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名对院校战略与发展进程的影响：真实抑或错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错觉论文,发展进程论文,院校论文,战略论文,真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800(2015)07～033～17 自推出十多年以来，全球排名对世界高等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们在世界各地引发了广泛的争论，同时也使人们对高等教育目的、高等教育活动评价方法，以及高等教育对社会与经济发展贡献进行了大量的探讨。 欧洲大学协会(EUA)此前已借助其发行的两份出版物组织过相关的讨论，这两份出版物分别是《全球大学排名及其影响报告Ⅰ》(2011)和《全球大学排名及其影响报告Ⅱ》(2013)。这两份报告提供了排名的分析方法，并表明除了要研究排名标准的编订外，还有必要关注排名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 “排名对院校战略与发展进程的影响”(RISP)项目重点关注大学层面的问题。这是第一个对高校如何使用排名以及排名对其产生的冲击和影响进行研究的泛欧调查。到底排名对院校战略与发展进程有多大的影响?排名对院校的优先抉择、办学活动有多大的影响?排名在多大程度上会引起一些地区更重视院校排名，从而为提高排名位次而采取必要的举措?利益相关者又是如何为排名所影响的?上述诸多问题都将在本研究中涉及。此调查辅之以对六所大学进行实地考察以及一个涉及大学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的圆桌会议，意在为调查数据与分析结论提供支持。 一、准备阶段 (一)排名对院校战略与发展进程的影响 高等教育正在发生急速的变化以应对国内外发展的挑战。全球化以及对高学历、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已将高等教育推向政策议程的首位。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全球高等教育机构在学人数显著增长，这一数据有望在2025年增加一倍以上，达到2.62亿人。与此同时，到2025年，留学生数量有望从目前每年的430万上升到720万人。与社会对高等教育需求的与日俱增相伴随的是公共预算与私人收入的严重紧缩。这加剧了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的担忧，尤其是对那些由政府支持的高等教育系统的质量的担忧。高等教育如何才能对其利益相关者负责?高等教育如何才能满足社会和经济的需求?这类问题不绝于耳。在一个全球竞争激烈的世界中，对质量和卓越的关注需要更优的问责制和更高的透明度，同时也需要有便于进行国际比较的工具。 如今，全世界有越来越多的排名被用于测量大学在国内外的表现，这种排名大多由政府或/和商业机构所开发。这些年来尽管政府、院校代表、学生、研究者等对排名方法的批评从未间断，但是排名却已经成功地改变了学生、家长、企业部门、雇主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大学的认知方式，同时也改变了媒体对院校的报道方式。排名已将人们对高等教育绩效的认知置于一个更为广泛的国际比较框架之中。这使得高等教育变得更具有竞争力和更加多元化。越来越多的国家目前都在投资建立其各自的高等教育研究系统，以便争夺更多的人才和资本。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国际比较与大学排名不会消失。① 由于被列入排名榜单的意义重大，现有研究已表明，排名对院校决策和行动具有十分显著且越来越大的冲击和影响。基于这一点，“排名对院校战略与发展进程的影响”项目在2012年底启动。这是第一个使用高等教育机构大样本数据进行泛欧调查的研究，主要内容是研究欧洲高等教育机构在何种程度上以及如何受到排名的影响并做出怎样的应对。尽管目前许多人都有自己的观点，但却并不是以高等教育机构所提供的信息为根据。本研究旨在更好地理解排名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以及高等教育机构如何将复杂的院校绩效比较信息运用到其自身的战略指导中。 该报告呈现了“排名对院校战略与发展进程的影响”项目的一些主要研究成果，也介绍了一些高等教育机构如何能够周全地、谨慎地以及战略性地将排名使用到其自身的战略中，从而避免一些潜在隐患的案例。 (二)RISP项目目标 RISP是由欧洲大学协会(EUA)与都柏林理工学院(DIT)、法国大学校长会议(CPU)以及拉脱维亚的学术信息中心(AIC)共同协作的项目，由欧盟终身学习项目委员会共同出资实施。 本项目的目标为： ●深刻了解排名的冲击和影响以及类似的具有透明性的统计分析工具对欧洲高等教育与院校战略决策的影响。 ●明确高等教育机构如何使用排名的结果以及类似的具有透明性的统计分析工具作为一个战略性的手段促进院校发展。 ●提供相关的高等教育政策群，用以应对排名对高等教育系统造成的潜在影响。 ●加强全欧的合作并分享相关优秀实践经验。 为达到上述目标，将实施如下活动： ●一项在线网络调查(2013年3～7月)，在欧洲高等教育机构中展开，调查内容是关于排名对院校战略决策、政策以及组织的影响； ●一系列实地调查(2014年1～2月)； ●一场圆桌会议(2014年6月)，与会人员通过公开参会邀请所选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大学利益相关者，他们将在会议上提出意见和建议，也会通过分享经验向同行学习。 利用由实地调研和圆桌会议中所获得的信息，支持本研究的调查结果，这些信息是本研究的基础。 (三)分析方法和框架 对欧洲高等教育机构的调查旨在搜集有关院校如何应对排名的第一手定量和定性资料。问卷由RISP指导委员会(RISP Steering Committee)起草，分为7个部分，包括被调查者的基本背景、国家政策环境、院校决策框架和流程、院校使用排名的方式、排名对院校发展进程和决策的影响，以及排名对院校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和关系的影响。 在正式调查之前，本研究对一部分高等教育机构进行了预调查，他们提供了反馈意见，使调查工具得以更加完善。正式的网络调查在2013年3月启动。作为调研的目标群体，所有的欧洲大学协会成员院校都收到了通知与邀请。欧洲高等教育界中一些活跃的伙伴组织也应邀帮忙宣传这一调查，并鼓励其组织成员进行填答。本研究的实施严格遵照研究伦理，并经问题检验鉴定研究伦理委员会(DIT 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审校。所有参与者的信息和数据都已被匿名并予以妥善保管。 共有来自39个国家的171所高校参与了本调查。 (四)实地调研 2014年1月至2月，RISP研究人员对在奥地利、法国、丹麦、葡萄牙、罗马尼亚以及美国的六所院校进行了实地调研。调研对象是从那些填答了问卷并表明愿意接受调研的院校中选出的。同时，调查对象的选择也考虑到了地理位置均衡、机构多样性、院校大小以及院校对排名态度等多重标准。在171所参与调查的高等教育机构中，有近半数的院校表示愿意接受实地考察。 在实地考察的6所院校中，共召开了48场会议。实地考察的目的在于深入了解院校如何应对排名，如何利用排名结果以及如何对排名进行核实。研究人员在走访院校中选择的访谈对象既有个人也有群体，包括：校长及其领导团队、教学人员与学生、战略规划与国际化的负责人及负责利用和关注排名的人员。除了调研高等教育机构，研究人员还会参加该国的大学校长会议或走访其他制度层面的组织，以便更好获得有关国家状况及排名所发挥作用的信息。 (五)圆桌会议 圆桌会议在2014年6月举行，用以验证调查报告所反映的初步结果，并使参与者通过经验分享向同行学习。包括项目团队成员在内，圆桌会议共有25名参与者。参与者大多是来自欧洲18个国家的大学资深管理者。此外，还有一些政府部门代表和学生代表。 在为期一天的活动中，主要是围绕调查结果进行简短交流，邀请参与者反馈自己如何看待报告结果以及排名对其所在组织环境有何影响。 二、排名的发展趋势 (一)排名影响的加强 自从中国上海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在2003年启动后，全球排名便成为了一个冲击和影响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机构的重要因素。不仅如此，排名对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公众关于高等教育的认识也有着重要影响。由于排名能够呈现出高等教育质量与绩效，因此，政策制定者和大学、学生和家长、雇主和媒体经常引用排名结果。由于排名往往根据国家列表排名结果被制成排行榜，所以，榜单中不仅包括“世界一流大学”，也有其举办的国家。因此，排名反映了高等教育对国家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性，以及国家对高等教育研究和发展持续投资的有效性。其结果是，排名在今天已经不仅仅是学生选择高等教育机构的参考依据，还更多地反映了高校和国家的地缘政治定位。 显而易见，全球排名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其预设的较为温和的目标。“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由上海交通大学开发，旨在凸显中国大学相对于全球竞争对手的地位，并以此来响应中国政府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愿望。这一排名不同于QS和泰晤士报的高等教育世界排名，因为后两者都有强大的商业动机。美国排名的近期一些发展也反映了它已经从一个由个人开展的半学术活动演变为一种国际商业行为，这一过程伴随着明显的商业机会，对排名本身有着实质性的影响。 排名的发展历程可划分为四个阶段(Hazelkorn，2011)： 1910～1950年代：20世纪初，阿利克·麦克林(Alick Maclean)和哈维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第一次开发排名机制。1904年，埃利斯编制了一份“拥有天才数量表”的大学名单((Myers and Robe，2009)。随后，詹姆斯·麦基恩·卡特尔(James McKeen Cattell)在《美国科学家》(1910)一书中通过对学校教师的声誉研究，计算出了重点大学的科技实力。他采用计算的方法统计分析了聘用科学家的重要性以及全部教职工中“明星”科学家所占的比例，以此来计算最终得分。早期这种对“出类拔萃”人才的关注有效地排除了部分公立大学，例如美国赠地大学(US Land Grant universities)，因为与较老的私立大学不同，赠地大学是一批承担不同使命的新大学，所以并未在早期的排名考虑范围之内。 1959～2000：国家排名在这一时期声名鹊起。第二阶段看重的是声誉因素，而非学术积累。《科学文献索引》(1961年及此后的每一年)、《社会科学引文索引》(1966年及此后的每一年)的出版使得这一方式成为可能。在此期间，尽管发行了各种各样出版物，但是，艾伦·卡特尔(Allan Cartter)运用多种方法完成了《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1966)，并获得了一致好评，该书销量近26，000册((Myers and Robe，2009)。虽然该研究未将结果推广到所有类型的院校排名，但其商业上的成功为1983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最佳院校排名”(USNWR)铺平了道路，并促进了学生的流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最佳院校排名”的出现正值市场导向受到重视，可以说是适逢其时。如今，该排名已涵盖了1800所院校，并衍生出了一系列的专业排名。 在欧洲，德国高等教育中心于1998年开发了一套国内排名——高等教育中心大学排名(CHE Hochschul)。几十年来，其他欧洲国家及欧洲以外的国家都开发了本国的排名。 2003：2003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全球化排名的出现在日益全球化的时代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成为了第三阶段开始的标志。这些排名主要有赖于汤姆森·路透社(Thomson Reuters)科学网或艾斯维尔的斯高帕斯数据库(Elsevier's Scopus data bases)的声誉因素和文献计量指标。十年间，由于人们预计会出现一个新兴的、有竞争力的市场，排名的数量、名称以及方法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Rauhvargers，2011，2013)。QS和《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都开发了其他类型的排名，通过整理收集信息进行全球排名，有时也会进行一些特殊项目的子排名，例如，2012年50所大学中的100个高等教育机构(THE 100 under 50 Universities)，以及亚洲、中东地区、拉丁美洲和金砖国家等各种区域排名。 2008～现在：尽管历史上大学一直是自身教育质量的主要保证人，然而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第三方也参与到了质量保证中。这一变化显示了一种范式的转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已开发了高等教育学习成果评估(Assess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Learning Outcomes，AHELO)项目(Tremblay，Lalancette and Roseveare，2012)，同时欧盟也已举办了多维全球大学排名计划(U-Multirank)。2013年，美国联邦政府宣布实施高等教育机构评级系统(Postsecondary Institution Rating System，PIRS)计划，涉及入学、结果以及竞争力等多个方面。其他国家的政府，最明显的是澳大利亚和美国，已经开始把高等教育机构的数据网络化，以便于获取和比较。 国际经验表明，排名在国家和院校层面已成为舆论形成和决策制定的重要动因。尽管其中有一小部分国家和机构对排名产生了“免疫”的效果，但是，排名对不同国家和高等教育机构的影响仍然是不容忽视的。在有的国家，政府已经有意着手重组其自身的国内高等教育系统以便确保一小部分大学能够被确定为“世界一流”，还有一些国家的政府则已开始使用排名来进行高校分类和授权。排名被国家用于构建或重构重点项目以及重新调整战略方向。院校领导和相关人员用排名进行管理和组织决策，并经常以此确定学科或部门的层次级别。有关科学研究成果及其生产力的全球排名获得了高度的重视，这反映了科研重于教学、研究生重于本科生的倾向，这些都对学术事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排名更重视基于资金的团队和项目，以及可测量的和及时的结果，所以，一些院校的应对之策就是更重视研究。排名的结果还表明其更为看重英语，而不是其他国家的语言；更重视国际性知识，而非国家和地区性的相关问题；更重视高引用率的期刊而非书籍或其他形式的出版物。这种状况已引发了一些反对意见，认为该导向可能会削弱国家和地区的关系，以及艺术、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发展目标。(Hazelkorn，2011 and Forthcoming 2015；IHEP，2009；Lo，2014；Locke et al.，2008；Shin et al.，2011) (二)透明度、问责制以及可比性的趋势 排名凭借其自身的便捷与严谨已成为了国际高校比较的主要途径。排名使用指标作为中介用以衡量高等教育活动的不同方面，然后根据不同的排名提供者的判断对这些指标赋予特定的权重，再对所得分数进行降序排列，并制成“次序表”。统计方法的使用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和规范化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其可以改善关于高等教育卓越的单一化、模式化的看法，加快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并创造一个“赢家通吃”(winner-takes-all)的局面。在这一局面下，院校绩效中任何一个方向的变化都会导致声望、地位和资源出现较大的差异。问题的关键在于，排名评价是否有意义?或者，套用爱因斯坦的话，是否他们衡量的仅仅是那些可以数出来的东西? 对待全球排名的另一种态度是将它们看作增加透明度、进行问责和加强可比性的一种努力，重视透明度、问责制和可比性是高等教育机构为了应对政府和政策要求更为公开、更为透明的压力而采取的措施。尽管不同的测量工具之间存在差异，但是它们的目标和指标却是相同的。例如，质量保证(QA)和评估以及标杆管理通常用于战略性和前瞻性的目的，而分类和剖析工具则关注于不同院校的任务和类型。认证既是一种政府工具，也是一种专业工具，尤其是在私有化和营利性供应商、特许经营和子公司日渐增加的背景下，政府可以用它来识别一所高等学校的权威性并授予相应的资格认证，以便管理日趋多样化的高等教育领域。在美国，院校指导最初是为了向越来越多的流动学生提供服务信息而出现的。现在，这类信息更多的是通过网络或其他社交媒体获得的。 上海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QS和《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的排名不同于U-Multirank，差别不仅是新旧的问题，更涉及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的角度问题。前者只是关注选拔出来的一批精英研究型大学，它们仅仅是高等教育中的一小部分。相比之下，U-Multirank以特罗(Trow)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为依据，旨在反映普及化的高等教育。特罗将适龄人口中50％以上的人进入高等教育系统这一现象称之为高等教育的普及化。这种大众化的排名并不仅仅是因为其提供了广泛的、供用户自行选择的指标，更是因为它的运作是一种集体行为。换句话说，任何高等教育机构都可以加入U-Multirank，并通过提供数据来进行排名。着眼于高等教育系统的排名，特别是里斯本理事会(Lisbon Council，Ederer，Schuler and Wills，2008)和大学21所开展的排名(Universitas 21，Williams，de Rassenfosse，Jensen and Marginson，2012～2013)都试图将高等教育系统作为一个整体贡献，而不再专注于个别院校的绩效： 一个大学系统有更广泛的使命，它的使命不仅仅是产出成群的诺贝尔奖得主或取得土地所有权及发明专利。事实上，我们认为，大学最广泛以及最重要的使命在于尽可能多地为公民提供教育以便使其能应对现实社会和经济变革的挑战，而不受他们的年龄、社会地位或先前的学术经历的影响。(Ederer，Schuller and Willms，2008) 《华盛顿评论》月刊的“大学排名”(The Washington Monthly Review College Rankings)也认为：“不要问大学能够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大学在为国家做什么”(Editors，2013)。最近，为了应对学生债务的担忧，备受争议的美国政府一直在寻求平衡学生负担能力与质量的路径。 现在，全球有18，000多所高校，排名鼓励了对前100名大学的位置与发展轨迹的狂热追求，而这一数字还不到总数的1％。排名的评估文本是至关重要的，“最好的”大学取决于被问了什么样的问题，谁来问问题，以及问题的导向是什么。这就使得质量标准成为一个在高等教育机构、国家和国际层面频繁讨论的话题，包括如何测量质量以及如何选择适当的定性和定量指标。 同时，有关高等教育质量的国际比较是不可或缺的，它所提供的信息可以支持国家和高等教育机构层面的战略领导和决策，使国家和大学通过经验分享以及对“好行为”的了解进而更为明确自身的状况。 三、主要调查成果 这一部分呈现了RISP调查的主要发现，主要涉及被调查对象的特点、知识背景以及对排名的利用，排名在与利益相关者以及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合作与交流中的作用，排名的沟通宣传作用，排名与战略规划流程的关系，以及被调查对象整体对排名指标的利用情况等。 (一)被调查对象的特征 共有来自39个国家的171所高等教育机构对调查进行了回复(见图1)。被调查对象大多都来自欧洲高等教育区(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EHEA)的城市，一些国家的被调查者超过了10个，他们是：捷克共和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超过90％的被调查对象开办了博士学位教育；超过80％的被调查对象为大学，13％为应用科技大学；各种类型高等教育机构的规模差别明显。
图1 被调查对象的国家分布图 RISP中90％的被调查者有被纳入排名的经历，要么是国内排名，要么是国际排名。那些未被纳入排名的院校中，40％都是学生数量不足5000人的小规模院校。不出所料，较之小规模学校，大规模的学校(学生数量超过30，000)更有可能接受国内排名或是国际排名。大学比其他高等教育机构更有可能接受国际排名，而应用科技大学以及其他高等教育机构更有可能接受国内排名。最后，不同性质的排名所采用的方法是有差异的：全球排名往往是选择性的，而全国排名则会尽可能多的涵盖国内所有高等教育机构。 (二)对排名的认知和了解 如上所述，尽管对排名的使用方法或其他方面还存在一些批评，但不可否认，排名仍反映了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 图2表明了本研究的被调查者认为最具有影响力的一些排名，包括QS、《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以及“上海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等都被认为是最有影响的。其他一些排名，如一些国家和特定学科的排名，也受到了他们的关注，这反映本研究的被调查者利用了多种排名。有趣的是，U-Multirank还未启动，就已被赋予了2％的影响力，这表明要么是人们对这个新的排名寄予厚望，要么就是在排名的讨论沟通过程中出现了不畅和失误。 在所有被调查者中，被纳入国际排名中的学校会倾向于认为国际排名的影响力更大。同样，那些被纳入国内排名中的学校则认为国内排名的影响力更大。 关于如何了解不同排名的研制方法的问题，绝大多数被调查对象表示会参考相应的排名网站(见表1)。
图2 哪一种排名对您所在的学校影响最大?
(三)对排名的关注 一般来说，被调查对象对于其自身在排名中的位置都会进行密切关注。86％的被调查者都会关注他们在排名中的位置。可以预料，被排名的院校更有可能去关注它们的排位。如上所述，有10％的被调查者未被进行过排名，但有趣的是，尽管未进入过排名，其中一些还是表示自己仍在关注排名。此外，有31％被调查者表示即使排名不在其学校战略规划之中，其仍会关注排名。 值得注意的是，60％的被调查者都配备了相关人力专门关注排名问题，有的设立相关的组织单位，有的是任用专门的工作人员(在学校层面或研究单位)(见表2)。不过，这类组织单位往往不会专注于排名的相关活动，它们还会负责数据采集、战略规划、院校发展以及国际推广等事宜。
然而，调查结果似乎表明，被调查者可能并不会总是仔细思考应当建立什么样的关注机制的问题，他们所希望知道的是如何运用跟踪的结果以及如何使用这些信息进行决策。如一些学校表示，尽管他们只是偶尔会在决策中使用到排名，但是，他们仍然会派专门的人力对排名进行跟踪。此外，6％的被调查者表示虽然他们尚未对排名进行跟踪，但却打算在未来的工作行动中使用排名结果。 图3表明了关注和跟踪学校排名是学校顶层领导的兴趣点，关注排名的校长或学校管理委员会的比例高达85％。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学校排名都会被用于进行战略规划和决策，因为很多学校的校长并不是战略决策的最终负责人。事实上，在一些高等教育系统中，战略决策是由理事会或董事会做出的。关注排名的校长中仅有不到20％的能在战略决策方面“说了算”。 (四)内部交流 对排名进行跟踪的被调查者中，有92％的会在学校内部进行相关信息交流(见图4)。近90％的被调查者表示，通常情况下，相关信息会被提供给级别较高的管理层面，这与上文所说的领导关注排名的调查结果相一致。此外，进行排名跟踪的被调查者中有2/3的将学者作为内部沟通的对象，不到50％的将行政人员作为对象，不到44％的将学生作为对象。这样的内部信息交流传播途径包括：网站的定期更新以及通过委员会或教师群体进行信息传播(如以教师为主的沟通，或向特定专业的学生传播等)。 (五)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沟通及对其产生的影响 大多数被调查者都将排名用于营销或宣传目的。毫无疑问，进入排名的院校更倾向于在沟通传播过程中使用其排名。然而，与国内排名的被调查者相比，国际排名的被调查者似乎不太愿意这样做。
图3 当进行排名跟踪时，哪一级别的人会对跟踪结果进行审阅?(对排名进行跟踪的被调查者)
图4 在贵校内部是否有关于排名结果或其他公开化的信息交流?(对排名进行跟踪的被调查者) 被调查者通过各种途径宣传他们在排名中的位置，包括网站、社交媒体、新闻稿等宣传材料，并会将相关信息发送给合作伙伴。有些高校也会在一些会议场合与其潜在的捐助者共同分享相关的排名结果。常见的途径包括： ●引用排名范围而非确切的排位，以呈现出最佳画面和/或吸引到更多的关注：“本大学是世界前X位的学校”，“本大学跻身世界前X位”或“根据某某排名，本大学位居世界前300名”。 ●如果排名位置较高，就会说明精确的位置：“本大学在国内排名第一”，“本大学排名第十一位”。 ●参考借鉴若干排名用以描述大学的地位和声誉：“本大学是欧洲大学排名中的第X位以及某排名中的第Y位”，“本大学是前100位的欧洲大学之一并跻身于世界七大排名的前500强”。 ●将学校与其他国家高等教育机构进行比较：“国内大学仅有3家被QS纳入排名，本大学是其中之一”。 潜在生源(Prospective students)通常被认为是排名的主要用户群，其使用的排名既有专门组织研制的，也有高等教育机构研制的。本调查印证了这一点，调查结果显示，接近80％的被调查者认为，学生是受排名影响最大的利益相关群体。因此，潜在的学生源及家长通常会系统地关注排名情况。事实上，76％的被调查者在与学生沟通的过程中会使用排名信息。 被调查者认为，在一般情况下，越是依赖排名信息的潜在学生，对学校所处的地理位置的关注程度越低。因此，一位被调查者表示，他们仅在宣传或营销中使用排名，旨在吸引有需求的区域的国际学生。被调查对象还认为，排名对博士或硕士阶段学生影响最大，本科生次之。 就院校的交流、传播对象而言，除潜在学生及家长外，与其他群体，如合作机构、捐助者、赞助商和投资者交流排名的频次排在媒体和地区/地方政府或类似机构之后。尽管外部利益相关者对高等教育领域投入及对高等学校“第三职能”有较强烈的兴趣，尤其是许多被调查者都谈到排名对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决策是有影响的，只有5％的被调查者认为排名不会对关键利益相关群体产生任何影响。但有趣的是，被调查者似乎不太愿意与这些外部利益相关者进行交流。最后，应该指出的是，82％的被调查对象都采取了各种方式宣传他们在排名中的位置。 被纳入国内排名的被调查者更倾向于认为，外部利益相关者为了在国内竞争到更多的资金和学生而使用排名。与被调查者相比，被纳入国内排名的院校更倾向于认为排名会影响到政府或相关部门、资助机构、潜在学生、家长以及雇员的对学校的看法。相比之下，被纳入国际排名的被调查者则更倾向于认为排名会影响到潜在的研究人员。 (六)排名在利益相关者的合作与参与中发挥的作用 排名最重要特点之一是，它以特有的方式在竞争激烈的国际高等教育市场中为院校及其所在国带来知名度。被调查对象中超过60％的认为排名对其学校有积极影响。 排名一般被认为对院校有积极影响的事实反映了排名与学校声誉之间的密切相关性。要消解这种关联性是十分困难的，这不仅因为很多排名都或多或少地包含了院校的声誉，而且其本身还包含了一种自我指导和持续发挥影响的要求。人们对于最好大学的认知往往是基于排名赋予这一大学的声誉。同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已注意到，尽管排名与院校声誉之间的关联性是间接的且不易建立的，人们对质量的认知是通过各种方式获取的，但排名就是其中之一(OECD，2013)。 另一方面，认为排名有积极影响的大比例以及被纳入排名院校的被调查者持赞同观点的大比例，也反映了该研究本身会吸引更多的院校关注排名。 (七)标杆管理及与其他院校之间的关系 对于大多数被调查者来说，排名是获取有关其他院校的重要信息来源，尤其是对那些被纳入排名的学校来说更是如此。75％的被调查者表示他们会使用排名结果来关注其他同类院校，在被纳入排名的院校中，这一比例上升到80％以上。关注其他学校排名的被调查对象更倾向于认为，排名结果有助于巩固其学校的公众形象(在被纳入排名的被调查院校中有74％的持这种观点，在所有被调查者中有66％的持同样观点)。 被调查对象中关注其他院校的排名与关注自身的排名之间有密切关系：被调查对象中93％的会在关注同行排名的同时，也关注自身的排位。 总体而言，被调查者关注其他高校的排名位置主要是为了进行自身的标杆管理。超过50％的被调查对象表示，建立或维持国际合作也是关注其他高校排名的一个重要动力源。将排名结果作为国际合作手段的被调查者更愿意被纳入排名。 (八)结合排名的院校战略 60％的被调查者认为排名的确是其院校战略中一部分。然而，排名在不同的院校和不同的环境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 一些被调查者只对排名中特定的信息感兴趣，而另一些被调查者则将排名用来帮助他们描绘总体战略目标。例如，一所学校表示，他们只关注与学生满意度有关的排名，而另一些院校则表示，排名是其制定总体战略的常用手段。 一般来说，院校可以试图去改善他们的排名位置或使用更为理想的语言表达其雄心壮志，如建成“我国的一流院校”，或进入“欧洲前×名”。一旦这样的抱负宣布，一些被调查者就不再针对某一特定排名中的具体排位，而将其雄心壮志转换成可被大学界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理解的语言。 高等教育机构将排名纳入其院校战略的方式因各校情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规模较小院校对排名的关注度弱于大规模院校，原因在于较小规模学校被纳入排名的可能性也相对较少。因此，学生数未超过10，000人学校的被调查者有48％的表示排名并未在其院校战略中发挥一个重要作用，而学生数超过30，000的院校中仅有30％的持这样的看法。 与此同时，被纳入了排名也并不一定意味着排名会对学校战略发挥影响。事实上，被纳入国际排名的被调查者中有35％的认为，排名并不在其院校战略之中。有趣的是，被纳入国内排名的被调查者更有可能制定明确的国内外排名目标。 跟踪排名院校的被调查者有31％的认为排名不是其学校战略的一部分。这表明，尽管许多院校使用大量资源进行排名跟踪，但是，并没有考虑将跟踪结果用于其战略规划之中。 不出所料，不进行排名跟踪的被调查对象中，大部分表示排名并不是其学校战略规划的一部分。 (九)排名对决策的影响 被调查对象中，有39％的已将排名的结果用于学校战略制定、组织管理或学术行为中，有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者计划这样做，仅有29％的认为排名并没有以这种方式被使用过。 然而，当一些决策事项被列出时，69％的被调查者又认为，其中至少有一个是受到排名影响的，这比39％的被调查者认为排名会影响到决策的比例明显要高。表3呈现了基于排名结果所进行的院校决策的范围。 有趣的是，14％的被调查者认为排名是有影响的，但却无法明确说出是何种影响，而31％的被调查者认为排名对其决策没有影响。然而，在回答另一个问题时，后一群体中却有20％的表示其院校曾将排名用于行动中。许多被调查对象承认，即使未被纳入过排名，其也采取过应对排名的行为。而在另一些情况下，院校变化的产生往往是由包括排名在内的若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院校或高等教育系统中，排名对办学行为的特定影响与学校通常情况下出现的衰落和发展趋势是相互交织的，要解开这种交织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 虽然有些院校可以提供具体的战略受排名影响的事例，但是，其他院校关注到这种情况主要是他们思维方式转变的结果。也就是说，排名有助于提高人们对数据收集和标杆管理的重视程度以及加强反思的需要。 与国际排名相比，被纳入国内排名或改善院校在国内排名的位置对院校行为有显著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资源分配所导致的。如表4所示，被纳入国内排名的被调查者比其他所有被调查者更倾向于采取更多的决策。
每列不等于100％是由于被调查者对这个问题可能进行了多选。国内排名院校和国际排名院校的数量相加不等于总数是由于一些院校既纳入了国内排名也纳入了国际排名。 当被问到是否有某些活动或发展受排名促进或阻碍的时候，大部分被调查者表示，排名以及诸如基于评估或绩效的国家资助等旨在增强透明度的手段，可能有帮助，也可能没什么影响，并且大多数人认为没有影响。 尽管高教界仍在批评排名方法，尽管有人断言排名并不能正确反映高等教育机构的多种活动情况，但是，被调查对象却表示，排名对其院校的负面影响非常小。不过，影响问题可能因其本身太过复杂而难以通过调查问卷进行探究。院校可能将其进步或退步归因于其他因素，例如，资金减少或简单的管理决策，而非排名。此外，排名的副作用可能比排名结果本身更让人感到捉摸不定。例如，某院校可能将报纸排名中的“不公平报道”视为对其公共形象产生了负面影响。 (十)指标选择 与对排名的批评一样，不同排名的指标选择也成为高等教育机构中有争议的话题。然而，当被调查对象被问及其向高等教育部门进行报告和/或内部使用的工具时，结果表明有一大部分指标与排名所使用的相同，部分指标使用的频率更高。尽管被纳入排名的被调查者和未被纳入排名的被调查者所使用的指标之间只有微小的差别，但是仍有值得注意的地方。例如，被纳入排名的被调查者比未被纳入排名的被调查者更频繁地使用一些指标来计算国际教职员、诺贝尔奖或相似奖励、专利、许可证以及商业化活动的数量、论文影响因子(和/或其他研究的影响因素)以及声誉情况。毫无疑问，由于这些指标更具有国际可比性，所以也常被排名所使用。 当被问及是部门还是学校层面在使用这些指标时，被调查对象的表述似乎有些不太确定。例如，在本次调查的高等教育机构所分布的39个国家中，有35个国家的被调查对象要么不清楚使用了哪些指标，要么不赞同国内其他被调查者对国内排名指标使用情况的回答。同一国家的院校似乎在数据收集目的和/或一些指标是否能用来评价院校绩效等方面的观点上也持不同看法。本项目未对这种有关指标不确定性的原因做进一步探究。 四、排名的影响 本项目基于问卷调查、实地考察和圆桌会议探讨排名是否影响院校行为。 (一)众多发展成果之一 关于“质量”、“透明”、“优秀”等概念，或者应该如何对院校进行评估和测量等问题，目前学术界还未达成共识，本项目调查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被调查对象对排名是能评价质量还是仅能提供绩效指标，众说纷纭。然而，即使是排名中一个简单的绩效指标，也会受到信息的限制。尽管被调查对象并未将排名与透明度联系在一起，但是，他们仍认为排名有助于其自身提高对透明度的要求。因此，排名能够成功地对院校施压，使他们发展院校研究能力。 然而，由于整个高教界的相关政策和制度的变化，被调查对象以及项目合作伙伴往往很难区分和识别排名在院校战略层面以及发展进程中的确切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排名仅仅是高教界近十年来众多发展成果之一。在这方面，全球排名既是高等教育变革的动因，也是其结果。全球排名的到来恰逢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加速、高等教育市场的扩张以及对于问责制的强烈需求。在欧洲，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 Process)的改革一直与国家体制改革相伴随。同时，欧洲研究区(European Research Area，ERA)也已对研究组织和研究实践进行了变革。近年来，尽管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不仅仅局限在欧洲高等教育系统，但这一危机仍对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公共资金带来了巨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分析排名对一个特定现象的影响是极具挑战性的。然而，通过本研究我们认识到，问题不是排名是否对大学有影响，而是排名对大学有何种影响。 排名对高等教育机构的影响与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部门竞争力大致相关：教育部门越具有竞争力，就会越关注排名及排名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排名同样也与高等教育系统层级有很大的关联，这其中包括一些地位较高的院校以及一些尚未建立成熟的外部质量保障系统的院校。在前一种情况中，排名可能会激发社会资金投资部分院校，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排名可能会充当外部质量保障系统。排名作为刺激社会资金的手段及外部质量的保障，对国内外学生以及利益相关者都有重要意义，因为他们都在寻求物有所值的保证以及毕业生质量、就业/职业发展机会等。 因此，关键是要认识到，排名可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发挥影响。它们既影响国家和院校层面，也影响个人学术和学生行为。本项目调查的院校回应了新战略发展层面的问题，实地调查和圆桌会议表明，政府和高等教育机构所做出的决策或发展同样会影响到个人，而这种相互影响往往是不透明的。例如，当一个研究人员在某些特定科学期刊发表英文文章时，他无法确定是由于院校领导者曾强调过这对改善院校排名位置有重要意义，还是由于研究人员认为这对其学术生涯国际化有好处。 (二)排名的多样化 排名的影响范围和形式因排名的种类、院校和国家环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一点在本项目的圆桌会议讨论中有比较明显的表现，圆桌会议的参与者对图2所列出的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排名展开了热烈讨论。前三位排名(ARWU，THE和QS)通常被认为是最具影响力的排名，这是基于其所获得的媒体关注而得出的结论，因为媒体关注也会引起潜在的政策制定者的关注。排名中关于某一特定国家的院校排位可能被政治言论频繁引用以促进体制改革，院校也可能会认为某一排名能够影响学生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排名可能不是最准确的评价方法，它所提供的数据也不一定是准确的，但高校还是认为应该加以应对。排名对院校层面的影响往往是间接的。然而，其他一些排名，如专家、学科以及国内排名，在特定层面对院校的影响更为直接。比如，在部门层面或研究领域层面。这些排名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们能为院校标杆管理提供更有用的信息，院校也可以更有效地将排名结果整合到自身的工作中去。 虽然本项目研究的范围和样本难以对排名在不同国家高等教育系统中发挥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但是，本项目的调查还是提供了一些高教界观点分歧的有趣现象。在有些国家中，“排行榜”被视为一种公认的办学要求，被嵌入到公众关于高等教育的思维定势中，而在另一些国家，主要的全球排名，如“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或《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排名随着时间的推移显得愈发重要。同样，在有些国家，最具影响力的国内排名并不是由教育主管部门研制，而是由商业机构或传媒机构制作的。 对体制层面发展状况的了解以及对排名与其他旨在增强透明度、问责性和可比性工具的区别的了解，在同一国家或院校内因调查对象的不同，其结果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有时，来自同一学校的不同的被调查者对有关其国家立法框架和排名之间的关系给出的回答大相径庭。这表明政府的政策和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确定性，排名的方法与测评手段也有不确定性。 尽管挑战依然存在，过去十年的讨论却有助于人们提高关于排名所使用方法及其限制的认识。调查结果得到了实地考察和圆桌会议证实：高校正通过积极地集合各种信息以探究不同的排名方法。 由于排名的种类很多，排名的结果及其影响不应一概而论。如果不考虑院校自身条件及国家环境，就难以理解排名对院校的影响，因为这些因素与上文谈到的高等教育部门整体改革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关联，特别是国内排名，它可以激发学校做出与国内资金市场相关联的行为。例如，改善教学或学生经验。与国内排名不同，国际排名更多的是与研究、知名度和声誉等相关联。前者可以帮助院校获得国内认同，后者有助于院校建立或维持国际声誉。 因此，当院校分析一个排名的重要性或是另一个排名对其办学的影响时，应该考虑一系列的问题，包括：排名目的、内容以及指标是否对其院校目标有意义或有作用?将院校战略和政策向某一具体排名看齐是否有意义?这么做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不这么做又会有怎样的影响?如果排名指标或权重改变了，学校也要跟着进行相应改变吗?等等。 (三)谁对排名感兴趣 排名往往被视为媒体或其他机构评判高等教育的简单化的方法，即高等教育的复杂性通过“排行榜”简单化地呈现出来，以吸引公众的关注。然而，本项目研究更详尽地反映了有关机构内外部使用排名的情况，除了向媒体宣传之外，许多被调查者也在本项目调查中特别强调了其各自的高等教育当局和政府对排名很感兴趣，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国际排名可能带来显著的民族自豪感，并有助于提升国家的国际地位，更重要的是，排名还可以吸引国际投资、贸易以及国际学生。② 被调查对象认为，学生，尤其是国际学生，是排名的热心用户。越是依靠排名信息的学生，越会进行远距离的地理位置迁移，这也证实了其他的研究结论。然而，本项目研究结果还表明，学生的选择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尽管排名有助于增加被纳入排名院校的知名度，但排名在学生学习地点的最终选择上仍只是一个边缘角色。比起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生，学科排名对理工科学生而言可能更为重要一些。学生选择院校的其他一些标准是：该院校在专业研究方面的声誉(在同类院校之间的比较，例如现有教授数量)、地理位置或基础设施和经济条件等。值得反复强调是，学生院校选择并不仅仅取决于院校排名，而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 根据本项目调查的数据，排名是院校很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在关注排名的人中，最高领导(即校长、董事会、理事会或同等级别)的比例占到85％。然而，对于这些领导人来说，排名的使用是选择性的，只有当排名对院校整体战略有价值时才可能被使用。如上所述，排名使用目的具体包括：为了满足外部的要求、为了巩固或理清学校的变化、为了提高学校的声誉，为了采用标杆管理，等等。③④ 尽管排名的方法经常受到质疑，甚至有些院校或国家拒绝将排名纳入考虑之中，但是，在院校需要以各种方式进行申辩时，排名还是充当了便利的“代理人”。当学校排名好时，有助于学校获得额外资金，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尤其是当与世界其他地区高等教育机构接洽时)，加强与行业的对话或吸引潜在的学生。与此相反，当学校排名不好时，排名可作为理由去竞争有助于改善院校办学状况的国家高等教育部门的额外资助。 虽然排名在领导层面有重要的价值，而且院校往往也尽量使对排名的利用只在内部知晓，但是，人们仍然认为，不同院校之间对待排名的方式是不同的。本项目的实地考察提供了院校之间对待排名的不同方式的案例。在某些情况下，排名被斥责为是一种游戏或愤世嫉俗的方式，而在其他情况下，院校排名则被认为是能够带来巨大荣耀或焦虑的源泉。院校团体的几位被调查者认为，院校领导角色的作用可以促进排名发挥影响。因此，院校领导者应当考虑其学校是否与排名所呈现的形象(如果有的话)相吻合。 另外，排名还可能会影响个人和集体的士气。本项目的被调查对象提供了一些关于排名如何增强个人对学校的自豪感以及良好的排名可以激发积极情感的案例。与此相反的情况也会存在。 总之，排名被各种人所使用，这些人既有学校内部的，也有学校外部的。院校领导希望将排名熟记于心，使其成为促进战略管理和沟通交流(包括与外部沟通或内部宣传)的一种工具。 (四)排名是如何被使用的 本项目的被调查对象反复强调排名仅仅是众多信息源之一。按照利益相关的程度来看，排名可能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大致上来说，排名的用途可分为四类：信息用途、标杆管理、决策制定以及市场宣传。 如上所述，人们对排名的接受程度是不断加强的，当达到一定程度时，它就可以填补信息鸿沟，包括学校的内部沟通和外部沟通。而潜在的生源是主要的目标群体，其他的关键利益相关者，如媒体、家长、有关部门、捐赠者、雇主以及院校合作伙伴等都是排名信息的重要使用者，这些人也因此成为了排名结果交流的关键目标群体。 排名同样提供了有关院校自身和同类院校的基本信息。这是从与被调查对象的几次讨论中所得到的结论。对于学校领导者来说，排名能够为其提供一种他们还未获得的关于其他院校的“感觉”，尤其是对那些国外院校以及在一些他们还未涉及的方面。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被调查者都表示他们将排名用于发展国际合作伙伴关系的原因。在国内环境中，排名作为合作伙伴关系开发工具的重要性较低，因为关于其他院校的信息已经存在或者有更可靠的信息源，例如北欧国家数据库以及英国数据库等。⑤ 如上所述，排名对于标杆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本调查项目的许多参与者都表明，他们已明确了一批国内外的院校，这些院校要么被认为是与其自身所在的院校十分相似的，要么是其直接的竞争对手，所以才会关注他们的排名，更重要的是，跟踪他们在特定指标上的表现。目前关于这一信息是如何使用的还不太清楚，据说是为院校领导提供一些关于如何明确学校定位以及有关改进方式的思路。在此背景下，一些高校表示，已经使用了一些排名所提供的额外付费服务用以获得更多个性化的信息与分析。这就引发了“欧洲多维全球大学排名计划”可能成为院校标杆管理工具的讨论。一些乐观主义者看到了“欧洲多维度全球大学排名计划”的一系列指标比其他全球排名更多样化的特点。然而，与此同时，被调查对象强调“欧洲多维全球大学排名计划”目前面临着与其他排名同样的挑战，例如，数据的可靠性及可比性问题。 大多数被调查对象表示曾将排名用于院校决策。实地考察和圆桌会议进一步说明了有关调查数字背后的情况。需要强调的是，排名仅仅是众多信息源之一。被调查对象认为，任何一个决策都不应单凭排名结果而做出。然而，需要明确的是，无论是自觉行为还是潜意识行为，排名的确对决策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3/4的被调查对象将其院校排名用于市场宣传的资料和行动之中。有趣的是，那些表明经常在交流中使用排名的院校，排位却并不一定很高。此外，被调查者还认为，排名对其院校有积极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大部分被调查院校都是被纳入排名的学校，且排名提高了它们的知名度并因此提高了他们的声誉。这表明，无论排位如何，参与排名都比不参与更有价值。这就是“欧洲多维全球大学排名计划”的价值所在，它可以使所有高等教育机构都能通过提供适当的信息参与排名。 (五)排名对院校发展进程的影响 被调查对象将院校发展过程中由排名而带来的变革界定为四个方面：第一，跟踪排名的机制；第二，明确院校现状并改善核心活动；第三，收集院校信息；第四，投资并改进学校形象。 首先，有明确的证据表明，高等教育机构的确关注排名并且建立了相关的程序和组织机构跟踪学校的排名绩效和变化(见表2)。如上所述，尽管这些组织机构并不完全是新建的，但是，排名至少添加了一些任务，并且给现有的单位带来了一些压力。最典型的情况是，与跟踪排名或为提供排名信息相联系的是负责质量保证或质量管理、战略规划、院校研究、统计报告的另一个单位或国际关系办公室。尽管质量保证和排名经常被认为处于相互对立的两端，但是，几乎近一半的被调查对象认为，排名或其他评估的结果有助于发展或完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没有人认为排名有阻碍作用，但却有32％的被调查者认为排名对学校没有影响。 其次，被调查者表示，排名也促使了他们更加明确自己的核心活动并为提高绩效而进行投资。例如，全球排名对研究成果给予了过分的重视，视自己为地区性院校的大学在解释其为什么没有出现在全球排名中的时候可能倍感压力。另外，有志于成为研究型大学的院校可能加大投资，用以改善研究工作并借此达到发展目标。 再次，排名对院校信息收集以及关注院校的绩效有很大影响。用圆桌会议中一个参与者的话来说，“排名提醒你问正确的问题，尽管他们绝不会给出正确的答案”。总体而言，排名是促进院校自我认知和规划的工具，它提高了人们要合理地界定管理指标的意识，并使人们加强信息收集的工作，包括数据库、年度报告以及业绩指标等。 事实上，所有的实地考察的对象都表明，他们已通过投资升级现有程序，完善数据收集并实施了基于事实的战略管理。需要重申的是，虽然这些改善可能是一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负责实施这些变革的单位，尤其是政府部门或是高级委员会的成员，已经注意到外界越来越关注他们所提供的有关院校信息的报告。 最后，排名鼓励院校更加关注沟通和宣传活动，以此提高院校的知名度。这通常包括：要求所有研究人员在发表研究成果时需提及其所属学校，开发全新的团队形象，完善宣传资料，将学校活动与排名发展(受争议的)直接关联，等等。全球排名将院校视为一个整体进行排名的事实，已经说服了某些学者成为“排名游戏的一部分”，并使其着手建立团队形象。 五、结论与建议 本项目是第一个试图探究排名对高等教育机构的冲击和影响的泛欧调查。研究结果应该对院校领导和政策制定者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本项目研究结果表明，尽管许多人热衷于质疑排名和排名方法的缺陷以及它们将诸如绩效、教育和研究质量等复杂问题以简单化的方式呈现。但是，几乎所有院校都在关注着排名。正因如此，很多院校经常不明确排名应当如何使用，以及排名对外部利益相关者有多大的影响。事实上，很多高等教育机构已经开始将排名所提供的信息用于多种目的。也有院校将排名视为一种提供关于其他院校信息的工具。最后，排名在高教界的竞争中充当了“警钟”的角色。⑥ 跨国比较是全球化的一个必然产物，并且会在未来得到进一步加强。至关重要的是，所调查的全部院校都改善了其研究能力，以便能够为公众提供关于有意义的、可比较的院校绩效信息。如前所述，许多国家政府已开始将院校的比较信息公布在网上，以便公众可以获取。最后，为了克服排名所使用指标的不适当性，是否应该建立一个国际通用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数据库以进行更有意义的比较，这一可能性是值得探讨的。 本项目研究表明，排名可以成为院校战略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关键在于，每所大学都要有一个统一的使命和战略规划。同时，大学应当理解排名的局限性且不让自己受排名的误导。大学不应依照排名进行资源分配决策，也不应为了提高排位而操控绩效数据的统计报告。 本项目研究证明，由于背景和目的的不同，对排名的解释以及关于排名对高等教育的影响的看法往往是复杂的。因此，排名不应该被单独考虑。同理，排名也不应该被用作单一的信息源，而应有鉴别地接受排名结果；排名不应被作为高等教育系统或院校战略决策制定的依据。一旦这样做，就会对院校的自主性造成严重的损害。⑦ 本项目研究结果还表明，如果使用得当，排名可以成为战略方针的一部分。在绩效的评估与测量、高质量信息的获得、对利益相关者的宣传与沟通，以及促进院校发展的专业化和现代化等方面，排名可以发挥积极的影响。排名成功地使高教界更为关注该领域在国内外所面临的竞争。提供有关高等教育质量、绩效和价值的可公开获得的、有意义的可比信息，有助于强化高等教育的政治和社会承诺——这就是每个人的最佳利益。 (原刊发表时略有删节) 注释： ①“尽管大家都知道排名可能只是‘统计噪音(statistical noise)’，并不会反映出大学实质性的深层变化，但却总是很容易受到排名报告诱惑，并试图分析自己在排名榜单中的变化。”——RISP受访者 ②近期俄罗斯的一个国内项目就是为了通过排名改善其院校在高教界的形象。2012年，由俄罗斯政府倡议发起的一个排名项目旨在加强俄罗斯大学“全球竞争力”。该项目的目标是使5所俄罗斯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前100名。 ③一个院校的领导认为他们对排名的态度略显“精神分裂”：排名既不能作为质量代言人，也不能彰显高等教育机构的复杂性，所以备受质疑。然而，它们可以带来广泛的认同(尤其是当排位很高的时候)，并在任何有需要的时候充当捍卫院校利益的理由。 ④在RISP项目的一个院校考察中，通讯领导注意到了一个简短的宣传视频，视频中排名作为对院校的介绍首先就被自豪地提起。这种自豪感在与其他一些院校群体(学生和职员)进行访谈时也被证实。尽管这种自豪感不仅与大学排名相关，而且还与高效的团体建设相关，但是大多数访谈者在与外界对话的时候，都认为一个较高国际排名是表达“我们有多好”的最简单、最简短方式。另外一个受访者说：“我们知道排名不能全信，但是它很清楚地让我知道我们是比较优秀而非落后的”。 ⑤在奥地利，有一个国家级的排名三方工作组，旨在共同讨论排名方法及结果，共同寻找提升奥地利大学排名位置的方法，并将该国高等教育系统视为全球排名整体的一部分。 ⑥“也许显而易见的是，排名已经存在了，大学需要寻找一种方式去应对排名，不能忘记排名最重要的意义是在于其与院校质量和绩效相关联。同时大学还应该训练自己和多种外部利益相关者了解排名到底呈现出了什么以及未呈现出什么。”——RISP受访者 ⑦在“欧洲多维全球大学排名计划”发布前夕，一些大学邀请当地媒体对这个新举措进行讨论并解释其相关信息。
标签：大学论文; 大学排行榜论文; 调查对象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