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重要的讨论——关于语文学科性质的争鸣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质论文,语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争鸣篇
关于语文教育人文性的讨论，始于1987年，至今已整整十年了。回顾语文教育人文性这一热门话题的讨论历程，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搞清语文教学的性质和特点。
1.什么是“人文”和“人文主义”？“人文”二字，在汉语中是个古老的词汇。《周易·贲卦·象传》中说：“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是与“天文”相对的，泛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
人文主义，有两方面涵义。一方面即“人文科学”，源出拉丁文humanitsa，意即人性、教养。原指同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以别于中世纪教育中占统治地位的神学。后含义几经演变。在西方，通常认为包括语言、文学、绘画、音乐、雕塑、建筑、哲学、历史等学科。另一方面，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同维护封建统治的宗教神学体系对立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人文主义运动从14世纪下半叶在意大利兴起，15—16世纪发展到欧洲各国。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科学的基本内容包括：肯定现世人生的意义，要求享受人世的欢乐；提出个性解放，要求个性自由；相信人力的伟大，称颂人性的完善和崇高；推崇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主张运用人的知识来造福人生。
语文教育人文性有这样几层含义：一是指汉语汉字中所包含的民族的思想认识、历史文化和民族感情；二是指引导学生开掘汉语汉字人文价值，注重体验汉族人独特的语文感受，学习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三是指尊重和发展个性，培养健全的人格。
2.对语文教育人文性的思考始于80年代中期。80年代中期，一批年青的语言学家开始用人文主义观点研究语言现象，给语文教育工作者以深刻的启发。上海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申小龙先生在1987年第8期《读书》杂志上发表了《汉语的人文性与中国文化语言学》一文，首先提出了汉语人文性问题。他在文章中认为：传统语文研究以人的感受去拥抱汉语精神，运用辩证的两端来具象化，用简单的比喻来表达自己的语感和体验，从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所产生的表达效果，整体上把握语言特征。这从现代科学的意义上说，固然缺乏理论体系的完整性、逻辑分析的严密性、概念表达的明晰性，然而它对于在世界语言之林中有很大特殊性的注重功能、注重内容、注重韵律、注重意会，以神统形的汉语来说，无疑有着不可忽视的长处。然而恰恰是在这一方面，诞生于本世纪初的文化变革中的中国现代语言学义无反顾地用西方语言研究的科学传统取代了汉语的人文传统，用冷漠的知性分析取代了辩证的语言感受。代价沉重，丧失了整个传统语言研究的精华——人文性。
语文教育界则由上海陈钟梁首先提出：“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这两个概念。他在1987年第8期《语文学习》上发表了《是人文主义，还是科学主义》一文，从哲学的角度对语文教学进行思考。
80年代中期，在语文教师队伍中有两种追求：一种是追求教学目标的单一化，教学程序的系列化，教学方法的模式化，以及教学评估的标准化。其中表现最为强烈的就是设想编写出一套中小学语文学科分年级的教学目标，从坐标的横轴上排出语文知识讲解的内容，纵轴上列出语文能力的训练条目，使教、学、考三者都有依据；与此同时，希望制订出一个能从质与量两个方面评估一堂语文课乃至一个阶段语文教学的项目与方法。总而言之，力求科学化，这是一种科学主义的思维方法。另一种是追求语文教学的社会化、人格化与个性化，认为课堂不仅是学生获得知识的场所，也是学生体验人生的地方。语文课应当是知、情、意的统一，制定教学目标只能起到消极的束缚作用。这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思维方法。陈钟梁老师从一批年青的语言学家用人文主义观点研究语言现象中得到启发，认为“现代语文教学发展的趋势，很可能是科学主义思想与人文主义思想的结合，指导改革开创一个新局面，以实现语文教学科学的艺术化与语文教学艺术的科学化”。
3.1990年《语文学习》（第1、2期）发表了魏书生老师《论语文教学的科学管理》一文，该文系统地总结了魏老师对语文教学管理科学化的探索和体会。上篇谈“建立计划系统”，共6大类列34件和语文学习有关的事，下篇谈“建立监督检查系统”、“建立反馈系统”。这并非是一篇争鸣的文章，却引起了江西青年语文教师程红兵的注意。1991年11月，程红兵老师在《语文学习》上发表了《语文教学“科学化”刍议》一文，副题为“与魏书生同志商榷”。程老师认为：“教育不能离开人，教育的科学性不能离开人，人不仅是教育的对象，而且是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任何教育、教学活动形式，如果忽视了人，看不到教育对象的人格特质，就根本没有教育的科学性而言。”这篇文章虽没有提出“人文性”但批评的武器就是人文性，是一次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论争。
4.1993年1月，山东韩军老师在《语文学习》上发表了《限制科学主义，张扬人文精神——关于中国现代语文教学的思考》一文。这篇文章通过对语文教学的反思和总结，提出在语文教学中要强调把语言看作生命主体、生命整体，强化“人”的地位。要注重人格的全面完善，注重语文教育。作者的这些观点对于纠正语文教学中的某些弊端，无疑是对教师有一定启发作用的。但是韩军老师的这种限制科学主义、张扬人文精神的观点，是移用了近年来一批年青语言学家的观点。如申小龙认为：“人的语言具有民族文化和民族社会的共同性。它依附于社会而存在，依附于社会而发展，具有人文性——社会的属性。社会性，或者说人文性，是语言的根本属性。”韩军老师则认为“语文教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人文精神是它的基本属性。”申小龙认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义无反顾地用西方语言研究的科学传统取代了汉语研究的人文传统，用冷漠的知性分析取代了辩证的语言感受。”韩军老师也认为语文教学“用冷漠的知性分析取代辩证的语言感受”。申小龙认为中国人“把人和自然界看成是有机联系，相互作用的，把世界看作是有机联系的整体，……由此形成的‘天人合一’的思维形式”，“所强调的都是互相融合、沟通的作用”。韩军老师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生命整体和部分的彼摄互融，‘天人合一’，重混茫和会通。”申小龙认为：“语言学界这种‘科学’的强盛，‘人文’的淡化，对于作为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的汉语语言学来说是一种畸形发展。”韩军老师则认为“几十年语文教学的失误就在于科学主义的泛滥，人文精神的消失。”从上面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沟通关系。
5.山西王朝清老师对韩军的观点提出了商榷。他在《语文学习》1994年第3期发表了《要辩证法，不要绝对化——兼与韩军商榷》一文。王老师认为：韩文陷入了绝对化，“对中西方思维方式只片面强调差异，而完全忽略了同一。‘天人合一’和‘主客二分’都是为了认识、适应和改造世界，殊途同归，而且互相渗透，各有所长，完全可以而且应当互相依托、互相补充，而绝不应该完全对立和排斥。”针对韩文的观点，王文认为这些观点在哲理上讲不通，“在实践上只能退到古代通过苦读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落后模式”。“就语文学习的全过程来讲，彻底否定理性剖析，拒绝接受前人所创造的知识财富，只能落得如同抛弃了万贯家财的乞丐。”在语文教学中主张科学主义还是人文主义？王文主张“教学要尽可能把两者结合起来，但有时也需要单独安排，要重视语言的直觉感悟，也要重视知识的准确理解和系统化”。
在同期《语文学习》上，湖北毛光伟老师发表了《教育与训练兼顾，规范与自主统一》一文，就语文教育与语文训练的关系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作者认为：“不强调语文教学的工具性，忽视语言是交际交流的工具、表情达意的工具、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工具这一基本事实，不给语文训练以恰当的位置，语文教学就会像醉汉一样左右摇摆，甚至摔跤。同样，过分强调它的工具性，尤其是缺乏整体观念的‘工具论’，忽视语言同自然界、人类历史和精神活动都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既属于认知领域，也属于价值领域这一根本特点——人文性，语文教学就难免成为不顾及人的完整心灵的‘教学’，只会停留在语文训练这个档次上，难以实现素质教育所要求的真正的人的语文教育。”作者得出结论说：“训练与教育、教养统筹兼顾，相辅相成应该是新时期语文教育界最需重申和突出的原则之一。”
同年9月，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王尚文老师的专著《语文教育学导论》。王老师认为：语文教学应该是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的最重要的课堂。但是过去的语文教育理论，只强调语文教学的工具价值，而对其重要的人文价值、美育价值却大大忽视了，他从本体论的角度认识语言，以语言不仅仅是工具更是人的生命活动为逻辑起点，探讨了语文教育的价值、任务、内容、机制和方法。
6.1995年6月《语文学习》发表了于漪老师《弘扬人文，改革弊端——关于语文教育性质观的反思》。编辑部很重视这篇文章，专门加了“编者按”：语文教育现状不尽如人意，出路何在？关键何在？该文提出“要走出困境，提高质量，须弘扬人文”的观点，值得认真一读。全文分四个部分：一、关键在性质观；二、准星发生偏差；三、究竟怎样定位；四、弘扬人文，改革弊端。于老师认为：近年来，工具性的砝码越来越重，许多文质兼美的文章其思想意义在相当程度上形同虚设，只是寻词摘段，用解剖刀肢解，作为训练语文的例子，学生在知、情、意方面有多少收获要打个问号，与《大纲》的要求相距甚远。正是从改革弊端出发，于老师给语文学科性质重新定位：“语文学科作为一门人文应用学科，应该是语言的工具训练与人文教育的综合。”怎样弘扬人文呢？于老师认为：第一，既要注意语文形式，又要注意语文内容，重视语文文化内涵的挖掘；第二，要看到使用语文工具的人，引导学生学语文学做人，进行认知教育、情感教育和人格教育；第三，赋予人文以时代精神，探索与现代教育技术结合的途径；第四，开放语文教育空间。1996年4月15日，《文汇报》在“教育园地”专栏发表了于漪和程红兵《关于语文教育人文性的对话》。在这次对话中，于老师进一步阐述了她的语文教育的性质观，她说：“语文教育不仅应注意语言工具训练，还要贯彻人文教育思想”，“语文教学中工具性、人文性皆重要，不可机械割裂。抽掉人文精神，只是在语言文字形式上兜圈子，语言文字就因失去灵魂、失去生命而暗淡无光，步入排列组合文字游戏的死胡同；脱离语言文字的运用，架空讲人文性，就背离了语文课，步入另一个误区。二者应有机结合，使之相得益彰。”钱梦龙老师也持这种观点，在全国青语会成立之前，钱老师寄语青年教师，在《语文学习》1995年第7期上发表了《期待“目中有人”的语文教学》，强调“塑造健全的人格”，而现状是：束缚人，折磨人，摧残人。钱老师所期望的“目中有人”的教学，也就是要突出人文因素。
7.1995年12月，《连云港教育学院学报》(1995.4)发表了董菊初老师《坚持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关于我国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思考》。这篇文章从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的角度系统地阐述了对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应抱什么态度，以及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董菊初老师系统地考察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两种哲学思潮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系统地分析了我国语文教育的历史和现状，针对韩军老师的观点进行了论争。董老师认为“凡是发扬科学精神，坚持科学理性的时候，语文教改就出现起色，反之，语文教改就受到挫折”。“在今天倡导‘天人合一’，反对‘主客二分’，更是不合时宜的”，这是“神秘主义的教学原则”，遵奉它，“那我国的语文教育还只能固守模糊、混沌、不可捉摸的‘黑箱’状态”，谈不上什么科学性，“语文教学也只能凭自悟、体会，或是随意，散漫，少慢差费”，谈不上高质量、高速度和全面提高。董老师还对韩军老师一个引人注目的结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韩军老师的结论是：“要卓有成效地搞好语文教学，就必须动摇人们大脑中根深蒂固的两个观念：一是科学主义理性哲学观，二是建立于其上的现代语言观以及由此衍生的写作学、阅读学、修辞学、文章学等等。”董老师认为：“语文教学及其研究要卓有成效，离不开科学理性精神及科学方法论的指导，离不开现代语言学、修辞学、写作学、文章学等知识的学习、渗透与运用。”董老师说：“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的方法论原则有着明显区别，都不能强调过头，过分强调人文精神，便有可能排斥科学理性，导致模糊笼统和神秘主义。所以必须使二者相互交融与结合起来，相互补充与融合。”
8.1996年，语文教育的科学性、人文性和工具性成为语界人们关注的焦点。安徽陈军在《人道主义，写作教学思想的灵魂——试论新世纪写作教学的战略》一文中认为，“叶圣陶先生提出‘语文工具说’不是单就语文本身作一般的学术探讨，而是从‘民主’和‘人道’的高度发出的呐喊。”接着。作者分析了叶老“语文工具说”产生的思想背景。作者认为，应从尊重“人”，培养“人”和发展“人”的高度改革作文教学，使写作教学变“应试教学”为“育人教学”，“成为让青少年在新世纪中确立自身地位、实现自我价值、发挥创造才能的‘助跳板’。”
在语文教育的科学性、人文性和工具性的争鸣中，张志公先生发表了重要见解。1996年2月，在《语文学习》发刊200期纪念活动中，记者采访了张志公先生，张志公先生说：“现在，颇有一些人，认为我们的语文教学中科学因素太多，要加强人文性。我有些不同的想法，我们的语文教学，吃亏就在于没有科学性，没有真正的深入调查研究，随意性太强。”又说：“加强语文教学中的人文因素，我不反对，但把它与科学性对立起来，就走向了极端。过去，我们是人文性与科学性都谈不上，我称之为四不像。把多年来语文教学没搞好的原因归结为强调了工具性，搞多了科学性，就离谱了。科学性和人文性都得加强！”刘国正先生在《课程·教材·教法》(1996.7)发表了《我的语文工具观》，刘国正先生认为：“十多年来，语文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理论收获是肯定了语文学科的工具性。”这是刘国正先生在中学语文教材建设研讨会上的讲话，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语文工具观。
这一阶段，出现了一系列研究语文性质的文章。江苏马智强在《中学语文教学》(1996.4)发表了《语文教学的世纪性思考》，作者认为：“思想性、人文性是语文的本质属性”，“传播道德和文化是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他批判“工具说”说：“‘工具说’的谬误，在于把语文教学的形式上的任务当作了根本性任务，把具有丰富思想内涵的教育，当作只供技术操作的‘工具’来看待。”李海林在1996年第5期《语文学习》发表了《语文工具论批判》。这篇带有挑战性的文章从理论和方法两个方面对语文工具论进行分析批判。作者只破不立，并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
《语文学习》在1996年第7期发表了沈杰的文章《语文教学“整体感受观”》。作者说：“语文教育界需要反思”，“对‘工具论’的片面理解和宣传，使语文教学走入怪圈起了不好的作用。”走入了什么怪圈呢？走入了只强调语文形式而忽视了语文思想内容的怪圈。
9.语文教育界越来越关注人文性或人文精神，是有着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的。
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商品大潮的冲击，社会上出现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三位一体”的消极现象，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贩毒贩黄、见利忘义等现象毒化了社会风气，以“文化工业”为主要标志的“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以不可抵御的态势渗透到了我们的文化、人文学术和精神的各个领域，造成了人文精神的失落，一些知识分子也弃学从商，离开了自己依恋的学术阵地。在这种背景下，人们热切地寻找着摆脱危机的办法，真诚地呼唤着人文精神的复归，营造崭新的心理环境。于是，语言学界首先张扬起“人文精神”的大旗。1993年6月《上海大学》，由王晓明等几位中青年学者发表了《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在文学界提出了人文精神的话题，意在商业主义浸迷中倡导崇高与终极关怀的价值理想，力图阻止魔力无比的金钱摇撼文学殿堂。1994年第3期《读书》杂志以《人文精神寻思录》为题继续开展讨论，此后《文汇报》开展了“人文精神与文人操守”的讨论，《东方》、《传统与现代》等杂志也先后参加了讨论。1995年12月8日，国家教委在北京大学召开了“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报告会”，语言学家、北大教授季羡林作了《提高高校学生人文素质的必要和可能》的报告，主张对学生进行“精神文化”教育。在这种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语文教育界越来越重视讨论加强“人文性”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作为具有教育功能的语文教学，作为具有提高学生民族文化素质任务的语文教学，加强人文教育，尤其重要。但是，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应该是什么关系？如何给语文学科的性质正确定位仍是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这场讨论还在深入，我们期待新的研究成果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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