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海遗珍—广东省博物馆藏明清沉船出水陶瓷器
□刘冬媚
烟波浩淼的南中国海，孕育和滋养了深厚悠远的中华文明。她的怀中，不仅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也养护着海上丝绸之路那段岁月的辉煌。迄今在南海海域已多次发现古代商贸沉船，诸多沉船的船体结构和船货性质，为我们揭开了中国古代海洋贸易的神秘面纱。广东省博物馆地处南海之滨，依托地缘优势和多年积累，将沉船文物及外销艺术品作为征集、收藏、研究、文保等领域的重点。广东省博物馆收藏有“南海I号”“皇家南海号”“南澳I号”“万历号”等10余艘南海沉船的文物。沉船上所载陶瓷器为我们提供了中国瓷器外销的直接证据，不仅可以分析这一时期外销瓷器的品类和生产水平，更可以窥见当时陶瓷贸易状况。本文将重点介绍广东省博物馆藏明清时期沉船陶瓷器，沉船按时间的先后有：明初“杜里安号”、洪武十三年“南洋号”、建文元年“龙泉号”“宣德号”、天顺四年“皇家南海号”、万历时期的“南澳I号”“万历号”沉船、清代的“迪沙鲁号”和“金瓯号”沉船等。现将此批沉船出水的陶瓷器按照其所处的历史背景来例举，本文最后也将陶瓷器还原至其发现的空间，以揭示其原始包装方式。
图1 明 酱釉四系盘口罐
图2 明洪武 泰国苏可泰窑青釉褐彩缠枝花卉纹撇口碗
图3 明建文 泰国苏可泰窑青釉褐彩花卉纹撇口碗
一、明初朝贡贸易体系夹缝中生存的民间瓷器贸易
明朝初期，新兴的明帝国一方面对海上民间贸易实行极为严苛的限制，另一方面又主动开展大规模的官方交流，多次派出庞大的使团出访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特别是 1405～1433年间，以郑和为首的明朝官方船队从首都南京出发7次实践了“下西洋”的壮举，将以朝贡贸易为主要内容的官方交流推至顶峰。明朝严格的海禁政策造成中国瓷器外销严重萎缩，沉船中可见的中国瓷器发现极少。宋元时期远销埃及、威尼斯的龙泉窑青瓷，及深受伊斯兰世界喜爱的景德镇青花瓷已经极少发现，东南亚本地陶瓷器得以填补市场需求。布朗①曾经对东南亚地区的古代沉船做过一个统计，指出 1368～1487年间的沉船各海洋贸易地点中的东南亚陶瓷器占到60%～99%，一改9至14世纪中国宋元瓷器的垄断地位。即便如此，走私活动并没有杜绝，在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较为活跃，所以在明代早期的沉船瓷器组合中，是由景德镇窑、龙泉窑等名窑瓷器以及沿海地方窑口瓷器共同构筑的。②直到，明“隆庆开海”以后，中国陶瓷才又重新大规模涌入东南亚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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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借鉴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我们选取排名处于全球创新指数前列的瑞士、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做法进行比较分析。
广东省博物馆藏的明代早期沉船陶瓷器来自于以下沉船：“杜里安号”、洪武十三年“南洋号”、建文元年“龙泉号”、天顺四年“皇家南海号”“宣德号”沉船等。“杜里安”，沉没于马来西亚半岛沿岸，为明代早期中国制造的船只。船载有较多的泰国及越南产陶瓷,也有一些中国陶瓷,特别是龙泉青瓷器以及酱褐釉瓷器。
图4 明天顺 青釉划花葵口菊瓣纹折沿碗
图5 明天顺 青釉双系瓜棱小口罐
① R oxanna，B.2009.“The Ming Gap and shipwreck ceramics in Southeast Aisa： towards a chronology ofThai trade ware”.Bangkok： The Siam Society.
泰国 苏可泰窑青釉褐彩缠枝花卉纹撇口碗 明洪武十三年，高7、口28.4、底5.5厘米，洪武十三年“南洋号”出水（图2）。
“迪沙鲁号”是一艘中国帆船，长约30、宽8米。道光年间（约1845），该船在驶往马六甲途中，在马来西亚柔佛州迪沙如海滩不远处沉没。船上的瓷器主要是福建德化瓷、江西景德镇瓷、江苏宜兴紫砂、广东石湾陶等。值得关注的是船载的紫砂茶壶，紫砂茶具达1660件。紫砂茶具在东南亚和欧洲等地均有发现。赴泰国和越南等地经商或者移民的华侨，特别是闽粤商人将中国喝功夫茶的传统带到当地，江苏宜兴茶壶大量南运以满足闽粤功夫茶的需求。自晚明，宜兴紫砂茶壶和器具已远销至欧洲。据荷兰东印度公司记载：“1679年，由漳浦运抵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有7箱朱泥茶壶；1680年，约1635件茶壶（宜兴产品）运抵阿姆斯特丹。”⑪
青釉双系瓜棱小口罐 明天顺四年，高17、口6、底9厘米，于天顺四年“皇家南海号”发现（图5）。
青釉划花葵口菊瓣纹折沿碗 明天顺四年，高8、口28、底11.3厘米，于“皇家南海号”发现（图4）。
泰国 苏可泰窑青釉褐彩花卉纹撇口碗 明建文元年，高7、口26、底8.9厘米，于建文元年“龙泉号”发现（图3）。
沉船均为民间商船，运载的货物大部分是暹罗素可泰、暹罗仿龙、安南青花等东南亚陶器，中国瓷器极少。“龙泉号”内发现了为数不多的龙泉窑青瓷盘和盖罐③。 “皇家南海号”在接近龙骨的一个隐蔽储藏室里发现7件中国青花瓷器。
由于煤燃烧产生的污染物主要是二氧化硫和一氧化碳，所以在此选择二氧化硫为计算对象，煤炭中硫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叫做可燃性硫，它燃烧之后会释放出二氧化硫，另一部分是不可燃性硫，顾名思义不可以燃烧直接归为灰尘。根据相关化学方程式，可以得到以下关系：
明 青花缠枝花卉纹盖罐 高12、口13.5、底8.7厘米，于“宣德号”发现（图6），沉没于马来半岛东方海域，是一艘16世纪前半叶的葡萄牙商船，船载有大量的青花瓷器。
取干燥的植物材料约20 mg，提取总DNA。psbA-trnH、matK[10]、psbK-psbI[11]和rbcL[12]序列扩增所用引物及PCR反应条件见表2。50 μL反应体系包括：24 μL Taq PCR Master mix，20 μL ddH2O，上、下游引物各2 μL,2 μL模板DNA(20～50 ng/μL)。扩增后，取PCR产物 5 μL 于1.2%～1.5%的琼脂糖凝胶中电泳检测，筛选出具有单独和清晰条带的样品送测序。
图6 明 青花缠枝花卉纹盖罐
二、明中后期中国陶瓷器重新主导市场
明代中期以后。明朝中期以后，国势日衰，再难有财力支撑起像“郑和下西洋”那样的壮举，鼎盛一时的朝贡贸易体系也逐渐解体。而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葡萄牙人在海上的积极活动令澳门一跃成为全球性的贸易中心，并促进了天主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初步接触。至明隆庆元年（1567），明帝国有限度地解除“海禁”，民间贸易再度兴盛，并带来持续的贸易顺差。同时，欧洲人开始遍布海丝沿线，并开启了从美洲跨越太平洋的新航线，天主教随着欧洲殖民者迅速传播。海上丝绸之路不可避免地逐渐扩展为具有真正全球意义的海路网络。
焦天龙总结到：“万历年间(1573～1619) 显然是明代外贸最活跃的时期。南海地区的至少有6 艘沉船属于万历时期。”④广东省博物馆藏的明代中后期沉船陶瓷器来自于以下沉船：“南澳I号”及“万历号”，均属于万历时期的商船。
3）由累年各月雷暴日分布可见，一年中每个月都可能出现雷暴，其中以8月出现的最多，累积年平均有8.9个雷暴日，占全年的雷暴日的18.66%；其次是4月和7月，累计平均有7.5个雷暴日，均占全年的雷暴日的15.72%，11月和12月出现的最少。
漳州窑青花“粮”字大盘 明万历，高8.7、口径33.0、底径13.0厘米，于“南澳I号”发现（图7）。
景德镇窑青花封侯爵禄图“富贵佳器”款盘 明万历，高4.2、口径18.5～19.1、底径12.0厘米，于“南澳I号”发现（图8）。
图7 明万历 漳州窑青花“粮”字大盘
图8 明万历 景德镇窑青花封侯爵禄图“富贵佳器”款盘
“南澳I号”，沉没于广东省南澳县三点金海域 。学界对于“南澳Ⅰ号”的年代认识有万历年间、万历三十六年以后、隆庆开海之际几种看法。⑥但总体而言，“南澳Ⅰ号”的青花瓷年代指向为明代晚期。“南澳Ⅰ号”船载瓷器主要为福建漳州窑系和江西景德镇窑系产品，其中漳州窑系瓷器达2万件以上；景德镇窑系达5000件以上，有青花和五彩两个品种。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经赴景德镇考察了官窑遗址，湖田窑遗址和观音阁遗址，通过比对沉船和窑址产品，推断“南澳Ⅰ号”出水的景德镇窑系瓷器来自于观音阁遗址第四期，年代约为万历早中期。《江西景德镇观音阁明代窑址发掘报告》⑦中指出，在观音阁遗址第三期,即嘉靖时期,发现一件刻有“◆ ◆嘉◆ ◆制”款的白釉大盘和青花五爪龙纹碗的残片。观音阁窑址是“官搭民烧”的窑址。“南澳Ⅰ号”的船载瓷器，以漳州窑的青花瓷器为大宗，青花大盘和带盖钵是代表性器物。这些青花瓷器的瓷胎和釉质比较厚重，青花颜色发灰或者较为暗淡，绘制的人物或花鸟图案比较随意，底足粘有细砂（也就是所谓的“砂足器”）。
景德镇窑青花象首军持 明万历，高20.5、通长17、宽9.5厘米，于“万历号”发现（图9）。
在以“美丽乡村”为主题的调研中发现，村民对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辩证关系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是一种从“生态友好”到“生态责任”的转圜历程。在对沭阳S村村民的访谈调查中，不少村民已经把生态保护看作是一种个体责任，而不仅仅是政府责任，这是在新的历史变革时期应时而生的必然道德要求。在回答“建设美丽乡村，您认为最重要的因素”的问卷调研时，38.2%的村民认为“需要政府的引导”，42.7%的村民认为“人人有责，从小事做起”，而19.1%的村民认为“需要舆论的监督和制度的保障”。可见，道德的自律功能显然进一步被强化，而道德的主体也会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浮动和调整价值标准。
明青花莲池鸳鸯纹克拉克盘 明万历，高5、口径31、底径17厘米，于“万历号”发现（图10）。
⑤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澳Ⅰ号”明代沉船2007年调查与试掘》，《文物》2011年第5期。
“克拉克”瓷器以纹饰绘有连续的开光图案为特征，开光内绘山水、人物、花鸟、果实、文房用品等吉祥图案，其器型有碗、碟及盘、杯、瓶、盖盒、军持等。1603年，荷兰武装船队在马六甲海峡捕获一艘装载着约10万件中国青花瓷器的葡萄牙帆船，船上的瓷器后来被运送到阿姆斯特丹拍卖，轰动了欧洲。由于荷兰人将葡萄牙远航东方的货船称作“克拉克”（荷兰语为“葡萄牙战舰”的意思），因而这批在欧洲拍卖的中国瓷器被称为“克拉克”瓷。据统计，从明万历三十年（1602）至清顺治十三年（1656），仅荷兰东印度公司就从中国购置了超过300万件克拉克瓷。除景德镇窑外，福建漳州一带也盛产克拉克瓷。
总的来说，整个明代，沉船数量大量增多，以中国船为主，葡萄牙、欧洲和英国等国家的沉船也开始有发现。⑧
图9 明万历 景德镇窑青花象首军持
图10 明 青花莲池鸳鸯纹克拉克盘
三、清代中国外销瓷器进入繁荣期
注释：
清 青花吕布戏貂蝉纹碟 清雍正，高1.9、口11.8、底6.8厘米，于“金瓯号”发现（图11）。
清 褐绿彩瑞兽 清雍正，高6.5、底座长6厘米，于“金瓯号”发现（图12）。
图11 清 青花吕布戏貂蝉纹碟
图12 清 褐绿彩瑞兽
图13 清 青花如意头团寿纹盘
“金瓯号”沉没于越南金瓯角海域,是一艘在雍正年间(1723～1735)从中国广州开出的商船。“金瓯号”出水遗物有中国陶瓷器、锌条、康熙通宝钱币、衣物、船骨、金属制品、石质印章等。⑩“金瓯号”出水器物以中国瓷器数量为多，虽然这艘船是雍正年间的商船，但所载瓷器中有不少瓷器带有典型的康熙朝风格。“金瓯号”出水瓷器主要来自于江西、广东、福建等地的窑口。工艺品种多样，器形丰富。陶瓷工艺可见有青花瓷、外酱釉内青花、青花红彩、青花釉下三彩、素三彩、紫红、绿釉刻划填彩、白釉彩绘、酱釉白花、素胎白花、单色釉等。器物样式丰富多样，有盛用器、饮用器、文房用品、塑像玩具、陈设瓷等。其中一些带款识的瓷器也值得关注。“金瓯号”青花瓷碗，发现有“裴溪若深珍藏”“若深珍藏”款，为清代较有名气的“帝王堂名款识”；“金瓯号”出水的绿釉刻划花填彩折枝牡丹纹盘、紫红釉刻划花填彩盘等均为清初“祖堂居”的产品，“祖唐居”是明嘉靖、万历年间专门烧制美术陶的著名石湾陶家。
清 青花如意头团寿纹盘 清道光，高4.5、口26.7、底16.7厘米，于“迪沙鲁号”发现（图13）。
当取k
【注意】①钠保存在煤油中,而不能保存在汽油、CCl4中,因汽油易挥发,CCl4的密度比钠的密度大,起不到隔离O2和H2O的作用。
清 宜兴紫砂“孟臣制”梨式壶 清道光，高11.5、口7.5、底8厘米，于“迪沙鲁号”发现（图14）。
清 石湾窑窑变釉弦纹钵 清道光，高11、口18、底13.5厘米，于“迪沙鲁号”沉船发现（图15）。
实验组精神分裂症并2型糖尿病患者的护理总满意率（94.0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护理总满意率（76.0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2。
图14 清 宜兴紫砂“孟臣制”梨式壶
图15 清 石湾窑窑变釉弦纹钵
四、大小相套，无少隙地—沉船瓷器包装的智慧
大量的货物通过船运载出海，船队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对货物的装载方式也是非常的讲究。南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二：“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货，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⑫通过沉船考古发掘，瓷器中存在分大小套装工艺，同型瓷器成组搭接包装工艺等。这在“南澳I号”中也有体现，如酱釉堆塑双凤纹六狮系瓮，这种大陶瓮往往装填以小碟、小罐、小杯、棋子、串饰等小物品以及水果等食物。“迪沙鲁号”中紫砂壶分批放在大型的陶缸内，空隙处填充稻壳类的植物细粒作缓冲。
中医强调整体观念，认为人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脏腑之间存在关联，可从整体、联系、发展的辨证观点看待疾病的发生和发展[8-10]，而喉源性咳嗽的中医辨证分型具有其特殊性，可与中医学中的急喉痹、慢喉痹进行区分，但临床上关于喉源性咳嗽中医辨证分型的研究报道相对较少，中医辨证分型尚无统一标准[11，12]。本研究通过对国内近年来喉源性咳嗽的相关文献进行检索、总结后发现，喉源性咳嗽的中医辨证分型主要为风邪犯肺型、卫表不固型、脾虚痰浊型、阴虚火旺型，分别占比38.17%、31.67%、17.50%、12.67%，这提示我们可根据喉源性咳嗽的中医辨证分型对其实施辨证论治。
本文所列举的沉船，只是世界范围内沉船的“沧海一粟”“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荣耀与艰辛并存，随着水下考古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谜底将被逐一揭开，仅以此文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
有清一代，中国和东南亚及欧洲的贸易没有中断过。顺治朝实行海禁政策，由明郑集团主导中国与东南亚贸易，康熙二十三年后（1684），允许民间进行海洋贸易，中国和东南亚的通商更加活跃。清代早期，来华的欧洲商船也增多，康熙开禁，设广州、厦门、宁波和云台山4个通商口岸，允许欧洲商船来华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在广州实行一口通商，来华船只更是不断增加⑨。清代早中期，中国瓷器外销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在大量的外销瓷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根据国外消费者的需要订制的，他们提供图样，中国制瓷商按图制作。广东省博物馆藏的清代沉船陶瓷器来自于“金瓯号”和“迪沙鲁号”。
明 酱釉四系盘口罐 明初，高31.5、口5.4、底15.5厘米，于“杜里安号”出水（图1）。
②刘淼《明代前期海禁政策下的瓷器输出》，《考古》2012年第4期。
③林海村《大航海时代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与交流—15～16世纪景德镇青花瓷外销调查之一》，《文物》2010年3期。
④焦天龙《南海南部地区沉船与中国古代海洋贸易的变迁》，《海交史研究》，2014年第2期。
“万历号”沉没于距马来西亚丁加奴州东海岸约6英里的海域，是一艘万历晚期的商船。2004年4至7月，南海海洋考古公司对沉船进行了打捞，采集出水文物7000多件。其中“克拉克”瓷大量出水。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汕头市“南澳Ⅰ号”明代沉船》，《考古》2011年第7期。
宋中雷、黎飞艳《南澳Ⅰ号明代沉船2010年出水陶瓷器》，《文物》2012年第3期。
黎飞艳、崔勇《“南澳Ⅰ号”与海上瓷路》，《海上瓷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13年。
任志录《南澳Ⅰ号类型青花瓷》，《海上瓷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13年。
⑥郭学雷《“南澳I号”沉船的年代及相关问题研究》：《“16至17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16年。
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江西景德镇观音阁明代窑址发掘报告》，《文物》2009年第12期。
⑧⑨焦天龙《南海南部地区沉船与中国古代海洋贸易的变迁》，《海交史研究》，2014年第2期。
一直没遇见一见钟情非追不可的女孩，校花什么的，他也不敢追呵。家里觉得他到岁数了，该谈了，他便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女友权筝。
就他本人研究初唐诗而言，章句家的诗、类书家的诗和“诗中的诗”，均有眼力判断。他的《孟浩然》是从孙润夫家藏的王维所画的“孟浩然像”说起，《贾岛》开篇勾勒贾岛、姚合阴黯的形象，确乎源自性格的考量。定其品第，别其体性，估其价值，用历史的眼光来研究，则已然是“综合”下一阶段的重心了。
⑩李庆新：《越南海域发现清代广州沉船—金瓯沉船及其初步研究》，《国家航海》，2014年第六辑。
黎淑仪《宜兴紫砂之海外贸易与文化交流》，《东南文化》，2009年第2期。
[宋]朱彧撰、李伟国点校《萍洲可谈》，中华书局，2007年。
（责任编辑：郭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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