我看来，最令人发笑的没有条理的表述就是，同时声称资本主义 取得胜利和马克思主义已经终结。马克思主义最早对资本主义及其特性与矛盾进行了研 究，如果说资本主义现在已经遍布世界(正如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在可以构想社会主 义——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结构潜藏于资本主义之中——之前，资本主义一定会这么做 的)，那么，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比以往的意义更大。”[8]
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在《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一文中写道，“ 对任何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彻底批判而言，马克思主义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马 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同时代”的，“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继续存在，马克思主 义就还有意义，无论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学者”[9]。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约翰·格 雷也认为，现代世界的变化“给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带来了新的生命”，或者说“ 复兴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观点在某些关键地方 被证明是正确的”。他甚至说，“市场社会中自由主义价值观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 ，是包含在马克思主义中的“不朽真理”；“在阐明资本主义的需要与稳定的自由主义 社会的前提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时，马克思发现了问题所在，而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 至今仍未找到。”[10]
1998年是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正式诞生的经典作品《共产党宣言》问世150周年，马克思 主义者于同年5月云集巴黎进行纪念。日本著名经济学家、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伊藤诚在 其所著《现代世界和<共产党宣言>》中鲜明地提出问题：迎接21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当 真克服了《共产党宣言》中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和基于这一理论提出的问题了吗?伊藤 诚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说：“资本主义现代全球化的发展、第三世界各国日益深刻和严 重的贫困和饥饿问题、发达国家再次出现经济生活显著不稳定和不平等扩大，等等，这 些现象反而说明《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对于现代世界的诸多方面仍具有现 实的适用性。它对促使我们重新探讨关于当代世界的认识框架，富有启发性。”“今天 ，我们重温《共产党宣言》的教导，仍能激起胸中的革命热情，这足以证明《共产党宣 言》在现代也是一部活生生的经典之作。”[4]
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美国宾汉顿大学社会学教授、布罗代尔研究中心主任伊曼 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陈述了一种多少有些离奇的矛盾现象：“马克 思经常被宣告死亡，他也经常被宣告复活。”他提出，“对于任何一位达到马克思那样 高度的思想家来说，值得首先根据当前的现实重温他的著作。”由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 义在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曲折，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或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也受 到了不少人的怀疑，他们甚至认为自己正在放弃马克思本身。但沃勒斯坦并不这样看。 他认为，“马克思被从前门赶走，却可能偷偷地从窗口进来。因为马克思还未耗尽其政 治上的意义和精神上的潜能。”作为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沃勒斯坦公开承认，马 克思的思想对于分析现代世界体系仍然是有用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对于我们今天作 出政治选择仍然是有启发的。在沃勒斯坦看来，马克思从来不承认自己是一个说教者和 预言家，相反，他承认自己是一个分析者，一个科学的分析者。因此，任何一个想反驳 马克思的人，必须把自己放在与他相等的分析水平上。[11]他以阶级斗争、两极分化、 意识形态和异化等几个问题的分析为例，证明马克思的思想“常在”。著名的依附理论 的代表人物多斯桑托斯也说：“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了解全球现实变化最有用的分析工具 。”[12]
与那些轻率地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的过激之论相比，以上见解难道不值得我们认 真对待和深入思考么?
三、正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多样化形态
19世纪70年代末，针对法国“马克思派”中存在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马克思 曾经毅然决然地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自从马克思主义 产生之后，在传播和演变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形态。马克思主义 发展史上是否存在一源多流或多样化发展的情形，以及怎样看待这种情形，已经成为今 天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首先搞清的问题。我们看到，将马克思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 区别开来，试图通过“回到马克思”来彰显其当代价值，是苏东剧变之后马克思主义面 临着普遍危机的背景下，国内外许多学者所采取的分析策略。笔者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看到一本书——《共产主义的死亡与原本马克思主义的复兴》(托马斯·孟格尔著)[13]。该书认为，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的死亡并没有埋葬马克思；相反，曾经被正统马克思主义遮蔽的原本的马克思将获得新生。还有很多学者都采取了这种分析策略。例如，沃勒斯坦区分了“各政党的马克思主义”论点(他又称之为“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观”或“主流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本人的论点。在此基础上，他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已经死亡的是作为现代性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而没有死亡的是作为对现代性及其历史表现、即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进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的是作为改革战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死亡的是鼓舞现实的社会力量的语言上的大众化和马克思式的反体系的趋势[11]。虽然他的具体结论是我们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所主张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的态度却是富有启发意义的。这种态度有助于我们分辨马克思主义中“活的东西”和“死的东西”，也就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已经过时的东西和仍然具有生命力的积极的东西。
与沃勒斯坦所采取的分析策略类似，美国学者凯尔纳也主张把马克思主义本身与某种 特定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例如他所批评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他认为，苏 联的解体并不表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终结，而只是表明正统马克思主义某些观点的终结 。在他看来，苏联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歪曲”，因此，苏联的解 体只是意味着某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他指的是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寿终正寝了 。“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声称它是对历史运动的理论概括，声称自己是以对历史的“科 学”分析为依据的，并表现出某种必然论、教条主义和独断论的特征。凯尔纳认为，这 种版本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显然是完全不可信的和陈腐的。然而，因为这种特殊形式 的马克思主义的失效而谴责马克思主义本身，“是过分简单化和徒劳无益的”。事实上 ，“一种开放的、非教条的和更加质朴的批判性马克思主义依然存在，它将继续为现时 代的批判理论和激进政治学提供理论的和政治的源泉。”[6]
美国著名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的多样性有非常精彩的 论述。首先，不同的历史时代会产生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态。詹姆逊把马克思主义的 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现代主义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和晚期资本主义阶段，他集中研究了 马克思主义在晚期资本主义中的地位。“产生于现存的晚期资本主义体制，即后现代时 期、信息资本主义或跨国资本主义的第三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各种政治运动以及各 种形式的知识性和理论性反抗)，必须区别于各种在现代时期、在资本主义第二个阶段 ，即在帝国主义阶段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它们将产生一种极不相同的与全球化的关 系，与早先的马克思主义相比，它们也将更加具有文化上的特征，将从根本上反对迄今 被视为消费主义的那些现象。”[7]其次，马克思主义还有同时存在的其他多种形式。 例如他说，“理论的或高度学术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的或通俗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既完全不同于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立，也不同于历史唯物主 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但是，所有这些对应的流派之间都必定存在着某种密切 的关系。”[7]这里至少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六种互有差异的形式。詹姆逊在另一处谈 到理论话语的多样性时，说过如下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在此人们会说，不管你怎么大 讲理论话语的多样性，到头来马克思主义还是一家独尊，以势压人。但我们不应忘记如 今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事实上有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 因此这样的说法并不成立。”[14]
正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多样化形态，要求我们必须具有开放的视野和开阔的胸怀。要 允许甚至鼓励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不同学派的存在，通过“百家争鸣”的方式去探索真理 ，而不能搞“惟我独马”，垄断论坛。
四、马克思主义如何应对“危机”
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它就被不断地宣布为“过时”或“终结”，但是，马克思 主义的发展又不断对这些断言作出了否定的回答。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后，许多人认为 ，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结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过时了。事实将会再一次证明，这种 断言是悲观而又短视的。
美国著名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弗里德里克·詹姆逊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看到了这样一 种现象：每当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资本主义——发生变化或经历出乎意料的变异 时，马克思主义的范式(paradigm)就会产生危机。由于对论争问题的旧表述不与新的现 实相适应，所以很容易得出结论说，这种范式本身被超越了和过时了[7]。不过，对于 詹姆逊来说，马克思主义的某种范式的过时只是马克思主义的某种具体解释形态的过时 ，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过时，相反，马克思主义将在应对危机中发展出新的形态。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哲学教授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提供了一种绝妙的类 比性说明。他认为，正像资本主义在许多次危机中得以生存一样，马克思主义也同样如 此。资本主义的各种危机产生了新的生存战略，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资本主义制度 ；与之相似，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也同样导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独创性理论的发展和改 进。的确，历史唯物主义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历史的理论，因此它的范畴需要随着新的 历史条件和环境而修改和发展。修改正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生命之所在，随着对最初 的理论原则提出疑问的条件的出现，这种理论本身也需要发展、重构甚至抛弃陈腐的或 不适当的特征[6]。
凯尔纳认为，整个20世纪，马克思主义都处在危机之中。随着新的事件的出现，要求 对这一理论进行修改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及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在不断地修改 和重构这一理论，以适应历史的发展并弥补最初的理论中的缺陷。从这种意义上说，“ 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渐过时的征兆，不如说是一种典型的社 会理论环境，它面临着对理论提出挑战的异常事件。这种危机要求根据新的历史情况和 经验修改和完善理论。自从马克思去世以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 进行修改、更新，并以此来巩固马克思主义理论[6]。
应该承认，凯尔纳所说的这种情况不仅确实存在，而且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对理论自身 的定位的。马克思主义一向认为，理论必须随着历史环境的变化和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变 化发展，用故步自封的教条主义的态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美国杜克大学历史学教授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社 会主义者，他在冷战结束以后写道，“社会主义社会实际已不复存在，这使得马克思主 义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马克思主义在构思未来的激进选择中可能必须发挥的作用也 受到了质疑。”但他接着又说，“激进选择的必要性毋庸置疑，当前的危机不仅是社会 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也是资本主义的危机。”对于分析这样的危机来说，宣告马 克思主义已经消亡还尚不成熟[9]。
在这个方面，波兰哲学家沙夫的态度是积极的和值得称道的。沙夫承认，正如社会现 实发生了变化一样，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部分也自然而然地变得陈旧了，成为历史。但是 ，“对不是作为宗教信条，而是作为科学思想的观念来说，这也是通常的命运。人们必 须把这一点视为称道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不是证明它的弱点的理由。”因为按照马克思 和恩格斯一再表示的观点，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其次，马克思主义中还有些部分，由 于经受不住现实的检验，被证明是错误的。沙夫说，“对这些内容人们不必感到不好意 思，也不必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掩盖和抹掉它们。马克思恩格斯是人，是学者，不要要 求其学说正确无误如某种宗教信仰的预言家。虽然他们都是有天才的人，但也会有失误 。与宗教信条不同，没有任何理论是绝对真理，而宗教信条是立足于彼岸的。”此外， 马克思主义中还有些内容，没有导向合乎逻辑的结论，在概念上不够准确或歧义杂多， 正是在这里，向追随马克思足迹的人敞开了误解和不同观点的大门。虽然存在上述种种 情况，沙夫认为，“马克思学说的整体不仅依然具有生命力和现实意义，而且它还是解 决许多严峻问题不可或缺的工具”[15]。
五、摈弃教条主义和虚无主义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威斯康星大学历史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提了 这样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究竟有多少能够改变?能变得 与其原始前提相距多远?有多少东西仍与原来的理论维持着有机的联系?他认为这是一个 难题，因为“从原则上说，极少有马克思主义者会否认重新思考(必要时修正)传统的马 克思理论，以便使整个理论与其力图理解和改变的环境保持紧密联系的必要性。与此同 时，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觉得显然有必要与马克思最初的学说或至少与那些被认为是至 关重要的基本原则保持知识上的和政治上的联系。事实证明，这两种需要之间并非始终 容易协调。”迈斯纳分析了这两种需要的极端化发展所导致的偏颇，用他的话来说就是 ——“马克思主义的运动所遭受的两种灾难”：一种是“教条式地死守原来的理论(事 实上对它本身也有不同的解释)”；另一种是“极端的修正主义”，“就是使马克思主 义(或至少使马克思主义运动)去适应现存的资本主义秩序”。迈斯纳认为很难抽象地说 这两种态度哪一种更有害，但是“极端修正主义”的态度，是“今天最强大也是危害最 深的倾向”——“它自身已经表明从伪装的‘反思’传统理论跳跃到了坚决放弃这些理 论。”[16]
迈斯纳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两种灾难，实际上就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两种错 误态度。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教条主义和虚无主义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两种错误的 态度。不过，与迈斯纳不同的是，我们认为教条主义的态度表现得更为经常和突出，对 马克思主义的危害也更大。对于当前来说，这两种错误态度在现实生活中都有所表现， 但我们面临的主要危险还是以“左”的面貌出现的教条主义。然而，教条主义同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本性是根本不相容的。
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必须根据变化着的历史环境来反思和修正现存的思想范畴和理 论假定。马克思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理论实体主义，强调理论必须随着生活实践的变化 发展而变化发展，它自身的定位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自我定 位是我们确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的前提。它要求我们不能单纯地从理论的角度 来对待理论，而要把理论理解为一种历史现象，按照理论所力图解释和改变的历史环境 来看待理论。也就是说，它要求根据具体的政治实践和变化着的历史条件对理论所产生 的意义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按照理论与实践能动统一的原则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可 以避免像宗教教条那样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是检验一切价值和效用的永恒真理。事实上， 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理论自身的前提来看，马克思主义都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思想 体系，它既是变化着的历史环境的创造者，又是这种环境的产物。
马克思从来不把自己的理论看成终极真理的教条，相反，他总是根据实践的发展和历 史条件的变化，自觉地以批判的精神来对待自己所作出的结论。即使是像《共产党宣言 》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马克思也勇于自我批判。他在与恩格斯合写的该书 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说，“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例如，“第二章末尾 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对社会主义文献所作的批判在今天看来 是不完全的”，“关于共产党人对待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的论述……就其实际运用来今 天毕竟已经过时”[17]。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形成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认为一 切民族和国家都不可逾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还批判过俄国民粹派试图借助村社绕过 资本主义的幻想。但是，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批判了自己原来的结论。18 77年，他在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明确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 的设想，并谴责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 哲学理论”的做法，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批判就是否定，自我批判就是自我否定。这种否定既包括对以前错误的或不能适应实 践发展的理论和观点的公然放弃，也包括对不太完善和成熟的思想和学说的补充和修正 。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通过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都必将实现理论本身与时俱进的发展 。自我批判是实现理论创新的必要中介，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判是为了实现与客观实际 和实践发展相适应的理论创新。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规律。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当代杰出的后继者都坚决反对任何以教条和宗 派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理论的做法。如前所述，19世纪70年代末，针对法国“马克思派” 中存在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马克思曾毅然决然地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 克思主义者。”恩格斯也反复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 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8]“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 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8]列宁 也指出：“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 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3]
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一直十分注意批判和克服教条主义的错误 态度。毛泽东提出必须反对本本主义，主张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研究中国的 实际问题结合起来。邓小平在总结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时，同样基于反对教条主义的态度 ，得出了如下鲜明的结论：“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 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 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 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 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又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 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 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19]
近年来，党的各种文献又一再重申了对待马克思主义应该坚持的正确态度。江泽民在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 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 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 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 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他 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 ，只有正确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具有 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 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 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反对以教 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道理所在。”党的十六大报告则进一步提出：“世 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 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 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 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适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 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 放出来。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要发扬革命传统，又要 创造新鲜经验。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胡锦涛在《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坚持一切从实 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 要的理论品质。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15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蓬勃生命 力的关键所在。”“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否则就会迷失方 向，就会走上歧途，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以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为条件 ，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会丧失活力，就不能很好地坚持下去；最广大人民改造世界、创造 幸福生活的伟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创新就会 成为无源之水，就不能对人民群众产生感召力、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
上述论断，科学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是我们确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 态度的前提和基础。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态度的本质特征，就是使马克思主义 丧失了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的维度，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作可以适用于任何情况和任 何条件的抽象公式。用这样的态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在把它捧上绝对真理地位的同时 ，实际上也就葬送了它继续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因为任何理论，如果不能实现与时俱进 的发展和创新，都必然会被淘汰。
六、坚定不移地推进马克思所开创的事业
什么是马克思所开创的事业?这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不同的概括和表述。我们认为，从 总体上说，马克思所开创的事业，就是通过对现实社会中以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为 特征的种种异化现象的揭露和批判，致力于实现他所理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新社 会。这将是一个彻底扬弃人的异化状态，实现人的彻底解放的社会，在那里，“每个人 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7]。用马克思后来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 稿》中的表述，他所理想的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种社会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 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20]。人并且 首先是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就是马克思理想的未来社会的价值目标，是他毕生追 求而尚未实现的事业。
马克思在许多著作中一再重申了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价值目标，例如在他最重要的 著作《资本论》中，马克思认为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将是一个“以每 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21]。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恩格斯晚年致 卡内帕的一封信。1894年1月3日，意大利社会党人朱·卡内帕请求恩格斯为1894年3月 起在日内瓦出版的周刊《新纪元》找一段题词，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新 纪元的基本思想，以区别于但丁曾说过的“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苦难”的旧纪元。 恩格斯的答复是：“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找出一则您所期望的题词。……但是 ，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句话，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 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 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8]可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始终坚持了他们关于未来 社会的价值目标。
毫无疑问，这一价值目标在一定意义上还只是一种理想。但是，理想不同于幻想，由 于它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科学预见，必然会在条件具备的时候变成现实。当然， 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在马克思所理想的未来社会真正到来之前，人类注定还 要经历许多苦难。
一般地说，作为取代资本主义的更高的社会形态，马克思所理想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建 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基础之上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后资本主义社会；而现实存 在的社会主义几乎都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立的，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 因此不能把某种或某些具体社会主义类型一般地等同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苏联东 欧社会主义的失败，只是说明了社会主义的某种模式的失败，而不意味社会主义本身的 终结。正如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伊藤诚所说，“遭到失败的是特殊的苏联式的社会体制， 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来的理论和思想，莫不如说，由此而产生了向新的社会主义作 尝试的好时机。”
事实上，虽然苏联的解体导致了“历史终结论”之类言论的大量产生，导致了在思想 上把资本主义作为最好的制度来歌颂，导致了一些人宣布“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是 人类留给20世纪的两大遗产”，而且在今天，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全面取代资本主义 的时机尚不成熟，但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并没有消失，甚至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 某些政策上体现出来。这一点，不少西方学者也是承认的。例如，美国学者凯尔纳认为 ，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体制没有发展社会民主(虽然存在车间民主)，因为它们没有把马 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某种程度上所强调的权利、个人自由和民主等资产阶级传统具体化 ，没能恰如其分地把自由主义的进步遗产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这不仅使马克 思主义受到了来自自由主义的攻击，而且产生了一种误解，似乎只有自由主义才能提供 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凯尔纳说，“马克思主义应当使自己成为这些政治价值的先锋。” [6]遗憾的是，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体制使自己成了这些价值的对立面，而自由主义倒 反而被等同于自由和民主。凯尔纳表示相信，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将有助于促进民主、 自由、正义和平等，并能够同仅仅促进富豪权贵利益的保守思想相抗衡，只要巨大的阶 级不平等这种人类痛苦和压迫还存在，就有必要存在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批判理论和它的 社会变革思想。马克思主义将或者在资本主义的梦魇最终结束时消失，或者在一种民主 的和自由的社会出现时消失，那样的社会将会产生其自己的哲学和生活方式。如果马克 思主义果真引发了上述过程，那么马克思主义传统为之而付出的磨难和奋斗就终将得到 补偿。
凯尔纳认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它的消失为能够 加强自由、民主和人类幸福的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他认为，需要对资本主 义社会进行如此深刻的改革时就抛弃社会主义思想还为时过早。人们仍然可以把社会主 义思想用作在民主资本主义社会中改善政策以及满足具体政策要求的实际指导(如充分 就业，医疗保险，缩短工作周，对车间、新闻媒介和社会的其他领域加强民主化)，人 们还可以用社会主义思想去要求更激进的民主化。马克思主义思想还可以用来证明无约 束的资本主义的种种问题，并证明对资本主义进行调节和社会控制的合理性。既然资本 主义在全世界导致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苦难，那么就应该强调调节的需要以及一种更好的 社会组织的必要性。把必要性放在充分重视资本积累上，忽视人民的需求，这是资本主 义的结构性局限之一。在技术使更少地工作成为可能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对缩短工作日 和增加休闲范围的要求就显得特别贴切，然而资本主义却在继续加强更多的工作。马克 思主义的解放观和个人全面发展观似乎适合于现今的技术发展水平，并且能够为谴责持 续不断的社会压迫提供一种批判的立场[6]。
凯尔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和自由观是一种更加综合性的民主观，它包括了社会 生活的所有领域，比自由主义更可取。在巴黎公社的实践中行使过并且被马克思歌颂为 社会的自我管理典范的人民主权，是包括关于社会和政治方面同时还有经济民主方面的 真正的人民主权。相反，在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实际上被缩小为定期的选举，在 社会领域很少有真正的人民主权。在他看来，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概念是简单化的，它 通常把自由局限于个人在市场和政治多元化竞争中的选择自由。然而，资本主义社会是 否为绝大多数人民提供了真正的自由大可怀疑，因为它并没有提供自由生活的经济基础 。当一个人正在为就业、无家可归、医疗保险、环境和经济崩溃的可能性而经常担忧时 ，怎么能说他是自由的呢?
1993年，法国学者埃德加·莫林(Edgar Morin)和安娜·布里吉特·凯恩(Anne
Brigitte Kerm)合写了《地球祖国》一书。他们在本书中提出了“超越发展”的人文主 义纲领，认为“应突破和超越为发展制定方向和标准的西方的经济、文明和文化模式” ，重新确认社会主义对人类文明的意义。因为西方中心主义以自己为全人类的惟一价值 尺度，但实际上西方文化中也包含着主观武断的思想、无根据的神话、盲目自大等重大 缺陷，只有社会主义才极其富有远见地将人的自由发展作为长远目标。因此，“如果人 们强调‘社会主义’一词最初包含的对共同体和自由的向往，那么人类进化的政策应该 将其彻底实现。如果人们强调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那么这一目标则 应该重新树立，而不应停留在空洞的许诺上。”这些思想，为我们在冷战结束以后的全 球化时代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价值提供了重要参照。
美国富兰克林和马歇尔学院经济学教授、《马克思主义反思》杂志编辑安东尼奥·克 拉里(Antonio Cllari)认为，尽管有右派和其他人的攻击，尽管保守主义和宣扬自由市 场的意识形态在冷战结束后似乎压倒一切，马克思主义还是保持了巨大的批判力量。它 的历史研究方法使马克思主义者得以看清社会地建构的主体和社会过程的来龙去脉和相 互矛盾的特征，这给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对这个世界的一种动态的、结构分明的、甚至 是感性的本体论“意识”，使我们能够令人信服地勾划出以非剥削的方式生产(再生产) 这个世界的蓝图来。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活力主要就来源于它对争取社会公正的斗争 的极度忠诚[22]。
我们应该继承马克思的遗志，坚定不移地把他所开创的事业推向前进。这是当代马克 思主义者无可推卸的时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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