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梦新闻50年的回顾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追梦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4年是我中学毕业、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50年，转瞬间我在追逐新闻理想的路上已经整整奔波了半个世纪，而我的年龄也已跨入了“古稀之年”。人老了往往喜欢回首往事，在回首中寻找记忆、寻找欢乐、寻找慰籍。这些日子，我常常闭目静思，回顾50年来所走过的新闻追梦之路，往事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地在眼前闪过。我想把它记录下来，让读者从中看看我们这一辈人在追逐新闻理想的路上所经历的酸甜苦辣，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成绩还是缺憾，也许对年轻的新闻追梦者都会有所启迪。 扬帆梦想 跨入新闻专业大门 1945年农历二月初五，我出生在山东省高青县。7岁那年，我随母亲从山东老家千里迢迢前往福建，与随军南下后留在那里工作的父亲团聚。从此，我在福建度过了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整整12年时间，经历了由童年到少年再到青年这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时光。可以说，我追梦新闻的理想杨帆和事业起步都是在这里，也正因为此，福建给我留下了太多美好的记忆，我也总是自豪地把她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1964年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那年我从福建省漳平一中高中毕业。在选报高考志愿时，我填写的第一志愿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当记者一直是我的理想。记得1961年初中毕业那年，中考作文的题目是《我的理想》，我写的就是想当记者。在作文中，我阐述的理由有两条，一是我喜欢走南闯北，喜欢旅行，所以新闻工作很适合我；二是新闻工作可以为老百姓说话，为社会与民众伸张正义。那篇作文得分很高，在那时的我看来，分数本身就是对理想的一种肯定。上高中后，学校让我负责全校的黑板报工作，这不仅使我的写作水平大有长进，还积累了一些宣传工作经验，培养了对做新闻宣传工作的兴趣。 真可谓“事遂人愿”，在经历了高考之后的苦苦等待以后，我终于接到了录取通知书，如愿以偿以第一志愿考上了梦寐以求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从此，我开始跨入新闻专业之门，踏上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新闻追梦之路，也开始了我在首都北京几十年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大学生活紧张而又愉快，我和同学们都很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大家都在努力地学习。细心听课、广览书报，相互交流，热烈争论，成了我们每日学习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 1965年，新华社投资20万元与人民大学共同创办新闻摄影专业，我和徐光春、赵伟等20名同学成为人大新闻系历史上的第一批新闻摄影专业的学生。当时作为新闻摄影专业的学生，除了课堂学习外，课余时间我们总喜欢挎着相机四处拍照。那时，人大校园里常常能见到我们的身影。 正当我们憧憬着成为新华社摄影记者（按照学校与新华社达成的协议，当时我们20个人是作为新华社代培生培养的，毕业后都进新华社工作）的美好未来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使我们的大学生活忽然间脱离了原先的正常轨道。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今后该怎么办，好像也已经顾不上考虑这些，稀里糊涂地就被卷入了“革命”之中。 突如其来的“大革命”，像一把火点燃并催生了我们这帮年轻人的“革命”激情。出于对党和领袖的热爱，一开始大家似乎都“毫不犹豫”地跟着报纸和广播的宣传走，参加红卫兵，写大字报，开批判会，搞大串连……总之，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始终在跟着“潮流”走。不过我给自己立了个规矩：“打、砸、抢”的事情无论如何不能干，我觉得这是一条做人的底线。 随着“运动”的深入，很多地方和单位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派性争斗，双方都以对方为“敌”，相互攻击，有的甚至动用武力，在“文攻”的同时搞起了“武卫”。人大校园里的两派也争战不休。一派把对方称为“台湾”，另一派把对方指作“（越南）南方”，双方都把“解放”对方作为自己的使命。于是偌大校园再也听不到读书声，有的只是高音喇叭的喊叫声。面对这样的状况，同学们越来越感到茫然，起初的那份“革命”热情也渐渐消退，不少人选择了回避做法，悄然离开了学校，我也乘此机会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山东。 对我来说，“文革”中作为“领导干部”的父亲的被批斗给了我很大的打击。因为在我的心目中，从青少年时代便“提着脑袋”投身革命的父亲是真正的革命者。在我印象中，这些年来除了“革命”和“工作”，父亲从来没有别的什么追求，即使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因为反对农作物搞密植而受到冲击，他也毫无怨言地依然在尽心工作。但是让我想不通的是这场“大革命”，“革”的却是这样一些革命者（这时已成了“走资派”）们的“命”。这使我感到迷茫，并陷入了痛苦的沉思。 后来，根据中央的精神，工宣队[1]和军宣队[2]把我们召回了学校，组织我们下乡、进厂，学农、学工。这期间，我们到过海淀苏家坨，体验过京郊农民的乡村生活；我们去过北京特钢厂，感受过城市工人的工厂生活；我们还到过房山，参加过那里正在兴建的东方红炼油厂（即现在的燕山石化公司）的建厂大会战，体会到了作为一个劳动者创业的艰辛和喜悦。 再后来，我们又奉命回到学校参加“教育革命”，搞“斗、批、改”[3]…… 在闹哄哄的“革命”中，我们送走了一年又一年，转眼间到了该毕业的1969年（当时的学制是5年），我们盼着早日离校参加工作。没想到，上面又让我们这一届学生推迟毕业，同1970届（即“文革”前招的最后一届即1965级）同学一起留校继续搞“斗、批、改”。 总算熬到了1970年，可令我们失望的是，这时毕业分配已经不能按正常程序进行。根据那时的规定，凡中央直属单位一律不接收大学毕业生。留北京，进新华社或其他新闻单位是不可能了，同学们都分到了外地，我被分到了辽宁大连。而当时辽宁省又规定“文理科毕业生须当教师”，于是我被分配到了大连市第56中学当了教师。没想到这一干就是八年。虽然这期间，也曾有过几次离开学校到新闻宣传单位工作的机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却都未能如愿。 在大连市56中工作的八年中，虽然不能专业对口搞新闻，心里有些失落，但是出于对学生和家长的责任感，我的工作很投入。那些年，我教过语文、政治，当过共青团书记，最后还做了副校长，被评为市、区优秀教育工作者。这期间，1974年夏天，我还受组织委派担任带队干部，带领大连知识青年[4]到辽宁省昭乌达盟（即现在的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白银查干公社红旗大队插队，在那里同牧民和知识青年们一起放牧、割草、种菜、打井、捡牛粪，经历了一年草原牧区生活的艰苦锻炼。 但即使这样，在我内心深处对新闻的热爱与追求却始终没有改变。当时我经常在校内外拍一些照片，还在学校举办过摄影作品展览。另外，有时我也为新闻媒体写些稿件，有的稿件还被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中央媒体刊发和播出。我一直盼望着有一天能有机会重新实现我的新闻理想。 筑梦人大 迈上新闻教育讲台 机会还真来了！粉碎“四人帮”后，母校的老师给我提供了一个信息：1973年人大停办后，新闻系成建制地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建立的新闻专业要招收研究生。听到这个消息，激动得我好几夜没睡好觉。我想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于是我把以前的听课笔记和学习资料找了出来，开始了考研准备。 当时我已经被任命为中学副校长，工作很忙，我只能尽量安排好工作，抽空学习。在仓促准备的情况下我匆匆参加了考试，然而没想到竟然顺利通过了初试。6月底，我接到了北京大学的复试通知。7月中旬我们参加复试的9个人在北京大学见面时，大家聚在一起，怀着同样的理想和激情，都希望能够借助国家振兴科学和教育的战略决策，获得学习深造的机会。 记得当时我曾作诗一首表达自己的这种心情： 燕园从来多知识，科学友朋常来去； 妖氛霸道闲十年，今日“老九”[5]又重聚。 “蝙蝠楼”[6]上论今古，未名湖[7]畔传笑语； 侪辈不才却有志，愿为四化献心力。 幸运的是，那年正赶上人大复校，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要回归人大新闻系，而复校后的人民大学决定扩招研究生。结果，9人中我和童兵、贾培信、林良旗、俞家庆、谷长岭、张涛、冯迈8人有幸被录取。 1978年10月，我荣幸地成为人大复校后招收的首届108名研究生中的一员，由此开始了我筑梦人大，并选择新闻作为终身职业的一个新阶段。 由于入学考试“新闻理论”科目的考分高，我和童兵成了新闻理论大家甘惜分老师的研究生。而没想到的是，新闻理论竟然也因此成为我们后来几十年始终不变的专业方向和事业追求。 3年的研究生学习十分艰苦。我们几个研究生都已过而立之年，年龄最大的已经40岁。大家都是不分平时和假日，尽可能地多读书，多学习，总想把被“文革”耽误的时间补回来，总想为将来从事新闻工作多做些知识和能力储备。“为国追科学，春风正有时”，是那时我们这些研究生们学习报国的一种理念和境界。 入学后，甘惜分老师给我和童兵确定的具体研究方向是“马克思恩格斯新闻理论与实践”。他交给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9卷，并要求我们在此基础上梳理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的报刊活动与新闻观点。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那时候，我们几乎每天的活动空间都是宿舍—教室—图书馆一条线。我们没白没黑地日夜读书，作卡片，整理马恩的主要报刊活动和新闻观点。我们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好不容易快要读完了，甘老师又告诉我们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后11卷中央编译局已经译完，他已联系好，让我们继续去通读。就这样，我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通览了一遍，作了几千张卡片，最后整理成40万字的《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年表》（后由人大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以年表形式介绍马恩报刊活动和新闻观点的著作。 通读马恩全集，不但使我们对马恩的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有了全面的把握和了解，学到了知识，增强了理论修养，而且使我们领略了他们的道德品行，感受到了他们的人格魅力，思想上有很大的收获和提高，同时也培养了我们的研究兴趣，使得“马克思恩格斯报刊实践与新闻思想”，成为我们后来一直坚持的研究方向。 1981年10月，我们8名研究生都完成了学位论文答辨，3年的学习生活就要结束了。当时毕业分配有几种选择，一是到新闻媒体做业务；二是去中央机关从政；三是到新闻院校搞教学和科研。经过反复考虑，我最终选择了第三条路。之所以作这样的选择，和甘老师的建议有着很大关系。他对我说，你都30多岁了，学的又是新闻理论，再去当记者已经没有多大意义，还是搞新闻理论教学和研究好。我自己也想，当记者只是自己去实现新闻理想，当教师则可以帮助成百上千的学生去圆“新闻梦”。因此，最后我选择了到大学教书，迈上了新闻教育的讲台。 研究生毕业我选择的第一个工作单位是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这是公安部1978年创办的第一所正规普通高校。由于是新办学校，又是公安系统的院校，当时解决“两地分居”问题相对容易些。这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和同是毕业于人民大学，但却一直不在一起工作的爱人那时分居生活已近8个年头。尽快结束这一局面，在保证工作能够专业对口的前提下，尽可能去尽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这是我那时需要首先考虑的。 当时的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正在初创时期，教学和日常工作困难都很多。我们几个新分去的研究生，同从全国各地新闻单位调入的一些老师一起开始了艰苦的创业过程。写教案，改作业，请老师，带实习，许多教学工作大家都主动承担。在全系老师和同学的共同努力下，短短几年时间，新闻系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明显进展，而且在社会上获得了很好的声誉和影响，毕业生在公安口和新闻界都很受欢迎。我本人在1984年初被任命为新闻系副主任，后来又主持系里工作，同系里的老师和同学们克服各种困难，一起创业、奋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84年夏国际政治学院更名为中国人民警官大学之后，新闻系的培养目标和教学定位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专业发展和学生就业都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当时学生和老师们都有些意见，我作为系领导要反复做工作，压力很大。1986年学校决定新闻系停止招生。而这时新华社新创办的中国新闻学院希望我能过去工作，经过双方协商，这年年底，我正式调入中国新闻学院。 在国际政治学院（中国人民警官大学）5年的经历，使我尝到了创业者的艰辛与欢乐。当我们培养出的学生得到媒体和社会认可时，老师们充满了喜悦。学生们都很争气，毕业后除到全国各地公安政法口新闻宣传部门工作的外，许多人分到了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和北京市的一些新闻机构，他们大都成为业务骨干。 新成立的中国新闻学院，由于背靠新华社这棵“大树”，因而有其独特的办学优势。学院院长由新华社社长穆青亲自兼任，他为学院确定的办学方针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德才兼备人才”，这就使得学校的发展能够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新华社在人、财、物方面都给学校以有力支持。学院的许多领导和老师都来自新闻采编一线，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学生也可以利用新华社的资源和条件进行实践锻炼，这对提高教学和教育质量十分重要。 到中国新闻学院工作后，对我个人业务和理论素养的提高帮助也很大。特别是这期间学校安排我到新华社国内部当记者，使我对如何从宏观上认识新闻工作，如何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如何实现新闻宣传工作的改革与创新，有了许多实际感受和体会，增长了很多知识和经验，这对我后来从事新闻理论教学和进行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都大有裨益。 1992年，我担任了中国新闻学院研究生部负责人，从此，投入了很多精力进行教学管理和学生工作。 俗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中国新闻学院虽然当时只是个不足千人的小学校，但是各项工作都严格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实施管理。我所在的研究生部从组织招生，到日常教学，再到毕业分配，每个环节都按部就班，严格要求，尽可能不出问题和差错。部里的工作人员都很尽责，大家都愿意为学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中国新闻学院的学生除满足新华社自身需要外，还输送一部分到中央一些新闻媒体。由于有着良好的师资和充足的生源，加上平时的严格管理，学生的质量很好，多年来，每到毕业分配时都供不应求。那些分到新华社或社外新闻媒体的学生中有许多都成为单位的业务骨干，有的还走上了领导岗位。个别突出的毕业生，后来还被评为“百佳新闻工作者”、全国“十大杰出青年”，获得了“长江韬奋奖”。作为老师和研究生部的管理人员，我真为学生们的成长和进步感到高兴。 然而令人可惜的是，这样一个有着鲜明特色和明显优势，正处在发展高峰期，在国内已经很有影响，在国际上也有了一定知名度的学校，1998年新华社却决定停办。那时虽然也曾酝酿过与北京广播学院（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合并，我还因此受聘担任了广播学院的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但是最终合并却未能成功。 到2002年，中国新闻学院终于结束了她短暂但却让人留恋的历史。 我在中国新闻学院工作了16年，这是迄今为止我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单位，我很珍惜这段经历，因为它给了我很多锻炼机会，为我后来的发展积累了很多经验和资源。特别是使我对一家媒体如何自办新闻院校，其优势和特点是什么，问题和困难又在哪里，有了很多切身的感受和体会。 中国新闻学院决定停办时，一些领导希望我留在学院转制后的新华社教育培训中心，或是转入新华社其他部门工作，并且为我安排了局级领导职务，但是出于20多年来与新闻教育所结下的那份情缘，我最终还是毅然选择离开新华社。 圆梦母校 登上新闻学术高地 正在我面临着新的选择的时候，母校又一次向我敞开了大门。2002年春天，在我年满57岁时，被学校作为引进人才从新华社调入了人民大学，由此开始了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学校聘我担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为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科研平台，使我得以登上了新闻学术研究的高地。 这些年，我借助这个平台，组织校内外的专家、学者，围绕新闻学术研究如何为促进学科建设、传媒改革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咨询服务和舆论支持这一中心任务开展科研工作，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不但扩大了新闻学的学术影响，也提升了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促进了新闻学的学科发展。 在科研方面，我先后承担了《中国共产党80年新闻思想研究》、《新形势下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研究》、《中国新闻传播法制建设研究》、《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等一系列国家社科基金及省部级重大课题，先后出版专著、编著、译著和教材20余部，发表论文数百篇，内容涉及新闻学与传播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与实践、传媒改革、新闻教育、新闻法制、新闻伦理、民族新闻传播、气候传播等多个领域，一些论文获国家和省部级奖，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我主编的《当代新闻理论》、《新闻理论新编》、《新闻法制学概论》等著作和教材，被多所新闻院校选定为教学用书，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我主讲的新闻理论课先后被评为北京市和国家精品课程。 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方面，我作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新闻学教材编写专家组成员，和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新闻学科首席专家，参与编辑和主编了多部教材，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论著导读》、《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研究》等著作。我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2004年出版）一书，系统梳理了中国共产党80多年来新闻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全面总结了党的新闻工作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填补了该领域的研究空白，受到学界的积极评价。此书2007年荣获第5届吴玉章人文社科优秀奖。最近，我又受聘为首席专家，承担由中宣部和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材的编写任务。 近年来我主持的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项目，从新闻与传播的角度介入关涉民族、国家乃至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气候变化问题开展研究，在国内外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学术研究领域。我们从跟踪研究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政府、媒体、NGO的传播效果开始，形成了一系列成果，为政府有关部门和新闻媒体、NGO组织在国际谈判平台上做好新闻与信息传播提供了咨询服务。自2010年起，我们带领的气候传播研究团队，先后在墨西哥的坎昆、南非的德班、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卡塔尔的多哈、波兰的华沙和秘鲁的利马举办过多场国际边会，就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及策略问题搭建平台，展开研讨，并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气候传播专著《气候传播理论与实践》（中英文对照），在国际舞台上表达了中国学者和民间社会在此领域的立场和观点，受到了国际和国内该领域专家的认同和肯定，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2013年，我主持的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又与美国耶鲁大学在北京共同主办了世界上首届规模最大的“气候传播国际会议”，把气候传播研究推向了国际学术前沿，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 另外，作为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的副理事长（理事长为我们人大新闻学院赵启正院长），我同新闻学院的同事一道，联合全国十几个少数民族地区新闻院校的老师一起，搭建起了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研究的平台，通过举办研讨会（迄今已先后在人民大学、西藏民院、云南大学、广西大学、内蒙古大学和陕西师大举办了6届），出版《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丛》，和编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发展报告》等活动，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产生了积极影响，为组建中国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团队，和形成中国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学派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近些年来，作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和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会长，我在批判“新闻无学论”、维护新闻学学科地位、促进新闻学学科发展，以及在促进新闻教学、学术研究、新闻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和推动传媒改革、新闻法制与伦理规范等方面都做了一些努力，提出了一些具有建设性的建议和意见，受到有关部门和学界的关注与好评，并因此被称之为“保卫新闻学学者”。 另外，近些年来我还承担了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电总局、中国记协和国家社科基金等单位委托的多项科研项目，如《中国媒体格局变化与传媒竞争力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核心理念研究》、《北京奥运会舆情分析与宣传报道对策研究》、《全国广播电视系统职业道德和行业作风状况及对策研究》、《新闻传播硕士专业学位设置论证》、《中国新闻从业人员资质及准入标准研究》、《新形势下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研究》、《中外媒体交流与合作机制及策略研究》等，其调查报告及研究结论为中央有关部门提供了决策参考和理论支持。 这几年我作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还受教育部委托主持了《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十二五”战略规划研究报告》的撰写工作，倡导并创建了“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发展论坛”，为全国新闻学和传播学学科建设与发展搭建全国性的研究平台，组建全国性的学术共同体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近些年，出于工作的需要，我先后出访过美洲、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参加或主持国际学术会议，进行学术交流，开展学术合作，积累了一些对外交流、国际交往和公共外交的经验，也结交了许多外国朋友。例如我与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年逾80的老系主任扎苏尔斯基教授就成了忘年交。我们俩与中国传媒大学雷跃捷教授共同发起创建的中俄大众传媒发展论坛，自2005年起已连续在莫斯科和北京举办了10届学术研讨会，在中俄两国新闻学界都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扎苏尔斯基教授不顾高龄，这些年先后三次来中国访问，参加我们举办的研讨会。每次来，我们都会聚在一起聊天，像老朋友一样。他还总不忘给我捎带些礼品，使我从中了解俄罗斯文化，我也会回赠他些礼品，让他品味中国文化。我想，我们相互间的友好交往应该是中俄友谊的一个缩影。 思考与结语 回顾自1964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读书以来的50年里，我在追寻新闻理想的路上一路奔走。这中间，我“三进人大”，在这里学习、工作了长达22年时间。第一次进人大，引我跨入了新闻专业大门；第二次进人大，引我迈上了新闻教育讲台；第三次进人大，引我登上了新闻学术高地。可以说人民大学既是我追梦的起点，也是我圆梦的终点。因此，我由衷地感谢人民大学的领导和老师，是他们给了我知识、力量和温暖，使我从一个年轻幼稚的青年人成长为一个新闻学教授，能够有能力为国家、为社会、为学生做些有益的事情。 回顾长达半个世纪的新闻追梦之路，我感慨我们的时代，也感慨自己的人生！在我走过的70年人生旅途中，我的前半生虽然经历了一些坎坷，但这些经历都是些财富！而后半生可以说我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1978年，在我33岁的时候，国家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我得以成为高校恢复招生之后获益的第一批研究生，可以说我是踩着改革开放的鼓点跨上新征程的。而三年的研究生学习在我后来的新闻圆梦之旅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关键性的。 应当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为我们每个人实现自己的事业理想和人生价值搭建起了广阔的舞台，使我们真正有了发挥自己才能与智慧的空间。因此，我想个人的每一点成绩和进步都应该归功于国家和人民。 而当自己把个人的梦想汇入到全国人民共同追求的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时，便会感到自己的个人梦想会变得更加踏实、厚重和有分量！ 2014年3月底，我应邀到比利时布鲁日出席欧洲学院[8]举办的题为“中国改革对欧洲和世界的影响”的研讨会。4月1日，我受主办方邀请在现场聆听了习近平主席在欧洲学院的讲演。他在讲演中所表现出的对祖国的热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感染了在场的听众，特别是我们这些中国听众。听到欧洲朋友对中国领导人的好评，我深深感受到了国家强大带给每个中国人的自豪与荣耀，也更加体会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应承担的使命与责任！ 21世纪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富活力、最具挑战、最令人期待的一个百年，中国和世界都面临着新的机遇、新的变革和新的发展。同世界各国加强交流与合作，努力发展经济、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建设美好家园、美丽中国、和谐世界，这是大家共同的心愿。 写下上述文字，作为我对自己70年人生经历，特别是50年追梦新闻经历的一个总结，同时也作为我同年轻一代新闻院校学生、新闻媒体同行的一个交流。我想我的经历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中国新闻教育和学术研究50年所经历的路程、经受的曲折和取得的进步，这对今天年轻一代新闻院校学生、新闻媒体同行了解过去和展望未来或许会有所裨益。 我虽已年届70，但我愿意一如既往地与年轻人一道继续奋斗，再发挥点余光余热，使自己的古稀之年活得更加丰富多彩！ 2014年12月于人民大学标签：研究生论文; 研究生学习论文; 教学理论论文; 新闻与传播学论文; 大学论文; 中国新闻学院论文; 社会教育论文; 新闻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