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汉时的“子学没落，儒学独尊”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西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4.1;K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83-0214(2003)01-0015-07
“子学没落，儒学独尊”，从前大都认为是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尚儒术而导致的结果。这是由于旧日史书大都是政治史，主要着重在帝王将相的政策层面。这种单方面以政府措施解释学术思想文化发展的说法，从现代史学立场来看，是有问题的。（注：Etienne Balazs,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4),pp.129-149.Chi-yun Chen."Han Dynasty China:Economy,Society,And State Power,"Toung-Pao70(1984),p.128.陈启云：《从庄子书中有关儒家的材料看儒学的发展》，《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1987》(1988)，第105-107页；收入陈启云《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历史论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一
关于秦廷焚书导致古代思想中绝的说法，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曾提出有力的反驳，认为：
政府禁书，无论古今中外，是禁不尽绝的。秦始皇那种专制手段，还免不了博浪沙（张良使人行刺）的一次大惊吓，十日的大索，也捉不住一个张良。可见当时犯禁的人一定很多，偷藏的书一定很不少。试看《汉书·艺文志》所记书目，便知秦始皇烧书的政策……其实是一场大失败。[1](p335-338)
还有同属于知识分子的魏国大梁名士张耳和陈余也是秦廷长期重赏购求而不获的：
秦灭魏数岁，已闻此两人魏名士也，购求有得张耳千金，陈余五百金……秦诏书购求两人，两人亦反用门者以令里中。[2]（卷八十九）
更重要的例子是至楚国的项氏：秦灭六国，废封建，楚国“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且项梁“父即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戮者”，而“项梁尝有栎阳逮”，又“杀人与籍避仇于吴中”，却能够使：
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每吴中有大徭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2]（卷七）
像这类危险政敌，前者大有名气，后者有大批党羽，秦廷尚无法追捕，又如何能够禁绝天下思想学术？
李斯焚书之奏曰：
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2]（卷六）
刑禁最重的是“以古非今”（灭族），其次是“偶语诗、书”（死刑），再其次是“史官非秦纪”者（一概焚灭），再其次才是“藏诗书百家语”（所焚者仅非博士官所职的私人收藏）。受禁最重的经史并未中绝，反而大盛于西汉，而受禁最轻的“百家语”却因此中绝，更不合常理。
关于“坑儒”事件，胡适认为所坑者多是“方士”（见前引）。在此要指出的是把“方术”贬为“技术”是汉代的学术观念，是西汉时期整理古籍衍生的图书分类观念；以刘向、刘歆父子典校“中秘书”所奏的《七略》为主要代表；由班氏父子收入《汉书·艺文志》而成为中国传统学术分类的典范。《庄子·天下篇》虽然已把“道术”和“方术”一分为二（前者是“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的古代文化学术传统；后者是“道术将为天下裂”的“一察”、“一曲之士”），但“道术”仍然是“道”与“术”连称一体；更重要的是属于“一察自好”的“一曲之士”所治的“方术”，却包括了由墨子至庄周、惠施、辩者等重要先秦思想家，说是“犹石字众技也”。这已经有把“诸子”和“众技”分划的迹象，但还未像《七略》、《汉书·艺文志》把“诸子略”与“术数略”、“方术略”断然分划。（注：关于《庄子·天下篇》的作者和年代，后人议论纷纭，见张心澄编《伪书通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1954），第712-734页；近人讨论，见陈启云《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历史论析》第103-104页及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在始皇三十六年坑儒事件时，《史记》载秦始皇曰：
吾前收天下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今乃毁谤我，以重吾不德也。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
始皇明言所坑者是“文学方术之士”和“诸生”，而且所指的方士侯生和卢生相与谋，对秦始皇的批评，也着重始皇轻道德教化的毛病：“刚戾自用，以为自古莫及”、“博士备员弗用”、“乐以刑杀为威”、“贪于权势”。这都是儒家论政一贯的思想，在汉儒中表现得很明显。而始皇长子对始皇坑杀“诸生”之谏亦云：
诸生皆颂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注：以上引文均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参阅范学辉《秦始皇在“独尊儒术”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商榷》，《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4期。）
足证“偶语诗书”、“以古非今”、“颂法孔子”和批评始皇“不德”、“重刑”的儒生，才是秦始皇镇压的主要对象。值得注意的是：《庄子·天下篇》列述先秦重要思想家，而不列孔子儒家，因此苏轼认为：
庄子盖助孔子者……其论天下道术，自墨翟……关尹、老聃之徒，以至于其身（庄周），皆以为一家，而孔子不与，其尊之也至矣。[3]（卷三十三）
《庄子·天下篇》不是不述孔子，而是把“儒家孔子”提升至崇高地位，并与“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后世之学者”划清界限：
古之所谓道术者……圣人……君子……古之人其备乎……其明而在数度者，书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与此对照，上引《史记》记述秦始皇所指责的是“文学方术之士”。“文学”类似《庄子·天下篇》所述的“史”、《书》……《春秋》等“古之所谓道术”；“方术”则包括“诸子”和“百家众技”。而秦始皇“重刑”的是“颂法孔子”的“诸生”。“诸子”和“诸生”的称谓在音义上，前者类属“思想家”，后者则是“学者”。这也支持上面所提出的认为诸子学不是秦廷焚书灭学的主要对象的观点。
这里综述有关秦廷“焚书坑儒”史实的考证，和在西汉时代诸子学说的没落而儒家经学一枝独秀的变化，在“事势”和“事理”诠释上都有重要意义。就“政治权势”与“学术思想”（传统或称“政统”与“道统”）之间的关系而论，上述考证揭示出现代人用现代人对现代政治的理解去看待古代的政治情况而产生的误差。在2000多年前的秦朝，虽然建立了大一统帝国和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权，但在当时的文化水平上（尤其是政府组织及运作的能力及所面对交通通讯上的困难），其实际权力施展的规模和范围都相当有限，对学术思想的影响更是有限。诸子思想的没落，秦朝“焚书坑儒”不是主因，在“事势”和“事理”上应该另有原因。以秦灭六国的余威，尚不能消灭诸子学说；汉初在战乱之后，崇尚黄老道家清静无为的学说，政府声势还不如秦廷，更不能也无意消灭诸子学说。但诸子思想却是在此期间没落消沉，这更显出此变化可能另有原因。（注：关于西汉朝廷政治权力施展的限度，Chi-yun Chen(1984)中有详细分析及考证。中译见胡志宏节译《汉代中国：经济、政治和政府的权力》，《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一辑(1996)，第171-175页。）
二
关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尚儒术的问题，钱穆早年有精密的辨析；近年马亮宽、王葆玹与黄开国等也有新的论辩。（注：参见，钱穆：《秦汉史》（1932北大讲义，1957香港序本），第66-122页。马亮宽：《试论汉初儒学发展的历史地位》，《孔子研究》，1989年2期。王葆玹：《中国学术从百家争鸣时期向独尊儒术时期的转变》，《哲学研究》，1990年1期；《天人三策与西汉中叶的官方学术》，《哲学研究》，1990年6期。黄开国：《独尊儒术与西汉学术大势》，《哲学研究》，1990年4期。倪其心：《天不变道亦不变理汉武帝独尊儒家的故事》，《中国典籍与文化》，1994年1期。葛志毅：《百家之学与独尊儒术》，《史学集刊》，总56期（1994年8期）。）这些论析的共同趋向，是跳出了狭义的政事论述，而着眼于学术、思想、文化的发展与政治运作之间的互动。从史学考证上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的措施，第一次是武帝在17岁时初登帝位，于建元元年（前141）“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而“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皆请罢。奏可”。[4]（《武帝纪》）
根据钱穆的分析，推动这一措施的是武帝为皇太子时的老师王臧。王臧曾从鲁人申公受诗经之学，景帝时为太子太傅（即武帝为太子时的师傅）。武帝登位后，在一年之内即把王臧升为九卿中掌理皇帝侍卫的郎中令，并且把王臧的同学赵绾升为位居副丞相的御史大夫；更把太老师申公请来议立“明堂”等崇儒措施。罢黜所举贤良中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者的秦议就是此时提出的。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罢黜的仅是此年所举贤良者当中“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者，并非诸子百家全部，更不是所有治诸子的学者。但在短短一年内，策划崇儒的赵绾、王臧便因激怒“喜老子言，不说儒术”的窦太后，皆下狱而自杀，申公亦病免归。武帝初年崇儒的措施就此中断。在建元元年所举的“贤良”中，很受到武帝赞赏的严助，就是善于“苏秦纵横”之言者；他不但未被罢黜，更被独擢为中大夫。[4]（《武帝纪》，《儒林传》，《严助传》）
经过早年的这一次教训，汉武帝对崇儒的态度改变了很多。他虽然继续支持儒术，但采取的是积极的奖赏儒学，而不是罢黜其他学说。终其一生，武帝的行政措施其实倾向法家，或者是“阳儒阴法”，而他的宗教礼仪，则大多受到阴阳五行方术之士的影响（郊祀、封禅、改历法是最明显的例子）。武帝重要的崇儒措施，是打破汉初从功臣后代子孙的列侯里面选任丞相的惯例，而把平民出身的儒学之士公孙弘由御史大夫提升为丞相。公孙弘“少时为狱吏”，“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学”（王先谦补注：何焯曰：杂说，杂家之说，兼儒墨、合名法者也），在朝廷任职也是“习文法吏事（补注：沈钦韩曰：“西京杂记公孙弘著《公孙子》，言刑名事”），缘饰以儒术”，是个典型的“阳儒阴法”人物。[4]（《公孙弘传》）但是他建议成立的“博士弟子”（日后的“太学”）学官制度却是至关重要的真正崇儒措施。关于此事，《史记》和《汉书》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述，但今天看来，还是有一些疑义，下面略作考析。
三
关于汉武帝崇儒的措施，最原始而又最有系统的记述是《史记·儒林列传》。兹将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摘出讨论：
《儒林列传》首载：
太史公曰：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
这表示1.太史公对“博士弟子”建制的重视，认为这是儒学发展的首要关键。2.《儒林列传》就是根据这些建制法令为出发点而写的。3.“废书而叹”表示史公对这些措施有着十分矛盾的心态；这心态可能是由于司马谈自己的黄老道家思想倾向，但也可能是他以史家的立场质疑这些措施，认为是违背了真正儒家的本旨。唐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重作的《儒林列传述赞》说：“孔氏之衰，经书绪乱；言诸六学，始自炎汉；著令立官，四方扼腕。”这是突显了此观点的更激烈的说法。（注：参见笔者在刘广京编《中华帝国晚期的正统》(K.C.Liu ed.,Orthodoxy in Late Imperial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第一章中论析了先秦思想家（尤其儒家）对以朝廷政治力量建立“正统”思想的保留与质疑态度，pp.27-52。）
《儒林列传》接着概述周室衰、孔子作，至战国末荀子时儒学的发展：
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孟子、荀卿之列咸……以学显于世。
这突出了在战国政治斗争中，儒术是不受政治当权者支持，但却能独立于政府之外而发展其学术地位和教育功能。[5](p163-175)
《儒林列传》继云：
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
这支持了本文第一节分析秦焚书坑儒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儒学的看法，并指出儒士对这打击的强烈反应。更重要的是这里记述了当时儒士在政府力量镇压之下，投入民间大众反抗运动的倾向。[6]
关于汉初儒学的发展，《儒林列传》特别提到：
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
对照高祖“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高祖）辄解其冠，溲溺其中”[2]（《郦生列传》），和下文“孝惠、吕后时，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这记述也显示出汉初儒学在朝廷权力范围之外的独立发展的状况。[6];[7]
关于汉武帝时期的崇儒措施，《儒林列传》的记述，分以下部分：
及今上即位，卫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
关于武帝初即位时的崇儒措施，上面第2节已有考析。武帝这些措施主要是受到他从前的老师王臧的影响。至于汉廷设立师傅教育太子，则出于贾谊对文帝的建议[4]（《贾谊传》）。这是汉初独立发展的儒家学术教育主动地影响了汉廷的政治，而不是被动地受朝廷所利用。[5](p183-184)这次崇儒受到窦太后的打压而中断。[8](p79)
引文接着列举当时五经之学的师儒：
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传。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
这大概和《汉书·武帝纪》记：“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一事有关。武帝以前，朝廷已有博士数十人，包括“诸子传记”等博士。《史记》和《汉书》记武帝置五经博士时，都没有提到是否“罢黜”其他博士。因此引起一些疑义。[9][10]《史记》和《汉书》都记述置五经博士之事于窦太后去世之前。如果这记述正确的话，有过早年赵绾、王臧崇儒失败的教训，武帝朝廷在窦太后仍然在世的时候，应该不会再有罢黜诸子的措施。
引文接着说：
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考证为建元六年），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这是《史记》关于武帝朝廷黜百家、独尚儒术最明确的记述。《汉书·武帝纪》赞曰：“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指的应是此事。《汉书·董仲舒传》：“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皆自仲舒发之。”指的也应是此事。不过“皆自仲舒发之”的说法却引起了很多的争议。不少人指出董仲舒在武帝朝中仕途并不得意，因此不可能发动这些改革。不过“发之”，只是指在思想学术上发出的提议，并不代表政治上的推动，或政策的执行。董仲舒在他的对策中的确建议：“《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但董仲舒对策的时间，由于史事记载的混乱，现在已无法确定。[9]钱穆指出，无论董仲舒是在哪一年对策，他都是应对武帝的策问，因此发动者仍然是汉武帝和早年训诲武帝的儒师王臧。从学术思想史的立场来说，学术是天下之“公器”，而在同一大时代的思潮中，常常汇集了不少“共识”，或共同趋向，董仲舒的对策可能只是突显了这些共识。[8](p65-84)上引《汉书·武帝纪》及《董仲舒传》提到崇儒和罢黜百家的事，都泛指说是“武帝初立”之时，指的可能也是一种共同趋向，而不是一特定事件。
和这段记载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在上面提到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时，窦太后仍然在世，因此大概不可能同时罢黜“诸子博士”；但等到窦太后去世之后，“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时，是否也罢黜了“诸子博士”？这很有可能，但因没有明确的历史记载，所以也不能确定。可以知道的是：在此后数十年间的武帝朝中，儒家并未取得全面的胜利，武帝的行政主要倾向法家（阳儒阴法），而他的郊祀、封禅、改历等措施，大多出于阴阳五行方士之手。H.H.Dubs在《前汉史》（卷一，1938；卷二，1944）中，对西汉儒学的发展有详细的考论，认为要到汉元帝时（前48-33），儒学才取得比较全面性的胜利。（注：H.H.Dubs,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Vol 1(Baltimore:Warerly Press,1938),pp.15-22,216-217;Vol.2(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1944),pp.20-25,196-198,285-298,341-353,365。）不过这胜利的果实，则表现在武帝时公孙弘推行的教育和仕进制度上。
关于公孙弘的措施，由于这是西汉时儒学在政治上最后获得全面胜利的关键，值得详列加以检讨。《儒林列传》记载说：
公孙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曰……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劝善也，显之朝廷……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所属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兴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不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治礼次治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补群太守卒吏，皆各二人，旁郡一人，先用诵多者。若不足，乃择掌故，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请著功令。他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
这就是《儒林列传》开宗明义叙述“太史公曰：余读功令，至于广历学官之路，未曾不废书而叹也”所指的“功令”。太史公自述所作《儒林列传》即以此为主题。《汉书·武帝纪》把此事记在元朔五年（前124）。
上列引文中虽然通称“博士弟子”，但先后三次特别指出“能通一艺以上”、“不能通一艺”，及“通一艺以上”，足证这是特别为“五经之学”而置的教育和仕进制度。这是把“诸子”排除于外而独尚五经的教育和仕进制度。虽然在这制度出身的人，并不是平步青云，而是要由基层低级职位做起。但是经过六七十年不断的人才教育和仕进升迁，终于在汉元帝时，形成儒学相当全面性的胜利。太史公在武帝时便已经感到这制度的重要性，不愧史家先见之明。
四
上引太史公自述对汉武帝这“学官”“功令”的感受，却是“废书而叹”。这句话的意义很晦涩，可以有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是太史公倾向黄老道家“无为”的思想，对汉武帝崇儒的措施不表赞同。这是就司马谈的个人立场着眼。但司马谈早年“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已是兼习经书。他在元封元年（前110）临死之前，对儿子司马迁所说的一番话：
为太史……无忘吾所欲编著矣……夫天下称颂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
则表明司马谈晚年更是潜心经学。而司马迁“年十岁，则通古文……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并以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自许，更是崇尚儒学立场。因此，司马谈早年道家思想的倾向，不能完全解释太史公“废书而叹”的意旨。[2]（《太史公自序》）
第二种解释，着眼于《史记·儒林列传》对儒学论述的文本分析。上面第三节引述《儒林列传》的几段，论述由孔子到汉景帝数百年的儒学发展，都特别突出了儒学独立于政府权力之外，依靠本身学术贡献和教育功能而成长的历程。这和汉武帝以后，儒学受政府支持，成为功名利禄之途的官学，显示出强烈的对比。因此，太史公“废书而叹”的原因，是认为儒学成为官学以后，将会失去甚或违背了它原来的本质。《儒林列传》后来特别记述曾以直言得罪窦太后几乎有杀身之祸的《诗经》师儒辕固生，正面批评公孙弘：“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意旨可能也在此。
东汉末，荀悦在《汉纪》卷二十五中，记述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刘向、刘歆撰群书《七略》之后，总论两汉学术，曰：
孝武帝时董仲舒推崇孔氏抑绌百家，至刘向父子典校经籍而新义分方，九流区别，典籍益彰矣。自非至圣之崇，孰能定天下之疑？是以后儒异心，各有损益……又去圣久远，道义难明。
也质疑了汉代自从武帝之后以政府力量推动的儒学可能乖离了儒学的原旨。前引唐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重作的《儒林列传述赞》更明白地说：
孔氏之衰，经书绪乱；言诸六学，始自炎汉；著令立官，四方扼腕。
“著令立官，四方扼腕”，强烈地突出了对汉代政府以官方力量干涉和控制学术的批判。但“孔氏之衰，经书绪乱”和“言诸六学，始自炎黄”，则指出了儒学本身的内涵，由先秦孔孟荀的思想学说变成汉代“五经之学”而发生的歧义。
上引荀悦《汉纪》讨论汉代学术，特别提出对“刘向父子典校经籍而新义分方”的质疑。在刘向、刘歆的《七略》（即《汉书·艺文志》所本）中，首列“六艺（五经）”；其中虽然包括《论语》，但也包括了《尔雅》、《仓颉》；这些书只是附列，不在“五经博士”之内（《史记·儒林列传》亦未叙列《论语》师儒）。至于“儒家”学说本身，则和“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同列入“诸子略”。“诸子略”叙论中明白宣称：
凡诸子……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各推所长……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兴流裔……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百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4]（《文艺志》）
这代表了汉代主流学术思想对“诸子”（包括儒家思想）和“经学”分野的看法。就这看法而言，汉代独尊的是“经学六艺”而不是“儒学思想”。这可能是司马迁、荀悦、司马贞所共同质疑的地方。
由上所引的“学官功令”来看，选择“博士弟子”的资格要求，只是“民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选择“如弟子”的资格要求，只是“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而毕业入仕的条件，是“能通一艺”。因此，一个本来熟习申、商、刑名思想的人，只要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便可以成为博士弟子；只要能通一经，便可以毕业入仕；日后在仕途上，便可以引经据典来“缘饰”他申商刑名的思想立场。定立此“功令”的公孙弘，本身就是“少为狱吏……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建元元年……招贤良文学之士……以贤良为博士……习文法吏事，而又杂饰以儒术”。而主父偃“学长短纵横之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言”。[2]（《平津侯主父列传》）“晁错……学申商刑名……以文学为太常掌故……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3]（《袁盎晁错列传》）。都是明显例子。这些人出身入仕，虽在公孙弘定“学官功令”之前，但从他们的治学入仕途径可以看到汉代“崇尚经学”的发展趋势。（注：参考拙作：《后汉的儒家、法家、和道家思想》，《剑桥中国秦汉史》（中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823-827页。改正本收入陈启云(2001)，第182-186页。）公孙弘所定立的“学官功令”和这发展趋势是完全一致的。
五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崇尚经学”才是西汉“崇儒”的真正本质。这一思想文化的发展趋向，在时间上远早过汉武帝的“崇儒”措施；“崇尚经学”的大趋向，也决定了公孙弘定立“学官功令”的基本立场。“经学”的崇尚，不只在教育和仕进的制度上，取替了“诸子思想”的地位，在学术思想文化发展上，更是“诸子思想”消沉的主要原因。这种学术思想文化变化的重要性和长远的影响，远远超过汉代朝廷“崇儒”的政治措施，因此更值得注意。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把整个中华学术思想文化的转变分为上古的“子学时代”和中古的“经学时代”，正是突出了这变化的重要性和长远的影响。
冯友兰对这变化的解释是：自春秋至汉初，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因此在思想上也产生了波澜壮阔多方面的诸子思想：“及汉之初业，政治上既开以前所未有之大一统之局，而社会及经济各方面之变动……至此亦渐成新秩序，故此后思想亦渐归统一，乃自然之趋势……非只推行一、二人之理想也。”冯氏用文化发展的整体变化趋势来解释思想趋向统一的发展，比其他人用“秦焚书坑儒”、“汉罢黜百家”等单一政治措施来解释此一发展，较为平允周至。
关于思想趋向统一的具体内容，冯氏提出“秦皇李斯行（法家）统一思想之政策于前，汉武帝董仲舒行（儒学）统一思想之政策于后”。在这二者之间，我们可以加上汉初尊崇黄老思想的政策。但为什么只有汉武崇儒的政策产生这样重要的长远影响？冯氏认为这是因为自春秋至汉代在政治、社会、经济方面虽然都有很大的变化，但并未全部改变了中国古代文化。因此新的思想不能完全扬弃古代文化的传统，而“儒学”（其实是“经学”）最能关注这传统。代表此古代文化传统的“六艺”典籍更是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这看法也是正确的。但这些代表古代文化传统的典籍如何引起汉代思想学术界的关注，冯氏并未细论。钱穆称这些吸纳古代文化传统的学术为“古学”，在他的《秦汉史》中，对“古学”在汉初的复兴和发扬的过程，有相当详细的论证。但对“古学”的价值何以会在西汉复兴并超越诸子“新学”，亦未析论。[8](p11-12,66-84)冯氏则指出：
儒家之六艺，本非一人之家学，其中有多种思想之萌芽，易为人所引申附会。此富有弹力性之六艺，对于不同之思想，有兼容并包之可能……不必完全制别家之死命，别家并不必竭力反对之，故其独尊之招牌，终能敷衍维持。[11](p486-489)
冯氏这些看法不能说是不对，不过他过于注重外在的因素和现实利害的较量，因此未能落实到对学术思想本身的分析上。冯氏认为“六艺”不是一家之学，富有弹性，能包容各家不同的思想，这看法不错；但他认为“六艺”能维持独尊，是因为它不必完全制别家于死命，而别家亦不必竭力反对之，则未免太过于以功利的眼光和消极的态度来看学术思想。
汉初对“古学”的关注，从短时距狭义的观察上说是对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反弹。秦始皇用残酷的高压手段，企图以法家的学说来统一思想，但遭到悲剧性的失败。汉代接受了这一历史教训，尽量避免以残酷高压手段来统一思想，并且在汉初选择了主张“无为”的黄老学说为主导思想。这是以往事为“鉴戒”的思维方式。但黄老学说作为主导思想经过了几十年以后，也变成僵化并倾向于用高压手段对付异己。在景帝时，支持黄老学术的窦太后，因为儒师辕固生说《老子》书是“家人言”一句话，便使辕固生入斗兽圈与野豕搏斗，想使之惨死在野豕的利齿之下；而在武帝初年窦太后因为反对儒家“议明堂事”，便把儒师赵绾、王臧下狱致死，这两事便是明证[2]（《儒林列传》）。于是武帝时，改而尊崇不带家派思想色彩，所以能兼容并包各家思想，因此被冯友兰认为是“敷衍维持”的“六艺”经学。在经历过秦始皇用“法家”，汉初用“黄老”，这些家派思想色彩鲜明的学说都发生“蔽短”缺失以后，汉武帝时代的儒生有鉴于此，改而主张“退而更化”，放弃了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学说，而选择没有鲜明思想色彩的“六艺”经学来加以尊崇，在“以往事为鉴”的历史思维脉络中，是有它的特殊意义和价值的。上面说过，秦“焚书令”中刑禁最重的是“以古非今”，其次是“偶语《诗书》”（古文化传统），再其次是“各国史记”。因此，在秦朝灭亡以后，无论是情绪上对秦政的直觉反弹，抑或在理智上接受历史的教训，都使汉代对“古史”、“古学”产生深切的关注。
从广义的长时距观察来说，是对思想理论色彩鲜明的“诸子学说”的反动，认为“徒托空言，不如见诸行事”。因而转向于积聚过去经验，“实事求是”的“史学思维”。从思想的本质来说，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最后一章中，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之中绝，有四种原因：一是怀疑主义的名学，二是狭义的功用主义，三是专制的一尊主义，四是方土派的迷信。这是就先秦诸子思想本身的缺点和发展的趋向来讨论诸子哲学的没落的缘由，十分难能可贵。可惜胡适对西方哲学“名、理”（“知识论”），尤其是“实证主义”的框架过于执着，未能深入理解战国末期思想由哲学型的“义理思维”（徒托空言）转向史学型的“事理思维”的重要意义。这是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写完上篇（先秦）后即无以为继的原因。（注：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原《中国哲学大纲（上册）》），1919年初版，1967年台三版），第十二篇，第三节。在台湾，继续胡适就先秦诸子思想本身的缺点和发展的趋向来讨论诸子哲学的没落者是张化民，见其著作《中国文化之诊断》上册（台南：1991），第359-448页，和《中国文化精义》（台南，1991），第219-332页。）
笔者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认识论基础》(1992)一文中，兼采“事势”、“事理”、和“哲理”的角度，把先秦诸子思想整个发展分为三大阶段，而其变化的关键和诸子在“论识论”上自觉与反思态度的三次重要转变有密切关系：(1)春秋以来，“礼崩乐坏、周文颓弊”和原始道家对人文理想的全面质疑，激发了早期孔、墨、杨新理念的创发；(2)这新理念引起中期孟子、新墨、名家、庄、老对“理念本质”的名理（名学、真理）析辩；而《庄子》代表的“怀疑、相对、两可”的真理观又引发了(3)晚期《荀子》、《韩非》注重“经验、实效、功用、威权”的倾向。这倾向导致秦政焚书坑儒的措施以及秦亡汉兴以后，由“义理思想”的“真理关注”转型为“经史之学”的“文化关怀”。从思想史的发展而言这是一连贯性的发展，因此不是一种“中绝”或“衰落”。而且这一关键性变化的主因，不在朝廷政治力量的操纵，亦不尽在大一统帝国的事势，而是学术思想本身在“认识论”基础上发展的定向，有其文化精神和学术理念上长远的意义和价值。笔者对汉代思想文化的探讨和诠释，大都是以此为出发点的。
【收稿日期】2002-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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