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的强大生命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生命力论文,强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问题的提出
唯物史观还有它的生命力吗?这是近期有的文章和著作提出的问题。有的人公开提出要 超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唯物史观已经无法指导史学的发展。也有的人径直以西方 社会学方法来考察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状况，实际上超越了唯物史观的阶级观，而现实的 中国社会并没有完全取消阶级的界限。结果引发出一些令社会公众感到一时难以接受的 理论结论，比如说，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与运用西方社会学阶层分析方法所得出 的较后排序，形成极其强烈的反差。这是否可以看作对唯物史观的一种事实上的挑战?
唯物史观向来就面对着挑战，这是正常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近期的挑战有若干特 点：一是这种挑战来自哲学以外的其它学科；二是这种挑战在有的场合涉及对整个唯物 史观方法论的评价(它能否继续指导史学思潮)；三是提出问题的人并非学界新手。这不 能不使人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的唯物史观的生命力，受到了一 些同志的怀疑，我们应当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时代的需要
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所体现的是时代精神。因此其生命力取决于它 与时代的关系，即它能否满足时代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对唯物史观的真正挑战归根 到底也就是来自时代的挑战。
人们还记得，上世纪初，当马克思主义作为新文化思潮传入中国时，唯物史观对当时 的中国史学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大的。这同今天某些同志所说的不超越唯物史观就不能发 展史学恰恰成为鲜明对比。在旧中国，诸多学术领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唯物史观思维 范式的影响。其中受影响最大的当数史学。20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新轨迹是从接受唯 物史观思维范式开始的。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不满于旧史学的种种弊端，追求史学的革 新。而引导中国史学进行全面革新，吸收一切新史学有益成果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即 以唯物史观为思维范式的史学。1924年李大钊出版的《史学概论》，便是第一部系统阐 释唯物史观的史学著作。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28-1930)，则是第一部应 用唯物史观写出的，并给这一研究领域带来崭新面貌的名著。当旧史学还在“一治一乱 ”中转圈子，而新史学还找不到社会发展的走向时，郭沫若的著作以全新的思路展示了 中国史学的新方向——应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思维范式尝试把中国历史划分为若干种社 会形态(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制和社会主义)和与此相应的几次社会革命 (奴隶制革命、封建制革命、资本制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他还运用唯物史观解释了旧 史料，并从新出现的甲骨文以及金文发掘出很少为人注意的社会史料。把唯物史观作为 导向应用于历史研究并做出杰出贡献的，还有其他历史学家，如范文谰、翦伯赞等。这 种积极影响和良好效应只能用理论与时代的良性互动关系来解释。就是说，20世纪初的 中国正面临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开端。而唯物史观则是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最为先进的 思想，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史学自然不能不感受到代表新时代先进思维方式的思想威 力。
但是后来随之发生的情况，却是理论一度落后于时代，20世纪上半叶，由于俄国十月 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运动在实践方面一度取得惊人的发展，出现一个社会主义阵营。 然而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社会主义在理论方面却未能跟上，反而陷入比较严重的 教条主义。体现在哲学方面，就是苏联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斯大林解释体系在某些方 面远离马克思的历史观。当然，对于这一解释体系的评价，迄今在哲学界仍有很大分歧 ，但多数人的倾向是不予肯定。所以到了上世纪的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就有 所谓“回到马克思”[1]的呼声。由于偏离马克思的真正历史观本质的认识尚未成为全 体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共识，而一般哲学教科书又往往很难摆脱旧的解释体系的多 年影响，以至不熟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内部论争的同志(例如史学界的人们)就很容易 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斯大林解释体系看作真正的唯物史观。在时代不断发展、前进， 而理论却长期停留在苏联解释体系的情况下，人们就难免会产生对他们所认为的“唯物 史观”的失望。个别同志关于“必须超越唯物史观”的意见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 。
由此可见，在少数人中出现要超越唯物史观的呼声，并不能证明唯物史观已经缺乏生 命力了。原因之一是，批评者自己把不能完满地解释历史的责任错误地归咎于不该对此 负责的唯物史观。真正要负责任的，其实是错误地解读了马克思历史观的苏联解释体系 。[2]
跨学科的批评是好事
由于我们的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精神生 活领域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不同的特殊地位。但是这种地位如果不 适当注意，有时候会带来副作用——失去在批评与反批评中前进，并由此获得新的生命 力的机遇。马克思主义固然是科学，但它没有穷尽真理，而只是为真理开辟道路。这后 一句话就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可以接受批评，因为它毕竟是学术争鸣中“百家”里的一 家。否则就不是给真理开辟道路，而是封闭自己走向真理的道路。
我们必须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的跨学科批评——无论这 种批评是正确的还是片面的、错误的。把跨学科的批评看作推动唯物史观向前发展的契 机，就能始终保持唯物史观的生命力。事实上，有的跨学科批评的确给唯物史观提出了 一些对自身发展很有益的“难题”。举例来说，国外社会学理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无 论什么国家在其现代化进程中，都需要有一种现代的社会阶层结构与之相适应——其特 征之一就是“橄榄形的”社会结构，即在最富有和最贫穷的阶层之间保持着一个数量比 较庞大的中间阶层，作为缓和社会两级分化，使社会得以稳定的力量。这种“阶层分析 ”学说很难从马克思的阶级论中引申出来，后者并没有这样一种东西。在以前的计划经 济时代，用马克思的阶级论解释那时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人际关系，就是两个阶级(工人 阶级和农民阶级)加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级分析作为党的意识形态同那时社会实际情况的分析没有太大的差距。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出现了新 的阶层、新的社会力量。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与原来的比较简单的阶级关系有天壤之别 。原有的理论框架已经难以说明发生了变化的社会实际情况。于是社会学家就采用国外 的阶层分析方法。依照不同职业的人群对社会资源(组织资源，其中又包括行政组织资 源和政治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等)的实际占有情况来划分阶层，来排列阶层 的次序。其结果就是在把当代中国人划分为十大社会阶层中，工人位居第八位，农民位 居第九位。这个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人和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被边缘化的情况 ，但却同原有的国家意识形态发生矛盾。在这个世界上，阶级还存在着——虽然我们不 应像过去那样片面强调它，但只要它存在着，分析社会各个阶层的实际情况时，能无视 它的存在吗?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以社会上存在着阶级为依据的。没有了阶级，党的合 法性就会发生问题。说到底，就是唯物史观如何使自己同已经发生了大变化的社会实际 情况相一致的问题。唯物史观作为意识形态同对社会实际情况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如何取 得一致?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对唯物史观来说，就是一个发展的契机。
唯物史观必须与时俱进
如果把对唯物史观的挑战看作发展的契机，那么发展的实现就要通过唯物史观基本理 论的与时俱进。是抱残守缺还是与时俱进，这关系到唯物史观还有没有生命力的问题。
与时俱进一词近来使用的频率很高，它的确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一个很好的表述 ，但要防止它变成套语。我以为，就唯物史观的与时俱进来说，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要特别保护唯物史观理论发展进程中那些与以往的思想相比具有异质性的东西 。也就是说，理论的前进，就在于承认发展内在连续性基础上出现非连续性的关节点。 这个关节点就是理论家与时俱进的突破点。早期的马克思与成熟期的马克思在思想理论 上就很明显表现出这一点。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人都知道，1844年及此前，马克思 一直事先悬设一种理想人性(类本质)作为对现实的批判依据，而未来的理想社会则是这 种人性的复归。到了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却态度鲜明地说：“共 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 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3]后来，类似的话又重复过：“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 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4 ]这就是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的非连续性。看不出非连续性，自然就不会懂得马克思在 历史观上的与时俱进。因此我们不要老是害怕理论上那些表现出非连续性的东西，害怕 那是什么“异端”。不祛除这种心理障碍，与时俱进就是一种空话。
害怕新东西的出现往往是因为人们不敢大胆否定自己业已形成的既定的观念。在这方 面，马克思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根据他的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公式，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的爆 发，因而是标志着它的历史存在的终结。所以《宣言》对1848年的欧洲经济危机有这样 的估计：“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 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 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5]在当时，马克思得出这样的结论 似乎是很有根据的。那时，生产不断变革，社会关系不停地动荡，资本主义剥削异常残 酷，阶级斗争空前激烈，尤其是周期性的危机一次接着一次爆发都助长了革命者的盲目 乐观情绪。这一切，难道不是使人感到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走到尽头了吗?何况，这一切 又那么符合马克思刚刚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哲学逻辑。1848年的法国革命尽管失 败，但是接着又有1871年的巴黎公社。所以直到19世纪70年代初期，马克思和恩格斯都 在不断犯急性病的错误。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即西欧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统 治即将结束，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决战即将到来。只是到 了1873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时，马克思的头脑才开始逐渐清醒起来。引起他重新思考资 本主义命运的，是这样一件新的事实：资本主义每度过一次危机，其劳动生产率不仅没 有降低反而提高了。这就动摇了马克思原来认为危机将产生革命的看法。而且这一事实 似乎表明：危机不仅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的暴露，同时在该生产方式完 全结束之前，它也是此生产方式的发展必不可少的契机。这时候，马克思刚刚写完《资 本论》第2卷并准备出版。危机的发生使他意识到世界资本主义正在出现新的情况、新 的面貌。他认为必须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因此他毅然决定停止《资本论》第2卷的出版 。[6]直到十多年后马克思逝世，他也并未重提出版资本论第2卷的事。该书第2、3卷是 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考斯基根据马克思的遗留草稿整理出版的。吴江认为，“严 格地说，马克思本人只能对《资本论》第1卷(1867年出版)负责。”[7]这是有一定道理 的。
第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要求我们千万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学说当成马克 思自己所说的“刻板的正统”。许多人喜欢说，不能丢掉“老祖宗”。就坚持马克思主 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意义上说，这是对的。但是连马克思本人在不断变动着的资本 主义世界面前都感到要暂停出版他的《资本论》第2卷。可见很难把坚持“老祖宗”简 单等同于坚持他的某一本书、某一个论点或某一句话。马克思只有一个，但是千千万万 个人去解读马克思的著作时，每一个人先前存在的思维结构和解读语境又是各不相同的 。于是试图用一把不变的尺子去衡量各个人的解读，以此判断谁是真马克思主义，谁是 假马克思主义——这种做法本身是否合乎马克思的与时俱进的精神?我的意思不是说， 完全否定有某种标准来判定一种观点是否属于马克思的学派。但是这个标准本身决非永 恒不变的，而且它本身也必须包含着与时俱进的要求。说到底，这个标准只能是马克思 主义的立场与方法之中。即便大家的立场、方法基本相同，但由于个人的独特思维结构 不同、语境不同、观察的视角不同，因而对同一对象的研究结果可以是有所不同的。由 此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中就会有不同特色的学派。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一词只是马克思逝世后才流行起来的。但在他生前便有个 别人在他面前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此，他一再表示过异议。他郑重其事地说： “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之所以这样说，除了因为他不满意一些 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歪曲他的学说外，可能还有另一种更深刻的含义——那就是 告诫人们：千万不要对他的学说持迷信的态度，看作“刻板的正统”。不要唯某个伟人 的是非为是非——这应当包括在与时俱进之中。
第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还应当包括下述两点要求：以回答、解决现时代的现实问 题为中心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并在这些问题的解决中求得对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现存结论 的超越。
与时俱进的对立面首先就是各色各样的教条主义。马克思当年说，他“不是马克思主 义者”，其意思也就是反对把他的学说变成一种死教条。在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教条 的最好、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大部分研究的精力放在对现时代的现实问题的研究上，即 便这些研究的结论可能与“老祖宗”的结论是相反的。在这个问题上，“老祖宗”的结 论也要服从时代的本质要求，而不是相反。否则马克思主义就变成反对与时俱进了。列 宁在无产阶级首先在一国夺取政权问题上是与马克思当年的欧洲革命主张相反的。毛泽 东的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的革命方式同列宁的中心城市起义，在形式上是相反的， 但毛泽东与列宁一样都是与时俱进，因而都是既以时代的现实问题为中心来发展马克思 主义，而且是在问题的解决中达到对以往马克思主义现存结论的超越。
最后，理论工作者实践与时俱进，还必须把握时代的本质发展，它的趋势和走向。与 时俱进的“时”，从根本上说，就是时代的本质发展。它绝非世俗所说的那种庸俗的“ 识时务者为俊杰”。人的思想发展中最真的东西，就是能够抓住这个时代的本质发展。 黑格尔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他所指的“现实”，当然是其发展具有内在 必然性的现实，即这个时代的本质发展。那么，在当今的时代里，哪些发展是时代的本 质发展?在我看来，从主观向度说，马克思在100多年前说过的“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就是这样一种发展趋势，尽管它的完全、真正实现还要等上很久。但是它作为时代发 展的一种趋势、走向是不可抗拒的。从客观向度来说，世界的一体化同样是不可抗拒的 趋势。至少在世界的经济领域，经济的全球化已经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你说它是“ 陷阱”也好，“天堂”也好，它是只管向前发展着。借用中国人的一句古话，它“不为 尧存，不为纣亡”。全球化之所以总是引起争论，原因就是：时代的本质发展历来就不 是以纯粹善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它的实现需要有代价、牺牲。比如说，在现阶段经济 全球化实现的社会形式主要是靠西方的跨国公司为主导力量。由此不可避免会有穷国与 富国、穷人与富人差距的拉大，有种种反全球化力量的出现……。一个真正懂得历史规 律的人会判别：在历史上，什么是真正持久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什么是暂时的， 在历史上是可改变的东西。作为生产社会化发展趋势的当代产物的经济全球化，是前者 ：而充当现阶段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力量载体的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则是后者。我们坚信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未来被一种比它更优越的社会经济形态所代替，实现经济全 球化的社会力量载体就会相应改变。而目前那些负面效应就有可能逐步消失。担心这些 负面效应的存在而从根本上否定全球化，就是不懂得抓住时代的本质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