妨碍“青年领袖”成长的心理特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特质论文,领袖论文,青年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所讨论的问题，一般而言，适用于一切领域、一切层次的青年领袖；特殊而言，主要是指针对与改革开放一起成长的新一代的。他们大部分是独生子女，生活在和平的、开放的和日渐富裕的社会环境里，生活条件相对富足，缺乏艰苦生活的锻炼和体验，等。这些环境条件决定了他们自信和积极的人生价值取向，同时也决定了他们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心理定式，孕育了他们的优点和缺点，即整体个性。对这种整体个性是不能用简单的两分法进行单纯肯定或单纯否定的线性分析的。因此，笔者不主张对某些心理特质进行孤立的抽象标定，无论这种标定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而主张把它们放在青年领袖成长的具体环境中进行具体分析，以便决定它们的功能作用。
亚里士多德指斥10个维度的恶行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过度与不及是过恶的特性，适度是德性的特性……人们为善的道路只有一条，作恶的道路可有许多条。”（《尼可马克伦理学》，选自《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一般地说，青年，特殊地说，青年领袖，当前所需要的不再是那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说教，而是那种包含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中道立场。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基本假设，结合青年和青年领袖成长的具体环境及其所要处理的各种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按照中道原理，以下由亚里士多德所界定的不利于青年领袖成长的社会心理特质，都是需要加以改变或避免的。
1、虚荣和卑贱。在处理荣誉和耻辱之间关系的时候，有三种心理反应，即虚荣、卑贱和自豪。虚荣是对荣誉的过度追求，卑贱是对荣誉的不及状态。对荣誉的过度追求在以面子尊严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下，容易形成一种虚荣的国民性格。虚荣国民性格的典型表现就是“假、大、空”话的制造和批发。具有虚荣人格的人为了追求“政绩”会千方百计造假，属于“为了一人升官，不惜万人受苦”的势利小人那种类型；具有卑贱人格的人缺乏羞耻之心和前进动力，属于“不分是非，自甘堕落”的那种类型。这两种类型的人都不能正确处理荣誉和耻辱之间的关系，要么过度，要么不及。而在荣誉和耻辱之间的适度选择是自豪，具有自豪人格的人恪守荣誉和耻辱之间的中道，既不过度，又非不及。因此，自豪是青年领袖应该培养的一种德性，而虚荣和卑贱则是应该努力克服的不良品行。
2、暴烈和阴柔。喜怒哀乐，人之情也。对愤怒的态度，也有过度与不及的区分。亚里士多德把愤怒得过度的人称为暴烈的人，而把那些对什么事情都毫无怒气的人称为阴柔的人。具有暴烈人格的人往往具有暴力倾向，在上之位容易成为暴君；具有阴柔人格的人喜欢搞阴谋诡计。在暴烈和阴柔之间的中道是和谐，具有和谐人格的人具有适度的愤怒，并且能够把愤怒化解，使之不会转变成过激的行动。
3、嫉妒和怀恨。对人际关系中的各种事件，特别是对于我们的邻居的遭遇，人们常常会产生义愤、嫉妒和怀恨等等不同的苦乐之情。一个有正当义愤感的人，当看到别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时会感到义愤，当看到别人有不应得的发达昌盛时也感到痛苦。而嫉妒的人则超过这个限度，他看到任何人的发达昌盛都会感到痛苦；而怀恨的人不但不为邻居的灾难而痛苦，反而会因此幸灾乐祸。义愤是嫉妒和怀恨之间的中道，青年领袖必须拥有义愤的感情，因为它是以正义感为基础的，是德性的表现。但是，对别人的进步和不幸绝对不能有嫉妒和怀恨心理。
4、虚夸和讥讽。关于社会交际中的言词方面，也有一个中道或适度的问题。那些遵守中道或适度原则的人被称为信实的人，过度的虚伪叫虚夸，过度的谦虚叫讥讽。在转型期的中国，虚夸和讥讽这两种恶行普遍存在，并且存在着由虚夸到虚荣、由讥讽到犬儒主义的发展趋势。在这种轻飘、浮躁的世俗风习中，青年领袖要坚守信实的中道是不容易的。因为任何伟大的精神，总会遭到来自平庸思想的激烈反对。
5、滑稽和粗野。在娱乐方面，有三种不同性质的愉快：诙谐、滑稽和粗野。娱乐的中道或适度是诙谐，诙谐的人既能为别人带来快乐，又能让自己身心快乐；过度可以叫做滑稽，滑稽的人又叫丑角。滑稽的人是以牺牲自己的尊严为代价来使别人发笑的，其中包含着几多无奈，几多辛酸；不及叫做粗野，粗野的人不懂得风情和幽默，质胜于文，属于尚未开化之人。青年领袖在社交场合应该多一些诙谐和幽默，少一些滑稽和粗野。这里所涉及的不仅是社交艺术，而且是文化修养，因为诙谐和幽默是文化修养的表现。
6、柔顺或谄媚和争执或乖张。在日常生活中，相当和善的人可以叫做友爱的人，其德性叫做友爱；过于和善的人，如果没有秘密的动机，可以叫做柔顺的人，如果图谋不轨，就是一个谄媚的人；不太友善、总与人抵牾的人，可以叫做争执或乖张的人。青年领袖既不要做一个柔顺者或谄媚者，也不要做一个争执者或乖张者，而应该做一个友爱者。
7、挥霍和吝啬。对于金钱的给与取，中道原则是乐施，过度与不及是挥霍与吝啬。具有挥霍心理特质的人花钱无度，骄奢淫逸，这种恶行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暴戾，在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信条下干出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来。可悲的是，有些中国人竟然把挥霍当作美德，把无限度的花钱当作个性表现，衍生出“花钱买个性”的闹剧。虽然金钱是身外之物，但也要取之有道，用之适度。青年领袖一定要发展出正确的金钱观，要有乐善好施的德性，反对挥霍和吝啬的恶行。
8、粗俗和卑鄙。关于处置金钱的方法，亚里士多德认为，也有粗俗、卑鄙与慷慨之区分。在金钱处置上过度者叫无风度或粗俗，不及者叫卑鄙，坚守中道、把握适度者叫慷慨。按照亚里士多德，“慷慨”和“乐施”不同，“慷慨”处置得钱多，“乐施”处置得钱少。粗俗的人如那些一夜暴富者的行为那样，为了比阔斗富，用百元大钞卷烟抽；不及者像夏洛克、葛朗台等守财奴那样，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青年领袖要坚持慷慨的德性，努力避免粗俗和卑鄙的恶行。粗俗使人显得没文化品位，卑鄙使人显得猥琐，都是青年领袖成长道路上的障碍。
9、放荡和麻木。关于处理某些快乐和痛苦的取舍，适度是节制，过度则是放荡，不及为麻木。在物欲横流的社会，对快乐的过度追求容易滋生放荡的行为；在由清教徒组成的社会，对快乐的不及和对痛苦的不避实际上是一种麻木的行为。放荡好生淫乱，麻木易生怠惰，这些都是青年领袖在成长道路上所应竭力避免的。节制既包含对感情的抑制或缓和，又包含着阻止它从理性位置上的退却，是放荡和麻木之间的中道，是青年领袖在处理苦乐时所应遵守的原则。
10、鲁莽和怯懦。关于自恃和恐惧的感情，它的中道是勇敢。过度自恃是鲁莽，不及为过于恐惧则是怯懦。青年领袖大多没有经过血与火的考验，既有可能失之于鲁莽，也可能失之于怯懦。青年领袖所需要者正是勇敢，它是对危险环境的周全反应。
转型期青年成长的7种不良心态
青年领袖除了应该避免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10个维度的一般恶行外，结合转型期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变化和种种心态来分析，以下7种不良倾向也是青年领袖应该克服的。
1、世俗化。作为一种社会发展趋势，世俗化是全球性的。世俗化是由宗教的目标转移所造成的对物质利益追求的上升和对精神生活的厌弃状态。世俗化所反映的是理想的幻灭和精神的贫困，它既是一种过程，又是一种结果。世俗化过程在发达国家也许已经结束，但它在中国好像是刚刚开始。世俗化是一个灰色的大染缸，一切色彩和神圣的东西诸如热情、激情、奉献和承诺等在这里都不容分辨地被染成了灰色。这种世俗文化是对“文革”期间神圣文化的反动，具有一定的存在合理性。但是，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世俗文化弊大于利，它是一切不良倾向的薮渊。青年领袖适逢改革、开放的时代，具有许多发展机会，同时面临许多挑战。其中，世俗化是青年领袖面临的最大挑战，希望青年领袖能够像白莲花那样出污泥而不染。
2、边际化。现在社会上流行“黑白两道”、“警匪一家”、“留条后路”和“脚踏两只船”的边际化行为，“灰色中国人”、“中间中国人”和“两面中国人”就是对转型期中国人边际化的准确描写。有些人的身份模糊出于被迫无奈，有些人的两面角色则完全出于个人的自觉选择。这种甘愿处于两种异质体之间的交际处、自愿扮演正、反两派角色并且以此为荣的现象和行为，在社会学上叫做边际化。不管怎么说，边际化是转型期中国人从原则立场上的一种退却，是道德上的一种堕落行为：此现象所反映的，从本质上说，是对光明的动摇和背叛，是对黑暗的谄媚和投降。无论市场社会怎样混沌不分，黑白不辩，青年领袖都不应该有边际化的思想和行为。青年是开风气之先的，不应该成为流行习气的俘虏；领袖是领导时代新潮流的，绝不能随波逐流。
3、边缘化。边缘化是转型期中国人的另一种复杂的心态。边缘化，意指试图从中心脱离到边缘的位置，与主流文化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状态的现象和行为。边缘化在当代中国也有种种不同的情况，有些人明明被市场社会边缘化了，但他们却往往没有边缘化的感觉；有些人虽然实际上并没有被边缘化，但他们却经常自觉站到边缘化的地位上去，与主流文化保持着某种距离。从某种意义上说，边缘化是边际化的孪生姊妹，它们都是由主体不明所造成的。边际化是边缘化的极端表现，边缘化是边际化的必然结果。作为时代的中心人物，青年领袖时刻处在社会的风口浪尖上，既是边际化的对象，又是边缘化的对象，需要保持十分的小心和百倍的警惕。
4、个人中心主义。与边际化和边缘化的无中心不同，个人中心主义是有中心的，但这个中心放错了位置。大家都是中心就等于无中心，从传统上它比边际化、边缘化更加让人难以接受。个人中心主义分为政治上的和认识上的两种类型。政治上的个人中心主义以个人利益为中心，不能摆正个人与群众、个人与组织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认识上的个人主义以自我主观为裁剪万事万物的准绳。青年领袖既要避免政治上的个人中心主义，又要避免认识上的个人中心主义。
5、犬儒主义。犬儒主义是对人生、社会甚至国家所采取的讥讽和玩世不恭的态度，它是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混和物，是它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种。犬儒主义以游戏、嘲笑和玩弄的态度对待在传统上认为是神圣事物。纵然是涉世不深，但依然表现为饱经沧桑的样子在那里扮酷或假装深沉。犬儒主义者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肯承担任何社会责任。这种消极社会思潮的出现是改革、开放所付出的代价之一。作为青年，青年领袖一定就与犬儒主义划清界线，必须以自己的庄严承诺实践“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和“三个代表”的话语精神。
6、技术官僚主义。技术官僚主义是在经济起飞阶段所出现的一种技术统治主义，它是与人文管理根本对立的。技术官僚主义用技术手段把资源的不公平分配合法化，强化事实上的不平等，剥夺弱势群体的机会权利，实行毫无人情味的技术专政，它在世界乃至转型期的中国已经造成了无数人间悲剧，中国东北一位乘坐三轮板车的难产孕妇不让通行，结果无情的技术官僚主义夺去了她及其未出生婴儿的生命。这个血淋淋的事实警示我们，青年领袖一定要以人为本，以人民为念，视人民为形而上的“大道”，视技术为形而下的“器具”，必须要让“器”服从于“道”而不是相反，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7、现代理性主义。现代理性主义的过分发展已把它推向了自身的对立面：它由人的法则变成物的法则。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兴起的以反对神性、提倡人性，反对神权、提倡人权为核心的现代理性法则，到20世纪后期已完全被工业主义、管理主义和拜物主义的物的法则所取代，人变成了物的奴隶。后现代主义的人性法则向现代主义的理性法则挑战不是没有道理的，请听：“现代工业社会是一种疯狂的宗教。我们正在铲除、毒害、摧毁地球上的一切生命系统。我们正在透支我们的子孙无法偿付的支票……我们的作为，好像我们就是地球上的最后一代。如果我们不从心理、心灵、见解上做一番彻底的改变，地球将像金星一般地变成焦炭而死亡。”（索甲仁波切：《西藏生死之书》，郑振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
青年领袖要抛弃急功近利的思想，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要发展人文精神，反对机械理性对人的奴役，要发展福利哲学，抵制“麦当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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