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边防战略思想的发展及其主要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汉论文,边防论文,主要特征论文,战略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两汉时期，疆域辽阔，汉廷与周边的关系，既有友好往来，也有兵戎相见。汉王朝为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安全，防备外来侵犯，对边防问题高度重视。不少政治家、军事家针对不同的政治经济形势，审时度势，在丰富多彩的军事实践中，曾提出或运用过许多具有时代特征的边防战略思想。对此，学界以往缺乏系统研究。本文拟将两汉400余年的历程分为四个阶段，试图勾勒出一个大致的发展轨迹，并分别就不同阶段的边防战略思想及其主要特征，做一简要论列。
一
西汉立国之初，由于经过长期战争，整个社会“满目疮痍”，经济遭受极大破坏，人口锐减，国库空虚，而且随后的政治形势也相当严峻。如诸侯王各自拥有大片封地，手握重兵，实力日趋强大，甚至“自为法令，拟于天子”，（注：《史记》卷118《淮南衡山列传》。）与中央形成尖锐的矛盾。再就是汉廷的边境受到异族威胁。南方各族，在秦亡之后，赵佗乘中原战乱之机，割地自立。北边的匈奴，雄据一方，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注：《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并虎视汉廷边境，入侵燕、代之地。
面对上述形势，汉初统治者在“黄老学说”的指导下，“与民休息”，集中精力恢复经济，稳定政局。经济上奖励农耕，减轻租赋等；政治上先后打击异姓王，削弱同姓王，确保安定统一。与此同时，在边防上，则奉行南抚北守、以防为主的战略思想。
规劝赵佗，安抚南越，这是汉初的重要思想导向。据载：“时中国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陆）贾因说佗曰：‘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天子闻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诛暴逆，将相欲移兵而诛王，天子怜百姓新劳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令称臣奉汉约”。（注：《汉书》卷43《陆贾传》。 ）“使和辑百粤，毋为南边害，与长沙接境。”然高后时，“有司请禁粤关市铁器……于是佗乃自号为南武帝，发兵攻长沙边，败数县焉”。文帝即位后，对南越赵佗，又采取安抚政策：“为佗亲冢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召其从昆弟，尊官厚赐宠之。”并再次派陆贾持诏书出使南越，劝谕赵佗去掉帝号，使其“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奉贡职”。（注：《汉书》卷95《两粤传》。）此后，直到汉景帝时期，赵氏仍然“称臣遣使入朝请”，和汉廷保持和睦关系。
严守北境，防备匈奴，是当时汉廷关注的又一重点所在。自高祖刘邦“白登之围”后，汉廷深感军事实力暂时无法与匈奴争锋，因此对匈奴采取了忍辱、退让政策，多以“和亲”、“开放关市”来换取北境的暂时安宁。文帝还遣使给匈奴书曰：“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之内冠带之室，朕也制之。”（注：《汉书》卷94《匈奴传》。）希望双方受“和亲”约束。但“冒顿寝矫”，“暴害滋甚”，仍然经常南下，扰掠中原。于是，汉廷为坚守北境，多次开展了对匈奴的防御战争。例如：汉文帝三年（前177）五月，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攻掠上郡，杀戮人民。汉派丞相灌婴发车骑8.5万到上郡高奴抗击右贤王。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冬，老上单于率领14万骑南向，入朝那、萧关，攻占北地郡，斩杀都尉孙卬，大肆掳掠人口和牲畜，兵锋直逼京师。面对匈奴的大举进犯，文帝命昌侯卢卿、宁侯魏遨、隆虑侯周灶等为将军，各率兵万人，分别驻守在长安的西、北面以及上郡、北地、陇西三郡。又命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率车骑千乘、骑兵10万，驻守渭北加强防御。文帝后元元年（前163）冬，军臣单于出动6万骑兵，进犯上郡、云中等郡，“杀略甚众”。执警烽火传到长安后，文帝任命令勉、苏意、张武分别率军抵达飞孤、句注和北地进行防守，使匈奴远遁边塞。（注：以上均见《汉书》卷94《匈奴传》及《汉书》各本纪。）可见，面对匈奴的进犯，汉廷根据有限的财力和兵力，进行了几次重大的防御战争，但只是“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注：《汉书》卷4《文帝纪》。）都是“逐出塞即还”，无力反攻。
在对匈奴进行防御战争的过程中，当时汉廷有许多政治家、思想家纷纷提出富国强兵、以御匈奴的主张。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主要特点：
（一）积粟输边。贾谊在给汉文帝上书时强调：“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国有积贮，“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若国无积贮，“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而要使国家有积贮，就必须“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注：《贾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晁错在向文帝上书时也强调了“守边备塞，劝农为本”、“贵粟”与“务农”的主张，并提出了具体方法：“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粟，农民有钱，粟有所渫。”“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注：《汉书》卷24《食货志》上。）通过务农积谷、“入粟拜爵”的手段，达到积粟实边、加强边防物资基础之目的，这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思想，因而被文帝采纳实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二）移民实边。为防御匈奴，晁错还向文帝提出徙民实边的建议：“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其势易以扰乱边竟（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人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徙民实边，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俘虏之患，利施后世，名称圣明”。（注：《汉书》卷49《晁错传》。）其办法是：(1)在边塞“要害之处，通川之道”，建立城邑，每个城邑安置移民“毋下千家”。(2)对徙边的移民，要“先为室屋，具田器”，提供居住及生产条件。(3)愿意徙边的移民，凡有罪者，免其罪；无罪者，“赐高爵，复其家”，而免除赋役。(4)对初迁的移民，“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等等。晁错的这些建议被采纳后，“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注：《汉书》卷49《晁错传》。）不仅有助于加强边境的防御力量，而且对安定社会秩序也是有利的。
（三）选将、练兵。治兵之要，“教戒为先”，准备打仗，必须提高官兵的政治素质和战斗能力。晁错在向汉文帝言兵事时，非常强调选将、练兵的重要性。他说：“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又云：“臣闻用兵，临战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习，三曰器用利……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弗及，避难不毕，前击后解，与金鼓之指相失，此不习勒卒之过也，百不当十。兵不完利，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袒裼同；弩不可及远，与短兵同；射不能中，与无矢同；中不能入，与无镞同；此将不省兵之祸也，五不当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四者，兵之至要也。”晁错在分析匈奴与汉军的优劣、长短后又指出：“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陛下又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众寡之计，以一击十之术也”。为更好地反击匈奴，他还建议要用降胡、蛮夷为兵，认为：“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省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注：《汉书》卷49《晁错传》。）
西汉前期，汉廷采用南抚北守、以防为主的边防战略，若从军事上看，是消极的，因为这种单纯的“安抚”、“防御”，往往造成被动挨打。但从总体上看，却有其积极一面，体现了无为政治和与民休息的治国方针，特别是对匈奴实行“和亲”与防御交互运用，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发展经济，也赢得了积蓄力量的空间，为此后汉廷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做了必要的准备。
二
通过汉初几十年的积蓄，至汉武帝即位之初，“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朽不可食”。（注：《汉书》卷24《食货志上》。）同时，封国势力相继削弱，内患得到消除，中央集权统治进一步稳定，汉王朝的综合国力空前强大。所有这些，都为消极防御转入主动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元光二年（前133），武帝诏问公卿曰：“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盗亡已。边境被害，朕甚悯之。今欲举兵攻之，如何？”（注：《汉书》卷6《武帝纪》。）此后又多次诏曰：“夷蛮无义，所以来久。间者匈奴数寇边境，故遣将抚师。”“今中国统一，北地未安，朕甚悼之。”（注：《汉书》卷6《武帝纪》。）还说：“汉家诸事草创，加以四夷侵凌中国，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注：《资治通鉴》卷22。）汉武帝的战略反攻思想，本来在这些诏令中已说得很清楚，但这一决策思想的提出，并末使所有的大臣一时都能接受。于是在臣僚中出现了“主战”与“言和”之间的激烈争论。
大行王恢力主反击匈奴。他说：“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背约，不如勿许，举兵击之。”“今以陛下之威，海内为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边守塞，转粟挽输，以为之备，然匈奴侵盗不已者，无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窃以为击之便……夫匈奴独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国之盛，万倍之资，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犹以强弩射且溃之痈也，必不留行矣。”（注：《汉书》卷52《韩安国传》。）
但御史大夫韩安国则主张“和亲”，认为不击匈奴为便。他说：“千里而战，即兵不获利。今匈奴负戎马足，怀鸟兽心，迁徙鸟集，难得而制。得其地不足为广，有其众不足为强，自上古弗属。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虏以全制其敝，势必危殆。臣故以为不如和亲。”“臣闻高皇帝尝困于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数所。平城之饥，七日不食……故乃遣刘敬奉金千斤，以结和亲，至今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尝一拥天下之精兵聚之广武常谿，然终无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无不忧者。孝文寤于兵之不可宿，故复合和亲之约。此二圣之迹，足以为效矣。臣窃以为勿击便。”又云：“且匈奴，轻疾悍极之兵也，至如飙风，去如收电，畜牧为业，弧弓射猎，逐兽随草，居处无常，难得而制。”“今将卷甲轻举，深入长驱，难以为功；从行则迫胁，衡行则中绝，疾则粮乏，徐则后利，不至千里，人马乏食……”（注：《汉书》卷52《韩安国传》。）
由此可见，在对匈奴的和、战问题上，建元末、元光初年间，大臣们的思想交锋相当激烈。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是由于双方对战争本身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态度所致。“主战”的王恢，从维护华夏主权的利益出发，充分肯定战争的意义。“言和”的韩安国，对战争的认识和态度则完全不同，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衡量以上两种观点，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采纳、支持了王恢的建议，最终确定了“主力伐胡，开拓边疆”的战略思想和重大决策。
为贯彻主力伐胡的战略决策，汉武帝首先对匈奴组织了多次反攻战。作战的正面战场，东起辽东右北平，沿长城，西至天山车师；纵深从河套越阴山，直达大漠以北。从元光六年（前129）至征和三年（前90），前后延续近40年之久。先后投入的兵力近百万之多，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当时，重大的战略反攻达11次以上，其中决定性的大战有三次：元朔二年（前127），派将军卫青率兵出云中以西，打败匈奴的白羊王、楼烦王，收复了河套以南地区；元狩二年（前121），派将军霍去病等从陇西出击，击败右贤王主力，横扫匈奴在河西的势力，开辟通往西域的道路；元狩四年（前119）由卫青、霍去病各率5万骑兵，分道深入漠北，歼灭了匈奴的有生力量。从此，“匈奴远循，而漠南无王庭”。（注：《汉书》卷94《匈奴传》。）
在主力伐胡的同时，汉武帝又大力从事边疆的开拓与开发，主要表现在：积极经营西域，征楼兰、伐大宛；派唐蒙通夜郎，开发西南；平定南越、闽越的叛乱；镇抚西羌；对卫氏朝鲜政权开战等。经过艰苦的开边战争，将早已同中原王朝存在广泛联系的许多边疆地区，置于汉廷的管辖与治理之下，从而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发展和巩固。汉武帝开边的思想实践，来源于他的大一统理论。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这种思想在司马相如的一段话中也可得到佐证。他说：“《诗》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怀生之物有不浸润于泽者，贤君耻之。今封疆之内，冠带之伦，咸获嘉祉，糜有阙遗矣。而夷狄殊俗之国，辽绝异党之域，舟车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风犹微。内之则犯义侵礼于边境，外之则邪行横作……故北出师以讨强胡，南驰使以诮劲越，四面风德……遐迩一体，中外提福，不迹康乎？夫拯民于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继周氏之绝业，天子之急务也。”（注：《汉书》卷57《司马相如传》。）不论武帝以何种思想指导开边，在边地设立郡县，开辟交通，发展经济，改革殊俗等，当是有积极意义的。
汉武帝主力伐胡、开拓边疆的战略，虽然俟后遭到一些人的非议，特别是盐铁会议上，成为贤良文学与桑弘羊争论的焦点，（注：关于这个问题，于此不拟详述，将另撰专文讨论。）但是自昭、宣二帝在位之时直到西汉后期，汉廷的这一战略思想基本未变，突出表现在对匈奴的边备上。例如：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元帝把单于的请求交付群臣讨论，“议者皆以为便”，但熟悉边事的郎中侯应力持异议，向元帝陈述了安不忘危的12点理由。归纳其主要之点是：(1)自周秦以来，匈奴常犯边境，孝武时出师征战，攘之于漠北，在边境“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如罢备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2)今匈奴被征服，“稽首来臣”，但匈奴的本性不会改变，汉廷应该“安不忘危”。(3)中国有礼仪之教，“愚民犹尚犯禁；又何况单于能必其众不约哉！”今罢边塞守备，会使匈奴产生欺侮之心，引起纷争。(4)自武帝修筑边塞以来，有很长时间了，“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暠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论者不深思熟虑，行权宜之计，精减戍守，“十年之外，百岁之内，卒有他变”，难应作战之需。(5)如果撤戍卒，“省候望，单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汉，请求无已；小失其意，则不可测。开夷狄之隙，亏中国之固”。这样，“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蛮之长策也”。（注：详见《资治通鉴》卷29，元帝竟宁元年条。）侯应的这些陈词，是深谋远虑的备边大略，因而受到汉元帝的赞赏和肯定。
在贯彻主力伐胡、开拓边疆战略的过程中，汉王朝除了在政治、经济诸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配套举措外，还特别注意强化军队实力，做好军队的后勤保障，有如下三个显著特点：
（一）发展骑兵。为适应边防战争的需要，汉武帝在西汉前期养马业兴起的基础上，加强马政，十分重视用马装备军队，发展骑兵。当时在中央增设了“八校尉”，其中的屯骑、越骑、长水和胡骑等四校尉，都是专门为训练骑兵而设置的。同时，又设立羽林骑，选拔西北地区精于骑射的“六郡良家子”和“从军死事之子孙”充当。（注：《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这些措施，使骑兵获得了突破性发展，数量空前增多。如元封元年（前110）冬十月，汉武帝巡视边陲，曾“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千余里”。（注：《汉书》卷6《武帝纪》。）卫青、霍去病远征匈奴，曾动用过20余万骑兵出击。除了中央直辖的骑兵集团外，边郡各太守也统有不少的骑兵。《汉旧仪》说：“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烽火、追虏”。骑兵的种类有轻骑、重骑、突骑多种。说明白西汉中期后，不仅骑兵的品种、数量增多，而且骑兵的地位显著提高，成为与匈奴作战的主力。
（二）边郡军屯。为保障战时军粮不乏，汉廷在边郡实行军队屯田，以便就地筹粮，减省转输之费，并借屯军增强边防战备力量。此举开始于武帝，行之于后世历朝。赵充国在《屯田奏》中阐述军屯的战略意义时说：实行军屯，“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虏，令不得归肥饶之地，贫破其众，以成羌虏相叛之渐，二也；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时，三也；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罢骑兵以省大费，四也；至舂省甲士卒，循河湟漕谷至临羌，以示羌虏，扬威武，传世折冲之具，五也；以间暇时下所伐材，缮治邮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虏窜于风寒之地，离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胜之道，七也；亡经阻远追死伤之害，八也；内不损威武之重，外不令虏得乘间之势，九也；又无惊动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变之忧，十也；治湟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十一也；大费既省，徭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奏书的最后结论是“屯田得十二便”。屯田“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注：《汉书》卷69《赵充国传》。）对屯田的作用从理论上做了全面、深入的论述。认为开展军屯是对敌威德并行，一举两得，不仅可以节省军费，减少徭役，而且可以保护当地居民的生产，有助于加强边防力量，迫使敌军不战而溃，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三）盐铁佐边。为反击匈奴，解决财政困难，保障军费开支，汉廷实行了战时财经政策。桑弘羊提出，要想保障战争军费，必须广开财源，农商俱利，行盐铁、均输。他认为：“治家非一室，富国非一道。”（注：《盐铁论》卷1《力耕》。）除了“使民务农”，还应发展工商业。他说：“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万货，农商工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退……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故盐铁、均输，所以通委财而调缓急也。”（注：《盐铁论》卷1《本议》。）又说：“昔商君相秦也，内立法度，严刑罚，饬政教，奸伪无所容。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是以征敌伐国，攘地斥境，不赋百姓而师以赡，故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尽西河而民不苦。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费，务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有益于国，无害于人。”（注：《盐铁论》卷2《非鞅》。）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他协助汉武帝制定并实行盐铁专卖和均输平准制度，并推行以“赀以征赋”、“算缗告缗”、“租及六畜”等战时经济政策，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大量增加，为反击匈奴、统一边疆的战争提供了军费保障。
要之，由于汉武帝尊儒重法，奉行德治与法治并用、王道与霸道同施的思想路线，在边防战略的决策上有过许多重大举措。史称：“武帝情存远略，志辟四方，南诛百越，北讨强胡，西伐大宛，东并朝鲜。”（注：《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引蔡邕语。）为此，又加强马政，发展骑兵，开创军屯，兴盐铁之利等。到西汉后期，虽然由于军阵数发，造成“官民俱匮”，但是对于开拓边疆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它不仅促进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巩固，推动了各族人民的合作、进步与民族融合，而且对于沟通中外交通、促进中外的联系与交流等，都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
三
由于长期战乱和自然灾害，东汉立国后，社会经济极度残破，尤以青、徐、兖、冀和三辅地区最为严重。至于汉朝与周边的关系，虽然联系相对增多，经济、文化交流较前进一步发展，但由于王莽在位时执行错误的边防政策，使许多原来与汉朝形成的臣属关系破裂。如匈奴利用东汉政权刚建无暇顾及边事，重新控制了西域及东北的乌桓、鲜卑等，对北部的边境常有骚扰。西北的羌族入居塞内后，也时有反抗。此时，边疆矛盾虽然还不甚尖锐，但也不可忽视。
在百废待兴的现实面前，东汉政权的创始者刘秀，不得不“拨乱反正”，调整政策，制定出有利于稳定统治、谋求长治久安的施政方针。这也就是刘秀自己所说的“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注：《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奉行“仁政”，采取“柔和”政策，是为了息肩养民，让社会恢复生机，最终达到稳定统治、边境安宁之目的。
东汉初期，在以“柔道行之”这一治国方针的指导下，曾采取过一系列恢复与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例如招抚流亡，赈济贫乏；释放与禁止杀虐奴婢；假民或赋民公田；减省租赋以及精兵简政等。体现在边防问题上，就是奉行保境安民、俱存不扰的战略思想。
保境安民，重守不重攻，这是东汉初期的一个重要思想。据载：“初，（光武）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攻战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每日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故能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注：《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又云：“及关东稍定，陇、蜀已清，其猛夫扞将，莫不顿足攘手，言卫、霍之事。帝方厌兵，间修文政，未之许也。”（注：《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伏湛也曾说：“资用不足，不宜远征。”（注：《后汉书》卷26《伏湛传》。）基于这种思想，故光武帝从未无故主动出兵对周边进行征讨。但是，为了防备边犯，保卫中原经济文化及汉廷的安全，对边防设施的建设却从未放松。针对当时“边陲箫条，靡有孑遗，鄣塞破坏，亭燧绝灭”（注：《汉官仪》卷上。）的情况，光武帝对边防设施进行了大量修复。例如建武十二年(36)，派遣杜茂“将众郡弛刑屯边，筑亭候，修烽燧”。（注：《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建武十三年(37)，“诏（王）霸将弛刑徒六千人与杜茂治飞孤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注：《后汉书》卷20《王霸传》。）建武十四年(38)，马武“屯常山、中山以备胡……又代骠骑大将军杜茂缮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桥，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陉，中山至邺，皆筑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注：《后汉书》卷22《马武传》。）建武二十一年(45)，“遣中郎将马援、谒者分筑烽燧，保壁稍兴”。（注：《后汉书》志第23《郡国五》注。）当时修复这些“亭燧”、“障塞”、“保壁”之目的，皆在保境安民，是为了自卫，也是重守而非进攻之表现，用意甚明。
对周边异族采取俱存不扰的政策，也是东汉之初的重要思想。当时因“天下疲弊”，无力顾及边事。对周边的一些矛盾，只要不是大举犯边、入侵中原，汉廷一般权且容忍、退让，实行互不干扰政策。例如西域诸国，因受匈奴的控制和重敛，于“建武二十一冬，车师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国俱遣子入侍，献其珍宝。及得见，皆流涕稽首，愿得都护。天子以天下初定，北边未服，皆还其侍子，厚尝赐之……二十二年，鄯善王上书：‘愿复遣子入侍，更请都护。都护不出，诚迫于匈奴。’天子报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注：《后汉书》卷88《西域传》。）面对匈奴对汉廷存在的威胁，建武二十七年(51)，臧宫、马武上书，建议乘“匈奴饥疫，自相分争”之机攻伐匈奴。认为这是“福不再来，时或易失，岂宜固守文德而堕事乎？”而光武帝诏报曰：“《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逸政多忠臣，劳政多乱人。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其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害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恒多失实。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自是诸将莫敢复言兵事者。”（注：《后汉书》卷18《臧宫传》。）这两个事例充分说明，光武帝在对西域与匈奴的态度上，是忍让、宽松的，也是从当时的战略思想出发的。所以史称：“光武审黄石，存包桑，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卑词币以礼匈奴之使，其意防盖已弘深”。（注：《后汉书》卷18《臧宫传》。）
东汉在军事制度上也做了较大的改革。主要有二：
（一）罢郡国都尉。光武帝建武六年(30)诏曰：“夫张官置吏，所以为人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并省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条奏并省四百余县，十置其一。”（注：《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下》。）为了精兵简政，该年“罢郡国都尉官”，将其并职于太守。（注：《后汉书》志第23《郡国五》。）此后，尽管在右扶风、陇西、太山、琅邪等郡偶有都尉的复置，然皆时置时废，已非通行之制。应劭说“每有剧贼，郡临时置都尉，事讫罢之”，（注：《后汉书》志第28《百官五》补注引应劭曰。）乃属确论。郡国都尉“掌佐守，典武职甲卒”。在省诸郡国都尉的同一年，又宣布“无都试之役”，（注：《后汉书》志第23《郡国五》。）即罢除地方军定期进行训练、考核的制度。建武七年(31)又下诏罢郡国的轻车、材官、骑士和楼船士。东汉初期的这些变化，有助于紧缩吏员，节省财政开支，同时也部分地减轻了编户农民的兵役负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廷不想大量用兵，有让百姓“思乐息肩”之意。
（二）罢边郡亭候吏卒。为边防作战的需要，西汉有“令戍卒岁更”之制，（注：《汉书》卷49《晁错传》。）即每年从内郡征调戍卒番上守边。但东汉则不然，建武十三年(37)，“时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书调役，务从简寡，至乃十存一焉”。（注：《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下》。）因为长期战争，天下疲劳，“厌武事”，加之征兵制一度衰微，罢除了材官、骑士等。故于建武二十二年(46)，“诏罢边郡亭候吏卒”。（注：《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下》。）这表明，此前“屯戍一岁”的更戍制度，已告结束。罢除边郡亭候吏卒，虽然减轻了编户的远途兵徭负担，但实践证明，边郡没有候望、值边的戍卒是不行的。于是便采取召募或临时征集兵员的办法来解决。例如建武二十四年(48)，“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遂遣（马）援率中郎将马武、耿舒、刘匡、孙永等将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万余人征五溪”。（注：《后汉书》卷24《马援传》。）明帝永平元年(58)，“募士卒戍陇右”。（注：《后汉书》卷2《明帝纪》。）后面将要说到，东汉中后期，在边防战争中，运用刑徒兵、民族兵，特别是“营兵”和“属国兵”的情况，更为增多。
东汉前期，“以柔道行之”的治国方针，贯彻于光、明、章几代。史称：“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祸，人有乐生之虑，与高惠之间同。”（注：《汉书》卷23《刑法志》。）又云：“自中兴以后，逮于永元，虽颇有弛张，而俱存不扰，是以齐民岁增，辟土世广。”（注：《后汉书》卷4《和帝纪》。）在这期间，由于统治者实行了保境安民、俱存不扰的边防战略，不仅减少了民族战争，而且使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出现了“天下安平，人民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注：《后汉书》卷2《明帝纪》。）的景象。但是也要看到，自光武帝废除更戍役制度后，一度也带来了消极影响，主要是战略后备力量薄弱，加之召募来的兵员成分复杂，军队缺乏训练，战斗力不强。到东汉后期，甚至“徒见王师之出，不闻振旅之声”。（注： 《后汉书》卷65《皇甫规传》。）“每战常负，王旅不振。”（注：《后汉书》志第28《百官五》注引应劭《汉官》。）
四
从和帝算起到献帝下台的这一历史时期，总的政治、经济形势是：随着生产力提高，地主制经济进一步发展，豪族势力恶性膨胀。宦官与外戚轮流专政，官僚集团之间的斗争加剧，政治统治极端腐败，特别是汉与周边的矛盾日益尖锐，对汉廷构成严重威胁。主要表现在：自安、顺以降，首先是汉、羌矛盾加深，双方的战争频发率高，持续时间长，战争空间大，此起彼伏，“群种烽起”。在此同时，周边的其他民族如匈奴、乌桓、鲜卑、南蛮等也纷纷举兵反叛。如安帝永初三年(109)，南单于起兵反叛，攻中郎将耿种于美稷。同年夏，渔阳乌桓与右北平胡千余寇代郡、上谷。同年秋，乌桓、鲜卑及南匈奴合七千骑寇五原。顺帝永建元年(126)，鲜卑数寇朔方南郡等等。经粗略统计，自安帝至东汉末季，匈奴大规模的犯边有20余次，羌人犯边近40次，乌桓、鲜卑犯边达30余次。至灵帝立，幽、并、凉三州，缘边诸郡，无岁不被寇抄。（注：分见《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卷87《西羌传》、卷90《乌桓鲜卑传》。）
东汉中后期，公卿大臣“多近儒”，面对这各处的边犯，汉廷曾采取过多种对策。其时有过“和亲”，也开放过“关市”，以资羁縻，但主要是实行恩信招降、以夷制夷的边防战略。
恩信招降，是指汉廷通过一定的物质利益或政治待遇安抚、怀柔犯边者，是用和平方式解除边犯的一种策略。此举，以前有过，但东汉中后期广为运用。顺帝时，大将军梁商对恩信招降的必要性和意义有过一段论述。他说：“匈奴寇畔，自知罪极，穷鸟困兽，皆知救死，况种类繁炽，不可单尽。今转运日增，三军疲苦，虚内给外，非中国之利。窃见度辽将军马续素有谋谟，且典边日久，深晓兵要，每得续书，与臣策合。宜令续深沟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购赏，明其期约。如此，则丑类可服，国家无事。”（注：《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梁商这一建议得到顺帝采纳后，立即由马续负责“招降畔虏”。从文献记载来看，此后恩信招降的事例不少。例如顺帝永建四年(129)，度辽将军宋汉，“前在方外，仍统军实，怀柔异类，莫匪嘉绩”。（注：《后汉书》卷26《伏侯蔡冯赵牟韦列传》。）汉安元年(142)，“赵冲为护羌校尉，冲招怀叛羌，罕种乃率邑落五千余户诣冲降”。（注：《后汉书》卷87《西羌传》。）冲帝永嘉元年(145)，羌人反叛，“左冯翊梁并稍以恩信招诱之，于是，离湳、狐奴等五万余户诣（梁）并降”。（注：《后汉书》卷87《西羌传》。）从建和三年至延熹二年(149-159）的十年间，张奂、第五访及皇甫规等都先后实行过恩信招降的政策。汉廷实行恩信招降的原因，主要是当时有不少将吏主张“文德”，不尚“武功”，同时长期战争，使军费耗损巨大，造成国家财政极度困难。正如前引梁商所说：羌胡作乱，“难以兵服”，若动用武力，“转运日增，三军疲苦，虚内给外，非中国之利”。（注：《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
以夷制夷，是指汉廷利用少数民族制御少数民族的一种斗争策略，是通过武力解决边犯的手段。它肇源于频繁的民族战争，西汉时期就已存在，但统治者有意识、大量实行以夷制夷策略是在东汉时期。章帝死后，在窦太后听政期间，耿秉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以夷制夷”的思想。他说：“昔武帝单极天下，欲臣虏匈奴，未遇天时，事遂无成。宣帝之世，会呼韩来降，故边人获安，中外为一，生人休息六十余年。及王莽篡位，变更其号，耗扰不止，单于乃畔。光武受命，复怀纳之，缘边坏郡得以还复。乌桓、鲜卑咸胁归义，威镇四夷，其效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虏分争，以夷伐夷，国家之利，宣可听许。”（注：《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又《后汉书》卷47《班超传》也说：“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宋意也认为，自汉朝立国以来，多次征发匈奴，“其所克获，曾不补害”。“今鲜卑奉顺，斩获万数，中国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劳，汉兴功烈，于斯为盛。所以然者，夷虏相攻，无损汉兵者也。”（注：《后汉书》卷41《宋意传》。）二者都强调了以夷制夷的地位和作用。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当时无论对匈奴、西域作战，对羌人、南蛮作战，还是对乌桓、鲜卑的战争，汉廷通常都是利用“夷兵”。“以夷制夷”的方式有多种：(1)汉廷利用南匈奴打北匈奴、西羌和鲜卑。如和帝永元元年(89)，南匈奴出兵30万骑兵协助汉军打击北匈奴。（注：参见《后汉书》卷23《窦宪传》。）安帝元初三年(116)，“度辽将军邓遵，率南单于及左鹿蠡王须沈万骑，击零昌（羌）于灵州，斩首八百余级”。（注：《后汉书》卷87《西羌传》。）(2)利用鲜卑兵打南匈奴。如安帝永初三年(109)，南单于反畔，汉廷使车骑将军何熙等，将羽林五校营士及缘边10郡兵2万余人，“又辽东太守耿夔，率鲜卑种众共击之”。（注：《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3)利用乌桓兵打西羌、鲜卑。如安帝延光三年(124)，“虔人种羌与上郡胡反，攻谷罗城，度辽将军耿夔将诸郡兵及乌桓骑赴击破之”。（注：《后汉书》卷87《西羌传》。）顺帝阳嘉元年(132)冬，耿晔遣乌桓兵“出塞抄击鲜卑，大斩获而还”。（注：《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4)利用蛮兵击西羌。如桓帝建和二年(148)，“是时西羌及湟中胡复畔为寇，益州刺史率板楯蛮讨破之”。（注：《后汉书》卷87《西羌传》。）(5)利用羌兵打羌人。安帝元初二年(115)，庞参将羌胡兵，与司马钧分道并击零昌羌。(6)利用西域兵打西域诸国。如顺帝阳嘉元年(132)，徐由遣“疏勒王臣槃发二万人击于阗，破之。”（注：《后汉书》卷88《西域传》。）(7)利用蛮兵打蛮人。如安帝元初二年(115)，澧中蛮以郡县徭税失平而反叛，“州郡募五里蛮六亭兵追击，破之”。（注：《后汉书》卷86《南蛮传》。）大量史实表明，当时有的“夷兵”是配合汉军作战，听从汉军指挥；有的则单独出击，为汉军助战。东汉中后期，动用“夷兵”的情况，远较西汉为多，见于记载者，不下80余次。凡遇重大战争，统治者往往都在“夷兵”上打注意。灵帝中平年间，羌犯三辅，形势危急，汉廷在研究对策时，皇甫嵩主张征用“乌桓兵”，邹靖主张募用“鲜卑兵”，而应劭则主张“募陇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简其精勇”（注：《后汉书》卷48《应奉传》。）开往战场。这些人的主张虽然不同，但都认为要使用“夷兵”或“以夷制夷”。
汉廷实行恩威兼施的边防策略由来已久。恩信招降与以夷制夷往往是交互运用的。史称：“其有不服，然后加讨”。（注：《后汉书》卷56《种暠传》。）实际上，有时事先没施加恩信，也直接进行了讨伐，视不同情况而定。当时恩信招降的记载虽有不少，但以夷制夷、通过战争手段进行讨伐者仍然居多。由于打击边犯主要依靠战争，所以当时处理边事、加强对边境的防患方面，除了进一步健全有关的组织系统，如设置使匈奴中郎将、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西域都护以及推行军屯等外，还有如下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一）组建与增设营兵。所谓“营兵”是驻扎在军事要冲的长期屯兵。早在光武帝时设了“黎阳营”。明帝永平八年(65)设置“度辽营”。（注：《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自和帝以降，又增设了五个营：(1)“象林营”。和帝永元十四年(102)，因日南、象林蛮夷反叛，故“初置象林将兵长史”。（注：《后汉书》卷86《南蛮传》。）(2)“雍营”。安帝永初四年(110)初置。史称：“京兆虎牙、扶风都尉以凉州近羌，数犯三辅，将兵卫护园陵。扶风都尉居雍县，故俗人称雍营焉。”（注：《后汉书》卷5《安帝纪》。）(3)“渔阳营”。安帝建光元年(121)，当时因鲜卑侵扰居庸关、
菟等，故“初置渔阳营兵”，“置营兵千人”，屯于渔阳。（注：《后汉书》卷5《安帝纪》。）(4)“扶黎营”。据载：“元初二年秋，辽东鲜卑围无虑县，州郡合兵固保清野，复攻扶黎营，杀长吏”。（注：《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该营设在辽东。(5)“西营兵”。顺帝永和五年(140)，西羌反叛，“遣侍御史督录征西营兵，存恤死伤”。（注：《后汉书》卷87《西羌传》。）当时设置象林营是为备南蛮；设渔阳营、扶黎营是防备鲜卑；设雍营及西营兵乃主要是为了防御西羌。统治者增设这些营兵，目的很明确，主要是加强防御，奉命出征，打击来犯。例如和帝永元九年(97)秋，陇西羌反，“遣执金吾刘尚行征西将军事，越骑校尉节乡侯赵世发北军五校、黎阳、雍营及边胡兵三万骑，征西羌”。（注：《后汉书》志第11《天文中》。）安帝元初六年(119)秋，“鲜卑入马城塞，杀长吏，度辽将军邓遵……出塞追击鲜卑，大破之”。（注：《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延光元年(122)，“虔人种羌上郡胡反，攻谷罗城，度辽将军耿夔……击破之”。（注：《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这些营兵，或直接配合中央军出征，或支援边郡地方兵出击，或与中央军、边郡地方军及夷兵等综合出击。诸多史实说明，自东汉中期后，随着西、北部边境矛盾的加剧，营兵作战的对象和地域范围扩大了，其任务也较前繁重得多，它兼及到幽、并、凉诸州的军事活动。东汉营兵作为征战部队，是举足轻重的边防武装力量，对巩固边防曾起了重要作用。
（二）大量使用属国兵。在文献中有时又称“属国骑”或“属国胡骑”。这是在属国都尉统辖下服属于汉廷的少数民族兵，它与一般泛指的“夷兵”在性质上不尽相同。东汉中期以后，属国远比西汉时多。除西汉原有的一些属国，如安定属国、西河属国、上郡属国、金城属国、张掖属国等外，自汉安帝以后，又增设了广汉属国、蜀郡属国、犍为属国、张掖居延属国、辽东属国、酒泉属国、涿郡属国等。（注：详见拙著：《秦汉军制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196页。）这些属国，在都尉以下设有长史，专掌兵马，典武事。各属国拥有的兵员量不一，多者上万，少则数千。张掖属国有“精兵万骑”，当是数量较多的了。属国兵的任务，平时为汉王朝侦候、观察塞外敌情，招徕种人协助汉廷守边；每当边境有急，则协同汉军一道征战。例如安帝延光二年(123)敦煌太守张珰上书：北虏呼衍王“专制西域，共为寇钞。今以酒泉属国吏士二千余人集昆仑塞，先击呼衍王，绝其根本……此上计也”。（注：《后汉书》卷88《西域传》。）顺帝永和二年(137)舂，“广汉属国都尉”击破白马羌，“斩首六百余级”。（注：《后汉书》卷87《西羌传》。）当时的属国兵，在属国都尉的率领下，协同汉廷中央军共同出征打仗的事例甚多，不必赘举。由于属国兵善于骑射，了解胡俗，故在战争中往往能出奇制胜，成为汉廷边防武装力量的重要补充。
综上表明，东汉中后期实行恩信招降、以夷制夷的边防战略是比较普遍的。这在战略思想上是一个重大发展，在当时有着积极的意义。它不仅减轻了编户齐民的兵役负担，避免远征之劳，解决了部分后勤转输困难，节省国家军费开支，而且有助于改变汉军的兵员结构，革新战术，弥补汉军的某些缺陷或不足。但汉廷大量使用“夷兵”，将兵役负担由内郡人民向夷民身上转移，也加剧了夷、汉间的矛盾，特别是“夷兵”难于约束，若处理不当，往往成为汉廷的对立面。因此，采用以夷制夷的办法，善用之乃收其利；不善用之，则祸害亦深。东汉后期，由于政治腐败，汉廷边兵来自召募，成分复杂，所谓“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注：《后汉书》卷47《班超传》。）加之，官无警备，没有巩固的边防，故酿成长期边患。这也就是王符在《潜夫论》中强调必须“实边”即充实边疆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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