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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825·4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0）01—054—09
严复是近代中国提倡教育救国的代表人物。作为一位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不仅提出过系统的近代教育理论，而且基本上终身献身教育事业。自1879年从英伦回国到福州船政学堂任教开始，严复先后在北洋水师学堂、安徽高等学堂、复旦公学以及北京大学等校任教并主持校政。由于资料所限，以往的研究中，除张寄谦先生《严复与北京大学》一文对严复在北京大学的活动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外，对严复在上述其他几所学校的活动则研究甚少，即或有所涉及，也往往是语焉不详。有鉴于此，本文拟对严复的教育活动作简要述评，藉此抛砖引玉。
总办北洋水师学堂
严复出生于1854年，早年接受中国传统教育。1866年，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学驾驶。1871年5月，以最优等成绩毕业， 被指派到清军水师服役。1877 年3 月， 与同学方伯谦等人赴英国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The Royal Naval College,Greenwich）学习。严复在此学完数学、 化学、物理、海军战术、海战公法及枪炮营垒等课程，考课屡列优等。在海军专业上，严复与其他留英同学各有所长。严复的独到之处在于除学习指定的海军课程以外，还留心探究西方社会富强的奥秘，广泛涉猎西方社会科学，显示出广阔的社会视野和特殊的辩才，得到清政府驻英公使郭嵩焘的赏识与特别照顾，被举荐为教职人选。由此，严复在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比其他留英同学多学习了半年。1879年8月下旬，严复回国，先到福州船政学堂任教，因资料缺乏，严复在该校的活动已难得其详。
1880年，严复被李鸿章调到北洋水师学堂担任总教习（相当于教务长），实际承担总办（相当于校长）的责任。1889年，被任命为北洋水师学堂会办；1890年，升任总办。北洋水师学堂曾遭八国联军破坏，档案散失，严复在该校的活动仅能从其他记载中得其概貌：
其一，负责招生。当时北洋水师学堂招生未向社会公布，有关招考事宜，如招生人数、考试地点、考试题目名义上都由总办决定，实际上由严复决定。如1880年，严复从北洋回闽为水师学堂招生。他见到朋友谢銮恩之子谢葆璋，觉得他适合当海军，当即出题考察：一为诗题：“月到中秋分外明”；一为八股破题。谢葆璋做完，严复比较满意，当即决定录取他。（注：唐宏等：《海军名宿谢宝璋的一生》[J]， 北京：《人物》1995年第1期，第6页。）又如1898年，海军统领叶祖圭回闽时，严复委托他在福州代选优秀子弟30名，次年带到天津参加考试，由严复亲自拟题，以“西学所以有用论”为题作文一篇。（注：张侠等：《清末海军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606页。）
其二，完善奖学办法。由于社会偏见以及科举制度的影响，北洋水师学堂这类新式学堂往往生源不足，投考者或资质平庸，或年齿过长，出类拔萃者不多。为改变这一状况，李鸿章于1882年10月30日发布了《北洋水师学堂招生告示》：“将该堂原定章程内学生月给赡银一两改为四两，俾一经入选，八口有资，庶寒畯之家，咸知感奋。”（注：张焘：《津门杂记》卷中[M]，游艺山庄藏版， 光绪十年（1884年）出版，第19—20页。）该招生告示还许诺：此堂学生如有成就，即从优奏奖，破格录用。1893年，北洋水师学堂又援照福州船政学堂成案，对学生月给赡银进行改革，凡考取各生，列二等者，月给赡银四两；列三等者，月给赡银三两；由三等考拔二等及由二等考拔一等者，均月加赡银一两；由一等考拔优等者，月加赡银五钱，加至十两为止，以示限制而期鼓励。这些措施收到明显效果，“该堂学生各致其心思巧力，月异而岁不同”（注：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1905年金陵刻印本，奏稿第66卷，第20页。）。
其三，增设课程。该堂课程分为内堂课程与外场课程两大类。驾驶班内堂课程主要有国文、英文、天文、地理、数学、重学、驾驶、御风、测量、演放鱼雷等。管轮班内堂课程主要有国文、英文、舆地、数学、重学、物力、汽机、机器画法、机器实艺、修定鱼雷等项。两班的外场课程相同，均为单人数练步兵操法、信号学、成队教练、成营教练、枪炮法理、升桅操练、炮弹及引信法理等。1884年春秋两季，李鸿章委派罗丰禄邀请英俄海军官兵到北洋水师学堂会考，“佥谓欧洲水师学堂所留以侍上练船后指授之学，此堂均已先时预课。罗丰禄亦谓，堂中所授繁难诸学，多为从前闽厂驾驶学堂洋教习所未及课。”（注：张侠等：《清末海军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395页。 ）由此可见，在严复的主持下，北洋水师学堂的课程设置不仅超过了以前由洋教习主持的福州船政学堂，也超过了欧洲同类学校。
李鸿章作为北洋大臣，出面发布过一些北洋水师学堂的规定、章程，但不过问学堂的具体事务，诸如招生、课程设置、日常管理之类的事务，自严复调到北洋水师学堂起，实际上都由严复具体负责。总的说来，李鸿章对严复主持的北洋水师学堂感到满意。1884年，经李鸿章奏请，清政府以北洋水师学堂办有成效，对严复等人予以奖励。
1900年6月，八国联军尽毁天津机器局及北洋水师学堂， 学生星散。严复由津莅沪避难，从此脱离了北洋水师学堂。1880—1900年，严复实际总办北洋水师学堂20年，培养了一大批海军人才。其中，驾驶班学生六届共120名；管轮班学生六届共85名； （注：张侠等：《清末海军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440—442页。）昆明湖水师学堂驾驶班学生24名于1893年在此校毕业；（注：包遵彭：《中国海军史》[M]，台湾：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0年出版，第790页。）此外，“又课成肄业美国回华学生王凤喈等9 名”（注：张侠等：《清末海军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396页。）。庚子之乱时， 该堂尚未毕业的学生也转入其他学校完成了学业，成为合格人才。北洋水师学堂的毕业生有的在水师学堂充任教官；有的到各军舰充任军官，据记载，北洋各舰的大副、二副多从该堂毕业生中选任；有的还步入政界，如刘冠雄出任海军总长，黎元洪成为民国总统。如上所述，北洋水师学堂的毕业生无疑是近代中国海军的梁柱，为中国海军的现代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严复作为北洋水师学堂的总办自然功不可没，他曾自负地说：“（海）军中将校，大率非同砚席，即吾生徒。”（注：严复：《海军大事记弁言》，见王栻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2页。）此言并不夸张。 以往因严复在翻译传播西学方面的辉煌成就，掩盖了他在中国近代海军教育方面的建树，所以，在人们印象中严复只是一位著名的启蒙思想家。而通过上文不难看出，严复实际上是一位能文能武的儒将。
出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
安徽高等学堂初名“求是学堂”，开办于1897年，1901年遵旨统一称大学堂，1904年改称高等学堂。该校开办数年，因屡起风潮，成效甚微。1905年秋，安徽高等学堂代理监督姚永概探知严复正寓居上海，便函请他主持安徽高等学堂校务。10月25日，不及严复回复，姚氏就携带皖抚诚勋的书信到上海催促严复动身赴皖。严复起初推辞，但他本人当时有在东南择地办学的想法，又见皖地官绅态度恳切，便答应勉力而为。此时，其友林纾来信劝阻；芜湖又有人不断从皖宁两地寄来匿名书信，百般恫吓，阻止严复赴皖。严复再度辞命，姚永概闻讯又赶到上海相请，严复心情十分矛盾。他素怀教育救国之志而又清高自负，对维新运动以来清政府所办教育非常不满：“吾国讲教育者将及十年，而起视所为，皆如盲者论锦，聩者说锺。”（注：严复：《与曹典球书四》，《严复集》，第569页。）现在皖人为他提供了一展抱负的机会， 对他来说实在是一大“诱惑”。他设想：“使皖人果相信从，则为定规章、聚师资，使数年之中费不虚掷，士可期成，此于社会亦非无补。”（注：严复：《海军大事记弁言》，见王栻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2页。）经过反复权衡，严复最终接受了聘请。
1906年4月5日，严复自上海赴安庆就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之职。 4月10日，安徽高等学堂召开欢迎会，“官绅倾向，恩（铭）中丞礼仪尤殷，诸生欢迎，若拜大将；而旧教员如姚永概、胡元吉诸君皆相推挹。”（注：严复：《辞退安徽高等学堂意见书》[J]， 《直隶教育杂志》丁末年第8期，1907年6月25日出版。有关安徽高等学堂的引文，如未注明出处，均出此文。）严复十分感动，决心干出一番事业来。
严复上任伊始，对学堂的办学方向和教学管理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1906年上半年的改革措施主要有：其一，确立学制，五年为限。规定该校学生先学三年基础知识，然后再分政法、实业两大专业深造两年，学制总计五年。其二，调整教学内容。根据该校学生实际情况，规定学生在校五年以学习西学为主，而且“西学必用西文教授”。中学方面，如伦理、道德、经学、国史等始终用国语讲授，两年后仅留有月课，不设讲席，以学生自学为主。其三，甄别学生，分堂肄业。由于以前该校未按要求办理学生毕业，学生年齿过长，三四十岁者亦不鲜见。针对这一情况，严复将该校学生分成师范生和预备生两部分，由学生自由选择专业。
1906年下半年，严复进一步整顿校务：以教员兼任庶斋两长，以避免起用非学堂出身、未受过高等教育者与教员学生产生矛盾；聘选七八名英文教师与基础课教员，同时增添两名中学助教；在满足英文、数学等基础课教学的前提下，保证每星期都有国文、经学、舆地、历史等课程，本着学以致用的原则展开教学；设立一名监膳官，同时让学生从两斋中各民主挑选董事一人，参与后勤管理，加强监督。这段时间内，严复为整顿校务付出了很大精力，他在家信中一再提及“公事应酬极忙，饮食起居诸凡不便，甚以为苦。”（注：严复：《与夫人朱明丽书二》，《严复集》，第735页。）
1906年上半年由学生自主选择专业后，预备班人数过多，良莠不齐，玉石并植。严复于1906年底师范班毕业后，对预备班学生进行了淘汰考试。他很重视这次考试，亲自复查过部分试卷。如学生王恺以《张巡论》作文一篇，抨击张巡杀妻饷军乃野蛮行径，“其辞甚健”，而汉文教习认为该文“悖谬”，只给了40分。严复对此文十分欣赏，动笔为之改窜数语使其成为一篇佳作；又自赏该生10元，优加勉励，他甚至遗憾女儿太小，不能许配给王恺。（注：严复：《与甥女何纫兰书九》，《严复集》，第833页。）其爱才之心由此可见一斑。当时学部规定60 分为及格，严复将标准降低到40分，结果仍有38人不及格被淘汰。经过这次淘汰后，严复甚感满意。他说：“本学堂自经我秋间整顿后，至今渐有起色，学生亦肯用功，毫无风潮，皖人同声倾服，至今惟恐吾之舍彼而去也。”（注：严复：《与夫人朱明丽书四》，《严复集》， 第736页。）当然，严复也感到这次考试遭致了不少怨怒。但他认为，学部章程严格，“非从其后而鞭之，则成效不可券。”又云：“食人之禄，不能不任怨也。”（注：严复：《与甥女何纫兰书九》，《严复集》，第833页。）显然，为了提高教学质量， 严复对个人恩怨已顾不得那么多了。
1907年上半年，经过严复的筹划，安徽高等学堂增添了校舍。4 月，招考新生，全校学生达到600人，分为10个班级， 经淘汰考试留下来的两个头班合并为甲班。此时，严复满怀信心，正准备按部就班地为甲班聘请西文教师，分治政法和实业两大专业，根本没有意识到一次学潮即将爆发。
1907年5月24日，甲班学生陈寄密、 谢师衡（芜湖人）作揭贴三道，“第一仿徐敬业檄讨伪监督严氏；第二詈周（献琛）斋长，备极丑诋；第三波及教员诸闽人”，于午膳前一时张挂斋壁。 午饭时， 为首的20名学生按计划掀翻餐桌。随后，谢师衡带领学生冲出食堂，前往驱逐斋务长周献琛，丙班学生夏先基还限定周氏于下午三点之前离校。接着，闹事学生又“厉言尽逐闽人”，闽籍教员怫然而行，汉学教务长姚永概出面挽留。
这次学潮受到报界关注。学潮爆发后的第二天，《神州日报》就以“志高等风潮”为题作了报道。几天后，又以“续志高等风潮”为题分析了学潮的原因：主要是斋务长周献琛“以一己之爱憎”改窜考试成绩，操纵考试；严复所定学制过长，考试过于严格等。（注：《续志高等风潮》[N]，《神州日报》，1907年5月30日。）此外，《南方日报》对此也有不少报道。由于《神州日报》本来就注重在青年学生中发挥影响，加之该报创办人于右任和叶景莱与严复有隙（注：如前文所述，叶氏因挪用复旦公学公款， 逾期未还， 被严复开除出校， 与严复结怨； 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兴起时，于右任与严复大打笔墨官司，始而论战，继相攻讦。详见严复：《论抵制公约之事必宜通盘筹划》、《瘉壄堂主人答于君书后书》；于右任：《书瘉壄堂论抵制公约之事必宜通盘筹划后》等文。），因此，该报的报道具有明显的倾向性。
学潮发生时，严复正卧病上海。得知这一消息后，他急电学堂，嘱咐各教员和管理员照常上课办事，听候处置。5月27日， 首事学生纠集全校学生罢课。严复又致电学堂，建议将首事学生开除，并向皖抚恩铭请求辞职。6月2日，严复返抵安庆，先后拜访恩铭和提学使沈曾植，请求辞职未获批准。其时，学生已罢课五六日，虽然提学使开除五人，令其余学生三日内返校，但首事学生在校外阻挠其他学生回校；有的混在回校学生中，不时与严复为难。沈曾植表示，除已开除的五名外，其余学生不得过问，甚至认为周献琛该逐，陈寄密、谢师衡乃豪杰之士。严复极为难堪，决意辞职。6月4日，教务长姚永概出面挽留闽籍教员，受到匿名揭贴的辱骂。5日，学生陆均对严复辞职表示惋惜， 也受到恫吓。同日，仍然有人给严复投递匿名“公愤书”，严复于当天致函沈曾植，坚辞监督之职。次日，束装就道，安徽教育会长蒯光典阻行挽留，但无力缓改当时的紧张气氛，只得放行。7日， 严复与受到攻击的闽籍教学管理人员同时离皖。
这次学潮的原因颇为复杂。其一，严复的管理十分严格。1906年底考试淘汰38人，为数过多，一时怨谤丛生，都说严复“手辣”。当时，不少日本速成班毕业生回国后很容易在政界和军界谋得好差使，受其影响，安徽高等学堂的学生也想早日毕业。而严复对速成班的态度是：宁死不为，坚决反对。而且他规定的学制确定比清政府“癸卯学制”的相关规定要长两年。这种严谨的态度与部分学生急功近利的心态形成尖锐矛盾。
其二，部分皖省官绅卷入学潮，使学潮染上了狭隘的地域色彩。严复不仅考学生，而且考教员。他通过谈话方式就各教员所担任的教课及教学方法提出许多问题，对教员的回答如不满意，便不下聘书。结果，几名从日本回来的东洋教习被严复当面训斥解聘。（注：高语罕：《百花亭畔》[M]，上海：亚东图书馆1933年版，第75—76页。 ）另一方面，皖省部分官绅以学堂为利薮，各思分肥，认为皖省学堂应由皖人得其利益。如提学使沈曾植刚从日本带回得意速成班学生数名，亟待安插。总而言之，安徽确实有部分官绅希望严复及闽籍教学管理人员一走为快。严复因受到皖抚恩铭的特殊礼遇等原因，对皖省的司道、甚至藩臬学使都不大理会。部分皖南绅士利用严复的这种弱点，鼓动要毕业的学生以反对斋务长周献琛为借口，提出“驱逐严蛮子”，“打倒周舅子”的口号，首先掀起学潮。学潮发生后，严复感到皖省官绅除恩铭和姚永概以外，“余非反对即系随风”，尤其是提学使沈曾植的暧昧态度，对学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三，严复个人的弱点为反对者提供了口实。无论是教学还是管理，严复喜欢任用亲信或闽籍人士。他接管学堂时，其“门下诸彦翩然偕临，或司讲授，或兼管理”（注：姚永朴：《安徽高等学堂同学序录》[C ]，见潘懋元、刘海峰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99页。）。在部分皖人看来，这与拉帮结派无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严复本人反对吸食鸦片甚力，1882年以来自己却沉溺其中不可自拔，徒贻笑柄于人。早在受聘安徽高等学堂监督之前，严复就受到《安徽俗话报》的攻击，一首名为《新焰口经》的打油诗云：
侯官大夫，船政学生，自称宾塞门徒，又见子陵再世。改良物质，全凭罂粟三钱；淘汰天然，空逐槐花五次。呜呼！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如是等众生，渺渺烟魂，乘此良宵，来受甘露味。（注：高惠群等：《翻译家严复传论》[M ]，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4页。）
学潮前几个月，也有人攻击严复只抽鸦片不干实事。学潮期间，严复的这一不良嗜好再次受到攻击。
其四，斋务长周献琛办事刻板，成为众矢之的。闽籍斋务长周献琛系行伍出身，生性耿介，办事少通融，平日开罪多人。他对学生非常严厉，上讲堂教英文时一句中国话都不许说，否则马上被罚。他在课堂上公开宣称：“我们教学生，只计程度，不计人数，不及格的都可一律开除。”（注：高一涵：《辛亥革命前后安徽青年学生思想转变的概况》[C]，载《辛亥革命回忆录》（四），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 年版，第436页。）以致学生人人自危。此外， 他对其他教员也是严肃异常。无论周氏操纵考试是否属实，由前述《神州日报》的报道可知，学生中已有这种传闻，显然对周氏极为不利。适逢严复卧病上海，作为严复的亲信，周氏理所当然地成为学潮的打击对象，从而达到间接打击严复的目的。
其五，国内政治气候的影响。自1905年起，立宪、革命两党已开始论战，二者此消彼长，而严复一直在鼓吹君主立宪，很容易成为革命派的攻击对象。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学界风潮迭起，安徽高等学堂的这次学潮在客观上也受到当时国内政治气候的影响。
尽管如此，由上述分析可知，安徽高等学堂这次学潮的起因主要在于严复的管理方法及其个人的弱点，学潮本身并无政治目的和进步意义。相反，反对严格考试和要求提前发给文凭，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一种惰性，无足称道。诚如知情人所言，这次学潮是安徽教育史上的一大耻辱。（注：高语罕：《百花亭畔》[M]，上海：亚东图书馆1933年版， 第74页。）
主持复旦公学校政
1905年初，法国天主教会排挤上海震旦学院的创始人马相伯，企图夺取该校的领导权。为了捍卫中国的教育主权，震旦学院的学生集体退学。几天后，马相伯召集离校学生商讨复学事宜，受到大家的拥戴。与此同时，马相伯取得了两江总督周馥的支持，周馥帮助拨款划地，以供筹建新校舍。此外，马相伯还聘请严复等28位社会名流为校董，协同管理学校。
此时，严复刚从伦敦返回上海。他接受了马相伯的邀请，随即与其一道筹建新校舍；共同制定了“教授管理法”，即后来的《复旦公学章程》。正当复旦公学的复学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之际，法国徐家汇天主教堂宣布震旦学院于1905年7、8月开办。为此，严复与马相伯等人一道发表声明，将筹备中的学校更名为“复旦”，暂借吴淞提辕，定于7月下旬开学，与原来的震旦学院斩断一切联系。同年8月底，严复领衔发布广告，为复旦公学募集经费。（注：《复旦公学广告》[N]， 《复旦公学募捐广告》[N]，《时报》，1905年8月24日。）
筹备复学期间，大家曾推荐严复为复旦公学总教习，但他感到“主意之人太多，恐办不下”，没有应允。（注：严复：《与长子严璩书二》，《严复集》，第781页。）8月24日，复旦公学首次招生，由严复与马相伯二人亲自主考。上午考汉文，已习西文者，下午加考一次。这次招生报名者逾500，只录取了50名。9月14日，复旦公学正式开学，严复承担了该校的英文翻译教学任务。（注：《复旦大学志》第1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09页。）
1906年，马相伯东渡日本，不再担任复旦公学校长。同年11月29日，复旦公学学生致函严复，恳请他担任校长。（注：严复：《与甥女何纫兰书五》，《严复集》，第830页。 ）严复当时已出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对能否兼顾两校尚无把握，也不知道两江总督的态度。尽管如此，严复还是爽快地答应了复旦公学学生的请求。12月初，严复由沪抵宁，拜访两江总督端方。端方对严复很客气，“以师宾之礼相推挹”。严复提出复旦公学必须得到端方的支持，“肯为开头及后此常年经费”，他方肯担任校长。（注：严复：《与甥女何纫兰书五》，《严复集》，第832页。）端方对此满口应承，许诺每年拨款2000 元给复旦公学作常年经费。
1906年底，严复接任复旦公学校长，随即发现该校财务出现漏洞。复旦公学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是：以前募捐所得、官方资助以及学生所交学费。由于学生欠交学费，学校庶务叶景莱借用公款3000元未能按时归还，到年底时，学校已亏空5000—6000元，以致有的教员两月未领到薪水。得知这一情况后，严复立即电请端方预支次年经费以解燃眉之急；不久又致电端方，拟定几条加强学校管理的措施：由校长负责监管学校财务，按学部要求修改复旦公学一切章程；开除学校庶务叶景莱、张桂辛二人以维校政。这些措施都得到端方的支持。
1907年春，严复对复旦公学的人事作了调整。为了节约办学经费，严复没有要求端方委派斋庶两长，只设干事三人：监学、会计、文案各一，均以教员兼任，具体为严姓教员兼任监学，张汝辑兼会计，周良熙兼文案。另外，又聘请一名美国武官到学校教授体操。严复本人隔日到校巡视，加强监督。由于内地到复旦公学上学的人数日增，学生总数突破200，原来学校狭小，校舍已满，无法收入，成为一大难题。4月18日，严复由安庆乘船赴宁，拟就复旦公学的校舍问题与端方摊牌，如果端方不同意扩建校舍，就准备辞职。经过面谈，严复于4月22日返沪， 拟按端方意旨整顿复旦公学。然而，严复“忽患肺炎，几成危候”（注：严复：《与曹典球书八》，《严复集》，第572页。）。
另一方面，严复同时兼任安徽高等学堂的监督，往来奔波于沪皖两地，不免顾此失彼。在此情况下，严复向端方提出辞职：“复以望六之年，精神苶短，加以气体素羸，风雨往来，肺喘时作，实万万不胜监督之任，应请我宪早日派人接理，常川驻校，庶校政不至放纷，上辜煦植人才之至意”（注：严复：《与端方书二》，《严复集》，第583 页。）。为保证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不受影响，他还推荐夏剑成、熊崇志、邝富灼三人为继任校长人选。1907年6月， 严复抱病处理完安徽高等学堂学潮，随即应端方的邀请到南京主持赣、苏、皖三省的留学考试，复旦公学由夏剑成继任校长。
严复离开复旦公学后不久，该校算学教习周益卿因病辞馆，一时难有合适人选。校长夏剑成遂函托严复代为寻觅教习。严复除本人作过一番努力外，还转托远在北京的伍光建帮忙，并对夏剑成在复旦公学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注：严复：《与伍光建书二》， 《严复集》， 第585页。）
综上所述，在复旦公学的创办阶段，严复对该校颇多赞画，尤其是他与马相伯共同制定的《复旦公学章程》，规定了复旦公学的办学宗旨、学制、课程、教学方法和管理方法，内容细致周详。复旦公学正式开学后，严复本人承担了该校的教学任务。1906年底继任校长后，对复旦公学进行了颇具力度的改革，并一度打算重新修订《复旦公学章程》。这些事实表明，严复对自己在复旦公学所承担的工作是认真负责的，对复旦公学的复学和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当时有的革命派报刊攻击他“骗用复旦学院的修金，实在是个大滑头”（注：楚元王：《谕立宪党》[J]，载《天讨》（《民报》第12号增刊），明治40年（1907年）3月6日发行。），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执掌北京大学
1912年2月25日，袁世凯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3月11日，严复正式接管该校后，通过借款解决了办学经费问题，调整了课程结构与人事安排。5月3日，京师大学堂正式更名为北京大学，总监督改名为校长。15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6月初， 严复草拟了《上大总统和教育部书》，克服了财政部发出减薪命令后在教员中引起的混乱。随后，针对教育部要解散北京大学的动议，起草了《论北京大学不可停办说帖》和《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阐述了北京大学不可解散的原由及具体的改良办法，使北大避免了被解散的命运。鉴于张寄谦先生《严复与北京大学》一文对上述有关情况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本文不再赘述。
自从5月复学以后，北大走上正轨，渐有生机。 但严复却与教育部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他担任北大校长系由总统袁世凯直接任命，以他的学问、名望以及北大在全国的特殊地位，严复都没有重视同教育部搞好关系。教育部提出要解散北京大学时，严复一度主张北大“脱离教育部而独立”（注：未刊稿：《北京大学校志稿》，北京大学档案馆藏。），教育部明显感到严复不服从管理。在此期间，严复本人在校外兼职，如被聘为海军编纂处总纂和总统府顾问，既违反了教育部关于北大教员不得在校外兼职的命令，严复相应得到的优厚报酬更是引起了教育部官员的嫉妒。当时教育部官员日本留学生较多，留学英国的严复一向鄙视他们，讥之为“东学党”（注：严复：《与甥女何纫兰书二十七》，《严复集》，第844、845页。）。同教育部打了几个回合的交道后，严复感到教育部中的“东学党”时时反对自己，已很难留在北大。据说教育部秘书长董惇士颇专权，以严复吸食鸦片为由，示其辞职。（注：沈尹墨：《我与北大》[J]，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 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44页。）1912年9月25日，严复已得知教育部有改任北大校长的计划。
从严复个人角度而言，他接管北大后，遇到不少麻烦。三四月间，他在家信中向亲属表示，如果办学经费问题得不到解决，早晚当辞职。外间听说严复做了北大校长，相识或不相识的都来运动差事，借款合同签定后更是如此，极难应付。由于严复对教学管理职员都有较高的要求，自然得罪了不少人。
这段时间内，严复受到不少流言蜚语的困扰，他苦恼不已，认为有些谣言系教育部所为，意在排挤他。1912年5月16日， 他再次向亲属吐露，北大“事至麻烦，我不愿干，大约做完这半学期，再行扎实辞职。”（注：严复：《与夫人朱明丽书五十九》，《严复集》，第776页。 ）
严复晚年家大口阔，开支较大。作为一家之主，严复在外谋职肯定要考虑薪水问题。财政部发出减薪通令后，严复主动将自己的薪水减为每月六十元。根据严复自己的说法，这样的薪水连养马车都不够了。民国初立，社会动荡不安，严复常为寻找一块安身立命之地而发愁：“福建既不可归，上海无从插足，天津过于扰人，北京又危险如是，真不知如何打算，看来日后只可往秦皇岛忍耐孤单耳。”（注：严复：《与夫人朱明丽书五十九》，《严复集》，第779页。）由此可见， 严复对北京也无久留之意。
由上述可知，严复在北大期间忍受了不少委屈。作为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并且事先知道了教育部改换北京大学校长的意图后，他绝不会坐等撤职，自取其辱。10月6日，其友许世芳深夜来访， 告之“前敌消息甚为不佳，官军连败三次，现已退至河南，恐其乘胜进京，一场血战……，滦州新军仍有谋天津消息”（注：严复：《与夫人朱明丽书五十九》，《严复集》，第778页。），力主严复尽快离京。 严复便于次日主动辞职，结束了他的职业教育生涯。
严复当初接管北大时，本有学生反对；严复辞职后，北大多数学生欲加挽留，而教育部不容所请。学生内部因此发生分化，两派对立，校内空气异常紧张。教育部为此发出训令进行安抚，并解释说，改任校长是因为严复新授总统府顾问之职，责任繁重，若再以校事相属，恐有顾彼失此之虞；同时指出反对严复复职的学生也是“持之有故”，排挤严复的倾向十分明显。
10月9日，袁世凯任命章士钊为北大校长，章氏因公留沪， 未能北上。18日，袁世凯任命马相伯代理北大校长，大多数学生反对此项任命。11月初，北大学生与马相伯发生冲突，“破口叫其滚蛋，且有欲动武者”。（注：严复：《与甥女何纫兰书二十七》，《严复集》，第844、845页。）严复担心再遭非议，于11月4日拜见教育总长范源濂， 声明学生种种暴动与自己无关。范氏感到非常抱歉，询问严复应如何料理北大，严复回答说，自己已不在其位，“但浮屠三宿桑下，不无恋恋之意，此事解铃系铃，仍应由部想办法，我则无可无不可。所欲奉助者，为教育顾大局，整顿学风耳。故虽出力，亦所不辞。大学非易办事，部当知之，但愿出力之余，不至依然招怨而已。”（注：严复：《与甥女何纫兰书二十七》，《严复集》，第844、845页。）显而易见，虽然严复已不在其位，但对去留不计成见，仍然愿意为整顿北大出力，只是不愿因此反遭怨谤而已。其后，他又多次在日记中提及北京大学，这说明他是非常关心北大的，或许，他还期待着复职的机会！
余论
老子云：“强行者有志”，“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严复评论说：“惟强行者有志，亦有志者能强行”，“中国之将亡，坐无强行者耳！”“夫勤而行之者，不独有志也，亦其知之甚真，见之甚明故也。”（注：严复：《老子评语》，《严复集》，第1089，1093页。）由此可见，严复把“强行”即勉力而为视为一种人生价值取向，予以高度评价；同时又把有见识有志向作为“强行”的前提条件，主张先知而后能行；认为中国需要许许多多的“强行者”，才能避免遭灭亡的命运。
可以这样说，严复一生实际上都是自负地以“闻道”之“上士”自居。为了救亡事业，他以献身教育为职志，不断为中国近代教育摇旗呐喊。他吸收了斯宾塞（Herbert Spence）、赫胥黎（T.H.Huxley）等人的教育思想，第一次将斯宾塞的德智体三育学说介绍到中国来，认为“智育重于体育，而德育尤重于智育”，中国传统教育“偏于德育，而体智二育太少”，现在理应重视智育和体育，以弥补传统教育的不足，尤其应当以“物理科学”（自然科学）为当务之急。（注：严复：《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严复集》，第278—286页。）他还提出了系统的教育方案：小学阶段，“旧学功课十当处九”，同时改革教学方法，“减其记诵之功，益以讲解之业”。中学阶段“洋文功课居十之七”，由中国教习直接用洋文讲授；“中文功课居十之三”。高等学堂阶段，以洋教习直接用洋文讲授西学为主；中文有考校无功课，有书籍无讲席，以学生自学为主。（注：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563—564页。）
严复作为近代教育救国的先行者，在为中国教育鼓而呼的同时，还躬行实践，努力做一名“强行”者。在中体西用的总体格局下，洋务运动主要是师法西洋的坚船利炮。多年后，严复对赫德“海军之于人国譬犹树之有花”的比喻记忆犹新。（注：严复：《海军大事记弁言》，《严复集》，第352页。）通过实地考察和比较研究， 他认识到坚船利炮在西方只不过是“形下之粗迹”，而非其富强根本。所以，他对单纯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的北洋水师学堂并未抱多大希望。但在接管安徽高等学堂、复旦公学以及北京大学时，严复基本上都是按自己的主张组织教学管理的，其共同特点就是：注重从德智体几方面对学生进行全面培养；教学内容方面，突出西学，尤其重视外语，同时兼顾中学。为这几所学校的发展以至中国近代教育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比照严复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我们不难发现严复是一个言行一致的“强行”者。不过，起而执事与坐而论道是两码事，实际效果与主观愿望之间往往有很大的距离。由于严复个人的某些弱点，更因为严复个人无法克服的众多客观原因，严复在安徽高等学堂、复旦公学及北京大学这三所学校主持校政的时间都不长，来去匆匆，历尽坎坷。严复的这种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中国社会环境的复杂及近代教育救国之路的曲折与艰难。众所周知，孙中山先生主知难行易说，晚年感叹知难行也不易。几经挫折，严复晚年也有着与孙中山类似的体会。1912年初莅北大时，他就有所感悟：“窃自惟念平生见当事人所为，每不满志而加讥评，甚者，或为悼惜深慨；及其事至职加，自课所行，了不异故。夫如是，他日尤操议论，鼓唇舌，以从一世人之后，此其人真不知人道有羞恶矣”。（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三》，《严复集》，第604页。 ）人至桑榆晚景之际，往往会失去往日的锋芒与锐气，变得更为老成持重。这种老成持重往往包含了许多辛酸与无奈，一般中国人都感同身受，这种中国特色无疑是社会进步的障碍。
【收稿日期】1999—0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