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博弈与美国全国教育协会组织制度的变革(1880-1920年)
张斌贤 周梦圆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北京 100875)
摘 要： 1880-1920年间，美国全国教育协会经历了重大的组织制度变革。国内学界对此尚未有较为系统的专门研究。基于一手文献史料的梳理，在“还原”这个变革过程的基础上，对造成变革的重要内因进行分析。认为随着会员规模和结构的变化，由地方教育管理人员组成的“地方派”和以一线任课教师为代表的“草根派”的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由此开展的一系列利益博弈，导致原由教育界精英构成的“守旧派”掌控协会的局面发生根本改变，因此协会组织制度重建。1880-1920年间组织制度的变革重塑了美国全国教育协会作为教育社团的性质，为协会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 美国全国教育协会；组织制度；利益集团；代表大会制
美国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协会”)是美国成立的第一个全国性教师组织，也是目前为止美国规模最大、影响重要的教育社团。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协会”事实上扮演了联邦教育部的角色，一度是“拟定教育政策的主要领导，制定和研究教育政策的中心”注 乔尔·斯普林.美国学校:教育传统与变革[M].史静寰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436. 。
自成立以来的160年历史中，“协会”先后经历了数次关键性的组织制度变革。其中，19、20世纪之交以代表大会制为核心的制度变革，建立了“协会”科层化的管理制度，形成了“全国—州—地方”教师协会系统，为“协会”日后成为美国教育的领航者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和制度基础。
在美国，对“协会”的研究早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众多学者将其作为重要的研究专题，注 相关重要研究如Edgar B Wesley, NEA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the Building of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7); Marjorie Murphy, Black Union :The AFT and the NEA , 1900-1980(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Wayne Urban, More than the Facts :The Research Division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 1922-1997(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7); Wayne Urban, Gender ,Race ,and the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Professionalism and Its Limit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Falmer, 2000)； Peter Brimelow, The Worm in the Apple :How the Teacher Unions are Destroying American Educatio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3).相较于此，国内学者虽已逐渐意识到“协会”的重要性并予以积极关注，但无论是在成果数量还是在研究深度方面，都存在继续拓展和深化的可能性。尤其是在“协会”制度变革的研究方面，更是大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注] 龚兵是国内最早系统梳理美国全国教育协会历史的学者，其博士论文在梳理协会百余年历史基础上探讨了协会从专业组织向教师工会转变的历程。详见:龚兵.从专业协会到教师工会[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5;近期《教育学报》刊载的“专题：美国全国教育协会早期史研究”是目前较新也是较为全面的研究，下设的三篇文章各有侧重于协会早期组织与活动，从历史角度再现了一个专业社团不断成熟、壮大的过程。详见:专题:美国全国教育协会早期史研究[J].教育学报,2017,(6):83-117. 本文基于前人的相关研究，依据对“协会”会议记录、章程及附则等一手史料的梳理分析，试图解答是哪些内部因素造成了“协会”1880-1920年间组织制度的重大变革这个问题。具体言之，就是要探讨“协会”内部代表不同利益的集团之间的博弈是如何影响了“协会”的组织制度的变革。通过这种视角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入认识“协会”的历史变迁，也有利于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把握1880-1920年美国教育史上这个关键时期美国教育界的状况。
一、沦为“守旧派”的“学术型教育贵族”
据多种传记辞典统计，1876-1925年是美国历史上教育家人数最多的一段时期，也是活动最密集时期，[注] 康绍芳.社会转型时期美国教育学术界的精英群体(1890年代―1920年代)[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12. 这种精英涌现的时代特征鲜明地反映在全国教育协会的管理层中。“协会”在1870年进行部门制改组后，发展出稳定的以正式成员大会为最高审议机构、理事会为管理中枢、下设数个部门的伞状组织结构，不断吸纳来自全美的教育工作者。随着精英时代的来临，教育界的学术精英涌入组织结构相对完善的协会，以“教育贵族”自居的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协会”中最具话语权的人。1880年，他们以“优秀教育者组成的教育事务最终法庭”[注] NEA, Circulars of Information of the Bureau of Education, No.2-1880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 Office, 1880), 15. 为初衷，在全国教育协会中组建了全国教育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Education，NCE)，意在为美国教育事业保驾护航。汇聚了当时最有声望的教育家，全国教育委员会自诞生便成为“协会”中最有威望的分支机构，甚至逐渐成为“协会”实际的权力中心。
“全国教育委员会”设想的提出到运行制度的生成仅经过半年时间。1879年《新英格兰报》教育专栏登载的一篇文章，提出应当建立一个由一流学者和工作者组成的组织，定期举办会议以研讨最为关键的教育问题，并在讨论与调查后发表让所有教育组织都认可的权威报告。[注] NCE,The National Council of Education :A Brief Sketch of Its Origin and Purposes (Boston: New England Publishing Company, 1882), 59.1880年2月该文作者托马斯·比科内尔受邀参加全国教育协会督学部会议，他建议以全国教育协会为平台建立“教育事务最终法庭”——全国教育委员会，赋予其涉及一切教育事务的权力，并作为美国教育事务的最终决策机构。纵然这种“集权式机构”的理念有悖美国分权制传统，但在督学部专家的推动下，负责起草报告的调查小组成立了。同年7月14日，相关报告被呈交“协会”理事会，该报告对委员会的成员数量、选举方式、任期与职责等都予以了说明，在获得理事会一致通过后，被提交至正式成员大会表决并获得通过。
从全国教育委员会的章程可以看出全国教育委员会具有“精英性”和“自我延续性”两大特征。构成这个51人(后增加至60人)小圈子的是“协会”各支系精挑细选出的精英代表，正如当时教育界所评价的，“这个每年一度的神圣大会叫教育委员会，被挑选出来的60人来自不同的地区，能够代表教育思想的每一部分……毫无疑问，他们都是手握重权的人”[注] Editorial,Journal of Education 24, (1886): 100.。在这些人中，东部知名教育学者、著名大学校长或者手握重权的市、州督学在委员会中占据主导地位。[注] Letter, Carroll G. Pearse to Mildred Fenner. Cited from: Fenner, Mildred S. The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 1892-1942(Washington D.C.: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42), 119.“自我延续性”则体现在继任者的选择办法中，“……各部门每两年选举1名成员，理事会每年选举2名成员，委员会每年选举4名成员，任期6年或直到任命继任者。”“‘协会’的任何部门或者理事会无法选出其法定人数时，空缺位置将由委员会填补。”“死亡及其他原因造成的成员空缺都将由理事会填补。”[注] NEA,The Journal of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Session of the Year 1880(Salem: Printed by Allan K. Taten, 1880), 92-93.除最初的会员推荐之外，大部分成员资格都由委员会自身把握，继任者的选任方式使得这个小团体的理念并不随着换届而中断，这种自我延续性让委员会的理念得以传承，但也造成了其自身的封闭与垄断。
全国教育委员会自创建之日起便因其显赫的成员身份在全国教育协会内部拥有无上权威。从名录统计来看，1882-1900年期间，全国教育协会的会长大多由前任秘书或会计担任，而这些重要管理者均出自这个小而精的团体，正如委员会成立之初有人所担心的，委员会正“垄断原属于协会的权力”[注] Dr. Hoyte, of Tennessee. From: Circulars of Information of the Bureau of Education ,No .2-1880(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 Office, 1880), 17.。另外，全国教育委员会的工作机制使得协会作为专家研讨的学术性平台性质加强。委员会每年都会根据下设的调查委员会工作展开研讨并出台相关教育报告，这份报告代表着当时美国教育领域精英学者所共同认可的观点，以其权威性引起了教育界的极大关注。报告的宣读成为“协会”年度大会的一个关键环节，围绕着报告的激烈讨论使得协会成为“教育界的同僚集会”。通过全国教育协会这个平台，委员会的意志延伸到美国教育领域的各个枝节。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在19世纪末，这个如同教育界贵族元老院般的全国教育委员会支配了全国教育协会的行动方向，也引导着美国教育的方向。全国教育委员会的专家研讨式工作机制是对“协会”早期的无主题年会的重要补充，将专家的讨论形成严肃权威的学术报告，将专门教育调查委员会作为定制，将讨论结果转变为可操作的调查行动。这既提高了学术问题的针对性，也提升了协会在实际教育事务中的影响力，委员会作为“协会”“最具权力和备受尊敬的部分”[注] Wayne Urban, Why Teachers Organized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2), 112.实至名归。但是在其营造的“统一的国家需要一致的情绪，一致的情绪需要统一的教育体系”[注] NCE,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Education: A Brief Sketch of Its Origin and Purposes. From: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Education (Boston: New England Publishing Company, 1882), 60.这种倍感压抑的氛围中，不满也随之而来。全国教育协会毕竟不是完全的精英组织，普通任课教师是“协会”的成员主体，地方教育管理者方兴未艾，就在全国教育委员会控制最为严密的几年间，一波不同的声音在协会中扩散开来。在美国教育界，委员会发布的报告虽然集中了学界最好的专家智慧团体，但往往因不可避免地过于学术化而遭到抵制。进入20世纪，无论是协会内部还是美国教育界，都把全国教育委员会当成了“守旧派”的代表。
当然，预测或推测不会百分百准确，但预测可以减少做题时的盲目性，提高对材料理解的准确度。Nunan指出,“预测有助于听者预料将要发生的事情,并帮助听者对即将听到的材料作做好充分的准备,从而促成更有效的听力理解”。[3]
二、美国全国教育协会的权力重构
1912年全国教师联合会与地方教师联合会、教师协会合作，将自身拆解为两个组织——教师协会联盟(League of Teachers Associations，LTA)和全国教育协会下属的任课教师部，前者依然维持一个独立于全国教育协会的教师组织，将“武器交到课堂教师手中，这种武器锋利到足以切除全国教育协会与那些将其束缚在东部大学人士的观念和理想中的传统——教师们将其描述为代表着几乎等于停滞的保守主义——之间的联系”[注] David Swing Ricker,“The School-Teacher Unionized,”Educational Review 30(1905): 344-374；Cited from：David B. Tyack, The One Best System :A History of American Urban Educ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264.；后者力图扎根于“协会”内部，做第18个分部，以“协会”内部机构的身份关注任课教师的利益。由于屡遭保守派的抵制，任课教师部在1914年才得以正式成立，这意味着以“联合全美教师”为初衷的全国教育协会至此终于有了专属于任课教师的一席之地。
我国再审的级别管辖制度历经向原审法院或者上一级法院申请(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178条)，到仅允许向上一级法院申请(2007年民事诉讼法第178条)，再到现今确立的以上一级法院管辖为原则、以原审法院管辖为补充(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199条)。［9］其中以原审法院管辖为补充，意味着满足“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时才可向原审法院申请再审。但对于调解书的再审来说，原审法院仅仅作为“补充”是很不足够的，相反的，法院调解的属性内在地要求了其再审当以原审法院管辖为原则，以上一级法院管辖为补充。
(一)一线任课教师群体的维权之争
自“协会”成立至19世纪末，在会员中占据主体的任课教师没有获得丝毫与之相匹配的话语权，特别是以女性为主的小学教师境遇更加惨淡。1857年的建会章程中规定，“女性在理事会推荐下方有成为荣誉会员的资格”，[注] 荣誉会员比之正式会员，只能凭借书面论文参加会议，无权在大会上宣读论文(须由男性会员代读)、参与表决、竞选管理层职位。NTA,The Journal of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Teachers ’Association :Session of the Year 1858(New York: Munsell & Rowland, 1858), 18.当埃拉·杨在1867年第一次参加年会时，她发现“女性仅仅被允许坐在走廊里，聆听男人们主导的讨论”[注] John Mcmanis, Ella Flagg Young and a Half -Century of the Chicago Public Schools (Chicago: A.C. McClurg and CO., 1916), 144.。在以“联合实践教师为目的”的协会中，1857-1873年间的年会报告竟无一篇任课教师发表的演说。[注] Nellie Bezoier, Trends in Education as Shown by a Study of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1928), 28.1884-1901年，未有女性被邀请在协会大会上发言；到1903年几无涉及教师实质利益的调查或决议。任课教师在协会中“与其说是拥有权利的‘会员’，倒不如是作为基数的‘选民’”[注] Mark Hlavacik,“The Democratic Origins of Teachers' Union Rhetoric: Margaret Haley’s Speech at the 1904 NEA Convention,”Rhetoric and Public Affairs 15, no.3(2012): 519.。任课教师的作用就是缴纳会费，参加会议，聆听来自权威们的指导。
通过计算得知，c=28.86 m2,其中m2为液压千斤顶的设计量程。为了确保称重传感器的运用安全和寿命，并考虑传感器可以抵抗热胀冷缩对设备造成的位移[5]、抗侧向力、耐低温-50～80 ℃、蠕变系数、重复性、灵敏度等方面的因素，该项目选择了进口双球头自复位柱式结构传感器[6]，传感器的精度为±0.5%， 煤粉储仓测量范围选择0～150 t。
这种情况随着19世纪末美国劳工运动的高涨而有所改善，一些城市出现了工会主义导向的教师组织，通过演讲、罢工、集体谈判等方式来维护教师的利益。[注] 如以教师经济利益为导向的亚特兰大教师联合会，旨在提高教师薪水；以激进的政治性著称的纽约教师联合会，谋求教师的政治权益；最具战斗性气质的芝加哥教师联合会，从薪金、任期、与董事会的关系等多方面维护教师利益。参见：Wayne Urban, Why Teachers Organized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2).受此影响，维权意识觉醒的任课教师在“协会”中对管理者发起了反击，他们借助正式成员大会制，通过集体投票迫使管理者通过一系列有利于教师的决议。20世纪早期美国教师维权运动中的灵魂人物玛格丽特·哈莉，因激进而战斗性的气质被誉为“无惧的斗士”[注] Wayne Urban, Why Teachers Organized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2), 66.、“女工重击手”[注] David B. Tyack, The One Best System :A History of American Urban Educ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260.，活跃于各大教育、教师组织，为提高普通教师的社会地位而不懈努力，作为美国最大教师组织的全国教育协会自然成为她的主“战场”[注] Margaret A. Haley, and Robert L. Reid. Battleground :The Autobiography of Margaret A .Hale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82).之一。
借助会计核算工作提供的比如利润、成本以及资金等价值指标体系，来考核企业的财会计划执行情况。会计分析能够如实的分析企业某阶段的经营状况，以此来给企业提供经济效益的支持。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对财务会计的此段和上段数据进行分析对比，通过对盈利差距进行对比，能够及时的找出问题，并且合理的予以解决，对比得到的盈利差距，能够找到企业具体存在经济效益改变的原因，通过对比兄弟单位的差距，也能够及时发现问题，从而对经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判断。面对这些问题，只有不断的总结经验和教训，才能更加高效的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
19、20世纪之交是美国社会剧烈变革时期，在公共教育领域也相继出现诸多教育运动，不同势力群体为实现各自诉求而努力，这在全国教育协会中体现为多个利益集团争夺管理权和按己方理念重塑协会的意图。受劳工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影响，以女性为主体的一线任课教师维权意识觉醒，“沉默的旁听者”开始发出独立的声音，迫使“协会”实施更多的维护教师利益的政策，她们希冀“协会”成为由教师主导的教师工会。同时，在“协会”中处于中层的地方教育管理者愈加不满于“教育贵族”的权力垄断，他们作为管理革命影响下的专业型管理精英，自有一套精致的管理理念，这与诉诸个人权威的学术型教育贵族背道而驰。以全国教育委员会为代表的“守旧派”不断遭到挑战，被其打造为教育界“同僚集会”的全国教育协会也在多方势力的混战中开始新一轮重组。
（4）简洁、直观原则。教学要有明确的目标，要解决一定的问题，无关紧要的内容尽量不在课件里出现，以免把学生的注意力引到无关的事物上。
除了推进“协会”结构改变，任课教师们的团结还促使协会的工作倾向发生明显转变。1903年正式成员大会上，哈莉以全国教师联合会会长名义向全国教育协会发送了一封信函，要求协会设立专门委员会对全国教师的工作条件进行调查、出版相关报告；随后的理事会会议，来自纽约州的教师再次提出相关要求，并希望予以委员会2000-3000美元的经费支持。在经过调查与拨款委员会的考察、理事会成员的商议后，旨在对全美教师生活状况进行调查的教师薪酬任期委员会(Committee on Salaries, Tenure, and Pensions of Teachers)被组建，并获得了1500美元的资金支持，委员会于次年发布了相关报告。[注] NEA,The Journal of Proceedings of the Forty -Second Annual Meeting :Session of the Year 1903(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03), 28-29, 33-34, 36.在守旧派全权控制下出台的报告并未使教师群体满意。1904年哈莉借助任课教师的拥戴在“协会”年会上发表了《为什么教师要组织起来》的著名演讲，以此演讲为起点，任课教师们的诉求开始得到有效回应，教师薪酬任期委员会在1913、1918年相继发布重要报告。
自全国教育协会成立，20世纪初的10余年是“协会”中任课教师最扬眉吐气的时期，普通任课教师阶层从“无声”到“呐喊”，从“走廊里的聆听者”到成为威胁“守旧派”的尖锐力量，在教育管理者主导的协会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激进工会主义者的引导下，任课教师阶层组织起来，正式成员大会成为他们谋取权益的重要途径。“协会”的组织结构与政策倾向也因此受到不同程度的扰动，将“协会”型塑为教师工会的声音蔓延开来。
(二)地方教育管理者入主协会
任课教师们固然占据着数量上的优势，但他们始终未能进入到协会核心管理层，比之任课教师，给“守旧派”造成更大冲击的是被称为“反叛者”的中西部地方教育管理者。继承了西进运动中的拓荒者精神，他们以丰富的实践能力与老练的政治手腕突破了东部学术精英所把控的权力防线，入主管理层，并将“守旧派”所轻蔑抵制的另一种理念带进全国教育协会的舞台。
当哈莉1896年第一次参加全国教育协会时，她坐在台下聆听着“极度傲慢”的卸任会长尼古拉斯·巴特勒的演讲，也因此认识到了全国教育委员会作为“教育界精英组成的自我延续的专横法庭”[注] Kate Rousmaniere, Citizen Teacher :The Life and Leadership of Margaret Hale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106.的角色，任课教师处境的改善将是一条艰辛之路。哈莉的第一步是借助协会这个全国性教育平台另外组建真正属于教师的全国性组织。1899年全国教育协会洛杉矶会议上哈莉与凯瑟琳·戈金合作，组建了全国小学教师联合会(National Federation of Grade Teachers)，她们将联合会的年会时间与全国教育协会保持一致。全国小学教师联合会在1902年更名为全国教师联合会(National Teachers’ Federation)，并规定只有任课教师方能成为正式会员，这与全国教育协会中男性教育管理者占主导地位的状态形成强烈反差，教师工会主义的影子自此开始侵袭全国教育协会。
身为芝加哥师范学校校长，又兼具女性教师的身份，埃拉·杨是地方教育管理者和任课教师阶层的利益结点，她的成功上任得益于双方的共同推动。1910年波士顿会议上，布莱克和温希普是提名委员会49名成员中唯二支持埃拉·杨的人，并在大会宣读提名委员会报告时“不合程序”地提出少数派报告，要求在正式成员大会上重新投票。[注] NEA,The Journal of Proceedings of the Forty -Eighth Meeting :Session of the Year 1910(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10), 33；Letter, Katherine D. Blake to Mildred Fenner. Cited from: Mildred S. Fenner, The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 1892-1942(Washington D.C.: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42), 138-139.由于任课教师的数量优势，正式成员大会上的投票数和提名委员会的结果迥然相异，993名正式会员的投票，埃拉·杨赢得了617票，[注] Ibid.,35. 几占2/3。
最初使“反叛者”受到教育界关注的是他们在地方教育管理中的作为与争议。1888-1895年，皮尔斯担任比奥马哈市阿特里斯公立学校的督学，在此期间，奥马哈市的学校经受着各方政治力量的拉扯，皮尔斯的诸多措施让学校与城市共同快速发展，但皮尔斯雷厉风行的风格也招致当地媒体的无情批判。彼时，克拉布里特正任内布拉斯加州河瀑师范学校校长，他的作为使得该校在生源流失危机中得以幸存，并为他赢得了“建设者”的美名。[注] A. E. Winship,“Mr. Crabtree as a Promoter,”The Journal of Education 86, no.6(1917):154-156.更使这群新兴的管理者占据优势的是他们对于19、20世纪之交教育形势的把握。工业变革的完成给美国教育带来新一轮冲击，对学校教育提出新的要求，这段时期的美国教育正如克伯莱所分析，“随着文明复杂性的不断加强，教育必须扩大它的活动范围，并且要提高它的效率”[注] 埃尔伍德·克伯莱.美国公共教育:关于美国教育史的研究和阐释[M].陈露茜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283. 。同样的理念为当时的新兴管理者所承认并履行，“(在皮尔斯对密尔沃基师范学校训练工作中)效率与和谐是教育游戏的伴侣”[注] A. E. Winship,“Pearse at School,”The Journal of Education 87, no.15(1918): 395-396.。凭借地方获得的声名与新潮的教育理念，年轻的中部教育管理者在全国教育协会上展露锋芒，很快成为保守的当权者所头痛的“反叛者”。
以皮尔斯为代表的地方教育管理者进入全国教育协会后，首先对“守旧派”控制下的诉诸个人权威的管理体制提出了挑战，并初步表露出以代表制为具体组织形式的科层化管理理念。1897年密尔沃基会议上，“反叛者”对会长任命制的提名委员会选任方式提出修订，“提名委员会应当由每州1名代表组成，他们是正式会员推选出的多数者；只有当州成员少于3人，或来自该州的成员都未获能得到提名时，会长方有权主动任命”[注] NEA,The Journal of Proceedings of the Thirty -Sixth Annual Meeting :Session of the Year 1897(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897), 28.。类似的质疑早在1893年就已经提出，但“守旧派”对“协会”的控制正是严密，异议便被压了下去。到1897年，“守旧派”的独断专行开始引起诟病，“反叛者”趁此机会联合维权意识觉醒的任课教师们对“守旧派”发起了反击，在正式成员大会上对动议集体表决，动议作为章程附则的修正案在大会上得到多数正式会员的支持，并最终通过。这意味着“协会”会长及学术精英失去了对提名委员会的控制，“守旧派”的“自我延续”体系被破坏。对此，“守旧派”的反应是愤怒而直白的，尼古拉斯·巴特勒批判“密尔沃基会议将会被牢记，这次会议见证了有组织的政治手段第一次进入了全国教育协会”[注] Editorial,The Educational Review , (September 1897): 193-199.。秘书谢泼德直言“这种事情以前在全国教育协会中从来没有过……国家中最崇高的最有影响力的教育领导者们在这里被以轻蔑待之”[注] Letter, Shepard to Henry Sabin, (October 2, 1897). 。联合教师、组织投票等政治手段被地方教育管理者灵活地运用于反叛“守旧派”行动中，并获得显著效果。
地方教育管理者所取得的成就与在全国教育协会中的进展桴鼓相应，互为助力，“反叛者”们很快在协会管理层中构建起成熟的势力。皮尔斯1911年接替埃拉·杨成为“协会”会长，卸任会长后，顺势进入董事会，连任三届后直至1926年才从董事会中退出；在他谋划下，克拉布里特在1917年取代斯普林格担任“协会”执行秘书直至1934年；1920年，新一代管理者改弦更张，完成“协会”代表大会制改革，实现了科层化的管理理念。从1884至1934年，皮尔斯在协会中长达50载，从一名普通的地方学校管理者擢升至全国教育协会核心管理者，这也是“协会”新一代管理者的典型成长路径。
(三)“守旧派”的瓦解：女性会长的产生
作为全国教育协会世纪之交巨大变化的亲历者，“守旧派”中坚力量巴特勒在自传中坦言，“全国教育协会曾经一直是一个教育贵族制的集会，(参与会议的)不仅仅是那些具有巨大能力的人，而且包括那些具有异常性格和人格的人……然而，在20世纪，它沦落到某个非常低下的教师和学校官员阶层的手中，他们的主要目标显然是个人的发展”[注] Nicholas Murray Butler, Across the Busy Years .Recollections and Reflections ,I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40), 188, 96.。新一代管理者的反叛精神与任课教师的维权之争在世纪之交不断冲击着东部精英团体对“协会”的控制，直至完全攫取精英集团所把控的协会管理权。巴特勒所不满的“个人的发展”便是对1910年埃拉·杨就任“协会”第一任女会长的回应，这是他所谓“贵族”沦落的标志性事件，也是协会发展史中的里程碑式事件。
原发性高血压是一种发病率较高的疾病，患者患病后的主要表现为血压上升。中老年人是该疾病的高发人群。原发性高血压是较多疾病的高风险因素，如脑出血、心力衰竭、眼底黄斑病变等。原发性高血压的发生与患者的生活习惯、遗传因素等存在较大关联。该疾病会导致血管内膜损伤、释放炎性介质、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最终可能会造成靶器官损害，对患者身体健康造成严重伤害[7]。进而会对患者的正常生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不像有着渊源家学的“教育贵族”，新兴的地方教育管理者出身相对平凡，在全国教育协会的权力结构中处于中等层第，虽然地位上高于普通正式会员，但拿不到真正的决策权。他们是“教育贵族”眼中“专横的乡巴佬”，然而正是这种“专横”与“务实”的精神使得他们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中风生水起。“反叛者”中的领头性人物，来自内布拉斯加大草原的卡罗尔·皮尔斯和詹姆斯·克拉布里特，“这两人都有着拓荒者的背景，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自我造就’式人物。虽然决策方式不同，但他们都拥有来自民间的第一手实践能力……卡罗尔·皮尔斯像是粗犷的安德鲁·杰克逊或美国年轻人的偶像威廉·格莱斯顿，而詹姆斯·克拉布里特则被比作外交上的迪斯雷利和务实精明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注] Louise W. Mears, Life and Times of a Midwest Educator :Carroll Gardner Pearse (1858-)(Lincoln: State Journal Publishing Co., 1944), 143-144.。这群中西部地方教育管理者以卓越的实践能力和非凡的政治手段成为协会中的新星，从一种相对平庸的处境迅速跃到能够与“教育贵族”对抗的地位。
1920年，全国教育协会面临着内外形势的改变。在其内部，与重组方案同步进行的还有皮尔斯推行的会员计划，虽然屡遭反对，但是截至1920年，成员增长计划已经初见成效。“协会”会员从1918年的10104人增至1920年的52850人[注] Edgar B. Wesley, NEA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the Building of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7), 397.，这给在大城市召开正式成员大会带来了更大的难度，也使得地方主义愈加严重。在其外部，1916年美国教师联合会成功组建，其倡导的工会主义给协会带来巨大压力。内外变化迫使新一代的管理者必须加快改革步伐，1920年犹他州盐湖城会议便是管理者们采取的一大应对措施。
1910年全国教育协会会长选任是一场充满政治手段的竞选，埃拉·杨成功当选的背后是诸多的预先筹划。“守旧派”砥柱巴特勒与麦克斯韦尔远赴欧洲给“反叛势力”以绝佳的反击时机，以格蕾丝·斯特罗恩为首的纽约教师、以玛格丽特·哈莉为首的芝加哥教师、已经进入协会管理层的皮尔斯和布莱尔组成了联盟，在波士顿会议前数月便开始散布埃拉·杨竞选的消息，写信、招募支持者、鼓动教师参加会议，并在大会前一天集中起来制定了专门的会上竞选方案。[注] 据斯特罗恩称，纽约协会全额资助10人参加波士顿会议，并通过写信到下属学校邀请了520名教师参加会议。NEA,The Journal of Proceedings of the Fiftieth Meeting :Session of the Year 1912(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12), 37；Edgar B. Wesley, NEA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the Building of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7), 326.巴特勒憾言，“政治手段的进入使得协会丧失了尊严……协会将就此衰落”。[注] NEA,The Journal of Proceedings of the Ninety -Fifth Meeting :Session of the Year 1957(Washington 6, D.C.: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7), 33.“协会”中的保守势力认为，一个女性成为“协会”会长，既是对传统的打破，也削弱了“协会”会长的地位。[注] Edgar B. Wesley, NEA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the Building of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7), 327.从提名委员会规定变化，到选任出第一位女性会长，“守旧派”在“协会”中的无上地位逐渐被取代。
埃拉·杨上任后，“协会”并未像巴特勒所说的就此衰落，虽然学术倾向有所萎缩，但杨的上任意味着协会在另一个方向上的进步，“尽管有女性，‘协会’依然幸存下来，或者说这正是因为女性的原因”[注] Ibid.,33. 。全国教育协会从“守旧派”的“同僚集会”渐渐演变为倾听教育界各种声音的大会。杨就职后成为董事会的当然成员，与已经是董事会一员的皮尔斯共同影响协会的资金配置。次年，皮尔斯接替埃拉·杨当选会长，纽约任课教师重演1910年的方案，通过提交少数派报告的方式推选布莱克成为“协会”会计，连同第一副会长杨，3人在执行委员会中形成多数派，[注] 执行委员会共有5人组成，1911年当选成员分别为会长皮尔斯、第一副会长埃拉·杨、会计凯瑟琳·布莱克、董事会主席詹姆斯·格林伍德和由会员选出的约翰·菲利普斯。NEA,The Journal of Proceedings of the Forty -Eighth Meeting :Session of the Year 1910(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11), 16.对抗“守旧派”巴纳德与秘书谢泼德。1911年的旧金山会议上，会长及会计的选任表明新兴力量已经成为“协会”中的主导，“守旧派”成为明日黄花，“协会”中主要矛盾从“守旧派—反叛者”转移至“管理者—任课教师”。
三、新制度的产生：代表大会制变革
当“守旧派”被推翻后，以皮尔斯为代表的地方教育管理者成为“协会”的新一代领导者。为了巩固他们在“协会”中的地位，同时也为了让“协会”摆脱滋生的地方主义的困扰，应对教师工会主义的泛滥，管理者们提出代表大会制改革。在推进改革过程中，曾经的盟友任课教师群体成为最激烈的反对派，从1915年改组方案的提出，直至1920年方才通过，而代表大会制的通过意味着协会40年的争斗博弈终于落下帷幕。
(一)联盟分裂与代表大会制的提出
对比1880和1910年的“协会”，可以发现虽然“守旧派”的力量逐渐消散，但“协会”的集权性却在加强，这是地方教育管理者主动谋取的，却是任课教师深恶痛绝的。地方教育管理者和工会主义者虽然都反叛“守旧派”，但是前者真正想要的是“取而代之”，成为新的“协会”控制者，而在玛格丽特·哈莉等工会主义者的“民主”理念中，“协会”应当把管理权下放到每个正式会员手中，根本诉求的分歧导致了双方在代表大会制问题上的最终决裂。正如时任秘书斯普林格对前任秘书谢泼德所说，“你任职期间的麻烦似乎是有一群为一个旗帜所引导的反叛者，现在它们分裂成了两个或三个集团”[注] Letter, Durand Spring to Irwin Shepard, June 25, 1915, cited from: Mildred S. Fenner, The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 1892-1942(Washington D.C.: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42), 60.。皮尔斯等人控制了管理层的决策，而教师工会主义者则控制着底层会员的选票。
1915年奥克兰会议上，皮尔斯等人任命了以威廉·欧文为主席的重组委员会，欧文是埃拉·杨的继任者、芝加哥师范学校校长，由他任主席的委员会并未引起哈莉的警觉。然而，当委员会的报告出炉时，哈莉才发现“协会”的重组并非如她想象般简单。报告首次提交于1917年的俄勒冈州波特兰会议，由于时值战争又地处偏远，此次年会十分凄清，报告并未引起大波。1918年该计划被呈于全国教育委员会和督学部的工作会议，“委员会呈交的报告经过全国教育委员会的细致讨论后几乎获得了全票通过……督学部也几乎全员接受了该计划……可以预计该计划将在7月份的匹兹堡会议上被理所当然地接受”[注] Editorial, “Educational News,”The Journal of Education 87, no.13(1918):361.。从当时的教育评论来看，重组报告得到了督学部和全国教育委员会的积极支持。
然而事实与乐观的预想截然相反，1918年会议上，哈莉和吉兰领导的普通任课教师以及“守旧派”的残存势力对重组方案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往届会长南森·谢菲尔直言，“所提议的代表制将给我们带来最麻烦的选举体系……只会提供一个精彩的过渡组织样本，以及在州权和集权上无休止的摩擦空间”[注] NEA,Addres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Session of the Year 1918(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18), 32.。迫于组织起来的任课教师和威信依在的“守旧派”的义正言辞，皮尔斯与欧文等人选择了放弃在正式成员大会上审议议案。到1919年，反对之声愈加激烈，8月份的密尔沃基会议更是一波三折。皮尔斯和欧文为了使重组方案获得通过，将正式成员大会的时间提前至上午9点，这与任课教师的上课时间刚好冲突，在哈莉与吉兰极力反对与再三拖延后，教师们才能在下课后匆匆赶得上正式决议。[注] Letter, S. Y. Gillan to A. E. Winship,“Mighty Interesting Reading,”Journal of Education 91, no.14(1920): 382-383.而当反对者们以万全准备投反对票时，皮尔斯与欧文却以“未征得参议院同意”为由拒绝提交重组计划。很明显，面对组织起来的任课教师，管理者们再次选择放弃以等待更好的时机。
由图10可知，当反应时间在0~10 min范围内，HHCB和AHTN的去除率呈逐渐增大趋势；当反应时间大于10 min后，HHCB和AHTN的去除率基本维持不变。在反应时间为10 min时，HHCB和AHTN的去除率可达到89.65%和83.07%。本研究结果与Fenton试剂处理一般有机物的规律相符，即反应开始阶段有机物的去除率随时间的延长而增大，一定时间后，有机物的去除率接近最大值并趋于稳定（王罗春等，2001）。
(二)预演的剧幕：代表大会制的通过
收集61例单发或多发腔隙性脑梗塞患者，男性30例，女性31例，最小年龄36岁，最高年龄85岁，平均年龄69.2岁，发病时间最短75分钟，最长2个月，临床症状以一侧肢体乏力、头昏眩晕、言语不清为主。
小班幼儿对于图形的认识是整体而模糊的，他们虽然已经在现实生活中接触到了大量图形，但是他们仍然无法有效把握图形的特点。例如，很多幼儿会在二维图形与三维图形的识别上出现混淆，幼儿只能够把握图形的某个局部特征，却未能从整体角度对图形特点进行整合和理解。而当幼儿进入到大班阶段后，他们对于图形的整体认知能力将会逐渐产生，幼儿能够更加清晰地把握图形的典型特征及不同特征之间的联系，幼儿对于立体图形的把握也将变得更加准确。
“现任的政客管理者们已经把握协会的权力，投票表决后明年的会议将在一个偏远城市召开”。[注] Editorials,“Educational News and Editorial Comment,”The School Review 27, no.7(1919): 546-547.这个偏远城市便是盐湖城，由于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大城市中有组织的任课教师将很难大量出席会议，而犹他州及盐湖城督学向皮尔斯再三保证，当地的任课教师都将“温驯”地处于控制之中，重组方案的拥戴者们不遗余力地排除意外因素。作为上年会议中阻碍重组方案呈交的“借口”也得到适时解决，协会特许状修订案于1920年4月获得国会通过，5月13日获得威尔逊总统的签字。[注] NEA Bulletin, 1920, 7. 他们甚至暗中与一些反对者达成了妥协，“所有对方案的不满似乎已经随着欧文和吉兰在去年7月密尔沃基会议的会面消散殆尽。现在看来，在盐湖城的一切都将是平静的。”[注] Editorials, “The NEA Re-organization,”The Journal of Education 91, no.22(1920): 603.据温希普记录，在会议前夕管理者们与盐湖城的参会者甚至进行了预演以保证会议顺利，“每个动作都经预先排练，各个动议都被用粗体字写的在纸上，并且巧妙地分配给了善于发声的人……至凌晨时分，在高度紧张之时他们才被允许休息，以祈祷获得清晰的头脑、响亮的声音和无畏的勇气，为即将在神龛中举行的伟大的民主运动而祈祷”[注] Ibid.,118. 。
农业机械化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重要措施。受制于科技技术和地区经济条件，部分地区农业机械化推进速度缓慢。平原地区拥有发展大规模机械化农业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较高。万州区是丘陵地形，受地理、水文条件限制，不适合发展大规模机械化农业。此外，受到经济水平、社会制度、政府政策等因素的限制，万州区很难实现发达地区那种普遍的大规模机械化生产。
彩排过后，会议在早上9点如期举行，管理者与当地会员端坐于礼堂两侧，现场为提出的方案掌声雷动，一切都如预演时进展顺利。当哈莉第一次从观众席后方提出反对意见时，也正如所演练的，质疑声向她席卷而来，“质疑！质疑！质疑！”接下来哈莉的表现让温希普如此评判，“面对通同一气的协会官员，她以轻松的态度反唇相讥……她是4千人当中最耀眼的灵魂，面带微笑，用艺术的方式戳破虚伪的泡沫”。[注] Ibid.,119. 但终究单丝不线，独木难支，这出戏以“民主的朋友一手打造出专制式的光荣民主”[注] Ibid.,119. 而落下帷幕。代表大会制获得通过，以皮尔斯为首的新一代管理者们达成“将‘协会’国家化，再不为地方势力主导”[注] Ibid.,120. 的目的，而讽刺的是，达到这种目的的方式却恰恰是他们所极力抵制的地方式独裁。
代表大会制的核心内容是“管理人员选举与事务处理由代表组成的代表大会负责则任命、选举和治理”，“州立(领地)教师协会或教育协会，将与全国教育协会合作，并被指定为全国教育协会附属州立协会”，“每个附属州立协会都有权在每100名会员中选出1位代表和1位替补……每个附属地方协会都有权在每100名会员中选出1位代表和1位替补”[注] NEA,Addres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Session of the Year 1920(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0), 6-7.。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代表大会制具有明确的“集权化”倾向，将州、领地、地方的教师协会、教育协会转变为全国教育协会的下属机构，由此形成了从全国到地方的管理系统网络。而这种通过选任方有资格参会的“代表制民主”消除了像玛格丽特·哈莉这种人的威胁，有效减少了大规模“叛乱”的可能性，进一步巩固了现有管理体系。另一方面，章程所暗含的信息在于赋予代表大会的选举权只覆盖到会长、副会长、会计、理事等象征性意义远大于实际权力的职位，掌控着行政管理权的执行秘书和资金管理权的董事会成员依然由最核心的董事会选任，这也是新章程屡遭诟病的一点。
(三)代表大会制的运行
1921年7月，全国教育协会第一届代表大会在爱荷华州得梅因召开， 44个州立协会、463个地方协会派代表参加了会议。[注] NEA,“The Association Growth,”The Journal of NEA, (1921): 159; NEA, “Our National Association, its Representative Assembly,”The Journal of NEA , (1924): 153-155.玛格丽特·哈莉虽然是代表大会制的坚决反对者，但也没有过于抵制已成定局的现实，带领芝加哥市教师顺从地加入了重组后的协会。到1922年除了罗德岛，所有州立教师协会都加入了全国教育协会，罗德岛也在次年加入。[注] NEA,“Our National Association, its Representative Assembly,”The Journal of NEA , (1924): 153-155.截至1942年，隶属于全国教育协会的地方附属协会数量已经达到1139个。[注] Mildred S. Fenner, The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 1892-1942(Washington D.C.: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42), 159.至“协会”百年庆典时，66个州立附属协会、6000余个地方附属协会的70万名会员共同构成了全国教育协会这个庞大组织，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也增至4、5千人。[注] Edgar B. Wesley, NEA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the Building of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7), 387.
在代表大会制的实施中章程也被陆续修改。1921年得梅因会议上便有会员提出要从协会底层提名管理人员、由各州自行选出理事组成理事会，动议被搁置，但在1922、1923年依然有成员提出此项修订案。[注] NEA,Addres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Session of the Year 1923(Washington, D.C.: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1923), 50-51.这些要求在1924年章程修订中获得回应，“年会第二天，代表大会的第一场工作会议上应提名以下管理人员：会长、副会长、会计。上述管理人员将根据各州的名单从底层提名。年会第一天，美国各州、领地、地区的代表提名1人作为理事会成员，并在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报告此份名单。管理人员在年会第四天从候选人名单中由代表大会的代表投票选出”[注] NEA,Addres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Session of the Year 1924(Washington, D.C.: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1924), 7.。通过此附则的修订，底层会员进入管理层的机会扩大，来自底层会员的异议得到有效安抚。1926年代表大会授权任命的代表委任及相关问题委员会成立，负责人为前任联邦教育专员克莱斯顿。[注] NEA,Addres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Session of the Year 1926(Washington, D.C.: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1926), 1062.委员会在1927年提交了详细的修订报告，协会章程中“管理人员选任、代表大会制和附属协会”一节再次大修；该委员会在1927年之后继续保留，丹佛督学思雷尔克德接替克莱斯顿成为负责人，就州与地方究竟应当作为联合附属单位还是分别作为全国教育协会的附属单位议题讨论多年。
在“协会”官方史学家韦斯利的笔下，“代表大会制的创立是教师可以真正控制‘协会’政策的无可争议的证据”[注] Edgar B. Wesley, NEA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the Building of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7), 348.，是“协会”百年史中“里程碑”式事件[注] Ibid.，2. ，是“协会”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标志[注] Ibid.，328. ，“协会”的现代化进程由此开始。但也有研究者称“全国教育协会的重组计划是在国家层面消除了教师的独立发声”[注] Wayne J. Urban, Why Teachers Organized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2), 133.。事实证明，能够作为州附属协会、地方附属协会出席的代表集中在教育管理者群体中，“即使教师们意识到选任出自己的代表虽然能够集中地传递他们的要求，然而当校长和督学表现出想成为代表的意愿时，普通的任课教师往往没有拒绝长官的勇气”[注] Frances K. Harden, “The Growth in Classroom Teacher Influence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From: Fifth Yearbook of the Department of Classroom Teachers (Washington, D.C.: The Department, 1930), 284-287.。代表大会制的确立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横向上的地区公平性，解决成员广泛分散带来的不便，但是垂直的等级结构上偏向严重，底层会员的权力遭到削弱淡化是不可避免的，以一种层层选拔的机制将权力牢牢控制在州市督学的手中，从而排除了底层会员联合反叛的可能性。
在某种意义上，1880-1920年间“协会”组织制度变迁的意义首先在于教育界不同利益群体在“协会”中的权利、地位和利益达成了相对的平衡，从而使“协会”避免了因内部的利益冲突而造成的分裂，维护了“协会”的统一。在这个方面，“协会”显然比同时期美国教育界的其他组织(例如蒙台梭利协会以及日后的进步主义教育协会)更为成功。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为解决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利益冲突而产生的组织和制度革新，更为完整、充分地反映了“协会”作为教育社团的基本属性，因而获得了更大的吸引力。在“协会”成立的第一个50年，“协会”的会员人数始终保持在几百人到几千人的规模，数量处于缓慢增长的状态，且非常不稳定。随着组织制度改革的推进，会员人数呈直线上升。1917年会员人数不足1万人，到1920年，快速增至5万，1929年则突破20万。此后一直保持在十几万人的规模，成为名副其实的“巨型组织”。会员人数的不断增加，是保证“协会”产生广泛影响的重要前提。
第三，组织制度的革新保证了“协会”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从而不断扩大其在美国教育界乃至美国社会的影响。1890-1920年间，“协会”先后成立了包括“中学课程十人委员会”“大学入学需求委员会”“节约教育时间委员会”“中等教育改造委员会”“聘期和学术自由委员会”等专门研究美国教育重大问题的临时组织，这些委员会相继发表的大量报告对美国公共教育制度的重组产生了极其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Game of Interests and Transformation of NEA ’s Organizational System (1880 -1920 )
ZHANG Bin-xian ZHOU Meng-yuan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History and Cul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 100875)
Abstract :From 1880 to 1920, the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NEA) of the United States experienced major organizational changes. There is no systematic study on this transformation in the Chinese literature. Based on first-h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critical internal causes of such changes on the basis of the “reduc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We argue that, as the change of member size and structure, the “local party” composed by local education administrators and the “grassroots” represented by classroom teachers were awakened and brought about series of interest games, which caused a radical change in the situation dominated by “old guard” composed by education elites. These led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NEA.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al system from 1880 to 1920 reshaped NEA’s nature as an educational society and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its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the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rganizational system; interest groups; representative assembly
收稿日期： 2018-12-21
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教育与美国社会改革(1890-1920年)”(15ZDA25)
作者简介： 张斌贤，浙江杭州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国教育史、教育史学等；周梦圆，江苏宿迁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美国教育史.
中图分类号： G40-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519(2019)02-0017-11
DOI ：10.14138/j.1001-4519.2019.02.001711
标签：美国全国教育协会论文; 组织制度论文; 利益集团论文; 代表大会制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