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关键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技术发展论文,关键因素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05文献标识码：A
从科学技术发展定律基本函数式
[1]看出， 科学技术的发展主要受绝对难度（n）和相对难度（m）两个量的影响。
绝对难度是客体自身纯客观的量，它虽然是客体的属性，而且具有层次性，但和客体一样，也是一个自在之物，而且不管主体意识到它没有，都独立存在着，这就是唯物主义的那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独立的客观存在的思想。绝对难度对于不同的主体是一样的，不应厚此薄彼，至于不同的主体对它的感受不同，则主要因主体的能力而异。因此，真正影响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速度的不是绝对难度，而是相对难度。
相对难度这一概念，已经内含了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因为相对难度其实是主体对客体绝对难度的感受度，是一种为我之物。它是客体的绝对难度与主体能力的比度，或者说是绝对难度的主观内化。客体的难度既然是绝对的，主体的感知度只有是相对的、变动的，这个绝对难度才能变成具有可变性的相对意义的量（即相对难度）。
这样一来，科学技术发展定律的变形公式
就把人的能力（c ）确定为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但由于人的能力和能力得以发展、发挥的外部条件共同影响着相对难度，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将相对难度化约为两个方面：其一，人的能力，其二，能力发挥的条件。人的能力属于内因，外因以内因为根据，内因借外因而实现。只有内因和外因得到妥当的结合，或者说，具备了适当的内因，同时又具备了适当的外因，绝对难度才能被弱化为较小的相对难度。
先分析影响相对难度的内因。
物质具有能量，人体作为一种生命物质，也必然具有能量。人体的这种能量由于受思维的支配能够自觉作用于客体，因而是一种能力或主观能动性。人的能力是人认识客体和改造客体的第一个资本，因而是认识和实践行为的内因。
每个人的能力是有差异的。差异的原因一般是两条，一条是先天的，一条是后天的。先天的能力决定于人的遗传基因、DNA 双螺旋结构和身体健康状况等因素；后天的能力决定于教育和实践。
科学已经证明，遗传基因对人的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国民间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其父必有其子”、“买猪仔看母猪”、“娶一代好妻，生十辈好子”等，虽然带有“血统论”的嫌疑，但却都是这一原理的朴素表达。科学研究还发现，人体的DNA 结构作为遗传密码，大体相同，但也有差别。这种差别不仅体现于不同个体身上，同一个人也有差别。比如，人的右脑和左脑的DNA结构就有区别。
人的身体状况也影响人的能力。这一点，连最唯心的基督教也不否认。托马斯·阿奎那说：“一个人的内在理解力的良好情况，同其身体的良好情况是有关系的，所以一个敏感的人善于理解。”[2]
对一个民族和国家而言，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生产力水平、民族风格等是该民族和国家的遗传基因。为什么中国与西方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路径不同，就是因为内因不同。但内因也是可以改变的。世界各民族从古代就遵循至今的同姓不婚、娶妻于异方和近些年来兴起的优生学、生命科学、生殖科学尤其是发端于西方又延及中国的所谓“精子库”、“精子银行”都是旨在改变生命个体的内在素质或内在能力。每个民族和国家的对外开放、吸收外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也是旨在改变民族和国家的内在素质或内在能力。
教育是影响人内在能力的外在因素。人的内在能力仅仅使人具有认识和实践的逻辑可能性，但可认识性和可实践性作为一种潜能并不直接就是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还需要接受教育和参加实践，通过后天的途径，将能力外化为行为，使行为产生结果。
实践和教育从原则上说是两种异向行为。教育为从外向内的灌输（当然，这种灌输以受教育者的可接受性和有接受愿望为前提），实践为从内向外的主动索取。只有在灌输的同时又努力索取，人的能力才能得到培养和扩张。
因此，不论是个体人还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教育都是影响其能力，削弱绝对难度的基本路途。因为据科学研究显示，每个人的DNA 结构差别并不很大，人的能力主要依靠后天的培养和锻炼。
体育一般不是为增进人的知识，而是为了强化人吸收知识和运用知识从事认识和实践的机体能力。一个衰弱的人和一个衰弱的民族是很难发展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对一个民族和国家应该是重点发展对象，而且应该始终坚持“有教无类”的全民教育原则。教育产业化在发展中国家必然成为新贵族教育，只能导致教育的萎缩和国民素质的弱化，最终影响民族和国家的发展。
至于实践，它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实践是人的内在能力的外化和显示；另一方面，人的能力在这种外化和显示中，同时得到提高和发展。
下面分析影响相对难度的外因。
事物的发展，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发生作用，内因则须借外因而实现。无根据的条件形同虚设；有根据而无条件，这根据也仅是可能性。有根据又有条件，可能性才能变为现实性。因此，虽然从可能性和结构性上说，内因比外因更根本，但从现实性意义上说，外因比内因更重要。[3]（P24）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科学的发展有三个条件：惊异，闲暇，自由。
“惊异”属于内因。指主体不但有认识能力，而且这种能力要时刻处于激活或喷发状态。不但善于观察和思考，而且有强烈的怀疑精神和研究兴趣。闲暇和自由我以为就属于影响人能力发挥的外因即条件了。
所谓闲暇，首先表示在身心两方面有时间，有精力。这就是孔子所谓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那个思想。一个整天如我一样为生计而心力交瘁的人，是谈不上闲暇的。一个理智文明的社会，应该富裕和有序。富裕了，人们才不会仅仅为了维持生物性需要而整天劳碌于柴米油盐和吃喝拉撒；有序了，才不会疲于应付和编织乏味的人事关系，才能静下心来或者一个心思对自己感到惊异的现象从事研究。
所谓自由，指人在逻辑地按照自己的生存必然性行动时，不受消极外力的干扰和控制。它包括想象的自由、观察的自由、选择的自由、思考的自由、表达的自由和实践的自由。
在人类各民族的历史中，依稀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式：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自由度成正比，自由度与权力控制度成反比。权力控制越弱，自由度越高，科学技术就越发展。比如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西方的古希腊时代和文艺复兴之后。相反，权力控制越强，越缺乏自由，科学技术的发展就越缓慢。我所以用“依稀”这个词，一方面是因为此前的人类社会都是阶级对抗的社会，存在上述关系式不足为奇。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一关系并非绝对，它只存在于权力与自由目标不一致的情况。如果二者一致，就不存在这种关系，权力也就成了自由的促成者和保护者。因此，权力系统应该自觉为科学家创造研究的宽松环境。这就触及到国家权力的本质问题。按照卢梭的观点，国家权力是一种社会契约，带有被动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国家权力的实质是主动为社会成员服务，促成和保护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马克思的理论显然比卢梭的理论深刻得多，科学得多。当然，作为社会权力形式的国家在为社会服务时，免不了要对消极行为实行控制，但对消极行为控制本身也仍然是为了最大化地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科学研究能否良性进行，需要安静宽松的社会环境，国家权力应当努力营造这种自由空间，建设科学的权力体制。
自由本来是主体的属性，但往往会受到权力体制的剥蚀。英国现代科学史家丹皮尔（William cecil Dampier 1867—1952）说：
在作者执笔写本书（即《科学史》——引者注）初版最后一节的时候，当初看起来科学所遇到的最大危险是美国的反对进化论的“原教旨主义”运动，但是以后出现另外一种更大的危险。在德国纳粹政权兴起到灭亡这段时期内，科学研究的自由，像别的自由一样，在德国和德国所控制的别的国家内遭受到狂暴的国家主义的摧残。像爱因斯坦和哈伯这样的人，都因为种族歧视而遭到放逐。这些国家利用科学和其他一切活动，先是进行秘密的军事准备，后来就是进行公开的掠夺性战争，把这当作科学的主要目的，差不多是惟一的目标；因而为求知而求知的纯粹科学便被抛弃了。不幸，科学主要是为了发展经济的观念，传播到许多别的国家，科学研究的自由又遭到危险。科学主要是追求纯粹知识的自由研究活动。如果实际的利益随之而来，那是副产品，纵然它们是由于政府资助而获得发现。如果自由的、纯粹的科学遭到忽略，应用科学迟早也会枯萎而死的。[4]（P634）
当代，国家主义在发展中国家和军事国家表现的比较突出。发展中国家急于脱贫，忽视科学研究的自由原则，要求科学为经济服务；军事国家则要求科学为国防服务。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既然是要发现客体的规律和利用规律改造客体的当下形态，它就自然有其内在的功能和价值。这种功能和价值自然会服务于经济和国防。给科学研究规定这方面的方向，虽然与科学的自身价值一致，但容易影响科学家的研究方向，不是形成资源浪费，就是留下学术空白，于是适得其反，最终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目的具有层次性。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虽然内含着服务社会的目的，但这只是最终目的。科学家从事具体研究活动，一般要先搁置这种最终目的，而仅仅在意于获得成果这一直接目的。就像学生计算数学题不一定非要时时想着报效祖国，而只求将它解出来一样。如果过分强调最终目的，反倒可能影响和分散思维投入。因此，既不必将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认同为丹皮尔所谓的“副产品”，也不必以服务经济或服务国防去影响科学家的具体研究。只有如此，科学家才有选择研究项目和研究方法的自由。不适当地强调服务经济和服务国防，只能扼杀科学家的主动意识和自由精神，使他成为被动的遵命者。在主动性丧失和被动遵命的情况下，科学家只有雇佣精神，不会有探险精神。这就丧失了思维的自主性，使本来自由的思维成为一种被控性思维，从而窒息了科学研究。
在当代中国，科学研究所受到的干扰则有另外的形式。第一，要求科学研究（主要是社会科学研究）为政府决策服务。科学研究为政府决策服务，严格说来，是承袭了中国学术去真取善和轻学理、重经世的功利传统，实际是以修、齐、治、平为目标的科学策论的死灰复燃，不但不利于培养政府官员的勤政精神，而且会扭曲科学家的心理、人格和民族的学术道路。中国封建社会的科学技术为什么很落后？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科举制度。这是统治阶级强迫和引诱知识分子为其如何治人献计献策的一种制度。1915年废除科举制度，对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发生当有重要影响，因为标志新文化运动发生的《新青年》也创刊于1915年，这无论如何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偶合；第二，限制或圈定研究方向和题目。这在每年的课题申报指南中表现的非常明显。实际上应该是国家从社会科技成果中选择优秀成果，而不应该是科学家选择国家给定的课题。这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科学研究中的市场体制和计划体制冲突的表现。第三，过分强调集体合作，弱化了独立研究。严格说来，科学研究是独立的自由的创造活动。它虽然要吸收他人的科学营养，但这种吸收是自觉的，而不是别人赋予的，是“拿来”的，而不是“送来”的。因此，要鼓励科学家独立思考、独立研究和自由讨论，而不能搞拉郎配式的集体合作，因为集体合作联合攻关式的实验等主要是技术创新的基本形式。我们应当尊重各自领域的特点，切不可一刀切，把技术创新的原则强加于基础科学研究。我们在每年的国家课题评审中除了以学术职称衡量课题负责人的能力之外，还以课题组整体素质为由，刷掉一些基础性研究，这都是不利于科学发展的。第四，重视应用研究，淡化基础研究。一般说来，基础研究属于科学范畴，应用研究属于技术范畴。虽然应用研究能直接反映国家的综合国力，直接服务于经济社会，但它只有在基础研究发展的前提上才能得到发展。如果本末倒置，所谓的应用研究就只能一方面拾人牙慧，一方面将像沙滩上的楼阁一样，不能自立。
除此之外，科学研究还受到经济利益的左右，科学家迫于生存，丧失了自由精神，冲着老板的大把钞票，做着老板指定的研究项目。这也是十分令人忧虑的。
科学研究是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它虽然始终指向客体，但由于客体不断变化，思维如果没有充分的自由，就不能瞄准变动不居的客体。这可能就是我们一直喊理论联系实际，而往往与实际脱节的根本原因。理论与实际脱节，不是“实际”的责任，因为“实际”是自在的、先在的。“矢”能否中“的”，关键在于“矢”的效能和执“矢”者的自由度，“的”在东，“矢”却必须朝西，那么，无论再好的“矢”也是中不了“的”的。“的”变，“矢”跟着变，永不失其目标，就像警察追小偷一样，你拐弯，我也拐弯，就不存在理论和实际脱节的问题。存在与思维的关系就其唯物主义层面而言，其实是一种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作为自变量的客观存在是自在的、自由的，作为因变量的主观思维虽不是自在的，但起码应该是自由的。因此，思想的特征是自由。一个缺乏自由思想的人，是一个没有创造性的人；一个缺乏自由思想的民族，是一个无法发展的民族。正如波普尔所说：“我相信科学的前进取决于思想自由竞争，从而取决于自由；如果消灭自由（尽管还可以在某一时期某些领域中保存，特别是在技术中），科学也一定完结了。”由于自由精神和自由空间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科学技术最缺乏也最需要的东西，因此，体制是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