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专业化贸易对国际经济周期传导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周期论文,贸易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区域经济基本面发生了两个值得关注的“新特征”。其一，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①程度日益提高。东亚国家（地区）凭借各自在生产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形成了以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NIES，指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为零部件供应方、中国为主要加工装配基地并向西方发达国家出口最终产品的“三角贸易”格局。其二，东亚各国间的经济联动日趋紧密。表现在不仅标准经济周期模型不能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零部件出口明显下降、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时期贸易“崩溃”等异常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而且传统贸易理论也不能对当今东亚区域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远低于欧洲、②2011年日本海啸期间全球制造业供应链遭受严重冲击等现象给出答案。对此，经济学家不免猜测，以上这两种“新特征”之间是否隐藏着某种联动机制？于是将垂直专业化引入经济周期模型便成为研究热点。 目前有关垂直专业化贸易对国际经济周期传导的既有文献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经验证据。Kose和Yi（2001，2005）为弥补经济周期模型缺陷曾大胆提出，垂直专业化可能是影响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另一传导机制。随后Arkolakis和Ramanarayanan（2009）从新新贸易理论角度、Bergin等（2007）从美国与墨西哥的外包角度、Takeuchi（2011）从东亚地区生产片断化角度进行研究也都证实了这一思路。二是传导机理。传统贸易对国际经济周期的传导机理的核心在于进口是国民收入的函数（Ng，2010），而中间产品贸易③对国际经济周期的传导机理的核心除此之外，还在于贸易与生产链相关，并由此为国际经济周期传导理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补充（Baldwin和Evenett，2009）。三是影响因素。除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和H-O的要素禀赋构成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起因（Jones和Findlay，2001）以外，内生于垂直专业化本身的另一种比较优势④（彭支伟，2012）、FDI（Aminian等，2008）及服务外包等其他因素也会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产生重要影响。 虽然近年来不少学者纷纷将目光投向这一研究领域，并获取了强有力的经验支持，但是，由于该理论研究时间不长，工作进展较缓慢，目前尚未形成一个公认的理论分析与经验检验相统一的研究框架。为此，本文试图在这方面有所补充。一是理论方面，参考Pesenti（2008）的建模思路，发展了一个垂直专业化贸易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传导的IMT-GEM（Global Economic Model with Intra-mediate Trade）理论模型，由此丰富了Kose和Yi（2001，2005）的“贸易—经济周期协同性之谜”的谜底理论。二是实证方面：（1）设计了一个引入垂直专业化的拓展的经济周期检验模型，并以中间产品变量替代垂直专业化变量验证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2）借鉴Cerqueira和Martins（2009）的经济波动同步化指数，从动态角度考察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克服了国际经济周期的惯性问题；（3）考虑了多重共线性、“伪回归”、内生性及稳健性问题，从而使得模型回归结果可靠。 二、理论模型 Pesenti（2008）的国际宏观经济理论模型（GEM，Global Economy Model）不仅具有微观基础，能够使各个企业和消费者被加总，而且具有模块化结构，可根据具体研究需要进行分块研究。因此，本文基于GEM的视角，参考Pesenti（2008）的建模思路，建立一个引入垂直中间产品贸易和水平中间产品贸易并考察它们分别对双边GDP联动的“2×2×3”（2个国家，2种要素，3种产品）的全球宏观经济理论模型（IMT-GEM，Global Economic Model with Intramediate Trade）（如图1所示）。其中，2个国家为本国H、外国J；2种要素为劳动L、资本K；3种产品为垂直中间产品、水平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且均由2种要素L和K进行生产。每种产品均由国内生产和进口两种方式组成，中间产品分为国内的垂直中间产品（V）和水平中间产品（M）、进口的垂直中间产品（X）和水平中间产品（Z），都将用于最终产品生产。并且，两国的各类中间产品和外国的最终产品（S）共同构成可贸易品（T），并进一步用于投资品（I）、消费品（C）。且投资品（I）又反过来转化为资本要素（K）。
（一）中间产品部门 对于厂商x（x∈[0，m]），采用不变替代弹性（CES）函数形式，中间产品的需求函数为：
其中，V、M、X和Z分别为国内垂直中间产品、国内水平中间产品、进口垂直中间产品和进口水平中间产品，
（i=1，2，3）为各类中间产品占总中间产品的比重，
为本国中间产品和进口中间品的替代弹性，m为区域规模。
（二）最终产品部门 与中间产品生产过程类似，假设有厂商n（n∈[0，s]）进行生产，最终产品的需求函数F（n）则为：
从生产要素角度考虑，最终产品的生产函数为：
（三）消费部门 假设消费者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消费。对于家庭j，设U（j）为期望效用，
为预期因子，表示在t时期对未来所做的一个预期。β为贴现率，取值范围为0＜β＜1。消费者效用函数为：
其中，C为消费，l为劳动，β为贴现率，θ、ω为相对风险规避系数。 （四）一般均衡
其中，h，nm为区域规模，P为J国中间品价格。 在产品进行出口时，我们采用出口国的价格
来表示，商品从一国出口到另一国，假设两国间的关税为t，进口国价格则为
。对于中间产品可以表示为：
其中，
为贴现率，
。
为时间t与T之间的全球增长率趋势，
为通货膨胀率，r为调整成本，mc为边际成本。最终产品的利润最大化过程可以同理得出。 本国H的贸易均衡为：
为了分析模型中中间产品的传导机制，根据式（7）、式（10），一国垂直中间产品和水平中间产品两部门的需求函数分别为：
对式（11）、式（12）分别求一阶导数，则H国的垂直中间产品、水平中间产品的最优生产等式分别为：
从式（13）～式（15）可以看出，垂直专业化贸易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传导的理论机制主要表现在H国的垂直中间产品、水平中间产品的最优生产等式上。进一步讲，如果H国的中间产品价格（
）发生变化，那么J国的中间产品需求就会由进口转移为国内生产替代。而在垂直中间产品替代弹性小于水平中间产品替代弹性（
）的情况下，水平中间产品贸易就较垂直中间产品贸易的这种“资源转移效应”大，进而前者较后者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的传导效应小。同理，J国的中间产品最优生产等式及其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的传导机理推导亦可相应推出（略）。由此我们可以给出以下命题： 命题：假设本国H与外国J发生中间产品贸易，则垂直中间产品贸易比水平中间产品贸易对双边经济周期协动性的传导效应大，且垂直中间产品贸易的该效应为正。 三、实证检验 （一）模型的构建 本文选取全球垂直专业化最为集中的东亚地区的中国、中国香港、印尼、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为研究对象，并以中国与以上9个贸易伙伴间的垂直专业化指数为核心解释变量，贸易强度、产业内贸易指数、FDI、产业结构差异度及政策协调程度为控制变量，经济周期同步化指数为被解释变量，借鉴Frankel和Rose（1998）、Kose和Yi（2005）、Ng（2010）的方法，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二）指标的衡量与描述 1.经济周期同步化指数 GDP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一国的宏观经济形式，因此本文借鉴Cerqueira和Martins（2009）的方法来衡量经济周期同步化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分别为中国和j国（地区）的GDP增长率，
分别为对应的GDP增长率均值。
的值介于-∞与-1之间，该值越接近1，表明双边经济周期协动性越强；该值小于0，表明双边经济周期协动性为负相关。与传统方法相比，该方法具有能够明确区分两国在某一年度由于某冲击所造成的临时负相关性、计算相关系数时不需要设置一定的时间间隔以及观察值不会有损失等优点，但亦存在非对称性不足。GD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时间跨度为1991-2014年。 2.垂直专业化指数 Koopman，Wang和Wei（2014）的VS计算放松了Hummels等（2001）的关于“出口品和国内消费品生产过程中进口中间品使用密集度是相同的”这一强假设，利用投入产出模型通过分离进口中间投入品与国产中间品在一国生产中的作用，构建了考虑加工贸易影响的测度出口中国内成分的方法对VS指标进行测量。通过求解可以得到对进口中间品的总需求为：
其中，M、E、Y分别表示进口、出口和最终需求，
表示国内中间品用于满足国内最终需求和一般出口的中间投入矩阵，
表示国内其他部门的价值增值，
表示进口中间品的价值增值，D、P分别表示两部门的价值增值行向量。 由式（18）可以看出，进口中间品的总需求由等号右侧三项组成：第1项为国内最终需求和一般出口生产间接引致的中间品进口；第2项为加工出口间接引致的中间品进口；第3项为加工出口直接引致的中间品进口。由此我们可以分别计算出各行业D、P两部门中的国外成分为：
中间产品投入使用情况来自OECD的I-O表中的21个制造行业，双边进口和出口数据来自UNCOMIRADE数据库。I-O表是根据《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3.1）编制，共有37个大类；而UNCOMTRADE数据库是按照6位HS92代码进行分类，共有5017个分类。所以首先需要将ISIC Rev3.1的产业分类转换为HS92的6位数产业分类，然后利用OECD的I-O表本身附带的每个行业对应的ISIC Rev.3.1的2分位数行业代码，将ISIC Rev3.1与I-O表产业对应起来。同时，OECD的投入产出表只包含总的进口投入系数矩阵，而未细分这些进口的投入来自哪个国家。时间跨度为1995-2010年。 3.其他变量⑤ 其他变量的名称、内涵、构造方法和数据来源如表1。时间跨度除中间品贸易强度因BEC的分类问题而为1995-2014年外，其他所有控制变量的时间跨度均为1991-2014年。 （三）模型的检验
表2列出了经过测算得到的变量描述，此为数据的平均和静态特征。表3列出了各变量间的相关性情况，表明回归模型不存在异常高的相关性。虽然垂直专业化与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指数之间呈负相关，但并不显著，可以有效降低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为了进一步检验自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采用VIF（方差膨胀因子）检验方法，一般VIF同时满足大于10，且Mean VIF平均值小于1，则认为存在多重共线性。而检验结果中所有自变量的VIF均小于5，且Mean VIF大于1，因此各自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采用LLC和IPS两种方法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发现VSS、ⅡT和IS不平稳。为此，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后均通过了10%的检验，表明是平稳的。对模型进行协整检验，结果显示面板序列均在1%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各变量协整关系成立，直接对原方程进行回归不会出现“伪回归”现象。 对于面板数据，在模型选择方法上有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两种方式。通过对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在5%的水平上显著，因此选用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适。考虑到面板数据残差相关性，进一步利用似然比方法（LR）对模型进行异方差和自相关检验，结果显示面板存在组间异方差但无自相关，所以有必要回归前对模型进行内生性检验。采用DWH（Durbin-Wu-Hausmam Test）检验显示存在内生性，为此采用贸易量的滞后值作为工具变量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
（四）回归结果及分析 下面对模型进行回归，表4给出了垂直专业化核心变量和5个控制变量与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其进行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各个模型的被解释变量都是中国与东亚9国（地区）间的经济周期同步化指数（
），所有回归模型均包括常数项，N值为指标中数据较短的指标（VSS）年份数与国家数的乘积。 VSS的结果是本文关注的重点。表4（1）列回归显示，仅考虑VSS时，其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影响在5%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后依次控制了PC、IS、FDI、ⅡT、TI变量后，可以看出，表4（2）～（6）列中的VSS结果除系数值大小有变化外，其他如系数符号、显著性均未发生质的变化，且与表4（1）列的结果相似，这初步说明了VSS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具有稳定显著的正效应，且与前面理论分析得出的命题相吻合，也与Frankel和Rose（1998）、Clark和Wincoop（2001）、Ng（2010）、程惠芳和岑丽君（2010）的研究结论一致，特别是与目前东亚区域密集的加工制造业贸易与各国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现状相符。 表4（6）列、（5）～（6）列分别报告了TI、IIT的回归结果，二者均为正向显著。这主要与东亚高达40%～50%的区域内贸易有关，尽管密集的区域内贸易会使各国产生专业化分工而降低他们间的经济周期协动性程度，但这种贸易有很大比例为加工零部件，以致互补型的产业间贸易大于替代型的产业间贸易、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需求一供给溢出效应”大于水平型产业内贸易的“资源转移效应”，从而使得它们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的传导净效应仍为正。 表4（4）～（6）列的FDI结果为负向显著，表明中国与东亚9国（地区）间的FDI强度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呈显著的负效应。这主要缘于双边投资结构：一是日本把退出的大部分生产环节转移至东亚NIES，而东亚NIES又把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及生产环节转移至中国、东盟等发展中国家（地区），这些较低质量的外资项目不利于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二是中国与东亚国家间的少量水平对外直接投资（HFDI）⑥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从而对双边短期经济周期协动性产生负面影响。 表4（3）～（6）列中的IS结果为正向显著，貌似有悖于理论预期，但“雁行理论”⑦提醒我们，中国与东亚各经济体间残余的互补式产业结构，促使他们间成为利益共同体，经济周期波动更趋一致性。表4（2）～（6）列中的PC结果为负向显著，一则为东盟的利率管制放松和信贷控制放宽有利于资本在不同国家间迅速流动，通过“风险分担（risk-sharing）”行为提高了各国的专业化水平，弱化了区域经济周期协动性；二则为目前中国的资本项目管制使PC更多体现为FDI，而本文中的FDI是负相关的。
为了验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分别采用三种计算方法给出了表4（7）列、（8）列、（9）列的回归结果。首先，我们对VSS值的测算进行变换。原计算利用的OECD投入产出表被替换为WIOD提供的投入产出表重新计算VSS值，得到回归结果（7）所示。可以看出，新的VSS结果与（1）列～（6）列原VSS的结果除系数大小不同外，其余显著性、方向均未发生质的变化。而且，除IS的结果有变化可能因其指标设置单一而不能全面揭示其内部间关系外，其余控制变量结果的显著性、方向均未发生变化。这说明东亚区域经济周期协动性主要是由垂直专业化和其他贸易模式推动的。其次，我们利用PTI替代VSS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如模型（8）列所示。PTI为正向显著，TI、ⅡT亦仍为正向显著，其他控制变量不再显著。FDI的估计值由负向显著变为正向不显著是因为引入PTI后，水平中间产品贸易（特别是发达国家和东亚NIES的HFDI）将产品链的各个环节有效连接起来，通过资本效应、技术外溢效应、产业结构效应等一系列溢出效应带动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使得FDI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的正向作用大为提升。由此再次表明了上述各模型的检验结果可靠有效。最后，我们以双边贸易规模占两国（地区）GDP之和的比重来反映贸易强度（TI）进行回归以检验稳健性。从表4（9）列可以看出，各变量的估计值除系数存在一定差异外，其他如显著性、方向均未发生质的变化，这又一次验证了各模型的估计结果均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Pesenti（2008）的GEM模型框架下，发展了一个垂直中间产品贸易和水平中间产品贸易对国际经济周期传导的IMT-GEM理论模型，并利用1991-2014年中国与东亚9国（地区）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垂直专业化贸易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影响。结论表明：（1）垂直专业化贸易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具有显著、稳定的正向作用，且垂直中间产品贸易比水平中间产品贸易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的传导效应大；（2）贸易强度和产业内贸易中的垂直专业化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的正向传导效应，在抵消了它们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传导的“资源转移效应”后，其净效应仍均为正；（3）一些非贸易因素如FDI、IS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影响互为反向，这主要在于它们的结构成分；对于PC的结果，因其指标设置单一而应持谨慎态度，因此细化指标构建更为贴近现实的经济周期模型是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根据次优理论，合理把握垂直专业化这把“双刃剑”，使之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稳定器”。也就是说，在东亚（世界）经济周期的扩张期，中国最好与其有协动性，以将其经济外部性充分内部化；在东亚（世界）经济周期的收缩期，中国尽量“独善其身”，与其有非协动性。这当然本身是矛盾的，也很难达到，但制度设计可以部分地实现这种理想状态。譬如，根据东亚经济周期协动性与经济政策协调的同步性，依据蒙代尔最优货币区理论，考虑适时建立“亚元区”、加入“TPP”等；有选择性地吸收高技术含量的外商投资，以避免他们在东道国经济衰退时期撤资；大力发展服务外包，努力向“微笑曲线”⑧两端升级，以提高抵御经济系统外部风险的能力。 ①20世纪90年代的垂直专业化分工理论发展脉络较为零散，类似的称谓还有：垂直专业化、产品内分工、产品内贸易、中间产品贸易、生产片断化等。尽管这些表述不同，但基本内涵一致，其实质都是指特定产品的生产过程分割为不同生产阶段，分散于多个国家（地区）进行，并以跨国界的垂直贸易链相互连接。同时这些类似概念均包含国际分工与贸易方式。因此，本文将较多地使用垂直专业化的称谓，但有时亦使用所引文献中的术语而不刻意区分。 ②大多经验研究假设：当贸易伙伴间的地理距离增加时，产业间贸易会大幅下降。而如果按照这个假设，地理距离很近的东亚国家（地区）间的产业内贸易比重应该很高，但根据Shin和Wang（2004）的计算，东亚地区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却远低于欧洲。 ③本文中的投入品、中间品、中间产品、中间投入品等概念含义均相同，将根据需要混合使用。 ④另一种比较优势是基于要素禀赋（即资本/劳动比率）差异。但根据James（1997）对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分析，基于技术效率的比较优势仍然是影响跨国专业化分工的主因。 ⑤限于篇幅，控制变量的计算过程备索。 ⑥Markusen和Maskus（1999）定义水平对外直接投资为：在许多地方重复大致相同的活动。 ⑦“雁形模式”理论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于1932年提出，“雁形分工模式”本质上是东亚各国（地区）基于所处发展阶段不同而建立在垂直分工基础上的一种相似（同）产业在区域内部梯次传递的过程或趋势，是比较优势随时间推移在东亚各国（地区）间不间断的转移过程。 ⑧“微笑曲线”是中国台湾宏基集团董事长施振荣在1992年为了“再造宏基”提出的概念：曲线的左右两端分别代表产业链中高附加值的研发创新环节和营销服务环节，中间部分代表低附件值的装配制造业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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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专业化贸易对国际经济周期传导的影响_国际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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