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教案起因的量化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起因论文,教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晚清教案始于1844年的浙江定海教案，终于1911年的陕西长武教案。在这短短的68年时间内，竟发生1700起大小小的教案，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社会。那么，引起这些教案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对于这个涉及教案性质的根本问题，学术界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拟通过量化分析，对此进行探讨。
一
晚清教案的起因是极为复杂的，如果细分开来，则有四、五十种之多。什么是规定或影响晚清教案存在和发展的主要矛盾呢？这需要认真分析。
从清康熙后期至道光前期，清廷一直奉行禁教政策，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根本无法立足。从1840年起，西方列强用先进的炮舰打败了清王朝，并以炮舰威逼清廷解除教禁，自此，外国传教士才得以进入中国。我们承认在这些来华传教士中确有一些善男信女，他们虔诚地履行基督教劝人为善，爱人如己的信条，为中国人办了不少好事，但更应该看到在列强侵略的大背景下，这部分虔诚的传教士并不能决定整个教会的性质。实际上，许多传教士的所作所为与他们的身份很不相称，他们搜集情报，直接参予列强对华军事、政治、经济侵略；他们干预诉讼，插手内政，欺压百姓；他们借“还堂”之机进行敲诈，强租房地产，经营土地，开设店铺，对中国人民实行残酷的封建剥削；他们吸收“市井无赖齐民不齿之徒入教”，并加以庇护，使之成为“凌轹乡里”、为恶一方的邪恶势力。可见，从总的来讲，晚清来华教会是列强侵略和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所以，列强驻华领事、公使、军队及炮舰都无条件地支持和袒护教会。出于对列强和教会势力的仇恨，广大民众掀起一次次反洋教斗争（即教案）。据赵树好同志统计，在1844—1911年间，有案可稽的教案多达1700起。如果不是列强的侵略，外国传教士很难大举进入中国，即使偷偷来几个传教士，也会被清廷严惩，无法立足，更不用说欺压平民，引发教案了；如果没有列强对教会的恣意袒护和支持，一些教士教民决不敢如此猖獗，也根本不会引起这么多教案。可见，侵略与反侵略决定了晚清教案的存在。
在晚清时期，中国人民的苦难是随着列强侵略的扩大而加深的，故他们的反洋教斗争也是随着列强侵略的扩大而发展的。
鸦片战争后，由于侵略者刚刚踏上清帝国的国土，攫取的权益还不算太多，来华传教士数量较少，活动范围主要限于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多数传教士还不敢过分放肆，因而这一时期教案数量很少，在1844—1860年间，全国各地才发生29起教案，每年平均数只有1.7起。
1856—1860年间，英、法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沙俄趁火打劫，强占我国北方大片领土。此后，美、日相继侵略台湾，英国入侵云南，沙俄侵略新疆及帕米尔地区，法国又发动中法战争，这一连串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与此同时，外国传教士也与侵略者积极配合，深入中国的通都大邑，乃至穷乡僻壤，抢占房地产，搜集情报，干预诉讼，欺压平民，更加深了中国人民的灾难，致使“敷天同愤，率土兴悲”〔1〕，广大民众掀起更加频繁的反侵略反洋教斗争，在1861 —1894年间竟发生723起教案，每年平均30.1起，教案数量急剧增加。
1894—1895年，日本挑起侵华战争，堂堂的天朝大国竟被东瀛“小夷”打得惨败，清廷丧师辱国，割地赔款，屈辱已极。战后，列强纷纷效尤，争相在华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外国传教士也肆意干涉中国内政，恣意袒护不法教民，甚至配备洋枪洋炮，建立反动武装，极为猖獗。然而，这种侵略也促使中国人民觉醒起来，他们高举“扶清灭洋”大旗，抗击外国侵略者，攻打教堂，惩罚不法教士教民，掀起更加猛烈的反侵略反洋教斗争，并把这种斗争发展成为遍及全国，震撼世界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在1895—1900年的6 年间，就爆发751起教案，每年平均125.2起，晚清教案达到顶峰。
综上所述，侵略与反侵略是晚清教案存在和发展的主要矛盾；也就是说，晚清教案主要是由列强的侵略引起的。
此外，在能搞清原因的1160起教案中，列强侵略及教会势力种种不法行径（包括传教士、教民欺压平民、传教士借还堂之机进行敲诈、强租房地产等）引起的教案竟多达717起，占62%。如前所述， 教士教民的种种不法行径都是由列强的恣意支持和袒护造成的，所以，教会势力的种种不法行径引起的教案说到底也是侵略所致。这就进一步说明列强的侵略是晚清教案的主要原因。
二
近几年来，有些学者提出：教案的起因主要是由于中西方化冲突。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诚然，来自异域的基督教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及宗教习俗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两者之间，横隔着几千年岁月沉积成的不同文化心理”〔2〕，其矛盾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还应看到这种矛盾斗争并非主要原因。首先， 此类教案仅有148起，占能搞清原因的教案总数的13%，这就很难把它解释为晚清教案的主要原因。其次，在晚清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基督教并不是作为一种单纯的西方文化和平地进入中国的，而是依仗强权闯入中国的。因此，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就不能不受这种因素的影响。下面，我们对几起典型案例加以剖析。
（一）1869年贵州遵义教案。遵义教案的直接原因是教民干涉平民建醮求神活动，其中不无文化冲突成份，但这并非决定性因素。因为该案的爆发绝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强权紧密相连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法国传教士布沙尔等人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闯入遵义建党传教。布沙尔在法国驻华领事、公使的支持和袒护下，公然凌驾于巡抚、提督之上，肆意干涉地方政务，并招收地痞、流氓入教，充当自己的爪牙，狂妄至极。这些社会渣滓在布沙尔等人的袒护下，“淫人妻女，霸占田土，破人婚姻”，〔3〕无恶不作，遵义人民含愤日深，群思报复。可见，该案的根本原因说到底还是强权，打醮事件仅是导火索而已。
（二）1870年天津教案。在教案爆发前，天津城内曾流传许多有关育婴堂的讹言，声称教堂“迷拐幼孩取脑挖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等。这些讹言的产生，则由于国人缺乏自然科学知识，“借助于久已深入社会人心的迷信观念”（如炼丹术、种种神怪传说等）〔4〕， 加上自己的臆测和玄想所创造出来的，它显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和抵牾，并成为引发天津教案的一个因素。然而，这决非唯一的因素，该案的爆发还有更深刻的原因。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就曾两度占领天津，他们堵截商船，抢劫财产，杀害民众，津民深受其害。天津开埠后，外国轮船垄断了天津的航运业，原海轮上大批工人失业，生路断绝。与此同时，西方传教士在列强的袒护之下，公开在天津活动，他们强占房地产，干预诉讼，欺压民众，形成“国中之国”。为了在本国多募捐款，传教士又设立育婴堂，广收婴儿，乃至从拐犯手中购买婴儿，而不注重改善育婴堂内设备及医疗条件，因而流行病时有发作，儿童死亡率很高，仅在1870年6月初堂内幼儿就死掉三、四十个。所有这些， 都使天津人民无比愤怒，而丰大业和西蒙的暴行则直接引发了这起教案。可见，列强的侵略和传教士种种不法行径是天津教案的主要原因，文化冲突仅是次要因素。
（三）1887—1897年山东兖州教案。1887年，德国天主教圣言会传教士安治泰企图在儒教根本之地兖州建堂传教，遭到当地绅民的激烈反对。他们指出：“我鲁为圣人之地，秉礼之邦，家读孔孟之书，人多英雄之选”，而天主教不祭祖祀孔，不敬神灵，“弃伦灭理，禽兽不如”，号召“东鲁义士”驱逐洋教〔5〕。 这些反教卫道的言论无疑具有文化冲突的色彩，并成为诱发兖州教案的因素之一。但由于德国政府对教会的支持，使该案的起因变得复杂起来。自鸦片战争以来，法国一直拥有对各国来华天主教会的“保护”权。1890年，德国政府为了利用天主教扩大在华权益，从法国手中夺回了对来华德籍教士的保护权。此后，德国驻华公使积极干预兖州教案，一再压迫清廷屈服，还为教会募捐筹款。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和宰相俾斯麦也亲自接见并款待回国的安治泰，安治泰则竭力争取在兖州建堂传教，以便在孔夫子的故乡占领一块阵地，进而以基督教取代儒学，更有效地奴化中国人民，并“以重要的事情报告德皇”〔6〕，甚至煽动德皇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强占中国的胶州湾，作为德国侵华的军事基地。这就说明，兖州教案主要是由德国政府及天主教会侵略中国引起的，文化冲突仍是次要原因。
（四）1889—1898年湖南人周汉的反教活动。周汉反教案是一次影响巨大的教案。在1889—1898年间，周汉撰写了大量反教宣传品，他指出：儒、释、道三教及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伦一直被中国尊崇，而基督教入华后，辱詈儒释道三教，不敬祖宗，不祀神灵，这使神人共愤。他号召人们崇正黜邪，反教卫道。这说明文化冲突是驱使周汉反教的原因之一。但该案的爆发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早在鸦片战争之后，一些外国传教士就开始在湖南活动，他们勾结不法教民、刺探情报，包揽诉讼，欺压百姓，湖南人民愤愤不平，群起反教。1884年周汉返回湖南老家，是年中法战争爆发，地处东南沿海抗法前线的法国传教士四出活动，积极为法军搜集情报，甚至唆使中国教民充当法军炮灰，这使周汉异常愤懑，此后，他组织人员撰写反教宣传品，积极开展反教活动。可见，列强及教会的侵略活动乃是周汉反教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在晚清时期不仅文化冲突引起的教案数量很少，而且在有关文化冲突的重大案例中起决定作用的仍是列强的侵略和教会势力的种种不法行径，这就充分说明文化冲突仅是晚清教案的次要原因而已。那种认为晚清教案的起因主要是由于中西文化冲突的观点显然难以成立。
三
教案系由中西文化冲突引起的观点由来已久。早在50多年前，齐鲁大学的张立志先生曾把明季清初的教案称之为“东西文化之冲突”的结果〔7〕。由于那个时期的西方传教士一般都是和平地进入中国， 传教目的基本上是出于宗教原因，侵略特质尚不明显，传教士也不享有什么特权，发生为数不多的教案基本上是由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斗争引起的，因此，张立志先生的结论还是能够讲得通的。
40多年前，福建协和大学教授王文杰先生沿用张立志先生的观点研究晚清教案，指出晚清教案也是“中国旧传统旧礼俗对新的西洋宗教势力的排斥和斗争”，是由“中西精神文化的冲突”引起的，并且还称“那一方应付更多的责任，就很难说”〔8〕。 王先生这种无视列强侵略和教会势力的种种不法行径是引发晚清教案决定性因素这一基本事实，不讲是非，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抹杀了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的正义性。不仅如此，王先生还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包括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一概视为中西文化冲突的产物，似乎这些战争没有侵略与反侵略，非正义与正义之分，这就更难令人接受。
近几年来，有的学者重新提出晚清教案的起因主要是由于中西文化冲突的观点。我们认为，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从多方面（包括文化方面）探讨晚清教案的起因，无疑有助于认识这一问题。但是，如果抛开西方列强对华侵略这个晚清教案的总体背景，不进行深入细致的量化研究，以偏概全，随意把教案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中西文化冲突，就不可避免地重复王文杰先生对晚清教案起因所作的错误结论。
注释：
〔1〕王明伦选编：《反洋教书文揭帖选》，齐鲁书社1984年版。
〔2〕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9页。
〔3〕《教务档》第2辑，第1609页。
〔4〕（台湾）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 （台湾）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丛书之16，1973年版，第130页。
〔5〕《山东教案史料》，第223—224页。
〔6〕邵循正：《天主教中的两个特务间谍——樊国樑和安治泰》，《大公报》1951年9月。
〔7〕张立志：《明季清初东西文化之冲突》，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0年版。
〔8〕王文杰：《中国近世史上的教案》， 私立福建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194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