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思想文化研究
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丰富和发展
王 兰
(东北林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哈尔滨 150040)
[摘 要] 普列汉诺夫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发展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他对文化的理解和阐释，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范式，始终坚持唯物主义一元论的文化理论基础和解释原则，始终坚持用生产力发展状况解释、分析一切文化现象，这奠定了日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发展的一个基本理路。“五项因素公式”社会结构理论是他进行文化理论研究的总纲，在这一总纲中，他不仅第一个明确把社会心理作为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素和层次来加以考察，而且尤其注重“社会心理”在文化的生成、建构和社会功能中发挥的作用，把它看作一切文化形式都不能脱离的中介环节，从而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今天对普列汉诺夫的文化观进行研究，对新时代发展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 文化理论：唯物史观；社会心理；普列汉诺夫
作为俄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早期创始人之一，普列汉诺夫通过发表论文、翻译著作、举行演讲等方式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与欧洲的传播与发展，而且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化探索做出了特有的贡献。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德波林、阿夫拉莫夫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称是他的学生，波克罗夫斯基认为普列汉诺夫是19世纪末俄国“最有学问、最有教养和最有天才的理论家”，而弗兰尼茨基则更是认为“普列汉诺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首要人物”[1]。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普列汉诺夫的唯物史观、宗教观、艺术观、资本主义观等理论进行了较详尽的研究。但对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则研究相对较少，实则他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建构及其实践化同样进行了相应探索。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发展史上普列汉诺夫始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他始终坚持和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解释各种文化现象，进行文化理论批判，揭示文化在社会发展和变革中的作用，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社会意识理论、地理环境学说等都进行了新的阐释和发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因此，对其文化观进行研究，在发展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时代，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重大的实践意义。
一、以“五项因素公式”社会结构理论为文化研究的总纲
普列汉诺夫没有给“文化”以明确的定义，他对文化的理解是极其宽泛的，认为“‘文化’就是人所造成的一切，它不同于自然界所给予的”[2]。可见，他对文化的理解不局限于精神文化层面，即社会心理和意识形式存在的文化，也包括物质文化层面，即人类的生产方式及其结果。他在分析原始民族与文明民族之间审美差异时，就明确指出，两者的差异在于它们处在不同的“文化阶段上”。他说：“在这里我可以表述的确切些；我说：这决定于他们的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决定于他们的生产方式。”[3]35接着普列汉诺夫说道，我在这里有意地使用了一个不精确的名词：文化。所谓“不精确”的意思是说，文化不仅指物质层面的文化，其本身还包括社会心理和意识形式等精神层面。本文所论之文化，更多地聚焦于精神层面的文化，因为普列汉诺夫在一般的意义上所谈的文化就是精神层面的文化，但是并不否定其物质层面的文化含义，只是探讨域的需要。
普列汉诺夫对精神文化现象的理解和阐释，所遵循的根本逻辑和基本思想原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范式。他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上，批判了心理主义、神秘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文化的唯心主义阐释，始终坚持用唯物主义一元论说明文化生成和发展的客观物质基础和物质动因。1907年他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中把社会结构完备而精确地具体化为五个方面，即“五项因素公式”社会结构理论，这既是普列汉诺夫研究唯物史观的总纲，也是研究文化理论的总纲，与唯心主义从观念出发来阐释文化现象划清了界限，也与伯恩斯坦、库诺夫、考茨基等“修正”主义者曲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文化观划清了界限。
这一总纲，一方面强调整个社会结构的客观性，始终体现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社会物质生活过程对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过程的决定性的唯物主义原则。另一方面，强调社会结构就其整体来说是一个“有完全生命的有机体”，这个“有完全生命的有机体”是由多种因素彼此依存、相互制约和作用构成。因此，对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理解和把握，都不能离开这个有机体本身，孤立地考察。同时，更不能抽象地谈论各因素的相互作用，从而掩盖了各因素的起源问题，造成无本源与派生，无主次之分。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因素的多样性丝毫没有破坏社会历史根本原因的统一性，经济“因素”决定了其他“因素”影响的可能性和界限，“人类文化的一切方面都可以用技术进步加以解释”，“是技术决定社会发展，所有其他因素都是第二位的”。[4]因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已经向我们证明，“存在的历史是怎样决定思维的历史”[5]196。
所以，普列汉诺夫认为对人类文化的一切方面的研究，首先应从社会总体出发，才能真正把握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他指出马克思虽然用社会经济的发展来解释一切社会运动，但是他往往只在最后才用经济的发展来说明，即“归根结底”的意义上。经济因素在“归根结底”的层次上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的过程是错综复杂的，“不是直接地和似乎自动地产生制度、法律、习俗、思想、感情和各种意识形态的简单机体”[6]88。这就是说，除了技术和经济的“因素”之外，还要注意其他各种“因素”的中间作用，也要注意“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普列汉诺夫在社会结构的“五项因素公式”中，创造性地加入了社会心理这一层级或环节，就是要突出社会中人的心理，人的主观因素在经济基础和文化-意识形态间的作用和影响。他以民族艺术这一文化形式为例，指出“任何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它的心理是由它的境况所造成的，而它的境况归根到底是由它的生产力状况和它的生产关系所制约着的”。[3]53无论在任何时代作为人的心理本性的一般规律，如模仿律、对比律(矛盾律)、相关变化律、对称律等都在发挥作用。只是鉴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关系不同，才造成人们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与自然接触程度和范围存在差异，因此进入头脑中并在头脑中进行加工的材料就不一样，进而呈现的艺术特点也就不一样。普列汉诺夫虽十分注重心理“因素”对形成民族艺术特点和在艺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他始终强调心理现象的整个复杂的辩证法基础，是由生产力发展阶段所决定的社会方面的各种事实来决定的，“没有一个历史事实不是依赖于作为基础的经济结构的种种条件而产生的”[6]63。文化作为社会有机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变化最终是受制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就如人类的装饰艺术，从原始部落的动物装饰逐渐过渡到文明民族的植物装饰，是文化史上的一大进步，而这个进步恰恰是对人们生活由狩猎向农业发展变化的反映。可见，普列汉诺夫对文化的理解，既与唯心主义的主观决定论划清了界限，也克服了经济决定论对历史发展的机械化理解。
总之，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对于文化的生成和发展只能从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出发来理解，只能到物质生活条件中去寻找。文化的样态和演进，是通过经济基础和现实社会关系的改变和变化而得到最终改变和变化的，忽视这一物质基础就背离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就可能导致在文化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诚如瓦·瓦·津科夫斯基所言：“马克思‘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识’的命题——对于普列汉诺夫来说，既是历史学也是人类学的出发点。”[10]
在普列汉诺夫看来，“思想体系的历史，大部分要以观念结合的发生、变更和崩坏来解释”[12]290，就是说，每一个特定的思想体系在各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中以极不相等的程度受其他思想体系的影响，这种相互影响和作用必然要在社会存在各种因素给予特定思想体系的决定性影响上造成不同程度的变形，消弱思想体系对社会经济结构的依赖性，但是绝不能勾销这种依赖性。饶勒斯在关于“伯恩斯坦和社会主义方法的发展”的演讲上也阐述了类似的观点，指出人类精神活动的特定分支有它们自己的逻辑，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经济过程。同时，普列汉诺夫还进一步指出，不同思想体系之间的相互影响，不局限在一国内，而且涉及世界各国。他以文学在国际间的相互影响为例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学对于另一个国家的文学的影响是和这两个国家的社会关系的类似成正比例的。”[9]730国家间的社会关系类似度越小影响也就越弱，就像欧洲文学并未对非洲黑人产生影响；而当国家间的社会关系有一定差距时，那么影响就是单方面的，就像18世纪的俄国文学深受法国文学的影响，但却无法影响法国文学，因为落后的国家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在内容上都无法使对方产生变化。相反，国家间的社会关系越是相似，那么影响就越是相互的，就像法国文学和英国文学彼此都能从对方获得一些东西。在思想体系的相对独立性上，普列汉诺夫批判了简单化、庸俗化地对待思想体系同生产及社会关系的谬论，虽然他强调思想体系的内容和性质依赖于社会经济关系，外来文化对本国文化的影响只能通过本国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和阶级关系而起作用，但他也同时强调不能用经济史去“剪裁”文化史，因为思想文化的发展有其相对独立性。可见，他并没有坠入到另外一种机械化、粗俗化的观点中去。他借助对欧洲哲学史、俄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不断证实文化的进化逻辑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非线性系统。正如他自己所言：“文明社会的结构是那样的复杂，所以严格说来，我们在不应当来讲一种适应一定社会形式的精神状况和道德状况了。”[12]187
对比疑似乳腺病变患者2种检查准确性情况（见表2），乳腺MR动态增强扫描联合扩散加权成像检查结果灵敏度90.63%、特异度80.00%、准确性88.10%均高于乳腺MR动态增强单一检查（56.25%、30.00%、50.00%），两者差异明显（P＜0.05）。
其次，普列汉诺夫强调要从社会存在的基础上来理解文化，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来理解文化，因为文化就是内在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当中的人的本质的表现。普列汉诺夫在分析俄国社会思想史的过程中，强调地理环境对俄国文化的影响，“自然界状态在一定地点和时间不能不影响到人类社会”[7]67，但是他从来未把地理环境看作社会存在。因为，他认为地理环境不具备决定社会意识的根本特征。地理环境作为一个变项，之所以对处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及其各方面的影响千差万别，就是因为它对社会的作用是被第三者即生产力状况和变化所规定的，“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则决定者经济关系以及随着经济关系之后的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发展”[5]165-166。地理环境只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自然基础和前提，否则我们就不能更好地解释为什么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人民在历史条件相同或相似的条件下，会走上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正是在这一点上，他高度评价了黑格尔“世界历史的地理基础”这一观点，而对孟德斯鸠、巴克尔、拉采尔等这样的地理学派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因为，他们仅仅立论于地理环境对人的心理或者生理方面的影响，如孟德斯鸠就沉缅于从自然界对人的生理影响来说明历史现象，认为“人类受多种事物的支配，就是：气候、宗教、法律、施政的准则、先例、风俗、习惯”[8]。而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相互影响的基础是生产力，自然环境不是直接地作用和影响社会环境的，而是通过生产力的中介进行的，地理环境要受制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决定它对社会影响的范围、性质、水平和形式。而地理学派“完全忽视了自然界对社会生产力状况，并且通过生产力状况而对人类的全部社会关系以及人类的整个思想上层建筑的影响”[9]484-485。
1.冬奥会的成功申办为冰雪产业带来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北京冬奥会助推了冰雪运动在中国的推广与普及，同时也带动了冰雪旅游、冰雪文化、冰雪装备制造业等产业的发展。预计到2025年，我国冰雪产业总规模将达到万亿元，直接参加冰雪运动的人数可达5000万人，并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冰雪产业无疑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社会心理的中介作用和思想体系的相对独立性构成了文化生成流变的路径
普列汉诺夫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在强调文化的物质属性时，不只关注文化对经济的依附性，还从文化对社会生活的客观“反映”与能动“反应”的辩证关系中，在社会功能上揭示了文化对整个社会发展的必要性及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巨大作用，尤其是先进文化的作用，这是第二国际许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欠缺的方面。从普列汉诺夫对自9世纪东斯拉夫人的早期封建国家基辅罗斯到20世纪初俄国社会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的阐述中，我们看到，他坚决反对维护沙皇专制制度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文化，竭力维护俄国民族的进步文化，特别是以别林斯基、赫尔岑、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先进文化，驳斥了自由主义民粹派、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学者对俄国先进文化的篡改。因为，在普列汉诺夫看来，文化虽然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决定力量，但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人们总在一定的意识形态和观念的推动下参与历史事件。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普列汉诺夫是第一个明确把社会心理作为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素和层次来加以考察的人，也是他第一次明确将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看作社会意识的两种基本形式的。在他看来，社会意识并不是在经济基础上直接形成起来的，而是经过社会心理的中介而形成的，“要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12]272。因此，社会心理不仅是对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直接反映，而且也是连结思想体系与经济政治制度和生产力状况之间的“中间层级”或“中间环节”。一方面，在社会意识范围内而言，社会心理是思想体系的根源。他通过对俄、法、英、德、意、希腊、罗马等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哲学思潮、历史著作、文艺作品的分析，指出这些思想体系是如何体现了不同阶级、阶层和职业人们的心理特征的，并进一步表明这些心理的特性决定了他们建立起来的一切意识形态。从而指明“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某一时代的心理”[5]196。布哈林对此也持有同样的看法，他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共产主义意识与农民的私有制意识形态的差别，是基于各自物质存在中形成的不同的阶级心理，“有什么样的心理，便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7]93。从理论总体上来说，普列汉诺夫对社会心理的关注和分析，以更具体的方式阐明了在社会意识范围内，社会心理与思想体系间的决定关系。另一方面，思想体系要转化为社会心理，普列汉诺夫尤为重视这一点。在普列汉诺夫看来，思想体系一经形成就要反作用于社会中的每一位成员，不断地把自己凝练、积淀、转化为社会中人们的心理因素。与此同时，思想体系也必须通过社会心理这一“中间环节”或“中间层级”，才能真正地在社会生活中显示出自己的作用。虽然社会心理是一种零星的、不系统的感情、表象和观念的混合物，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处于低级层次。但是，恰恰由于其处在的层级使它与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联系比较直接，反应也比较素朴，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以各种形式受其影响，因此更具普遍性和群众性，作用范围也更加广泛。而思想体系则不然，其作用的实质发挥要受到社会心理的制约，就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具有革命性、群众性的思想体系，在俄国也不是人人都能懂得和接受的。他以1902—1905年的土地风潮为例，指出革命宣传对农民影响从来就不大，远不能解释这场风潮的一切场合，恰恰是千百年来俄罗斯国家土地政策所造成的农民的心理状态使农民提出土地重分这样激进的经济要求。
可见，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其生成流变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普列汉诺夫肯定文化首先决定于那一时代的经济基础，其本旨是对人类生活尤其是物质生活方式的精神综合和观念的表征，在这个基本前提下，还要研究连接经济和文化的中间要素，如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尤其是社会心理的结构与特征。“在观念形态的范围内，许多现象只能用间接的方式，通过经济运动的影响去说明。”[12]192同时，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其生产是历史性的生产，每个特定时代的思想体系永远与前一时代的思想体系有着肯定或否定的密切联系。因此，我们对任何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状况的解释和理解，不是仅仅掌握了与其相对应的经济状况和特定阶级状况就可以完全解释和理解，还要在与前一代文化状态的关联中，在与不同文化之间的彼此影响作用中，才能更好地理解把握。
由此可见，在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理论中，“社会心理”本身既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也是教化的结果，它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反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既要唯物地理解，也要辩证地理解。而任何特定的思想体系又是对一定时期社会心理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现实情况是两者之间并非总相一致，常常出现矛盾，一是源于社会心理本身结构比较复杂，二是因为思想体系的相对独立性。所以，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里，许多现象只能以间接的方式通过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来加以解释。
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普列汉诺夫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漫长道路上有许多重大意义的转折点，而每个转折点都要伴随着意识形态的历史变革。因为，“经济几乎永远不会自然而然地取得胜利……而是永远必须通过上层建筑，永远必须通过一定的政治制度”，“但是这种为经济所决定的政治制度要变为现实，必须先以某种概念的形式通过人的头脑”。[12]237意大利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拉布里奥拉也指出，“没有一个历史事件不是以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为先导的，由它相伴随和由它所跟随的”[6]63。正是基于对意识形态变革在社会发展中作用的重视，以及对意识形态能动作用和实践功能的强调，普列汉诺夫在实践中十分注重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多本原著进行翻译、注释和论述，批判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各种形态——米勒兰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马赫主义、造神主义、寻神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进行论战，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和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与“土地评分社”的战友共同创立并亲自领导了 “劳动解放社”这个有计划、有目的的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在俄国广泛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对广大工人和革命青年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诚如他自己所言：“如果没有在一定的社会阶层中间传播最先进、最健全，总之最革命的思想和概念，革命运动的发展是不可思议的。”[9]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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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复合经营模式的综合评价值(表5)可以看出，4个农林复合经营模式的生态、经济以及社会效益均高于纯林经营模式(X5)，其中，林菜复合经营模式(X2)的综合评价值最大，为0.816；其次为林药复合经营模式(X3)，其综合评价值也达到了0.807；综合评价值较小的林农复合经营模式为林禽复合经营模式(X1)，其综合评价值为0.604，但也高出纯林经营模式的综合评价值(0.428)41.12%。
从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中，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理解社会心理这一结构层级是怎样影响和削弱了文化对经济结构的依赖。其实，关于这一点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时，就已经意识到社会心理在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中介和纽带作用，意识到精神分析或社会心理是马克思主义内部一个重要的理论缺环，[13]这一缺环是解读资本主义经济走向崩溃，而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却未走向日益增长的现实分裂的重要一环。所以，赖希、弗洛姆以及马尔库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引入到分析资本主义现实的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中，并强调社会中人的心理的中介作用。正是鉴于社会心理在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之间的重要作用，普列汉诺夫认为“影响社会心理，也就是影响历史事变”[12]374。因为，它的变更方向直接体现和反映了社会关系的变更方向。所以，就有可能通过影响社会心理来影响历史事变，而影响的主要途径就是宣传和教育，而宣传教育的内容就是特定的思想意识。在宣传教育的过程中，普列汉诺夫十分注重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认为知识分子起着决定性的“霉菌”作用。
三、从社会主体和历史发展的双重视角阐释文化的社会功能和价值
文化是社会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派生物和表征者，其对物质生活的精神回应和理性升华具有逻辑必然性，文化只能源自物质生产实践或直接由它造成，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但普列汉诺夫指出“人类沿着文化道路上的运动，全然不是什么直线的运动”[11]。一是源于“社会中人的心理”的中介作用；二是源于思想体系的相对独立性、两者削弱了文化对社会经济结构的依赖性，形成了文化生成流变的路径，但这并不否定文化的内在规定性对于物质生活的依存性和趋附性，物质生产对于文化生成流变的先在性和决定性。
采用由河北省人民医院康复中心修改的Frenchay构音障碍评定量表评定疗效。评定主要包括以下八个方面:反射功能、呼吸功能、唇的运动、颌的位置、软腭运动、喉的运动、舌的运动、言语功能。4分、3分、2分、1分、0分,分别对应量表里面的a、b、c、d、e级,再根据患者29个分测试中各检查所得分值相加得到总分及所对应的各单项评分。
从社会主体角度来看，普列汉诺夫认为对文化社会功能的阐释，要从主体及主体间的方面透视“思想的社会关系”，彰显思想文化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功能。他指出，任何理论和思想都有其阶级属性，阶级不仅是经济和政治的存在，也是一种社会意识的存在，文化的存在，阶级的分化也表现在意识观念上的对立。所以，普列汉诺夫在对任何思想文化的分析中，首先要揭示其阶级属性及其政治功能。如在他对伯恩斯坦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等一切修正主义批判中，首先揭示并分析其阶级实质，指出一切修正主义者都是为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而篡改和歪曲马克思主义，因此他们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和政策的宣传者，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武器，已经成了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所以，“‘批判的’武器愈起劲地工作，我们的‘批判者们’和资产阶级的职业辩护人之间的一致就变得愈完全和愈牢固。诱惑‘批判者’先生们的‘批判’恶魔竟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家神’”[9]714。在批判“无为主义”“宿命论”，否定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错误观点时也强调指出，社会的主体和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群众主体在一定的思想理论指导下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过程。在历史唯物主义者看来，“社会关系(人类社会中)就是人的关系；没有人的参加，没有大多数人即群众的参加，人类的历史要向前进一大步也是不可能的”[12]234-235。他深知意识一经在存在的基础上产生，就会反过来促进存在的进一步发展，人民只有接受先进的革命理论，达到文化自觉才能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和变革的现实力量，成为社会变革的真正主体。普列汉诺夫认为，无产阶级自觉的革命意识就是社会主义者手中可怕的爆炸物，它能够粉碎现代社会。足见，普列汉诺夫十分重视思想意识在社会革命中的实践意义，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革命的重要性。
按照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的独特地位和特殊作用，马克思主义自然是对无产阶级的社会心理进行归纳和总结，进而深化为革命的思想体系，而革命的思想体系一经产生就要作为“客观现实”必须要转化为无产阶级行动的出发点和动机，这样才能使无产阶级达到文化自觉，从而能够为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因此，革命的理论必须与群众的社会心理相符合，群众才能认识、理解、掌握和实践它。所以，在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普列汉诺夫指出我们全部策略所根据的主要原则就是看是否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觉醒，有利就是革命工具，否则就是反革命的，必须谴责和否定。以此原则为出发点，他坚决反对1899年法国独立社会主义者亚·埃·米勒兰参加以共和党人瓦尔德克-卢梭为首的资产阶级联合政府，推行阶级合作路线。因为在普列汉诺夫看来，为了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更加积极和坚决，必须将与剥削者的利益相对立的反映无产阶级利益的革命的思想和概念愈来愈多地灌输给无无产阶级，而亚·埃·米勒兰参加政府会使无产阶级迷惑，会使他们产生党与当局命运连在一起的心理印象，破坏文化的连续性，会削弱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只有在现代社会加速瓦解的条件下才可以决定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这与盖德在德雷弗斯案件中反对饶勒斯为德雷弗斯辩护的立场一致，认为这将混淆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激进主义之间的区别，削弱无产阶级意识。所以普列汉诺夫认为，掌握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思想，用先进的文化理论指导无产积极革命，容易弄清楚革命道路上的问题，根除错误思想的影响和误导，凝聚革命的力量。
普列汉诺夫从历史发展和社会主体的角度，揭示了文化在社会功能上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驱动作用和革命实践意义。在普列汉诺夫看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逻辑决定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但是这一过程不是自动完成的，现存的经济结构不是一下子就与社会生产力的状况相适应的，为此一定要进行激烈的政治斗争或阶级斗争。而这一过程需要有文化自觉的人民群众参与才能够变为现实，犹如“自然规律如果没有物质的中介作用也是很少能够实现的一样”[9]574，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是社会文化发展的最终目的，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需要有大量实现了文化自觉的革命群众参与到社会革命中来，这是人类实现解放的一个重要条件。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理论，在普列汉诺夫这里得到了继承，他主张通过理论灌输启发无产阶级产生社会主义觉悟，充分意识到自身的阶级地位，推动工人阶级发展，实现自身解放及全人类的解放。
总之，普列汉诺夫对文化的理解和阐释，从属并支持着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和阐释，始终遵循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范式，始终坚持唯物主义一元论的文化理论基础和解释原则，始终坚持用生产力发展状况解释、分析一切文化现象。但是，普列汉诺夫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前提和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是他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中的应用。而他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像梅林把“历史性”补充到马克思哲学基础中一样，他把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当作一种形式“要素”移位到“唯物主义”基础上，“然而，正如对于黑格尔那样，对于马克思来说，辩证法不是相互之间独立的，并且与所应用它们的论题相独立的规律的总汇”[14]。所以，普列汉诺夫并没有完全摆脱近代形而上学对“唯物主义”的理解模式，因此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带有先验图式和教条主义理解的倾向，虽然他对唯经济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强调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强调社会发展的有机整体性，但生产力作为社会历史发展完全充分的动力一元论观念始终是他的最终关切，因此他也就无法理解新康德主义者的诘难，只能借助于事例来进行解释和反驳。
虽然，普列汉诺夫把历史唯物主义阐释成了“历史的”唯物主义，现实中他更多地是从社会的而非历史的观点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但是不能忽视他在马克思主义文化史上的地位，抹杀他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他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具体阐发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社会意识理论和地理环境理论，提出一些独具特色的文化理论。尤其在文化理论的研究总纲“五项因素公式”中，突出“社会心理”在文化的生成、建构和文化的反作用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强调对现实文化状况的理解和把握在关注相应的经济和阶级状况的基础上，还要在历时文化关联中和共时文化影响中来理解和把握。在今天，为我们进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参考。特别是在分析文化现象、构建文化理论、传播先进文化的实践中，我们既要注重传统文化和多元文化因素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间的相互影响，也要注重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状态，通过宣传和教育把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理论转化为群众的社会心理，方可最终发挥和实现先进文化作为时代精神在社会革命和建设中的引领作用和实践价值，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昌盛。
师：课文中的生字词都认识了。老师写一个字，繁体字的“匆”，上面表示木格子的窗户，加心字底表示心情。形容人的心情也表示时间过得快。再写一个字——加心字底的匆。一个字读匆，两个字读匆匆。有什么感觉？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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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512.5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284( 2019) 08-0168-09
[收稿日期] 2018-09-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0世纪初叶以来苏俄文化观的演变及其启示”(12CZX003)；黑龙江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青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UNPYSCT—2015022)
[作者简介] 王兰(1979-)，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讲师，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责任编辑：杜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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