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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变革和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世界妇女的时代感与参与欲不断增强，女性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价值观因此得到进一步发掘，她们普遍认识到，妇女参政是妇女权利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实现自我价值、确立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在这种情况下，妇女逐渐超越了传统的性别角色模式，参政之势越来越强。从1866年英国妇女第一次提出妇女选举权，1869年美国妇女正式提出“妇女参政”口号到现在，妇女要求参政的历史已经走过了130多年。妇女能与男性分享权力，是一种进步的社会转变，是妇女摆脱对封建男权的从属地位，走向平等过程中的一个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东西方政坛先后涌现出20多位女性掌权者，但在地域分布上尤以亚洲地区最为集中。自1960年，当世界上第一位女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在斯里兰卡（原名锡兰）登上亚洲国家女首脑权力宝座开始，世界政坛女性群体迅速崛起，先后涌现出20位叱咤风云的女首脑，并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参政风格和参政主张。
当代世界政坛女性群体的崛起
当今世界，一个最令人瞩目的现象就是政坛女性群体的崛起，从女权运动强大的西方，到保守势力强大的南亚东方，都出现了一大批女性政坛群体，女性领导遍布世界各地，女性参政成为一个重要的妇女发展和世界政治发展趋势。
在北欧，1979年，挪威女政治家布伦特兰出任首相，现在已是第三届连任。挪威内阁18名成员中有8名是女性，被称为妇女内阁；在国会中，女性的比例高达35％；挪威三个主要政党的领袖也是女性。1980年，冰岛产生了第一位直接民选的女总统芬博阿多蒂尔。冰岛国会女议员13人，占议会总数的21％。在丹麦的内阁中，女性占30％的比例。芬兰的内阁中有7名女性，国会女议员占议员总数的44％。瑞典女议员的比例为38％。这5个国家的妇女参政水平居全世界领先地位。
在美国，1992年之前，国会女议员只占议员总数的5.6％，现在比例上升为10％左右。1996年，女性在州议会只有4％的席位，现在18.4％的州议员是女性，其中300名是州参议员，1075名是州众议员。在法国，1991年，艾迪特·克勒松成为法国第一位女总统，后任欧盟秘书长。在英国，撒切尔夫人于20世纪70年代末任首相，1991年下台，但是谁也忘不了她的政治作用和影响。在爱尔兰，玛丽·罗宾逊于20世纪90年代初当选为爱尔兰的第一位女总统。
在南亚地区，一大批高级女领导的出现，标志着妇女正在迅速进入原来对她们关闭的政界。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南亚出现了7位女元首。60年代，班达拉奈克夫人在丈夫被刺后担任了斯里兰卡总理，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女总理；随后英·甘地夫人出任印度总理；卡莉达·齐亚夫人出任孟加拉国总理；阿基诺夫人出任菲律宾总理；贝·布托出任巴基斯坦总理；1994年，49岁的库马拉通加夫人出任斯里兰卡总统；1996年6月，谢赫·哈西娜出任孟加拉国总理：在西亚，土耳其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奇莱尔于1996年7月22日再次当选为正确道路党的主席。在马来西亚、泰国、日本等国也出现了一批著名女政治家。
在东南亚出现了三位女总统。在印度尼西亚，2001年7月23日，梅加瓦蒂宣誓就职印度尼西亚新总统。现年54岁的梅加瓦蒂是印尼开国总统苏加诺的长女，她的掌权代表着苏加诺家族在政坛上的复兴。梅加瓦蒂是自1967年她的父亲苏加诺被迫向苏哈托交出政权以来，第一位真正代表选民意志的总统。（注：孙小迎：《东南亚“水”文化承载着的两位女总统》，载《东南亚纵横》。）她身穿大花裙、高跟鞋，着带流苏披肩并呈现出温婉稳重的家庭妇女风范，随和亲切，不肆张扬。正是她朴实的风格，给印尼政坛带来了一股从未有过的清新之风。在菲律宾，妇女的参政更是引起了世人的注目，《亚洲周刊》认为，亚洲最具政治活力和热情的女性活跃在菲律宾。1986年，科拉松·阿基诺夫人在丈夫回国遇刺身亡后，出任菲律宾总统。这位从家庭主妇走上总统位置的女性显示了非凡的政治才干。在她的影响和支持下，1995年5月，菲律宾出现了妇女参政高潮。克劳莉亚以最高票数当选议员，在24名众议员中，有4名女性，在215名参议员中有19名妇女，女性占了10％的比例。（注：张晓玲：《21世纪世界妇女参政前景展望》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第22、24页。）
2001年1月20日阿罗约宣誓就任菲律宾新总统，接替于当日辞职的埃斯特拉达。阿上任后，取消了许多以前不甚合理的规定或传统做法。目前，菲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贫困问题。在今日菲律宾，还有许多人每天生活费不到1个美元。为战胜这一挑战，阿罗约表示要完成以下事情：发展经济；重视信息技术；推行对穷人有利的发展计划；实行农业现代化；进行土地改革；分配财富；实行税收改革等。阿的最大抱负是在10年内消灭贫困问题。
东西方女性参政特点比较
妇女参政高涨是世界各地一个共同现象，但由于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同，使得东西方国家妇女表现出迥然不同的参政特点。
一、参政的基础不同
在西方国家，当今妇女参政局面的出现，主要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推动的结果。西方女权运动产生后，就把妇女参政作为其第一个奋斗目标，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形成了它的第一次高潮——参政运动的高涨，这一运动的胜利成果是西方国家妇女陆续获得法律上的参政权。此后，女权运动又以各种形式继续推动妇女参政事业的发展。很多女权主义者都是伟大的女性，是敢于同歧视妇女的习惯势力作斗争的勇士。在18世纪，法国著名女革命家和女权运动的先驱玛丽·古杰和罗兰夫人为了争取妇女的参政权利，被送上了断头台；当代美国著名女权主义者贝蒂·弗里丹，为了维护妇女的工作权利，曾受到法庭的传讯；法国著名女权主义作家西蒙·德·波娃，被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称为“法国和全世界最杰出的女作家”，她的名著《第二性》分析了现代社会男女不平等的现实，深刻地揭示了歧视妇女的社会文化机制。女权主义者不仅要改变不平等的男女关系，而且要改变一切不平等的社会现象。所以，在她们和历史、现实的正义事业之间，就有了一种必然的联系：在资产阶级大革命中、在废奴运动中、在美国禁酒运动中、在当今的环保运动中、和平运动和反核运动中，都有女权主义者的声音。妇女似乎总是敏锐地感受到时代的趋势，站在社会变革和时代的前面。由于欧洲妇女运动开展得早且卓有成效，妇女的参与意识普遍较强，她们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对政治生活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对推动西方妇女参政有着直接而广泛的影响。
在亚洲地区，家族政治和家族传承以及对魅力型领袖的偏爱成为东方女性参政的基础。在南亚及东南亚社会，家庭纽带和代与代之间所发生的冲突产生着比阶级更大的影响，家族关系是影响社会和政治行为的重要因素。在南亚及东南亚出现的女首脑中，登上权力宝座的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有家族传承的因素。从昂山到昂山素姬（缅甸），从贝尼尼奥·S·阿基诺先生到科拉松·阿基诺总统（菲律宾）。从苏加诺总统到梅加瓦蒂主席兼总统候选人（印尼），从安瓦尔到旺阿兹莎（马来西亚），从尼赫鲁到英迪拉·甘地，到拉吉夫·甘地到索尼娅·甘地（印度），从齐亚·赫曼总统到齐亚·拉赫曼夫人总理（孟加拉），从班达拉奈克总理到班达拉奈克夫人总理（斯里兰卡），从阿里·布托总理到贝·布托总理（巴基斯坦），从马卡帕加尔总统到格罗丽雅·马卡帕加尔·阿罗约总统。另外，在亚洲地区，由于社会变革的混乱和不稳定，使得国家领袖的个人品格和魅力的影响比政治现象更醒目。在亚洲的传统中，对于政治领袖的选择往往要看候选者数十年来是否德才兼备和长期受到爱戴。但是在引入直接选举制度之后，虽然民心民意获得了空前的展示，但对魅力型领袖的偏爱有可能破坏直接选举的可信度；而被保护者和保护者之间的信托关系这种传统风俗又推动着更多的魅力型领袖的产生。这是因为亚洲人尚未掌握现代政治的精髓，他们也搞选举，但他们的心智似乎只能接受那些表层的魅力的诱惑。这种魅力往往还来自与一个“伟大人物”的血缘关系，或者说，这种魅力不过是早已存在的魅力的爱屋及乌式的延续，而选贤任能倒在其次。例如，人们对阿·布托的怀念，为贝·布托提供了政治资本，作为深受人民拥护的已故总理的女儿，贝·布托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声望，甚至连她在竞选前两个月刚生下第一个孩子的事情也成了竞选的有利因素。贝·布托作为妻子与母亲，在穆斯林世界的男性看来，她是可信赖与尊重的，能够维护传统价值。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身上也笼罩着她父亲的光芒。1994年11月，斯里兰卡产生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总统。女总统库马拉通加夫人的父亲是斯里兰卡国父、首任总理班达拉奈克，她的母亲班达拉奈克夫人则是斯里兰卡的第二任总理。库马拉通加夫人当选总统后，又请她78岁的老妈出山，再度担任总理。这种魅力也往往产生在同情的基础上，一夜之间在政坛上崛起和受到狂热拥戴的家庭主妇，她们的父亲或夫君，差不多都是以非正常的方式死亡或从政坛消失，如布托家族、英·甘地家族、齐亚·拉赫曼家族、阿基诺家族、苏加诺家族、班达拉奈克家族，以及现在的安瓦尔一家。安瓦尔的夫人旺阿兹莎宣布了新政党的旗帜，上面是一只眼睛，据说那是用来寻找正义的，同时那也代表她丈夫安瓦尔在被捕后受伤的一只乌青的眼睛。
二、参政途径不同
妇女参政是具有特定内涵的群体参政，它的终极目标在于维护妇女自身权益，并扩大妇女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妇女参政应达到主体间的同一性，即从政妇女与一般妇女之间应存在一份双方自觉遵守认可的政治契约，也就是说，一般妇女选举支持从政妇女，把自己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利通过法定程序移交给自己信任的从政妇女，从政妇女则保证真正代表和反映选区或下属一般妇女的政治意愿和要求。西方妇女基本遵循基层竞选——参加政党——有组织地开展政治斗争——以当选议员的方式进入权力圈这一途径。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和冰岛总统维·芬博阿多蒂尔都是在完备的民主竞争机制下，借妇女运动之东风，通过自身努力而跻身政坛的。她们的参政得到了广大妇女的支持，她们的当选反过来又有力地促进了妇女运动的迅速发展，并促使政府更多地关注和维护本国妇女权益。北欧从政妇女以其扎实的群众基础，对更多普通妇女的参政起到了积极作用，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具有某种“互动效应”。（注：肖莎：《北欧妇女参政模式剖析》，载《欧洲》1998年第1期，第74页。）在西方，由于妇女参政主要是以妇女组织为背景的主动参与，从政妇女和一般妇女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基本上都存在这种政治契约，从政妇女采取高起点的直接——间接行为并举的方式，在各领域代表广大妇女的特殊利益。妇女要求从政妇女从整体上提高妇女的参政热情；另一方面，从政妇女也越来越多地使用“妇女代表妇女”的口号，自觉做到真正代表广大妇女的政治意愿和要求。
东方女性领导人当政是一种无根基的“跳跃式”机制，缺乏妇女广泛参政的群众基础。它未达到妇女参政的同一性。说到底，亚洲妇女当政是精英政治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家族政治的必然产物，而非妇女地位提高的标志。女领导人只是家族的总代表，执行的是家族及其利益集团的意愿，而不能反映广大妇女的特殊利益；因她们缺少象西方妇女运动产生的那种基层支持，因此感到对现状无能为力。而普通参政妇女则更多地被各政党视为政治斗争的筹码，难以在政府决策中起到广大妇女权益代表的作用。例如，孟加拉国独立后，在宪法中明文规定为妇女保留30个议席，但“这些保留席位通常被占统治地位的政党指定的妇女所占据，这些妇女只对本政党的男同僚们而不是对广大妇女负责”（注：恩里塔·巴素编：《地方女权主义的挑战》，韦斯特维尔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104页。）家族政治证明了当代女性从政除了自身良好的素质外，环境的作用是何等重大。在妇女地位低下的国家，种种社会现实决定了妇女从政之路狭窄而艰难，她们必须面对来自传统、现实、内在、外延等方面的制约和挑战，无家族背景的一般女性仅凭自身的才华难以攀登权力颠峰。因此，南亚妇女从政之路相当艰难，政治风险大，参政女性需要更大的魄力和勇气。
三、参政风格不同
在欧美，政坛上最优秀的妇女，通常并不来自一个已经在政治上成功的家庭，她们的配偶和父母也通常不是有权势的政治家，她们往往通过个人奋斗与男子竞争，走到了权利之颠。如：爱尔兰总统玛丽·麦卡利斯夫人出生于北爱尔兰，当过记者、主持人，还担任过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的副校长，1997年她凭借个人才华和在民众中享有的崇高威望成为爱尔兰的民选总统。目前，在西方国家赤裸裸的男人统治女人的社会虽然在部分制度上和法律上已经成为过去，但是，那个社会建立起来的价值体系并没有成为过去，这个价值体系就是父权制社会所建立并加以倡导的在铁血政治中对权利和财富的追求，在人性上对实现支配欲和占有欲的追求。在这种背景之下为了获得主流政治家即男政治家的认可，西方参政女性往往以男性为榜样，在参政风格上表现出足够的强悍和强烈的征服欲望，并把自己的作用发挥到极点。她们以武力解决争端，大规模削减公共福利并作出了不利于性别平等的决策，其代表就是撒切尔夫人和奥尔布赖特。以“铁娘子”著称的撒切尔夫人在政界的行事风格令男子也自叹弗如，她对国家的支配占有欲比起男政客毫不逊色，对她来说，权利是一剂强有力的补药，是动力与信心的源泉。她曾决策了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和海湾战争，另外还有决策科索沃战争的美国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她们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将有权的男人变成有权的女人，她们的价值观取代了女性观。
在亚洲，女性政治家并不一定是一位成功的职业女性，她们大多是以伟人家族的血缘和圣母的形象而获得群众的拥戴和权力的信托。这样她们通常都会有一些把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心理倾向，有一种让所有的“孩子”（国民）都能吃上饭并拥有在饭前肚子有点饿的时候发点牢骚的自由的这么一种“母爱”情。因而在参政风格上也体现出亚洲的美德，即中庸、委婉、谦卑、包容，这便是“母仪天下”。这是因为在南亚地区，由于英国人对印巴次大陆的统治，为南亚各国留下了很深的殖民色彩。尤其是英属印度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使分别建立在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地区和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的印巴两国政府斗争不止。南亚在地缘政治和超级大国的角逐中陷得很深。领袖的首要任务是为自己的国家制定一个稳健的、和谐的、条理分明的外交政策。这种政策取向也许就成为另一个呼唤女性政治家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印度河流域是古代印度文明的发祥地，也交织着各种宗教的冲突。印度种姓制度保留至今。圣雄甘地首先开始了解放妇女的努力。他把妇女视为非暴力化的化身、她具有比男人更强大的道德力量、勇气和忍耐，她是男人的母亲，是创造者，也是沉默的领袖，被赋予向好战的世界传授和平艺术的能力。在东南亚地区，由于普遍保留的从女居和双系亲属制的婚姻家庭习俗，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社会文化，使得尊重妇女、尊重母亲成为这一地区超越男权社会特有的追求权力与物质财富、实现支配欲和占有欲的价值取向。
正是由于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特殊的社会性质和传统观念，使得人们不大可能会去反对一位母亲，否则他（她）就会感到愧疚，他（她）往往可能是以这种伦理法则来决定自己的政治选择的。妇女当政成为群众寻求正义和找到正义的象征。群众拥护妇女执政，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即政治在男性政客的手上已经变质了，而一个纯朴的家庭主妇会以她的纤手把“家里”抹得干干净净。就这样在南亚和东南亚，许多家庭主妇在一夜之间成为国家的领导人。并处处表现出母爱的情怀。班达拉奈克夫人的演说常常是这样开始的：“我以一位妇女和母亲的身份对你们说话……”她们的政治观点通常都是比较直观的。她们的母性光辉的基础，便是国民们的求助、承欢、信托之类的“孩儿”心态和子民心态——当然也可能有一些模拟的捍卫女性的骑士冲动在里头（这种冲动在亚洲的传统中差不多是没有的）。奥里亚娜·法拉奇曾这样描述班达拉奈克夫人的崛起于政坛：“她身着丧服，即白色莎丽出现在人群面前，一言不发，只是哭泣。于是，群众与她一起泣不成声。她取得了绝对的胜利，从一个温存的妻子，谨慎的秘书，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似乎生来就能以魅力赢得民心的人物；像一个纯朴的母亲主持一个家庭那样治理一个国家。”印尼前总统苏加诺的长女梅加瓦蒂在电视上正在成为圣母。她走出厨房初登政坛，便很快成为苏哈托政权下的政治受害者的典型。梅加瓦蒂的性格柔和，令人怀疑她对政治是否真的有兴趣，但她在90年代的表现使人们认识到，她不会回头，她终于成为百万人潮所拥戴的政治偶像，她说她能当总统。她所领导的斗争派民主党（PDI——P）的标志是一头公牛，她的竞选颜色——红色鼓动着大街上的一场又一场政治嘉年华会。一位政治专家（男性）指出，梅加瓦蒂缺乏“领袖般的魅力”，她没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她态度谦卑，不善应对，与军方没有什么往来，因此难以担当总统一职。不过这位专家忘了，亚洲的选民们或许不喜欢政治经验太过丰富的政治家，甚至也不喜欢那些总是与军方拉关系作交易的政客，而一位家庭主妇，只要她有一个团结而有智慧的工作班子，她就是一位具有亚洲特色的可信赖的领导人，憨厚而微笑的她是国民团结的象征和公正廉洁的象征，她也是亚洲美德——中庸、委婉、谦卑、包容的化身。这便是“母仪天下”。另外在印尼电视上常常能看到这样的画面：一群孤苦无依的穷孩子眼神中写满了饥饿，这时，面容慈祥的梅加瓦蒂把手伸给孩子们。
结语
当今东西方妇女参政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正在从幼稚走向成熟。世界妇女是在本世纪中期正式涉足政坛的，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她们在政治上逐步成熟起来。这种成熟有很多表现。从个体来看，当今政坛女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发挥着强大作用。她们已从政治上的点缀变成政治上的实力人物。从群体来看，这种成熟表现为，女政治家越来越自觉地把自己看作女性的代表，为女性争利益。这是女性群体意识的觉醒，反映了政坛女性思想上的成熟。1994年，在美国国会审议被布什否定两次的“家庭医疗假”时，48名女议员，有42名投了赞成票；另外，一些有关妇女利益的议案也被她们提上了议事日程。美国舆论界评论说：“这样众多的女议员一致站在女人立场上还是第一次，过去她们似乎不太确定是否应该花费精力用于女人事务，她们不愿意被认为除此之外，她们别无它能。”这种政治上的成熟，是一个时代的现象，从某个侧面反映了世界妇女参政的现实。尽管世界妇女参政的比例目前还比较低，但女元首任职本身意味着女性提升机会的增加。她们有足够力量任命更多女性担任职务。例如，斯里兰卡第一位女总统为女性创造了更多的参政机会。她任命了一大批女官员，其中，包括她的母亲班拉奈克夫人，这是她第三次出任该国总理。贝·布托在任期间也任命了一批女性领导。她任命了巴基斯坦首位最高法院女法官——斐萨瓦、首位省级女法官——瑞兹薇。（注：张晓玲：《21世纪世界妇女参政前景展望》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第22、24页。）种情况会造成一种良性循环，有利于扩大妇女参政成绩，使人们接受妇女领导的事实，自上而下地引导妇女参政高潮的到来。