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神怪小说的地域特征及成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神怪论文,成因论文,中国古代论文,地域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神怪小说是中国古代文学园圃中的一枝奇葩，历代文人对它有着浓厚的兴趣。其产生与发展，都有一定的地域性。本文所要分析探讨的就是中国古代神怪小说的地域特征及其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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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怪小说源远流长，中国古代的神话可谓最早的神怪之作。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人们理性精神的崛起，神怪小说被人们冷落。但此时也有一些神怪之作出现，如《山海经》等。只是它们的作者及其里籍难以考证，故略去不述。在这里，我们对汉代以后（包括汉代）神怪小说的产生作一些地域性分析，请看下表。
中国古代神怪小说众多，其中有些有署名，如《神异经》、《十州志》，后人已辨其署名为假托，故不述列。还有许多作者里籍难考，如唐AI写作《纪闻》的牛肃，写《潇湘录》的柳祥等，也未作分析。元、明、清一些辑他作而成的小说集，如汤显祖编《虞初志》也未列入。本文共列作品122部，作者116人。地域分布为：江苏25人，浙江15人，江西8人，安微7人，甘肃8人，山西7人，河南6人，河北8人，北京2人，广东2人，山东4人，云南1人，福建1人，湖南1人，其余里籍不祥。这其中，长江、淮河流域（包括四川、湖南、江西、江苏、浙江、河南东南部）共62人左右。其余54人虽然里籍不在这一地域，但将近50人曾在长江、淮河流域或生活过，或作过官。由此可知，中国古代神怪小说大都产生于长江、江淮流域一带，尤以长江中下游地区最为集中。就时代而言，又以唐以前和元明清为最。唐以前共37位作者，其中江苏、江西、浙江、安徽共占19人。他如郭璞、任昉、傅亮、王韶之、王延秀、祖冲之、王琰、王曼颖、刘之遴、颜之推等，虽里籍不在这一带，却长期生活于这一地区。唐宋时期作者共35人，其中里籍为这一地区的有8人，里籍为其它地区而足迹涉及这一地区的有14人。元明清作者共47人，里籍为这一地区的有32人，他如刘斧、李汝珍、张庄南等都长期生活于这一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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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神怪小说，谈的都是仙狐鬼妖及其法术变化之类的事情。这其中多少受到外来佛教的一些影响，但它吸取的营养主要还是来自民间的巫鬼风俗。故其地域特征形成的首要原因，还是这一地区自古以来流传不衰的巫风。
在远古时期，中国从南至北都存在着浓厚的巫风，因为南北民族都经历过原始社会。但由于中原民族进入阶级社会较早，许多历史上的兴衰事件使他们较早地认识到，决定人类历史命运的并不是鬼神，而是人自身。所以，进入西周之时，他们便开始疏远上帝鬼神。而到春秋战国时期，连悬浮在他们头顶上的那一丝鬼神的灵光也差不多消逝殆尽。如子产认为“天道远，人道迩”。（注：《左传》昭公十八年。）季梁说：“夫民，神之主。”（注：《左传》庄公三十三年。）而孔子则根本不语怪力乱神。这其间，虽也有些人主张敬神明鬼，但敬神明鬼一旦需要“主张”，鬼神也就早已远离他们而去。所以，敬神明鬼的主张表现的并非他们对于鬼神的虔诚。他们明鬼，只不过是想借其为政治服务，目的并不在鬼神。如管子说：“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祀山川，则威令不行；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旧祖，则孝悌不备。”（注：《管子·牧民》。）可知，早在春秋战国，中原民族的现实精神已将鬼神驱之于他们的情感生活之外。而且这一传统，一直被他们的后代顽强继承着。
但是，南方民族却不同。从中国古代神怪小说产生的地域看，它大抵不出战国中晚期楚文化的范围。荆楚地区的巫风自古强劲这一点已是大家的共识，而南方地区的巫风炽烈并不限于荆楚，江淮、吴越地区自古以来亦是巫风盛行。先秦的典籍对此多有记述。
《列子·说符》：“楚人鬼，越人禨。”《吕氏春秋·异宝》：“荆人信鬼而越人信禨。”《诗经·陈风·宛丘》亦载：“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坎其击缶，宛丘之道。无冬无夏，值其鹭翮。
朱熹《诗集传》卷七注曰：陈“大姬妇人尊贵，好乐巫觋歌舞之事，其民化之。”春秋时期的陈国都城在今淮阳，辖境为今河南东部和安徽的一部分。战国之后，虽江山代改，社会屡有变迁，但流逝的时光却没有掩埋他们的这一传统。他们的敬巫精神贯注入他们子孙的血液之中，代代相传，流传不衰。汉时，吴越的百姓祈求巫师方士为他们驱鬼治病，往往弄到“财尽于鬼神，产匮于祭祀”的地步。淮南王刘安本为沛人，封淮南王后，在淮南招致巫师方术之士数千人言神仙黄白之事。三国时吴国的孙策、孙休都极相信巫术。在南朝的乐府民歌中，有《神弦歌》十一曲，产生于建业一带，都是“祭祀神祇，弦歌以娱神之曲。”（注：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神弦歌注》。）南朝时，钱塘杜子恭“灵通有道术，东土豪家及都下贵望并事之为弟子，执在三之敬。”（注：《宋书》卷100。）对于这一点，自汉至隋的正史的记载亦很多。如《汉书·地理志》：“越人俗鬼……亦祀天神帝百鬼，而以鸡卜。”《后汉书·第五伦传》：“令稽多淫祀，好筮卜。”《晋书·地理志》：“（江浙之人）气躁性轻，好佛信鬼。”《隋书·地理志》：“江南之俗……信鬼神，好淫祀。”
唐宋以后，这一地区的人们对于巫鬼迷信的狂热，可谓有增无减。近代学者胡朴安主编的《中华全国风俗志》上编摘自历代的史志、笔记，下编抄自近代的报刊、杂著，汇集全国各地区、各民族的风俗人情，虽未全备，却也可观。从所汇集的资料看，黄河流域一带很少有对巫鬼的迷信。而江淮及长江中下游依然是巫风弥漫，一年四季，人们都生活在狂热的迷信氛围之中。如其书“安徽篇”载，泾县一带每年三月十六日有玄坛会，四月初八五显会，六月初六日会，六月初八牛王会，十二月二十日迎春会。每会各乡村都争着拿出“所备迎神旗伞銮架，佐以锣鼓，扛神出巡各处，其富庶村户，更扮演抬架以娱神”。每会舞狮子、演戏。他们认为狮子菩萨能祓除各种不祥，“设有人病者，必迎狮子至病人室中，周视一巡。以祓除不祥。”戏有傀儡，关帝生日、财神、老堂（猪神）、蚕娘（蚕神）、目莲多种。目莲戏以第三夜最为热闹，内容为东方亮之妻寻死，溺鬼缢鬼争替，闻太师逐鬼之事。“当出神时，台上灯火齐灭，缢鬼溺鬼，浑身冥箔，满台乱扑，作鬼嗥声，状甚幽凄。闻太师手执钢鞭，数其扰乱人家之罪，而下驱逐之令……人声喧哗，炮爆连天。两帝女台，灯笼高挂，纸扇乱摇。”热闹非凡。寿春地区，正月初一，必在门前放炮竹，插桃符于门旁，以避恶鬼。初四接财神。初五为五忙日，不许动土。初九迎紫神姑。十四、十五、十六三日，城乡男女，皆空户出游，谓之走百病。十九日，妇女撒炒米以咒百虫。二月初二祭龙神。清明插新柳祛疫鬼，挂纸钱于树赆野鬼。三月初三士女携酒饮于水滨，禊祓不祥。三月十五日烧四顶山香，拜送子娘娘。四月初四作豆腐糜，加油膏其上埋虐鬼。五月初五贴天师符避鬼怪。七月七日乞巧。七月十五追荐狐魂，施食饿鬼。十月初一扫墓焚纸钱，为鬼送寒衣。十二月初八为腊八，击鼓扮神。十二月二十三送灶神。十二月底易门神，换桃符。这些风俗，江浙一带皆然。不再赘述。
这些地区的巫风虽然流传在民间，但由于它处在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加上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与民间社会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所以，这一地区的知识分子大多深受巫鬼文化的影响。正如崇祯《处州府志》（处州府，今浙江丽水市）言其地“信鬼尚巫，虽士大夫家亦不免”。民间浓厚的巫鬼文化氛围，不仅使他们在耳濡目染的过程中熟悉了鬼神世界，而且也培养了他们的宗教情感，使得他们对此保持着浓厚兴趣。如晋干宝本身就非常相信鬼神，作《搜神记》，就是要证明“神道之不诬”。同时的郭璞本身就是一个巫师，他闻名于时，首先在于他巫术的高明，而不是他的文学才华和官位。唐代的著名文人陈子昂和李白也都对神仙方术有着特别的兴趣。
此外，浓厚的巫风也滋生着众多的鬼神传说，培养了一定数量的神怪小说的接受群体。如《续齐谐记》记有会稽赵文绍夜会清溪小姑，第二天至清溪庙，见庙中女姑神像，青衣婢立在前。“细视之，皆夜所见者”。很显然，这一则传说便是伴随着人们对于清溪女姑神的崇拜祭祀而产生。若没有这清溪女姑庙及其祭祀活动，便不会有这则传说。而这些伴随巫风而产生的神怪传说又反过来滋育人们的宗教情感和对这类传说的兴趣。于是，记载这类神怪传说的小说也就有了越来越多的接受者。人们的这种兴趣又刺激着文人对这些传说的记载以及根据这些传说加工创作。所以，在江淮、长江中下游流域产生大量的神怪小说也就势在必然。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并不是巫风浓厚的地区就一定有很多的文人去创作神怪小说。在长江流域，荆楚的巫风自古强劲而不衰，但我们从前文所列的有关神怪小说的作者看，里籍属于湖南、湖北的并不多见。因而，江淮和长江中下游的巫风炽烈并非是这一区域多出神怪小说的唯一原因。
作者始终是文学的第一主体。因而，任何一种文学的繁荣都是以一定数量的作者为基础的。而某一地区一定数量的作家的产生，又与其文化的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中国的历史上，大凡政治的中心也是经济文化的中心。中国古代的都城，大多建设在黄河流域和北京，只有六朝和南宋例外。但自南朝开始，淮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始终是文化高度发达的地区。西晋之时，五胡入主中原，司马睿带着当时全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南渡，在建康建立起东晋政权。这是一次都城向长江中下游的迁徙，也是一次文化大规模向长江中下游的迁徙。早在西汉时期，淮南王刘安、吴王刘濞等在这一地区专心经营时，就为这里的文化发展打下了较坚实的基础。加上这次文化的迁徙，这一地区的文化便有了空前的发展。从公元317年东晋建立，至公元589年隋灭陈这250多年的时间中，北方的文学园圃杂草丛生，而南朝文坛却春意盎然，百花盛开，并形成一种普遍的喜爱文学的传统。梁裴子野作《雕虫论》描述这一风尚说：“天下向风，人自藻饰”，“闾阎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这一描述，可谓当时这里文化空前繁荣的真实写照。
正因为南北朝时期这一地区的文化空前繁荣，所以，在隋、唐和北宋都城再次西迁北移时，这一地区的文化依然保持着向前发展的势头，在科举考试中，有大量的文人荣登金榜，在文坛享有一定的声誉。唐至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如骆宾王、张若虚、贺知章、顾况、孟郊、张籍、李绅、杜荀鹤、张志和、冯延已、李璟、李煜、范仲淹、张先、晏殊、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晏几道、黄庭坚、陈师道、秦观、周邦彦、张孝祥等都是这一地区的人。
南宋时期，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再一次南移，使这一地区的文化有了更蓬勃的发展。尚文好学之风渐入民间。元、明、清时期政治的中心虽移至北京，但这一地区的诗书之声依旧不绝于都市乡村。这一点，在宋以来的笔记、方志中都有很多记载。如苏州“下至布衣韦带之士，皆能摛章染墨。”松江“以至田野小民，皆知以教子孙读书为事”。常州“士尚儒术，缙绅代不乏人……俗多尚吟咏”。通州（今长江南通市）“闾巷秀民，皆知向学”。安徽新安“以县名者六，而邑小士多。”宁国“民悦诗书”，“人质而文”。池州“经生学士，文雅彬彬”。庐州“崇俭重名务学，贤才汇兴”，凤阳“流风所被，文教并兴”，“俗慕学问，才产文武”。浙江富阳“士习礼让……亦专科举之习，有弦诵之风。”嘉兴“文贤人物之盛，前后相望”，“士多兴于学，处廛者，亦类皆鸿生硕彦”。湖州“家有习书之声”“士由科弟奋兴，肩背相望”，宁波“青衿之士……昏日闭门读书，绝艳他营”，绍兴“好学笃志，尊师择友，弦诵比屋相闻”。金华“家弦户诵，人知自奋，登贤书者，代不乏人”。严州（今浙江建德市）“户习诗书”。（注：见各地旧志，转引自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
这一深厚的文化基础，使得这一地区的文学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考南宋、明、清时期的文学家，绝大部分都产生于这一地区。除元代的一些观剧家之外，这一时期北方的文学家屈指可数。正因为这一地区文才济济，加上这一地区又有着丰富的民间神话传说资源，因而，大量的神怪小说产生于这一区域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