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对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利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美国论文,亚太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章编号]1003-4048(2015)04-0016-24 [DOI]10.16496/j.cnki.rbyj.2015.04.003 日美同盟是日本安全与外交政策的基轴，日本的“国防正常化”与“军事大国化”与“美国因素”息息相关。在近年美国对亚太地区实施的“再平衡”战略中，日本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日本及日美同盟被美国视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基石，美国因此放纵日本摆脱战后束缚，大力利用日本充当美国再平衡的排头兵甚至是同盟的地区代表。尽管美国对日仍然是放纵而非完全放开，在战略上对日本怀有戒心并设置底线，但美国的“用日”与“纵日”仍达到了二战后历史的最高点。 美国亚太再平衡为日本的安全战略转型提供了重要机遇，日本在“国防正常化”及“军事大国化”的进程中，主动利用美国的成分和色彩越发强烈。尽管在历史上曾有过美国要求日本扩大军事作用以配合美国的先例，但日本都采取了有所保留的态度进行应对。然而，此次日本却是在自己的战略调整中，逐步设法使美国再平衡为己所用，这在日美同盟的互动模式中尚属首次。这表现在：通过对安全防卫领域的几乎所有要素进行调整、改造，以提升日本自主安全保障能力；借助日美同盟更新谋求自卫队“强军”和“出海”；通过对外安全防务合作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而且，在部分领域，日本的动作已超越美国的需求，明显带有自主战略考量、为自身的发展预留战略空间和资源的政策意图。 日本目前正在全面军事崛起的路上加速迈进，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更接近于军事大国的目标①。综合分析美国自身的战略考量以及日本安全外交政策的走势可知，在可预见的未来，日美同盟仍将存续并继续强化，而不是相反。对于中国来说，日本主动利用日美同盟加速推动的军事转型及崛起无疑使中国周边的安全态势更趋复杂，尤其是日本在介入地区安全事务和强化西南岛屿的部署上明显针对中国，未来中国的崛起因此将面临更大的阻力和挑战②。 一、日本对美国“强军要求”的历史回应 二战后的历史上，美国曾多次要求日本强军扩军、发挥更大的军事安全作用，以配合美国全球或地区战略调整。但日本由于受到国内外环境的制约，都是有限度地或有所保留地回应美方的要求。这从下表1对相关历史的梳理中可见一斑。
然而，进入21世纪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要求日本等盟友发挥作用，分担更大责任。这一次，日本是先有自己的国家战略考量，再有利用美国达成自己目的的设计，即在自己的国家战略、对外战略中，设法让美国为己所用，这一现象是在以前的日美同盟互动模式中不曾显现过的。并且，从微观来看，这种主动利用并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一个渐次调整和递进的过程。例如，在民主党执政时期(2009年9月-2012年12月)，鸠山首相对美方的要求是采取了消极、观望甚至是抵制的态度，菅直人内阁是在困窘中回调了鸠山的对美政策，2010年的中日“撞船”事件、2011年发生的“3·11”地震等事件，开始促日向美靠拢，日美同盟借机升温。野田内阁对美的要求则是积极顺应、有所作为——特别在森本敏和长岛昭久等保守派防务族势力的推动下，通过2012年日美“2+2”会议、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日美合作指针等。2012年12月，安倍二次上台后，全方位积极主动利用此机，日本在政治“大国化”、军事“正常化”的进程中，也即在其国家战略设计中，主动利用美国再平衡的成分和色彩，已经显得非常强烈而浓厚。在安倍执政的2年多时间内，日本利用此难得机遇，大力量推动法制改造、政策突破、军力建设、部署调整，打造军事崛起格局，为日本政治大国化、国防正常化铺路，进而为“夺回强大日本”、为日本充当国际社会“主要玩家”创造条件。表面上看，美国是棋手，日本是同盟关系中的一枚棋子，实际上日本并不甘当棋子，还努力争当操盘手，一直在设法调动美国，争取自己的战略利益最大化。 二、日本对美“亚太再平衡”的调适与跟进 (一)民主党鸠山内阁的拒绝与排斥反应 日美同盟在日本民主党政权下经历了从空前的信任危机到逐渐修复的过程。2009年民主党鸠山由纪夫上台后，日美关系遇到了巨大的内在挑战，鸠山主张构建“对等的日美关系”和强化“以建设东亚共同体为目标的亚洲外交”，对美国战略重心逐步东移的动向持观望和漠视态度，甚至要求美国将直接关系其重返亚太和前沿兵力部署的普天间机场搬迁到国外或至少是冲绳县外。围绕这些宏观和微观议题，美日两国出现了政治信任危机，美国对日本的战略走向、鸠山是否打算“脱美入亚”等问题充满疑虑。而鸠山的最终黯然下台也与对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理解不深、配合不力大有关联。这一情况，到菅直人内阁后期得到了逐步改善，在中日钓鱼岛事件和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菅内阁开始寻求对美依赖的道路，修复并强化日美关系。野田内阁上台后则采取积极顺应美国的路线，并开始期待在日美同盟框架中有所作为，日美举行中断2年之久的正式首脑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双边关系得到全面深化和进一步提升。 造成民主党政权对美态度从拒绝和观望再到跟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与东亚安全形势的变化、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的转移以及美日两国的战略调整等因素密切相关，同时也离不开日本“国防族”鹰派当权者上台后的积极推动，而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引发的中日关系骤然紧张以及大地震后日美两国联合赈灾行动，客观上加快了日本调整外交战略和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的进程。 (二)菅直人的被动转换与向美靠拢 1.中日“撞船事件”后对美关系的修复 修复鸠山内阁时期一度趋冷的日美关系是菅直人内阁的外交工作重心。2010年6月，菅直人首相在内阁成立后的国会施政方针演说中，提出了包括日美基轴在内的本届内阁外交政策总纲：“我国是面临太平洋的海洋国家，同时也是亚洲国家。要立足于这两个方面展开我国的外交。具体来说，就是以日美同盟作为外交基轴，同时加强同亚洲国家之间的合作。可以说，日美同盟不仅关系到日本的防卫，而且是支撑亚洲、太平洋地区稳定和繁荣的国际共有财富。今后，要切实深化日美同盟关系”[1]。 2010年9月，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发生了中国渔船与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相撞事件，中日关系瞬间跌入谷底，而这一事件却为日美关系的修复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在处理中日两国撞船事件中，菅直人内阁感到日本自身实力不足，很难长久保住“控制”钓鱼岛的态势，在安全保障上只能依靠美国，因此竭力拉入美国协防钓鱼岛，采取携美制中的政策，力图加固日美同盟关系。对身处中日争端困境的菅内阁尤其是少壮派执政势力来说，中美直接开展战略交易、美国对日搞“越顶外交”并且在关键时候不出手保护日本，是无论如何都要避免的历史噩梦。从美国方面看，中日钓鱼岛争端的激化，同样也为奥巴马政府将日本置于抗衡中国的战略同盟、重建日美安全关系提供了难得的机遇。2010年10月，日本外务大臣前原诚司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举行会谈时，日本防卫大臣北泽俊美与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与会谈时，美方均表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同年11月，菅直人与奥巴马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后进行会谈，菅直人声称：“日本国民与周边各国已意识到，美国与美军的存在对于本地区来说很重要。”奥巴马则表示，美国将“毫不动摇”地坚持保卫日本这一决心[2]。在中日钓鱼岛争端大幅升温的形势下，美国政府就同一问题重复进行的立场宣示，大大增强了日本继续加强日美同盟、推行“联美制华”路线的信心。 从日本2010年版《防卫计划大纲》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菅直人内阁回调对美政策、采取了稳中求进、深化同盟的姿态。对于美国希望日本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要求，该大纲明确表示：“为确保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日美同盟必不可缺；驻留在日本的美军，在出现突发事态时可以发挥遏制力和应对力的作用；日美同盟对于日本有效应对多边安保合作和全球安全保障课题来说非常重要”[3]。大纲中日本的防卫理念从过去的强调“基础防卫力量”转向“机动防卫力量”构想，重点应对中国“威胁”，并对“中国潜艇在日本近海航行等海军近期的频繁活动表示关切”，自卫队将加强西南岛屿的军事布防，在西太平洋加强反潜、防空反导、警戒监视侦察(ISR)、指挥通讯和运输等，并在地区关系上推动构建日美澳印等多边安全合作网络，成为“和平创造国家”等。该大纲表明日本民主党决策者在对美战略上经历了短暂的摇摆和观望后，深刻认识到必须重返“亲美”路线，回到维持和深化同盟的既有轨道上来。同时，新大纲也强调双方要通过加强信任、战略对话以及政策合作来深化两国同盟，发挥同盟的国际作用和影响，开始释放出日本谋求在同盟框架下寻求自主性的信号。这些举措都表明日本开始大幅回调对美政策，而民主党对日本安全环境的判断与此前自民党的认识已相差无几，在外交上呈现明显的“自民党化倾向”。 2.“3·11”地震后日美同盟关系的深化 2011年3月，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日本政府在第一时间请求美国赈灾支援。美国迅速展开名为“朋友作战”(Operation Tomodachi)的大规模救援行动，先后动用2万余名美军官兵以及包括“里根号”航母在内的24艘舰船和190架飞机与日本自卫队联合赈灾，受到日本全国上下的欢迎和好评。日美联合救灾使得同盟关系在三个层面得到深化：首先，日美两国的赈灾合作增强了两国的国民感情，并加强了政治互信。舆论调查显示，日本国民的对美好感上升至82％，创历史新高。防卫大臣北泽俊美对美国支持表示感谢：“我确信，这次的日美共同作战行动，将深深打动并铭记于日美两国国民的心中，也必将有助于今后的日美同盟深化”[4]。其次，美军参与救灾使得同盟的重要性得到展示。日本媒体积极宣传驻日美军的救灾贡献，尤其强调冲绳基地及海军陆战队的作用，并借机渲染日本国防兵力不足，此番救援凸显了驻日美军是日本安全的重要保障。最后，救灾使得日美同盟的军事协同作战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检验和提高。双方军队通过联合救灾行动本身，实地检验、提升了日美两国防务合作及军事一体化能力，并建立联合协调机制——日美联合协调处，这些经验为日美今后双方应对各种不测事态提供了样本，并使得救灾等非传统安全合作成为日美同盟深化的新方向。 日美两国“趁热打铁”，将联合救灾的机遇运用到同盟的重建和强化中。2011年6月，由日美防长及外长共同参加的“2+2”会议举行发表了题为《站在50年伙伴关系的基础上，迈向更加深化和扩大的日美同盟》的共同声明，制定了新的日美共同战略目标，规划了新阶段深化防卫合作的具体路线和方针政策，就进一步加强美日两国的军事安全合作以及全面调整美日共同战略目标达成一致[5]。 在推动日美同盟创新方面，此次磋商首次将联合救灾行动确立为同盟合作和深化的内容，并进一步倡导国际救灾活动和构筑救援机制，在此基础上开展非传统安全合作，为同盟的深化和扩展乃至“全球化”提供新的路径。从同盟连续性角度来看，会议的另一大亮点是制定了日美“新共同战略目标”，与以往相比，这些目标体现了日美同盟的四个阶段性特征：①日美开始打造面向21世纪的全球同盟。其中内容高调主张日美共同维护全球公域，如海洋安全及航行自由、宇宙及网络安全、应对多样化事态等；②提倡“日美+X”型三边安保合作。在以往的日美澳合作基础上，新增进了日美印、日美韩合作等内容，意味着日美今后将构建起以日美同盟为轴心的“网络化”地区多边安全网络；③透露出美国要求日本要进行更大的责任分担的信息，以联合应对中国崛起，维护美国的霸主地位；④将目标重点放在应对朝鲜半岛局势和中国的崛起上，在出台的日美24项共同战略目标当中，10项以上是为中国“量身打造”的，日本开始更多在亚洲充当制衡中国的“排头兵”。 经历了鸠山内阁的“脱美”和菅直人内阁的“靠美”，2010版《防卫计划大纲》的出台和上述日美“2+2”会议的召开实际是在制度层面上坐实了民主党对美政策回调及深化的框架和方向，反映了日本民主党政权的政策回调已经定型，巩固并深化同盟关系仍是日美同盟关系难以更改的主基调。 (三)野田内阁的迎合之策与有所作为 2011年9月，“坚定的日美同盟主义者”野田佳彦上台执政，以长岛昭久、前原诚司为代表的少壮派势力主导外交安保政策后，对日美关系重要性的认知更加明确，在对美政策上积极配合美国重返亚洲，并开始试图利用同盟框架“有所作为”，大幅推动了“后地震时代”日美同盟的深化。野田曾在自己的著述中清晰地表明“日美同盟无疑也是战后日本外交的基轴，不但贡献于日本的安全保障，而且对东亚的和平与稳定来说也是一种公共产品。同盟虽然中途也有变质的部分，需要进化，但日本现在完全没有解除同盟的积极理由”[6]。2011年8月野田上台前夕，他在文章中进一步表示“对日本的安保来说最大的资产和基石是日美同盟。同盟不仅为了现实利益，而且还共同拥有民主主义、基本人权、法治、航行自由、维护宇宙和网络空间安全等基本价值”，“日美同盟是基轴中的基轴”[7]。在美国重返亚太所看重的军事基地问题和TPP问题上，野田都采取了顺应美国的积极态度，而对于放开“武器出口三原则”和采购武器装备方面，日本则显现出利用美国重返之机希望在军事安全领域有所突破的一面。 在民主党的前任们执政时期陷入胶着状态的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上，野田内阁在外交上试图稳住美国，提出恢复2014年解决普天间基地问题的谈判目标。在2011年9月的施政演说中，野田宣称“要遵循日美达成的协议，并全力求得冲绳民众的理解”[8]。野田在上台后制定了“冲绳振兴特别措施法”等相关法案代替了2012年3月到期的旧法案，在新法案中尽量满足冲绳县的要求，如在2011年底，野田内阁决定2012年度冲绳相关预算为2900亿日元，其中的一半以上为可自由支配的直接拨款。在2011年底前后，野田政权向冲绳地方政府提交了机场搬迁对周边环境影响的评估书，并于2012年6月底完成对申请填海造田和建设新机场的相关评估。这些阶段性的成果使得基地搬迁问题在野田内阁的推动下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这一问题已经一时不再成为日美进一步深化同盟关系的正面阻碍。 TPP谈判是美国经济上重返亚太的关键一环。从日美同盟关系角度来看，这与其说是经济问题，不如说更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野田首相助理长岛昭久对此曾有过明确的表达，“这是强化美国协同、抗衡中国、主导地区安保和经济秩序的角力场”[9]。在这一氛围下，2011年11月，野田在APEC会议上向奥巴马表示将推动日本参加美国主导的TPP谈判；12月玄叶光一郎外相在访美演讲中表示将“全力推动日本参加TPP谈判”[10]，野田在任期间也积极聚合党内外共识，并向美国表达了争取早日参加TPP谈判的态度。 自小布什政府以来，美方一直鼓励日本对武器出口三原则进行突破。2011年12月，野田内阁决定大幅放宽“武器出口三原则”的相关规定，主要包括放宽对武器和关联技术出口的限制，使日本可以与欧美发达国家共同研发和制造武器装备。其次在用途上，关于“和平贡献”以及“人道目的”时，日本可以出口相关武器装备。野田认为，原有的武器出口三原则严重阻碍了日美两国的安全合作，放宽三原则将有利于日美防卫合作的升级和同盟关系深化。在推进日美军事一体化上，野田决定引进美国主导研制的最新型隐形战机F-35作为航空自卫队的新一代主力战机。此款战机由美国、澳大利亚等九国联合研发，日本通过此次采购将首次加入航空军工技术的多国合作；而F-35作为美国主力机型之一，日本装备F-35也有利于日美空军作战系统的兼容。对于F-35的采购，日本媒体认为这将大大提高日美之间武器装备的合作水平以及美军和自卫队的一体化程度[11]。而日本也可以凭借高水平的技术装备配合美国的战略重返，通过联手制华从而使同盟关系得到加强。 2012年4月，野田首相正式访美，与奥巴马总统举行日美首脑会谈，并发表题为《面向未来的共同蓝图》的联合声明。此次日美首脑会谈是2009年民主党执政后举行的首次会谈，而联合声明也是继2006年小泉内阁和布什政府共同发表《新世纪的美日同盟》之后的首次发表。此次联合声明确认美日两国将加强防卫合作，具体落实2010年日本制定的新《防卫计划大纲》提出的构筑“动态防卫力量”和美国重视亚太地区的新国防战略。联合声明的发表，标志着民主党政权下一度深陷危机的美日关系得到了全面修复和进一步提升。美日关系的修复和提升不仅受到野田内阁的亲美姿态的推动，也与“中国因素”密切相关。日本媒体评论认为，美日此次发表联合声明的意图在于牵制在军事领域不断崛起的中国，深化日美同盟以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12]。 三、安倍主动“用美”与积极强军的举措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在自身实力受限的情况下，亟需日本分担更多责任，发挥更大作用。尤其从2013年开始，美国因南海、东海问题与中国不时陷入某种紧张关系状态，虽然其间中国努力与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但美国在战略上对中国的疑虑和戒备总的来说是不减反增，美国议会、白宫、国务院及国防部的首脑人物、各军兵种高级将领，都不时地吐露“中国威胁论”或防遏中国的言论。这些观点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美国主流派的最新看法③。美国的这种判断和政策，使其对日需求进一步增加，即更需要扶助和利用日本在东亚的军事力量，以继续实施自己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奥巴马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对日本的相关战略需求持续走强，在安全领域纵容日本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对日本总体安全战略转型毫无疑问地起到了关键性的助推作用。总体上，美国鼓励日本增加军费并扩充军力弃用“专守防卫”、部分解禁“集体自卫权”行使、突破武器禁止出口原则，并且力促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印度、东南亚一些国家之间的横向安全合作，即将日本作为关键支点来推动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网络化”[13]。 (一)安倍“借美强军”的总体筹谋 对日本尤其安倍政权而言，这正是利用美国之需、推动日本摆脱和平宪法与战后体制束缚并成为军事大国的难得之机。美国反复对日重申将承担应对“中国威胁”的安全义务，围绕中日海洋争端进一步承诺履行同盟义务，也使日方看到了具体的可用之机与利用价值。安倍主导制定的日本首份《国家安全战略》以及《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都毫不掩饰地显示出欢迎并积极配合美国重返亚太的政策意图。例如，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安倍政府就公然提出“从地缘上看，日本处于支撑美国亚太战略的关键位置，这是维系日美同盟的关键因素”[14]。也因此，2012年12月，安倍二次上台后迅速选择配合美国重返、强化联美制华的战略，同时借此积极强化日美安保同盟关系，并在同盟强化的招牌和框架下，积极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主动加强对外军事安全合作，扩大国际安全影响力。 因此，近年日本的军事崛起呈现正面突破、全面推进的特点。这与安倍利用难得的美国亚太再平衡机遇，即借助“东风”加速完成日本总体军事转型的谋划紧密相关。 首先，安倍利用美国的要求积极推进强军扩军的进程，即利用外压以外促内、以外压内、以外制内，加速推动日本“国防正常化”和“军事大国化”。借由美国的战略重返之机，日本在军事安全方面从理念战略到政策法制，再到装备部署上都全方位呈现正面突破的势头。其次，日本在谋求军事崛起总体设计下的战略主体意识日渐增强，安倍一直在打自己的算盘，部分领域远远超过美国要求，企图使美国的要求为己所用，将日美合作尽可能纳入或至少裨益于日本的军事发展规划。 从已判明的情况看，至少四个典型事例可以用来支撑这两个判断。 其一，利用美国国内亲日保守政治势力有利的对日言论——例如支持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扩大军事安全角色等，日本加速这些政策调整的进程。安倍推动日本军事崛起，宏观指导思想及战略上，是将日本从严格受到“和平宪法”约束的“专守防卫”型“一国和平主义”，转换到摆脱“战后体制”——拥有较强的进攻性军事力量、一定程度的动武权(即“能战的国家”)、积极介入国际安全事务的“积极和平主义”[15]。 其二，利用2015年4月安倍访美以及日美“2+2”会议之机签署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然后以此为由，安倍“以外压内”，要求国会修改或通过相关的国内法案——特别是2015年9月最终正式通过的新安保法。指针与安保法互为一体，皆旨在推动日本在日美同盟更新升级名义下进一步实现“强军派兵”的目标。 其三，“借船出海”——利用日美军事同盟“全球化”及美国要求日本扩大国际安全作用，打破“和平宪法”对日本军力发展和军事活动的限制，加大推动日本防卫政策外向化，加快实现自卫队走出国门积极介入国际安全事务并谋取更多地区影响力的步伐和力度。美国的传统安全架构是以美为轴心的双边轴辐体系。近年，针对中国崛起压力以及中美不断出现的紧张局势，美国加紧推动以“日美+X”为形式的安全机制“联网”工程。在这联网过程中，日本越来越开始充当美国地区“代理人”以及日美同盟的地区“次轴心”的角色[16]。日本军事外交日显强势姿态，在经营东南亚、打通印度洋、走向非洲角，以及具体的日印、日澳、日欧、日本东盟安全合作方面，都以坚定的战略盘算谋求担负亚洲的领导角色[17]。 其四，挂靠美国亚太再平衡的“空海一体战”军事战略[18]，利用美军战略收缩后的“填空补位”之需以及日美一体化之机，在西南群岛及第一岛链推进军事装备、防务部署、作战理念(“统合机动防卫力量”构想)的转换和跃升，大力整顿并充实该方向针对中国的军事实力和部署，增加在西太平洋及第一岛链对抗中国的军力筹码。由此可以看出，日本主要目的在于“联美抑华”，通过日美军事合作强化在钓鱼岛争端问题上的威慑能力，在希望美军能够参与对抗中国在钓鱼岛行动的同时，增强自卫队在实战、武器装备等方面的综合军事实力。 (二)借助“指针”及“新安保法”的“强军派兵”工程 安倍二次上台后，2015年4月，日美两国政府修订并出台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9月日本国会最终正式通过了新安保法④。按照安倍的说法，日本政府在解禁集体自卫权后，修订指针与推动通过新安保法是“表里一体”的行为。某种意义上，安倍推进强行快速通过新安保法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给指针的实施提供国内法律依据。 1.指针的推动作用。 此次日美制定新防卫合作指针，象征着日美同盟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和作为军事同盟作用的强化，也意味着日本可以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进一步推动军力建设以及自卫队“出海”介入国际安全事务。在此轮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过程中，与以往由美国主导不同，一开始就是日方更显得积极主动，目的之一就是在日本推动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背景下，进一步配合美国的战略需求，实现自卫队以“全球范围支援美军”，发挥军事大国的作用。这标志着日美近20年来第一次真正扩大军事同盟，日本将在同盟框架内实质性地发展更强的军力，承担更大的军事责任。其具体体现，可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1)日美将为加强相互能力和相互运用性而承担各自的作用及任务。(2)日美将合作确保针对“日本安全”的无缝应对，日本加大自己的角色扮演，借机行使集体自卫权，在美国空海一体战规划下谋求军力建设并发挥更大的军事作用[19]，包括日美在东海与南海共同实施的“海洋安全保障”或岛屿防卫等。(3)日美将加大力度介入地区及全球安全事务。日美在指针修订进程中确认将推进与地区同盟国、伙伴国的三边及多边的安全与防卫合作。(4)日美谋划共同应对宇宙和网络等新战略领域的挑战。 2.新安保法的助推影响。 新安保法通过后，日本自卫队的性质及行动规范遭到大幅修改。这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的突破。第一，理论上，只要找到符合要求的“理由”(即发生了对日本安全来说的所谓“存亡危机事态”)，自卫队随时可以走出去行使集体自卫权。第二，具体而言，自卫队将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以及日本认定需要的其他国家一起并肩作战。即，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如果遭到武力攻击，即便不是日本受到直接攻击，日本也可以“行使武力”，这在以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⑤。另外，日本还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以发生了对日本安全来说的“重要影响事态”为由，对美国和其他国家军队提供升级版的后勤支援。而按照以前的《周边事态法》，日本只能在周边地区、并且在严格的非战斗区域，对美国提供比较有限的后勤支援。可以想见，如果中美、中菲等在日本周边之外的南海发生冲突，理论上日本将可以向中国的对手提供高层级的军事后勤支援。总之，日本海空自卫队现有的武器装备，例如战斗机、运输机和预警机，准直升机航母、大型驱逐舰、护卫舰和潜艇等硬件，早已实现大型化和远程(洋)化；并且，在软件方面，海空自卫队每年都派出部队进行远程训练以及合作演习，拥有充足的人才储备和投送经验。只不过在现有法律框架下，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权限受到很大限制。新安保法的出台，将使日本可用援美的旗号，把自卫队及其装备部署到与日本利益“相关”的全球关键地区，开展“国际到达”行动，使日本军力较之以前更深更广地介入国际安全事务，为加速迈向军事大国提供资本和筹码[20]。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自美国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日本政府对此经历了从消极到积极的态度转换过程，鸠山内阁意欲“脱美”抵制，菅直人内阁开始调适转换、向美靠拢，野田内阁始具主动迎合及利用意识，并主动向美提议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到了二次上台后的安倍，日方的相关考量已在“积极和平主义”的招牌下升级为主动谋划、积极利用的战略层次。 安倍二次上台后，日本的军事崛起呈现正面突破、全面推进的特点。这一工程既是安倍国家战略路线的有机一环，也有其独自的逻辑和内驱力。安倍推动日本军事崛起——谋求国防正常化和军事大国化的路径，第一是加快自主国防能力建设，第二是借助日美同盟“出海”，第三是积极参与地区与国际安全事务，三者的公约数措施中皆有“联美”、“借美”、“用美”的成分。可以看到，近年日本的军事崛起乃至“军事复国”之所以取得如此迅速的进展，固然与美国的放纵与扶持有关，但更离不开日本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有意识的积极调适与主动利用。 当今，安倍谋推日本军事崛起的策略特点是全面、深入、持续、目标明确、意识自主，既有顶层设计，也有实施运筹，总体而言安倍推动国防“正常化”、军事大国化的雄心、规模、速度和效应上要远超之前历届内阁政权的作为和业绩，二战后70年的日本极有可能在其手上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转变。事实上，今天日本作为军事大国的轮廓已浮出水面，骨骼已基本成型，内涵在加速到位，把日本称为准军事大国或地区军事大国是一点不过分的。对于中国来说，日本主动利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加速推动的军事转型及崛起，无疑使中国周边的安全态势更趋复杂，也使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面临更多变数。 注释： ①当然，日本在彻底修宪、“能战”等方面仍受到内外因素的制约，无法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世界军事大国。 ②同时也应看到，尽管中日安全关系短时间内难以得到彻底改善，但大局并非不可控、不能稳，如果双方做好危机管控，加强交流和合作，至少正面军事冲突应是可以防止和避免的。 ③例如，2015年3月，对华立场较为温和的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发表题为《修正美国对华大战略》(Revising U.S.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的特别研究报告。该报告提出，中国和美国将走向长期战略对抗的“新常态”，美国应该采取一项新的对华大战略，即从两面下注转向积极反制，而与之相应的一系列政策处方之一就包括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海空驻军，同时打造美国与日澳韩印之间更加紧密的战略纽带。 ④2015年9月19日，日本国会正式通过了两项重要的新安保法，即《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与《国际和平支援法》。前者由10部法律组成，分别由自卫队法、武力攻击事态法、国际和平合作法、周边事态法等修改后整合而成，主要规定了“存亡危机事态”以及“重要影响事态”下，自卫队对他国遂行集体自卫权和军事后勤支援等的各种事项，以及自卫队在从事国际维和行动时业务范围和武器使用权限的扩大；后者的实质是“海外派兵永久法”，规定了在“国际共同应对事态”下自卫队可以随时开赴海外并向外军提供合作支援。 ⑤安倍曾在解释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具体范围时举例，比如在中东霍尔木兹海峡扫雷，如有国家在海湾布雷阻断正常通航，而日本认定这种事态、特别是海湾石油关系其生死存亡的话，那么就可以帮美国等国扫雷。另外一个例子是弹道导弹防御(BMD)，如果有国家使用弹道导弹攻击美国，那么日本不能坐视不管可以帮助美国进行导弹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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