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纪初中国道德教育理论的表现形态和时代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道论文,课题论文,形态论文,初中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434(2008)04-0198-07
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我国道德教育理论注重自我创新，突出问题解决，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出现了一些新的表现形态，显示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虽然目前有些方面还不十分成熟，但将对未来我国道德教育理论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尤其是社会利益格局、利益关系重新调整和社会生活日益多样化，给道德教育领域带来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也提供了展现自身理论魅力的广阔天地。
(一)对道德教育与主体生活关系的思考出现了生活德育论
受胡塞尔“生活世界”概念及其哲学思想的启发，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德育实效性低下，根源在于德育脱离了生活，远离了主体。于是，“回归生活世界”成为道德教育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人和世界的关系中，道德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从根本上说，道德来源于生活，根植于生活，道德与生活是融于一体而不可分的。道德教育是为了人的生活，通过人的生活，在人的生活中进行的。但是，制度化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把学校教育与生活世界分离了，道德教育不仅淡化了主体生活的底蕴，而且也失去其人文性。
对此，经过深刻的反思和剖析，我国一些学者提出道德教育“向生活世界回归”的论点，形成了“生活德育论”。道德教育“回归生活世界”，意味着道德教育要回归人的生活现实，在生活实际中展开，以生活的方式进行，而不能以脱离生活本质的说教、灌输、训练的方式进行。生活德育论认为，“真实有效的德育必须从生活出发、在生活中进行并回到生活”[1](P178)。个人只有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对道德规范所包含的社会生活内容和规范获得了切身体验时，才能实现理解和内化，成为真正的道德主体。因此，道德需要实践，个体实践活动是道德产生、发展的根源与动力/道德也需要体验，体验是道德教育生存、活动的本源与形态。
(二)对道德教育与人的本性关系的探讨产生了生命德育论
道德教育的对象是人，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提升人的德性、品质和特点的活动，其最终目的是使人从自然人变为社会人。对此，一些研究者主张，道德教育应该回归人的本性，尊重人的生命存在，关注人的生命世界，由此产生了生命德育论。
以生命为旨归的道德教育理论，认为道德教育观应该实现从机械论向生命论的根本转型。“以回到人的生命之中，遵循人的生命发展规律，促进人的生命健康发展，进而促进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为宗旨，是学校德育转型的根本所在。”[2]道德教育与人的生命攸关，高度重视主体生命的感知、体验和领悟，“关注人的生命，走进学生的生命世界，使教育向生命个体的无限未来开放，实现生命意义的不断超越，引导和启发学生个体生命的创造冲动、情感、意志、人格与整个生命个体的完整、和谐的发展，成为新时代教育的起点和追求”[3]。从新的理论高度，阐述和揭示道德和道德教育深刻的生命意蕴。近年来，生命叙事也成为重要的理论形态。“教育生活世界中的生命表达是在教育生活中真实地展现独特的自我，并在生命叙事中寻找生命意义过程。”[3]叙事主体通过表达自己的生命故事，形成对个体生命经验的自我理解，把一个被动的、自发的生命激活成为一个主动的、自觉的生命，从而使遵循生命之道与关爱生命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三)对道德教育与主体德性发生机制相互关系的关注形成了体验德育论
中国道德教育理论的新发展，也来自对传统知性德育模式的反思和剖析。大家认为，知性德育重灌输，轻交流；重外烁，轻内修；重认知，轻体验，道德教育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外在的过程。因此，道德教育过程只有重视主体的道德体验和实践活动，才能促进主体的道德创造和内化，形成健全人格。不少学者还借鉴现代哲学、心理学、美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对道德教育过程中主体的道德体验过程和机制进行探讨。认为体验是主体与外部世界相互联系过程中产生的反思、感悟过程。体验意味着主体德性的觉醒，道德精神的唤起。体验不仅是知性的，而且包括情感、意志、理想等一系列情意因素的整体体验。体验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是在主体的道德生活和道德实践过程中展开的。
因此，在道德教育中，重视主体的生命体验和实践，对于激发主体的道德情感，构建以情感为核心的道德激励机制，达到更高的道德境界具有重要意义。从而“生命体验在教育生活世界中获得意义，在主体间的理解中得以丰满，在真实的道德生命表达中得以展现”[3]。
(四)对道德教育与制度德性关系问题的研究形成了制度德育论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道德约束力下降，道德教育实效性低落，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和挑战。对此，有学者运用他律和自律、德性和制度的相互关系的原理进行了反思和剖析。指出，“道德教育实效低下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失范，使既有的道德教育内容受到现实行为方式与观念的冲击；另一方面是道德教育忽略了制度教化这一道德教育的本源形式”[4]。认为，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道德与制度、自律与他律双方面在目标上一致，在功能上共通互补，“事实上，道德和制度都属于变迁着的文化传统，都有一种控制的能力，道德与制度的目的、功能都在于增进社会的秩序。实际上二者都是广义的规范，只不过一种是内在规范，一种是外在规范/一种是‘软权力’，一种是‘硬权力’”[4]。主张道德教育应采取德性培育与制度教化相结合的途径，为建立一个良序社会而努力。
从根本上说，在道德教育中，高度重视道德的制度化建设，强化制度的教化功能，努力构建基于德性培育与制度教化相互契合的良性机制，为道德教育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这对于进一步增强道德教育的实效性是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的。
(五)对道德教育本质、功能的重新审视产生了人性化德育论
在我国，近年来，对道德教育实效性的关注也引起人们对道德教育本质、功能等深层次问题的全新审视。不少学者认为，我国道德教育的问题，根源在于功利主义的教育观及其“无人”现象。一是道德教育无视主体道德人格的形成过程。其主要表现为：将道德教育过程片面理解为对人意志和行为的限制与防范/道德教育目标虚空，缺乏层次性和感召力；道德教育方法偏重于灌输性的伦理谈话，把道德主体当作道德规范和道德条文的被动接受者，忽视其丰富的道德生活和需要；二是道德教育悖离主体道德活动和道德实践的人本化实质。其主要表现是：道德价值取向的急功近利和过高期待；道德标准的摇摆不定，习惯于迎合时势变化而朝令夕改；道德教育过程重规范轻教化、重外烁轻体验；道德教育目的强调理性、公正而忽视人文关怀。对此，有论者提出，只有教育的返本归真才是德育的根基所在，这就是德育的人性化之维。认为，“本真教育是既授人以生存的手段和技能，又导人以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既使人懂得何以为生，又使人懂得为何而生，拥有人所特有的意义世界”[5]。
一种学术理念的产生，一种理论形态的出现，既基于当前社会实践的思考，也来自研究方法的自我创新。纵观近年来我国的道德教育理论的新发展、新变化，很大程度上是与研究观念、视角、手段、方法等方面的进步有密切关系的。
(一)注重理论性和学术性的价值取向
近年来，我国的道德教育理论定位，进一步注重学科理论性和学术性价值的提升，不断增强创新意识，提高研究水平，逐渐走出以往将政治教育、思想教育代替道德教育，或者以高、大、全的伦理标准剪裁道德教育的人性化取向，将道德教育的本质、功能收缩为政治话语注疏，放弃学术研究自律性的“误区”。一是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理论成果层出不穷。关注主体的日常际遇，探求教育的道德性，成为当前道德教育理论发展的新视野，既在现有学科体系内开辟若干新的研究领域，从深层次去探寻道德主体的德性本质，出现诸如主体德育论、生活德育论、体验德育论、生命德育论、制度德育论等表现形态和实践模式，又积极开展跨学科研究，从多维度透视道德主体的精神生活现象，出现诸如德育心理学研究、德育哲学研究、德育社会学研究、德育文化学研究、比较德育研究、中外德育思想史研究等领域，并出版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和论文，进一步夯实了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和基本理论。二是注重从中外道德文化资源中汲取创新营养。面对新世纪新阶段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我国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时期凸显的时代课题，逐渐学会以比较理性、宽容的心态处理本民族文化与外来异质文化的关系问题，努力在相互对话、交流中实现相互之间的借鉴和涵化。一方面，在跟踪研究当代西方道德教育理论的学说时，努力摆脱一味“疏远他人”或“拿来主义”的偏执心态，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分析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进行积极的借鉴和转换，以充实自我；另一方面，古为今用，以古为鉴，从新的角度对我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时代意义进行诠释、解读，对那些腐朽落后的因素进行批判、清理，努力推进道德教育理论的民族化、本土化。三是关注中国道德教育实践，积极推进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我国道德教育理论的意义和价值最终要体现在不断解决中国现实道德教育问题，推进社会的健康和谐文明进步上。近年来，不少研究者力图从民族性和本土化的原则出发，树立自我的问题意识，切实摒弃以西方话语裁定和匡正中国社会道德现象或作不切实际的奇思异想，以创新的意识、建设性的姿态，诠释、思考我国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基础理论和现实道德教育问题，积极寻求逻辑性、解释性更强的理论规范和学术理念，不断提高理论思维水平。近年来，我们对于当前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的研究课题，如转型时期的思想道德教育、信仰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诚信教育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既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又促进了学科理论的发展。
(二)注重学科规范和概念体系的建立
长期以来，对于我国的道德教育领域，社会上一直有“理性不足”的诟病，根源在于学科自立意识的朦胧。近年来，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深入，广大研究者在比较、分析和借鉴中，进一步重视对道德教育学科发展基本问题的反思，不断深化对道德教育学科的研究对象、学科范畴、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研究意识不断增强。在学科的研究对象方面，针对近20年来我国出版的多本德育学教材关于德育学对象的表述，以多学科的视角进行了梳理、剖析，努力克服还原论的意识，树立生成性的观点。比如，认为“……德育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德育规律’，不是‘德育现象’，也不是‘德育问题’，而是在学校范围与条件下的德育理论与德育实践”[6]。在学科的基本范畴方面，对“德”、“育”、“德育”、“德育的本质”、“德育的价值取向”等基本概念、基本关系重新进行了辨析和梳理，努力凸现道德教育概念、范畴的一些质的规定性。比如，经过对“德育”这一概念的系统辨析、梳理，大家比较倾向于从狭义方面将其界定为“道德教育”，有学者甚至将目前我国沿用已久的“大德育”概念改称为“社会意识教育”[7](P7)。这样的梳理是有益的，对于扭转以往道德教育、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等形态互相掺合，概念泛化、逻辑不清、体系庞杂，不注重把握道德教育的“真”问题并将其引向深入的局面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要努力从中国社会重大现实问题中寻找理论创新的灵感，逐渐以严谨的学术规范代替简单的政治说教，以理性的学术研究代替简单的概念套用。在学科的概念体系方面，基本上抛弃了“跟着讲”，一味注疏政治格言或从西方时髦话语中寻求答案注解，并进行普适性移植的习惯，根据学术规范和学科内在规定性，分析、观照我国社会道德建设和主体道德生活问题，力图在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结合的层面上，构建具有一定解释能力、结构严谨的理论体系，不断加深对道德教育本质、功能的理解。例如，对于道德教育的本质，就有论者认为“以人为本是学校德育的哲学本体论概念”[8]，“‘规范’人是德育的工具本质，‘发展’人是德育的目的性本质”[9]。从近几年出版的一些不同风格、体系的教材、著作，所发表的各种理论文章和调研报告来看，基本上克服了以往那种教科书化、千人一面、缺乏学术深度和创新成分的现象。
(三)注重借鉴和运用一些新的综合性的研究方法
学科理论的发展主要来源于研究方法的更新。近年来，我国道德教育理论出现的一些新发展、新变化，也是与广大研究者方法论意识的增强分不开的。一是注重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从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实际出发，注重从宏观方面关注当前社会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的重大、现实问题，确保理论发展的与时俱进；同时，着手开展微观研究，关注主体德性及其发生机制等一些深层次问题，如道德教育中的主体体验、道德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等，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审视，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成果。二是注重学术研究和行动研究相结合。一方面，注重道德教育学学科规范和理论体系的构建，进行道德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和阐释；另一方面，力图走向社会道德实践和主体道德精神生活层面，开展行动研究。近年来，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广泛运用的田野研究方法、质的研究方法等逐渐引入道德教育理论研究中，传统的道德叙事方法也焕发了生机，注重从微观、人性层面对道德主体及其道德生活实践进行真实、深入、动态的探讨，对道德主体的个人经验和意义建构作“解释性理解”，进一步拓宽了研究视野，加深了理论穿透力，取得了许多新的启迪。三是注重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相结合。道德教育理论带有极强的价值关涉，充分体现主体精神的体验性、生成性，必须重视意义诠释和价值定位，因此这种研究首先体现为规范性研究、定性研究。同时，为增强道德教育研究的科学性，近年来，我国广大研究者也比较注重借鉴当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运用调查、统计、测量以及其他量化方法来研究道德教育，取得了一些新成果。同时，由于道德教育研究中的经验方法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人们已经逐渐意识到要将两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防止绝对化和简单化。
通过对世纪初我国道德教育理论的表现形态和主要特点的分析，我们认为，新世纪新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道德教育理论将更鲜明地体现时代精神，进一步重视社会发展中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解决，不断拓展和深化研究领域，呈现出一些与这个日益开放多元的社会紧密联系的时代课题。
(一)着力提升道德教育理论的品味，注重培养问题意识，不断强化问题解决的取向
每个时代总有属于自己的问题，总有代表性的时代精神。面对世纪初社会转型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我国道德教育理论的发展亟需重视问题意识，始终坚持问题解决的取向，“以本国教育发展需要和问题为研究的本源，通过各种手段获取原始素材，或作原始性(相对于‘验证性’)的研究”[10]。不仅从理论上理清新的发展思路，而且在实践中培育新的理论生长点。
1.树立和坚持科学发展观，积极培育中国道德教育理论的主导精神。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在批判、借鉴我国传统道德文化资源和当代道德教育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当代中国国情和社会实践实际，围绕树立和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时代主题进行自主创新，向寻求意义、强调主体能动性的路向繁衍发展，构建具有深厚理论底蕴，充分体现中国文化性格和时代精神，反映主体道德生活、道德实践的问题域，形成道德教育理论的主导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奠定坚实的思想道德基础。
2.注重发展创新，力图建立民族化、本土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和问题论辩方式。近年来，我国道德教育理论在发展中，不断强调民族化、本土化的价值取向，正在形成新的问题生长点，重点聚焦于社会转型时期道德和价值教育面临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在多样化社会、多元文化背景下把握研究主题和路向，根据理论创新的要求，从概念源头处构建概括性、抽象性更强和统摄面更宽的分析框架，并置于哲学和社会文化发展的广阔视野下展开，努力增强道德教育理论的解释力和引导力，形成了一批研究者“共同体”和相对稳定的研究课题。比如，主体德育问题，信仰教育和道德教育问题，生命性、实践性道德教育问题，超越性、体验性道德教育问题，道德合理性和道德教育公平问题，制度德性和制度德育问题，等等，注重建立新的分析框架和论辩方式，多层次、多维度审视主体德性和道德教育的“真”问题，不断深化对道德教育的本质、功能等深层次基本问题的认识，体现了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特点。这对构建中国的道德教育理论体系是有着极为重要的前瞻意义和指导作用的。
3.面向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注重研究解决中国现实道德和道德教育问题。通过不断强化道德教育理论研究的问题意识，大家进一步认识到，道德教育作为实践性的教育理论领域，它是没有一劳永逸的规范的，必须注重分析、批判和阐释，从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实践和主体生存状态中，深入思考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着力塑造自身的“问题域”，在敏锐反映、科学解读和建设性整合中开辟道德教育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基于此，当前应重视研究和解决这样一些重要的现实课题：
一是深入研究多维社会视角下道德教育的理论取向和核心问题。这些课题将紧紧围绕树立和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展开，着力解决当今面临的社会生活多样化，经济市场化、全球化的考验，中外文化的相互激荡，大众文化的流行和作用等方面构成的社会转型时期所特有的道德和道德教育问题，等等，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提出了迫切要求。说明我们所面临的道德空间扩展了，不可预见的因素增加了，迫切需要进行价值整合，为建立这种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奠定坚实的社会道德基础。
二是深入研究传统道德文化和道德教育思想的时代意义。我国思想界不断深化的文化讨论和文化建设在道德教育领域的折射，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如何对待传统，不单纯是个文化问题，实质上是人类如何对待发展的问题。对于传统的道德文化，包括“五四”以来的革命文化，我们应该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进行解读、诠释，从新的高度批判地吸取那些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代化因素，以及具有普遍性的黄金规则，弘扬社会文明进步的主旋律，克服传统道德文化所依附的封建、宗法、小农思想意识及其隐含的消解科学精神和工具理性的历史局限性，活化传统道德精神，在新的深度和广度上加速其现代转型。
三是深入研究当代道德教育理论的新发展、新成果，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西方人本主义道德哲学的发展成果。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西方道德教育理论在坚持人本化、伦理化精神的基础上，主动吸收现象学、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哲学解释学等哲学社会思潮的研究成果，运用理解、体验、解释的方法把握人的生活世界和道德精神现象，从哲学文化和主体精神两个维度来解读道德世界的意义，获得更深远的内涵和成果。因此，深入研究当代道德教育理论发展的新变化、新特征、新趋势，进行批判地借鉴、吸收和涵化是当前我国道德和道德教育理论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四是深入研究和解读道德教育过程中道德主体的内在发生机制。在一个人的心理结构中，以需要为核心的个性倾向是个性积极性的源泉。新时期的道德教育理论研究将不可避免地深入探讨和揭示转型社会条件下主体道德内在动力机制的发生、发展、作用的过程和特点，力图转变德育观念，贴近社会生活，激发道德主体能动性，构建以道德需要为核心的道德激励系统，为解决深层次的道德教育问题，增强实效性提供具有重要借鉴价值的东西。
(二)在强调道德教育理论的自我意识中，道德教育哲学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道德教育哲学的产生是我国道德和道德教育作为一种趋于成熟的研究领域的内在要求。“事实上，每一种学科、每一种活动都有自己的哲学，它不仅包括对本学科典型的概念和模式的阐释，而且包括对该学科的目的和方法以及对该学科所独有的论辩形式、论据和程序的批判性讨论”[11](p25)。这一研究课题的拓展和深化，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我国社会转型引起道德时空的拓展，亟须提升到哲学层面实现对道德价值现实的总体性理解和把握。随着多元社会和全球化的发展，我国道德教育领域面临着各种新问题、新挑战，亟须进行社会总体价值的切实整合，以哲学理性对人们的价值追求进行终极意义的把握，迈向道德教育的本真和深邃，避免社会转型期价值整合机制的断裂和主体道德认同的迷乱。第二，我国道德教育理论研究的现状也亟须进行哲学的理性思考。对于我国道德教育研究在发展中出现的不同研究路向和方法，以及当前我们所作的各种道德教育计划、设想和实施手段等，都需要上升到哲学层面进行分析、阐释整合，建立一种高屋建瓴的理论来统领我们的信念和智慧，为道德教育研究领域提供一个合理的方法论基础。第三，对于道德和道德教育领域的基本范畴、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需要综合运用哲学理论从总体上进行全方位的审视和评价。这种哲学的审视和评价包括学科研究的课题、理论形态、自身独有的概念和论辩方式，以及涉及的价值事实，包括解读性的、批判性的和导向性的研究类型，包括价值的、形而上学的和实践性的方面。通过这种哲学的理性阐释、梳理和抽象，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提升道德教育理论研究的学术层次和理性力量，增强全社会的道德共识，实现社会道德建设的有序性。
(三)在道德教育理论的取向上，强调坚守道德理想与走进主体实践相互整合，形成以“回归生活世界”为核心的主题
自从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的概念后，它就日益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热门话题之一。近年来，这一概念也引入我国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领域，进一步开拓了人们理论研究的视野，得到一些新的启发。我国道德教育理论曾出现一些典型的取向，并在一段时期、一部分人中起主导作用。一是我们长期坚持精英路向，道德教育具有浓厚的精英色彩。二是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道德生活化、世俗化的趋向。三是近年来强调道德主体生命性、体验性的人性化取向。经过广泛深入的探索和争鸣，大家主张在多样化的社会中，必须紧紧围绕树立和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以主体精神为基点，将追求道德崇高与走向主体实践的取向内在沟通起来，克服形而上学和机械论观点，形成以“回归生活世界”为核心的主题。目前，这种理论已经越来越明显了，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从根本上说，这是社会变革对道德教育理论提出的新要求。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主动参与社会总体价值体系的整合，建设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重塑全社会的道德认同也成为我国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理论研究的重要时代课题，进一步推动关于道德教育的目的、本质、功能等基本理论问题，以及一些曾困惑人们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的反思、梳理、剖析。比如，关于对“道德崇高”的追求，大家认为这是任何社会形态下人们精神生活的内在要求，在当今改革开放的社会条件下尤其具有不同寻常的时代意义，但也不能因此将其等同于对道德的高大全取向的盲从和对既有政治化道德格言的表层注疏，从而抽掉其具有终极意义的道德人文根基，导致道德建设的“空心化”和道德教育的“目中无人；再如，对于近年来社会上出现的道德世俗化、大众化的倾向，大家也进行了理性的审视，认为不能因为近年来的道德建设对人间烟火的关注和对基本伦理的提倡而“拒绝崇高”，把各种解构主义将生活加以平庸化、将价值理性加以平面化的立场，简单搬运到对于人生和社会具有根本导向意义的道德和道德教育领域中。基于此，我国道德教育理论核心主题的建立，必须将追求道德崇高与走向主体生活的时代要求内在沟通、整合起来，“在‘实然的道德’与‘应然的道德’之间确定一个恒常的注脚”[12]，正确处理道德的适应性和超越性、社会实践的多样化和价值导向的一元化的关系，将追求崇高落实到主体实践，在大众层面理解生活与生命的意义。这个理论取向的形成，体现了我国新时期道德建设的走向和道德教育理论的表现形态，形成鲜明的时代课题。
2.这是我国新时期道德教育理论发展的必然逻辑。近年来，我国道德教育理论的新发展是从道德教育实效性的讨论开始的。以此为契机，一些以前涉及不多的深层次问题，如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基础理论、理论形态、理论规范、理论模式、理论体系等，也系统地提了出来，促进了道德教育理论研究的拓展和深化。主要体现在：第一，深化了关于道德和道德教育本质、功能的认识。道德教育理论正在逐渐走出那种机械性、简单化思维惯性的束缚，增进了对于主体道德生活终极意义和价值的理解，努力“使本属于人的世界回归于人，使人回归为一个真正的人，使道德教育展现了它批判的、指向未来的本质”[13](p31-33)。由此推动我国道德教育哲学观实现从适应论到超越论的历史转型，同时，遵循“跳一跳摘到桃子”的原则，寻求萌芽于现实又超越于现实的道德理想实现方式。这无疑使得关于当代道德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理解，多些德性本真的深邃意味，少些表面文章的虚假繁荣，多些大众化、生活化的色彩，少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僭妄。第二，深化了道德教育中关于主体性问题的理解。近年来，主体性问题在道德教育领域的凸显使大家深深认识到我们不能停留在哲学层面上抽象地谈论道德教育的主体性，而应回到自身的语境和问题域，客观、审慎地揭示当代道德教育理论发展中主体性彰显的必然归宿。人们将更加重视价值整合，将追求道德理想与走向平民实践两个维度内在沟通、整合起来，形成一种张力，焕发创新生机，彰显道德教育理论以人为本的主题，揭示主体道德生活的生命性、体验性、生成性，引导主体朝道德理想的更高层次攀升。这是现时代我国道德教育理论研究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时代课题。第三，上述问题的探讨将进一步突出道德教育理论的实践特征。追求理想与走向主体两个维度相互沟通整合的“张力”，就是道德实践活动。道德生活从来就是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体现出来的，道德教育从来就是人与人交往中的精神互动过程。通过主体实践活动，主体之间互相沟通、理解，从评价别人到评价自己，从理解别人到理解自己，激活主体精神，向道德的慎独、自律、自由的境界发展。没有交往实践活动，人的道德精神生活追求就窒息了。这昭示着交往实践问题在道德教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将更加突出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原理的指导意义和现代交往理论的借鉴价值。
3.这是与现代道德教育理论研究的新发展相契合的。20世纪70～80年代以来，道德教育理论更注重对传统道德的知识论基础的反思和剖析，进一步向注重文化认同和意义提升，强调主体能动性的路向繁衍发展，“从价值自由到价值认同，从权威理论到平民实践，从客体德育到主体德育，从知性德育到行为德育”[12]，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研究课题和理论形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各种重要会议和出版的一系列经典文献都鲜明提出多元文化中人的主体性和指向未来的教育主题，认为“在历史上第一次为一个尚未存在的社会培养新人，这就为教育体系提出一个崭新的任务”[14](P36)，“教育既应提供一个复杂的、不断变动的世界的地图，又应提供有助于在这个世界上航行的指南针”[15](p75)，强调从学会生存到学会关心，从维持性学习到预期性学习转变，产生了全新的道德教育哲学观。值得注意的是，现代道德人本主义注重社会道德理想与主体道德生活的内在联系，重视道德目标的层次和坡度，以生活化的道德实践为起点，引导主体逐步向具有导向性的道德理想攀升，形成相互贯通、运行流畅的道德教育理论体系。近年来，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背景下，人们更加注重活化传统道德精神，注重社会共同价值观的认同，主张文化的多样性，鼓励不同文化间的理解和对话，探讨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树立和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倡人文素质和广博知识教育，进行现代化过程的意义提升等，这也充分说明当代道德教育研究的新变化、新发展。
在这一主题的影响和作用下，我国也出现了一些新颖的道德教育理论模式。生活德育论的创生正是这一主题的最直接、最明显的体现，道德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的理念，已经成为道德教育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维度。近年来，在我国出现的体验德育论、活动德育论、生命德育论等理论模式，都是基于道德教育“回归生活世界”和主体生活本性的思考而提出来的。此外，人性化德育论、主体性德育论、生命德育论、幸福德育论等，也都是在这一理论主题下进行的。“回归生活世界”将成为未来我国道德教育理论研究的重要视角。
道德教育是一个复杂的领域，应该说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和认识迄今还是很不成熟的。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时代的召唤和社会的发展，要求我国广大道德教育理论研究者以更强的主体意识，更扎实的学风，更高的起点，直面中国道德教育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敏锐的原创意识，加强学科理论建设，努力解决实际问题，推动我国道德教育理论研究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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