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部经济及其在我国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在我国论文,总部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总部经济”概念
最近几年，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出现了两种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一种现象是一批企业，特别是一批民营企业集团，由欠发达地区向中心城市“迁都”。“东方希望”、“春兰”、“雅戈尔”、“杉杉”等将公司总部迁往上海；山东“浪潮”、山西“经纬纺机”、湖南长沙“远大”等将总部迁往北京；“乐百氏”、“健力宝”、“今日”等将总部迁到广州；“科龙”将总部迁往香港；“二汽”将总部从十堰迁到武汉；浙江“吉利”总部从台州迁到杭州，等等。另一种现象是一批企业将“生产基地”从中心城市向郊区县甚至外地迁移，却把企业总部，包括销售、研发等部门依然留在城区范围。北京二环、三环内一批制造业企业迁往郊区县。上海同样有将原来在市区的制造业企业迁往郊区县甚至扛浙的现象。两种现象虽然不同，但反映了同一种趋势——总部与加工基地不断分离，这实际上是一种在信息经济时代企业资源配置的一种新方式、新动向。由此而产生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按照这种模式进行分离的企业，而且会对区域经济，特别是中心城市的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为众多企业总部的聚集，不但对中心城市的经济结构、就业结构、城市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而且会对城市的空间规划、政策体系、环境建设等提出新的要求。因此，有必要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概念，来描述这一新的经济形态和经济现象。笔者将其称为“总部经济”。
什么是总部经济，现有经济学没有定义。笔者认为，所谓“总部经济”，是指某区域由于特有的资源优势吸引企业将总部在该区域集群布局，将生产制造基地布局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其他地区，从而使企业价值链与区域资源实现最优空间耦合，以及由此对该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种经济形态。①
“三赢模型”：总部经济产生的内在机制分析
笔者提出“总部经济”概念，但并不认为总部经济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概念，而是一个有待于探讨和形成的经济理论。笔者试图用“三赢模型”来揭示总部经济形成的内在规律。
这一模型基于以下三个条件“假设”：一是信息经济较充分发展。网络及新的通讯手段的普及，使得企业内部信息传递和组织成本大大降低，企业有条件实现内部不同组织的空间分离。二是企业在发展中对于战略资源的需求地位上升。随着企业规模扩大和市场竞争加剧，对于战略资源（信息、高级人才等）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而且这类战略资源不能由常规资源（产品生产制造过程中需要的土地、能源、材料以及一般加工工人等）完全替代。三是在发展水平差异比较大的不同区域之间，两类资源的禀赋差异很大，取得的成本差异很大。② 在发达的中心城市，战略资源密集、成本低，常规资源稀缺、成本高；在欠发达地区，常规资源密集、成本低，战略资源稀缺、成本高。
基于上述条件假设，笔者认为，在信息技术较为发达的今天，如果企业依然按照传统模式进行布局，即企业将总部和生产加工基地布局在一起，无论布局在发达的中心城市，还是布局在欠发达地区，都不能实现企业资源的最优配置：如果布局在发达的中心城市，由于战略资源密集，企业可以用较低的价格取得战略资源，但是，由于城市的发展，使得常规资源变得稀缺，企业取得常规资源的成本提高，比如，一般来说，中心城市土地价格高、环境成本高、人工工资高，等等；如果布局在欠发达地区，情形正好相反。在欠发达地区，尽管对于常规资源的取得其成本相对较低，但由于战略资源稀缺，企业要取得同样的战略资源，不得不支付较之中心城市高得多的成本，甚至某些资源即使愿意付出高一些的成本也难以取得。
如果企业按照总部经济的模式进行空间布局，把总部布局在发达的中心城市，而将生产加工基地布局在欠发达地区，由此使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价格取得中心城市的战略资源和欠发达地区的常规资源——实现了两个不同区域最优势的资源在同一个企业的集中配置——企业由于将“总部—加工基地”在一个区域布局而支付了高昂的“机会成本”所“损失”掉的那部分企业“利润”被“释放”出来，这种由于降低了“机会成本”而被获得的“利润”正是总部经济的“收益”所在。不但能够使企业取得在原有布局模式下难以取得的资源优势，实现资源配置综合成本最低化，而且使得总部所在的中心城市密集的人才、信息、技术等资源得到最充分的效能释放，使得加工基地所在的欠发达地区密集的制造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因此，总部经济是一种能够实现企业、总部所在区域、生产加工基地所在区域“三方”利益都得到增进的经济形态。所以，笔者将总部经济模型称为“三赢模型”。
总部经济的经济效应
通过对于总部密集的区域的调研和理论概括，笔者认为中心城市发展总部经济至少可以为区域发展带来“五种效应”。
一是“税收贡献效应”。总部对所在区域的税收贡献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的税收贡献效应。无论采取哪种组织方式，总部如果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都要向总部所在地方上缴所得税，在我国现行税率之下一般为33％。如果企业采取“公司—分厂”组织形式，企业的增值税、所得税、营业税以及城建税、教育附加等一般也要在企业注册地，即总部所在地上缴。二是企业总部员工的个人税收贡献效应。在总部工作的高级白领，其丰厚的个人收入，必然要通过个人所得税形式为总部所在区域经济做出贡献。
二是“产业乘数效应”。制造业总部所在的区域，知识型服务业往往都比较发达，形成为制造业总部服务的知识型服务业产业链：由通信、网络、传媒、咨询等组成的信息服务业：由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基金、租赁等组成的金融服务业；由会计、审计、评估、法律服务等组成的中介服务业；由教育培训、会议展览、国际商务、现代物流等组成的新型服务业。实证研究表明，一个制造业跨国公司总部向一个区域迁移，都会带动几个、甚至是十几个与其有紧密业务关联的知识型服务公司随之迁移。与此同时，总部经济所带动的商务写字楼、房地产等城市投资对中心城市的增长贡献也是很大的。通过制造业总部的这种“乘数效应”可以扩大一个区域的经济总量，提升第三产业结构水平，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
三是“消费带动效应”。总部对所在区域的消费带动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总部的商务活动、研发活动以及保障商务活动和研发活动所必需的各种配套消费；另一方面是总部高级白领的个人生活消费，包括住宅、交通、子女教育、健身、旅游、购物等，这种消费对于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四是“劳动就业效应”。总部经济的发展本身会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的智力人才优势，带来大量高智力就业岗位。同时，通过产业乘数效应，带动第三产业，包括知识型服务和一般型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就业岗位。
五是“社会资本效应”。一个区域聚集了大批的企业总部，说明这个区域的商务环境、综合环境比较优越，无形之中能够提升这个地区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国际地位，促使这个区域的地产升值。同时，总部经济加速知识型人才的培养与再造，多元文化的融合与互动，加快这个城市的国际化步伐。
总部经济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总部经济概念虽然是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实践中提炼、升华和概括出来的，但是，这一理论概念一旦提出，便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新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第一，总部经济为区域之间进行合理的分工与合作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思路。持续增长20多年的中国经济，正在寻找新的发展动力。我国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地区在经济上整合的广度和深度。总部经济为企业通过内部的高效率的行政系统取代市场交易成本，整合经济资源，激活经济存量，避免区域经济冲突，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在总部经济模式下，通过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而形成产业链。总部在中心城市，周边形成产业集群，进而将资源有效整合起来，中心城市和周边地区把各自的资源优势发挥出来，实现了双赢，变水平的恶性竞争为垂直价值链不同区段上的友好合作。这种经济现象在我国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初现端倪，并且已经初步展现了这种经济形态的强大威力。“珠三角”的起飞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香港与珠江三角洲之间形成的“总部—加工基地”区域经济合作关系。“长三角”则以上海为地
区总部，以江、浙等为制造业密集的腹地为基地，形成产业链，由此使整个区域很快发展起来。“珠三角”、“长三角”总部经济的发展经验，将为包括环渤海区域在内的其他区域加强区域合作提供典范和经验借鉴。
第二，总部经济理论有助于东部与西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合作。从全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层面来看，自2001年，党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以来，国家向中西部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人才和政策支援，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总部经济的思路有利于促进东中西部协调发展。总部经济纠正了目前西部开发中存在的某些认识误区。鉴于西部地区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如果采用传统的思路，争夺完整项目，主张企业所有经济活动局限在西部，那么在与东部的竞争中，无疑会处于劣势。总部经济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走出争夺完整项目和企业的误区，根据区域资源实际，主动做好配套、加工、积累经济实力培育产业环境。
第三，总部经济为大城市实现新一轮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提供了新的机遇。对发达国家一些大城市的经济发展的研究表明，这些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一个共同的课题：随着传统制造业的梯度转移，如何保持城市的持续发展和繁荣。美国学者J·O·威勒分析了美国20座大城市的资料，发现有60％的城市在制造业转移出去之后，保持了持续繁荣的局面，主要原因是城市实现了产业服务化和总部化，也有学者称之为“逆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目前正在实现这种城市转型，不但表现为三产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而且出现总部聚集的趋势。如果这些城市能够抓住机遇，明确把发展总部经济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在吸引总部资源方面取得应有的份额，不但能够使总部经济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而且能够成为推动城市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动力引擎”，加快进入国际化大都市的进程。
第四，总部经济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推动了应用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在新科技浪潮和信息化革命的背景下，资源配置方式及企业组织结构都正发生着深刻变革，这种变革对企业运营和区域发展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认识这种新的经济形态及其影响需要新的理论。总部经济这一概念正是基于这种背景而提出的。总部经济是在有效融合企业价值链理论和区域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建立的一种全新的理论体系。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总部经济理论的提出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推动了应用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
我国总部经济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总部经济形态在我国早已存在，其发展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建设地区总部和90年代中后期大企业集团将总部向中心城市迁移。随着我国加入WTO之后对外开放进程的进一步加深，特别是“总部经济”理论的提出，我国总部经济将进入快速、全面发展阶段。跨国公司的区域总部或部分功能的全球性总部（如全球性研发中心等）加快向中国转移，越来越多的国内各种大型企业集团也纷纷向中心城市“迁移总部”。
（一）总部经济的发展现状
中心城市已经形成总部经济的空间聚集形态，如北京CBD、上海陆家嘴、香港中环区、广州东山区等，这些总部经济集聚区也已成为中心城市的重要增长极。截至2003年7月底，经商务部认定的在北京设立地区总部的跨国公司有24家，在上海设立地区总部的跨国公司有41家。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香港以外注册公司驻港的地区总部共有948家，驻港的地区办事处则有2171家。③ 企业总部在中心城市的聚集已成为拉动中心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总部经济的五大效应已经开始初步体现出来。如广州的东山区，2001年总部设在东山区的公司、企业共有609家，这些总部企业创造的利润达101亿元，占全区企业利润的70％左右，全区前20位的地税大户都是大企业、集团总部企业。④
总部经济得到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已经成为诸多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随着“总部经济”概念的提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青岛、济南、武汉、大连、沈阳、厦门、重庆等国内大城市都纷纷明确提出发展总部经济的战略，特别是北京已将发展“总部经济”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同时，各大城市都积极建设各种类型的总部基地，如上海陆家嘴、广州东山区、重庆解放碑地区、深圳福田区等，仅在北京市内，就已形成朝阳区CBD、中关村西区高科技商务区、西二环金融商务区、丰台总部基地四大发展总部经济的基地，宣武、顺义、 崇文等其他区县也先后开始规划建设不同特色的总部聚集区或特色商务区。
（二）总部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对“总部经济”认识存在某些误区。
“总部经济”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目前对其概念还存在某些认识误区。一方面，泛化了总部经济的概念，将“总部经济”理解为“总部地产经济”，认为建设总部大楼就是发展总部经济了，借总部经济炒作房地产项目成为部分企业家获取经济利益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对总部经济理解过于简单化，有些城市在不具备发展总部经济的条件的情况下，也提出总部经济发展战略。总部经济是一种占据产业链高端的智力型经济形态，其发展需要高素质的人才和科教资源、便捷的交通和信息网络体系、完善的服务支撑体系等的配套支持。城市发展总部经济，吸引企业总部入驻，不单纯是总部大楼的建设，更重要的是吸引总部入驻的软硬环境建设。
2.政府对总部经济发展的宏观指导和空间规划有待加强。
全国各地对总部资源的争夺日益激烈，竞相提出吸引企业总部入驻，发展总部经济的战略，如北京、上海、广州等。这种对总部资源的争夺是市场条件下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正常竞争，在一定程度内是有益的，但是从政府全局来看，对总部经济发展缺乏统一的空间规划，将导致过分的竞争，不利于形成城市合力，甚至容易造成一定的资源浪费。因此，政府对总部经济发展的宏观指导和空间规划还有待加强，要从整体上进行统一规划，处理好总部集群布局与分散布局的关系。
3.总部经济发展存在产业定位和功能定位趋同现象。
目前我国总部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在各种总部基地的建设上。各大城市在建设总部基地的过程中，对总部基地的产业定位和功能定位存在雷同现象。发展总部经济的产业定位应该根据区域本身的产业基础和产业环境进行合理定位。如美国，底特律集中汽车零部件企业总部；纽约集中金融、保险、公关服务等企业总部；洛杉矶集中影视文化企业总部；硅谷集中电子信息企业总部等等。我国目前总部经济的发展还没有形成行业总部集聚的格局，对行业总部的定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引导。在功能定位上各地区都集中在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国内大企业集团总部，并没有结合区域的比较优势从总部的研发中心、营运中心、采购中心等不同功能入手进行合理定位。
4.企业迁移总部面临着“退出”和“进入”两大障碍。
总部经济作为新经济条件下企业布局的一种内在要求，必然存在总部聚集的过程，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将面临着诸多障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企业在迁出原地时面临着如何协调与原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的问题。有能力“迁移总部”的企业一般都是当地的纳税大户，这样一个“财政支柱”的迁址绝对不是简单的企业行为，它的去留关乎当地民生的兴衰。企业迁移总部后，必将使原有产值、利税分流到新的企业总部所在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原来地方的经济实力。而且，我国各地方把GDP、税收等经济指标作为政府官员业绩考核的重要标准，这就使得地方政府可能采取种种措施来阻挠企业迁移总部。第二，企业总部进入也面临着一些障碍。企业“迁移总部”一般是从小城市向大城市迁移，居高不下的安家费让许多有“迁移总部”意向的企业望而却步。同时，企业“迁移总部”后，商务开发成本的相对提高是不可避免的，在短期内将导致企业利润空间缩减，有可能产生投资失败的局面。此外，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也是企业迁移必然遭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
注释：
① 赵弘：《总部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② 萨乌什金：《经济地理学：历史、理论、方法和实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23页。
③ 魏后凯：《关于将北京建设成为国际管理控制中心的建议》，《首都经济》2003年第8期。
④ 林文俏：《发展总部经济阔步走向国际》，《南方都市报》2003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