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与新时期文学艺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理论论文,文学艺术论文,新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是新时期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照耀了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胜利道路，也照耀了我国新时期文学艺术的繁荣坦途。
邓小平理论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而他的文艺理论除指明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向外，还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与规律，系统地论述了促进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繁荣发展的历史要求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经验表明，20年来，我国文学艺术界沿着邓小平理论指引的方向前进，我们的工作就能取得扎扎实实的成绩，如果偏离邓小平理论指引的方向，就难免产生这样那样的失误。因此，联系新时期我国文学艺术的实际进一步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特别是他的文艺理论，应当是我国文学艺术走向未来更大繁荣的最重要的思想保证。
一
在文学艺术的发展中，理论导向从来占有异常重要的地位。新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中，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文艺思想曾经起过重大的指导作用，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左倾错误、特别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则给文学艺术带来极大的灾难。因而，新时期文艺要发展，首先便必须在思想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那个时候，“两个凡是”的观点还处于支配的地位，正是邓小平同志在那积重难返的艰难时刻挺身而出，以他崇高的威信和极大的理论魄力，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坚决批判长期为害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批判“四人帮”一伙推行的祸害文坛的极左文艺路线。
人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当时邓小平的努力，就不会有改革开放和舍弃“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文学艺术界也不可能为许多过去被冤屈、被迫害的作家、艺术家平反；更不可能把被“四人帮”一伙颠倒的理论是非（如所谓“黑八论”）重新颠倒过来；当然，也不会有新时期以来在文学艺术理论的许多领域，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一系列问题展开广泛的探讨，如对文学艺术的特征与本质，对形象思维，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对人性与人道主义，对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对主体性与客体性，对文化市场与人文精神等问题的探讨。
邓小平理论为新时期文学艺术繁荣做出的最大功绩，当然是由这个理论所推进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20年间高速发展，为文学艺术的繁荣提供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欣欣向荣的经济保障，以及全体人民文化素质不断提高而不断增长的对于文学艺术产品的需求。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国作家、艺术家才享有本世纪以来少有的得以潜心创作的从容条件。 我国文学艺术期刊从“文革”中的五六家发展到今天的600余家。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从“文革”结束时的 900 余人发展到近6000人（包括地方作协的会员更超过三万之多）。如今全年出版的文学艺术书籍更数以万种和亿册计。这一切，莫不正是以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前提的。
当然，如马克思所指出，“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页。）。文艺繁荣还有其自身的内因和其他条件。而文艺理论的正确引导则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条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艺工作的失误和挫折，常常正是根源于理论的偏颇。在新时期我国文艺的发展中，邓小平为文艺理论发展作出的最大也最具深远意义的贡献，首先是他所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与灵魂。不解放思想，很难实事求是；而不实事求是，也很难解放思想。目的都在于从实际出发，通过切实的实践和调查研究，更好地把握客观的规律，并利用它为我们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新时期文艺理论界之所以敢于广泛地探讨文艺各个领域的特征与规律，起到促进文艺繁荣的作用，追源溯本，盖出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比如，我们曾认为文学艺术是“一定社会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却相对忽视它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特性，忽视文学艺术中的有些门类（像音乐、舞蹈、杂技、书法等），并不完全具有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特征。而文艺即使属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也因自身的审美功用，并不随着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消亡而消亡。又如，我们曾认为现实生活中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中就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忽视人性的多层结层（包括社会性与自然性），忽视人类性、民族性、阶级性、阶层性、党派性等都是人的共性的不同层次，忽视人的自然性中确实包含人的生理本能，包括潜意识、性意识等。再如，马克思曾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3页。）。而我们却曾一概认定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潮”，是“资产阶级欺骗人民、麻痹革命的迷幻剂”。而忽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批判地继承了人道主义的积极成果，并将之置于辨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融入共产主义的学说，从而我们理所当然应该提倡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尊重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并努力通过发展生产力，消灭工农、城乡、脑体劳动的三大差别，使人的全面发展的崇高理想在共产主义社会真正实现。还有我们曾经认定“社会现实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的源泉”，却相对忽视文艺创造过程中作家、艺术家主体性的重要作用，忽视创作主体的艺术观察力、想象力，心理直觉的充分发挥对艺术表现生活的重要性，忽视人的非理性因素也实际参与文学艺术的创作过程，对这些大多缺乏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等等。应当说，所有这些理论领域，新时期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引下，经过文艺理论界的广泛探讨和彼此争鸣，在认识上都是有前进的，从不那么全面、深刻，走向更加全面、深刻，从而也更有益于文艺创作的繁荣。
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新时期我国理论思维的空前活跃和积极创造，正是与邓小平同志的倡导分不开的。但这种活跃和创造又不是没有前提的。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不能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注：《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邓小平文选》 第2卷第270—280页。）他反复教导我们，要批判剥削阶级腐朽思想，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十分鲜明地主张文学艺术要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贡献。这就更深刻地说明了解放思想的目的及其与实事求是的关系。我们并非为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解放思想的目的在于实事求是地把握和认识客观存在的规律，从而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而非与此相反。在谈到文学艺术时，邓小平更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页。）。
可见，邓小平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跟他一再提醒人们既要反左，也要反右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毫无疑问，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论述，作为重要的理论财富，今后仍然是我国一切工作、包括文艺工作的重要指针，它对于我国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启示将是长期的。
二
文学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不仅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是直接关系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重要实践问题。长期以来，我们曾把“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不可移易的真理。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没有这样说过。列宁曾把无产阶级的文艺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看作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893页。），但他没有论述整个文学艺术与政治的全面关系。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才明确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他还说：“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影响于政治”。这篇讲话发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与反法西斯战线十分分明的年代，也是我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年代。在那种历史背景下，毛泽东的论断不无现实的根据。毛泽东强调的是“在现在世界上”。他并未泛指一切时代的一切文艺。然而，新中国建立后，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乃至必须为党在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服务，却一度成为文艺界必须普遍遵从的理论信条，从而不仅使文艺的题材和主题越来越狭窄，而且产生文艺创作的概念化公式化的弊病。其后“两个凡是”主张占支配地位的时期，文艺仍然沿着为政治服务的狭窄轨道运行。题材、主题、形式、风格都因受到极大限制而仍然相当狭窄。
邓小平以极大的理论卓识和魄力，提出“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注：《目前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5页。）。他还作出这样的决断，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去代替“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无疑，这是文艺理论领域拨乱反正的极为重要的一步，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认识，邓小平在论述怎样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时，还谆谆告诫人们要尊重文艺的特征和规律，对作家艺术家写什么和怎样写，认为“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3页。）。文学理论方面的这一重大改变，不仅使理论更加符合实际，更具有彻底性和广泛的涵盖性，而且直接解放了文艺生产力，充分调动了广大作家艺术家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促进了文学艺术创作中主题、题材、形式、风格的空前多样化。
还在50年代毛泽东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陆定一便曾撰文提倡题材、主题、形式、风格的多样化（注：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 但由于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这种多样化受到极大限制，实际上迟迟难以实现。只是在新时期20年来的实践中，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这种多样化才广泛地实现了，并构成了新时期文学艺术繁荣昌盛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本来，毛泽东早就指出，“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93 页。）。但50年代以来，特别是反胡风和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揭露现实生活的阴暗面便日益成为文学艺术创作的“禁区”，长达20余年之久。而50年代以来对人性、人道主义思潮多次开展大批判，也使许多作家、艺术家对此再难涉笔。新时期文学艺术首先突破的正是不能暴露阴暗面，不能表现人性人道主义的禁区。“伤痕文学”领先揭露“文革”十年的伤痕与黑暗面，其中便包含对人道主义、对于尊重人的尊严、价值与权利的强烈呼唤。刘心武的《班主任》、陈国凯的《代价》、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而反思文学更深化了这方面的主题，如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种的故事》揭露的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历程中发生过的严重错误，而且控诉了这些错误对于人的深重损害。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等“改革文学”则呼吁调动人的潜能和主动性、积极性；上述一系列作品的涌现，标志着在传统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主题之外，文坛开掘了另一种题材和主题。而“寻根文学”如阿成的《棋王》、韩少功的《爸爸爸》、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的出现，又标志文学主题向文化寻根的转移，加之城市文化小说的兴起更开启了尔后关于民俗文化的众多题材与主题的拓展，象邓友梅的《烟壶》、《那五》、冯骥才的《三寸金莲》、《阴阳八卦》、陆文夫的《美食家》等。女性和女权主义文学的崛起，是新时期人性、人道主义主题开拓的又一重要方面。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张洁的《方舟》等率先揭起女性主义文学的旗帜，倡导男女平等与平权，向男性中心权力挑战。关于对女性遭受男权的蹂躏进行控诉的作品，在男性作家笔下也比比皆是，象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和《挣不断的红丝线》、乃至像苏童的《妻妾成群》，都是人们所熟悉的。在新时期20年中，文学对人性、女性的表现，可以说从开初的更重视表现人的共性、特别是社会性，逐渐转向更多表现人的自然本能、潜意识与性意识。从一方面说，对人性的表现有所深化，而从另一方面说，由于淡化社会性，实际上又滑向另一片面。
对历史题材与主题的大规模开拓，是新时期文学的另一重要成就。这包括远历史题材与近历史题材（即革命历史题材）。新中国成立后革命历史题材的写作是有很大成绩的，但远历史题材则涉笔极少，除《李自成》第一卷外，其他这方面为数不多的作品罕有不遭批判的。新时期这方面的开掘，可以说从炎黄二帝一直写到孙中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侠客义士、三教九流无不涉及。姚雪垠的《李自成》五卷数百万字已全部完成；其他如凌力的《星星草》、《少年天子》、《倾国倾城》，二月河的康熙、雍正、乾隆等帝王系列，吴因易写唐明皇、武则天的“唐宫八部”，杨书案的包括《老子》、《孔子》、《庄子》等在内的文化名人系列，还有荣获茅盾文学奖的徐兴业的《金瓯缺》、刘斯奋的《白门柳》等，都是新时期历史小说创作中有较大成就的作品。这方面从事耕耘的作家不下数十人。弘扬爱国主义的传统，反抗侵略和压迫、揭露不义和腐败、赞美崇高的友谊和坚贞的爱情，汇成历史题材作品中思想主题的多重奏。其间的描写从庙堂的廷争面折，到疆场的铁马金戈，从闺阁的儿女情长，到江湖的侠义舍身，时空广阔，人物众多，多数作品都具史诗的规模，力图开掘出题材的深度与广度。其成就确是前所未有的。近历史题材的作品，在这时期也为许多作家所关注和耕耘。如欧阳山完成了《一代风流》五卷，杨沫继《青春之歌》后又完成了《英华之歌》、《芳菲之歌》，魏巍继《东方》之后又写出《地球的红飘带》和《火凤凰》，刘白羽在《第二个太阳》之后又写出自传体的《心灵的历程》，黎汝清有《皖南事变》和《湘江之战》、《碧血黄沙》，周而复完成《上海的早晨》四部之后又创作了《长城万里图》六部，他如王火的《战争与人》三部曲、李凖的《黄河东流去》上下卷，陆地的《瀑布》三部曲，柳溪的《战争启示录》两卷，管桦的《将军河》三部、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上下卷，克里木·吐尔迪的《战斗的年代》三部曲，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和《补天裂》，还有李尔重的《新战争与和平》8卷等，都篇幅浩大，构思宏伟、人物众多， 或反映抗日战争的艰难曲折，或歌颂解放战争的英勇卓绝，或概括世纪风云的变幻与沉浮，或歌颂革命斗争的执着与壮烈，笔锋所及，批判的锋芒莫不指向敌人和反动派以及贪官污吏者流，表现出对浩然历史正气的歌唱。
新时期题材与主题的多方开拓中，人们还不能忘记大批反映现实生活之作。80年代长篇中荣获茅盾文学奖的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刘心武的《钟鼓楼》，孙力、余小惠的《都市风流》等展现了社会主义建设和都市生活的广泛图画，标志着长期居于主流的农村题材向都市题材的转移。九十年代以来，象刘玉民的《骚动之秋》，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周梅森的《人间正道》、范小青的《百日阳光》、张宏森的《车间主任》、张平的《天网》与《抉择》等作品，在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条战线的斗争中，更为注意突出反腐败的主题。象乔良《末日之门》、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诸作把想象翅膀飞向21世纪，也都是有开拓意义的。
题材与主题的开拓必然呼唤相应的新的形式与风格。新时期文学形式与风格的多样化，固然与作家艺术家致力于艺术创新分不开，与题材、主题的丰富多彩同样也分不开。
新时期文学艺术题材、主题、形式、风格的空前多样化，固然说明邓小平关于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正确，同时实践也证明文艺不能脱离政治。因为，在这时期的许多作品中，人们都不难看到作家、艺术家或明或隐的政治立场、观点和倾向，而且也看到了这些作品，包括不表现政治的作品也对政治产生这样那样的反作用。例如大批流行音乐和山水花鸟画的出现，本身就说明政治的清明与宽容，直接影响到国内外读者观众对社会主义的好感。
三
任何时代的文学艺术都有它的主旋律，社会主义时代自不例外。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注：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其中便包含主旋律的变化。本世纪以来，晚清的谴责小说以表现对社会现实的极度悲观和不满为主旋律。五四以后，对于个性解放的呼唤和民主意识的觉醒曾成为文学的主旋律，而后革命文学兴起和左翼文艺的蓬勃发展，无产阶级的意识自觉逐渐成为文学的主要呼声。及至抗战军兴，“国防文学”渐被认同，反抗侵略，呼唤民族觉醒的文学又成为文坛的主旋律。抗战胜利后，文学主旋律又变为唤起民主意识，动员人民反独裁反内战反压迫。新中国建立后，先是抗美援朝和民主改革成为主旋律，1953年后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讴歌又代之而起成为新的主旋律。新时期文学主旋律的形成，除了时代变化所致，还与邓小平理论贡献有密切关系。
邓小平不仅指出文艺要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而且特别指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注：同（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1—212页。）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斗争的人民保持血肉的联系，反映我国人民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精神，正是这时期我国文学艺术的突出的主旋律。
不必讳言，在新时期文学发展中并非所有作家艺术家都主张弘扬这样的主旋律。如邓小平同志所批评，“一些人对党中央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表示淡漠，对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表示淡漠，对党和人民的革命历史和他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英雄业绩，缺少加以表现和歌颂的热忱，对社会主义事业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少站在党的积极的革命的立场上提高群众的认识，激发他们的热情，坚定他们的信心。相反，他们却热心于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编乱造、歪曲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东西。有些人大肆鼓吹西方的所谓‘现代派’思潮，公开宣扬文学艺术的最高目的就是‘表现自我’，或者宣传抽象的人性论、人道主义，认为所谓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应当成为创作的主题，个别作品还宣传色情。这类作品虽然也不多，但是它们在一部分青年中产生的影响却不容忽视”（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 但是大多数作家和艺术家，正是热情响应邓小平的号召，不断深入人民的生活与斗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从人民为社会主义而作的奋发斗争中吸取诗情与画意，吸取时代的精神与主题，才使自己的作品洋溢着时代的激情和社会主义的精神，展现出高亢昂扬的曲调。
新时期之初，我们便读到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及其描写开拓者家族的系列作品，谌容的《人到中年》、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锲的《改革者》、柯云路的《新星》等一大批反映改革开放的作品，表现出对人民和社会主义命运的深沉思索，不同程度地反映和讴歌了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所作的斗争。戏剧中的《谁是强者》（梁秉坤）、《血总是热的》（宗福先、贺国甫）以及《红白喜事》、《灰色王国的黎明》等也如此。报告文学领域，这方面的作品更不胜枚举。差不多社会主义各条战线前进的脉搏，在陈祖芬、李延国、蒋巍、乔迈、胡平、张胜友、贾鲁生等报告文学作家那里都得到多方面的有力的反映。而新时期之初，像《哥德巴赫猜想》，（徐迟）、《船长》（柯岩）、《扬眉剑出鞘》（理由）、《大雁情》（黄宗英）等等，更是读者熟知的。80年代中后期“新写实主义”作品的崛起，虽被有的评论家概括为以“零度感情”表现“生活原生态”，实际上，无论方方的《风景》也好，池莉的《烦恼人生》也好，还是刘恒的《狗日的粮食》、刘震云的《塔铺》也好，都怀有对普通人民群众艰难的生存状态的深切同情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关怀。方方、池莉后来的不少作品如《祖父在父亲心中》、《太阳出世》等都满怀着从人民中吸取的生活信心与崇高愿望。这种热爱人民、关心人民，愿为人民写心、作画、立传的热诚，一直燃烧在90年代许多作家的笔下。前述90年代长篇小说中的许多佳作，以及刘醒龙、谈歌、何申、关仁山等的中篇作品，也无不在对社会主义现实的真实描绘中，凸现出对社会主义和人民的热爱，对社会主义蛀虫的痛恨。作家的心灵情感与广大人民群众是完全相通的。
这种状况也再现在新时期诗歌的主流里。从张学梦的《现代化和我们自己》、骆耕野的《不满》、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到艾青的《归来的歌》、李瑛的《向2000年进军》、张锲的《生命进行曲》、苏叔阳的《世纪之歌》，感人民之所感，抒人民之情，都如红线般贯串在这时期大批诗人的创作中。
即如历史题材领域，站在人民的立场去烛照历史，去臧否历史人物，也正是大量这类作品的基本思想倾向。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面对西方种种思潮的涌入、面对世界上种种反华、反社会主义的逆流，我们大多数的作家艺术家都岿然不动，坚持人民与社会主义的立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去观察复杂纷纭的社会生活，奏出一曲曲从人民心坎、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前沿升起的热情欢歌，产生一卷卷人民群众战天斗地、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画卷，应当说，这正是我国新时期文学艺术的最光荣的成绩，最难能可贵的贡献。
毫无疑问，我们文学艺术应该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既弘扬主旋律，又提倡多样化。一部伟大的交响乐，除了主旋律，当然会有若干副旋律。而且主旋律也是由多种乐器共同演奏的，其中也包含有多样化。江泽民同志说：“……弘扬主旋律，就是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弘扬主旋律，使我们的精神产品符合人民的利益，促进社会的进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是发展宣传文化事业、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的主题。”（注：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4年3月7日。）这一论断，无疑进一步丰富了邓小平的有关思想，强化了我国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趋向。在今后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中，面向二十一世纪，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扬这种主旋律，并继续提倡多样化，以求得我们的文学艺术不愧为人民的文学艺术、不愧为社会主义时代的镜子。主旋律与多样化的统一，正深深根源于人民为社会主义而作的伟大的多方面的斗争和他们丰富多彩的审美需求中。
四
文学艺术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而人物形象的塑造，特别是当代新人、当代英雄形象的塑造，则往往是每一代文学艺术所致力的任务。在这方面，对新时期我国文学关系至大的是邓小平同志关于文艺要努力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论述。
“文化大革命”之后，由于“四人帮”曾把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视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人们产生一种逆反心理，认为文学艺术根本无需塑造英雄人物，有人甚至认为需要英雄的国度是可悲的。其实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富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9—210页。）。关于社会主义新人， 邓小平还进一步解释说，这就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注：《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209页。）。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新人应有的理想呢？他说：“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注：《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
很清楚，邓小平所说的社会主义新人就是当代的先进人物，其中做出英雄业迹的就是当代英雄。在他们身上体现着我们时代历史发展的趋势，代表着人类未来的希望。这样的人物必然是我们事业的脊骨，我们国家和民族各条战线的支柱。我国文学艺术着力塑造这样的人物，正是为了更有力更深刻地反映时代的历史规律，并用崇高的思想去鼓舞和激励人民为美好的未来而斗争。
新时期文学20年来的巨大成绩之一，正是表现在社会主义新人和当代英雄形象的成功塑造上。而这方面的成就又正是广大作家、艺术家热烈响应邓小平有关号召的结果。它将会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而光荣的标志而进入史册。
新时期之初，《乔厂长上任记》中乔光朴和《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曾成为我国家喻户晓的社会主义新人、当代英雄的典型。尽管这两个人物个性不同，性别也有异，但他们都怀有一颗忠于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丹心。乔光朴大刀阔斧从事改革，不计个人的得失；陆文婷在医疗岗位上鞠躬尽瘁，连自己的孩子和自己的身体都无法顾及。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正是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精神。这样的艺术形象凝结着时代的光彩，其思想和艺术魅力为广大人民所喜爱、所景仰是十分自然的。因为这样的人物，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虽非多数，却正随处可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文学曾经描写过朱老忠、林道静、梁生室、李双双等新人的典型，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曾涌现过雷锋、向秀丽、吴运铎、欧阳海、王铁人、王杰、焦裕禄等许许多多英雄人物。新时期以来，象陈景润、蒋筑英、张鸣歧、孔繁森、徐虎等社会主义新人，包括98抗洪中涌现的高建成等大批感人至深的无私奉献的英雄人物。他们的光辉品质和崇高榜样正不断证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新人的论断是何等正确，何等符合实际，也证明邓小平要求文学艺术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号召正是文学艺术反映现实的必然要求和无法推卸的历史职责。
是的，曾有人嘲笑这样的英雄和新人，认为既然我们已经面对市场经济，已经面对自由竞争和讲求经济利益的时代，还歌颂这样的英雄和新人岂不可笑？！岂不违背时代精神，乃至属于谬误！对此，邓小平同志回答得好：“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的关系，等等。……我们不是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上述的革命精神参加革命到现在吗？从延安到新中国，除了靠正确的政治方向以外，不是靠这些宝贵的革命精神吸引了全国人民和国外友好人士吗？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7页。）这就是说在旧社会，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尚且提倡共产主义精神，并依靠它去争取革命的胜利，那么到了社会主义时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为什么我们反而不能提倡共产主义精神呢？
当然，提倡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和英雄人物的形象不等于我们排斥文学艺术对于其他人物形象的塑造。相反，新时期文学艺术对于多种多样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其成绩也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对于多种多样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不仅有利于我们的文学更全面地反映现实，也能更好地帮助读者深刻地去认识丰富多彩的复杂的现实。而且对负面人物丑恶嘴脸的揭露，也仍然能够表现出作者的审美态度和思想倾向，如果作者的审美态度和思想倾向正确，这样的人物形象和典型，对提高读者的精神境界和加深他们对生活的认识，也仍然是有帮助的。
也不必讳言，我们仍有某些作家、艺术家对于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和英雄形象并不热情，甚至心存反感。在他们的作品中充满了灰色、乃至黑色的人物，而唯独没有富于光彩的正面人物。这种倾向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虽然作家艺术家写什么不写什么，完全是他的自由。他们不写或不愿意写社会主义新人和英雄人物，也是双百方针所允许的。但从整个时代的文学全局看，这毕竟不是他们的优点和可赞赏处，相反，倒属于他们的缺点和局限。因为他们要么脱离现实，并不熟悉社会主义新人和英雄人物；要么自甘落后于时代，不想去熟悉将要以其精神光照未来的新人和英雄。
五
艺术思维与视角的拓广和艺术表现手法的丰富，这是新时期我国文学的另一突出成就。它的获得也与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分不开。
文学艺术的发展史表明，异质文学艺术的交流和撞击，有益于彼此的取长补短。鲁迅当年便盛赞汉唐气象的恢宏，并竭力主张对于外国和外民族的文化与文艺，要采取“拿来主义”，并且比喻说，拿来之后再加以消化，“恰如吃用牛羊，弃其蹄毛，留其精粹”（注：《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鲁迅全集》第6卷第19页。）。 这对于拓广艺术思维的空间，丰富艺术表现手段而言，尤为如此。可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宣布一切外来的文艺都属“封资修”黑货，一律予以否定，并实行文化上自我闭锁的政策，于是，使我国文学艺术相当长的时间里与世界完全处于隔绝的状态。从而也使自己的艺术思维僵化、艺术视角狭窄，艺术表现手段愈益单调和陈旧。这种非正常的局面的改变正属于新时期。
在新时期，邓小平不仅重申了毛泽东制订的却不曾完全实行过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而且制定改革开放的政策，提出“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他说：“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0页。）。 他号召“文艺工作还要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只有不畏艰难、勤学苦练、勇于探索的文艺工作者，才能攀登上艺术的高峰”（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0页。）。
正是这样一种开放的胸怀引导我国文艺工作者走向广泛借鉴和吸取的道路。在新时期，我们不仅翻译介绍了大量外国文学艺术作品，而且翻译介绍了大批外国文学理论和思潮。例如属 于科学主义的逻辑实证主义、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包括系统论和范式理论，符号学；属于人本主义的存在主义、弗罗伊德学说和新人本主义、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等的社会文化理论和艺术思潮；还有继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之后，本世纪一度风行西方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和思潮。在文艺批评领域还介绍了英美的新批评、神话原型批评和心理分析批评，等等。西方世界大量社会文化和文艺思潮、著作的涌入，当然不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如果囫囵吞枣，不加认真的分析和鉴别，那就会良莠不分，造成不应有的危害。因此，邓小平指出，“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他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西方如今仍然有不少正直进步的学者、作家、艺术家在进行各种严肃的有价值的著作和创作，他们的作品我们当然要着重介绍。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对于西方学术文化的介绍如此混乱，以至连一些在西方国家也认为低级庸俗或有害的书籍、电影、音乐、舞蹈以及录象、录音，这几年也输入不少。这种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3—44页。）。
遵循这种全面的方针，新时期我国文学艺术虽曾一度也发生过邓小平同志所批评的那种状况，但从总体上看，广泛借鉴还是利大于弊，而且弊的方面正在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在克服中。而利的方面正是从积极的借鉴和吸取中，使我们的艺术思维与视角大大扩展，艺术表现手段和方法大大丰富了。这表现在：
第一，深化了我们对于文学艺术的多层次的本质特征的认识。由于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系统论的借鉴、对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子系统的审美特征及其多向度的功能，对文学反映现实如何通过人们头脑作为主体的折射以及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主体的思维、情感、感觉和直觉、幻想等理性与非理性层面的作用也都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并且自觉地意识到辩证唯物主义能动的反映论和实践论在阐释文艺本质特征方面作为哲学基础的重要性。正是对文艺特征与本质的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认识，大大拓展了我们的作家艺术家艺术思维的空间，并极大地激活他们的审美创造性。
第二，深化了对于人的本质特征和文学作为人学的特定内涵和外延的认识。由于对存在主义、弗罗伊德学说和新人本主义的批判和鉴别，认识到这些学说的片面性和唯心主义局限的同时，承认他们对人性深层次研究的进展，从而对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对人的个性与共性、对人的社会意识、文化意识和生命意识，对人的显意识和潜意识包括性意识等，有了更全面的把握和了解，并进一步明确了文学作为“人学”与人类学、文化学、生理学、心理学的联系和区别。对人的全面把握，实际上也就使作家、艺术家得以更好地创造丰富多彩的人物典型，从而也促进相应的艺术形式与风格的丰富多彩。
第三，拓宽了艺术思维的内在视角和外在视角，丰富了艺术表现的手段和技巧。对于主体性研究的深化和对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更多了解，使文学结构的思路大大拓宽，各种人称的视角也使文学的叙述和文学的结构都变化无穷。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象征主义、抽象主义、荒诞派等许多艺术表现手段的借鉴，正是不仅使艺术思维拓宽了，也使艺术表现手段丰富了。这在朦胧诗、探索性戏剧和实验性、先锋性的小说创作中，不难看得很清楚。只要看看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及其《春之声》的放射性的打乱时空顺序的心理结构；看看高行健的《车站》、《野人》等戏剧在舞台上借助灯光切割进行多时空的表演；看看马原、苏童、余华等在叙述学方面尝试的新的花样；以及孙甘露、陈染等在语言陌生化方面的种种追求，便不难看到这时期艺术思维的拓展和艺术手段的丰富。
形式固然受内容的制约，但它又有一些独立性，并且反过来又会影响内容的表现。而风格则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的体现，也是主观与客观统一的体现。文学观念、文学人物、文学形式方面的任何认识的演变，都会在作品的形式和风格表现上留下自己深深的印记。“朦胧诗”的形式与风格固然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诗歌不同，而取代“朦胧诗”而崛起于80年代中期的“后新诗潮”，更以其五花八门的“宣言”和令人眼花缭乱的艺术形式和风格的探索，展示了诗歌思维的空前活跃。尽管他们的探索多不成功，不久便逐渐偃旗息鼓，然而“非非主义”、“他们”、“城市生活流”等诗派仍然坚持自己的实验。这种艺术上自由探索，自由借鉴的广大空间，难道不正是因为有着邓小平理论的指引才可能出现的吗？
总而言之，新时期20年我国文艺的发展是建国以来最好的20年，也是本世纪我国文学发展最繁荣的20年。新时期文艺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正是在邓小平理论、包括他的文艺理论的指引下取得的。它的辉煌也正充分证明邓小平理论的辉煌。
我国文学正走向跨世纪之交。新世纪的曙光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这将是一个和平和发展为时代主题的世纪，高技术飞速发展的世纪，知识经济和电子网络日益居于支配地位的世纪。毫无疑问，面对未来，我国文学必然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然而，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坚定不移，同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目标也坚定不移。为达此目的，沿着邓小平理论、包括他的文艺理论所指引的方向，更好地尊重文艺的特征和规律，动员文艺工作者更广泛地深入现实生活，深入人民群众，努力去反映和表现自己的时代和人民奋发前进的昂扬精神，肯定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宽广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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