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战略退却”的理论及其当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列宁论文,社会主义建设论文,当代论文,意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55(2013)03-0005-06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时期多次娴熟运用退却策略。列宁认为，退却策略是无产阶级政党基于客观条件或时机的不成熟不能对资本主义采取直接进攻方式，只能通过在某些环节或局部的暂时退却而赢得最终胜利的策略。1918年春、1921年春和1921年秋，列宁领导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对资本主义进行了三次“战略退却”，为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篇章。1921年10月，列宁《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中，对苏俄这三次“战略退却”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和总结。回顾、梳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战略退却”的理论，总结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一、苏俄社会主义建设“战略退却”及“前阶段”：是否合理，是否必要?
1.1918年春，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战略退却”的尝试：由“剥夺剥夺者”的任务退到实施“计算和监督”的任务上来
1918年三四月间，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进行过一次“战略退却”的尝试。在此以前，俄国无产阶级完成的革命任务之一是通过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1917年10月25日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胜利，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11月3日莫斯科的革命力量攻占克里姆林宫，在莫斯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随后革命向中小城市推进，基辅、哈尔科夫、罗斯托夫、巴库、敖德萨、萨拉托夫等地的无产阶级也通过武装斗争，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无产阶级完成的第二个重大任务通过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在围绕着签订这份和约谈判的过程中，德国人提出十分苛刻的、使俄国民众感到屈辱和惨痛牺牲的条件。俄共(布)内一些人反对签订和约，由于列宁和党中央耐心地做工作，终于在党内达成了一致的意见。通过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苏俄赢得了和平喘息时机，有力地巩固了苏维埃政权。他们完成的第三个重大任务是进行国有化，打击一部分企业主破坏生产的活动。在革命胜利后的一个时间段内(1917年11月至1918年5月)，列宁和俄共(布)关于经济变革的设想是：对银行、铁路、商船以及对于国民经济意义十分重大的大工业企业实行国有化。对于绝大部分工业企业，不实施国有化，只是采取“计算和监督”的措施，即在保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由工人组织对企业的生产和分配过程进行监督，对有关的账目进行计算，以此对资本家的活动进行一定的制约。应该说，“计算和监督”是一种比较能够为资本家所接受的、比较温和的、渐进过渡的变革方案。列宁和俄共(布)认为，实施“计算和监督”是无产阶级最重要的、主要的任务。对于苏维埃政权“计算和监督”的措施，大部分资本家能够接受，但也有一部分资本家表示反对。他们或者隐匿账目，或者造成企业停工停产，力图由破坏生产入手，搞垮苏维埃政权。这样，苏维埃政权逼不得已对这些企业进行了国有化。到1918年3、4月间，列宁和俄共(布)感到国有化的工作即“剥夺剥夺者”的工作进展太快，超过了需要的程度。而重要的、主要的任务，即实施“计算和监督”的任务远远落后于“剥夺剥夺者”即国有化的措施。列宁要求“退却”，暂时停止国有化，重新把实施“计算和监督”的任务提到首要地位。
列宁在报告中提出：“那时，1918年3、4月间，在谈论我们的任务时，我们就已把搞斗争的行动方式同渐进过渡的方法作过对比，前者主要是用于剥夺剥夺者，而这项任务正是1917年底和1918年初革命头几个月(1918年3月以前——引者)的主要特点。那时(1918年3、4月——引者)我们已经不能不承认，我们在组织计算和监督方面的工作远远落后于剥夺剥夺者方面的工作。这就是说，我们所剥夺的要比我们所能计算、监督、管理等等的多得多。因此便提出由实行剥夺、由破坏剥削者和剥夺者的政权的任务转向组织计算和监督的任务，转向所谓平凡的经济任务即直接从事建设的任务。那时我们已经在许多问题上都需要后退。”[1](P220)他的意思是，党和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必须由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以及国有化(剥夺剥夺者)的任务向后退，退到实施“计算和监督”的任务上来。
1918年三四月间出现的关于专家报酬的问题以及苏维埃政权解决问题的办法，印证了这次“退却”。当时苏维埃政权要求加强管理、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由于善于管理的人员不够，只有吸收旧社会过来的专家参与管理，发挥他们的作用，才能达到目的。然而吸收旧社会过来的专家参与管理工作，必须付给他们高额的报酬。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接受了这个现实，付给了他们高额的报酬。这意味着无产阶级进行了“退却”和“妥协”。
2.1921年春，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又一次“战略退却”的实践：对资产阶级从“强攻”转为“围攻”
1921年春，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又一次进行了“战略退却”的实践。众所周知，此时以前苏俄处于国内战争时期。在这个时期，由于战争的环境和支持战争的需要，苏俄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内容包括余粮收集制、封闭市场和禁止贸易、消费品供给制、工业企业普遍的国有化、劳动义务制等等。这些政策体现了无产阶级以及苏维埃政权对资产阶级采取进攻的态势。但是它在客观上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特别是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国内战争结束时，这些政策仍在执行中，工农群众对此有严重的不满情绪，尤其是农民对此已经忍无可忍。由于敌对势力的煽动，在农村的一些地方，出现了骚乱和暴动。1921年春，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鉴于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和政权危机，决定改变国家的发展轨道，即实行新经济政策。新政策的内容包括粮食税制、允许自由贸易、支持私人小工业企业的发展，实行租让制等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它的实质是利用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作用，发展生产力和恢复国民经济，为实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显然，由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即由对资产阶级采取进攻的态势转向利用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作用，是一种“战略退却”。列宁在报告中指出：“到1921年春天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用‘强攻’办法即用最简单、迅速、直接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的尝试已告失败。1921年春天的政治形势向我们表明，在许多经济问题上，必须退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阵地上去，从‘强攻’转为‘围攻’。”[1](P225)这些论断，十分明确地肯定苏俄国内战争时期的政策是“强攻”，1921年春转而实施“围攻”，即它实施了“战略退却”。
3.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在两次“战略退却”“前阶段”的“强攻”政策在指导思想上犯了教条主义错误：没有认识到落后的俄国过渡途径的特殊性，希望不通过市场和商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列宁在报告伊始感兴趣的是，在评价苏俄新经济政策时，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过去的经济政策(即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错误的，说过去的政策是错误的是否正确?如果说是正确的那么这样的评价在什么意义上是必要的。
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上，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商品交换和商业的社会。《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在未来的社会，劳动者为社会进行了劳动以后，社会将以劳动手册的方式记载他为社会所提供的劳动量。劳动者将凭劳动手册所记载的一定时期内他为社会提供的劳动量，从社会领取“等量”的生活资料。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也不需要经过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即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的社会。这个设想对后来的社会主义者包括列宁有着很深的影响。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和俄共(布)在考虑苏俄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时，没有考虑到苏俄的经济同市场和商业的关系，即他们没有预想到苏俄需要发展市场和商业。如前所述，列宁和俄共(布)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曾经提出“计算和监督”的经济变革方案。这个变革方案虽然不是激进的、快速地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方案(即它是非“剥夺剥夺者”的方案)，但它不包含发展市场和商业的内容，或者说其中没有关于发展市场和商业的内容。国内战争时期苏俄曾经封闭了市场，禁止自由贸易，实行消费品供给制、工业企业普遍的国有化等，而且在国内战争结束后一段时间内继续实施这样的政策，也说明俄共(布)未考虑过苏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发展市场和商业。
对此，列宁有明确的说明：回想一下俄共(布)从1917年底到1918年初所作的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声明就可以发现，我们那时已认为，革命的发展道路，可能是比较短的，也可能是漫长而艰辛的。当时他本人以及党的设想是，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不利用市场和商品交换，或者说不通过市场和商品交换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他还说：“当时设想不必先经过一个旧经济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时期就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设想，既然实行了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的制度，我们也就直接进入了一种与以前不同的生产和分配的经济制度。我们设想，国家的生产和分配同私营商业的生产和分配这两种制度将互相斗争，而斗争所处的环境是：我们将建立起国家的生产和分配，逐步夺回敌对制度在这两个领域中的阵地。我们说，现在我们的任务与其说是剥夺剥夺者，不如说是计算、监督、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强纪律。这是我们在1918年3、4月间说的，但是当时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1](P221)他这里所说“不必先经过一个旧经济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时期”，指不经过一个利用市场和商品交换的时期或过程而向社会主义过渡。这里所说“建立起国家的生产和分配”，指苏俄一方面存在着无产阶级国家的国有化企业，另一方面对私有企业实施“计算和监督”，还留存着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会渐渐地受到削弱，并逐步地退出历史的舞台，由无产阶级国家掌握全部的生产和分配，这样就奠定了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条件。所以他说，“当时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
实际上，列宁承认在十月革命胜利时期以及国内战争时期他和俄共(布)指导思想上存在的问题，即没有考虑到苏俄的经济同市场和商业的关系，希望不通过市场和商业直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是承认了他自己思想上的教条主义，承认他自己尚没有认识到落后的俄国过渡途径的特殊性。
4.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在两次“战略退却”“前阶段”的“强攻”政策是必要和合理的：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迫使苏俄无产阶级必须采取严厉的军事政治措施
列宁在报告伊始感兴趣的还有，如果说过去的经济政策(即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正确的，那么这样的评价在什么意义上是必要的?
如前所述，十月革命胜利初期，苏维埃政权主张在一切企业建立工人组织，由其对企业的生产和分配进行“计算和监督”，制约企业主的活动。同时宣布对银行、铁路和内河航运业实行国有化。这些政策和措施遭到了一些企业主和高级职员的反对。他们实行怠工和罢工，力图造成停工、停产，从经济生产上拖垮苏维埃政权。1918年春苏俄出现了饥荒。随着国内战争的爆发，出现了粮食极端困难的局面。为了获取粮食，保证城市工人和前线士兵的生活需要，苏维埃政权进一步地实行了余粮收集制。余粮收集制遭到了农村富农的反对和破坏。同时，运输粮食的工作也遭到了敌人的种种阻挠和破坏。1919年春，白卫军和帝国主义干涉军不断地派间谍到莫斯科、彼得格勒等城市进行破坏活动，如煽动罢工、策动叛乱、炸毁重要工厂和桥梁等等。3月底，彼得格勒自来水厂地下室发现了敌特安放的炸药和定时炸弹。在国内战争过程中，苏维埃政权曾几次陷于非常不利的军事形势之下。每当这时，地主资产阶级残余势力如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等等，蠢蠢欲动，进行颠覆苏维埃政权的活动，与前线敌人的进攻遥相呼应。1918年8月30日，列宁在莫斯科米赫里逊工厂群众大会上作演说时遭到社会革命党人的枪击，身负重伤。同一天，社会革命党人在彼得格勒刺杀了这里的肃反委员会主席乌里茨基。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迫使苏维埃政权采取严厉的军事政治措施，予以有力的回击。“实际生活，即资本家阶级的反抗，迫使我们的国家政权把全部斗争转移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不是把斗争放在我们在1917年底曾天真地研究过的那些琐碎得可笑的问题上(他认为上述国家垄断广告业务的法令以后看来是可笑的——引者)，而是放在生死存亡的问题上——粉碎整个职员阶级的怠工，击退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支持的白卫军。”[1](P223)
列宁的真实想法是：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曾试行了一种经济政策，打算“实行一系列渐进的改变”，打算比较慎重地向新制度过渡。但是，苏维埃政权从敌人的阵营得到的回答却是：决心进行残酷的斗争，以确定苏维埃政权作为一个国家能否在世界经济关系体系中站住脚。“这个问题只能用战争来解决，而且既然是国内战争，它就是非常残酷的，斗争愈艰巨，实行慎重过渡的余地就愈小。……我们只能说：‘资本家先生们，你们吓不倒我们。你们在政治方面已经连同你们的立宪会议被打垮了，现在我们在这方面要再次把你们打垮。’我们不能不这样做。采用任何其他的行动方式，从我们方面说，都等于完全交出我们的阵地。”[1](P223)在列宁的思想上，苏维埃政权由主张“渐进的改变”转到对敌人严厉打击的措施上，是由于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造成的。而苏维埃政权采取的严厉打击措施是十分必要的，没有它则不足以保证无产阶级专政的继续存在，而且没有这个时期“强攻”的措施也不能使无产阶级认识到转变为“围攻”措施的必要性。
二、1921年10月俄共(布)战略“再退却”：我们还退得不够
1921春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列宁设想的商品交换，通过两个途径进行。一个途径是生产者之间以货币为媒介进行的自由贸易，即通常意义上的自由买卖。当年3月28日，苏维埃政权发布《关于完成余粮收集制的省份自由交换和买卖农产品》的法令，规定了国内自由贸易的原则。5月24日又发布《关于完成了实物税以后自由交换的卖出农产品》的法令，7月19日又发布《关于开放私人贸易和进行交易的办法》的法令，进一步明确了自由贸易的原则和办法[2](P181)，开启了市场和自由买卖。另一个途径是通过合作社进行交换，即生产者将自己的产品拿到合作社进行以物易物式的交换。当年4月7日，苏维埃政权颁布命令，对国内战争时期担任分配和供应职能的消费合作社进行改组，使其变成为城乡零售商品流通而服务的贸易合作社，以方便城乡之间产品的流转[2](P186)。
列宁和俄共(布)希望合作社的交换能够发挥优越性，逐步地排挤自由贸易。可是实际上工农群众不习惯合作社的交换，更愿意进行自由贸易。同年10月，列宁认识到这个问题，提出苏俄要发展通常意义上的商业，国家政权要调节好商业活动。他在报告中说：“现在你们从实践中以及从我国所有的报刊上都可以清楚地看到，结果是商品交换(通过合作社的交换——引者)失败了。所谓失败，是说它变成了商品买卖。如果我们不想把脑袋藏在翅膀下面，如果我们不想硬着头皮不看自己的失败，如果我们不怕正视危险，我们就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得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1](P228)
苏俄由国内战争时期对资产阶级采取进攻的态势转到新经济政策时期利用资本主义作用的政策上，是一个“战略退却”。但是这个退却远远不到位，因为这时列宁和俄共(布)还没有意识到苏俄发展商业的不可避免性和必要性，如当时设想的商品交换通过两个途径进行，就自由贸易而言也是在地方的范围内进行的。可以看出，1921年春列宁和俄共(布)关于经济建设方式的设想里，尚没有发展商业的内容，列宁的思想还没有真正脱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商业和货币的构想。现在列宁提出苏俄必须发展商业，无产阶级国家必须调节好商业活动即管理好商业，同1921年春的设想相比较，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的再退却。所以列宁一再地强调，必须再退，再后退。
实施再一次退却，要求党对自己的党员和干部进行思想教育，使他们正确地认识再退却的必要性和无产阶级国家发展商业的意义。当时，许多党员和干部对于再退却和无产阶级国家发展商业持否定的意见。有的人说，执政的共产党居然要把商业的任务，即最平常、最普通、最庸俗、最微贱的任务提上日程，这样还有什么共产主义味道呢?有的人说，人们看到这种情况不能不万念俱灰，唉，一切都完了!列宁说：“我想，只要看一看自己的周围，就能发现这种情绪；这种情绪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一旦蔓延开来，就会蒙蔽许多人的眼睛，使人难于清醒地理解我们当前的任务。”[1](P229)
1.在战略“再退却”中通过商业的途径恢复国民经济，准备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
苏俄是一个小生产占很大比重的落后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只有通过商业才能实现各个生产者之间的经济联系以及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或者说只能通过商品交换即买卖才能建立起各个生产者之间正常的经济关系，才能形成竞争的局面，促进生产的发展。正如当代的人们所说的，经济落后的国家不能绕过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苏俄国内战争时期实行封闭市场和禁止商品交换的政策，有损于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新经济政策初期商品交换通过两种途径进行，虽允许自由贸易但限于在地方的范围以内，也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所以，必须进一步退却，退到通常的商业运行的轨道上。这个道理需要向广大党员和干部说清楚。列宁说：“现在我们处于必须再后退一些的境地，不仅要退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而且要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这条道路比我们预料的要长，但是只有经过这条道路我们才能恢复经济生活。必须恢复正常的经济关系体系，恢复小农经济，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恢复和振兴大工业。不这样我们就不能摆脱危机。别的出路是没有的。”[1](P229)他的思想是，发展商业是苏俄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唯一出路，不通过这条道路则不能恢复正常的经济关系，不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然而，发展商业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它会使人联想到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商业和货币的设想，会使人感到苏俄距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十分遥远。列宁说：“不管我们怎样觉得商业领域距离共产主义很遥远，但正是在这个领域我们面临着一项特殊任务。只有完成了这一任务，我们才能着手解决极其迫切的经济需要问题。也只有这样，通过一条比较漫长然而比较可靠的、也是目前我们唯一走得通的道路，我们才能保证大工业有恢复的可能。”[1](P233)商业固然距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十分遥远，发展商业固然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但是它一条可靠的道路，是苏俄走得通的道路。列宁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讲清楚了这个道理。
2.“退却”与“进攻”的辩证法：俄国无产阶级既要学会“强攻”的本领，又要学会“退却”的本领
只学会了进攻而没有学会退却的军队，是不能取得战争胜利的。苏俄无产阶级在国内战争时期对资本主义实施“强攻”，包括对敌对势力采取严厉的打击措施，是必须的和必要的。一是不采取这样的措施则不能够巩固苏维埃政权，二是不采取这样的措施(这是试探性的措施)则不知道何种措施和途径是同俄国的实际相适合的，则不知道改行“围攻”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也就是说，苏俄过去进行“强攻”是必要的和合理的，现在改为“围攻”也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如同军队在进行战斗时，强攻是必要的，退却和改为围攻也是正确的。这就要求这支军队既要学会强攻的本领，又要学会退却的本领。列宁说：“如果一支军队已经确信不能用强攻方式拿下要塞，但仍然表示不同意撤出旧阵地，不去占领新阵地，不改用新方法来完成任务，那么对于这样的军队应当说：只学会了进攻而没有学会在某些困难条件下为了适应这种条件必须实行退却，是不会取得战争胜利的。”[1](P230)他说，自始至终全是胜利进攻的战争在世界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即或有过也是例外。在俄国无产阶级所完成的任务中，没有一项是不经过反复而一次完成的。失败了再来，一切重新做过，相信一项任务总有办法可以完成。我们过去是这样工作的，今后还应该这样工作。他认为，必须向广大党员和干部讲清楚这个道理。
3.战略“再退却”中现有的资本主义关系有更大危险，但是俄国无产阶级不能害怕危险
实施新经济政策以来，国内资本主义的成分得以增长。商业运行以后，资本主义成分的增长会进一步加速。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出现资本主义成分迅速增长的状况，对于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考验。有的人感到了危险。列宁在报告中说：“新经济政策所造成的情况，如小型商业企业的发展、国营企业的出租等，都意味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看不到这一点，那就是完全丧失了清醒的头脑。不言而喻，资本主义关系的加强，其本身就是危险性的增强。你们能给我指出什么没有危险的革命道路、没有危险的革命阶段和革命方法吗?”[1](P231)他说，在建立苏维埃政权和遭到敌对势力反抗时，危险来自政治方面，这种危险是微不足道的。在全世界资本家所支持的国内战争爆发后，出现了军事上的危险，这种危险就比较严重了。而在我们改变了的经济政策后，危险就更大了。“资本主义的恢复、资产阶级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关系在商业领域的发展等等，这些就是我们目前的经济建设所遇到的危险，就是我们目前逐步解决远比过去困难的任务时所遇到的危险。在这一点上切不可有丝毫的糊涂。”[1](P232)他的意思是，要看到危险，但是不能害怕危险，必须向广大党员和干部讲清楚这个道理。
三、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战略退却”理论的当代启示
列宁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里阐述的理论，即“战略退却”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马克思没有经历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艰难曲折没有亲身的体验，更不可能了解和认识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种种困难和问题，所以没有也不可能就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退却以及退却与前进的关系等留下理论遗产。列宁在领导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认真总结了苏俄1918年春退却、1921年春退却和1921年10月再退却的历史经验，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战略退却”的概念及理论。这个理论包括退却“前阶段”苏维埃政权政策的合理性的观点，实施“战略退却”的正确性和意义的观点等，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设想，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列宁和俄共(布)曾深受这个理论观点的影响，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前几年的实践过程中没有考虑到苏俄必须发展商业的问题。他们在经历了1921年秋的“再退却”后终于认识到，在小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苏俄，只有商业才能实现各个生产者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形成竞争的局面，促进生产和经济的发展。列宁得出结论，苏俄需要发展商业，国家机关必须调节好商业的活动。
列宁“战略退却”的理论，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转变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实行改革开放。从一定的意义上看，这是一次“战略退却”的实践。从1953年起，党开始实施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求改变生产关系的性质，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这实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经济采取了进攻的态势。改革开放以后，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发展，建立经济特区，吸收外资，建立“三资企业”，实质上是利用资本主义的作用，促进社会主义发展。前后相比较，不能不认为实施改革开放是一次“战略退却”的实践。1989年的政治风波被平息以后，进行了一场社会主义教育的活动，批判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和思潮，批判了“民主社会主义”以及国外的其他政治思潮。这体现出当时对资产阶级采取了进攻的态势。1992年春，以发表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为契机，中国掀起了改革开放的新浪潮。此后，中国着力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着力于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在实践过程中，提倡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政策和措施“是非得失”的标准。这实质上是以更大的力度利用了资本主义的作用。相对于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相对于80年代的改革开放实践，不能不认为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再退却”。可以看出，列宁关于“战略退却”的理论，可以启发人们正确地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曲折。而且它告诉人们，改革开放具有无比的重要性和意义，但是改革开放“前阶段”实施的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及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1992年改革开放新浪潮“前阶段”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活动也是必要的和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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