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当代电视的大众文化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试论论文,当代论文,特征论文,电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西方发达社会，大众文化的兴起，正是以电视的发明及与之相伴的电视文化的流行为发轫。在当代中国，在这场渗透到全社会每一个角落的大众文化浪潮中，电视文化一马当先，成为大众文化的主帅，是大众文化占领中国民众精神生活的典型，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时尚的主潮。本文试对电视文化的大众文化特征进行一番客观、理性的审视，并阐述笔者的一己之见。
社会性与大众意志特征
从表层上看，大众文化张扬着大众的意志，而电视文化广泛的社会性正好适应了大众文化的这一需求，似与大众意志相辅相成。
至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已拥有经国家、政府有关部门正式批准成立的无线、有线电视台3300余家，约为美国电视台的3倍、日本的25倍、英国的260倍；电视机的销售量超过3亿台，观众覆盖面达10亿人以上，成为全世界名副其实的电视第一大国。电视收看极大地覆盖、影响着当代中国社会，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所谓收看电视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是指这种收看行为已成为大众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生活方式，与生活本身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与现实社会发生着相互影响作用，具有广泛的社会性，突出了电视文化收看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所激发的复杂的社会现象意义。由此，电视文化同大众日常生活需求和满足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大众意志直接地成为电视文化的大众文化表征之一，并呈现出电视文化与大众意志互动的发展趋势。
一方面，大众日常生活中的感性需要往往决定着其具体的文化选择，即大众的日常生活意志制约着电视文化的发展，对电视文化在内容选择、价值取向、表现形式等方面发挥着极大的影响，促使电视文化在自身的发展中必须尊重大众的存在、重视大众的接受、关注大众的需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大众意志的构成内涵及其现实取向中，某些非理性成分，如享乐性、随意性、平面性等，对理性价值也产生了抑制作用，在大众文化的浪潮中，以理性为本的文化形式失去了市场，以娱乐为主要功能的“柔性文化”畅行无阻，如洪水泄闸，泛滥在电视文化上，则表现为大众日常生活意志的过度张扬和精神崇高性的相对淡化。
另一方面，在信息爆炸的当代，社会对于电视文化这种大众媒体、影像传播的文化形态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电视文化不仅丰富了大众文化生活的多样性和选择性，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成为现代社会大众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存在力量，而且制约着大众的现实想象和生活追求，成为大众生活选择的参照系，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大众的价值取向，深刻影响、甚至培育着大众意志。不仅如此，电视文化的现代传播方式——传递的即时性、覆盖的全面性，也使大众意志进一步得到巩固和扩大。然而，由于电视文化过于注重日常生活的具体感性满足，过于展示物质享受的现实诱惑，以轻松化的娱乐、程式化的复制、无深度感的媚俗，抚慰甚至麻木着在现代压力下、商业竞争中疲惫的大众心灵，迎合着非理性的大众意志和文化市场化的要求，从而促使大众意志中的感性价值无边膨胀。
世纪之交的中国电视文化与大众意志同步发展，可以说，大众意志引导着电视文化的发展方向，电视文化对大众意志中的感性追求推波助澜。在这种互动过程中，操纵一切的始终是“商品经济中那只看不见的手”，它不仅使电视文化的社会性成为展现大众意志的基础和手段、使大众意志滑向享乐主义、消费主义，而且也赋予了电视文化以商业表征。
追求收视热点与商业化特征
在深层上，商业利益是大众文化的根本追求，而电视文化极尽制造收视热点之能事，目的也是为了实现商业利润，利润追求成为操纵电视文化的“看不见的手”，商业性是电视文化隐含的大众文化特征之一。
西方学术界认为，大众文化从来不是大众自己所为，而是政治和商业机制自上而下强加给大众的，其目的或是为社会控制，或是为追逐最大利润。中国的大众文化是市场经济的直接衍生物，市场经济保证了它的生命力。电视文化表面上看起来是张扬大众意识形态，实际上则是坚持市场经济的立场，对它进行支配的是投资与回报的市场规律和利益原则，尽可能大的利润诉求是其终极目的。实现这一目的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制造收视热点，以提高收视率。
所谓电视文化的收视热点性，是由于电视文化与社会生活之间联系、互动的经常性、强烈性、密切性而不断制造着社会热点，并被大众收视。在当代多元社会里，全社会同看一部小说、同读一首诗歌的时代已经远去，较之于电视文化，任何一种艺术形态，都很难形成社会热点现象，对社会产生广泛强烈的影响。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一定每天都阅读，却每天都会收看电视，这种接受的日常性促使电视文化的很多具体内容，某一部电视剧（如《贫民张大嘴的幸福生活》等）、某一部专题片（如《在日本留学的日子》等）、某一次体育比赛的电视直播（如甲A足球联赛等）、某一条电视新闻（如关于申奥成功的新闻等）、甚至某一首歌曲（如《常回家看看》等），等等，都有可能成为某一时期内的收视热点。这种热点性当然是以社会性为存在的基础，不具有社会性，这种热点性也就失去普遍意义；只有成为热点，才会被广泛关注，产生商业价值。如某种社会热点，既可能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影响电视文化，也可能原本就产生于电视文化，是通过众多观众的收看而形成热点的，为大众所关注，参与人们的生活选择，在相当大范围内对大众的某些商业行为发挥直接的作用，形成或直接或潜在的商业价值，从而为电视文化的制作者创造直接或兼接的商业利润。
利润的追逐已成为当代中国电视文化中不争的事实，当年的《渴望》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商业效益；自始之后，每年几百部的电视剧则大多是从一开始就以商业利润为制作目的，最典型的范例当属《还珠格格》不菲的价格；各种名目繁多的评奖活动，也永远与商业企业联袂同台——当企业的总经理走上荧屏把奖杯送到获奖者手里时，企业的广告效益也同时得到了实现，这意味着金钱代替了文化认同，并获得了合法的权威，可以为文化颁奖。
商业利润无疑是通过收视率来实现的，收视率使电视文化具有了经营意识。电视文化作为一种新型的商业文化、消费文化，不同于传统艺术文化的关键之处就是具有经营性。在现代商业社会，经营意识已渗透到各个行业和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电视文化的经营意识当然是其商业特征的必然反映，不仅体现在电视文化的传播内容、传播方式等方面，而且，力求完善市场化机制的各种政策的制定及传媒集团的出现，也充分显示了其大众文化市场化运营模式的追求。在电视文化的商业利润追求中，科技无疑是最有力的“驱动器”。
科技优势与无深度特征
本雅明最杰出的贡献就是指出了大众文化的机械复制(Mechanical Re-production)在促进文化生产力的同时也使艺术丧失了“韵味”(Aura)，走向平面和无深度。电视文化的科技优势，也同样并非使其展现思想的深刻性和艺术技巧的独创性，而是为了获得传播与接受的优势和技术化的质量提高。
文化研究学者约翰·费斯克认为：“大众文本是被使用、被消费、被弃置的，因为其功能在于，它们是使意义和快感在社会中加以流通的中介；作为对象本身，它们是贫乏的。”（约翰·费斯克（美）著，王晓珏 宋伟杰译：《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版，第149页）。科技带来电视文化接受的日常性、家庭性、随意性的同时，也必然导致其传播内容的通俗性、娱乐性、消遣性。摆脱工作烦劳的大众回到家中打开电视机，或是为了获取信息、或是为了消遣娱乐，即使在消遣娱乐中偶尔进入到一件审美境界、获得了一次思想升华，也只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偶然行为。因此，电视文化文本大多是不需要深度的、消遣性的文本，它们存在的意义同样是作为“快感”流通的“中介”，至于它们本身，同大众文化文本一样是无深度的、平面的文化存在。
科技优势不能使电视文化获得思想、艺术深度的另一表现是质量提高的技术化。所谓电视文化质量提高的技术化，就是不再以思想蕴涵的深刻性、艺术技巧的炉火纯青来充实、完善电视文化文本本身的内涵，而是依赖声光电影等科技手段，制作画面生动、声音真实、包装精美、的电视文本，如依靠带宽提高画面的清晰度，依靠抽样频率提高声音的真实度，等等，这与以往的艺术文化讲究构思的精巧、细节的真实、人物的丰满、意境的深邃等完全是两码事，却与以机械复制作为文化商品生产动力的大众文化殊途同归，是其大众文化特征的又一体现。
科技的优势并没有使电视文化走向思想的深邃与艺术的精湛，相反，在赋予其独特竞争优势的同时，却使其放弃了开掘思想、锤炼艺术的必要——因为科技手段本身似乎足以使电视文化娱乐大众、消遣大众。科技在帮助电视文化获得收视率、实现其商业旨归时，也助长了大众意志中的物质主义，因为大众在领略着技术带来的“高质量”的电视文化时，也感受着科技本身为人类创造的种种好处。
如果说广泛的社会性、收视热点的追求、科技的优势，是电视文化与生俱来的特性，而大众意志、商业化、无深度表征则是大众文化所蕴涵着的另一方面的特征。当电视文化以其社会性为张扬大众意志的借口、以其制造收视热点为获取商业利润的手段、以其科技优势为无深度文化的挡箭牌，当代中国电视文化也就告别了《一口菜饼子》时代的电视艺术，把大众文化的蕴涵和缺憾都已展现得淋漓尽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