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立场到图景：试论“中国报刊史”的书写缘起和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景论文,缘起论文,中国论文,试论论文,报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世纪二十年代，国人开始成系统地研究和书写本国报刊史，除汪英宾《中国本土报刊的兴起》(1924)、蒋国珍《中国新闻发达史》(1927)、戈公振《中国报学史》(1927)等专门著述，其他本学科著述辟有专章或收录专文的，也所在多有。①然而，它们何以会在此时接踵而来？作为文本，它们蕴含着怎样的预设？呈现出怎样的图景？此类图景，又对此后的中国新闻学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一、作为立场的“中国”：中国报刊史的书写缘起 为何要书写本国报刊史？乍看起来，答案仿佛不言自明：既然中国已有报业，就得鉴往知今。但这已隐含前提，那就是当下可以从中提炼或正或反的经验。倘若不这样做，也有现成的路径依归，即便是本国，又何须去着意认知？实际上，在此前报人的共识中，报业典范就在且只在西方。 甲午至戊戌间，国人自办报刊才蔚然成风，中国报人方以群体姿态浮现于世。虽说各自所依的学理和具体设计不尽相同，但除了眼界特高的康有为，他们都认同在当前，西方诸国堪称理想样板，相应地，也把其报业看作效法典范。终清之世乃至民初，这些“过渡时期知识分子”又始终未能掌控政权，除了济世情怀，其想象亦需寄托。因此他们也就倾向于将西方报业想象得格外完美，将“理想报业造就理想社会”构想地愈发具象。②其中，梁启超在1901年的表述堪称典型： 报馆者，实荟萃全国人之思想言论，或大或小，或精或粗，或庄或谐，或激或随，而一绍介之于国民；故报馆者，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彼政府采其议以为政策焉，彼国民奉其言以为精神焉。故往往有今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而明日为主笔者；亦往往有今日为主笔，而明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者。(梁启超，1999：476) 虽说此类话语未必经得起逻辑考验，然而对既以“趋新崇西”为当然前提，又在从事报业的人，却仿佛既指明路径，又提供了慰藉，在这样的预设下，纵然既往对本国报业偶有顾及，也大多只能愈发自惭。直到民国初年的徐宝璜、邵飘萍，如此倾向仍有相当体现。③在这样的共识下，中国报刊又怎有资格成为被国人着意书写的主角。 但偏偏就在近代文明的发源地欧洲，爆发了空前惨烈的一战。同时，为了维护权益，提升国际地位，从战争爆发起中国就相当积极地折冲樽俎。④然而，欧洲大国虽标榜“公理战胜强权”，作为却令国人心寒。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西国”在国人眼中已再不那么仰之弥高。罗素就曾提到，他在战后访华期间，听到不少人对他讲，1914年前自己对于西方文化不甚怀疑，但及欧战起，却不能不相信它必有自己的缺陷(罗素，1924：190；转引自郑师渠，1997)。既然“西国”已不再被认为是当然的典范，那么自身的经历，对于此后的路径，也就不见得全无意义。还是以梁启超为例，自从1920年3月旅欧归来，他就反复强调，此行最大的收获，就是对中国文化的悲观情绪一扫而光，相信它可以开出新境并助益西方文化(郑师渠，1997)。 社会共识的转变，自然会促成报人去审视在普遍规律之外，“我国”报业是否还有什么应被认知的特殊之处，这就当然需要详尽地梳理它的既往。可以说，自此对本国报刊史的着意书写，才成为必要。自然，从标尺的转换到生成具体文本，通常存在延迟。所以，中国报刊史直到稍后的二十年代中期，才成为显学。以专著为例，《中国报学史》开篇就揭明该书将“专述中国报纸之发达历史及其对于中国社会文化之关系”。(戈公振，1927/1985：3)《中国本土报刊的兴起》更断言“整体而言，中国本土报刊的出现代表着世界报刊的发端”。(汪英宾，1924/2013：1)。《中国新闻发达史》虽说承认中国的报纸“到底不能和邻国的大报纸分庭抗礼”，却已算是有相当的发达。(蒋国珍，1927：46)还认定自唐绵延至清的“邸报”，可称为“世界上最古之报纸”。(蒋国珍，1927：5)。可以说，在他们那里，“中国”不只是指称的范围，更是探究的立场。放眼当时学界，它们跟几乎同时出现的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学衡派”的活动，虽说领域不同，基本立场却是相通的。 二、“营业本位”与“精神本位”：中国报刊史的书写逻辑 报刊史终究是历史，纵然预设已定，描述却要落实。既要寻出“中国”的特殊，又要阐明这些特殊值得珍重。就需要寻找既在逻辑上自洽，又为时人认可的框架。 如前所论，“中国特殊”所以能成共识，是源于国人猝然间对“西方”从崇拜转而失望。当群体心态被观感的陡变所左右，在中国报人眼里，自然会认定西方报业已问题重重，而且日趋下滑。如果本国报业也出现类似趋势，自然不足为道。既然主题先行，故已盛于西方，在中国也露苗头的“营业主义”当然饱受猜疑。还在1924年，邵飘萍就质疑“新闻事业苟欲达于理想值境域，究以何种方法经营为恰当乎？此实将来之大问题”，且坦陈“以营业本位为理想的经营方法，未免为偏于资本主义之见解也”。(邵飘萍，1924/2008：202)到了三十年代，成舍我说得就更加激愤：“现在全世界的报纸，普遍地，被压迫屈服于许多时代巨魔——资本主义和独裁统治——的淫威下，真正代表大众利益的报纸，即百不获一”。(成舍我，1932：3)而此时报界以外的知识精英，对此也颇有同感。⑤ 推论下去，如不想重蹈覆辙，中国报界必须摒弃“营业本位”和“资本主义”。然而摈弃了它们，又当以何为根本？借用戈公振的话说，既然民初以来，中国报业“商业色彩太浓，渐失指导舆论之精神，是其病也”。⑥(戈公振，1927/1985：283)再如胡政之也叹息中国报业“近年受了物质文明的熏陶，从营业、设备上，显示着很多的发展，然而精神上倒似乎不无减色”。(胡政之，1932：1)这样一来，在“营业”与“精神”两条路线间的抉择，就俨然成为中国报刊的历史主线。而且孰是孰非，在当时报人看来，根本不成问题。⑦ 三、“精神本位”下的历史图景 其实，“营业主义”虽然几近人人喊打，“资本主义”更遭到普遍抨击，但在很大程度上，论者并未就其含义达成清晰共识。⑧作为“营业本位”的对立面，而被认为应该存在的“精神本位”，也就连带着面目难清。但这恰为它被认同、被诠释，乃至被操作，创造了广阔空间。只要对西方报业，甚至是被想象的西方报业并不全然认同，就可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是在反对“营业本位”，并遵奉“精神本位”。当然也可以此为线索，来书写自己认可的“中国报刊史”。接下来，不妨以上述提到的专著与论文为例，剖析以“中国”为立场的报刊史如何成为可能。 (一)区隔中“外” 近代报刊毕竟从域外传入，如不对“外报”有效区隔，即便在史实中找到若干亮点，又何以证明它们源自本土。像郭步陶那样，完全否认外报的先导作用，甚至指责持此观点就是“数典忘祖”，未免太过牵强。(郭步陶，时间不详：31)⑨但当引入可高度活用的“精神”为叙述框架，就大可通过阐明“外报”对中国社会并无直接助益，从而彰显中国报业如有内在精神，也只是由国人践行。例如按照戈公振的说法，(外报)“虽然从文化上之全体以视，外报在我国，关于科学上之贡献，当然为吾人所承认；惜以传教为目的，是去一偶像而又立一偶像也。且流弊所及，一部分乃养成许多‘boy’式之人材，舍本逐末，为彼辈之走狗，得不偿失，无过于此。”(戈公振，1927/1985：94)蒋国珍虽然承认教会报刊确是中国报纸先驱，却又强调它们“与现在(1927年)的文化是没有什么关系了”。而“今日外商的报纸，却仍占先前的地位”只是因为“今日中国的报纸虽然已有相当的发达，但到底不能与邻国的大报纸分庭抗礼。所以外国文的报纸的生命，在短期间内，恐仍不能销声匿迹罢”。(蒋国珍，1927：46) 汪英宾的措辞则是将“报刊”和“现代报刊”区分开来。在他那里，所谓“报刊”，首先是“公众思想和舆论的解说者”(汪英宾，1924/2013：1)，这样一来，将“中国报刊”上溯到尧帝时期的口头歌谣，并将商周的博采国风、汉代的月旦之评也一并纳入，就并非格外牵强。“中国何时才有报刊”，实际上被转换成“为何在外报传入以前，中国报刊迟迟未能演化到现代报刊”。汪英宾给出的解释是，“从理论上讲，在最早发明纸张、印刷术和官方报纸的中国大地上，几个世纪以前就应该出现近代意义上的报纸，但事实上，这个进程在中国由于固有的困难，如一位中国排版工为了完成一页中文报纸的排版必须步行三英里，而没有在早期兴起。”(汪英宾，1924/2013：9)。所以，要在“外报”进入后，“具有现代新闻意义的中国本土报纸”才得以被它们“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影响或者催生了”。(汪英宾，1924/2013：16)“固有的困难”和“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当然显得含含糊糊，但所谓“几个世纪以前就应该出现”、“影响或者催生了”，表达的其实就是“中国报刊”由来有自，只是在现代化的历程中，对“外报”有所借鉴，才形成了当前的形态。戈公振对“报刊”的定义，也是侧重于首先应是“民意之代表机关”。(戈公振，1927/1985：1)他还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报纸者，报告新闻、揭载评论，定期为公众而刊行者也”。(戈公振，1927/1985：7)放在一起不难看出，前者是报刊存在的理由，后者只是其承载。而报刊史就是“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影响之学问也”。(戈公振，1927/1985：3)，“自身发达之经过”，只被看作是促使影响发生的条件。在这样的架构下，是否“发达”，当然以“影响”为首要标准，至于报刊通过怎样的传播手段，覆盖多大的范围等形式来实现这一宗旨，并不重要。 无论是戈公振的语气决绝，蒋国珍的看似持平，还是汪英宾的区别考量，叙述的结果都是“外报”之于“中国报刊”，甚至是戊戌以来兴起的“民报”，都谈不上是源头，自然被排出了历史的主轴。当然，以后世所认可的媒介史角度，如此叙述实有偏向。然而，这可能正是“中国报刊史”在当时之所需。就此而言，戈公振和汪英宾的时段设置，诚然极可能受到秦理斋的影响，但在他们那里，分期所承载的不仅是时间先后，更是脉络区隔。 (二)构造传承 区隔了“外报”，荣辱就得由国人报刊独自担当。要证明其中确有经验，就得说明它们至少曾功勋卓著。在这样的尺度下，“民报”在戊戌至辛亥期间的表现自成首选。在这个“颠覆清室、宏我汉京”(戈公振，1927/1985：146)的时期中，本国报刊的确功不可没。⑩革命造就的还是“亚洲第一共和”，拿到全世界去比，也不输于人。因此，至少在抗战以前，要书写体现“中国”立场的报刊史，势必会以此为关键节点。(11)这与《春秋》始于隐公元年，以及建国后的新闻史文本对延安时期的看重，道理并无二致。 确定了节点，便可从时间上延展，使“精神”仿佛自有传承。例如在汪英宾的叙述中，“中国本土现代报纸的兴起”就是开端于戊戌前后，“正是维新派这帮青年改革者发起了中国本土报纸首先作为引领改革并对国人从保守转向进步施加精神影响的改革运动”，(汪英宾，1924/2013：19)。他还认定“截至目前，中国报刊发展最主要的动力来自1900年武昌起义。”(汪英宾，1924/2013：20)。这一说法转引自Franklin Ohlinger在1910年的论述，所以“1900年”绝非“1911年”的笔误，当是指该年的自立军起事。庚子国变期间，举国趋新人士，咸以勤王为名行革命之实。虽说事败，却使政局和民气摆脱了戊戌政变后的沉闷。自立军的主将，正是戊戌期间的重要报人唐才常。在这样的叙事线索下，中国的报刊和报人与革命及其成功，俨然有了天然关联，可以理直气壮地认为“1911年辛亥革命主要由三股力量策动而起，即海外的爱国者，报界和公共演讲”(汪英宾，1924/2013：21)。 无论是否受到汪英宾的启发，戈公振对“兴起”和“发达”的诠释都更加具体，叙述的框架更为严整。所以他构造出的传承在时间和深度上可谓后出转精。《中国报学史》的“民报勃兴”一章，是这样来收尾的： 清初汉学最盛，详于考证，闇于经世。中叶以后，外侮频仍，人民之留心政治者，咸以振兴为事。康有为学于廖平，以通经致用为揭橥，号为维新，风靡一时。然此派实力薄弱，而视天下事太易，故其发为议论也，燏煌光怪而有余；其施于政治也，诚实恳挚而不足。殆清室徒有变法之名，无以慰人民之望，于是种族之学说起，与维新派立于对峙之地位。其纯一目的为排满，其主义以先破坏后建设为唯一之手段，章炳麟实为此派巨子。同时国粹派复取顾亭林、王船山、黄梨洲之坠简遗编而推阐之，其说乃益有根据。清廷之秉政者，既无悔祸之心，又复显满汉之界限，以激发人民种族之痛苦。卒之次说易入汉人之心，直截了当，终睹辛亥之成功。综论之，自报章之文体行，遇事畅言，意无不尽。因印刷之进化，而传布愈易，因批评之风开，而真理乃愈见，所谓自由平等博爱之学说，乃一一输入我国，而国人乃知有所谓自由、博爱、平等，故能于十余年间，颠覆清室，宏我汉京，文学之盛衰，系乎国运之隆替，不其然欤。(戈公振，1927/1985：146) 以今日眼光看去，自然相当费解。不只是用语古奥，更重要的是将“民报”在清末的表现，诠释为深受朴学影响，与现下解读范式相差太大。然而，如果不为这个大事件寻到可敬渊源，怎能有光荣而完整的“中国”报刊史。而且，“因印刷之进化，而传布愈易”，却又是再如何淡化，都无法摒除。为了“中国”的纯粹，就必须其实也只能着重渲染报人的“精神”构成。恰恰清末的政论报人多于本国学术师承有法。将他们的报人作为和其学人身份之间勾连因果，至少难以被证伪。这样一来，的确自洽地为中国报刊“寻出”了不仅光辉，而且悠长的“精神本位”。 四、“今昔之辨”：不同图景的同、异、合 被构造出的当年，自然会被用来观照当下。出自不同构造者的具体图景，也未尽相同。除开或是全景，或是片段，最大的差别莫过于对“当下”与“当年”的品评高下。具体而言，就是较之清末，中国报刊在进入民国以来，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在二、三十年代，汪英宾、蒋国珍和成舍我等人都认为报业在近年大有进步。(12)除前引胡政之，戈公振、戴季陶、张季鸾、林仲易等人却认为至少曾经有段时间是大不如前。(13)既然斯时报人出于对“营业本位”的抵触以及对西方的失望，要去寻找“中国”的“精神本位”。何以相同的动机与逻辑，会导出不同的结果？全然归结到两类人物行辈、经历的差别，似乎过于简单。 纵观“今胜于昔”的各家之言，以成舍我的表述最具说服力：民国初年的报纸，即如号称报纸最发达的上海，那时的销数占第一位的报馆，也最多不过销两三万，现在则最多已有到十四五万份一天的了。那时报纸的新闻，异常陈腐，尤以本埠新闻最腐败，一切消息，均凭所谓跑马路的访员，拉杂撰写，用复写纸一字不改，分投数报。现在则本埠新闻，竞争最烈，每一报馆辄有外勤十余人，一事发生，立时出动。(成舍我，1932：3)他还提到“极觉到最近几十年来，中国报纸，确已有很大的进步”(成舍我，1932：3)，这就涵盖了戈公振推崇的“清末”。很明显，他是将新闻的生产和传播绩效作为衡量标准。在这样的观察角度下，“当下”自然胜于“当年”。成舍我还对此做出了解释：为什么百年前的报纸，那样衰败，现今的报纸，却如此发达？这个答案极简单，就是由于科学进步的结果。有了轮转机，从前一小时印报不到一千份，现在用许多机器合并起来，一小时可以印好几百万……从前没有火车，轮船，更没有飞机，报纸发行，异常困难，现在这种困难自然也一律消灭了。这就是科学发达影响报纸的实例。欧美如此，中国科学发达的速度，虽远不及欧美，然此种倾向，实在也异常明显。(成舍我，1932：2-3)由此推论，不管报刊报人是否有意干预社会，自身发展就足以增大他们的社会影响。 恰成对比，戈公振对“民初以来”却痛心疾首：“舍一部分杂志外，其精神远逊于清末。盖有为之记者，非进而为官，即退而为产业所化。故政治革命迄未成功，国家窳败日益加甚。”(戈公振，1927/1985：158)在他看来，清末民初“一为报纸以捐款而创办，非为谋利为目的；一为报纸有鲜明之主张，能聚精会神以赴之。斯二者，乃报纸之正轨，而今日所不多觏者也。”(戈公振，1927/1985：158)其实既然在他那里，清末民初已被认定为“民报”的巅峰，其他时段与之相比已高下预判。实际上，是已认定了“正轨”和“退步”，“斯二者”才被提炼出来作为兴衰之据。从逻辑上看当然是因果归因。但在相当具体的“当年”景象中，本国确实出现过“报纸之正规”，而且还源自本国学术正统。那么，当下的报人又有什么理由不因耻生勇，回归到这个完全“中国”的“精神本位”？而在戈公振的描叙中，报人们也正在这样去做。所以在“欧战”以后，“报界思想之进步”成就了“内则有所谓废督裁兵之主张，对外则有所谓废除不平等条约之论调”，“苟循斯途以进行，则去中华民族自决之期不远矣。”(戈公振，1927/1985：283-284)。单就文本而言，一个既找出了中国的特殊，其特殊又弥足珍贵的，而且这种特殊也开始被重视的，既具象又完整的中国报刊史图景，在戈公振的书写中得以完成。 对比成舍我和戈公振的考量角度，不难看出维度的侧重和淡化恰成对比，但各自都将叙事的脉络用到了极致。这也正可以解释为何《中国本土报刊的兴起》在叙述民国以来情形时，显得有些后继乏力。在汪英宾看来，中国报业进入民国以后就进入了“完全意义的现代化报业阶段”。(汪英宾，1924/2013：21)。“袁世凯称帝以及后来张勋复辟的失败，学生运动节节成功，安福系、梁士诒内阁和其他很多军阀执政者的倒台都归功于现代报刊的巨大力量。尽管军阀势力依然形成可怕的混战局面，然后最终证明口诛笔伐的力量胜过枪炮的威力。”(汪英宾，1924/2013：21)所以“关于中国过去二十年本土报纸进步的任何评价，都充满着希望。”(汪英宾，1924/2013：21)。仿佛也言之有据。然而无论如何翻覆，这些事件都从属于民国即立，法统仍存这一既有前提。既然仍要以报业对政局的影响为标尺，凭此又何能证明报业在“当下”的业绩胜过“当年”的“颠覆清室，宏我汉京”？叙事的自洽不免颇有折扣。 而正是基于构造出的不同图景，成舍我和戈公振对“将来”开出了差异的规划。成舍我认定所有权才是根本，主张“未来的中国报纸，他应该受民众和读者的控制。他的主权，应该为全体工作人员，无论知识劳动或筋肉劳动者所共有。”(成舍我，1932：9)戈公振则强调报人内在精神的提升，要“做人民的代表”，“看着国家的利益，比个人或一个团体的利益还重要”。(戈公振，1930：附录14)其实，个中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正源自预设相同。“营业本位”和相对应的“精神本位”的内涵模糊，反而可以兼容不尽相同的诠释。放在今日学理下看，综合戈公振和成舍我的见解，也确能较有效地抑制“营业本位”这个虽说认知含糊，却确实存在之物。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不同人物基于“中国”立场，对“中国报刊史”的审视和构造，恰如盲人摸象，虽各有其偏却确有所获，而且拼合起来也几近完整。甚至可以说，也许唯有将考察的偏向用到极致，才更可能做到得其一端。 从更宏观的层次看，在此时，认定“中国”的特殊，又往往与承认学理的普适并行不悖。即如戈公振，也在1929年承认“据我所观察，世界报纸进化的趋势，综括起来，大约分为三种，第一是平民化，第二是专门化，第三是合作化，这皆是于我国报纸改良上很可取法的。”(戈公振，1930：附录1)与之对应，以“科学的新闻学”自期的萨空了，虽坚信“中国是世界的一环，又是一个没落的国家。报纸在中国又是一个后起的事业，报纸在中国的发展，多半是向世界各国学习而展开，自不会不同于世界报纸发展的规律”，却也得借助对历史的梳理，来印证自身框架在中国情境下的合理性。(14)纵观此后国人的新闻学论著，几乎都是兼顾“中国”与“新闻学”这两个维度，只不过轻重处理有所不同。就此而言，“中国报刊史”为“中国新闻学”带来的不止是知识扩展，还有立场嵌入。 通过上述考察，大致呈现了彼时“中国报刊史”，何以又如何成为一时显学。顺着此番思考，也就不难理解此后它几经盛衰。实际上，这也正体现了彼时的学人、学界，乃至国人，在多大程度上以“中国特殊”为当然预设。或许这也是透视中国新闻学，以至各种“中国”学术面目源流的一个可行角度吧。 ①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内，截至全面抗战爆发，其他论及中国报业历史的论著至少还有邵飘萍著《新闻学总论》(1924)(第六章新闻纸进化之史略、第八章我国新闻事业之现状)，张静庐著《中国的新闻纸》(1929)、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1932)，郭步陶著《本国新闻事业》(1934)，胡道静著《上海新闻事业史之发展》(1935)等。以及黄天鹏编辑《新闻学名论集》(1929)所收集之黄天鹏：《新闻运动的回顾》；黄天鹏编辑《新闻学论文集》(1930)所收之汪英宾：《中国报业应有之觉悟》、周孝庵：《中国最近之新闻事业》、戴季陶：《新闻学之实际运用》、胡仲持：《上海的新闻界》：黄天鹏编：《报学丛刊》(1930)所收之新史氏：《中国报界近百年大事记》、王小隐：《中国新闻界之进步观》、黄粱梦：《报刊副刊之今昔观》；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编：《新闻学研究》(1932)所收之成舍我：《中国报纸之将来》、张季鸾：《诸君为什么想做新闻记者》、林仲易：《谈几个改良报业的实际问题》；《报学季刊》(1935)所收之平在：《中国官音白话报》、桐香：《政论时代的名记者》、蒋荫恩：《中国画报的检讨》、何昶旭：《广州市新闻报纸的总检阅》等论文。 ②梁启超对此的看法，可参见朱至刚的《试论文人论政的流变—以报人的自我期许为中心》一文(《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3期)。这里对严复略加探讨，他在《〈国闻报〉缘起》中，将本报“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的编辑方针，解释为“略仿英国泰晤士报之例”，接着又说“阅兹报者，观于一国之事，苟足以通上下之情；观于各国之事，则足以通中外之情，上下之情通，而后人不自私其私利；中外之情通，而后国不敢自私其治。人不自私其利，则积一人之智力以为一群之智力，而吾之群强；国不自私其治，则取各国之政教以为一国之政教，而吾之国强。”(戈公振，1985：119-121)可见在他看来，这是如他想象中《泰晤士报》的报刊的自然结果。 ③据笔者统计，在徐宝璜所著《新闻学》中，至少有9次，将“美国”、“欧美”等一组与“我国”、“吾国”等一组，出现在同一节，甚至同一段落。对照之下，褒贬相当明显。邵飘萍在《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中，至少13次将“我国新闻业/报业”与“幼稚”联用，其中至少4次是明确地以外国同行为参照系数。当然，他们的比较是侧重报业的规模和操作，已不像当年的梁启超那样含有鲜明的价值判断。 ④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内，至少徐国琦先生在《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中，对此论述甚详。 ⑤例如戴季陶在《新闻学实际之应用》(1929)指责“日本新闻界，已成尾大不掉之势……记者明知谣言而硬造之，报纸明知谣言而硬登之，阅者明知谣言亦不得不随喜之……胡展堂先生谈巴黎报纸，真是气死人，国计民生，漠不相关，描写不相干的事物，如某要人的一只鞋子是某商店买的，如何漂亮，不惜笔墨，重要的话反弃而不取。”(黄天鹏，1929：124，185) ⑥戈公振(1985：283)在《新闻教育的目的》(1930年前)又强调“只注意职业的养成，不仅是不能使学生得着精神上的知识，而且于他们有害，这种营业色彩不去，理想的记者不会有。”直到1932年，他才在《报业商业化之前途》中认可“也只有报纸的商业化是中国报纸的出路”。(戈公振，1932：152)但是作为盈利模式的商业化，跟作为根本取向的“营业本位”，还是存在明显差别。 ⑦除前引各家，据笔者对《新闻学研究》(1932)《新闻学论集》(黄天鹏编，1929)、《报学月刊》(黄天鹏编，现仅存1929年所出第三期)、《报学季刊》(申时通讯社编，现仅存1935年所出第3、4期)所收录文章的梳理，至少还有吴天生、黄天鹏、邵力子等人明确表达了对“营业本位”或“商业化”的不满，或是对报业应首先代表民意的观点。 ⑧《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特刊《新年的梦想》刊出142位各界人士的应征来稿，它们曾被郑大华、谭庆辉引用说明在当时的知识界，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和对资本主义的反感是普遍风气。(郑大华、谭庆辉，2008：44-58)但所载论说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却不尽相同。如郁达夫就产权着眼，认为将来的中国，“可以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上的压迫，人人都没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财产。查士元的描叙更感性化“未来的中国的政府，是客观的，是没有主观也不受任何思想之反对任何感情之激励。有这样一个健全的社会对资本主义，当然是一个不接受对帝国主义，当然是一个不屈服”。严灵峰则从可能造成的社会结果，来圈定何谓“资本主义”：“在最近的将来中国社会内部的生产力-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将在相当时期之内，有若干限度的发展。这种发展必然要依靠外资的加入，至于结果，将使中国更加屈服于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仅从以上所列，已能看到他们是将这两个名词当作既有观念，近于默会地使用。(1933：3，5，6，16，21，37) ⑨郭步陶：《本国新闻事业》，上海市私立申报新闻函授学校讲义，未印年份，但从书中内容，可推定应在1932年-1934年间。 ⑩再如梁启超(1912：2508)在《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中也认为“去秋武汉起义，不数月而国休丕变，成功之速，殆为中外古今所未有……问其何以能如是？则报馆鼓吹之功最高，此天下公言也。” (11)除前引戈、郭、蒋所著，具体情况还可参见张静庐在《中国的新闻纸》(1928)、胡道静在《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1935)以及任白涛(1941)在《综合新闻学》中对“随军记者”的论述等著述。 (12)例如蒋国珍(1927：53)认为“中国报纸在一九一一的改造期中，有更进一步的进化”，并以此作为描叙“共和以后的中国报纸”的基调。 (13)戴季陶对此的看法是“中国新闻事业，已有数十年历史，弄得一团糟，无进步。”(黄天鹏，1929：124，185)张季鸾在《诸君为什么想做新闻记者》中，是这样讲的“因为眼看中国报界，只有犹太式但求赚钱冰凉冰凉的报才能发达，又因为中国一般统治者，太漠视报业，一面一部分，报界的人又往往实在有受人轻蔑之理由，为出这一口闷气，所以我和吴前溪胡政之君等几个人，又在天津办了这几年报，现在还办着。至于救世济人，万分说不上了”。(张季鸾，1932：5)从日本返国的林仲易，看法也较为类似“我们现在可以下个批评，这几年报纸比起从前，形式上，技术上，乃至种种物质方面，都可以说有进步，而精神上大不如前。”(林仲易，1932：1) (14)再如任白涛非常强调要写“具有组织的体系的综合新闻学”。(1941：3)为了彰显社会科学的面向，并未就任何国家的新闻业做专门描叙。但在各个论述部分中，还是大量引用了中国报刊的史实作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