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索克拉底的《泛希腊集会辞》与泛希腊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希腊论文,伊索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伊索克拉底(Isocrates)是公元前5世纪—前4世纪雅典的著名演说辞作家，①他创作了多篇演说，阐释自己心目中的泛希腊主义(Panhellenism)理念。伊索克拉底的第一篇泛希腊政治演说《泛希腊集会辞》作于公元前390-前380年。在此期间，希腊内争不断，斯巴达面对雅典、科林斯和底比斯的反对力量，试图与波斯结盟，巩固自身的霸权。波斯亦凭借公元前387年签订的《大王和约》(King's Peace)，干涉希腊事务，破坏全希腊城邦的利益，小亚希腊人在希波战争中的胜利成果丧失殆尽。伊索克拉底在此时创作了这篇演说辞。 《泛希腊集会辞》结合了展示性演说与建议性演说的双重功能。学者们根据主题内容的差异，将演说分为三部分，即绪论、正文和结语。第1—20节为序论，伊索克拉底夸耀口才，提出反波斯战争②和城邦联合领导主题。第20—128节为演说辞展示性部分，伊索克拉底赞美雅典，并分别从该城邦的优越性(第21节)、雅典对希腊的贡献(第22—50节)以及雅典在反蛮族战争中的贡献(第51—99节)三个层面，展开证明雅典领导权政治主张的论述，同时谴责斯巴达的暴行，即它非但没有保护希腊，反而与波斯勾结，压迫各城邦。经过短暂的过渡(第129—132节)后，伊索克拉底在演说辞的建议性部分(第133—169节)，呼吁发动反波斯战争。他认为波斯人懦弱无能(第138—149节)，对他人奴颜婢膝(第150—159节)，强调希腊与波斯的仇恨，细数希腊人的有利因素(第160—169节)，认为征伐波斯的战争可解决希腊人的经济困难。伊索克拉底最后建议废除《大王和约》，鼓励希腊人参加远征。第170—189节为结语，伊索克拉底分别从利益(pleonexia)、正义(dikaion)与可能性(dynaton)三方面，重申泛希腊政治建议，提倡城邦和解，号召别的演说家也来谈论他提出的重要问题。《泛希腊集会辞》最为集中地体现了伊索克拉底的泛希腊主义思想，展现了希腊民族意识和公元前4世纪希腊世界的政治观念。 “泛希腊主义”③是一个被现代专家定义的名词，其含义包括两点：希腊人与蛮族人之间存在对立，希腊人之间存在共性和共同利益。泛希腊主义伴随着与蛮族对立的历史以及公元前4世纪的现实情境发展深化，经文学家、戏剧家、政治家、演说家的建构，由公元前8世纪中叶包含宗教崇拜与体育竞技内涵的认同意识，④演变为适应时代需要的政治政策，并于不同时间、不同场合被不同的人利用，宣扬自己心目中的泛希腊情感。常见的传统观点将高尔吉亚斯(Gorgias)、吕西亚斯(Lysias)、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Ⅱ of Macedon)、德摩斯提尼(Demosthenes)⑤视为泛希腊主义者。此外，人们发现，卡利克拉提达斯(Callicratidas)、莱山得(Lysander)、伯里克利(Pericles)、阿格西劳斯(Agesilaus)、狄奥尼修斯(Dionysius)、雅宋(Jason)、亚历山大(Alexander)等政治家和品达(Pindar)、色诺芬(Xenophon)、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等作家，也都具有多样的泛希腊主义观念、言论或行动。⑥而在泛希腊主义者中，伊索克拉底因毕生倡导该理念，而被誉为这一意识的代言人。 关于《泛希腊集会辞》，国内还没有全面系统的研究，西方古典学界对该主题的研究较为全面和深入。根据笔者收集到的与伊索克拉底有关的专著、论文和其他资料，关于《泛希腊集会辞》的研究大致可分为“理想主义模式”与“工具主义模式”。理想主义模式的支持者以希腊学者M.B.萨凯拉里奥(M.B.Sakellariou)与法国学者雅克琳·德·霍米耶(Jacqueline de Romilly)为代表，他们从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视角出发，结合公元前4世纪的政治实际，阐释伊索克拉底的思想，突出其中蕴含的泛希腊主义情结。萨凯拉里奥的论文《泛希腊主义：从观念到政策》(Panhellenism：From Concept to Policy)，以广阔的视角，对泛希腊主义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清晰的回顾，并论述了伊索克拉底的泛希腊主张。他认为，伊索克拉底毕生宣传泛希腊主义，其主要关注点与希腊人团结的需求和反蛮族战争相联系。⑦霍米耶在《伊索克拉底与欧洲》(Isocrates and Europe)一文中，着力探究这位泛希腊主义者阐述的欧亚对立观念内涵，以及该主张对泛希腊主义所起的作用。⑧以上观点囊括了反蛮族战争这一泛希腊思想体系的核心要素，并揭示了探究伊索克拉底泛希腊情结的有效途径，但忽略了民族情感背后的个人动机。 工具主义模式的支持者以S.帕尔曼(S.Perlman)和彼得·格林(Peter Green)为代表，他们主要探讨伊索克拉底演说辞中雅典领导权的内涵与泛希腊主义的宣传作用，突出其中蕴含的“雅典中心主义”情结。帕尔曼在论文《泛希腊主义、城邦与帝国主义》(Panhellenism，the Polis and Imperialism)中指出，伊索克拉底改变并发展了泛希腊主义政策，直到神圣战争结束与腓力势力出现为止，这位演说辞作家宣扬的泛希腊主义，核心在于提倡雅典霸权或雅典与斯巴达的联合领导权。反蛮族是获取霸权的基础。伊索克拉底在其早期演说与致腓力的演说辞中均未提倡希腊世界的团结或城邦形式的改变，城邦的自由与自治是他寻求希腊世界新秩序的主要目标。⑨格林从雅典利益的角度探讨了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的思想，认为他宣扬的是一种灵活的帝国主义政策，反波斯战争是恢复雅典在希腊世界旧有领导地位的手段，维护该城邦权力，成为伊索克拉底泛希腊情感实质之所在。⑩以上观点建立于古希腊民族统一矛盾——泛希腊意识的现实缺憾基础之上，从城邦这一基本政治单元的需要出发，揭示了现实环境变动下泛希腊大背景中的个人动机，但忽视了泛希腊主义的情感因素，体现出近代史学家的帝国主义与历史建构意识。 笔者认为，两大模式都只对伊索克拉底的泛希腊主义进行了片面论述，前者指出了演说辞中蕴含的泛希腊情结，而后者则指出了演说辞中蕴含的雅典中心主义情结，但对两者的差异交融关系并未给予足够关注，而这也正是笔者探究的重点所在。本文将围绕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中对反波斯战争的呼吁所体现的泛希腊主义，对雅典斯巴达联合领导的呼吁所体现的雅典中心主义(11)与泛希腊主义的联系，证明雅典领导权的话语策略中雅典中心主义与泛希腊主义的互异与交融展开论述，以阐释演说辞中的泛希腊主义思想体系。 一、反波斯战争与泛希腊和睦 希波对立意识牢牢地占据了古希腊人的思想，伊索克拉底在《泛希腊集会辞》中对这一情感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宣扬： 我们对于波斯人天生是如此憎恨，以至于我们最爱一起消磨时间，听有关特洛伊战争和波斯战争的故事，因为通过它们，我们可了解敌人的不幸。你们会发现，我们反蛮族的战争，激发了颂诗的创作，打希腊人的战争，引起了哀歌。我们在节日里吟诵颂诗，我们在灾难中回忆哀歌。我认为荷马的诗获得了更大的名声，因为他曾用高尚的风格赞美那些和蛮族作战的英雄。基于此，我们的祖先愿意在颂诗比赛和青年教育中，给他的技艺以光荣的地位，使我们一再听他的诗句，明了与蛮族根深蒂固的仇恨，在赞美那些攻打特洛伊的英雄的勇气时，很想干出同样的事业。(12) 与蛮族人的两极对立观念是古希腊人构建自我认同的核心。“蛮族”(barbaros)这一概念的复合形容词“barbarophōnōn”，最初出现于《荷马史诗》第2卷的《船表》(The Catalogue of ships)中；(13)这一观念的含义于公元前8世纪殖民时代古希腊人与非希腊人接触的现实情境中深化和发展，(14)经埃斯库罗斯等人的建构，在古典时代初期，由一个原来偶尔用于嘲笑外族语言的词汇(15)最终演变为对一切非希腊人的蔑称。伴随着古希腊历史的发展，蛮族形象不断演变，希波战争强化了这种两极对立的观念，也使波斯成为蛮族形象的典型代表。 《伊利亚特》讲述了特洛伊战争的故事，呈现了一个泛希腊主题。《泛希腊集会辞》中“有关特洛伊战争和波斯战争的故事”作为古希腊文化的产物，承载着希腊人共有的民族记忆，被伊索克拉底运用于演说辞中来表达民族的爱憎。古希腊人拥有“听史诗”(akouontes tōn epōn)与“节日颂诗”(en tais heortais aīdomenous)的风俗，而这一活动与《荷马史诗》的教谕功能不无关联。荷马在古希腊历史和伦理等方面拥有不可动摇的地位，从庇西斯特拉图时代起，荷马史诗的表演(mimēsis)(16)已成为雅典城邦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民主制也保留了泛雅典娜节上吟诵《荷马史诗》的传统。到公元前4世纪，以伊索克拉底与吕库古(Lycurgus)为代表的演说家，将这一制度的创始归功于“我们的祖先”(tous progonous hēmōn)与“你们的父辈”(hymōn hoi pateres)。(17)通常，在泛雅典娜节上将要吟诵的诗歌，被所有人视为最出色的文学作品，一些参加竞赛的游吟诗人(rhapsodes)处于史诗作者与听众间的中介地位，他们自称“荷马的后裔”(Homeridae)，对于史诗的吟诵存在着继承传统。节日表演与游吟诗人对史诗的呈现，弥合了史诗作者与听众的差距，使荷马史诗为大部分公民熟知，成为城邦真实情感表达的媒介。(18)而民众的参与有助于他们形成特定信念的泛希腊认同，在这一过程中，众多分散在各城邦的希腊人逐渐聚集在一起，并通过聆听与吟诵，增强彼此间共同的希波对立意识。伊索克拉底的表述呈现了上述场面，为受众创造了特定的泛希腊情境，有助于唤起他们强烈的泛希腊民族情感的共鸣。一部共享史诗，成了他们回忆往昔、进行思考、汲取勇气的力量源泉。伊索克拉底的表述，试图使受众受到祖先业绩的激励，对他们在过去战斗中所展现的勇武精神深感敬佩，从而渴望参与反波斯战争。 在《泛希腊集会辞》中，伊索克拉底从性格、宗教、生活方式、军事纪律、政治制度等方面历数波斯的种种弊端，将他们描绘为一群胆小、女人气、不崇奉神灵、生活方式腐化堕落、毫无纪律感的乌合之众，缺乏应对战争的勇气，其首领对部下傲慢无礼，而对他人奴颜婢膝。(19)在伊索克拉底的表述中，希腊与波斯被视为欧洲与亚洲的代表，而欧亚对立观念便成为其希波对立意识的国际体现。在古希腊，“欧罗巴”一词早在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便具有了地理意义，赫西俄德、希罗多德、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采用该词时，指代的都是一种地理概念。(20)而从伊索克拉底开始，“欧罗巴”便不再具有地理意义，而具有政治意义。他认为：“若普天之下的土地分成两半，其中一半叫亚细亚，另一半叫欧罗巴，按照和约，波斯大王取得了一半，好像他与宙斯划分领土，而不与人签订和约。”(21)雅典因对古希腊的贡献而使后者变得更强大，欧洲开始领先于亚洲，让亚洲比欧洲更繁荣，蛮族人比希腊人生活更富足是一种屈辱：“如果那些向亚历山大(注：帕里斯的别名)进攻的，拿下了一个城市的英雄值得那样称赞，那么，这些征服了整个亚细亚的战士应得到怎样的褒奖呢？”(22)文献表明，特洛伊战争在伊索克拉底的描述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正是这场战争，标志着希腊与蛮族对立的开端。与当今欧洲通过文化纽带和经济竞争体现自身价值不同，伊索克拉底最初便将全欧罗巴置身于一个巨大的战争对立环境中。在他看来，过去的历史是亚欧对抗的历史，希腊作为欧洲自身价值和自由捍卫者的形象于伊索克拉底的论述中凸显出来，听众的泛希腊情感因欧洲利益面临威胁的实际而延伸与升华，希波对立由观念建构过渡到渴望主宰后者的行动，反波斯的泛希腊战争由此突破了两个民族间的局限，上升到了国际层面。伊索克拉底通过演说辞中的描述，冲出了希腊的视野，将目光延伸至广阔的欧洲，使两者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们在感受历史宏阔性的同时也增强了民族使命感，并坚定了抗击波斯的信心和决心。 《泛希腊集会辞》对公元前4世纪社会矛盾的解决方案，成了伊索克拉底提倡反波斯战争的现实基础。伯罗奔尼撒战后，成为希腊霸主的斯巴达独断专横的统治带来了希腊城邦和各宗派间的相互仇恨，城邦内争(stasis)继续成为希腊生活的常规。(23)泛希腊团结(homonoia)的理念一直是伊索克拉底在演说辞中分析的重点。(24)他认为，“希腊人不可能和睦相处，在我们从同一源泉获得利益和同一敌人进行战斗之前”(25)。“对于我们而言，全希腊人不断被侵犯，尽管我们拥有完成这像梦一样崇高事业的权力，却不采取一步实行共同报复的对策是可耻的。”(26)贫困是公元前4世纪社会冲突的根源，阿提卡无地公民与游民的增多破坏了希腊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秩序。对伊索克拉底而言，发动反波斯战争是为了维护希腊的共同利益，以小亚大陆的土地为诱惑，转嫁由贫困所造成的社会危机，“等我们摆脱了生活上的贫困，那时我们才能和睦相处，彼此间才能有真正的善意(eunoia)”(27)。在古希腊语中，“eunoia”除了“善意”，还具有许可、同情和愿意提供帮助的含义。希腊人采用这一词汇，描述个人、党派与城邦间的政治关系。(28)在伊索克拉底看来，善待他人将会获得赞许，而城邦间的善意取决于彼此的势力均衡。团结(homonoia)与善意(eunoia)是伊索克拉底泛希腊政策宣传的核心。伊索克拉底的论述强调发动反波斯泛希腊战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维护泛希腊利益是城邦团结的前提，而反波斯战争便成了前者的先决条件，它是全希腊人的共同行动，并成为他们停止内争，创造泛希腊和睦局面的有效途径。 伯罗奔尼撒战后，波斯对希腊事务的干涉更使公元前4世纪的局势雪上加霜。公元前387年签订的《大王和约》，(29)使小亚各地的希腊城邦又接受了波斯的统治。在演说辞中，伊索克拉底将该和约与卡里阿斯和约进行对比，认为在雅典帝国时期古希腊人不断地缩小波斯帝国的疆界，向其附属国征收赋税，并打败了波斯帝国的海上势力；而现在，波斯大王掌控着全希腊的命运，决定着战争事务。从表面上看，正是《大王和约》使一些城邦摆脱了雅典控制，似乎蛮族人对希腊人是仁慈的，基于希腊人和平的立场考虑问题；但“保证各岛屿和欧罗巴各城邦的独立条款早已成为石碑上的空文，而那些使我们感到屈辱，使许多盟友被出卖的条款却仍然保留在原地方，被全希腊人认为是有效的”(30)。“其余的希腊城邦，无论大小，都应采取自治政策”，这一内容被视为《大王和约》的基本准则。自公元前5世纪中期开始，人们采用“autonomous”的观念，表述古希腊城邦独立的理想状况。然而，伊索克拉底认为，在和约中，这一古希腊词汇失去了自身所具有的历史实际含义，而仅仅停留于字面意义上的许可，抛开和约文本赋予的特定情境，对于其余希腊城邦独立的承认，是一种虚伪的言语表达，隐藏于和约条款表象下的真正动机是波斯国王对于小亚希腊城邦权力的觊觎。“谁不知道条约是一种对双方既平等又公平的条文，而敕令则是一种违反正义而使对方处于不利地位的命令？”(31)“正义”(dikaion)的观念通常用于法庭演说中，而此处，它却成了演说辞结语伊索克拉底论述的三大核心主题之一，签订和约，违背了正义准则。基于以上分析，伊索克拉底建议毁弃和约。和约的签订使全希腊人的历史积怨与现实屈辱感叠加交织，伊索克拉底的阐述意在激发听众的正义感和复仇意识，而泛希腊情感便于波斯帝国入侵和全希腊利益与主权受到威胁的情境下凸显出巨大的价值，一场反波斯的泛希腊战争能使它被最大限度地凝聚和宣泄。 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对波斯充满恐惧，(32)《大王和约》的签订激起了希腊人的民族怨愤，促使他们又将波斯视为头号敌人。而在演说辞中，伊索克拉底指出，波斯胜利源于雅典与斯巴达的城邦内争，而不是波斯帝国力量的强大，并细数希腊人的有利因素。他认为，以埃及和塞浦路斯为首的许多臣属城邦的叛乱，给反波斯战争增添了一份胜利的筹码。希腊人只要抓住有利时机，占据罗德斯、萨摩斯和开俄斯岛，并抢先把军队驻扎在吕底亚和弗吕吉亚，(33)便可从陆海两路先发制人，取得战争的胜利，“安安稳稳地采摘亚细亚的果实”(34)。阿提卡演说家往往将敌人的胜利归结于自身的内部争斗。(35)在演说辞中，泛希腊主义成为伊索克拉底号召希腊人克服障碍，发动反波斯战争的心理诱因，波斯的实力由于泛希腊意识的作用被无限制地缩小与贬抑。神圣的事业需要智慧的领袖，反波斯的泛希腊战争呼唤强有力的城邦领导，而雅典和斯巴达因它们分别拥有海陆霸权的强大实力，成为领导权的两大热门争夺者。在演说辞中，伊索克拉底提出了一个看似矛盾的观点：一方面，他提倡雅典和斯巴达的共同领导；(36)另一方面，却认为雅典应独自领导希腊反对波斯。(37)该表述中究竟隐含着怎样的雅典中心主义与泛希腊思想？这两种思想互异与交融的态势如何体现于演说辞中？ 二、雅典与斯巴达：希腊人的两个领导者？ 联合领导问题是《泛希腊集会辞》论述的核心主题之一，伊索克拉底在演说辞中阐明了提出这一政治主张的原因。在他看来，古代历史上，雅典和斯巴达因各自强大的海军和陆军实力名扬希腊。(38)希波战争期间，两大城邦“把希腊看成他们共同的家园”(39)，勠力同心抗击波斯，为全希腊自由奋斗的事实，(40)给后世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使人们认识到团结的重要性。公元前4世纪，波斯利用雅典与斯巴达的矛盾，肆意干涉希腊事务，对全希腊的利益与主权构成了巨大威胁。“在那个波斯国王看来，比较合算的是想办法使我们进行内争，永远不停”(41)。而两大城邦的联合进攻将粉碎波斯国王的狡诈阴谋，强有力地震慑与打击波斯帝国的权力。雅典试图于伯罗奔尼撒战后恢复霸权。公元前394年，雅典将军科农(Conon)统率的波斯舰队于克尼杜斯(Cnidus)击败斯巴达舰队，结束了斯巴达在爱琴海地区的短暂霸权。(42)科农在打败了斯巴达舰队后，使伊奥尼亚的岛屿与城邦一度摆脱了斯巴达的控制。公元前392年，雅典重获勒姆诺斯(Lemnos)、因布罗斯(Imbros)及斯库罗斯(Scyros)岛，重新夺取雅典海上霸权的呼声甚高。公元前396年，阿格西劳斯与莱山德发动反对波斯的战争，并声称要将战斗进行到底。伊索克拉底在演说辞第16节中，简要分析了当时希腊城邦的政治形势，指出：“现今，一些希腊人被雅典控制，而另一些人被斯巴达控制，我们通过希腊城邦所采取的政体模式对大多数城邦进行权力划分”。“如果有人认为在使为首的城邦和解之前，其他的城邦就能联合起来共谋福利，那么他的想法未免太天真了，一点也不符合实际情况。”(43)文献表明，在伊索克拉底看来，当时雅典与斯巴达的政治局势，使他提倡两大城邦联合领导的政治主张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大王和约》签订后，斯巴达依据自身利益做出决定，出卖了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以换取波斯对希腊事务的支持。(44)它还利用“大王和约”，在伯罗奔尼撒半岛铲除异己力量。斯巴达解散了比奥提亚同盟，拆散了科林斯(Corinth)与阿尔戈斯(Argos)的联盟，将公元前470年已合并为一个单一城邦的曼提尼亚(Mantinea)老城划分成五个村庄(公元前385年)，(45)攻占了卡德摩亚(Cadmea)、奥林苏斯(公元前382年)；(46)并于公元前380年围攻腓力乌斯(Phlius)城邦，在此设立要塞和新的政体。(47)同时，斯巴达与叙拉古的狄奥尼修斯建立了友好关系，(48)至此，这一城邦到达了权力的巅峰。 《大王和约》的签订，使雅典恢复往昔帝国霸权的诉求遭到遏制。公元前386年后，《大王和约》以及斯巴达的政策已成为雅典及其余城邦必须遵循的规定。雅典扶植色雷斯国王，但未与之结盟；由于和约的限制，它拒绝帮助曼丁尼亚反对斯巴达城邦(公元前385年)；当奥林苏斯遭遇斯巴达攻击时，雅典曾想与之结盟，但最终并无结果(公元前382年)。 古希腊历史上，雅典和斯巴达分别拥有海陆霸权，两大城邦势力相互制衡。伊索克拉底于演说辞第17节提出平分领导权的建议。而《大王和约》签订后的历史实际使他在《泛希腊集会辞》中对于“领导权问题”的论述角度产生变化。伊索克拉底基于当时的政治状况和个人情感的考虑，谴责斯巴达的霸权政策，而抬高雅典在联合领导权中所处的地位；却从反波斯和泛希腊认同的角度出发，在提倡雅典领导权的展示性论述部分，颂扬斯巴达在希波战争期间的历史贡献。在演说辞第120—128节中，他将雅典与斯巴达的帝国政策进行对比，并在第122节中再次呼吁雅典领导权后，笔锋一转，开始谴责斯巴达的暴虐行径。对内，它反对民主制，建立君主制，扶植以马其顿王阿明塔斯、西西里狄奥尼修斯为代表的专制政权，并先后攻占曼提尼亚、卡德摩亚等地，围攻奥林苏斯与腓力乌斯人。(49)对外，斯巴达无视波斯的侵犯，“当初在参战时，声称要解放希腊人，到头来却把许多人出卖为奴，他们使伊奥尼亚人背叛我们的城邦，然后把他们出卖给蛮族”(50)。“那些声称拥有领导权的城邦日日攻打希腊人，却长期和蛮族结盟，从中渔利。”(51)伊索克拉底的如上论述，与演说辞第21—122节对雅典城邦功绩的颂扬形成对比，这一表述策略与演说辞第17节平分领导权的主张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蕴含着“雅典中心主义”的主观动机。伊索克拉底借此建构了为雅典城邦利益服务的话语体系。 斯巴达的倒行逆施招致全希腊人的怨恨，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伊索克拉底在演说辞中对此大加强调，他对两大城邦的联合计划缺乏十足的把握。作为雅典利益的忠实维护者，伊索克拉底面对斯巴达的暴虐行径，本可于演说辞中单方面提出雅典的独立领导权，但其文本展示性部分提倡雅典领导权的政治主张论述中，仍渗透着他对斯巴达历史贡献的颂扬之辞。在第72—99节论述雅典在希波战争中的历史贡献时，伊索克拉底指出：“拉凯戴梦人也曾在危急关头给希腊人做出许多贡献，我并未忽视。”(52)它与雅典城邦在希波战争期间“都为了最高尚的目的而竞争，他们将彼此视为竞争对手而非敌人，并没有求宠于波斯国王而使希腊人沦为奴隶；相反，他们对于共同拯救希腊的看法一致，互相竞争，看谁能肩负起这项使命”(53)。 在演说辞第130节中，伊索克拉底指出：“不狠狠地谴责人们的现有行为，就不能使他们改正错误或说服他们追求另一种行为方式。有意伤人，便应让论述双方互相攻讦；有意助人，而这样谴责他们，则是忠心劝告。人们通常不会采用同一方式，理解同一论述观点，除非论述含有相同意图。”(54)在随后的第131节中，提出演说辞建议性部分(第131—169节)主题：“雅典与斯巴达城邦可以和解，并使所有的蛮族人成为全希腊的附庸。”(55)“你们必须与我一起思考：若我们能将现今的城邦内争转化为反蛮族战争，并将小亚的财富带回欧洲，将会给全希腊带来怎样的繁荣。”(56)《大王和约》签订后的现实使伊索克拉底的情感怨愤集中于内外两方面，因斯巴达纵容波斯侵略，反对民主制，扶植专制政权，伊索克拉底斥责其暴虐行径；因波斯干涉希腊事务，直接威胁到后者的根本利益，他对这一帝国的霸权行径表示愤慨。希腊与波斯的矛盾凌驾于雅典与斯巴达的矛盾之上，成为全希腊需面对的首要威胁。伊索克拉底在演说辞第122—128节中，斥责斯巴达，却于提倡雅典领导权的展示性论述部分，颂扬斯巴达在希波战争期间的历史贡献。他从反波斯和泛希腊认同出发，采取这一论述策略意在使斯巴达城邦统治者或提倡亲斯巴达政治主张的城邦公民们回忆希波战争期间两城邦前辈们的历史功绩，唤起强烈的情感共鸣，摒弃现有的错误政策，从争夺希腊霸权转至反波斯行动的联合。 伊索克拉底受到演说辞创作时政治局势的影响，在《泛希腊集会辞》中向受众呈现了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两大城邦的联合领导与雅典的单独领导。这一表述策略体现出演说辞中“雅典中心主义”与“泛希腊主义”的对立，而这也是古希腊历史上城邦各别主义与泛希腊主义(57)之间的张力在文献中的表现。 三、雅典中心主义与泛希腊主义 公元前6世纪，希腊共同体意识出现，认同为其提供了“思考自身过去”的路径。(58)希腊共同体是一个多重认同体系，在大的“希腊认同”之下，存在以家庭、德莫(Dēmos)、城邦(Polis)、部落(Phylon)和族群(Ethnos)为代表的区域认同。伊索克拉底是公认的泛希腊主义者，而他同时也拥有雅典公民的身份。(59)因此，他的思想观念中同时拥有泛希腊认同与城邦认同。 伊索克拉底在演说辞的展示性部分，提倡雅典的领导权。他在《泛希腊集会辞》第19节指出，“其余演说者应在教导我们如何阐述有争议的主题后，再对具有一致意见的政治主张提出建议”(60)。而提倡雅典领导权的政治主张作为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的首要论述主题，满足了这位散文作家演说辞创作的需求。伊索克拉底在演说辞中提倡两城邦联合以发动反波斯的泛希腊战争。而斯巴达人接受了错误的认识，坚持认为理应只由他们领导希腊。伊索克拉底试图改变斯巴达人的错误认识，使他们放弃对这一荣耀的追求。(61)他在第18节中提出坚持雅典领导权政治主张的必要性，并于第20、21节中进一步强调这一观点：“过去，我们的城邦基于正义的原则拥有海上霸权。”(62)“现今，基于同样的目的，“雅典应重获领导权”(63)。“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荣耀应赋予那些最有经验，拥有最大权力的城邦。”(64)伊索克拉底试图反驳斯巴达关于“领导权问题”的政治意见和错误认识，并维护雅典城邦海上霸权的旧有利益，提倡雅典的领导权，而对于“正义”原则的强调，也是引导这一政治主张的道德支撑。伯罗奔尼撒战役的失败使雅典丧失了海上帝国霸权。伊索克拉底于演说辞第117节开始，将该战争前后雅典城邦乃至希腊的命运进行对比，进而证明他于文本第119节所提出的推测性意见：“当雅典丧失帝国霸权之时，便是全希腊深重苦难的开始。”“事实上，当赫勒斯滂的灾难降临到我们头上，我们的对手取代了我们作为领袖的位置。蛮族在海战中取胜，夺取海上霸权，征服大多数岛屿，登陆拉科尼亚，用武力攻占库特拉，环绕伯罗奔尼撒半岛，所到之处，破坏严重。”(65)“若将我们处于领导地位时所签订的和约与不久前签订的和约相比，也许能最大程度明了局势变化的程度。人们会发现，在那时，我们不断划定波斯帝国疆界，向他们的臣民征税，限制帝国的海上权力。然而现在，波斯人掌控了希腊的命运，决定希腊事务，于每一城邦设立管理者。”(66)伊索克拉底谴责波斯国王的行径：正是他发动科林斯战争，迫使希腊签订《大王和约》，干涉希腊事务，引起希腊城邦内争，从中渔利。(67)“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应对现实局势深感愤慨，并夺回已丧失的城邦领导权。”(68)伊索克拉底将提倡雅典领导权的政治主张，旨在维护全希腊利益，抵制波斯的威胁。 在伊索克拉底的《泛希腊集会辞》中，“雅典中心主义”情结体现得尤为突出。他将斯巴达十人执政团而不是伯罗奔尼撒战后的斯巴达城邦作为首要指责对象，谴责了他们的暴虐行径。斯巴达十人执政团的参与者“如此无耻，他们破坏自己城邦的法律，反而谴责我们的城邦不公正。除了其余无耻的行为外，他们还厚着脸皮谈论我们所审判的民事案和公诉，而被他们在三个月内不经审判而杀死的人却多于被我们的城邦在整个当权时期判处死刑的人”(69)。伊索克拉底对斯巴达城邦于公元前4世纪推行的霸权政策提出警告，只有让他们意识到，雅典实力的暂时衰落，并不意味着其崛起潜力的永久丧失，才能实现城邦势力的相对制衡，而不是霸权的一方压制。“雅典中心主义”使伊索克拉底利用自身城邦认同对抗斯巴达人，为雅典在公元前4世纪重新恢复帝国时代领导地位的诉求提供动力。 布鲁斯·拉佛尔萨(Bruce Laforse)曾认为，泛希腊主义常被运用于政治宣传目的：“事实上，演说者提倡损害希腊人利益的政策，经常运用泛希腊主义的说辞说服他的听众，而不顾它与所讨论的问题实际上是否相干。”(70)以上说法突出了泛希腊主义的工具色彩，但忽略了这一思想的情感因素。尽管泛希腊主义宣传在他看来具有虚假性，但它能够“说服”听众这一点，就意味着其中应该含有某些能够打动希腊听众的有关全体希腊人的真实内容。(71) “雅典中心主义”与“泛希腊主义”的双重情结交融、互动于伊索克拉底的论述中。他对雅典城邦的赞颂基于其血统纯粹(72)并拥有强大海军的事实，这些被视为雅典城邦与众不同的特性而铭刻于一代又一代雅典人的记忆深处；而演说辞也涉及他对希腊其余城邦贡献的颂扬：雅典将从德墨忒尔女神处接受的培育果实技术与其余城邦共享，并向外邦人展示厄琉西斯秘仪。(73)“多数城邦为了纪念我们先前的贡献，年年给我们送来初生的麦穗，那些不再赠送的城邦经常受到皮提亚女祭司的劝告，叫它们把我们应得的果实送给我们，还叫它们对我们的城邦执行祖先的义务”(74)。农业、宗教的产生发展影响着雅典人乃至其余古希腊人的生产和生活，维系着全希腊持续性的社会联系或社会利益。伊索克拉底对这则起源神话的重述，将雅典城邦与全希腊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发展相联系，构成了泛希腊群体认同的依托与动力。伊索克拉底对公元前4世纪相关宗教仪式传统进行了描述。呈递初果与谷物本是古希腊宗教中建立神人联系的仪式，(75)而在这位修辞学家的笔下，却转化为希腊其余城邦感谢雅典恩惠的方式。雅典俨然以希腊物质精神文明缔造者的伟大形象自居。伊索克拉底对泛希腊起源神话的表述，彰显了雅典城邦的特殊权威，意在获得希腊其余城邦的道义支持，泛希腊主义成为伊索克拉底话语建构的精神基础。 伊索克拉底在演说辞中，突出了雅典文化在希腊的地位及对希腊的重要影响。作为希腊政治、文化和艺术的中心，雅典在哲学和演说术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76)雅典人因此深感自豪，并将文化作为界定城邦身份的思想标记。这一“文化中心”理念经公元前5世纪的经济增长因素推动发展，于公元前4世纪开始变为知识分子的关注焦点。为了提倡雅典领导权的政治主张，伊索克拉底在《泛希腊集会辞》中的表述使这一理念远远超出了城邦自身的模式： 雅典在思想和话语上的影响使希腊人已经不再是一个种族(genos)的名字，而是一个智慧(dianoia)的名字。与其把和我们拥有共同血缘(physis)的人叫作希腊人，不如把拥有我们文化(paideia)的人叫作希腊人。(77) 如上所述，伊索克拉底的表述反映出公元前4世纪希腊认同界定标准的变化。在这位演说辞作家呈现自身观点的过程中，他将几种不同的认识并陈，进行选择，进而从文化角度对希腊认同做出定义。在这几种不同的认识中，智慧(dianoia)与教育(paideia)超越了种族(genos)与血缘(physis)，成为判定希腊人的标准，希腊人身份界定的变化恰恰反映了公元前4世纪泛希腊族群认同由种族、血缘认同模式向文化认同模式过渡的实质。伊索克拉底对公元前4世纪希腊认同界定标准的看法，体现出他对雅典、对古希腊教育影响的关注。作为界定雅典及希腊身份的新的思想标志，教育是希腊文化发展传承的媒介与手段。“教育”(paideia)一词，最早出现于埃斯库罗斯与品达的诗句中，最初仅指“养育孩子”。到了公元前4世纪，paideia的含义不断扩展，并与人所拥有的最高的美德(arētē)相联系，即内在与外在的双重卓越(kalokagathia)，由此，“教育”一词拥有了精神文化层面的内涵。(78)从教育未制度化的古风社会到教育体系发展的古典时期，伴随着希腊文化由口耳相传向书写方式的重大转变，希腊的教育方式也经历了由诗歌表演向演说技巧训练的过渡，到了伊索克拉底所生活的时代，雅典已当之无愧地成为全希腊的文化和教育中心。演说辞第50节表明，这一城邦对希腊智慧和精神上的贡献。在伊索克拉底的眼中，雅典的特殊性与希腊的普遍性并存，局限于城邦框架内的文化理念内涵扩展，变为采用真正的泛希腊方式表达的民族理念。它使全希腊成员以共同的文化强调彼此的情感联系，而他们也在此一体感下分享及保护共有的文化资源；其余族群也将“希腊”视为一个拥有文化认同的群体，希腊文化以雅典文化为标准进行界定。伊索克拉底在此处宣扬了一种文化霸权，他的表述基于“雅典中心主义”因素的考虑。 伊索克拉底提出，雅典由于在战争中的贡献，理应拥有领导权。论及雅典在反蛮族战争中的贡献(第66—99节)时，他将希波战争作为最适宜的主题。公元前5世纪爆发的希波战争是标志两大民族冲突的典型事件，因它自身所蕴含的捍卫自由民主意识，而成为代代希腊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关于希波战争的素材，无论在演说中被用于何种目的都是全希腊人共有的历史记忆，有助于增强他们的集体凝聚力与泛希腊意识。伊索克拉底在演说辞中对雅典于这场伟大战争中所做出的贡献进行了热情的歌颂：“当波斯人在阿提卡登陆时，雅典人并未等待他们的盟军，而将共同的战争看作分内之事，带着自己的军队抗击那些无视希腊的敌人，少数人抗击千千万万人，就像拿别人的性命去冒险一样。”(79)当薛西斯入侵希腊时，雅典人的祖先“装备60艘三列桨战舰，开赴阿尔忒米西翁角，去抵抗敌人的全部海军”(80)。雅典人被全体盟友抛弃时，“他们原谅其余希腊人甘愿被奴役”，并没有“兴高采烈地跑去同蛮族和解”，而“自己却准备为自由而战”(81)。他们认为：“拥有荣耀的人光荣地死去，胜于耻辱地偷生。具有领导地位的城邦从人们的眼界中消失了，也胜于眼睁睁地遭受奴役。”(82)“没有任何事例能胜过我们的祖先爱希腊的行为，而作为展示的榜样。他们为了使其余希腊人免遭奴役，竟忍心看见自己的城市无人烟，自己的土地遭蹂躏，圣地被劫掠，神殿被烧毁，整场战争都发生在自己的土地上”(83)，“可是他们并不甘心，而要单独同1200只三列桨战舰作一番海上较量”(84)。“没有人会对我们这样不友好，竟然不承认战争的胜利是由于这一场海战的成功，不承认战争的胜利是我们城邦的功劳。”(85) 伊索克拉底向我们展现了希波战争两大阶段(大流士与薛西斯入侵希腊)期间，两大城邦抗击波斯的情况。他延续了第85节雅典与斯巴达为了拯救希腊而展开的竞争主题，在第86—98节对希波战争题材的重述中，连续采用了六次“对比”(Antithesis)的古希腊语风格结构，以展现雅典与斯巴达城邦在马拉松战役、温泉关战役与阿尔忒米西翁角战役中各自的英勇表现。在演说辞第95节中，他再次采用了这一写作风格，以突出雅典城邦与其余城邦在面对薛西斯入侵、希腊局势面临危难的情况下应对态度的差异。在伊索克拉底看来，雅典对希腊的贡献贯穿希波战争的始终，该城邦在马拉松、阿尔忒米西翁角以及萨拉米斯等关乎希腊生死存亡的战役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与斯巴达在战争中的表现进行比较时，伊索克拉底还在对雅典城邦贡献的表述中，突出了“少数”雅典人与“千千万万”波斯军队、“60艘”三列桨战舰与敌人的“全部海军”数量的对比，他们要“单独”同“1200只三列桨战舰作一番海上较量”。而对雅典城邦精神的论述中，则充满了“自由”与“奴役”、“死亡”与“偷生”、“光荣”与“耻辱”、“奴役”与“战斗”的对立。雅典人被全体盟友抛弃，却为希腊自由战斗。希波战争期间，卫城上神庙的被毁在希罗多德的《历史》里被视为雅典坚持与波斯对立的理由。(86)为使其余希腊人免于奴役，他们竟忍心牺牲自己的利益。以上种种对立呈现出鲜明而强烈的反差效果，体现出雅典城邦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在伊索克拉底的笔下，雅典孤独而崇高的民族拯救者形象便在演说家由历史叙述到精神展现的步步表述中走进了受众的想象视线里。他于演说辞中突出了雅典的海战贡献，“战舰”、“海军”、“海战”，这些都被雅典人视为城邦实力的外在体现，伊索克拉底歌颂雅典在希波战争中的贡献，意在宣扬这一城邦的战斗精神，唤起受众对往昔海上帝国光荣历史的记忆，无形中贬抑斯巴达的陆上霸权，并为他对雅典领导权的呼吁提供最佳历史依据。 在《泛希腊集会辞》中，伊索克拉底围绕反波斯战争、雅典斯巴达联合领导权与雅典领导权三大主题展开论述，他所阐述的泛希腊主义提倡城邦和睦，并非希腊统一。伊索克拉底在演说辞中将泛希腊主义的某些内容当作宣传的素材和说辞，其泛希腊主义思想植根于对“希腊人—蛮族人两极对立”观念、欧亚对立观念、泛希腊利益、反波斯战争、起源神话、教育的表述中，并包含与“雅典中心主义”情结的互异与交融。当两者被调和而共同为反波斯战争和雅典—斯巴达联合领导权宣传时，泛希腊主义经常被强调。对伊索克拉底而言，在呼吁雅典领导权的论述策略中，“雅典中心主义”更具实际意义。他既利用这一观念对抗斯巴达人，从而为雅典在公元前4世纪重新恢复帝国时代领导地位的诉求提供动力，又利用泛希腊主义，证明雅典领导权具有合法的道德、文化以及历史支撑。 ①伊索克拉底在多篇演说辞中表明，他缺乏在公开场合发表口头演说所需的两项基本素质：足够洪亮的嗓门(phōnē hikanē)和胆量(tolmē)。伊索克拉底：《致腓力》(Isocrates，Philippos)，81；《泛雅典娜节颂辞》(Isocrates，Panathēnaikos)，9—10;《致狄奥尼修斯》(Isocrates，Isocrates Dionysiōi kairein)，9；《致米提列涅人的统治者》(Isocrates，Tois Mytilenaiōn Archousin)，7；伊索克拉底将自身定义为“远离公共场合者”(apragmōn)，并与那些频繁参与政治、影响民众的政治判断、损害雅典民主的领导者(dēagōgos)进行区分。杜云礼：《伊索克拉底演说辞中身份的修辞展示：文本、权力、教育》(T.Y.Lee，The Rhetoric of Identity in Isocrates：Text，Power，Pedagogy)，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3—94页。[本文所使用的伊索克拉底演说辞希腊文原版，来自乔治·诺林(George Norlin)与拉·胡·冯·胡克(La Rue van Hook)所编的“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三卷本：伊索克拉底《演说辞(Ⅰ)—(Ⅲ)》(Isocrates Orations Vol.Ⅰ-Ⅲ)，哈佛大学出版社1929-1945年版；同时参考了戴维·弥尔哈迪(David Mirhardy)、杜云礼(Too Yun Lee)以及特里·L.帕皮永(Terry L.Papillon)两卷本的英译文：伊索克拉底：《演说辞(Ⅰ-Ⅱ)》(Terry L.Papillon，Isocrates)第I-Ⅱ卷，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2000-2004年版。笔者认为，对于《泛希腊集会辞》而言，帕译文与诺林的译文相比，在一些主要的古希腊思想观念和语法结构上更贴合原文所要传递的含义。本文引用的演说辞部分，均由笔者译自原文，使用的其他古希腊作家版本，除特别注明外，均据《洛布古典从书》希腊语原文。] ②“反波斯战争”，即伊索克拉底呼吁希腊诸邦停止内讧、发动对波斯的远征。他使用“反波斯战争”一词，旨在说明这场侵略战争的正当性。 ③据彼得·格林考证，“泛希腊主义”这一名词由英国自由派史家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首创。参见彼得·格林《蛮族的变形：变动世界中的雅典人的泛希腊主义》(Peter Green,"The Metamorphosis of the Barbarian:Athenian Panhellenism in a Changing World")，R.W.瓦雷斯、E.M.哈里斯主编《走向帝国》(R.W.Wallace & E.W.Harris,eds.,Transition to Empire)，俄克拉霍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20页。关于格罗特使用该词的情况，可参见乔治·格罗特《希腊史：从最早期至亚历山大所处时代末期》(George Grote,A History of Greece: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the Close of the Generation Contemporary with Alexander the Great)，约翰·默里出版社1869年版，第243、281、292页。 ④徐晓旭：《古代希腊民族认同中的各别主义与泛希腊主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⑤S.帕尔曼：《泛希腊主义、城邦与帝国主义》(S.Perlman,"Panhellenism,the Polis and Imperialism")，《历史》(Historia)第25卷，1976年第1期，第23—25页。 ⑥关于品达、伯里克利、艾杰西劳斯、雅宋、狄奥尼修斯与泛希腊主义的联系，可参见S.帕尔曼《泛希腊主义、城邦与帝国主义》，第1—30页；R.W.瓦雷斯、E.M.哈里斯主编：《走向帝国》，第5—36页。 ⑦M.B.萨凯拉里奥：《泛希腊主义：从观念到政策》(M.B.Sakellariou,"Panhellenism:From Concept to Policy")，M.B.哈特兹普洛斯、L.D.路柯普洛斯主编：《马其顿的腓力》(M.B.Hatzpoulos & L.D.Loukopoulos,eds.,Phillp of Macedon)，海涅曼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30页。 ⑧雅克琳·德·霍米耶：《伊索克拉底与欧洲》(Jacqueline de Romilly,"Isocrates and Europe")，《希腊与罗马》(Greece & Rome)第39卷，1992年第1期，第2—13页。 ⑨S.帕尔曼：《泛希腊主义、城邦与帝国主义》，第27页。 ⑩彼得·格林：《蛮族的变形：变动世界中的雅典人的泛希腊主义》，R.W.瓦雷斯、E.M.哈里斯主编：《走向帝国》，第17—20页。 (11)伊索克拉底于演说辞第18、20、21节中提倡的雅典“领导权”，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雅典权力丧失的情况下往昔帝国霸权的一种延续形式。而“雅典中心主义”是伊索克拉底城邦认同的另一表达方式，它以雅典对希腊的贡献作为考察依据，是雅典领导权的核心内容。 (12)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Isocrates，Panēgyrikos)，158—159。 (13)荷马：《伊利亚特》(Homer，Ilias)，Ⅱ.867。 (14)T.哈里森：《希腊人与蛮族人》(T.Harrison，Greeks and Barbarians)，爱丁堡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9—280页。 (15)词汇“barbaros”是拟声词，来源于操非希腊语者所发出的不能理解的咿哑声，参见乔纳森·M.霍尔《希腊认同：介于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Jonathan M.Hall,Hellenicity:Between Ethnicity and Culture)，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页。 (16)对于一些重要的希腊文概念，诸如nimēsis、stāsis等，本文在给出基本的中文释义后，行文中经常采用其原文形式(转化成拉丁字母拼法)，以便保留它们在古希腊文化中的丰富含义。 (17)吕库古：《诉莱奥克拉图斯》(Lycurgus，Kata Leōkratous)，102；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221;对于“泛雅典娜节吟诵制度”创立年代、制度创建者、法令性质及其重要性的讨论，参见J.A.戴维森《庇西斯特拉图与荷马》(J.A.Davison,"Peisistratus and Homer")，《美国语文学学会会报与报告》(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第86卷，1955年，第2—13页。 (18)有关表演文化与埃斯奇奈斯(Aeschines)于演说辞《反提马库斯》(Kata Timarchou)中引用荷马史诗的探讨，参见S.戈德希尔、R.奥斯邦主编《表演文化与雅典民主》(S.Goldhill & R.Osborne,eds.,Performance Culture and Athenian Democracy)，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9—256页。 (19)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150—151。 (20)雅克琳·德·霍米耶：《伊索克拉底与欧洲》，第2—3页。 (21)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179。 (22)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186。 (23)关于古希腊城邦斗争历史的发展演变及“polemeīn”与“stāsis”差异的论述，可参见G.L.米切尔《古风与古典时期的泛希腊主义和蛮族人》，古典出版社2007年版，第80—82、92—93页。 (24)希腊人团结共同反对蛮族，是《泛希腊集会辞》中的核心主题，伊索克拉底还于《关于财产交换的演说》(Antidoseōs)第77节，《致腓力》第16、31、40、83、141节以及《泛雅典娜节颂辞》第42、77、131、167节中，阐述了相同的理念。 (25)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173。 (26)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182。 (27)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174。 (28)学者雅克琳·德·霍米耶的统计表明，伊索克拉底在他的演说辞中60次提及“eunoia”这一词汇，其中，25处特别指代城邦间的关系。参见雅克琳·德·霍米耶《伊索克拉底的eunoia观念或创造共同利益的政治重要性》(Jacqueline de Romily,"'Eunoia' in Isocrates or the Political Importance of Creating Good Will")，《希腊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第78卷，1958年，第92—101页。 (29)关于《大王和约》的具体内容及相关背景情况，可参见色诺芬《希腊史》(Xenophon，Hellenica)，5.1.31；R.西利《德摩斯梯尼和他的时代：战败过程的研究》(R.Sealey,Demosthenes and His time:A Study in Defeat)，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8、13页。 (30)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176。 (31)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176。 (32)到公元前5世纪末，对波斯的恐惧感不仅停留于口诛笔伐，它还作为城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强烈的希波对立意识而牢牢占据古希腊人的思想。关于修昔底德及阿里斯托芬等人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可参见G.L.米切尔《古风与古典时期的泛希腊主义和蛮族人》，第136—138页。 (33)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164。 (34)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166。 (35)N.洛候：《雅典的建构：古典时期城邦中的葬礼演说》(N.Loraux,The Invention of Athens:The Funeral Oration in the Classical city)，哈佛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6页。 (36)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17、185、188。 (37)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18、20、21。 (38)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21。 (39)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81。 (40)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85—89。 (41)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134。 (42)色诺芬：《希腊史》，4.3.10—12。 (43)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16。 (44)P.J.柔兹：《古典希腊世界史：公元前478—323年》(P.J.Rhodes,A History of the Classical Greek World，478-323 BC)，布莱克维尔出版社2006年版，第193、194页。 (45)色诺芬：《希腊史》，5.2.7；15.12.2。 (46)色诺芬：《希腊史》，4.1—9；5.2.25—36。 (47)色诺芬：《希腊史》，5.3.10—17、21—25。 (48)狄奥多罗斯·西库卢斯：《历史丛书》，14.10、44、64—70。 (49)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126。关于斯巴达攻占底比斯要塞卡德摩亚的文本记载，可参见色诺芬《希腊史》，4.1—9；5.2.25—36。 (50)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122。 (51)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128。 (52)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73。 (53)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85。 (54)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130。 (55)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131。 (56)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187。 (57)“个别主义”与“泛希腊主义”分别构成古希腊民族认同机制中的亚群体性与群体性内在动力。19世纪和20世纪初，历史学家通常从现代民族国家政治统一的理论视角出发，将古希腊史视为一部希腊民族争取却未能实现政治统一的历史，并用这种观点来解释希腊城邦之间的关系。针对这一问题，以贝尔弗(Berve)、梅尼克(Meinik)、马丁(Martin)为代表的史学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解。参见T.哈里森《希腊人与蛮族人》，第235—256页；徐晓旭《古代希腊民族认同中的各别主义与泛希腊主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58)G.L.米切尔：《古风与古典时期的泛希腊主义和蛮族人》，第3页。 (59)哈利卡尔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阿提卡的演说家》(Dionysus of Halicarnassus,Peri ton Attikōn Rhētorōn)第1卷，“雅典人伊索克拉底”(Isocrates Athēnaios)，第103页。 (60)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19。 (61)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18。 (62)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20。 (63)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21。 (64)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21。 (65)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119—120。 (66)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120。 (67)关于演说辞第121节中所涉及的希腊历史事件的文本记载，参见色诺芬《希腊史》，3.5.17；5.1.30、31、35、36;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ucydides，Historiai)，8.46.1—2；色诺芬《希腊史》1.4.3；1.5.9；4.3.11—12;4.8.10—17；8.1—9。 (68)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122。 (69)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113。 (70)B.拉佛尔萨：《色诺芬、卡利克拉提达斯与泛希腊主义》，(B.Laforse,"Xenophon,Callicratidas and Panhellenism")，《古代史会刊》(The Ancient History Bulletin)第12卷，1998年，第57页。 (71)徐晓旭：《古代希腊民族认同中的各别主义与泛希腊主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72)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24。 (73)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28—29。 (74)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31。 (75)W.伯克著，约翰·拉凡译：《希腊宗教：古风与古典时期》(W.Burkert,Greek Religion:Archaic and Classical)，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85年版，第66页。 (76)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47—50。 (77)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50。 (78)W.耶格尔著，G.海格耶译：《教育：希腊文化的观念》(W.Jaeger,Paideia: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第3卷，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6页。 (79)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86。 (80)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90。 (81)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94—95。 (82)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95。 (83)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96。 (84)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97。 (85)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98。 (86)希罗多德：《历史》(Herodotus，Historia)，8.144.2。标签：斯巴达论文; 古希腊论文; 雅典论文; 伊索论文; 希腊历史论文; 斯巴达教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荷马史诗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波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